什么是京派小说

京派小说：“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

　　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批描写爱情的长篇小说。如玛斯的《马伊尔要结婚》、苏来第·西班的《大炮与爱情》和奈英姆·代比的《毁灭》(1978)等。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有福阿特·沙林的以追求自由为题材的《我要把心儿带到何方》(1974)，卡玛列亚·阿旺以试管婴儿为题材的《他不是咱们的》(1975)，以及尤诺斯·赛伊德的描写航海生活的《马玛特船长》(1976)等。

　　二十年代诗歌流派主要包括：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等。

　　人生派 人生派(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1921年成立，代表诗人主要有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

　　文学态度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主张“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朱自清、叶绍钧（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等之后在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并于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先后加入文学研究会的还有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刘延陵、俞平伯、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黄庐隐、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加入，会员人数曾一度多达170多名。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派。

　　代表诗人： 鲁迅 冰心 朱自清 周作人 王统照 刘延陵 朱湘 刘半农 刘大白 徐志摩

　　生命的体验与沉思——论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思想发展

　　原文出处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作 者具guāng＠①范

　　（韩 具guāng＠①范）

　　精湛的艺术“技巧”〔①〕和深刻的思想深度的高度统一，是卞之琳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杰出贡献，也是他被称为中国现代杰出诗人之一的原因所在。〔②〕就思想性而言，我以为卞之琳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是诗人对人生的体验和沉思的思想结晶。对人生的体验，是指卞之琳的诗思（或者说艺术“灵感”）是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病呻吟。卞之琳说过：“没有真情实感，我始终是不会写诗的。”〔③〕所谓“沉思”，是指卞之琳的诗不是浪漫的抒情，而是把来自人生（对他人和自我两个方面）的体验和观察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即诗人的所谓的“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④〕。

　　基于这种理解，我把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思想内容，分为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对自我之外的人生形式的观察和思考；二是对自我人生体验的思考。而事实上，这两点作为关于“人生”的大主题，贯穿卞之琳整个30年代的诗歌创作，并且是并行不悖、相生相依，只不过前后略有偏重而已。

　　一

　　卞之琳第一阶段的创作（1930—1932）〔⑤〕，如他自己所说，“我主要用口语，用格律体，来体现深入我感触的北平郊外，室内院角，完全是北国风光的荒凉境界”〔⑥〕。这一类作品如《一个闲人》、《一个和尚》、《傍晚》、《寒夜》、《酸梅汤》、《叫卖》、《过节》、《苦雨》、《几个人》等等，都是写自我之外的种种人生形式和生活态度，即卞之琳所谓的“倾自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parody）”〔⑦〕。也许我们可以注意这些作品的现实性和社会性，透视到30年代北平市民生活的一个侧面，进而考察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态度、观察和思考。因为，卞之琳也曾自谦地说过，他“这阶段写诗，较多表现当时社会的皮毛，较多寄情于同归没落的社会下层平凡人，小人物”〔⑧〕。但是，我倒更倾向于关注诗人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人生沉思的思想。

　　《几个人》这首诗，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原诗如下：叫卖的喊一声“冰糖葫芦”，

　　吃一口灰像满不在乎；

　　提鸟笼的望着天上的白鸽，

　　自在的脚步踩过了沙河，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卖萝卜的空挥着磨亮的小刀，

　　一担红萝卜在夕阳里傻笑，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

　　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

　　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

　　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⑨〕

　　十月十五日

　　诗中一再重复“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并且重复的间距越来越小，显然突出了全诗“沉思”的思想。把“年轻人”的“沉思”放在一个极不和谐的境地，既暗示读者沉思他和荒街上其他人的对照，又暗示读者沉思“年轻人”眼前现实的种种人生和他联想到的“有些人”的人生形式之间的对照。这个“在荒街上沉思”的“年轻人”显然带有明显的卞之琳的个人色彩。〔⑩〕因此，我们不妨把卞之琳这一类表现平凡人物的无奈而可怜的人生形式和生活态度的作品，看作是诗人对外在于他的某种人生的审视，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诗人关于人生的“沉思”的结果。

　　《一个闲人》的最后一句：“唉！磨掉了多少时光？”这一句显然是诗人的声音，肯定性的问句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一个闲人”白白消耗人生时光这种人生态度的否定。《苦雨》、《叫卖》、《过节》等作品，既有对小人物可怜人生的同情，也有对他们无奈的生活态度的批判和微讽。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我也常用冷淡盖深挚，或者玩笑出辛酸”〔①①〕。但实质上，诗的主题却是在否定性的叙述中隐含着诗人对人生的思考。也许正因为如此，诗人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明确表达了超越现实的，当下的人生的思想。

　　卞之琳1932年10月15日写有《登城》一诗。“登城”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个常见的题材，无论由此而生的是“怀古”或者“怀远”的情怀，都寄托了某种针对现实的思想。〔①②〕这首诗中两句“不愿”，包含了诗人对过去和未来的双重回避，或者说是惘然。但是，诗的主题显然是诗人表达试图超越当下的自我人生的情怀。仅隔四天（即1932年10月19日），卞之琳又写了一首题为《大车》的诗，同样表达了对自己当下的灰色人生的否定这个主题。全诗如下：拖着一大车夕阳的黄金，

　　骡子摇摆着踉跄的脚步，

　　穿过无边的疏落的荒林，

　　无声的扬起一大阵黄土。

　　叫坐在远处的闲人梦想

　　古代传下来的神话里的英雄

　　腾云驾雾去不可知的远方——

　　古木间涌出了浩叹的长风！

　　十月十九日（1932）

　　这首诗中的“闲人”和《几个人》中的“一个年轻人”形象相似，也带有诗人自己的影子。诗人通过“骡子”形象，从时间（“夕阳的黄金”）和空间（“无边的疏落的荒林”）两个维度上，表现了对现实的否定（弥漫的“黄土”），继而把诗的思想指向“梦想／古代传下来的神话里的英雄／腾云驾雾去了不可知的远方”。和《登城》一样，在否定中（既有对现实的否定，又有对“梦想”的反省）包含着肯定的思想：对理想人生的思考和探寻。事实上，早在1930年，卞之琳就通过《远行》一诗，表现了超越现实的人生形式，对理想人生向往的思想。“远行”即意味着对当下的现实人生的否定，而向往探寻和追求的人生。并且，诗的最后一节以毅然决然的语调结束全诗，强调诗的主题。

　　当我们认识到卞之琳描写北平市民人生和生活的作品是“抒情诗”〔①③〕，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沉思，也就不难看出这些作品的艺术特征。不作关于自我的直接抒写，就是为了获得审视，思考的理性视角；也就是说，通过对“非个人化”的种种人生形式和生活态度的否定性的描写，来表现诗人对人生的沉思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这也许就是卞之琳所谓的“这时期我更多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人抒情，借事抒情”〔①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在吧。而且，即使《几个人》中的“一个年轻人”，《大车》中的“我”和《登城》中的“闲人”，明显地带有卞之琳个人的色彩，但这些形象决不是诗人“自画像”〔①⑤〕。例如《大车》中“梦想”一词的性质，明显地包含着对这个“闲人”不现实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反讽。

　　二

　　卞之琳30年代第二阶段（1933—1935）的创作，明显地从侧重于对自我之外的人生形式的观察和思考，转向侧重于直接对源于自我人生体验的思考。虽然《秋窗》、《入梦》、《水成岩》等作品仍然通过“像”、“想”、“设想”、“（水边人）想”和“（沉思人）叹息”把诗人自我加以对象化艺术处理（即“非个人化”），但是，人物的思想及其“沉思”的性格，显然明显带有诗人的自我色彩。而到第三个阶段（1935—1937），即《雕虫纪历》“第三辑”中的作品，显然就是直接源于卞之琳的自我人生和情感生活的触发。〔①⑥〕

　　写于1933年8月的《寄流水》一诗，诗人把生命的存在和时间的流逝归结于“流水”这一传统意象。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古代诗文中常见的关于“逝水流年”的思想主题，1934年8月，卞之琳的《水成岩》一诗，重复这个意象，更为明确地表现了诗人对“逝水流年”的思考。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如下：“水哉，水哉！”沉思人叹息

　　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

　　积下了层叠的悲哀。

　　这就使我们想到《论语》中的一段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昼夜！”〔①⑦〕自孔子之后，“流水”就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一个相当突出的意象，蕴含着对生命、人生的时间意义的思考。例如李白的《将进酒》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为青丝暮成雪。”杜甫《登高》诗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清照《武陵春》词云：“物是人非事事休”，“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乃至《红楼梦》第廿八回林黛玉的感伤，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对于卞之琳而言，“流水”这一意象，既有传统的意味，更有他所谓的“古意翻新”〔①⑧〕的思想。即通过这个传统意象，在对人生的时间意义的沉思中，融入现代性质的思想，把抒情性的感伤转化为理性的思考。通过“沉思人叹息”，把自我对象化、客观化，表明卞之琳对古人感伤式的“悲哀”有着清醒的警惕和对自己某种程度上的类似情感加以理性的反省，即不单作为表现的对象，更是作为思考的对象，试图从对它的思考中摆脱感伤式的“悲哀”。因此，接下来，在卞之琳此后的创作中，“沉思”的结果便是使感伤式的“悲哀”升华为积极意义的思想结晶。

　　这种思想较早出现在《圆宝盒》一诗中。“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捞到了一只圆宝盒，／装的是几颗珍珠。”诗一开头就表现了在“临流而叹”的“悲哀”更为积极的思想，即期待把情感的体验升华为思想的晶体。接下来诗人明确地说：别上什么钟表店

　　听你的青春被蚕食，

　　别上什么古董铺

　　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

　　这实际上是对“你”的那种感伤式的情感的否定，〔①⑨〕紧接着诗人正面提出自己的思想：你看我的圆宝盒

　　跟了我的船顺流

　　而流了，虽然舱里人

　　永远在蓝天的怀里…

　　对此，诗人说，他的另一首诗的“结尾三行，可供参考”〔②⑩〕。这三行是：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

　　仰卧舱中随白云变幻，

　　不知两岸桃花已远。

　　很显然，诗人所暗示的思想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抛弃了情感的“悲哀”之后，顺应自然（即时间的流逝），与物俱化（类似苏轼《前赤壁赋》中“苏子”的思想），就会获得一种理性的清明和精神的愉悦。

　　两年之后的1937年，卞之琳在《白螺壳》一诗中，则进一步认为：如海水淘洗螺壳，使之“空灵”得“孔眼里不留纤尘”一样，时光的流逝也使人“成长”，在失去的同时也有收获。因为，如果“忍耐”了时光对人的痛苦的磨炼（“滴穿”、“锯缺”、“磨透”），人生便可获得一种超越世俗的“空灵”（“纤尘”）境界。卞之琳的这种思想，既有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极性的发挥，也有来自瓦雷里的启发。写于1936年的散文《成长》，卞之琳通过对孔子、瓦雷里等人思想的阐释，明确地表述了与这首诗相同的思想。

　　张曼仪女士说，《白螺壳》“这首诗正好代表了他（按：卞之琳）诗创作第一个阶段（按：指1930—1937）结束时期达到的人生境界”〔②①〕。这个结论是十分准确的。把这首诗看作卞之琳30年代诗歌对生命的体验和沉思的结果，是指这首诗标志着卞之琳这种沉思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既是沉思的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对这之前的某些思想偏向的否定和校正。因为在这里，卞之琳已不再“设想”作超脱现实人生的“远行”，也不“梦想”像古代神话里的英雄那样“腾云驾雾去不可知的远方”；而是“明白指出充分参与生活才是自然成长的途径”〔②②〕。

　　当然，这种思想的获得，显然是源于作者对自己人生体验的沉思的结果。卞之琳在回答别人对《白螺壳》的解释时说，这首诗“也象征着人生的理想和现实”〔②③〕；而这种思想的来源和《圆宝盒》一样，是对人生的体验和沉思所获得的“心得”、“道”、“知”、“悟”，卞之琳说，“或者恕我杜撰一个名目：beauty of intelligence”〔②④〕。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韩国留学生。）

　　注：

　　① 闻一多1943年致臧克家信中称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闻一多全集》庚集，54页）；另，参阅卞之琳《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此文收入卞之琳文集《人与诗：忆旧说新》，北京，三联书店，1984。

　　② 王佐良在《一个莎剧翻译家的历程》中说：卞“是中国现代诗诗人成就最高的少数人之一”。见《卞之琳与诗艺术》（袁可嘉等人编），6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③ ④ ⑥ ⑦ ⑧ ①① ①③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⑧ 卞之琳：《雕虫纪历》（增订本）“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⑤ 对卞之琳30年代创作的时间分期，依据卞之琳《雕虫纪历》（增订本）“自序”。

　　⑨ 本文所引卞诗，俱见《雕虫纪历》（增订本），版本同注③，下文不另注明。

　　⑩ 张曼仪女士以“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为标题，论述卞之琳30年代的创作。此文收入《卞之琳与诗艺术》。张是对卞之琳研究最有成就的专家，其专著《卞之琳著译研究》，给笔者以极大启发；此书为香港大学中文系文史丛书之一，1989。

　　①② 中国古代这类诗词很多，如唐代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杜甫的《登高》，宋代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等等。

　　①⑦ 参见卞之琳《成长》一文。见卞之琳《沧桑集》（“杂类散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另，周作人《〈论语〉小记》一文对《论语》这一章十分称赞，此文引起梁宗岱注意并写有《说“逝者如斯夫”》一文（《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周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卞之琳编辑的《水星》（4）。

　　①⑨ 卞之琳《关于“你”》一文说，这四句“是‘悟’出来的教训（虽然不是严重的教训），可以教训随便哪一个人”。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刘西渭《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

　　②⑩ 《雕虫纪历》（增订本），135页，版本同注③。

　　②① ②② 《卞之琳与诗艺术》，127页，版本同注②。

　　②③ 朱自清：《新诗杂话·序》，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31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②④ 卞之琳：《关于〈鱼目集〉》，见《咀华集》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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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主的“人生写实派”，叶圣陶是代表作家之一。二是以创造社为主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一派，是浪漫主义的追随者。影响最大的是郁达夫。三是“乡土文学”作家群，有彭家煌、台静农、许杰等。

一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主的“人生写实派”，叶圣陶是代表作家之一。

二是以创造社为主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一派，是浪漫主义的追随者。影响最大的是郁达夫。

三是“乡土文学”作家群，有彭家煌、台静农、许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