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形成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社会动乱,战争频发。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产生了很多独特的文学艺术以及文坛大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了。这些人在乱世中风流潇洒,不拘礼节,特立独行,受到了后世很多知识分子所追随。
“魏晋风度”绝不是表面的饮酒、作乐、食药那么简单,它代表的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是一种风流自赏的气度,是一种清俊通脱的性格。这种精神将传统的儒学和道教进行了互补,从根本上奠定了后世读书人的人格基础。
士族阶级的社会影响力强
“魏晋风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士族阶级的传播。“魏晋风度”是由当时士族阶级生活小事的具象所呈现出来的。在分封制下“士”指的是底层贵族,他们享有封地,免除赋税,在《汉书》中记载“学以居位曰士”,这里的“士”指的是读书人。
在魏晋时期,士族阶级的地位极高,据史料记载南朝齐武帝的亲信纪僧真想要获得士大夫的身份去求齐武帝,但是齐武帝却说此事自己无法决定让他去拜见当时的士族领袖江斅,纪僧真到达江府后被一句“移吾床让客”赶了出来。由此,可见当时士族阶级地位极高,士族身份极难获取。
在古代士族阶级是文化的享有者,他们在经济、政治中享有特殊地位,这是因为早在西周时期,作为国家上层人员士族阶级就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这也就意味着相较于其它阶级来说士族阶级政治话语权更大。当时的士族阶级学习内容主要以“六艺”为主。
根据所专类别又分为“文士”和“武士”。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学术下移和士族阶级的崛起“私学”盛行,这造就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局面,同时这也扩大了士大夫阶级的范围,丰富了士大夫阶级的结构。
魏晋时期形成了门阀士族,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使朝廷用人之权掌握在了政府中正手里。这一制度成为了当时士族阶级巩固政治力量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中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几大门阀士族。
他们的形成为魏晋风度的产生提供了载体,这些门阀士族子弟拥有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与社会话语权,他们所倡导的往往会很快成为社会风尚,这也是“魏晋风度”于后世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魏晋风度”极具艺术影响力
(一)使书法美学产生了创造性的改变
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书法当中更蕴含着某个历史时期读书人的文化观。在“魏晋风度”盛行的时代书法艺术相较之前来说,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相较之前实用为主的审美来说,魏晋时期的书法讲究一种飘逸清雅的美,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品,“二王”的书法淳朴自然充分体现了当时士人阶级的追求 。
这种充满哲学意味的自由解放的思想潮流,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世的读书人看到这种勇于突破的思想时,往往会联想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从而对当时的魏晋名士产生崇拜欣赏之感。
(二)魏晋风流具有超脱时代的审美价值
魏晋时期以“自然”为最高的审美,这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厌倦了政治的黑暗残酷,在面对这些黑暗残酷时,他们也无能为力。这种挫败感让他们转而去追求不被牵累的真实自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时代审美的指导下,魏晋时期的绘画、文学等艺术都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
竹林七贤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精神,令人心向往之,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飘逸,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来展现自己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讲究“由行见神”,他们的审美追求体现着当时士人阶级的神韵风骨。
魏晋时代的审美又极具悲剧意味,身处于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很可能稍纵即逝,士人阶级不愿在这短暂的生命中被繁琐的礼教所束缚,他们希望能够追求真正的自由解放。这种思想造就了当时魏晋名士们不拘礼法的生活方式。
残酷的现实往往会使人思考生命的价值,会让人感慨人生的短暂,会让人哀伤现实的残酷。但即使时代如此黑暗,现状如此令人哀伤。即使现实如此不堪,魏晋名士们也一如既往的忧国忧民,以求济世报国,可见他们的人格精神与当时黑暗的现实十分背离。
在这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魏晋风流”的内涵仍然是积极向上的,它代表的是人对自我生命的把控,对命运的追求。总的来说,魏晋风流其实是一种觉醒。这也是为何后世文人纷纷追求“魏晋风流”。他们追求的不是那个时代,而是那种觉醒的处事方式,那种哲学式的精神气质,那种艺术化的文学内涵。
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自然的人生态度
“魏晋风度”的广为流传推动了各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在这个一时期,文人的精神得到解放,才情得以发挥,虽然这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黑暗时代,但这又是一个赋予热情的艺术的时代。
鲁迅先生曾说过“这个时代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艺术显然区别于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功利型艺术。魏晋时的艺术充满着对自我的追求。
阮籍
“竹林七贤”的名士阮籍和嵇康曾说“越名教越自然”,这句话代表着的不仅是对个人自然的追求,更是对时代自然的追求,这句话代表了他对于封建礼教的蔑视,对于规矩礼法的厌恶。他们的这种态度,深深影响了当时的读书人。在当时自由独立,破除世俗成为了整个文人团体的追求。这种自由脱俗的精神也受到了后世文人的争相效仿。
(二)玄学重塑文化观念
魏晋玄学是魏晋风流的灵魂与根源。在当时文人墨客大多崇尚“老庄玄学”,他们选择用这种哲学思想来逃避现实,追求虚无缥缈的玄远。
在当时的文人中流行一种“清谈”,在这种“清谈”中,他们能够将自己从政治中的无能为力解脱出来,转而去探索自身存在的价值。在“清谈”会中,《周易》、《老子》、《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玄学的盛行给自汉朝以来就愈加腐朽的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给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理性。
魏晋名士们率性而为,不加修饰这种逍遥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天真浪漫。由他们所散发传播的那种由内而外“以形写神”的观念,使当时的文人看到自然山水之美。让他们感悟到宇宙的无为之至,体会到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这种超脱的情怀是本来普通的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魂。
魏晋风流中的自由思想,打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教会了后世的读书人如何去追求更为自由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在后世看来,这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审美追求。
“魏晋风度”的确产生于乱世,但绝不只是饮酒、食药、清谈而已。“魏晋风度”背后所蕴含的内涵是对于人本身价值的发现。它所代表的潇洒、旷达的人生态度值得后人所学习推崇
家里有一本书,魏风华所著的《魏晋风华》,读了很长时间,好像有很多很多感触积在胸口,又不知道从何说起的感觉。那些历史背后的人的故事,深深的吸引和打动我。想了很久,终于知道这本书之所以深深吸引我,并且我一直想找到的答案,那就是在那样动荡又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下,人如何成为一个人?是什么造就了光照千古的魏晋风度?
对于魏晋这段历史,我并不太熟悉。魏蜀吴的历史,也仅限于三国演义的故事。而魏蜀吴三国归晋,经短暂统一之后,再次陷入分崩离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大分裂,前后长达三百年。学者宗白华先生曾经评价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年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魏晋风华》这本书,以南北朝时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为线索,来描绘与解读魏晋时代,其中一代名士的趣闻轶事生动有趣,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其中尤其是人性的光辉闪耀千年。
说到魏蜀吴的历史,读完之后,我对于曹操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其实曹操是三国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这种伟大于政治、于军事、于文学,超越了刘备、孙权、诸葛亮加一起,所以作者说到所谓 “建安风骨”,孟德一人之风骨 而已。为什么在后人的很多演绎中,对待曹操这样不公平?细细看来,发现原来在曹操生活的年代,从主流的视野看,他就是很别扭。首先是出身不好,他的父亲是位专权宦官的养子,这算是让时人相当不齿。其次,当时的社交网络中,讲究仪容与气度,而曹操身材矮小,相貌估计也不好看,实难上得台面。因此即使他再有雄韬伟略,也总是被人轻蔑。当年,袁绍诛杀宦官时,曹操也参与其谋,曾有清流大臣质问曹操“阿瞒啊,你本是宦官养子之后,有什么资格参加我们这样高尚而伟大的行动?”曹操徐徐答道“干君何事?”换句话说,就是你管得着吗?但我想,而对这样的质问,任何解释都是徒劳,伟大的曹操当时平静的背后肯定是心里热泪成河。即使后来整个中原都是曹操的舞台,他已经成为丞相,很有自信的去问一位之前不愿意与他交往的当世名士宗世林,“现在我们可以做朋友了吧?!”。世林答“松柏之志,犹存我心。”你看,如论如何,还是不行。我想,当时的曹操终是心怀激愤的吧,心情无处排解的时候,那就写诗吧。
曹操五十二岁的夏天,北征乌桓(现在的辽宁朝阳),至天津蓟县,道路因大雨泛滥被毁,曹操断然下令改道,开山路五百里,兵临白狼山,阵前斩杀乌桓王,降服军民20余万。于九月,大获全胜。凯旋而归的时候,曹操走河北昌黎一线,登上了附近的碣石山,观沧海,所以,这首出现在孩子课本中的《观沧海》并不一定是胜利者的骄傲和志得意满,即便是英雄,在人生的暮年,看海天之辽阔,感人生之微芒,生命至此,谁能不动情?闻着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不知道曹操会不会想哭。一切皆是过眼云烟,即使全天下都看轻他的出身,又算得了什么呢?
海是海,亦非海。孟德是孟德,但此时海边的孟德已经不是人生上半场的孟德,所以,在别人让他废汉献帝而自立时,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为人与写诗,“时露霸气”,但这霸气终化作像大海一样从容的波涛,所以说孟德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担得起的。他即是征战场上的神一样的人物,也是写下无数慷慨的、孤独的、悲凉的诗篇的文坛领袖,所以,魏晋故事的开篇在这样一位浪漫的统治者身上,注定精彩。
击败弟弟曹植,接过曹操的接力棒,曹丕代汉而建魏,是三国时代真正的开始。说到曹植,他的才气确实让人佩服,但性格决定命运,其狂傲造就了他人生的大错位。而曹丕一直在弟弟的光环笼罩之下,才不及人的悲苦大概也无人能说。倒更像是一个私下发愤用功的好孩子。曹丕特别喜爱“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王粲,在王粲死后,亲自去吊唁,十分悲伤,对身边的大臣说:“王粲在世时,喜欢听驴叫,你们可以各学一声驴叫,给他送行。“一时间,灵堂上驴叫声此起彼伏。曹丕本人有没有学驴叫?当然是有。现在看上去,好象无法理解,但这并不是魏晋人爱好奇特,而是他们更能破除心中的樊篱,你喜欢的事情,我就要帮你做到,所以亲近心性,不拘儒家的传统礼法,从皇帝那里就这样做。一个时代的风尚又安能不变?
在曹魏政权之中,有个重要的人物司马懿,他于晚年发动“高平陵之变”,完全掌握了魏国的实权,曹魏皇帝成了司马家的傀儡。而在司马家灭了蜀国之后,魏元帝曹奂干脆就禅位给了司马炎,因此,司马炎成了晋朝的开国皇帝。之后,他又灭了吴国,正式终结了三国时代。而魏晋时代最有名的七位名士,”竹林七贤“的集会,大约就起始于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以后),活动于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而”高平陵之变“发生在公元249年,也就是说此时,正是司马家忙着洗牌,魏国朝野混乱的时候,于是四个河南人阮籍、山涛、阮咸、向秀,两个安徽人嵇康、刘伶,一个山东人王戎,在机缘巧合之下,碰到了一起,主要在山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修武县(云台山地区),啸聚竹林,索琴饮酒,口言老庄,心怀玄远,不醉不归,渐渐名声大振。
核心人物阮籍,狂放不羁、颓废伤感,有浓郁的厌世倾向。史书上说他有济世之才,他还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诗人,留下八十二首《咏怀诗》,是文学史上的珍品。阮籍因身处乱世,不得已,才把自己埋得很深。阮籍善啸,百步之外,都能清楚听到。可能是言不尽意而啸能尽意,实在是郁闷得没话说,只有一声长啸才能吐尽胸中郁结吧。阮籍酷爱饮酒,清醒时,放旷不羁;喝醉时,整日昏昏。他曾经给司马家当幕僚,但倾轧无常的官场他又不那么喜欢,不得已而置身其中,在入仕与逃避之间,其中的压抑唯有借酒舒解。他曾经驾车遇穷途而哭,因为前面没有路了,对于阮籍来说,无望比绝望更可怕,这种无望只是生命本身在时光中渐渐消磨了意志,消磨了抱负,只剩悲叹,和深深的厌世。读到此处,真是感叹,觉得一个人竟可以孤独至此,孤独至此啊!
嵇康绝对是竹林七贤的颜值担当,身长七尺八寸,推算下来得在一米八以上,举止“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气质“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涛形容他“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样的形容,想想这样的豪爽清逸的气质,像松树间的清风沙沙作响,像挺拔的孤松,即便醉倒,也像高大的玉山将要倾倒,真是引发人无尽的想象。换作现在,大概也算得上顶流的偶像了吧。
嵇康刚直高傲,是思想家、文论家、殿堂级流行音乐演奏家兼资深打铁爱好者,这个气质就相当独特,大概就是即文艺又有八块腹肌,所谓的“从远处看,大线条很粗;从近处看,小线条又很细。”嵇康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是曹家的驸马,不管他想与不想,都已经站在司马政权的对立面。司马昭要夺取天下,必然要借重主导舆论的名士。一直嫉妒嵇康的钟会进言司马昭“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杀鸡儆猴,作为当时最有名的名士,嵇康的死是必然结果。嵇康赴死前,有三千太学生聚集法场,想要拜嵇康为师,司马昭下了最后的决心。刑场上的嵇康,依旧的从容淡定,他抬头看看日影,知道时间尚早,于是索琴一张,潇洒抚之,如痴如醉,正是一曲《广陵散》。悠扬的琴声铺天盖地,无杀伐之气,无幽怨之声,只有“感天地以致合”的清正之声,曲终声止,嵇康慨然叹息:“《广陵散》于今绝矣!”,这真是历史上最生动的死,嵇康留给时代一个潇洒的背影。
嵇康在被司马昭斩杀前,对儿子嵇绍说:“别害怕,有你山涛伯伯在,你就不会是孤儿。”可见,山涛与嵇康契若金兰,是真正的金兰之交。所以,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当时山涛举荐嵇康做官,被嵇康拒绝,其实这只是嵇康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非真正的与山涛绝交。嵇康是懂山涛的,既敢于公开与他绝交,却又在临终时将幼子相托,是因为信任。山涛也果然没有辜负这份信任,所以,他面对老友的绝交书,一直沉默不作丝毫辩解,后来又丝毫不避嫌疑,对嵇康一家老小尽心照顾,把嵇康的儿子更是当作亲生的儿子一样看待,悉心教育。十几年以后,嵇绍长大成人,颇有他父亲的遗风,成语“鹤立鸡群”描述的就是他。山涛凭借自己的威望,向晋武帝推荐说:“父亲有罪,和儿子没有关系。嵇绍品德高尚,才华横溢,应该予以重用,可以让他做秘书郞。”武帝对山涛极为敬重,批示说:“如你所说,足以担负秘书丞的职位了,干嘛做秘书郞呢?”直接来了个破格提拔,这自然是后话。
竹林七贤中,山涛岁数最长,少年家贫,为人深沉,宽厚。有段小故事记载,山涛的妻子韩氏,觉得他自从认识了嵇康、阮籍之后,冷落了自己,便想借着此二人来访的机会,好好观察一下此二人到底如何。山涛得知大笑,同意她透过墙上的小洞窥视二人。结果,到了晚上,韩氏一看就迷住了,只见嵇康身高近乎八尺,如玉树临风;阮籍虽没嵇康高大,但也松颜鹤相,颇有得道仙人的气质。转天,山涛问:“你觉得我跟他们比,如何呀?”韩氏答:“我觉得,你的容止与才华,比不上他们俩;之所以跟他们成为朋友,靠的是你的见识和雅量。”真是知夫者,妻也。
与名士的归隐避世不同,山涛一直为官,曾经在曹氏政权做官,后来又入仕司马家,仕途显赫,成为西晋的重臣,专为朝廷选拔人才。他一生做官十分清正廉洁,生活节俭且与妻子相敬如宾,从未娶妾,这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像阮籍等,避世于竹林,只追求独善其身,追求内心的美好,这种逃避未免消极。山涛,我们不知道他做官的心情美不美好,但他积极入世,举荐了很多在其位谋其职的靠谱的官员,这就是他为当时的社会做出的积极的贡献。山涛为人有气度有肚量,对朋友对老妻有情有义,做事兢兢业业,儒家讲正礼入世,老庄讲忘情逍遥,山涛算是居于两者之间吧,这正是他与嵇康、阮籍等的根本区别,算是一个有大隐风度的彬彬君子吧,这样的人,在那样的红尘乱世之中,却也过完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生。
魏晋的乱世之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风流人物,有英雄祖逖、桓温,有美男潘安卫玠,有满庭芝兰玉树的世族大家……从曹魏政权到司马氏的晋朝,从竹林到兰亭,从嵇康之死到谢灵运之死,乱世之中,无数鲜活的历史人物的故事,像繁星闪耀在那个黑暗的乱世,不是这一篇读书笔记能写尽的。而我们,活在当下,很多时候,人生的迷雾我们看不破,人生的真相我们看不破,太多的束缚,太多的无可奈何,虽然大多时候随波逐流,但仍然要坚守有些事情不屑为之。在当下的时代中,我们如何去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如何向内审视自己的内心,珍惜自己的内心,不让眼前的执迷和蝇营苟且使心灵蒙尘,去发现心性自由之美,山川自然之美,这些我们仍然需要向千年之前的古人学习。魏晋风流人物的故事一直传扬千年,其实是我们一直在羡慕他们有最纯粹的深情,不是吗?
人丑就要多读书,对于这句话,记者并不赞同,因为不论美丑,每个人都应该多读书,对知识的需求和索求,跟颜值没什么必然的关系。而且这一说法,带有严重的外貌歧视,人并无严格的颜值高低,只有道德的高低。
当然,社会世俗偏见有时候也蛮强大的,在颜值上被歧视的人士,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确实在读书和才华上做了更多的努力,从而赢得“男神”、“女神”的称号,例如三国魏晋时期的刘伶。
魏晋“男神”的指标有钱有闲熟读《离骚》三国魏晋南朝时期,是中国史上名士辈出的时代,按照如今社会流行的说法,就是“男神”辈出的时代,例如嵇康、潘安、夏侯玄、卫d等等,其中潘安更是中国美男子的代言人。
这些“男神”一方面颜值高,一个个如同玉人;另一方面,他们读书多,能写一手好文章。嵇康的文学不用说,是“竹林七贤”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嵇康这一章是绕不开的,他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在中国文化的地平线上留下一个挥洒自如、得心应手的潇洒形象,他弹“广陵散”大概也是这样子的吧。而其他几位的文学才华也是杠杠的,毫不含糊,例如潘安,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少干货,他的悼亡诗无人能及。
说完了高颜值的“男神”,该说说一些颜值不那么高的高人了。在魏晋南朝这个“男神”多得有点挤的时代,颜值不高的有才者有没有安身的空间呢?
例如文很好,人很丑的左思,曾经以一篇《三都赋》弄得洛阳纸贵,自得意满地跑到洛阳大道去显摆。结果,左思的这一显摆却走了“作死”的节奏,被爱美的洛阳女士们打得狼狈而归。文坛上的“男神”没把自己的位置摆好,结果适得其反,也是有些活该。
左思老师的事迹似乎给颜值不高的人打击很大,其实不然,有些在外表有点挫的人士,只要善于利用自己的才华,往其他方面发展,还是可以当“男神”的,就看怎么把握分寸。
说到这,先得讲一下,那个时代想要成为“男神”,并不是以容貌为唯一指标,才华和风度还是两个绕不过的硬指标。东晋名臣王恭,是当时的名士,算是一位“男神”吧,他就给当时的“男神”定了标准,原文是这么写的:“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这话透露出三个信息:
第一,“男神”不能有具体的工作,要有闲,说明经济基础不能差,可以不必为生计奔波。从这点来看,那个时代太穷了不能当“男神”。例如“男神”谢安,一天到晚游山玩水,他妻子劝说他找份工作,谢安捏着鼻子说:不去,不去,那职场臭如粪土,就怕到时候我都免不了要混得一身臭。
第二,要会饮酒,酒德好。能痛饮,还是有个基本门槛:有钱。没有经济基础,怎么痛饮酒呢?
第三,读书是必备条件之一,不仅人丑要多读书,“男神”也要多读书。读怎样的书呢?未必要博学多才,关键是要读对书,要读那种充满想象力,充满浪漫色彩的诗歌,屈原的《离骚》当然是首选,而且要反复诵读,耳熟能详。估计只有这样,才能在朋友圈里说话上层次。当然,《离骚》未必就是唯一的教材,当时流行的还有《老子》、《庄子》、《周易》等,我们不妨把“熟读《离骚》”理解为熟读书,读高规格的书。
拿着这三条标准,我们去衡量一下魏晋时期一位名叫刘伶的“男神”。
丑男混“男神”圈秘笈有才有型还要能饮酒魏晋时期,在北方有个“男神”朋友圈,因为经常在竹林里聚会,因此这个朋友圈就称作“竹林七贤”。此七人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进入这个圈的门槛很高,对才华、个性等诸多方面都有严格要求,当时阮籍有位亲戚,人不错,也想凑进去,跟阮籍拉关系,却硬生生地被阮籍拒绝了。
能够有幸进入这个圈子的刘伶,从外貌来看,似乎有点够不着,尤其是与身长七尺八寸、玉树临风的嵇康比起来,更是望尘莫及。这刘伶长得什么模样呢?《世说新语・容止篇》这样描述:“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个头上不符合“男神”标准,样子又不咋的,头发乱蓬蓬的,不加修饰,那外形看上去就如同一堆土木,总之一句话:又丑又邋遢。
这么一个人,是怎么混入“男神”圈的呢?还是看王恭提出的标准吧。首先,没什么事干。刘伶自身的经济条件似乎不算太差,不着急找工作干,有工作时还经常想办法要老板炒掉他。据说,刚出来参加工作时,他是王戎手下的参军,却见他成天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着装不整,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看上去很碍眼,结果就被炒鱿鱼了。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之后,又派使者去他家征召他回朝廷。没想到这刘伶是真心不想在晋朝为官,听说使者来了,居然 地在野外跑,吓坏了使者,马上回去报告:那刘伶就一酒坛子,算了吧。
从此,刘伶成了彻底的自由人,估计生活不成问题,有饭吃,有酒喝。细细想来,这刘伶鬼精得很,在魏晋为士大夫,不是他乐趣所在,而且不确定性大,看看嵇康就知道,他这样做其实是避险行为,当然,也成全了“男神”的第一条件――有闲。
第二条件:痛饮酒。这一点,刘伶最合格。刘伶的醉,不仅在形,更在神,形神皆醉。刘太担心酒伤身体,苦口婆心劝他戒酒,他也答应,结果戒酒仪式变成饮酒宣言,“天生刘伶,以酒为名”,然后又埋头痛饮,醉倒了事。他醉后的天地观发生变化,友人来拜访,他居然说天地是我的住宅,房屋是我的衣裤,你们闯到我衣裤里来干吗?
对于刘伶的醉酒,当然不可效仿,好酒贪杯不是好事,会耽误大事,然而,怎么看待他的醉呢?当时一位史学家,名叫梁祚,很理解刘伶,他评价说:“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刘伶的醉,是文艺青年的醉,他有自己的文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能吸取无穷的精神力量,“自得一时”,因为自身的强大,因而能感觉周边世界的狭小,其实是周边世俗世界、人事世界的狭小,“男神”总不免有点骄傲吧,所以“常以宇宙为狭”。能和他这种精神世界相接通的,只有阮籍和嵇康,因此他们一见如故。文艺青年的心是相通的,不然怎么叫圈子呢?
所以,要透过刘伶的醉去看他的文艺世界。更深一层而言,就是要有迥异于他人的个性,喝酒只是个符号特征而已。
这就涉及到第三点,熟读《离骚》,也就是要多读书,刘伶读书怎样呢?史上没有记载他如何读书,但写作是阅读的一种延伸,我们看刘伶的文字功夫如何。
《酒德颂》奠定“男神”地位的终极神器刘伶喝了那么多酒,不是白喝的,他有才思,他读的《离骚》、《老子》、《庄子》、《周易》都化成了滚烫的文字。就为喝酒一事,他写下千古名篇《酒德颂》。这篇奇作的时空观念和宇宙观念就很奇特,“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天地不过是一所宅子,万年不过是一瞬间,在构图上,就立在很高的位置上。原来,刘伶老师的醉眼不是模糊的,而是亮如火炬,能洞透世界的本质。
刘伶不知道有多少次喝醉过,但“男神”不是烂醉,而是一种文艺姿态,瞧瞧,“男神”醉了是这样的:“奋髯箕踞,枕曲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尔而醒。”胡子很有个性,可以树立起来,不光是酒精的作用,更是才思使然,是才思渗透到了每一根胡须上。这里显示的不是醉态,而是豁然和宽宏,没有计较和思虑,只有乐观和大度,这和当时讲究名教的气氛正好形成对比。刘伶在酒后面,在文字里头显示的其实是一种对当时世俗的蔑视。
熟读《离骚》不是偶然,不只是为了有谈资,而是为了能够传神地表达痛饮酒的境界,能提升痛饮酒的层次,否则,就真的只是酒棍而已。
《酒德颂》成了关于饮酒的最权威的文章,刘伶的“男神”地位,就这么树立起来了。所以,多读书总是没错的,多读书让我们有情怀,让我们有高超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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