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茅盾的人格及其文学批评

一、关于茅盾

茅盾(1896～1981)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1896年7月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生于浙江桐乡一个秀才之家。幼年受父母启蒙，1905年入小学，1909年至湖州入浙江省第三中学，1911年秋转入嘉兴中学堂。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积极投身革命。后转入杭州安定中学。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毕业，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译著和编辑工作。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郑振铎、叶圣陶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中国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文坛上的复古派、唯美派、颓废派；主持编辑《小说月报》后选载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进步文学作品。

他于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茅盾曾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推动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他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斗争，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秘书，北伐战争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和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茅盾隐居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连续的中篇小说。1928年7月东渡日本，著有长篇小说《虹》、短篇小说《创造》等以及文学论著《中国神话研究ABC》、《西洋文学通论》等。1930年4月从日本回到上海，著有《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同时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任执行书记，与鲁迅合编《前哨》、《文学》、《译文》等刊物，推动革命文学运动。1936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爆发后，茅盾先在汉口主编《文艺阵地》，继去香港《立报》主编副刊《言林》，并著长篇小说《你往那里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1938年底去新疆学院执教，并任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后因不满当局反动统治，于1940年4月离新疆，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数月后，至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1941年去香港主编《笔谈》，并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任编委，发表长篇小说《腐蚀》。翌年至桂林，完成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等作品的创作。1943年定居重庆，写有剧本《清明前后》等。

茅盾于1946年底去苏联访问，归国后写有《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1947年底去香港任《小说月刊》编委。长篇小说《锻炼》在香港《文汇报》连载。1949年2月到达北平(今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7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嗣后任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等职。曾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1年3月27日，在北京病逝。著作编为《茅盾全集》四十卷。

二、关于茅盾的人格

参见丁尔纲、李庶长编著的《茅盾人格》一书。该书2004-12-1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关于茅盾的文学批评

茅盾是中国现代批评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的《小说月报》首先把文艺批评置于与文艺创作同样重要的地位，强调“必先有批评家，然后有真文学家。”

他为我国现代文学中革命现实主义主导地位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取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之精髓，来丰富、实践“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发展我国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1）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者重视艺术的真实性。左拉这样论述过：大仲马、雨果、乔治桑的浪漫主义小说，以其丰富的想象和虚构的故事，激动了整整一代的读者，那时候人们“对于一个小说家最美的赞词莫过于说：‘他有想象。’”但是到了巴尔扎克时代，代替想象而成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则是真实感。左拉称赞巴尔扎克是“最先带来并运用真实感的作家之一，这种真实感使他能够再现整整一个世界。”他甚至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真实感和个性表现。”

在主持革新《小说月报》期间，茅盾为了反对向壁虚构、脱离现实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一度人心提倡过左拉的自然主义，但是他说：“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的按照生活的真实来表现，我相信，只要真实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于恶、美与丑。”

（2）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者不仅重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大多以善于对现实人生最深入的观察、分析与精细的艺术描写著称。

左拉：“人们总是谈论他们（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观察力与分析力；他们伟大，因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

茅盾：“观察能敏锐深入，感觉自然新颖俊逸。……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家的眼中，现实的一切，充满了不平凡，因为现实的一切充满了矛盾而且时时刻刻在转变。我们要再造意构思方面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不休’，先需养成发见矛盾、洞明变化的观察力。”

茅盾长期坚持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注重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探索，主张学习世界文学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促进现代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不断进步。

他说过：

“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是凭借的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

“有在风格上的了前人的好处的，这是上品。下焉者只在文字上学得几句小巧。有在题材方面从前人作品中得了一点暗示，因而开始他自己对于身边某一事件的注意的，这也是上品。下焉者之剽窃了前人作品中的材料而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伟大的、天才的作家，……即从前代的名著中吸取了精华，变为自己的血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他们的作品，不但非甲非乙非丙非丁，并且也不似甲似乙似丙似丁，他是用他自己的天才把前人的精华凝练成新的只是他自己的东西了。”

评价：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建设，从“五四”时期提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到1925年之后向前推进，到构成30年代之后的“革命文学传统”，他都是核心人物之一。他的理论批评活动使他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达到十分自觉的程度。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茅盾和小说艺术家的茅盾取得了内在的统一。

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在的呼喊。如他自述所言:“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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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自我人格的塑造,是老舍一生孜孜以求的。1937年,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写道："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们的笔才会生花。"这是老舍对伟大文艺的向往，更是他对作家伟大人格的真切呼唤。正是基于对自我人格塑造的自觉意识，老舍的人格才显得特别丰满厚实，光彩动人：既随和友善，又刚正耿直；既一丝不苟，又豁达磊落，既严谨稳实，又幽默诙谐；既有"温良恭俭让"的柔韵，又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壮。

在老舍的作品中，也深深寄寓着老舍对人格的探寻和追求。打开他的作品，震颤我们心灵的，往往是一幕幕人格悲剧的上演，如《骆驼祥子》中祥子正直、要强、纯朴人格的被扭曲，《离婚》中掩藏在张大哥热心、精明、谦卑之后人格的庸常、灰暗和苟且。在《猫城记》中，老舍不时地将笔锋指向"猫国"人格的解剖：揭露"猫国"教育失败时，作者借小蝎的口说："这新教育崩溃的原因何在？……我只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格。"（十八）在挖掘"猫国"政治、经济崩溃的根源时，作者又借大鹰的口说："打算恢复猫国的尊荣，应以人格为主；可是，人格一旦失去，想再恢复，比使死人复活的希望一样的微小。"（二十三）据笔者统计，仅在《猫城记》中，"我"（地球先生）和"猫国人"直接议及人格的就达20多处。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辞典》在"人格"词条下特举老舍《四世同堂》中一段话作为用词例证，这段话是："他以为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一点课本上的知识，而也需要师生间的感情的与人格的接触。"（二十五）由此也可见，老舍的人格追求实在是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巴金是情感小说家，情节和人物全由充沛的激情牵着走，青春和着血和泪，喷涌出‘灵魂的火焰’。老舍是典型的文人小说家，他以炉火纯青的语言和娴熟老道的技巧，绘制了一幅长卷展现都市风俗物事和市井百态人生的文人画，也是一幅大雅若俗的‘清明上河图’，具有独特和永恒的文化审美价值。茅盾则是那种很理性的小说家，他缺乏巴金的热烈，也没老舍那么足的文人气，但似乎有着更大的气度、气势和气魄。”

，“茅盾”与“老舍”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实，他们二人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又有很多相似之处——简单说，那就是，他们都有丰富多彩乃至斑斓多姿的生活阅历。我的意思是说，沿着傅光明先生所谓茅盾“更大的气度、气势和气魄”向下继续寻找，就会发现，一个作者的丰富斑斓阅历，不仅关乎一个作家的作品格局，同时更关乎一个作家的人生视阈与作品襟怀。说得再透彻些，那就是，与当今文坛作家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小恩怨、小情怀、小缠绵、小情色比，茅盾是一座山，一条河。

：“茅盾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他理性地用文字这把手术刀，并严格按他自己的‘小说研究ABC’开始解剖社会。他不感伤既往，也不空夸未来，而是把现实放到手术台上……”

��所以，真实的茅盾是作家茅盾，但同时也超越了作家茅盾——他和他的作品所拥有并代表的，不是那种浪漫的激情之美，而是那种理智的冷静之美。茅盾那种更偏向于内心自省的叙事风格以及由此蔓延而出的那种冷静观察的犀利，对于中国人久习不察的一窝蜂、随大流心态，尤其具有警醒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