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简直根植在了骨子里成为传统文化的骨血而屹立不摇。从“学而优则士”然后“宦海浮沉”乃至最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人生信条，从屈原的《离骚》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渗透的痕迹。“仁义礼智信”的五字箴言在古代典籍中更是屡见不鲜，从《四书》、《五经》到《千字文》、《弟子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政策几千年来果然被贯彻得很好。而从历史渊源上看儒家思想也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可回溯的起点，从儒家弟子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看出它的真正哲学意蕴。

儒学伦理本体化的内涵可由三方面概括：“仁”的思想、“中”的思想和“五伦”的思想。“仁”在《论语》中出现六十多次，孔子用它几乎囊括了他所能想象出来的一切人类的美德。“仁”成了一种广泛伦理的崇高品性。“中”在古文中指“权”，即称重量的一种工具，它由一根木杆和一块重物构成，以平衡原理和杠杆原理进行操作。“中”于是就隐喻和象征地指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随机应变、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当然即或使用贬义词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恪守中庸等等也无不可。然而，伦理本体化的涵项中加入“五伦”之后色彩可就变了。“五伦”首先是将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即让“父子”这一代表祖先传递、祖宗崇拜、生物遗传、自然法则的时间地理学原则作为伦理的首要条件，再把它泛化为共时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兄弟关系之中，以自然秩序的历时系列代表社会秩序的共时系列以至成为文人甚至所有普通老百姓精神和伦理生活的核心内容。

而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和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文人的精神却被异化了。每朝每代都不乏殉难者，但已很难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将自己附加于一种抽象理念，自愿成为其牺牲品。立功立言立身，留取丹心照汗青，对忠臣烈女反复的表彰和倡扬，使死亡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换取一个完美的姿态定格于屏幕。这种情形到明代，可谓登峰造极。方孝儒对朱棣慷慨陈辞灭十族也不怕何况九族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众多无辜的亲属和学生的生命并不是从属于他？大礼议之争，文官们被当众拖下去扒了衣服打屁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自己以尊严性命相拚的“正统”的价值何在？如此愚昧的英勇，何其可悲，这种可悲一方面造就了中国文人的不幸，另一方面却又造就了“愤怒出诗人”下的不朽篇章。

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如此情感，能让我们不为之忧，为之愁吗？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

然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文人“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后来因

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而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豁达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豁达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而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

然而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家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而构成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提倡礼乐教化，阐扬治国安邦之道，为历代官方集团大力倡导和推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领域，成为指导性的正宗思想，又由国家教育体制提供保证，作系统传授和普及工作，奖励儒家经学的研究，读经成为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必修课业，因而儒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声势显赫，居诸家之首。

道家则不同，它重自然无为而轻礼乐教化，对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常常对礼乐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偏离人伦日用之常，具有隐士派和浪漫派的风格，因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不能成为官方哲学，未能列入国家教育的正式课程，处于在野的状态。道家人物本不求用世行道，亦无心于扬名不朽，不靠政治的权威，却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潜流，流向社会各个角落，润物而无声。

从表面上看儒显道隐、儒强道弱、儒热道冷，实际上儒道对峙，难分轩轾。人们常说传统的政治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我们也可以说传统的思想是外儒内道、阳儒阴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设若中国只有儒家而无道家，中国的文化就会失去一半光彩。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比较讲求实际，注重现实人生，尊重常识，积极进取，做事情求得通情达理，这是一个方面；但中国人又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情调，胸襟开阔，不断地在常识以外开辟精神上的新天地，向往超迈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生命富有弹性、耐受性和持续性，这些特质不能说不得力于道家。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坚忍不拔、深沉从容、豁达大度等品德，是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的。就是在政治方面，道家所阐明的驾驭臣民的法术，即“君人南面之术”，也能够与儒家所推重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配合，加强帝王的权力，维护封建统治。因此，长期以来，道家总是作为一条暗流存在。儒道两家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始终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正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在这个执着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度：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寂寞的隐士。正因为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守取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而由于两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国，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

从《吕氏春秋》的观察中,反映出中国哲学里道家和儒家关于社会经济两派思想的根源这两派思想主张如同两极那样背反,但它们又像同一个轴的两极,两个方面都同样反映了农民的思想 “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40章) 在比较儒道两家的不同思想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两家共同的一种理论思想,就是都注意到,无论在自然和人生的领域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借用黑格尔的哲学术语,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对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主题,也是儒家阐发《易经》时的一个主题它无疑受到太阳、月亮运行和四季嬗替的启发对农民来说,注意这些自然变化是农业生产的必需 在《易传》中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传》下)又说：“日盈则昃,月盈则食”(《封卦·彖辞》)《易传》中称这样的运动为“复”,《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在《道德经》40章,我们也读到类似的话,说：“反者道之动” 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有巨大的影响,帮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中国人深信这个理论,因此经常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即使处于极端困难之中,也不失望在刚结束不久的抗日战争中,这种希望成为中国民众的心理武器,即使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还深信：“黎明即将到来”正是由这种信仰形成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这个理论还对儒家和道家都主张的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不为已甚”(见《孟子·离娄下》)“毋太过”成为儒道两家共同的格言；“过犹不及”,但处事宁愿不及,也不要过甚,因为行事过分,就将适得其反 对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因为他们是对农民生活中的不同方面加以理论化农民生活简单,思想纯真道家从这一点出发,谴责文明,鼓吹反朴归真；并把儿童的天真烂漫理想化,而鄙视知识《道德经》第80章说：“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难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不是对农民社会的田园诗式颂歌吗 农民时时和自然打交道,他们爱慕自然道家把这种爱慕发挥到淋漓尽致；同时把属于自然和属于人的东西严格区分,一个是自然的,另一个是人为的自然令人快乐,人为给人痛苦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子评论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道家这种思想最后发展到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与宇宙合一 家族制度 农民靠土地生活,而土地是无法挪动的地主阶级出身的读书人也无法离开土地一个人若没有特殊的才能,他无法离开祖辈生活的这片土地；他的子孙也只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就是说,同一个家庭的后代,由于经济的原因,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由此发展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的复杂性和组织性是世界少有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家族制度的理性化 中国的社会制度便是家族制度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在这五种社会关系中,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虽不是家庭,却也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譬如君臣关系,被看成是父子关系；朋友则被看作是兄弟关系这还只是主要的家庭关系,此外还有许多在中国最古老的辞书、著于公元前的《尔雅》一书中,有关家庭各种关系的名称有一百多种,其中多数在英语中没有相当的词语 中国的祖先崇拜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一族人,他们追溯首先在这地方定居的祖先,敬拜他祖先成为家族的共同象征,为一个巨大复杂的组织,这样一个象征是必不可少的 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也就是它的理论表现经济环境成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基础,儒家思想反映了它的伦理价值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这些经济条件又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因此,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个社会制度和它的理论表现都是自然而然的正是因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正统的哲学,一直保持到近代欧洲和北美工业化的潮流侵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为止 入世和出世 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道家则强调人内心自然自动的秉性《庄子》书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就是指社会公元三四世纪(魏晋)间,道家思想再次兴起,当时人认为,孔子重“名教”(把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化),老庄贵“自然”(顺事物和人的本性)中国哲学中的这两种思潮大体类似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潮试读杜甫和李白两人的诗,这两位伟大的诗人都生活于八世纪,从他们的诗里却不难分辨出中国思想两大流派——儒家和道家——对两人的不同思想影响 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是相反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以较好地取得平衡 在三四世纪间,有一批道家试图使道家思想靠近儒家思想,后世称他们为“新道家”；在十一、二世纪间(宋朝),也有一批儒家试图使儒家思想靠近道家思想,后世称他们为“新儒家”这些运动使中国哲学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艺术与诗歌 儒家把艺术看作是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对艺术没有正面提出系统的见解,但是他们追求心灵的自由流动,把自然看为最高理想,这给了中国的伟大艺术家无穷的灵感由于这一点,许多中国艺术家把自然作为艺术的对象,就不足为怪了中国美术作品中的许多杰作都是写山水、花鸟、树木、竹枝在许多山水画里,山脚下、溪水边,往往能看见一个人,静坐沉醉在天地的大美之中,从中领会超越于自然和人生之上的妙道 在中国的诗歌里,让我们读陶渊明(公元372－427年)的诗《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正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从网上找的 供参考

儒家美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流派，它与道家美学、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构成中国美学史上的四大思潮。儒家历来把“诗”、“乐”、“艺”看作“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要手段，看成实现仁学、安邦定国的必由之道。因此，美学(诗论、乐论、文心、艺境)在儒家学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儒家美学思想的持征和演变作一番整体性的研究与分析，有助于深入地了解儒家学说的整体思想，也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文化的根本特征。

孔子是儒家美学的创始人，他继承和发挥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乐传统、以“仁学”作为分析和解决美和艺术的根本立场，为儒家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孔于以恢复和维护“周礼”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把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看成“仁”的根本。在他看来。只要人人都能按本性欲求唤起亲亲之爱，注重孝，泛爱大众，那么，“礼”即可以恢复，天下可大治，而“仁学”也就可实现。孔子的美学是他的“仁学”的延伸、发展，其目的仍是为了“礼”的实现。他强调人的心理欲求的满足必须符合礼义，同时也肯定符合礼义的心理欲求是合理的。孔子美学的基本点在于：一方面充分肯定满足个体心理欲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处处强调把这种心理欲求的满足导向伦理规范。根据这一基本观点，艺术的愉悦作用被认为是必要的，可以发挥的，但这种作用同时也被认为只有使群体和谐发展才有真正意义。美学的合理性在于能导向伦理目的，个体的心理欲求必须与社会的伦理规范达到统一。

孔子正是根据这个基本观点解决他的一系列重要的美学命题的。首先，孔子把“诗”、“乐”、“艺”看成是实现“仁”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包括艺术在内的各种技艺的自由、熟练的掌握，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对人的成长完善才有真正的意义、他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在他看来，吟诗习乐对于掌握礼义是十分重要的，“诗”能激发人兴起扬善去恶之心，“乐”有助于陶冶人的性情，唤起道德之心，这与强调以“仁”作为立身的根基是统一曲，目的都在造就仁人君子。：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艺”(“诗”、“乐”)统一，育入至善，美学统一于伦理学。其次。孔子很重视艺术的美与善的统一。他在评价《韶》乐时，强调既“尽美”又“尽善”。认为音东艺术尽可能既给人以审美愉悦，又使人提高道德修养。《韶》乐尽美尽善，所以孔子对之很欣赏，“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②。对艺术的美善统一的追求是儒家美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一美学特点根源于孔子的“尽美尽善”论。再次，孔子还把美善统一的要求运用于人格修养，强调文质统一，提出了著名的“文质彬彬”说。在他看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④。真正的仁人君子，修养必须是全面的，只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还不够。还须有审美和文化的素养；同样，仅有文饰之美也不够，还须有仁的伦理品质。孔子在人格修养方面所强调的仍然是美与善的统一，在这方面，儒家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作了深刻的发挥。此外，孔子还依据他的美学基本原则，即美善统一的要求，提出美学批评的“中庸”尺度，以“过犹不及”为准则，强调“乐而不*，哀而不伤”的艺术心理效果。他认为诗和乐的情感表现应该是适度的，如果超出适度，欢乐的情感表现就成了放肆的享乐，悲哀的情感表现就成了无限的伤痛。艺术情感表现中只有情与理的和谐统一才是最理想的，超度的情感表现不符合“中庸”原则，达不到美善统一的标准。

孔子的美学思想受其恢复周礼的最终目的的制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且过多地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强调美统一于善，但孔子对美善统一的艺术基本原则的阐述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美学命题，为儒家美学建构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从根本上规定了儒家美学的基本特征的形成。

首先，儒家美学最典型地继承华夏民族古老的礼乐传统，对远古的巫术礼仪进行改造、扬弃，使“诗”、“乐”及各类艺术成为“仁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礼乐传统是以氏族血缘传统为根基的。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原始氏族社会的遗风并没有被消除，反而是长期地保留下来，氏族血缘宗法关系和统治关系紧密结合。血缘关系的长期留存使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礼乐传统浸染着浓厚的伦理色彩。不难看出，从孔子开始，历代儒家的美学理论总是和礼义、伦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美学因其基于血缘关系而统一于伦理学。其次．儒家美学很注重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一方面，自先秦以来，大多数的儒家代表人物都不否认个人存在的价值，都肯定个体具有独特的情感、性格、知识长处等；另一方面，儒家又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看成比个体的个性发挥更重要。社会的和谐，仁义得到推行，这是第一位的，个体的发展只有得到社会的肯定才有意义，个体个性的充分发展一直被认为是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才有真正的价值。在儒家看来，艺术(诗、乐等)作为“仁学”的组成部分，其真正意义在于引导、培养个体的健康发展，使个性的发挥朝着有利于群体和谐的方向发展。孔子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记》强调“致乐以治心”⑥，注重的都是艺术对于个体与社会统一和谐的意义。再次，儒家美学把美善统一的境界看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主张艺术与伦理的高度统一性。儒家美学的一系列命题，如孔子的“文质彬彬”说，孟子的“浩然之气”说，《乐记》的“致乐以治心”论，《毛诗序》的“志”与“情”统一说等，都是把艺术(诗、乐)和伦理(仁、礼)结合起来，体现着美善统一的境界。儒家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凡是美的，就必须是体现“仁”、符合“礼”，只有善的才可能是美的；美以善为内容和目的，善以美作为理想或适中的表现状态。儒家美学不仅把美善统一作为一种理论追求，而且作为一种高境界的人生目的。此外，儒家美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注重“天人合一”，在“天”(自然、自然规律)与“人”(人的意志情感)的统一中寻找美的本质。儒家美学把自然看成是可以体现人的情感和道德理想的，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存在“比德”关系，天人统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语)。同时。又把情感表现看成必须是符合自然的，是规范的和适中的，“乐而不*，哀而不伤”(孔子语)，人顺应天，天人和谐。因为在儒家看来，只有天人合一才能达到一种“中和”的状态，使情感世界处于和谐，使人心合乎规范，使行为合乎礼义。如董仲舒认为，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人由天生成，天之美在于“和”与“仁”，“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仁之美者在于天”。当然，他的“天人合一”说的目的在于把天之“和”与“仁”贯彻于人间，达到政通人和。

从以上对儒家美学基本特征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儒家美学的种种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点：以氏族血缘传统为根基，追求美善统一境界，体现美学与伦理学的一体化。儒家美学理论的这一基本特征在中国美学史上是非常显著的，它不像道家美学旨在无为追遥，“乘物以游心”(庄子语)，也不同于楚骚美学追求人间情趣与浪漫理想的统一，更不同于禅宗美学强调直觉、顿悟，“非悟无以入其妙”(谢橡语)。儒家美学于美与善的关系中寻找美的本质。儒家美学的这一根本特征在孔子的美学理论中已基本形成，孔子之后的各个时期的儒家美学代表人物，围绕着这一理论展开了丰富的思想历程。

孟子和苟于作为孔子美学在先秦的最重要的继承人，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孔子的学说作了发展。孟子和苟子虽然都继承仁学、都主张推行“礼”。都强调实行仁义，都是儒家美学的杰出代表，但他们的观点有重大区别，发展方向大相径庭：孟更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苟则更重视天人关系；孟持“性善”说，所关心的主题是人格修养，苟主“性恶”论，所兴趣的主题是实用功利；孟发展了孔子关于人格的思想，苟则发展了孔子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观点。在美学思想方面，孟子更多的是以先天的道德规范去改造和制约人的感性欲望，使美服从于善；苟子则更多的是以现实的人间规则去同化和统一人的功利欲望，想以善来兼容美。孟子希望能修养成一种“浩然之气”，以理想的人性来实现“礼”；苟子则力图把功利需要的“人之情欲”与“礼”统一起来。显然，儒家美学的美善统一原则在孟、苟的美学学说中的表现是明显不同的。

在孟子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对人格美的高扬。孟子继承孔子关于人格美的思想，明确把人格精神与审美愉快联系起来。他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当豢之说我口”。在他眼里，人格精神也是审美对象。孟子认为善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个体应自觉努力发挥自己善的本性，以养成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而“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乃“集义所生”。⑨只要养成这种“气”，就会无所畏惧而能奋发上进。个体人性只要能使这种“浩然之气”得到“充实”，并表现于外在的形体，就具有美的价值，进而达到“大”、“圣”、“神”的境界。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o孟子对人格美的认识和高扬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和中国古代人生境界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是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特征的典型表现。后世称那些无所畏惧、积极进取的仁人志士具有“儒家风范”，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孟子所述的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格美。

与孟子不同，苟子对美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肯定人的审美要求的现实感性的自然基础，肯定符合礼义前提下的自然欲望的满足。他企图把“欲”和“礼”统一起来，认为符合礼义的心理欲望的满足是合理的。他说：“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⑥他认为帝王的最大快乐在于能最好地满足各种欲望：“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树甚高，园圃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悉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⑥苟子的这种兼容“欲”和“礼”，肯定功利欲望满足的合理性的观点，与孟子关于完善人格道德精神的看法是有显著区别的，与老庄超功利自然无为的审美观点更是大相径庭。苟子这种美学基本观点与他“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是一致的，它把美引向现实，表现了乐观进取的开拓精神，对《易传》及汉儒的美学思想有重大影响。

《易传》继承苟子注重天人关系、主张积极进取的思想，以儒家态度为基本立场，吸取道家的观点，把儒家的“人道”观与道家的“天道”观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世界模式。《易传》美学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实现仁义，完成安邦强国的儒家理想，对善的追求是第一位的。乾封的象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⑥显然，正性命、保大和，万国咸宁是最重要的，这是儒家的理想，《易传》的美学观点都是以此善的追求为前提的，儒家美学的美善统一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淡化，反而是突出的。

《易传》对儒家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首先，《易传》是以对短文的解释的形式来阐述儒家美学思想的，因此采用了许多与古代巫术文化相关的隐喻、象征手法，这类手法与艺术的“比兴”表现方法极为相似。而且隐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也表明《易传》的作者发挥了直观、类比等“原始思维”的特点，这实际是一种准艺术思维方式。显然，《易传》发扬了古代巫术文化的积极成分，在表达手法和思维方式上，对艺术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其次，《易传》突出生命运动的观点，把生命力量的展示看成是美的，这对于增加儒家美学的生机和活力是有重要意义的。《易传》认为生命运动是天地的本性，“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交而万物通也”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②。注重天地的发展变化、强调生命的运动。这是《易传》的一个重要思想。《系辞下》提出“生生之谓易”，《系辞上》说明“日新之谓盛德”，都是对生命运动和发展的很有意义的阐述和肯定。《易传》的这一生命运动观对中国艺术影响很大，中国艺术讲究飞动之美，讲究节奏、韵律，注重线的表现等都与此有关。再次，《易传》提出了一些新命题，对丰富儒家美学有重要意义。《易传》把“文”与“明”联系起来，阐述“文明”的意义‘既指天地万物文采光辉，又指圣人文章焕灿光明，德化万方。《易传》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⑥《易传》对阴阳的论述巨大地影响了中国美学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认识。《易传》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⑩这种阴阳刚柔的观点对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刚柔相应的性格、意境很有影响。《易传》提出的“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对中国艺术意境说也有重要影响。总之，《易传》在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的前提下，提出了丰富的美学观点，虽然大都仅有命题，尚无详述，但其含义异常深刻，成了后来诸多美学观点的理论渊源。

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继承苟子，特别是《周易》的美学基本观点，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天”与“人”关系的学说，深入地论述了对中国美学具有重大影响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董仲舒赋予“天”以“仁”的特性，将“天”人格化，同时又肯定人“为天下贵”，肯定人的主导作用。他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论述“天人合一”的，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⑥在他看来，“天人合一”突出地表现于人的情感变化同天(自然)的变化的对应关系：“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⑦这种“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美学观念，虽有其神秘性，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常常成为艺术家们所遵循的原则。它影响了中国艺术美学中的文论、画论和书法理论，是中国艺术意境说的理论根据之一。

先秦《乐记》、汉代《毛诗序》和齐梁时期的《文心雕龙》，是儒家文艺美学的三部经典之作。它们分别把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的基本特征展示于“乐”论、“诗”论和“文”论之中，对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学有巨大的影响。

《乐记》的突出贡献在于深刻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社会功能。《乐记》明确地提出艺术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认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Q6‘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音”生于人心，而“音”还不是“乐”，只有包含着伦理的内容才是“乐”，“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e6‘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④《乐记》一方面把“乐”、把艺术看成是情感的表现，这是对先秦儒家美学的发展，它更深刻地抓住艺术的本质。另一方面，《乐记》的作者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所以仍然强调美善关系，强调“乐”的伦理政治价值。《乐记》肯定艺术的社会功能，并区分了“礼”与“乐”的不同作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通过内心情感引导人们相亲为善，“礼”通过外部规范使人们的行为庄敬，所以“致乐以治心”，而“致礼以治躬”。“乐”在某种意义上比“礼”更有伦理功效，它能“反情以和其志”，使人归情于正道，以符合伦理要求，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毛诗序》是《乐记》基本思想在诗论方面的展现，它系统地表达了儒家关于“诗”的美学思想。《毛诗序》提出了诗的“志”与“情”相统一的观点，把儒家“诗言志”的观点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说法结合起来，认为这种“志”、“情”统一的诗才能有助于“治世”，达到“政和”。《毛诗序》详细分析诗的教化作用，认为诗有风、赋、比、兴、雅、颂等六义，对人能“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毛诗序》把艺术是情感的表现的观点由“乐”论推广到“诗”论，肯定艺术的教化功能．这种观点在中国艺术理论史上广为传播。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兼容佛道，承继《易传》，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点来阐发其“原道”思想，强调天地阴阳之“道”与社会伦理之“道”的统一性，并在此前提下论述文道关系。刘勰认为“道”生“文”，“文”是“道”的表现。他认为“文”分“天文”和“人文”，“文”以其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示“道”。具体说，“天文”指的是天地、日月、山川等的存在形式，“人文”指的是一切文物典章制度，“人文”狭义上通“文辞”，主要指文辞之美。文辞体现“道”，是“道之文”，因而“文”有“文心”。有人的“性灵”参与。表现着人的道德追求。刘勰对文道关系的看法与先秦儒家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超出美善统一的基本特征。他在《文心雕龙》的开头部分就主张“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强调美统一于善。刘勰超越于以前的儒家美学之处，在于他更关心对“文”的具体分析，注重“文”之美的本质及表现。《文心雕龙》的大部分篇幅是分析和论述“文”之美的各个方面，提出关于艺术的各种新见解。《风骨》篇深刻探索艺术美的构成，认为“文”之美不能脱离“风骨”，离不开内在情感要素与事义、人格、文辞的统一：“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⑥《情采》篇对儒家文质关系论有新的理解，认为“文附质也”而“质待文也”，“立文之道”有“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情于“文”具有根本的意义：“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这种以情为经而以理为纬的情理关系论是刘勰对儒家美学的创新。这一创新表明《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虽以儒家为主体，但也是对魏晋以来重视“文”与“情”的关系，主张“文”的自觉的美学观点的兼容和吸收。

儒家美学发展到宋明时期，已完全失去了对“文”的自觉的重视，在文道关系上，朱熹等宋明理学家所主张的基本观点是：“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②在理学家们看来，“文”比起“道”来是次要的，不必予以重视，所以，在理学论著中，没有对“文”之美方面的详细论述，更不会论及“情”与“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美学因忽视了“情”和轻视了“文”而走向了非美学，实际上成了注经阐道的伦理哲学。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就理学美学的实质而言，是把“文”视为是体现“道”的，认为“文”即是“道”，艺术与道德合为一体，艺术体现着人生的伦理境界，所以，理学美学实际上是把艺术上升到伦理境界的高度，把儒家的“礼乐传统”作了最为彻底的发挥，使美与善从根本上合为一体，创造了美善统一的人生本体境界、从而完成了儒家美学的逻辑进程。

总而言之，从孔子直到宋明理学，儒家美学有其完整的逻辑发展过程。儒家美学的思想学说，有其保守的方面，常常过分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而忽视艺术的独立特性，重善轻美，重“理”轻“文”。然而，儒家美学也有刚健、进取的一面，它与道家美学的自然无为的超脱态度成为互补关系，与禅宗美学的顿悟直感观念成为对抗和对立，对中国艺术和人生有巨大影响。中国艺术理论中的“比德说”、“明道说”、“美刺说”、“中和之美说”以及“文”以载道说”等，都直接是儒家美学的体现或从根本上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基本上都具有美善统一的风格。中国文人历来在为人处世上追求一种“儒学风范”，这是儒家美学对人格美理想的重要影响。华夏民族的文化风采，有着儒家美学的深刻印记

1、论语读后感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经历使他仁德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可谓是震古烁今（不敢说后无来者，也起码是前无古人了）。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答案是肯定的。

孔子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人生的具体性情。 因为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也许是有限的，但是人的具体感情是无限的。作为有限的“人”，探究的是无限的“人”，这也正是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人的性情举止，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探究出新的内容，就打破了原来的旧的规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去了解人性，才是最困难的。而孔子最精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的入木三分的见解。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自己去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品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为了学习，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这足以见孔子的勤奋，可如果仅仅是勤奋，恐怕孔子就不会如此得到世人的尊敬了。他的好学表现在方方面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谦虚；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这是实事求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一种乐观。他的学习精神，不仅仅限我们常人的思维：这个是学问，那个不合适。孔子会以最博大的胸怀，去接容包纳世间万物，这就是我们所不及的。

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是一位具备着各种谋生技能、又具备着对于生命意义有深隧洞见的哲学家及教育家。他一方面具备着各种礼、乐、射、御、书、数的专业知识，又具备着经营管理政治的理念，又对教育的目标有着明确的方向指引，因着他的众多的知能，他成为中国文明史中最重要的教育家，他的许多谋生技能的知能细节固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的人生智能的谈话却成了绵延两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智能宝典，当我们阅读吟咏他的话语之时，每一句话都发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智能中找到自己生命的目标。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也许我们这些凡人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表的学习的内涵，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2、《大学》读后感

《大学》总结了人一生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模式，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作为人生的第一大学问。 “修身” 就是我们所讲的“做人”。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然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才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达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一个人没有 学会做人，连自己的事、自己家庭的事都管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去做官、去治理国家，否则，将会给他人、给社会造成损害。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 做人，不管他学富五车，有亿万财富，他的人生最终都是失败的人生。正如古人所说的：“官品即人品，做官先做人”。反过来讲，那些懂得做人，具有高尚的人格 魅力的人，则永远被怀念、被学习。所以，古人说：“才智，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

大雁南飞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协作、互相鼓励、直至实现共赢的过程。它们总是喜欢排成“人”字飞行，在这种结构中，每只大雁翅膀的扇动都会给紧随其后的同伴增添一股向上的力量，支持它们顺利完成长途旅行。

有人这样总结说：一个团队的生命力，不是技术，不是人才，不是资金，而是共同的信念和团结一致的步调。要做像白求恩一平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我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这个集体中来的。这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机遇，一种在履行管理职责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机遇。 而集体是我们每个人施展才能和抱负的舞台，是走向成功的载体，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断增强工作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就能自觉地把个人 融入集体这个大家庭里，与之同喜同乐，无私奉献，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身体力行去实践。按照日常对自己的反思以及改正计划，要毫不迟疑地付诸于行动，把自己对做人的点滴领悟，迅速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在运用 中学习，在实践中体会，相信一定会有明显的收获。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人生最大的无知是欺骗；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人生最大的 错误是自弃；人生最大的法宝是精进；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人生最大的罪过是自欺欺人。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对人民有益的人，团结携手建设我们的美好明天！

3、《中庸》读后感

这个学期，读了《中庸》，感觉收获还是很大的。《中庸》，首先是我们《中国文化概论》课老师推荐的书目；其次，我们国学社本学期的晨读选材也是《中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前一直知道《中庸》，想读而又没读。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写的经典文本，或者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被收录在《小戴礼记》中，后来独立成一书，南宋朱熹又将其分成三十三章。

初读《中庸》，感觉很迷茫，不知其所云，不是因为字难认，相反字很容易，就是意思很难理解。而以前读《大学》，有很多生僻的古汉字，可是文章意思很容易理解。但是，我还是坚持晨读，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辅助理解。现在，回过头来，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述“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故其第一章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烛照通篇。这句话是一个垂示，犹如凤鸟衔至黄帝窗前的“五始之文”（《春秋保乾图》称：黄帝坐于扈阁，凤凰衔书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焉），乃是一种瞬间绽现的文采。是一个自天之命、由微之显、从天命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

书中说“性”“道”不可须臾离开自身，要从“戒慎”“恐惧”“隐显”“慎独”等方面培养自身的品德，掌握中庸之道，促成中和。达到中和，则天地万物安处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生生不息。“道”源于本身，与自我相分离，而君子要学会反求诸己才能得之。真正的君子要做到格物致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这种自我修养与反省的品质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必须有的。无论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不论今后会遭遇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要学会“反求诸己”，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我们应当学习孟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品质。

可是，要达到“至诚”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呀！特别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化市场化的社会，达到“至诚”就更加不易。人性是有很多弱点的，归根结底一“贪”字。自古贪者都是活得很痛苦的。而中庸就可以克服人性的贪，从而使人们做到知足常乐。总之，读过中庸之后，于为人于处世都受益匪浅，受用终身。

4、《荀子》读后感

《荀子》全书三十二篇，而以《劝学》为首，非常符合修道的次第。《劝学》又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开篇。学习是贯穿修道始终的。没有正确的见地只能是盲修瞎炼。然而学习又得先有目标。应该“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也是教育的根本方向。这种圣贤教育与功利教育的区别就是“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劝学》这篇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了明心见性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有德才能明道。但德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谓之性德。然而仅有性德是不行的。因为众生的性德被无明给蒙蔽了，无法显示其光明清净的妙用，反而显示出污浊的身心世界，令众生枉受轮转六道的痛苦。

只有依靠修德才能使性德的清净光明显示出来。修德就是积善，积善即是明道的资粮。善法有世出世间的不同。这种不同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行者自己的心志之强弱。所以即使儒家的道，也并不是局限世间的，这种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儒家之道行之极处也是可以出世的。当然，在一切出世法中，佛教是最为高超圆满的。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绝非凡夫之境界。众生本来是神而明之的，之所以会变成愚昧，实在是性德被障碍的缘故。因为修德而显出性德，神明不过是性德之用而已，荀子知晓其是自得，非从外来。“圣心备焉”，圣心即是真心，“备”者恢复也，去妄显真。荀子所在的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但绝不可说中国即无悟道者，佛经亦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荀子可谓无师自悟，但其之所以能够悟道还是因为其修学暗合道妙。宣化上人曰成就之后，荀子再谈到了其境界“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天地间纯是一片光明，由此可知荀子的证量一二。最后荀子以“君子贵其全也”作结，勉励后学勿得少为足，当勤精进。

5、《老子》读后感

《老子》又称作《道德经》，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的老聃所作。老子的言说代表了他对当时政治的反对，和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反对。

一、老子对道、德的理解。

老子把天地万物之生的总原理称为“道”，而且老子认为道的作用，是没有意志的，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原因就在于道。《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子对“道”的一个总的理解。

在老子看来，“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恍恍惚惚的东西。道，无形无状，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始”，是一个终极实在，是万物的根源。并且在本质上道是不可界定和不可言说的，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它，我们也很难将其特性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老子对“道”的称谓也有很多，包括“无”、“朴”、“一”等。道是一种无限的、无终止的状态，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源泉。“道”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永远不停息的，流转与变迁的过程中。“道”还可以视作阴阳、刚柔等两相对峙的力量、事物、原理之相互转化。

在“有”、“无”这两个概念上，老子认为无是对于具体事务的有而言的，所以无并不是零或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老子对于道“无”的外表的形容。

二、老子宇宙事物的变化的看法。

老子认为，事物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常”。“常”具有普遍永久的意思，所以“道”也可以称为“常道”。而从常道内除的“德”，可以称为“常德”。而称道为“无”，就又可以称“常无”；称道为“有”，又可以称为“常有”。老子认为“知常为明”，知道明白“常”的人，依常来规范日常的行为，不轻易为自己谋私利，就可以称为公了。“知常”指的是依之而行，则又可以称之为“袭明”，或“习常”。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宇宙间事物变化的规律，而违背规律，任意而为，是不利于事物的正常发展。

而事物的变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当一个事物的发展如果达到了极点，则必然会向事物的相反方向发展。老子称为“反”或“复”。所以老子才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样的论述。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对“道”的论述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在为人处世方面，“不盈”、“不争”的思想，对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人们压力缓解有一定的作用。

6、《离骚》读后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是一篇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高度艺术性的抒情杰作，它奠定了中国诗歌史上浪漫主义传统的基石，被后世视为浪漫主义的源头。受楚地巫文化传统的影响，屈原凭借其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以其波诡云谲、变化莫测的神来之笔，将神话传说中的云龙凤鸟、神女天帝，自然界中的香草佳木与现世人间的坎坷际遇糅合错综在一起，在幻想与现实的水乳交融中，创造了一个奇伟瑰丽，迷离缤纷，高远玄邈的艺术世界。

浪漫幻境中的求索既是屈原内心冲突、苦闷的象征，也是他坚贞执着的顽强人格的展现。对国家真挚深沉的爱和对自我高洁人格的坚持，使屈原始终坚守理想，生死以之，最终以死殉志。而由其心血凝成的《离骚》，也因此塑造了一个光照千古的不朽人格，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和人格的形成。

六朝时人刘勰曾有「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评论，如其所言，《离骚》最震撼人心的就是诗人屈原自我崇高人格的充分展现，这是屈原之前的诗作中所没有的。

透过《离骚》，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披兰佩蕙，芳洁清峻的美好形象和刚直不阿，忠贞执着的伟大人格。面对现实的污浊险恶，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前途的艰险和命运的多舛，但他不愿屈心抑志，宁愿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九死而未悔。诗人将自然界和神话传说中的花鸟草树随手拈来，妙笔点染，赋予其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如用佩饰兰蕙表现自己的高洁志趣，用香草美人象征明君，用善鸟芳草代表贤臣，而与之对立的萧艾恶禽则象征谗佞小人，由此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使全诗都充溢着精采绝艳、绚烂芬芳的审美意境，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屈原一心要兴国图强，实现美政，但却蒙冤被谮，眼看自己被楚王疏远，排挤出政治舞台，满腔的爱国抱负即将化为泡影，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忧愁、悲苦和愤慨，「发愤以抒情」，于是便有了《离骚》这篇震古烁今的不朽诗篇。

7、《逍遥游》读后感

一、“逍遥游”——人在天地自然中的精神漫游

人教版第四册所选《逍遥游》为《庄子》一书的首篇，主旨是讲人生的境界。在庄子看来，理想的人生境界就是人生在世能作“逍遥游”。那么，什么是“逍遥游”呢？

先说“逍遥”的语义。在《庄子》一书中，“逍遥”一词的含义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或内心状态。《庄子》一书中，多次使用到“逍遥”一词，有时单独使用，有时和“彷徨”一词对举使用，但词义始终不变。如“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故 “逍遥”的本质是指一个人自由自在、任性适意的人生状态。

其次说“游”。“游”作为人的主体活动，既可指向人的精神，也可指向人的肉体。《庄子》一书在使用这个词时也兼有这两个词义。但庄子哲学是谈人的精神自由的，他关注的是人的精神活动，是要从人的精神自由中寻找人生的出路。故《庄子》中使用“游”一词时，多数情况下是指向人的精神活动，是指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漫游”。

“逍遥游”中的“游”也是如此。“游”是心游，是让心游于“无限时空”中的精神漫游，是让心同“道”、“造物者”、天地自然进行的交游、交往，也就是《庄子。天下》中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泰然状态，从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安宁。这样的“游”才“逍遥”。

二、“至人”“神人”“圣人”——精神自由的“逍遥”者庄子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是“道”论。庄子认为，“道”生天地万物，“道”使天地万物生灭流变，无穷无尽。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也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是这个“道”运行的结果，也是这个“道”的具体表现，这叫“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道”的本质特征就是自自然然，无为无不为，无目的又合目的。人类是顺“道”而生的，所以人的生存，在本质上亦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甚或无生命的天地日月一样，本属自然，无目的又合目的，无所为又是自然天成的。

在《庄子》一书中，“真人”也被称作“至人”“神人”“圣人”。因为“真人”是依乎天道、顺乎人性自然地活着，达到了至道至性的境地，故庄子又称其为“至人”：“真人”在人世间顺性自然，无为无不为，超凡脱俗，故庄子也称其为“神人”：“真人”是领受了天道自然之精髓的人，在世间生活已无所不通，《说文解字》说：“圣者，通也”，故庄子还把“真人”称作“圣人”。《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者名殊而实指为一。“无己”是忘我后的任性自然，“无名”“无功”同样是忘我后的任性自然。这三种状态都是人在体道自然中无为无不为的泰然人生。唯其如此，“至人”“神人”“圣人”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而“无所待”，才能在人生中作“逍遥游”。

8、《秋水》读后感

庄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主张道家学派思想的代表之一。他写的文章比较浪漫，也非常大气。下面我就谈一谈学习了他其中一篇著作《秋水》后的一些感悟。 文中的涵义主要是在说明我们人应该以何种心态去处事的道理，即作为人不能怀有“自高自傲”、“贡高我慢”不利的心态。在《秋水》中也有很多句子可以和现在生活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做对比。例如：“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善为尽在已”。这句话的含义即：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水势很大，以为天下所有的水全都是流向黄河的，于是自己就非常得意，而导致河伯产生傲慢之心。 其实，这就与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情况相同，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事。当一个人成就了一点事业，或得了一些什么小名利，就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夸大自己的功劳，一自我为中心，然而轻视他人，这正是因为他还没有在外界碰见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所以才会在界内自高自傲。假如哪天让他到外界去出差或辩论问答，遇见比自己更高一层的人，这个时候就会认为自己还不如他人，所以说我们人，在还没有亲自接触到界外之事时，就不能以为自己很伟大。因为你一旦看见别人比你更厉害、比你更强大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微不足道。我们应该保持“中道”，不能被名利之事所牵引，否则你将会被比你更有见识的人讥笑轻视。我们只有在“中道”的界线上，才能获得更好的学修。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僧，对于一个邪知邪见深的人，我们不能急于马上给他讲佛法之奥妙，因为这种正知正见可能会令他不但不能接受，反而会认为我们也是魔，令他生气毁谤，这只能等他的因缘成熟了，能够接受真理的时候，我们再去引导他也不迟，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引导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必须观察对方的根机是深、是浅，并且要看他对我们所说的法是否应机，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庄子的《秋水》让我看到了大智大美，道理与思想的引发，也使我的人生能够渐渐趋向一种更高更美的境界。

9、《归园田居》有感

好友金铭曾一再推崇，干国祥先生新近上的《归园田居》是其所听过的课当中最好的，此课好到什么程度？用金铭自己的话来说，“课后一小时没有说一句话，当天中饭都没有吃”——因为一直沉浸在课带给他的震撼中。金铭读课多矣，一般的课自是难以让他有如此的感触，此课一定有其独特之处，我想。于是从金铭处拷贝干先生的课，等心静下来了，再虔诚地打开聆听。

长假的最后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安排用过早餐，先做起了预习功夫：找来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开始研读，试着对诗有自己的“前见”。诗不深 ，很好懂。如何让初二年级的孩子理解此诗的意蕴，这想必是学习此诗的难点，干国祥先生是如何带领孩子们走进陶渊明的诗歌境界的呢？带着这个悬念，我开始了观课。

课的前半部分，干老师由交代背景开始，将《归园田居（其一）》做了解读，让学生明白陶渊明归隐山林的缘由——为了挣脱羁绊心灵的藩篱，回到大自然中，做心灵的主人。接下来释词，梳句，朗读。经过了20分钟的稍嫌平淡课堂之后，精彩开始了。干国祥先生设置了好几层冲突，让看起来有些平淡的课堂，有了波澜。

“这首诗写的是不是一个农民的勤劳生活？”（大意）这一问，将孩子们的认识提升了一层，因为对于孩子来说，这首诗很容易被误读成歌颂农民的勤劳生活。干老师抓住关键词句，让孩子们明白了，诗所描述的是一个厌倦官场渴望回到大自然的士大夫回归田园的情形。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本课最为关键的一问：“那么，我问同学们，你赞成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吗？这样的诗在今天学，有着怎样的意义？”妙哉！此问直接击中了要害。是啊，在今天，我们学习《归园田居》，究竟有什么意义？干老师不愧为高手，他借助一个八卦图，让孩子们充分选择。并讨论。学生开始积极思维，有说学这首诗没有多大意义的，有说有意义的。经过师生的讨论，孩子们达成了“临时性共识”——陶渊明那种不为世俗生活沾染，追求心灵自由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在此基础上，干老师提到了美国的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然后总结出他们的精神境界：清洁思想，朴素生活，后来干国祥先生还“以己证诗”将课推向高潮。课看到此处，我不禁拍案叫绝！

《瓦尔登湖》一书，是我近日正在重读的一书。读完梭罗的美丽文字，一股清凉的湖水仿佛汇入心间，澄澈见底，将心境荡涤得如一泓秋水，不染纤尘。梭罗说：“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

听了干国祥先生的《归园田居》，回想《瓦尔登湖》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风景，我不由沉思：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里，人类现代文明改造和穿越自然环境之前，是否也该多一些自省与自察？每一个身处繁华都市忙碌在名利场的行色匆匆的人，是否也该多一些追问和反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园田居》和《瓦尔登湖》一样，既是属于文学家的，也是属于每个人的，既是属于古代的又是属于现代的。

读一读《归园田居》、《瓦尔登湖》，让身体与豆苗野草亲密接触，让心沾灵染一点湖水的静谧清凉，多一分恬淡与洒脱，少一分浮躁与喧嚣，这不是追逐时髦故作风雅，而是回归自我的必然。

如果人间多几处瓦尔登湖，多几个陶渊明式的“田园”，人类就会多一个安谧宁静的后花园。

10、《念奴娇》感想

苏轼的词，不论内容和形式，都不那么拘于一格。有时放笔直书，便成为"曲子中缚不住"的"句读不葺之诗"；有些从内容看也颇为平凡。正如泥沙俱下的长江大河，不是一道清澈流水。但正因如此，才能显出江河的宏大气势。人们可以如此这般地挑剔它，却总是无法否定它。

苏轼这首《念奴娇》，无疑是宋词中有数之作。立足点如此之高，写历史人物又如此精妙，不但词坛罕见，在诗国也是不可多得的。

他一下笔就高视阔步，气势沈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细想万千年来，历史上出现过多少英雄人物，他们何尝不煌赫一时，俨然是时代的骄子。谁不赞叹他们的豪杰风流，谁不仰望他们的姿容风采！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随着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如今回头一看，那些"风流人物"当年的业绩，好象给长江浪花不断淘洗，逐步淡漠，逐步褪色，终于，变成历史的陈迹了。

"浪淘尽"——真是既有形象，更能传神。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一开头就抓住历史发展的规律，高度凝炼地写出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真是"高屋建瓴"，先声夺人。令人不能不惊叹。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上面已泛指"风流人物"，这里就进一步提出"三国周郎"作为一篇的主脑，文章就由此生发开去。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这是现场写景，必不可少。一句说，乱石象崩坠的云；一句说，惊涛象要把堤岸撕裂；由于乱石和惊涛搏斗，无数浪花卷成了无数的雪堆，忽起忽落，此隐彼现，蔚为壮观。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如画"是从眼前景色得出的结论。江山如此秀美，人物又是一时俊杰之士。这长江，这赤壁，岂能不引起人们怀古的幽情？于是，由此便逗引出下面一大段感情的抒发了。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作者在这里单独提出周瑜来，作为此地的代表人物，不仅因为周瑜在赤壁之战中是关键性人物，更含有艺术剪裁的需要在内。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于是只好旷达一番。反正，过去"如梦"，现在也是"如梦"，还是拿起酒杯，向江上明月浇奠，表示对它的敬意，也就算了。这里用"如梦"，正好回应开头的"浪淘尽"。因为风流人物不过是"浪淘尽"，人间也不过"如梦"。又何必不旷达，又何必过分执着呢！这是苏轼思想上长期潜伏着的、同现实世界表现离心倾向的一道暗流。阶级的局限如此，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无法避免而不时搏动着。

词坛的新天地就是通过这些创作实践，逐步发展并且扩大其领域的。苏轼这首《念奴娇》，正是一个卓越的开头。至今为止，仍然象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大道上。

孟子》百度网盘最新全集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N_bs6ctdM-0TPvaf623Pw

提取码：8sjy    

在今天，“十三经”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