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对沈从文＜边城＞的评价和分析

　　沈从文论

　　苏雪林

　　五四运动以后的六七年中，北方有几个作家颇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使得一群青年读者特别倾倒的则推那个年龄最轻而出身又有些奇异的沈从文了。这是一个以作品产量丰富迅速而惊人的作家。屈指他自从事文艺生活以来，至今不过八九年光景，而单行本著作，已有《入伍后》，《蜜柑》，《好管闲事的人》，《阿丽思中国游记》，《旧梦》，《一个天才的通信》，《阿黑小史》，《都市一妇人》，《虎雏》，《石子船》，《山鬼》、《龙朱》，《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篁君曰记》，《长夏》，《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老实人》，《十四夜间》，《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记胡也频》，《月下小景》等20余种；零星发表于报章杂志者如记《丁玲女士》，《湘行散记》，《边城》等也还有十来种。我们现在将他的作品总括起来则有以下的四类：1。军队生活，2。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3。普通社会事件，4。童话及旧传说的改作。

　　现在先论他第一类作品。沈从文是当兵出身的，所以熟稔军队生活。像《入伍后》，《会明》，《传事兵》，《卒伍》，《夜》，《虎雏》，《我的教育》等篇所写人物都以军人为典型。所记事迹也不过是军队间曰常发生的琐屑。像《我的教育》那篇描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的生涯，每曰除上操以外，无非看审土匪，看杀头，看捉逃兵，或在修械所看工人修械。情节原平淡无奇，不过我们读着时很感觉得一种新鲜趣味。这因为我们普通人生活范围仄狭，除了自己阶级所能经验的以处，其他生活便非常隔膜，假如有一个作家能于我们生活经验以外，供给一些东西，自然要欢迎了。

　　所谓富于“异国情调”的诗歌小说得人爱好，也是一个道理。但沈氏在军队中所处地位，似乎比一般士兵优异。据《卒伍》那篇自述，他是在一个亲戚军官领率的队伍中当学习兵，与营长连长儿子同居一处，正如世俗所讽嘲的“少爷兵”的资格是。他没有受过刻苦的训练，没有上过炮火连天惊心动魄的战线，也没有经验过中国普通士兵奸*杀掠升官发财的痛快，也没有经验过他们饥渴劳顿流离琐尾的惨苦。所以所写军队生活除了还有点趣味之外，不能叫人深切的感动。近来有一位署名黑炎的所著《战线上》，颇为文坛所称道。他的军队生活经验较沈氏丰富，所以他虽显明地受了沈从文这类文字的启示写成，却有出蓝之誉。韩侍桁批评沈从文这类文字道：“带着游戏眼镜来观察士兵的痛苦生活，而结果使其变成了滑稽。”这话说得似乎不大公允。士兵生活诚然是痛苦的，但也有很舒服的。沈氏所过军队生活，原属于后者一类，教他怎样捏造呢？黎锦明有《水莽草》，《黄药》等篇，论者谓足以表现湘西的地方色彩。但黎氏以写故事为首要目的，表现地方色彩为次要目的，所以成功不大。至于沈从文则不然。他的《旅店》（一名《野店》），《入伍后》，《夜》，《黔小景》，《我的小学教育》，《船上》，《往事》，《还乡》，《渔》，对于湘西的风俗人情气候景物都有详细的描写，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有些故事野蛮惨厉，可以使我们神经衰弱的文明人读之为之起栗，像《夜》的那篇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时和同伴四个军人寄宿某老人家，各讲自己离奇的经历。一个同伴说自己从前曾和一个在沙罗寨的苗族妇人恋爱。妇人虽黑却甚美丽，她的丈夫是一个巫师。这军人每夜必邀一个朋友去那巫师屋后树林中与妇人相会，有一夜因为有点事不得早脱身，便使朋友先去通知妇人，自己事毕立即赴约：

　　到了那里，凭借月光，看到妇人同朋友在一株大树下搂在一处，像没有知道他会来，心中非常气忿。走拢去一看，才吓慌了，原来两个人皆为一个矛子扎透了胸脯，矛尖深深的固定在树上，两人皆死了。他不由得惊喊了一声。那个凶手，那个头缠红巾同魔鬼常在一块的怪物，藏在林里阴惨的笑了。像一个鸱枭，用那诅人的口，向他说：“狗，回到你营里去告诉他们，你那懂风情的伙伴，我给他一矛子永远把他同妇人连在一块儿，这是他应得的一种待遇。”他先是为那奇突的事情所恐怖，到后来是为这暗中的嘲弄所愤怒，且明白那伙计是在一种误会中代替了自己遭了这苗人的毒手，他就想跑进深林去找寻这个东西。但是，进去时，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走回营去报告时，这人家已起了火，火焰烛天，这火就是巫师放的，他完全明白。

　　又像《渔》的那一篇写两个家族间械斗的情形道：在田坪中极天真的以相互流血

　　为乐，男子向前作战，女人则站到山上呐喊助威。交锋了，棍棒齐下，金鼓齐鸣，软弱者毙于重击下，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在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诸平常的事情。最天真的还是各人把活捉俘虏拿回，如杀猪把人杀死，洗刮干净，切成小块，用香料搀入，放大锅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场上，一人打小锣，大喊吃肉吃肉，百钱一块。凡有呆气汉子不知事故想一尝人肉走来试吃一块，则得钱一百。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场的一端也正如此喊叫，或竟加钱至二百文。在吃肉者大约也还有得钱以外，在火候咸淡上加以批评的人。

　　据说湘西沅水上游，和川黔边境一带有许多苗瑶民族和汉族杂居在一起，惟其生活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沈从文是湘西人，又曾在黔边军队混过几年，对于苗族生活比较别人多知道一些，故他的作品关于苗族生活的描写要占一部分。这种描写，许多人称为作者作品特具的色彩，也似乎为作者自己所最得意，观其常引“龙朱”二字可知。但以我个人的观察，则较之湘西民族生活之介绍似逊一筹。我们现在以《龙朱》与《神巫之爱》为例。这两篇故事大致仿佛，可说是姊妹篇。龙朱与神巫同是苗族中

　　的美少年；同为许多青年妇女所倾心而庄矜自持；后来同为一个极美少女所感而陷入

　　情网；同有一个愚蠢而颇具风趣像DonQuixote里的山差邦诧的奴仆。故事是浪漫的，而描写则是幻想的。特别对话欧化气味很重，完全不像脑筋简单的苗人所能说出。像《神巫之爱》里五羊知道主人思慕某女郎，自愿充媒介人而主人不许时的

　　一段对话：

　　仆：“主人，差遣你蠢仆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他在候你的命令。”

　　主：“你是做不到这事的，因为我又不愿意她以外另一人知道我的心事。”

　　五羊喋喋不已，坚欲充任斯役，主仆又有一段对话：主：“你舌头的勇敢恐怕比你的行为大五倍。”

　　仆：“主人，说金子是在火里炼得出来的，仆人的能力要做去才知道。”

　　神巫既见所思慕的女子呈现于前，便向她求爱道：“我的主人，昨夜里在星光下你美丽如仙，今天在曰光下你却美丽如神了。……神啊，你美丽庄严的口辅，是应当为命令愚人而开的，我在此等候你的使唤。我如今是从你眼中望见天堂了。就立刻入地狱也死而无怨……我生命中的主宰，一个误登天堂用口渎了神圣的尊严的愚人行为如果引起了神圣的憎怒，你就使他到地狱去吧。”

　　作者原想写一个态度娴雅辞令优美的苗族美男，然而却不知不觉把他写成路易十四宫庭中人物了。又苗族男女恋爱时喜作歌辞互相唱和，其歌辞虽非我们所能知，但想也不过和《楚辞九歌》，《巴俞欠舞歌》，六朝民间乐府，刘禹锡所拟《竹枝词》；以及今曰所采集的《蜓歌》，《狼情歌》，《岭东恋歌》，《客音情歌》大同小异。不意在沈从文笔下写来，却都带着西洋情歌风味。像神巫所唱：瞅人的星我与你并不相识，我只记得一个女人的眼睛，这眼睛曾为泪水所湿，那光明将永远闪耀我心。

　　又：

　　天堂门在一个蠢人面前开时，徘徊在门外这蠢人心实不甘；若歌声是启辟这爱情的钥匙，他愿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

　　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我们读到这类作品，好像在沙漠炎曰中跋涉数百里长途之后，忽然走进一片阴森蓊郁的树林，放下肩头重担，拭去脸上热汗，在如茵软草上躺了下来。顷刻之间，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凉风，使你四体松懈，百忧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梦。记得从前读过法国19世纪大作家夏都伯里阳（F。A。

　　Chateaubriand）的名著《阿达拉》（Atala）、《海纳》

　　（Rene）等关于美洲北部未开辟时土人生活的描写，颇感此等妙趣。但夏氏曾亲赴美洲游历，对北美蛮族的风俗习惯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所以其书虽然富于浪漫气氛，实非向壁虚造的故事可比。至于沈从文虽然略略明白一些“花帕族”、“白面族”的分别；能够描写神巫做法事的礼仪；哪能够知道他们男女恋爱时特殊的情形。

　　而他究竟没有到苗族中间去生活过，所有叙述十分之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许多地方似乎从希腊神话，古代英雄传说，以及澳洲、非洲艳情**抄袭而来，虽然另有用意——解释见后——初读尚觉新奇，再读便味如嚼蜡了。最近发表的《月下小景——新十曰谈序曲》，还是以苗族中间英雄美人做题材，意境也没有超过《龙朱》和《神巫之爱》，不过篇幅很短，所取又是散文诗体裁，使读者陶醉于故事的凄厉哀艳的情绪之中，不暇去苛求它的“真实性”，以文笔论，这倒可算沈从文一切苗族生活介绍之中最优秀的一篇。

　　关于第三项作品题材，极为复杂，以中上阶级而论则报馆的编辑，官厅的小科员，大学教授，大学男女学生，亭子间里潦倒文士，官僚，军阀，资本家，土豪，下台后终朝拜佛念经而又干着男女秘密勾当的政客，假作正经暗地养着姘夫的太太，争妍取怜妖*百出的姨太太，骄贵如太子公主的少爷**……都曾在他的文中字间留下了一幅剪影。以下等阶级而论则像船夫，厨子，仆役，草头医生，小店主，边城旅店的老板娘，私娼，野鸡，荒村的隐者，老农夫，小贩子，运私者，木匠，石匠，建筑工人，猎人，渔夫，强盗，土匪，兵士，军队中的伙夫，勤务兵，刽子手……也曾在他作品中当过一度或数度的主角。不过作者对于写作题材虽然这么“贪多”，而他的人生经验究竟不怎样丰富，他虽极力模拟他们的口吻，举止；解剖他们的气质，研究他们职务上的特别名称，无奈都不能深入。他所展露给我们观览的每个人物，仅有一副模糊的轮廓，好像雾中之花似的，血气精魂，声音笑貌，全谈不上。我们若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丁玲的《法网》，《水》；鲁迅的《风波》，《祝福》，《阿Q正传》等篇，和沈从文作品并读，便可以辨别出写作工力的差异来。这就是说茅盾等人的作品好像一股电气震撼读者心灵，沈从文的作品，则轻飘飘地抓不着我们痒处。

　　童话有《阿丽思中国游记》上下两卷。这是根据英国加乐里（carroll）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而写作的。上卷写阿丽思与兔子约翰傩喜先生到中国游历，发现中国许多腐败情形。下卷则写阿丽思由上海大都市到了他湘西的故乡，看到湘西许多野蛮风俗。这是沈氏著作中最失败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糟。正如他自己序文中所说：“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力乃所以成其浅保”又说：“在本书中思想方面既无办法，要救济这个失败，若能在文字的美丽风趣，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读物。可惜这个又归失败。蕴藉近于天才，美丽是力，这大致是关乎所谓学力了。”这算是他还有自知之明的话。新近称为改变作风的《月下小景》——原名《新十曰谈》——体裁模仿意大利的卜伽丘的《十曰谈》，借一群偶然聚集某处的旅客，在消遣漫漫长夜或无聊光阴的方便谈出一个个故事来。题材取之唐释玄晖所撰《法苑珠林》中《知度论》，《大庄严论》，《生经》，《长阿含经》，《树提伽经》，《起世经》，《五分律太子须大拿经》，《杂比喻经》等。或把不完全的故事写成完全；或把几个并非同出一

　　经的小故事连缀一处成为一个大故事；或把故事中人物性格改变了赋以现代人的灵魂

　　血肉。里面如《扇陀》，《慷慨王子》，《寻觅》，《一个农夫的故事》，《爱欲》，写得都很动人。不过作者存心模仿《十曰谈》体裁，把每个美丽如诗的故事，放在骡马贩子，珠宝商人，市侩，农夫，猎人口中说出，我觉得很有些勉强。但这还可恕，最不该是故事中间往往插进作家自己的议论或安上毫无意义的头尾，将好好一篇文章弄成“美中不足”。有人说沈从文是一个“文体作家”（Stylist），他的义务是向读者贡献新奇优美的文字，内容则不必负责。不知文字可以荒唐无稽，神话童话和古代传说正以此见长——而不可以无意义。《月下小量》这本书无意义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几个来。像《寻觅》那篇，X地青年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家财和娇妻远赴朱笛国。朱笛国王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王位而远赴白玉丹渊国，二人努力的结果，知道宇宙的字典永远没有“满足”这二字的存在，要想快乐除非你自己能“知足”。故事写到这里本可以戛然而止了。但作者为要使故事由本人口中叙出起见，又把那个国王和青年打发上“寻觅”的道路，并把他们一生的运命支配在到处飘泊之中，这岂不成了蛇足么？或者我们的作家以为“知足”是东方懒人思想，永远追求真理，才是现代人精神，所以要给故事这样一个结束。不知道文章的结构是要前后相称的，像裁制衣服一样，你起头既裁成一件宽袍大袖的东方式衣服，后来又加上一个西洋式尾巴，便弄得不伦不类了。又如《猎人故事》把《五分律》乌龟鸿雁迁居一小段文字敷衍成为一大篇，原不容易，但一定要把鸿雁变成人和猎人谈话，我也猜不出作家的命意。《爱欲》那篇《被刖刑者的爱》，全文既侧重妇人与刖者发生恋爱那一点，则前面兄弟为求学之故携带眷属旅行沙漠以至弟妇自杀等等描写都成了累赘。我考《法苑珠林》前后两段本属两个故事，作者将它们连接一起，又不肯使它们互相照应，所以到底还是两橛。

　　我们既将沈从文四部分作品讨论完毕，不妨再将他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来观察一下。

　　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中国民族以年龄论并不怎样衰老，我们只须将中国民族组织的历史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先秦时代夏商周三民族历史虽比较久远，代之而兴的楚秦民族却是很青春的。五胡十六国之际鲜卑，匈奴，跖跋等族，以及唐以后辽金元清等游牧民族之同化于我。衰老身体里也增加不少新鲜血液。若说现代欧美民族是个20左右的少年，我们也不过30来岁的壮年罢了。说起竞争，我想我们的力量并不见得比他们逊色，不过中国民族的年龄虽不算老，文化的年龄却太老了。文化像水一样流注过久，便会发生沉淀质。我们血管曰益僵硬，骨骼曰益石灰化，脏腑工作曰益阻滞，五官百骸的动作曰益迟缓，到后来就百病丛生了。加之东汉以后，又接受了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是很奇怪的。那些生长热带衣食无忧的圣人，终曰危坐森林：

　　竖则恒河沙劫，阿僧劫；横则大千世界，三十三天，将精神驰骋在无边无际的境界里，将心灵陶醉在冥想法悦中。实际生活，永远闭着眼睛不看。这思想流传到中国来，与我们固有的老庄无为哲学结合，于是我们的文化便更酵发一层毒素了。胡适曾说印度人曾赠给我们两种有害礼物：一是佛教思想，一是鸦片烟。这话我认为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这种种关系，中国文化不但富于沉淀质而已，后来竟成了一潭微波不起臭秽不堪的死水。无论你是一个怎样勇敢有为的青年，到这死水里洗个浴，便立刻变成恹恹不振的病夫。许多新民族入了这老国以后，多则一二百年，少则七八十年没有不腐化的，便是铁样的证据。我们生长在这文化里，生存竞争，引为大戒。乐天安命，视为固然。由保守而退化，由退化而也就失去在地球上立足的权利。我们瞻望民族的前途，哪能不黯然以悲，又哪能不栗然以惧！

　　西洋民族那样的元气淋漓，生机活泼，有如狮如虎如野熊之观，大约因为他们的文化比较年轻的缘故。我们要想恢复民族的青春，便应当接受西洋文化。接受西洋文化，便应先养成强悍粗犷的气质。记得一个曰本学者曾说中国人比之曰本人和西洋人，面貌上似乎缺乏一种野兽气息。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极力提倡青年的兽性，或者就是为此。沈从文虽然也是这老大民族中间的一分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所以他把“雄强”、“犷悍”，整天挂在嘴边。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那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爱处。他极力介绍苗瑶的生活，虽然他觉得苗瑶是被汉族赶入深山退化民族，但他们没有沐浴汉族文化，而且多与大自然接触，生活介于人兽之间，精力似乎较汉族盛旺。所以故意将苗族的英雄儿女，装点得像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维纳斯一样。他嘲讽中国文化的地方也极多，如《阿丽思中国游记》，《猎人故事》等等皆是。沈从文文字能得多数青年的同情，或者就因为他文字中具有这种投合青年心理的哲学思想吧。

　　谈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我也有点意见想倾吐。沈氏作品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丁玲在文坛上的地位虽然高过他，但丁玲文体却显然受过他的影响。他的文字虽然很有疵病，而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他获到这套工具之后，无论什么平凡的题材也能写出不平凡的文字来。好像吕纯阳的指头，触到山石都成黄金，好像神话里的魔杖能够将平常境界幻化为缥渺仙国。第二，结构多变化。茅盾在《宿莽》弁言中曾说：“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一定的模型中。”郁达夫除自叙体小说外，不能写别的东西，张资平三角恋爱小说千篇一律，可见茅盾所说的困难打破之不易。沈从文小说题材既极广博，结构上要使它不雷同很难办到。但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很显了些手段。他的小说有些是逆起的，例如《喽罗》；有些是顺起的，例如《岚生同岚生太太》；有些是以议论引起来的，例如《第四》；有些是以一封信引起来的，例如《男子须知》。他虽然写了许多篇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其组织力之伟大，果然值得赞美。而且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

　　（a quick turn）。像《虎雏》那篇，他所收养教育的聪明小兵终于逃走；《夜》那篇，隐居老人开房示人以死妇尸体；《牛》那篇，牛大伯的牛被拉夫者拉去；《冬的空间》那篇，X女士之投海；《入伍后》那篇，二哥之被仇人支解；《岚生同岚生太太》那篇，太太闻女校学生烫头发出而掷其火酒瓶……全篇文字得这样一结，可以给人一个出乎意外的感想，一个愉快的惊奇。

　　第二，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听说沈氏常以此自夸，则这种文笔之造成，一定是他有意的努力。如《我的小学教育》自述小时生活道：“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蛐蛐，下河洗澡；七月，烧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扛三牲盘子上庙敬神；平常曰子，上学，买菜，请客，送丧。”这似由一首旧式儿歌变化而来，句法则似《月令》。举此一例可概其余了。

　　第三，造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像“这个人那时正从山西过北京，一个又体面又可爱的人物，在×××最粗糙的比喻上，说那个人单是拿他的脸或者一张口，或者身上任何一部分放到当铺中去也很容易质到一笔大数目款项。”（《第四》）“因为好的天气，是不比印子钱可以用息金借来的。”（《牛》）“人家的怜悯，虽不一定比送礼物来得不慷慨，却实在比礼物还无用的一种东西。”（《爹爹》）诸如此类的言语，沈氏作品中几于俯拾即是，不必具引。别说这是容易，一个性灵尚未被旧文学格式压扁和窒死的人才能有这样自由的想象，才能作这样有趣的譬喻。

　　沈从文创作的缺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首为过于随笔化。他好像是专门拿EssayConter的笔法来写小说的。他曾自己解释道：“从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结论，就是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于结构更疏忽了。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到。也像有意这样做，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去了……我还是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的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石子船跋》）本来用随笔体裁写故事，在法文有所谓“Conte”①者之一体。如佛郎士《我友之书》（LeLiverdemonami）

　　，都德的《磨坊尺牍》（LesLettresdemonmoulin）、《曰曜故事》（LescontesduLundi）就是这类文章，这与小说（Novel）

　　是大有分别的。沈氏原是个“说故事的人”，用Conte体裁来写故事亦未尝不可，不过篇篇如此，也就有些讨厌了。

　　次则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炼，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倒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章，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的心灵，他的故事即写得如何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像。在这一点上他与王统照初期作风倒有相象处。据赵景深说，王统照的文字“都是经过若干次的修改和锤炼的”，然而我们读了他的《春雨之夜》，《黄昏》，《一叶》等作只觉得它们“肉多于骨”，只觉得它们重复，琐碎，令人厌倦。世上如真有“文章病院”的话，王统照的文字应该割去二三十斤的脂肪，沈从文的文字则应当抽去十几条使它全身松懈的懒筋。作者写文字时信笔挥洒毫不着急，思想到了哪里，他的笔锋也就到了哪里。不幸他的思想是有些夹杂不清的，所以文字的体裁也就不能十分精醇爽利。

　　作者虽未曾受过高深的教育，未曾读过多少书，然而他有像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磁石一般善于吸收的头脑，野猫一般善于侦伺的眼光。那怕在一个平凡人生经验上，一篇书上，一句普通朋友谈话上，都可以找到他创作的灵感。似乎世间没有一件事一件东西不足融化而为他写作的题材的。有时他的灵感从什么地方得来，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不过叫我们去写却写不出来。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阿丽思中国游记自序》），大约不是一句夸诞的话。为了他有这样能力，所以拼命大量生产，拼命将酝酿未曾成熟的情感，观察未曾明晰的对象，写成文章。有时甚至不惜捏造离奇古怪不合情理的事实来吸引读者的兴趣，像《都市一妇人》和《医生》简直写成了一篇低级趣味的Romance①，他文章的轻飘，空虚，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这时候他过强的想象力变成了他天才的障碍，左右逢源的妙笔也变成他写作技巧的致命伤了。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他能从一个空盘里倒出数不清

　　的苹果鸡蛋；能从一方手帕里扯出许多红红绿绿的缎带纸条；能从一把空壶里喷出洒

　　洒不穷的清泉；能从一方包袱下变出一盆烈焰飞腾的大火，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

　　但是作者的天才究竟是可赞美的。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尤其值得人惊异。只要他以后不滥用他过多的想象力，将作品产量节制一点，好好去收集人生经验，细细磨琢他的文笔，还有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等着他在前面！

　　原载《文学》，1934年9月，第3卷第3期

沈佩贞，民国时期的“政治宝贝”，新潮浪漫，颇具姿色，为猎取名利不惜牺牲色相，令民国初年的一批政要权贵纷纷拜倒在其裙下，这其中包括民国两任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在民国初年，这沈佩贞曾是京城的著名“北漂”女郎，神通广大的“女政客”，鼓吹帝制的“洪宪女臣”。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沈佩贞确实胆色出众，勇力非凡，所言所行惊世骇俗，是个逢魔斩魔、遇佛杀佛的大怪胎。民国初年，沉佩贞的名头十分响亮，她代表了追求权势的另类女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她有姿色，有心计，更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胆魄，因此她能把民国政坛的那些“大头鱼”一网打尽。

黎元洪首先即成为这位时尚女郎的入幕之宾，事后，黎元洪有意给个妾位名分，沈佩贞自然也闹将起来，要黎元洪“负责”。然而黎元洪的宠妾黎本危（改名前为危红宝）侦知奸情，大泼其醋，闹得不可开交，硬是逼着黎元洪将沈佩贞赶出了湖北才罢休。

沈佩贞拿着黎氏致送一万元“酬金”（也有说是封口费），囊橐中有了充足的银两，打马进京，就比寻常北漂女子更有底气。她早就瞄上了北洋政府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可是由于府院争权，唐绍仪与袁世凯失和，负气出走，沈佩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但她并不气馁。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男人莫过于袁世凯，沈佩贞深知袁氏本性，好色且好*，家中除了正室于氏，还有九房姨太太。这种男人的弱点一目了然，她要拿下他不会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具体操作时，功夫仍要先从外围做起，仅仅三招两式，她就使步军统领江朝宗和武卫军司令段芝贵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认前者为义父，认后者为义叔，有了双保险，再与袁世凯攀上瓜葛，就顺理成章了。

嗣后，沈佩贞如愿以偿，江朝宗为她设总办事处，名为赞助帝制，实则是私人会所，江朝宗、段芝贵等政府要员下班后，就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来饮宴和“办事”，那些地方官员来京城攀高枝谋位置，就径直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走门路，说是车马塞途，门庭若市，半点不夸张。沈佩贞施施然往来于各路机要，金吾不禁。

有了“总统府顾问”、“绥远将军府高级参议”这些金字招牌，沈佩贞筹钱方便，行事利落，她借总办事处为机关，纠集一群“女志士”，结纳政府要员，与权贵日夜周旋，为帝制摇旗呐喊，上演劝进，因此搭上袁世凯这条线。声势之煊赫，令外界为之侧目。由于种种出格出位的表演，沈佩贞成为京城大红人。

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由天津而上海再到北京，由女学生到“女伟人”到鼓吹帝制的“洪宪女臣”再到小报上的“女流氓”形象，这个由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出品的“北漂”女郎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制造过无数耸人听闻的新闻、八卦、丑闻乃至绯闻，也闹过掌掴宋教仁、嗅脚斗酒令等风靡一时的政治笑谈。百年之后，再看当年这个为女权革命不惜一切代价的前卫女子，一笑之后，又忍不住再一声叹息。 把所谓“共和”、“革命”的本质看清楚了，弄懂了这仍然是个男权社会的现实。沈佩贞改变了策略，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国民党”，开始走结交权贵之路。也因此把极为严肃的女权运动，闹成了一桩满是辛酸泪的历史笑话。

沈佩贞是中国女权运动史上最具争议的一名女性，同时也是中国男权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围绕着她的是是非非，既可揭示出中国女权运动与女权人士的历史局限，更可以折射出中国男权人士的阴暗心理，以及整个男权社会摧残、消费女性权利的根深蒂固的专制。

沈佩贞是民初著名的“英雌”。她在辛亥革命中以组建女子军事团体受到舆论的称扬。民国成立后投身于妇女参政运动，后来又依附袁氏政权，其言行日益引人反感，终因大闹醒春居及与郭同的讼案而身败名裂。她在小说中的形象也全面沦陷。沈佩贞的遭遇，不仅体现了民初女权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尖锐矛盾和男性启蒙者在“英雌”问题上明显的功利性，也映衬出知识女性由家庭、校园走向社会的难局。

民国鼎革以来，在政治变幻的宏大叙事中，女性不仅承担着时代的重轭，还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男权根深蒂固的败坏挤压，这种双重压迫势必成为女权觉醒者奋起反抗的两座大山，从几位女权领袖的人生传奇中便可窥见一斑。如《民国红粉》中《沈佩贞：男权社会的照妖镜》一章所叙：即便这些女权领袖全身投入革命，她们在革命成功后却连最为基本的女性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革命伟人孙中山、宋教仁、刘成禺等等依然固守着男权社会的专断逻辑，千方百计要将他们的“革命女同志”排斥在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的范畴之外，以至于这些女权领袖不断过激反弹，做出种种乖戾之事，从冲击国会到殴打议员，直到从高举女权旗帜的巾帼英雄沦落为政坛情场的反面丑角。这与其说是这些女权领袖的悲哀，不如说是古老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难以根除的病灶癌变。

《聊斋志异》是一部搜奇抉怪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又是作者蒲松龄触时感世的孤愤之书。全书共八册，近五百篇。就内容而言，有的是抨击封建社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揭发科举制度种种弊端；更多的则是表现人民群众爱情婚姻家庭的美好理想。就体裁而言，一般分为短篇小说体，散文特写体和杂记寓言体三大类。这是按当代文体概念来划分的。我们认为，《聊斋志异》是小说，又不尽是小说，更不等同于当代意义的小说。若按传统的笔记小说的概念来区分，其含义就比较广泛，当包含散文、速写、小品一类。我们这里所说的“微型小说”，是把古代、当代“小说”概念揉合在一起，大抵指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字数在六百以内的篇幅短小的作品。“凡是古书中一切有主题，有情节，趣味隽永的历史故事，其实都可以视作短篇(微型)小说。”(吴世昌：《〈聊斋志异〉丛论序》)这些形象生动，意味隽永，结构精巧的微型小说，约占《聊斋志异》全书的一半以上，数量可谓多矣。若与欧洲中世纪出现的微型小说相比，时间不相上下。我们这里拟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谈微型小说在《聊斋志异》中的意义和作用，从微型小说本身去说明其价值，指出它对志怪体、寓言的发展，还将探讨蒲松龄创作微型小说的经验。

(—)

我国古代小说基本是按文言、白话两个系统发展的。“所谓文言，实指由神话传说演化为六朝志怪再演化为唐传奇再发展到明清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是发展的顶峰。“所谓白话小说，实指在宋代说话基础上产生的话本、拟话本的短篇与章回体的长篇这一系统的小说。”（赵齐平：《〈聊斋志异〉对志怪体的发展》)文言小说从汉魏六朝就分为志人、志怪两大类。志人小说多记述人物言行，即使不讲求立意，但说话也很有特点，富有生活情趣。志怪小说专讲一些鬼神故事，荒诞之事。这些神鬼灵妖，思想内容贫乏，不讲求立意，“侈陈怪异”，缺少情趣，缺少有意味的形式，所以不美。因为有意味的形式才是美的。汉魏六朝时期的一大批志怪小说其艺术价值不高，佳作流传甚少，恐怕原因就在于此。蒲松龄在大量搜集怪异传说的基础上，“有意作文，非徒纪事”(冯镇峦：《谈聊斋杂说》）“托街谈巷议，以自写胸中磊块诡奇”(南村：《〈聊斋志异〉跋》)他把唐传奇的浪漫幻想和六朝志怪的侈陈怪异结合起来，即鲁迅所说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我们先说那些“缘事极简短，不合乎传奇之笔，故数行即尽，与六朝志怪近矣”（《中国小说史赂》）的作品——志怪体的微型小说。其数量有一百五、六十篇。它们多属志怪短书，最短的《赤字》仅有25个字。这里有至“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赵起杲青柯亭刻本“例言”)但也有形象生动，故事感人，结构精巧，意味深长的。

与“六朝志怪近矣”的微型小说。

由于多是“单章只句”，对所要表述的内容，只作简单叙写，似同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意味平淡。《金永年》写82岁与78岁一对老夫妻因神赐而得子。仅72个字。《鼠戏》较《搜神后记·鼠市》有较大变化，写出了鼠的慧黠和弄鼠人的技巧才能。

还有令人毛骨悚然，令人可怕的鬼妖之作。《头滚》写“见一人头从地中出，其大如斛，在床下旋转不已。”《鬼津》写：李某昼卧见一妇人自墙中出，蓬首如筐，发垂蔽面，“肥黑绝丑”，上床与李接吻，“以舌度津，冷如冰块”，欲不咽而气不得息，咽之稠粘塞喉。“如此良久，腹胀喘满，数十日不食。”探吐出之物“如卵清。”还有《尸变》《负尸》等读后都令人恐怖。像这样百字以内的短书就有20余篇，多是“闻则命笔”的，仅仅反映事件自身和表面现象，其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有这么一回事，有这么一种情状，与六朝志怪区别不大。

《聊斋志异》中微型小说具有开拓贡献的当属那些鬼怪并不可怕，人能制服鬼怪的作品。《捉狐》先写狐之怪，从形体、毛色、动作、神态等方面活画出令人骇异的狐怪，“物大如猫，黄毛而碧嘴，自足边来蠕蠕伏行，如恐翁寤。”写狐之怪是为衬人之勇。接着从心里、神态、动作、言语多方面刻画孙翁。当狐爬到孙身上后，翁一动不动，心内盘算着，“窃意……”写其朦胧中的思想活动；“微窥之……”，写其惊觉之中神情；“骤起，按而捉之”写其动作敏捷。孙翁在窘急之中，出其不意地反击，捉住了害人的妖物。赞美其勇敢、沉着、敏捷、机智。《狐入瓶》写万村石氏妇原来不能摆脱狐的祸祟，但她看到每当公公进屋时，狐就藏在门后瓶中，于是石氏妇心生一计。一次趁狐窜匿瓶中，她“急以絮塞其口”，并且“置釜中，汤而沸之”，狐大叫“热甚，勿恶作剧”，石氏不予理会，一直把狐煮得只剩下“毛一堆，血数点。”显出狐愚而妇智，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人。《妖术》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描写不怕鬼的于公三次斩妖。第一次进来一个荷戈的“小人”，“及地，则高如人”被于公砍倒，原来是一个纸人。第二次又一物穿窗而入，怪狞如傀，则一着地，于公就用剑砍断它，原来是个木偶。第三次未见其形，先闻其声，极言鬼的气力大；接着写于公出门与鬼搏斗。一笔鬼，一笔人写来，惊心动魄，绘声绘色，把于公不怕鬼，勇敢善战的性格活画出来。这些说明任何鬼怪在智勇双全的人面前，注定要失败。

还有带神道传教，因果报应性质的，多为“劝人”之作。它告诫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好事者要受到恩赐，做坏事的必受到惩罚。这类作品数量较大，约占志怪体小说一半以上。如《张不量》因好施而得名张乐善，连雹神也刮目相看，不伤其田禾。与该篇类似的《雹神》也有同工之妙。《褚遂良》写长山赵某是唐朝褚遂良所转生。因褚对狐仙有恩，故狐仙对赵感恩图报。不但为其治好病，成夫妻，还携他升天成仙。《瞳人语》写由于轻薄偷看人家妻子，致使双目失明；当诚心忏悔后又给出路，寓言“心正才能眼明”。《果报》一看题目就知是写因果报应的。这类作品不外宣扬福善祸*，昭示天人感应。基本属于封建糟粕，是蒲氏迷信天命、鬼神的一种思想反映。

比六朝志怪文笔精妙，写法多变的微型小说。

如果就作品字数而言，远古的神话传说，志怪、志人小说，包括后来的笔记小说，虽也篇幅短小，属“微型”，但多“丛残小语”，形同短制，实属单纯记录，情节单一，叙述平板。这是早期小说结构简单的表现。人们知道，现代微型小说注重艺术构思，更讲求思想立意和形象表现，这是小说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大变化。在这个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中，《聊斋志异》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把微型小说的构思方法和结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有了新的创造，把六朝志怪和唐传奇写法结合了起来，兼二体之特长，对志怪虽属“闻则命笔”，但却能在“粗陈梗概”外，注重人物的刻画、创造；虽“易调改弦”但已不同于委曲详尽的传奇体制。《聊斋志异》与唐传奇、白话小说相比，可以说后者比较重视故事的首尾，愈曲折愈好。但他们不大讲求思想结构，不大讲求形象与思想的关系。作者对故事孜孜以求，往往胜过对思想的开发。二者的构思重心是不同的，唐传奇、白话小说，往往情节大于人物，形象大于思想，而《聊斋志异》则重视思想的艺术表现，讲求思想结构。这是对微型小说结构的革新和创造，与现代微型小说相比，毫不逊色。

当代一些中外专家、评论家对微型小说都曾作过精辟的、令人信服的论述，美国著名评论家罗伯特认为：“小小说有三大特点，立意奇特，结尾出人意料，情节完整。”欧·亨利则强调“立意新颖，结构严密，结尾惊奇。”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进藤纯孝《关于星期一的一分钟小说》肯定写道：“一新颖的想象，二完整的结构，三意外的结尾。”尽管他们表述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抓住了微型小说的主要特征“立意、结构、结尾”等问题。我们不妨按照这些特点、要求对《聊斋志异》作些衡量、探讨。

注重立意，结构维新，追求思想的艺术表现，是《聊斋志异》中微型小说的一大特点。一大批结构精辟的作品艺术价值很高，是《聊斋志异》中的精萃。《死僧》136字，写一个被强盗杀了的僧，其灵魂进入佛殿，“抱佛头而笑，久之乃去。”这是为什么？原来佛头里藏着他素日积攒下的“三十余金”。我们看号称六根清净的人，却“财连于命”，他“生不肯享，死犹顾而笑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僧人生前一字未露，没有描写他如何攒钱、藏金，没有写他如何被杀，也没写他长相、性情；重点是写死后的种种“行状”：“直入殿，登佛座，抱佛头而笑，久之乃去。”写云游道士在僧房投宿所见，也是没头没尾。这奇特的形式，简单的情节和形象结构，就把僧人生前留下的大段空白，让读者去联想。其妙在于不写其生，而写其死，不写其人，而写其魂，写僧被杀后的幽灵不卑不亢，不怨不怒。写死后恋财，比生前爱钱更有表现力，让死了的继续生前的追求和爱好，“死而不已”，在他心目中钱重于命。这就把个爱财胜过爱命、贪且悭的吝啬鬼暴露得淋漓尽致。用死后这种状态映衬生前的为人、秉性，用灵魂映照活人的某种精神本质特征，使情节更集中，立意可谓奇特而新颖，构思之精、之妙亦见矣。

《司训》210字，也是一篇没头没尾的文章，只写某个教官耳聋。平时只靠一个狐狸为他传话，在一起五、六年。后狐狸临别对他说，你和傀儡一样，五官俱废，不如早早离开。可他恋着高官厚禄，舍不得离开；他的上司学使也不打算用他，他请求再缓缓。一次众教官聚在学使那里，其它人都进了“关说”，唯独他没有。学使问他为什么没有呈进？他听不见，不解其意。后“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他明白了。正好靴中有亲戚卖房的“伪器”，他拿出边递边说“有八百钱者最佳，下官不敢呈进。”惹得“一座匿笑。学使叱出之”被罢了官。他没有“呈进”，那怎么得免呢？这是一篇为了讥讽“恋禄”之心和“关说”之风而精心设计的小巧玲珑之作。乍看只觉教官好笑，细想更觉学使无耻，公开索贿更卑鄙。但明伦评说：“教官代售房中伪器，可称称职；学使问要关说其丑秽更有甚于索此物者。”

《祝翁》写济阳祝村有一老者，50多岁死了，临死还惦着老伴“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寒热仰人，亦无复生趣，不如从我去。”他活了，要携老伴一块去。妻开始不信，在祝翁再三劝说下，同意了，两人“双双挺卧”“并死”，造成死亡奇观。有人说这是“殉夫”，实际与殉夫无关，这是以浪漫主义手法映照出老年人的愿望心理，他唯恐老妻留下，孤零无依靠，落在儿辈手里寒热仰人，衣食乞人；若无孝子顺妇，活受折磨那就惨了。这里写翁媪一块死，含有说不尽的言外之意。而且把他写的全无悲伤，“并枕僵卧”“媪笑容忽敛，又渐而两眸俱合，久之无声。”这就写出了当时的世态。这种死法不一定存在，但老夫妻相从而死的却不乏其人。现实生活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当年也没了的事例不少见。“老伴老伴”，老了更需伴侣，“伴”没了往往会导致另一半郁闷而死。这有一定道理。作者抓住这一生活横断面，加以概括，不仅丰富了形象，也突出了主题。以上可称之为以目窥豹，一目传神的横切佳作。

在志怪体小说中，有一部分是写现实中的人，主要情节是实实在在的人生社会，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某种精神，生活的某种本质，作者的某种理想。(《农妇》《某乙》等，还有表现高超技艺的《保住》《杨干聪》等，)这类作品不仅记“人事”，有的还吸收了志人小说的描写特点，刻画人物细腻深刻。《狂生》篇241字，写济宁有个狂妄的书生，家贫如洗，但很爱喝酒，并且结识了新上任也特别善饮的刺史，两人成了酒肉朋友。“生恃其狎”，仗着这种关系，有时在刺史面前替打官司人说说情，常吃点贿赂。一次刺史在公堂有意羞辱了狂生，狂生就大闹公堂。刺史大怒要治他灭门之罪，可他却无门可灭。后被逐出墙垣，却因祸得福，朋友相助“买数尺地，购斗室”。从此狂生那“狂”劲也没了，因他有门可灭了。作者借“贫贱骄人”的事实，揭露抨击了封建制度和封建官僚迫害知识分子的专横残暴；同时对知识分子身上残存的疾病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茅盾：《试谈短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以小见大，以少胜多，言近旨远，寄托遥深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以现实人生为内容的描写中，往往在一些环节上杂以灵怪志异，僧道之术，在平淡的叙述中，安排上具有艺术表现爆发力的出奇制胜的人、事、情节，构成幻想与现实的联系。“通过幻觉，产生一种更高更真实的假象。”（歌德语）使人物精神，现实本质和理想一下子突现出来。《盗户》写顺治初年山东南部爆发了农民起义，声势很大，“十人而七盗”，参加者非常多。后来受招抚，这些参加过起义的人被称为“盗户”。到这里来的官吏普遍怕这些人；凡没参加的称“良民”。良民与盗户打官司，则曲意偏袒盗户，怕他们再叛乱。这样，打官司来的都争先说自己是盗户，成了一种怪事。文章结尾笔锋一转进入幻境，县令女儿被狐狸迷住了，请道土来捉，狐入瓶用火烤，狐在瓶中大呼“我盗户也”。如飞来峰从天外飞来，使平淡具有爆发力。把官宰畏盗，软弱无能的本质表现得又生动又巧妙，县令不敢治“盗”只会殃民，刻画得入骨三分。《博兴女》120字写某势豪偶见平民王某的女儿长得漂亮，便抢回家，因逼*未遂，就将民女缢死，并以石系尸“沉入门外深渊”。王某寻女不得，正无计可施时，“霹雷一声，龙下攫豪首而去！”天睛女尸从深渊中浮出，“一手捉人头，审视，则豪头也。”民女枉死连尸体都不见，这不正是人吃人的社会的真实反映吗？王女变龙将势豪头颅扭下的情节纯属幻化，这种形式虽属荒诞，可它却昭示惩恶扬善的寓意。

蒲松龄不仅如此，他还把花妖狐魅写得使读者“忘为异类”并“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应该说这是蒲氏对志怪体制的一大发展。《赵城虎》写虎把七十岁老妪的独生儿子吃掉，老虎知错悔改，将功赎罪的故事。作者不具体写虎如何吃掉老妪之子，而写“妪悲痛，几不欲活”。向县衙告状，甚至“号啕不能制止，”以及隶皂承命拘虎不得而“受仗数百”。用渲染虎吃人的后果引虎悔过，致使虎自己前来，“帖耳受缚”，并接受了承担抚养老妪的义务。它不断叼物品财宝，使老妪满足需求，甚而“奉养过子”。不仅如此，还在“情”字上下功夫，写虎“时卧檐下，竞日不去”。当老妪死时，它又“吼于堂中”。邻人埋葬老妪后，它还上坟“嗥鸣”。简直像孝子奔丧。真可谓孝义之虎。同是写虎的作品，有的取其残暴的特性，针贬贪官(《梦狼》)，有的借其凶猛吃人的特点，让老虎吞噬势豪的头颅(《向杲》)，有的则取其刚勇的品格，对为母治病的医生尽卫护之责(《二班》)。总之，作者是用感人的文字，写“异类”“多具人情，和易可亲。”有的花妖狐魅写的比人还可爱，而且通人情，讲道理，不忘恩负义，不暗中害人。《绿衣女》写她被大蜘蛛击伤，现出绿蜂原形，在“奄然将毙”时，为情人于生所救。“苏移时，始能行步，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已而穿窗而去。”这是一连串的形体动作描写，虽然没说一句话，可所走的一个“谢”字却胜似干言万语，“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有说不完的情，表不尽的义，有对爱情的慰藉，有对惜别的忍痛，有深沉的感激，有无穷的相思，余味无穷。《潍水狐》写秦中一老翁是狐，后知有冰火之难便迁至山东潍。人们得知他是狐都来与他交朋友，他谦恭，感情溶洽。在交往中唯独不见县令，其原因“彼前身为驴，今虽俨然民上，乃饮糙而亦醉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这就衬托出了县令卑下的人格及贪婪虐民的本质。狐的美德，人的丑行昭然若揭。明颂友谊，暗讽邑令。读后大彻大悟大快，倍觉构思巧妙、新奇，确有点睛之妙，点铁成金之功。《雨钱》《象》和两篇《义犬》也是写人与动物之间的情义的。除此还写了动物之间的情义，也颇为动人。《义鼠》篇119字，写两鼠出洞一鼠为蛇吞吃，另一个相救，着重表鼠死生不相负的情义。作者省略过程，紧紧抓住鼠之特点。弱小不是蛇的对手来写。当蛇吞掉一个后，另一个愤怒以极，“瞪目如椒，似甚恨怒”，尽管如此，“仍遥望不敢近前。”怎样与蛇相斗？”当“蛇果腹，婉蜒入穴，方将过半时，鼠奔来，力咬其尾，”迫使蛇退出穴；等蛇再“入穴”，“鼠又来，嚼如前状，”如是多次，蛇只好“吐死鼠于地上。”尔后“鼠来嗅之，啾啾如悼息，衔之而去。”情义之深，跃然纸上。鼠之“义”与忠义智勇的结合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这是人性、鼠性的结合体，它“瞪眼如椒”，身体“便捷”，可以“漱然遁去”“啾啾”之声等，均是老鼠之特征和自然属性，这里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人化了的动物世界。小鼠的复仇意志和以弱胜强的经验，对我们不无启发。再如《禽侠》《鸿》等。

请注意，这里写的神鬼灵精、花妖狐魅，要达到什么目的？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以传“奇”而取胜这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是深入思考，上下求索，追求理想的表现。在这些“异类”身上，并不突出物的属性特征，而是把他们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写，是按照现实生活的样子来摹仿各种人性、人情；它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阅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由此可见，与志怪小说一味的“侈陈使异”，“诞而不情”大不一样了。这里是言诞而理真，说鬼狐以人事论次，百物之性情说也。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得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它是以特殊形象来反映人的性情，人的灵魂，是“美妙的虚构里隐藏着的真实。”(《聊斋志异》稿本无名氏甲评语)

(二)

南村在《聊斋志异·跋》中说：“余观之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他认为在《聊斋志异》中十之八九有寓意，在微型小说中就更多了。据此有人称这些篇幅小者为寓言，不无道理。但我们仍视此为寓言化微型小说，因为它不同于《拔苗助长》、《狐假虎威》那样形象简单的寓言故事，也不同于《中山狼传》那样情节曲折多变的长篇大作。寓言化微型小说与寓言主要从形象与生活上加以区别。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就世界范围而言，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出现了印度梵文本《五卷书》和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亦出现大量寓言。这些寓言多是思想哲理的艺术化，远离真实的生活情事。它们往往寓深刻的道理于形象之中，一切形象的造设都是为了寓意喻理，甚至所叙事件本身只是一种外意，只是为阐明教训，而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寓言化微型小说，不仅寓意明理，而且许多地方写得很像生活，人物形象动人，寓意深刻鲜明。寓言化微型小说与六朝志怪也有区别，前者是小说，与人事有关，虽谈鬼说狐，虚无缥渺，但富有真实性。有人物，有情节，而且形象生动，是“设幻为文”“寓言为本”。“设幻为文”是说所写并非全是子虚乌有与人事全无关，或毫不相类的离奇的怪物和情节，只不过是时真时幻，似真似幻而已(这是不同于真正小说之处)。志怪小说则多是离奇的怪物，荒诞情节，与人事关系不大。《种梨》309字，写一个破衣装扮的道士，向一个卖梨的乡人要个梨吃(卖一车梨)，不给。酒保出钱买一个给道士。他吃完将梨核马上种于地“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 ；倏而花，倏而实，硕果芳馥，累累满树。道人将梨摘下送给看热闹的人。结果卖梨的一车梨全光了。因舍不得一个而失去一车的梨，令人捧腹大笑。作者通过细节描写，突出卖梨人的嗜利、固执、粗暴而又愚蠢，同时又突出了道士从容不迫对卖梨人“吝惜”行为的惩治，显示出了“过吝易失”这样一个道理。俗话讲“省着、省着，窟隆等着。”这种写法连志怪的胎痕也没了，完全摆脱了志怪小说的自然状态，达到了表意充分寓言化。它和《搜神记》的《徐光种瓜》在结构重心上是不同的。《种瓜》是完全按照志怪小说来写的，要早就早，要晚就晚，是宣扬道术之神，但寓意不鲜明，形象不美。《种梨》虽借了要籽种瓜的情节，但目的是惩戒吝鄙者显示了悭吝的可鄙、可笑。结构焕然一新，主题也由宗教性改造为社会性质。《黎氏》写谢中条中年丧妻，遗“二子一女”。一天谢“翔步山途”，路遇一女子，“心悦之”，强野合，纳为继室，甚亲热。后谢出门，女变为狼，食其子女而去。这与唐人小说《广异记·冀州刺史子》故事相类，但二者寓意不同。引狼入室，自残子女，这是谢中条“无行”的结果。后娘肆虐，儿女遭殃具有现实意义；用狼变人，人变狼的怪诞现象来昭示哲理，劝诫做人要举止端庄，作风正派。我们看，寓言化微型小说具有两重性，既是寓言，又是小说，既有近乎寓言的思想结构，还有合乎人情的形象结构。狼变人，人变狼；披上画皮是鬼，脱下画皮是人，这都是寓言的思想结构。问题是狼变妇人之后，脱了画皮变美女之后，才能与人谈话、结婚。因谢中条面临的是美妇，是人，所以他才不感到奇怪，正如东郭与狼、与树、与牛讲话一样自然。如果他面对着的是狼，那他就会逃跑。由于向生活靠拢，狼妇就更像人了，更合乎人情，这是小说的形象结构。这不是把狼人化，而是赋予她生动的人性。如谢与黎狭路相逢，谢问其能“相从乎”黎问：“君有子女无也”要作继室，必先问有无子女，这多么像人。黎氏变回狼之前完全是人，是生活中的活人。由于它注重表意的结果，使志怪小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性，成为表现思想的艺术手段。如说《黎氏》是劝世之文，那《车夫》就是讽世之文。全文57字，写一车夫拉重载上坡，正吃力时，一狼自后咬住臀肉，若停下来打狼会导致车毁人灭；不停，肉将被咬掉。“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一脔”。这是乘人之危，从中渔利的小人，讽嘲的尖锐深刻，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三仙》讽谕科场；《三生》因作坏事变马变犬变蛇，均具寓言性。

有些寓言化微型小说，通过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小斗大的故事，对弱者的机智、勇敢和坚韧的战斗精神予以赞扬。《牧竖》写两个牧童各捉一个狼崽攀登上树，相隔几十步远，“于树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奔至“号且爬抓”；另一个“在彼树致小狼呜急，”致使老狼“跑号如前状，”辗转奔跑嚎叫于两树间，“奔渐迟，声渐弱，”筋疲力尽而“气绝”。该篇表面意是写母狼护崽，其虽属凶恶之兽但仍有母子天性。可作者却从牧童存心捉弄母狼入笔，抓住恶狼弱点，令其疲于奔命，终于毙。实际是表现牧童的机智勇敢，借此讽刺豪强恶少仗势欺人，为虎作伥。还启迪人们，重视战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已之长攻敌之短，是能战胜敌手的。《于江》写16岁的少年为被狼咬死的父亲复仇，设计了“佯死击狼”的情节，连毙三狼，把个智勇双全的英雄少年活画了出来。三次打狼，三种写法，详略得当。第一次详写，第二次“又一狼来，如前状，又毙之。”一笔带过。第三次再详写又不同于第一次。第一次狼先“逡巡嗅之，”继则“摇尾扫其额”“俯首舐其股，”“既而欢跃在前，将衔其领。”第三次写狼先“衔其足，曳之以行。行数步，棘刺肉，石伤肤”，看人似乎死了，它才“置之地上，意将吃腹。”表面看是极写狼之狡猾，实则映衬少年于江之沉着老练。前两次都是“急以锤击狼脑，立毙”；第三次则是“骤起锤之，仆；又连锤之，毙。”不仅写出了狼吃人的不同方式，更写出了于江在更凶险的狼面前显得“更成谋，更坚心，更志气”(但明伦评语)，表现出人定胜妖的思想。《大鼠》先写白猫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再写后发制人，得“鼠腹似喘”之时，“猫即疾下，爪掏顶毛，口衔首领。”还有《斫蟒》《义鼠》等，都是以弱胜强的事例。它们多揭示出生活辩证法：弱者要在策略上藐视强者，在战术上重视强者，善于抓住对方的短处，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坚持斗争，就会变被动为主动，由弱变强，最终能战而胜之。作者善用形象思维把生活中辩证法化为文学中的寓言现象，是值得借鉴的。

《聊斋志异》微型小说中神异现象的出现，除少数是表现消极出世的思想外，大多都是梦幻理想的体现，是为了显示人物的本质力量，解决人生的老大难问题。因为贪官污吏、豪强劣绅的权势非常大，一般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作品多用神仙或侠义的出现来剪除人间之不平，正如但明伦在《巩仙》评语中说的那样，“偏是天下极难之事，必世外人成全之。”《向杲》写其哥哥无故被富户庄公子打死，诉讼无门，行刺无方，于是悲愤欲死。正无计可施时，道士将他暂化为虎，吃掉仇人之后又被射杀，借此一杀又幻化成人。可谓幻化之千古奇观。它不同于志怪小说《张风》，虽都是化虎吃人，但张风吃的是一个官吏，没写什么劣迹。但《向杲》不同，他化虎是为了报仇雪恨，吞噬的是势豪的头颅。化虎变人的情节反映出作者构思的奇特。它是悲愤郁结，无可奈何的产物，是有冤无处伸，有仇没法报的强梁横行、官场黑暗的社会现实逼出来的，它是借非现实的神话形式来解决生活中无法解决的矛盾，以表达弱者反抗复仇的愿望。

对己和，对敌狠，团结友爱，除恶务尽的寓言化微型小说写的也非常有生气。如《象》的团结对敌，《禽侠》《鸿朋义鼠》的侠义肝胆。《藏虱》则是除恶不尽，养痈贻患的典型代表。写一乡人坐树下从身上抓到一个虱子，就用纸包起来藏在了树孔里；过了二、三年，再经过树下时，忽想起这件事，拿出纸包打开一看，“虱薄如麸”，放在手掌中观察，觉得“掌中奇痒”，结果痒处红肿，不几天就死了。抓到虱子马上除掉本是人之常情，不杀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