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绿博园有哪些地方

探索昌邑绿博园的乐趣

昌邑绿博园是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昌邑区的一座大型生态科技主题公园，占地面积达到2000亩，被誉为临沂市的“绿肺”和“城市名片”，带给游客丰富的文化、科技和生态游览体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昌邑绿博园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

第一站：科技馆

昌邑绿博园的科技馆是一座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普馆，依托山东科技大学的优势打造而成。馆内设有七大展区、一百余项互动体验项目，展示了生态科技、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游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未来。值得一提的是，科技馆还有一个科普演绎中心，每天有多部精彩的科普演出，为游客展现科技魅力。

第二站：花卉园

昌邑绿博园的花卉园是一个占地1000亩，集几千种国内外名花异草于一身的大型园林景观区，四季鲜花不断，美轮美奂。游客可以边走边看花，品味花的美丽和芬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轻松的自然环境和亲近大自然的感觉。

第三站：农业示范区

昌邑绿博园的农业示范区分为七大展区，包括蔬菜、水果、粮食、禽畜等方面，全面展示了昌邑区的农业发展情况和昌邑农民的勤劳智慧。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的全过程，感受到农业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可以在这里参与采摘和加工农产品的活动。

第四站：水上乐园

昌邑绿博园的水上乐园是一个集娱乐、休闲、运动于一体的户外水上运动场，有带有大型滑道、水滑梯、户外浪漫温泉、波浪池等多种游乐项目，是游客夏季避暑、放松和娱乐的好去处。

总结

作为一个既融合了生态和科技元素的综合性园区，昌邑绿博园在临沂市内的知名度日渐提升。除了以上所述的景点，这里还有动物园、体育健身区、冰雪乐园等各种小景区，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对于喜欢亲近大自然、关注科技进步的人们来说，昌邑绿博园是一个难得的好去处。

> 曹操像 焚山求俊才有一个曹操“焚山求才”的故事，熟悉三国的朋友可能听说过。故事的大略是这样：　曹操的堂弟曹洪，听说陈留有位姓阮的名士，很有才华，就想让他到自己的帐下来做官。谁知这位名士说啥也不肯。曹洪一怒之下，竟用起武力，动起刑罚来了。不想阮名士果然硬气，任你威逼利诱，就是不低头。曹洪一看没办法，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曹操。曹操也早听说过这人的名声，心想，这是个高士啊，难道是他看不上曹洪？于是，他亲自派人征召，对人家说，你不愿给曹洪当手下，那就到我这儿来做官，(这总可以了吧。)不成想，派去的人很快跑回来禀告，那名士非但没有理会，竟还连夜逃奔山里去了！曹操这下也来了气，立刻派兵围了那座山，四周放起大火，烧也要把他烧出来，就不信这人他弄不到手。 当然最后，还是我们无兵无武的文人低了头，乖乖地走出山，不管心里乐意不乐意，还是来到曹操府里，给他当了记室 。　这位逼得曹操“焚山”才求得的“俊才”，名字叫阮，而他，正是竹林七贤里的大诗人阮籍的父亲。说起竹林七贤，就让我们从阮家的故事来开始吧。　别看阮籍在上名声赫赫，又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但他父亲阮，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阮籍名列“竹林七贤”，而阮，早就跻身“建安七子”，虽然文学成就没有儿子高，但在当时的文坛，也是数得着的大才子，是曹操手下的著名“才臣”之一。阮籍后来的成就，跟这个家族基因，恐怕也有很大的关系。　阮家是个士族，而且“家风清正”，世代尊奉儒学，虽然算不上显赫，但在当时，也是属于让人们尊敬的家族了。其实，阮对多少也是“篡逆”的曹家，是并不感兴趣的，他的连夜逃奔山中，那不是摆文人驾子，而是真的不乐意。所以，他在曹操手下混事，是颇“不合作”了好一段时间。　我们都知道，徐庶进曹营，那是“一语不发”，如果说，那只是小说家的杜撰的话，那真实的人物阮，他一开始的所作所为，可也跟徐庶差不了太多。阮跟随曹操不久，曹操发兵征讨长安，这样重大的事，自然是要大宴宾客群臣。曹操手下原本人才济济，这等场合，也一定是要歌功颂德，盛赞太平了。文臣们个个热情洋溢，发言的发言，作歌的作歌。只有阮就像传说中的徐庶一样，坐在那儿一句话没有。曹操一看他那神色，再想想从前的事，心里就不高兴了。于是，他吩咐阮，你别坐在大臣当中了，到乐工伎人那边去坐吧。其实曹操的心理也没什么说不通，你不是有才华吗，但你不为国家出力，这才华又有什么用？当个乐工伎人不是正好？　虽然在同曹操的不合作斗争中，阮已经足够有胆气了，但是这胆气究竟还能坚持多久？难道真的为这个丢了性命？在这威慑之下，阮终于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当然，曹操的话是不能不听的，于是他站起来，走到伎人当中，心想，你不就是嫌我不给你歌功颂德吗？这个可有什么难办？他坐好，抚起伎人用的琴，随口就唱了起来：　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　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　这一曲唱出，不但琴音清激，而且歌声绝妙，让一座人唱的赞歌都黯然失色。曹操是高兴得不能自已，一来欣赏阮的高才，果然是名不虚传；而另一个，也是最让他高兴的，这个一直让他头疼的阮，这回是终于给他表了态。　也许这件事，对阮来说，是让他彻底扔掉了内心的理想，但无论如何，却保住了他后半生的平安。渐渐地，他和陈琳一起，就成为了曹操最爱重的笔杆子，军国表章等等，都是出自他俩之手。当然，阮的“仕魏”，原本就是带着强迫性的，对这个，曹操也明白得很，所以他用阮，只是用了他的长处，却始终没把他看作亲信，于是阮的官也一直做得不大。　看了阮的故事，也许有的朋友就会感叹，这是不是郁闷了点，干了一辈子不想干的事！其实也不完全如此。曹家也还是有让阮喜欢的东西的，这就是――他和当时的世子、后来的魏文帝曹丕的交谊。也因为这交谊，刚满三岁的小阮籍，还曾得到了父亲这位“皇帝朋友”的怜惜。 一位“由性”的君王应该说，魏文帝曹子桓可是颇值得一提的人。一方面，他跟阮家曾有不错的交情；另一方面，这位皇帝，他也是“由性”之风的亲身实践者！虽然他没像嵇康他们那样，为“由性”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但那行为举止，比起嵇康阮籍来，也丝毫不见逊色。而且最重要的，他可是一位皇帝！在那时，儒家本来就不像汉朝时那么有地位，而在曹丕的“模范带头”作用下，大家就更懒得把忠孝节义之类放在心上了。所以说，魏晋这“放任”之风的形成，曹丕可是“功不可没”的。来看看他和大才子们的“由性”故事：　其实不只阮，“建安七子”的另外几位――陈琳、王粲、徐干、应、刘桢，也都是曹丕的好朋友。甚至“建安七子”这个流传千古的名头，还是曹丕在自己著名的大作《典论》中给他们一块儿起的。曹丕跟这几位大才子的交情，或许也有他要拉拢人心的目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个浪漫得不行的“文人”，所以他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谈文论道，诗酒弦歌。这是属于“文坛”的事，跟政治一点不沾边。　大才子们跟随着子桓、子建兄弟，聚集在魏都邺城，铜雀台上，风和日丽，俯仰抒怀，愉快地交流创作理论。我们文学史上最慷慨深沉、意气昂扬的“建安文学”，也就这样诞生了。于是，上就把子桓、子建兄弟和“建安七子”在那个时期的交游，称为“邺下”，这也成为魏晋这个“大时代”里，一个最绚亮的开头。　曹丕作为“文坛盟主”，领着一群才子，常常玩着玩着，他就来了兴致，想不起自己是谁了。有一回，阮他们几个在他府里，酒喝到兴起，诗也做得高兴，这时曹丕就想，席间无以为乐，怎么才能让大家更愉快呢？想着想着，居然就想起自己老婆来了。曹丕的这位夫人，那可是人尽皆知的国色天香，就是曹操灭袁绍时，他得来的袁绍儿子的老婆甄氏。曹丕越想越有趣，就把甄夫人叫出来，让她一同入席，请大家一起来观看。这可把阮他们为难坏了。世子是好朋友不假，但他说不准就是日后的皇帝，这可怎么能看呢！于是个个低了头，眼皮也不敢抬。只有刘桢是个胆大的，心想，他自己都不在乎，我又为什么拘泥呢？刘桢索性抬起头来，把个绝美的甄夫人饱饱看了个够。结果不成想，这事曹丕虽然高兴了，但却着实惹恼了曹操。曹操一听说，这小子居然干出这等事，二话没说，就把刘桢治了罪，要不是被劝住，险些就把人家杀了。　关于曹丕的“由性”，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也跟他喜欢的这些文人朋友们有关：　“建安七子”里，阮的最大长处是作诗，好几首专写老百姓生活疾苦的作品，都是流传下来的名篇。但要说综合水平最高的，得数王粲。他的《登楼赋》等等，非常有名。王粲是“七子”里最后一个去世的，曹丕这时已经是魏国太子，要继承曹操的大业了。他带着文武官员们去给王粲送葬，眼看这些朋友们，一个个凋落，他心里难过，却又不知怎么表达追思才好。这时，他就想起王粲的平生嗜好来了，于是看看官员们说：王仲宣(王粲，字仲宣)生前最喜欢听驴叫，我们就一起来学驴叫，为他送行吧！这王粲也是高人，喜欢听啥不好，居然喜欢听驴叫，或许高才的人难免会有些独特的爱好吧。官员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以，但又不敢不听。于是，就在曹太子的带领下，大家齐声驴鸣，声音此起彼伏，把个王粲的葬礼搞得好一番别开生面。　　阮是在王粲之前去世的，死时才不过四十来岁，丢下了妻子和三岁的阮籍。阮家原本就不是显赫的家族，阮也没当多大的官，他这一死，家门一下就更显得凋落。不过，让阮籍的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贵为世子的曹丕，居然在这时，跑来探看他们母子了！于是，刚刚三岁的阮籍，跟这位“由性”又多情的皇帝，还曾见上了一面。只不过那时他还小，可能还不记事呢。　曹丕来看望生前好友的遗孤，看着年轻的母亲和幼小的孤儿，伤心得不能自已，当即提笔，写下了一篇《寡妇赋》，赠给这母子俩。仿佛这还不够表达他的怜惜，他就让王粲跟着一块儿来写。曹丕在序中说：　陈留阮元瑜(阮，字元瑜)与余与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　也许，这件事对于曹丕来说，只是他性情的自然流露，并没有什么特意而为。但是，这对小时候的阮籍，可是十分重大的。虽然当年阮跟随曹操，那是出于无奈，但年轻时的阮籍，他对曹家却多少是有情意的！本来阮籍出生的时候，天下就几乎变成了“魏”，他当然是一辈子也没食过“汉禄”了，对那已成往事的“大汉”，根本没什么印象。幼年的孤苦中，这位当时的世子、后来的皇帝的关怀，无疑会深深地印在他心里，没准还是他内心深处一直的骄傲。阮籍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满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渴望能在当世建功立业。那他要报的这个“国”，到底是哪个“国”？当然是“魏国”！而不会是“大汉”，更加不会是“大晋”了。　公元220年，大魏黄初元年，曹丕成功地实现禅位，当上了皇帝。而这时的阮籍，也已经11岁。魏国经过曹操多年的经营治理，实行屯田，兴修水利，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好了起来，已经出现了一番“治世”的气象。曹丕在这方面，则继续推行他父亲重视农业的政策，国家的政局又比较稳定，于是国力进一步攀升，多年战争的破坏被消除了，经济发展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太平时期的东汉。阮籍就在这样的时代中，走进了他的少年。他的确是充满了希望，或许还认为自己是“正得时宜”，于是，像所有攻书学剑的青年士子一样，报国济民、扬名于世的愿望，就在阮籍的内心里热情地萌发起来了……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竹林的第一位主人公正式出场，不妨先来说说他的个人简况：　阮籍：字嗣宗，号“步兵”――古人年满二十才取字，这时候阮早不在，阮籍取字“嗣宗”，看来年轻时，他还是很以振兴家室为己任的；阮籍这辈子当的官不少，只有那个“步兵校尉”，似乎才让他最满意，于是后人就都喜欢称他“阮步兵”。　居住地：陈留尉氏――现在的河南省尉氏县。这个地点离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嵇康的住地山阳都不远，后来“竹林之游”的出现，也跟这个“居住地”有不小的关系。　生卒年：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死于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终年53岁 ――阮籍出生的时候，国家还是叫“汉”，但政权早已被曹家所掌控；阮籍去世的时候，国家也还是叫“魏”，但政权又早已被司马家所掌控，他死去两年后，司马炎模仿曹丕搞了“禅代”，建立了西晋，曹家就把原本“禅”来的天下，又“禅”给了司马。　评价：头衔着实不少――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著名的玄学名士；“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　艺术成就：文章和诗歌都非常好，尤其擅长五言，八十二首《咏怀诗》引领了当世文坛，即使在整个文学史上，也颇引人注目。　关于阮籍小时候的事，流传下来的不多，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就是：一个诗礼之家的天才少年，在孤独中，立志、修文、习武的完美成长历程。　阮籍的确是个天才。史书说，他很小就有“奇才异质”，八岁就能写文章。其实，还不止这个，实际上，岁的阮籍，不但已经出口成章，而且还懂得了用弹琴来舒遣自己的心情。这大概是由于父亲的基因，还有他家良好的家学修养了。“没爹的孩子早当家”，世代儒学的家风，让小阮籍觉得，阮家这一支的兴衰就在自己肩上，虽然叔叔和堂兄会时常来照料他，但那终归不是至亲，他就想赶紧长大，好干出一番事业，这样，才算对得起早死的爹和在孤苦中把自己养大的母亲。　阮籍对自己人生的设计很完美，不但要满腹经纶，治国安邦；还要能驰骋杀场，建功立业。大概我们古代的文人都是这个路数，东坡不也曾梦想，“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吗？不过这对东坡，的确只是“梦想”，但对阮籍，他可是付诸了行动的。当然，最必要也是最经典的，就是这两方面：攻书和学剑。　在著名的《咏怀诗》里，第十五首，阮籍这样写道：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　当年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立志成为德行高尚的人，最爱研读《诗》、《书》这样的经典。虽然穿着粗麻的短衣，但心中却怀抱着像珠玉一样高贵的品德，像不慕荣利的颜回、清高重孝的闵损，他们才是我的同道，是我所倾慕的人……　很清晰了，阮籍这一生的学问，就是从儒学开始，他最喜欢钻研的书，是儒家的经典《诗经》和《尚书》；最喜欢的古人，是颜回和闵损，而这两位，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是儒家推崇的大贤。虽然后人说，竹林这七位“贤者”，他们都“雅好老庄”，但是，他们可不是一生下来就都认准了老庄的。真正这么干脆的，大概只有嵇康一位。　阮籍研习了儒家经典，为实现远大理想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但是，他也没忘了对自己另一方面的历练，于是，在“攻书”的同时，他又兴致勃勃地学起了――击剑。《咏怀诗》第六十一首，记录了这“少年习武”的故事：　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　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里垌。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　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这样一看，以“大文学家”头衔名垂青史的阮籍，他小时候这剑艺，竟还是相当不错的！俨然就是个少年高手。这首诗写得凝重感伤，一看就不是戏作，这“妙技过曲城”、“超世发奇声”，就算有点文人的夸张，但肯定也不会完全没有来由。史书记载阮籍的相貌，说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这分明是英爽大侠的气质，哪还是孱弱文人的模样。不过可惜的是，阮籍这“剑艺英风”，一辈子也没能派上用场(虽然后来当了步兵校尉，是个武职，但那时，他的主要目的已经是喝酒，正经差事估计没放在心上)，像“挥剑临沙漠”、“旗帜何翩翩”，那就只能是他心里的美好向往了。　……　经过了十几年的修炼，这时的阮籍也算“文武双全”，一个模范教育下的“大好青年”就这样完成培养，开始走向社会了。他聪明、正义、热情、有才华、有理想，觉得整个天下都充满了阳光……看来，这“大好青年”还真是千古皆然，无论什么时代，那特质都不会有多大改变，倒让人不由感叹起那句话来：永远不会重复，但人生，却永远总是那些。　“大好青年”阮籍走向了社会。然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说，阮籍并没有出生在一个好的时代里，他后来活得那么不成话，简直成了“天下放纵第一人”，那不能都去怪他。从他“走向社会”的时候，社会就已经开始扭曲了，而且越来越扭曲，直到他死后，才又重新建立起一个正常点的秩序。　阮籍出道的时候，在社会上引领着风尚的，正是一群浮华公子哥。不过，我们不要小瞧这群“浮华公子”，这可是很不寻常的一群人。他们就是，被后人喻为“魏晋第一代翘楚”的――正始名士 。大概是因为轻薄的作派，这些人在上的名声并不好，至少远比不上“竹林七贤”，但是，若论起在学术上的贡献，他们可是绝不输给竹林的。　阮籍二十出头的时候，正是正始名士走向辉煌的时候，他们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夏侯玄、邓、李胜、丁谧等等，已经在京都洛阳红极一时。这些公子们个个出身显贵，又极富才华，相互间推崇标榜，一时间就成为了整个天下的聚焦。　阮籍拿着那质朴的眼神，瞧着这些贵公子，可是，却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照阮籍的理解，在儒家的良好教育下，文人们就都应该端端正正、气质深沉才对，可再看这些人，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难道这群贵气十足又浮华成性的公子哥，就真的成了天下文人的典范？阮籍越看越摸不着头脑，第一次来看这个社会，就这么不可理解，跟他一向的想像，可实在差得太远了。　这里，我们也不妨替阮籍解解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这个时代的文人，竟都变成了这样？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儒家在这个时候，已经衰落了！儒家在经过了汉朝的黄金盛世以后，因为的原因，还有它自身出现的问题，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天下的事了，于是，它就没有了不容置疑的尊严。正始名士，那是一群最早的“玄学”人物，早不把儒家看得有多重了。无论这些人是不是得人心，但他们却无疑代表着社会的“新生事物”。其实跟人家相比，倒是阮籍落伍了。只是，这时的阮籍可不懂什么叫做“玄”，他还要在儒家给他描绘的理想盛世里，沉浸上好一段时间呢。　阮籍真不是一个好命的人，一走向社会，就碰上了大难题。他梦想着要“报国济民”，那就必须得到当权者的赏识，让人家给他“报国济民”的机会，然而得到当权者的赏识，那就必须得――出名！但是，现在的阮家，已经没有了被人青睐的资本，魏文帝曹丕已经死了五六年，这个并不显赫的家族，早被贵人们抛到了脑后。那么阮籍还有什么办法？也只剩了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混到那些贵公子当中去！虽然，阮籍真是看不上他们，但无论如何，人家是当今的时尚，也只有通过跟他们的交往，才能让自己渐渐地被天下得知。　看后来的这些年，阮籍果然是这么干的，只是……他干得颇不情愿。一方面，他一直和这些公子们保持着交往，但另一方面，却又绝不肯变成他们那样的气质。所以几年后，阮籍的确是出了名，但却又始终不在那个能引领风尚的名单里。人们都已经知道，陈留有个阮嗣宗，不错，有才华有见识，但那无疑是个“规矩人”，还一心地抱着儒家那一套，没什么与众不同的……这样看，阮籍的年轻时代，还真是挺郁闷。而经过了这几年，阮籍也已经和刚出道时不太一样了。虽然心里的热情并没有死掉，但那浪漫和美好，却已经消减了一大半。　不管怎样，阮籍终于有了名，这时他已经三十岁，也终于开始得到大人物们的关注。然而偏在此时，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却突然发生了，让阮籍那刚刚重新萌发的“报国热情”，再一次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公元239年，曹丕的儿子、在位十三年的魏明帝曹睿忽然病死了。曹睿把皇位传给了年仅八岁的养子曹芳。后来因为这孩子成年不久，就被司马师废为了“齐王”，所以连个皇帝的谥号也没能留下，于是上就只把他称为“齐王曹芳”。　齐王曹芳继位的第一个元日，正是公元240年，从此，魏朝就进入了“正始”年间。而“正始”这个年号的到来，无论是对大魏、还是对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大家的命运都开始发生了难以意料的转变。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

我国明代著名小说家，他所创作的《西游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着之一。

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他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少年时，就已名冠乡里，他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 ，忠于自己的妻室。

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

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

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

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一生穷困的吴承恩，奋尽全力完成中外闻名的《西游记》后，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约于万历十年离开了人世。

他虽然终身未能腾达，但他和他的《西游记》，在中国学史上取得了光辉而崇高的地位，永将光照千秋。

参考资料：

中华颂 - 名人 吴承恩

　　吴承恩

　　目录·吴承恩生平

　　·吴承恩的西游记

　　·西游悬念

　　·★吴承恩家世考

　　吴承恩生平

　　吴承恩(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明代小说家

　　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他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他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 ，忠于自己的妻室。

　　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

　　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 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

　　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吴承恩的西游记

　　吴承恩曾写过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志怿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恶势力，使读者“悚然易虑”，并非无为而作，或搜奇猎异以资谈笑。他创作《西游记》，目的也是如此。在《西游记》四十五回中，写到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最恨的是“贪赃坏法之官”，这与吴承恩在许多诗文中所表现的特别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处处有人间的影子：神圣的天宫表面气派不凡，至高无上的玉帝却贤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间的王朝相仿佛；地府森严，官官相护，贪赃枉法，无辜的人有冤难伸，和地上的衙门并无两样；妖魔鬼怿杀人吃人，贪财好色，仗着魔力法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简直是人间恶霸、官僚的化身。《西游记》还写到了一些人间国度，那里的统治者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这同样是明朝廷君臣祸国殃民罪行的写照。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嫉恶如仇，神通广大，一切称凶逞狂的妖魔鬼怪在它的金箍棒下都推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或一命呜呼，或束手就擒，这都反映了吴承恩扫荡社会丑恶现象和丑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也是《西游记》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一生穷困的吴承恩，奋尽全力完成中外闻名的《西游记》后，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约于万历十年离开了人世。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通严肃的批判巧妙的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从19世纪开始，它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来种文字流行于世。

　　西游悬念

　　《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数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历史悬案。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从清代学者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但是，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版本，都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最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提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而是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其考证思路是从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大字官板西游记》卷首的“华阳洞天主人校”的“校”字入手，对比杨致和《西游记》和朱鼎臣《释厄传》两个版本之间增、删、改的故事情节变化及发展，论证小说的成书过程，理顺这三个版本的出版顺序，结合其中所体现的佛、道、儒三家思想脉络，追根溯源论证《西游记》作者的阅历及身份，考证出《西游记》一书与吴承恩毫无关系，真正作者应为明嘉靖时代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吴承恩有诗《赠李石麓太史》，石麓为李春芳的号。李籍隶江苏兴化县，嘉靖年间状元及第，因善撰“青词”而累升宰辅。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有号“华阳洞主人”。曾受命总校《永乐大典》。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沈先生发现，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与卷首“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是“编撰《西游记》”之意。

　　胡适与鲁迅主张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根据是明天启间《淮安府志》，该志记有吴承恩作《西游记》，但未说明此为何类图书。清代咸丰重刻《淮安府志》删去这一条。

　　1983年末，章培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然而细观他们的考证，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有二条，直接材料仅一条。

　　间接材料1：吴玉搢（1698－1773）《山阳志遗》卷四：

　　天启旧《志》（指天启《淮安府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距《西游记》问世已近二百年，判断的依据又唯有明天启《淮安府志》，他的发言权其实和我们差不多。

　　间接材料2：阮葵生（1727－1789）《茶余客话》卷二十一：

　　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这里判断的唯一依据仍是天启《淮安府志》，据鲁迅先生分析，阮葵生实际上是据吴玉 《山阳志遗》卷四写成，因为它沿袭了该书将《淮安府志》中“复善谐剧”作“复善谐谑”的误书。吴、阮两人都提到书中淮上方言，但都是在先肯定吴承恩之作就是小说《西游记》之后的旁证，但学术界对小说中的方言问题一直有较大争论，清初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已称：“篇中多金陵方言”。清代称吴承恩为作者的还有丁宴《石亭记事续编》、焦循《剧说》等，但他们或据《淮安府志》，或依《茶余客话》，这意味着将著作权判给吴承恩的依据其实只有一条。

　　直接材料：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章培恒先生根据这条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正面：

　　《淮安府志》没有说明吴承恩《西游记》的卷数或回数，也没说明该篇的性质。历史上常有两种著作同名的现象，如清初沈谦与唐孙华就各有一部《东江集钞》，明代与清代都有一部小说名为《如意君传》。约比吴承恩大二十岁的安国也写过《西游记》，不过那是游记之作。因此，并不能据此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反面：

　　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如下著录：

　　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

　　其时距万历二十年（1592）《西游记》首刻刊行已有半个多世纪，它已是大家熟知之书，可是黄虞稷却将吴承恩的《西游记》明确归入地理类，足见该书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就像与吴承恩同时代的人写过《东游记》、《南游记》之类的游记一样。

　　专家们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历来有种种不同说法，大都否认为吴承恩所作。也有人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以往也有人提出是李春芳。只根据《西游记》中的一首诗是暗含李春芳，还不够有说服力，这只能是一家之言。要真正解开《西游记》作者的历史之谜，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吴承恩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然而科举不利，至中年始为岁贡生。60岁时出任长兴县丞，又因与长官不谐，拂袖而归。后又聘任过荆王府纪善。

　　★吴承恩家世考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一字以忠，明代中叶淮安人。淮安在汉代曾叫射阳县，县的东南有一湖泊叫射阳湖，所以吴承恩以“射阳”为号，经常自署为“射阳居士”。后代亦有人称他为“射阳山人”，这大约不是他当年的自号。淮安地处淮水之南，秦汉时期为淮阴县。唐代为楚州，一度时期也曾改称过淮阴郡，故他在署名时，前面往往冠以“淮阴”二字。这是明清时代两淮文人的普通风气。

　　关于吴承恩的家世，目前人们了解的还是很少。因为资料太少了，迄今为止，可供查考的资料主要的只有《先府宾墓志铭》一种。现在，我就根据这篇墓志铭和其他一些材料，作如下一些推测。

　　吴承思先世涟水人，是后来迁到淮安的。是什么时间迁居淮安的呢？他自己没有讲，我猜想最迟不应晚于明初。其理由有二：

　　第一， 从时间上推算，应在明初之前。《先府宾墓志铭》云：

　　先世涟水人，然不如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曾祖讳鼎；祖讳铭，余姚训导；皇考讳贞，仁和教谕。

　　这里所说的曾祖、祖、皇考，均是以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的身份来说的。所谓“三世以上”，就是指的这三世，并不包括吴承恩父子，若连他们父子计算，当为五世。这五代吴承恩是清楚的，从他父亲的曾祖吴鼎向上便“莫能详也”。吴承恩生于十六世纪初，距明代开国 130余年。按通常 3 0年为一世的说法来计算，吴承恩向上四代为 12 0年，时间正好是明初。“三世以上莫能详也”的意思，明显是说吴鼎并非迁淮始祖，迁淮是他以前的一世、二位甚至几世的事，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谱牒，吴承恩说不清楚罢了。所以，吴氏迁淮不当晚于明初。

　　第二，元朝末年战争频仍，淮安所遭战祸尤为严重，土著居民死散殆尽，人口锐减。据黄梨洲为淮安杨士杰作的传记，以及曹镳《淮城信今录》、杨庆之《春宵呓剩》等记载，“明初谁人存者止七家”。“淮人”大概指的是城内居民，“七家”可能是指七个姓。据说这七姓是一“节孝徐（积）、槐树李、梅花刘、切面张、面合王、裱背王、南门潘（埙）”等几家。此外，还有人说七姓中有姓吴的，但那是指的是后来中进士做过御史的吴节、吴那一家，与吴承恩并无瓜葛。吴承恩的祖先不是淮安元代遗民，而是元末明初从涟水迁入的。明初，明太祖针对江北居民稀少的状况实行移民政策。来谁的移民多迁自江南，而且多为富户或军官。至今淮安许多人还世代相传说自己老家是江南苏州或其他什么地方。吴承恩家由北向南，自然不属于这个潮流，应该是元末明初破产农民的流迁。

　　吴承恩祖先迁淮后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先府宾墓志铭》中没有谈及。当时迁淮的人中有的是军籍，隶戎于淮安卫、大河卫、宽河卫等卫所；有的是商籍，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一些人是先人在淮做官而定居下来的；有些人家从事医业，如潘家、卢家；还有很多人家从事儒业，依靠读书做官吃饭，等等。吴承恩家不是军籍，也不是做大官人家的后裔，也不象一开始就是业儒的。据《先府宾墓志铭》记载，吴承恩家出过两代学官：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县的训导，祖父吴贞由例贡做过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的教谕（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光绪《杭州府志）卷一0二的记载均为训导）。训导与教谕都是官微俸薄的冷官，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妻儿往往不能团聚在一起。当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四岁时，其母梁氏，带着他一起去仁和，夫妻父子团聚以享天伦之乐。团圆的日子还未过数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吴锐的父亲即吴承恩的祖父吴贞竞病逝任所。梁氏无奈，只有带着四岁的孤儿吴锐回淮。由于他家两代经营的是“九儒十丐”的“穷儒”，既无什么积蓄，更无其他收入，所以家境越来越穷。因为穷，又无亲友接济，吴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不能上学，比别人家孩子迟了好几年，才开始进入社学读书。因为无钱给社学先生送礼，先生就不怎么教吴锐。但是，吴锐很聪明，在旁边专心听先生给别人讲，居然学到了所有的课业，并且学得很好。吴锐的聪慧感动了社学先生，得到了先生的赞赏，推荐他到乡学去继续读书。但终因吴家家计困难而没有去成。梁夫人痛心疾首地说：“吴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奈何！”先是梁夫人哭泣，接着吴锐也跟着哭，母子抱头痛哭一场了事。吴锐失学以后干些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但他到二十岁的时候，便娶了小商人徐家的女儿成了家。佛家世代卖花边花线一类小商品，吴说便承袭了他家的行业，坐在店堂里成了一个小商人。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承思家的一些老底。所谓“修文二世”，大概就是指的承恩的曾祖吴铭和祖父吴贞。再进一步细细琢磨这句话，似乎吴家业儒的也仅此两代，其先世并不是读书人家。吴家先世既非业儒，又非军籍，更非官宦，此外要么就是从事农业，要么就是经营商业。两相比较，我认为他家初迁淮时经营的是小商业可能更象些。这里有两条理由。

　　一，吴承恩家并无地产收入。有人说，吴家迁淮后原住在二铺灌沟，从事的是农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吴承恩死后葬在那里，并称那儿为“先垅”。这个证据是不足为凭的。“垅”就是墓地，“先垅”是先人墓地的意思，并不说明他家在那儿有多少土地。城里人死了总不能埋在城里，葬到乡下去是必然的，在乡下买一块土地作为墓地是正常的事情。当然，吴家一开始就置下这块地产，自然用不着再去买的。但我想那样是不大可能的。吴家由涟水迁来，如果原来就是地主富户，那他就不会放弃原有的土地，抛开家园到这儿来重置田产，如果是破产农民迁来，那他更不会有钱到淮安乡下买田。明初从江南向江北移民，是因为江北地多人稀，动员江南富户到江北垦荒，是有开发江北的目的的。当时是用行政手段“赶”来的，淮安至今农民中仍有“洪武赶散”的说法。明初涟水的经济状况不会比淮安好，吴家迁淮决不是因为是富户而被“赶”来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吴家拥有一定的地产，当做教谕的吴贞死后，吴家不至于穷到那种地步，吴承恩的父亲连个社学都上不起，迟了几年才上；上了社学又无钱给先生送礼，以致受人歧视；到了最后还是辍学了事。依我的推测，他家简直没有什么地产，他家先辈迁淮后根本不是农民。

　　二，我认为吴家来淮后就住在河下。当时河下在淮河（当时也叫黄河，黄河夺淮后，这一带淮河下游也是黄河的下游。），西边则是运河，河下处在两河之间，是一个商埠。当时从各地来的商人和各种职业的人很多，大都聚居在这里。这些人后米都逐渐入了山阳籍。他家迁淮后落脚于河下，处在一个家家经商的街市之中，从而受其影响，从事某种小商业来谋生是很自然的事情。从现在他家在河下的周围环境来看，正是这样的情况：打铜巷、钉铁巷、粉章巷、估衣街包围在他家的四周。这些巷子里的居民基本上经营着巷名中所列的行当。当经商有了余利，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就向读书做官的方向进取，并且有了一些成效，出现了两代学宫（尽管吴贞是例贡生出身，可能要出一点钱，但正好证明他家既有读书子，经济上又小有富余）。这时，他家便抛弃了原来所经营的与现在做官（虽然是不入流的小官）身份不相称的商业，生活来源就靠做学官的微薄俸禄来维持。一旦这条道路出了问题就会出现麻烦。果然，吴贞死了，没有官俸了，全家生活立即出现危机，连吴说上社学读书都困难。如果是官僚兼地主的家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吴家没有地产，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时为生活所逼，“修文二世”的书香子弟，中途辍学，弄到店堂做起小生意来，一下子又退回到了小商人的地位。这对于吴家来说，祖上经营过的职业，后人重新拾起，轻车熟道，一般情况下是很自然而不突兀的。

　　吴承恩说他家的境况“穷孤”。“穷孤”是他家世的主要特征。所谓“穷”，主要是指经济上困难。如前所述，他家确实不富裕，有时比较艰难。另外，也可能兼有指命运不太好的意思，几代以来曲曲折折不发达，没有交上当大官、发大财的好运。已经做了两代小官了，结果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陷入艰难困境。所谓“孤”，大概指人丁不兴旺，几代单传，势单力薄，人口不多。吴家困难了，无人资助，受人欺侮了，也没有人为他撑腰；吴承恩的父亲受尽了官府胥吏的敲诈勒索，也没人为他说句公道话。这些明显看出他的家族是多么“穷孤”、寒微。家族内既没有做大官赚大钱的人可以作为他家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靠山，恐怕本族中的兄弟叔伯都很少，现在还没发现他的家族中其他人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他家可能几代单传。

　　吴承恩的亲戚关系中，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祖上的亲，吴承恩没有谈到过，大概无足称道。祖母梁氏娘家何处不清楚，八成是淮安人。当时淮安梁家也不显耀，舅祖的情况也不知道。未见有祖姑母的记载，无从谈起。嫡母徐氏是个商人的女儿，生母张氏何许人也更一无所知。关于舅家及姑母家，竟连片言只语也未见，或者干脆就没有姑母。吴承恩的父辈以上亲属情况，简直是个谜。

　　有人乐于称道吴承恩自己这一代中的两门亲戚：一是姐夫沈家，另一是妻舅叶家。他们分别是沈翼和叶淇的后裔。沈翼和叶淇二人，分别在景泰年间和弘治年间任过南、北户部尚书，这两家在淮安都很有地位。但是，吴承恩的姐夫和妻子大概只是这两家的族人，并非这两位尚书大人的嫡传裔孙。然而总算是沾亲带故，有一点亲戚关系。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两门亲戚的情况。

　　先说姐夫沈家。《先府宾墓志铭》云：“徐夫人生一女承嘉，适同郡沈山。”据此可知，吴承恩的姐夫叫沈山。怎么知道沈山与沈翼是本家的呢？这是沈山的女儿的儿子即外孙，也就是吴承恩的表外孙丘度，为他的父母撰写的墓志铭中反映出来的。该墓志铭云。“向淮郡称大姓者，先尚书沈公之族也；吾母乃公之族，同知公之孙女也。”此墓志铭又云，其外祖母是“吴太夫人”，“射阳吴公，母舅也”。由此可知，丘度的母亲沈氏是吴承恩的外甥女，即“吴太夫人”吴承嘉的女儿。那么，吴承恩的姐夫沈山当即为“先尚书沈公之族也”。淮安当时姓沈的尚书只有沈翼一人，所以，沈山是沈翼的族人。此外，丘度的中表兄弟在沈翼的族谱中均有明确记载，而且沈氏族谱中还把丘度作为重要亲戚记载进去。这些都是确证。

　　据丘度《平涯公墓志铭》，沈氏“先世家东鲁，国初始祖七一公避兵徙山阳，遂家焉。后嗣以科目显，其占甲第有讳翼者，累宫南京户部尚书，正统间有御虏功。讳珤者，官吏科都给事中，升太仆寺少卿，直声于台剩讳纯者，累官至四川右布政，功在生民……纶音赫奕，科名蝉联，吾淮数巨姓宦族，指首屈则及沈。”这确实是一个显赫的家族。然而，此沈氏族谱中竟然没有沈山的名字，更没娶吴氏的记载。按照丘度与沈氏家族的关系，沈山应是沈 。沈 或者就是沈山的谱名、后改名。这有如下根据：一，丘度撰《平涯公墓志铭》云：“夫沈族乃淮之乔木一旧家，吾母敕封赠恭人毓秀之门，而平涯公与余有表兄弟之雅者也。”平涯公名沈朴，字质夫，别号平涯，长丘度三岁。

　　二，沈倩《上林苑监署丞丕显府君行略》云：“丘公震冈（丘度字震冈），先祖中表昆弟也。”沈倩的先祖即沈朴。

　　三，沈培宽《府君行述》云：“曾王父见背时，王父完白公年十二，托孤于表兄震冈丘公。”沈培宽的曾祖父也还是沈朴。

　　以上这些记载均见沈翼的族谱。

　　按：沈朴的父亲叫沈天资，祖父叫沈 ，曾祖叫沈瑄，高汉名沈诩，诩为沈翼之二兄。既然沈朴与丘度为中表兄弟，那么，沈天资应为丘度之母舅，与丘度母亲沈氏为亲兄妹或亲姐弟，天资之父沈 当为丘度的外祖父，即吴承嘉所嫁之夫名沈山者。我想这是不可改易的推论。沈氏族谱中不名沈山而叫沈5盈，可能沈山是初用名，后来改作沈！盈的缘故。据沈氏族谱记载，沈 字朝用，配宁氏、王氏，但是没有吴氏的记载。这大概因为吴家“穷孤”，吴承嘉嫁到沈家仅仅是侧室，甚或是妾，而且可能没有生男孩子的缘故。沈山的年龄可能比吴承嘉大得多。沈翼行三，生于 1392年，其二兄沈诩的生年当更早一些。沈山为沈诩四子沈瑄之独子，是沈诩之第三代，生年当晚二世。如果以30年为一世，一二世为60年，当为1450年顷。如果再加上可能有的其他一些特殊情况，再加长一些时间，至近应为1460年或1470年顷。而他的长子沈天资生于 1500年，两者差距比较大，所以，沈山的生年可能较早，甚至与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的生年接近（吴锐生于1461年）。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沈山仅是沈尚书的侄孙，承恩的姐姐承嘉又非沈山的原配夫人，仅是族谱上无名的配偶，所以这门亲戚无足称道。加之沈氏到了沈山这一代没有出达官贵人，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因此，吴承恩仅在其父墓志铭中，按通常惯例提了一下沈山的名字，并未作进一步的介绍，在其他地方也绝未提及。后来丘度中了进士做了官，丘度的血管里流有沈氏的血液，所以沈氏与丘家的关系才得以增强，而连带的沈家与吴家的关系才被看重。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吴承恩家当初的社会地位是如何的低下。

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神话小说是《西游记》。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搢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

《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手语、世（世界语）、斯（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中外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李白诗歌

李白的诗歌今存990多首。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也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扬奋发的典型音调。李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多次以大鹏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博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但李白在长安三年失意而归，使他激昂的政治热情，再受到现实的冲撞时，便转化为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李白还以痛快淋漓的饮酒诗，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与这种豪放奔涌，无所掩抑的感情气势相适应，李白的诗歌在艺术手法方面的显着特点是：想象神奇，变化无端，结构纵横跳跃，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雄奇飘逸的风格。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代表作有：七言古诗（《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梁甫吟》等，五言古诗（《古风》59首）;有句汉魏六朝乐府民歌风味的《长干行》，《子夜吴歌》等，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都成为盛唐的名篇。李白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他的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李白的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士一样，具有恢宏的功业抱负，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就是他最执着的人生信念。李白是否具有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能力，也许是很可疑的，但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崛起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富贵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如《行路难》其二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吟》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在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在醉醒后自抒其志云：“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相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猛虎行》）他入永王璘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直至他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生在盛世的李白而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当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因为通过这类人物，诗人更能够抒发自己“心雄万夫”的气概和热情，表现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 李白把排难解纷的济世理想和纵放不羁的个性自由统一起来，以求得圆满的人生。他对人生道路的设计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建立奇功伟业，如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而功成之后，却又不贪恋富贵名位，而以“五湖”、“沧州”为家，向往自由的生活。他早年在干谒求仕期间不讳言这一点：“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玉真公主馆苦雨》）在仕途最得意时不放弃这一点：“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直到晚年，他仍矢志不移：“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这种人生理想集中表现了诗人“羞伐其德”和热爱自由的意识：“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这些诗句都是诗人心迹的自我表白。由于他的自由意识是如此强烈，当遇到现实生活中丑恶力量的阻梗时，他的愤怒和抗争也表现得格外强烈。

李白个性

他一生不以功名显，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李白反权贵的思想意识，是随着他的生活实践的丰富而日益自觉和成熟起来的。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平等要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他有时也发出轻蔑权贵的豪语，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但主要还是表现内心的高傲。而随着对高层权力集团实际情况的了解，他进一步揭示了布衣和权贵的对立：“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风》第三十九。并对因谄事帝王而窃据权位者的丑态极尽嘲讽之能事，如：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个艺术概括在李白诗歌中的意义，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在杜诗中一样重要。在天宝末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李白又把反权贵和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既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也表达了对朝廷的失望和轻蔑：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在《书情赠蔡舍人雄》、《古风》第五十一、《登高丘望远海》等诗中，李白甚至借古讽今，对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斥责。 总之，可以说他把唐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任华说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重气骨传统的重要内容，李白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而成为诗坛巨星的。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襄阳歌》）生活如同馥郁的浓酒使诗人心醉，这当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悲哀和痛苦，但诗人的乐观精神足以使他超越和战胜忧患意识，所谓“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襄阳曲》之四），就是他旷达心态的写照。 他永不安于寂寞和孤独，如《月下独酌》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只有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诗人才能发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一首《短歌行》，诗中构想道：“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这里没有嗟老叹卑的哀惋，却用“劝酒”的天真想象表达了对人生的无限依恋之情。这些诗篇以其纯真的情趣，感召着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没了的美好的人性，并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白具有英风豪气，又追求单纯高洁的心境，这些不同的性格侧面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两大类型：一类是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运动的美，在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壮思；另一类则着意追求光明澄澈之美，在秀丽的意境中表现纤尘不染的天真情怀。例如他笔下的黄河、长江，奔腾咆哮，一泻千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他笔下的山峰高耸峻拔，峥嵘奇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浑然一体的。同时，李白又写了许多具有晶莹透剔的优美意境的山水诗。例如“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西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这些诗以明朗纯净取胜。 李白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对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绘，不如说是按诗人个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他只求把握整体的气势或氛围，凭倏来飙起的感兴泼墨写意，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诗又是无往而不抒情的，他善于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有着“同构互感”的微妙的呼应关系。例如《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诗中的“浮云”、“落日”，既是眼前景，又是古诗中有着特定情感内容的比兴意象，意谓游子一去如浮云飘泊无止，故人惜别又似落日依依，缘情布景而不留凿痕。又如“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首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和时辰，又用“云”和“雁”的意象喻指离别和远行。此外如“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游南阳清泠泉》）等等。 李白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倾向的个性，还使他能更深入地开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情美。这里有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子夜吴歌》其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有对劳动生活的赞美之情，如《秋浦歌》十四：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所有这些诗篇，都无不是以理想的光轮使日常生活题材焕发出诗意的丰采。

李白成就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也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的手法，使内容和形式得到高度的统一。 李白不是一个“万事不关心”的诗人，相反，他似乎什么都关心，很多生活他都体验过，表现过。尽管没有一种生活能永远使他满足，但他那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的诗篇中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处处留下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要控诉自己的冤曲，就说：“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他想念长安，就是：“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他登上太白峰，就让“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他要求仙，就有“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他要饮酒，就有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他悼念宣城善酿纪叟，就问：“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从艺术效果来说，有的地方使诗歌增加了一种排山倒海而来的气势，先声夺人的力量；有的地方又让人读来感到热情亲切。当然，这种主观色彩，并不限于有“我”字的诗句和诗篇，例如在很多诗篇里，鲁仲连、严子陵、诸葛亮、谢安等人的名字，也往往被李白当作第一人称的代用语，让古人完全成为他的化身。

主要作品

《李太白全集》《李翰林集》《太白草堂集》《李白诗集》怨情 明月度关山 春思 静夜思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送别 月下独酌 远别离 公无渡河 蜀道难 梁甫吟 鸟夜啼 乌栖曲侠客行 战城南 将进酒 行行游且猎篇 飞龙引二首 天马歌 行路难（三首） 长相思 上留田行 春日行 前有一樽酒行二首 夜坐吟 野田黄雀行 箜篌谣 雉朝飞 上云乐 白鸠辞 日出入行 胡无人 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 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 秋夜独坐怀故山 鲁中都东楼醉起作 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 春归终南山松龛旧隐 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 寻山僧不遇作 过汪氏别业二首 待酒不至 独酌 友人会宿 春日独酌二首 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 月夜听卢子顺弹琴 日夕山中忽然有怀 对酒 春日醉起言志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 独坐敬亭山 忆东山二首 望月有怀 对酒忆贺监二首 落日忆山中 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 安州应城玉女汤作 之广陵宿常二南郭幽居 下途归石门旧居 客中行 太原早秋 奔亡道中五首 郢门秋怀 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 荆门浮舟望蜀江 上三峡 金陵三首 早发白帝城 秋下荆门 江行寄远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 宿虾湖 西施 王右军 上元夫人 苏台览古 越中览古 商山四皓 过四皓墓 岘山怀古 苏武 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 庐江主人妇 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 望鹦鹉洲怀祢衡 宿巫山下 金陵白杨十字巷 谢公亭盖谢眺范云之所游 纪南陵题五松山 夜泊牛渚怀古 姑孰十咏 登锦城散花楼 登峨嵋山 大庭库 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 天台晓望 早望海霞边 焦山望松寥山 杜陵绝句 登太白峰 登邯郸洪波台置酒观发兵 登新平楼 谒老君庙 秋日登扬州西灵塔 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 登瓦官阁 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眺 登金陵凤凰台 望庐山瀑布（二首） 登庐山五老峰 江上望皖公山望黄鹤楼 鹦鹉洲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 秋登巴陵望洞庭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北风行 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 挂席江上待月有怀 金陵望汉江 秋登宣城谢眺北楼 望天门山 望木瓜山 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 过崔八丈水亭 登广武古战场怀古 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衡岳僧方外 东鲁门泛舟二首 游泰山六首 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 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 游南阳清泠泉 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 同友人舟行游台越作 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 侍从游宿温泉宫作 邯郸南亭观妓 春日游罗敷潭 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 游谢氏山亭 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 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义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 宴郑参卿山池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 游秋浦白苛陂二首 秋日与张少府楚城韦公藏书高斋作 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 楚江黄龙矶南宴杨执戟治楼 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 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 铜官山醉后绝句 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 宣城青溪 与谢良辅游泾川陵岩寺 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 九日登山 九日 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山鹧鸪者 九日龙山歌 游水西简郑明府 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 宴陶家亭子 金陵凤凰台置酒 登梅冈望金陵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 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 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 九月十日即事 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时送客逢崔侍御并登此地 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还题壁 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 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邕湖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诗歌的独特艺术个性在开明开放的盛唐时期 ,李白诗歌体现出来的独特的艺术个性 ,我们可以从豪放、豪爽、豪勇、豪杰这四个方面来展开欣赏。一、李白诗歌中豪放和豪爽的艺术个性在李白的诗歌中 ,最能够体现李白豪放和豪爽性格的 ,是他的《将进酒》。你看诗的第一句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一诗句写黄河之浩荡水势的铺天盖地 ,一下子犹如暴雨倾盆泻地 ,汇成巨流直奔东海 ,气势宏伟。在这里 ,李白借黄河之壮景抒诗人之豪情 ,所抒发的豪放之情感是 :一个真正的人 ,他生活在这个复杂的社会 ,就应该像那奔涌的黄河之水一样 ,在人世间尽心而作 ,奋力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