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概述与语境情景的酿造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迅这样开始祥林嫂悲剧故事的讲述。这是一个肯定陈述句,叙述故事发生的背景。旧历的年底对于习惯使用夏历(俗称阴历)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是正儿八经的年底,“洁祀祖祢,进酒降神”,按传统习惯,“冬至后三戊腊祭百神”,送旧迎新,祷神祈福的盛大活动便开始了。然而,鲁迅为什么说“毕竟最像”呢?也许这句话应当这样说:
①旧历的年底到了。
②旧历的年底是热闹的。
③旧历的年底终于又到了。
④旧历的年底毕竟是最热闹的。
但鲁迅不这样说。鲁迅开始讲述故事的这句话显得别扭、生硬,读起来拗口,听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实在的信息。如果把阅读小说视为一种会话方式的话,这就违背了语用学的会话合作原则:如果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则可以认为这句话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鲁迅先生自然不会说一句毫无意义的话。
我们不由联想到类似的一些话语:
①战争就是战争。
②雷锋就是雷锋。
③正宗毕竟是正宗。
④伪劣产品毕竟是伪劣产品。
这些话语显然都不能从表面意义去理解,它们都是故意对会话合作原则的某些准则的违反,然而,却因此产生了一种言外之意或表达了某种特定的情感态度。句①表示强调,是说战争必然是严酷的,言外之意是说悲痛无益,表示告诫或慨叹;②③句并不表示对对象的真假判断,而是表示褒扬和赞许;句④则表达了一种愤慨的态度,表示批评或指斥。这些句子在一定语境中,都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情感态度,产生一种言外的语用含义,完成某个具体行为。
鲁迅讲述故事的开场白也是如此。旧历的年底是我国传统大节——春节。习惯上,春节并非单指夏历元旦这一天,而是从腊月初八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新正元宵节为止,其间包括腊八、祭灶、除夕过年等。此过程中诸多祭神祀祖的礼仪活动庄严而隆重,与之伴随的各种习俗充满喜庆而又热闹。祥林嫂便死在祭灶的夜晚,死在喜庆的爆竹声中。范成大《祭灶词》写道:“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上天欲言事。云居车马小流连,家有杯盘丰典祀……送君醉饱登天门,乞取利市归来分。”祭灶是送灶王爷上天祈福,以保下界来年平安。所以鲁迅讲述道:“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一年中的好运气的。”“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千百年来,传统的文化习俗少有变化。在鲁镇的芸芸众生祈禳神灵之际,已沦落为乞丐的祥林嫂发出了魂灵有无的疑问,“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她是企盼着神祗的降临,还是怀着希望破灭走向地狱的恐惧?她生于这浓厚的文化历史氛围,死于这文化历史氛围之浓厚,那些“钝响”的爆竹,“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的闪光,种种“新年的气象”,都成了祥林嫂悲剧命运对比鲜明的背景。
“旧历的年底”,不是辛亥革命后确定使用的公历的年底,从语义表层看,“旧历”的指称语义是“传统的”、“历史的”;“毕竟最像”,作为逻辑联系语,在这里具有强调的意味,联系作品内部和外部语境理解,它强调年终大典深深地浸*着、厚厚地积淀着中国古老文化的传统和习俗,指向中国深遽复杂的历史背景。因背景深厚,更加顽固,因其久远,牢如坚冰。鲁迅的这句话以违反规则的形式流露出沉重的忧思,给全部喜庆气象的经验世界蒙上了一层冷峭深沉的灰色,故事语境情感的基调也因之悄然确定下来。
二、讲述评议与主体表现的价值取向
小说免不了“讲述”,正如瓦尔特·司各特所言:“行动、语调、手势、恋人的微笑、暴君的怒容、小丑的怪相——一切都必须在小说中讲述”([美]WC《小说修辞学》)。小说总要向读者讲述发生了什么,甚至委婉地告诉读者怎样看待人物,也许还要插进几句相关的评议。作家的思想观点即使是隐蔽的,倾向性也会“在故事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细心推敲作品“以言述事”下的“所为”,体会话语隐含的语义,总能揭微显幽,把握住主体表现的价值取向,进而感受作品的主题。
《祝福》一开头便讲述到鲁四老爷。这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主”,叙述者“我”讲道:“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这段叙述是平实的,叙述者介绍了鲁四的身份,通过其言行的概述,反映出人物的立场和政治态度。“监生”在清王朝是凭祖先“功业”或捐钱取得的,可见鲁四并非货真价实的“科班”出身;“讲理学”暗示了人物维护封建道统,注重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大骂其新党”更暴露了他维护封建统治的顽固政治立场。联系后文对鲁四书房的描写,那“脱落”的对联,“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摆在案头的《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一个不学无术信奉宋明理学的、没落腐朽的乡村地主的形象便鲜明地呈现出来了。最有趣最深刻的是这里插入的一段叙述者的评议:“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骂的还是康有为”。这是一个表认知行为的单句,宾语是一个复句结构形式。话语字面的指称语义是清晰的,骂的是康有为。之所以骂康有为,是因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中改良主义的领袖,有违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由此更进一步揭露了鲁四的政治立场。但这句话还蕴含了一个言外之意。“还是”,仍然是,竟然是。时值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已知大厦之将倾,“新党”的内涵早已发生了变化,用来指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鲁四所骂的竟然还是、仍然是康有为,其不谙世事变迁和社会进步的落后腐朽性便昭然弥彰了,而中国农村笼罩在封建统治之下死水一潭的社会状况也可想而知了。这段平实的叙述和简洁的评议入木三分地刻画出鲁四的形象特征,平实之中寓深刻,言近旨远,辛辣地对形象进行了嘲讽和鞭挞;绵里藏针,含蓄之中,闪烁着尖锐的批判的锋芒。面对这样一个人物,“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叙述者“我”与鲁四立场的对立,其民主进步的倾向也清楚地表现出来。
叙述者“我”当然不能等同于作家本人。但以第一人称为视角的叙述语言,却清楚地反映出作品的主体倾向性,对人物的嘲讽批判,正隐约地表现出主体的价值取向和立场。在冷静的没有直接表露情感态度的叙述语言中,主体的思想情绪仍然曲折地流露出来,作品的主题亦如深藏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的冰山,在情节的波光中渐渐被映射出来。
三、过渡衔接与情节发展的意蕴
过渡衔接的叙述语言有时不只起承上启下或前后照应的结构作用,还能推动情节的发展,概括故事的意蕴,收到“以言做事”的效果。
祥林嫂两次到鲁镇做女工,小说讲述人们对她的称呼,先后出现过三个结构相似的句子:
①大家都叫她祥林嫂。
②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③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
三个句子都是普通陈述句,句子的表层语义没有什么变化。①②句主语相同,主要指称鲁家上下人等,第②句仅增加了一个副词状语“仍然”;②③句比较,只是主语变了,多了一个连系副词“也”。表层语义似乎仅仅交待了人们对祥林嫂的称呼未曾发生变化,但只要回到情节的发展中,回到具体的语境中,细一咀嚼,便能体味出三个句子不同的丰富意蕴。
祥林嫂是死了男人的寡妇。初到鲁镇,鲁四“讨厌她是一个寡妇”,只是因为“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象一个安份耐劳的人”,四婶看中了她的能做,看中了她的驯顺,勉强将她留下了。于是“大家都叫她祥林嫂”,从其夫名而呼之。封建时代,“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传》),妇女只能依附于男人生存,是不能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出嫁之后,甚至姓氏也得“从夫”。祥林嫂夫家是卫家山人,“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大概”,不确切之谓 。丈夫姓氏尚不甚了了,更不必说祥林嫂本人了。小说未言及祥林嫂的姓字,这不是作家的疏忽,正是为了表现妇女低下的地位。这句话作为过渡句,通过一个称呼语交待人物的身份及其深蕴的文化历史内涵,也表明她终竟被鲁镇社会暂时接受和承认了,开始了她在鲁镇新的生活。故事由此逐渐把情节展开。
决定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并非因为她是寡妇,而是因为她的被迫再嫁。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明清两代,妇德的核心是必须遵守“从一而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伦理信条的,寡妇倘若再嫁便是“败坏风俗”、“父母、国人皆践之”(《孟子滕文公上》)。祥林嫂再嫁是不情愿的,然而,“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哪有一注钱来做聘礼?”社会的贫困逼得穷苦的农家不顾社会普遍的伦理观念,强制她再嫁。祥林嫂似乎努力想保持自己的名节,她“真出格”,“闹得厉害”,“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看来她是深受“讲理学”的鲁四的影响,深受封建礼教观念的毒害,是恪守妇道的。然而,她终于还是再嫁了,夫死子亡,不得不再到鲁镇做女工。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称呼依旧。“仍然”,副词,表示情况继续不变或恢复原状。但祥林嫂的生活和命运已经改变了,故事情节已经发展了,再嫁的一段遭遇绝不是虚无的梦幻。她自身的改变姑且不论,“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四婶的不满也许只是因为她“没有先前一样灵活”,做活已不如从前。鲁四则“暗暗告诫四婶,祭祀时候用不着她沾手”,“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于是,往常最忙的祭祀时节,现在却轮到祥林嫂清闲了。祭神祀祖的典礼礼节原本有极严格的讲究,范成大《祭灶词》云:“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可见祭拜的典礼凡女人都是不能参加的,所以《祝福》写道:“拜的却只限于男人”。现在,祥林嫂连“一切饭菜”都不能做了,“败坏风俗”,“不干不净”,就因为她是寡妇而再嫁。然而,“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这一淡淡的似乎不经意的过渡语,在具体语境中却隐含着深刻的蕴涵,反映出鲁四一家对祥林嫂的第二次婚姻冷酷而坚决地不予承认的态度。“仍然叫她祥林嫂”,而不是“贺六嫂”,绝不是习惯使然,而是反映了封建礼教观念对寡妇再嫁的完全否定。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整个鲁镇社会在伦理观念上与鲁四仿佛是形成了共识的,音调的变化,笑容的冷冷,反映出人物关系的变化,充分表现出社会环境与祥林嫂的严重对立。“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最终被人们彻底地抛弃了。故事循着三个句子描画出的坐标曲线逐渐发展到高潮。
这三个句子如祥林嫂命运轨迹上的三个点,深刻地呈现出人物的遭际变化,是人物与社会矛盾撞击出的三朵火花,像三个聚光点照亮了人物一生的悲剧。这三个句子是对情节的三次概括,其隐蔽在称呼语后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表现出主体批判的锋芒所向正是要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向人们暗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在这里,作品通过“以言述事”实现了主体的“言之所为”,完成了主体的语言行为,而作品的文本意义也渐渐被显现出来被我们所读解。
《祝福》是鲁迅先生一篇深刻揭示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小说,在教学中,笔者对祥林嫂这一悲剧形象做了深入浅出分析,但学生却发出阵阵窃笑,究其原因是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学生没能介入人物角色中,没能被祥林嫂的悲剧所打动,学过后感情上更是远离了祥林嫂,那么怎样让学生从感情上走近祥林嫂呢?
一、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看,病态的人们歧视她、蹂躏她。
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思考,揭示祥林嫂悲剧产生的必然性,马克思曾说过:“人,归根到底,……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祥林嫂为什么死,以及死后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显然与周围的人有密切的关系。如下图:
四叔四婶
冷酷
残忍
婆家人 强抢 祥林嫂 嘲讽奚落 鲁镇人
我 同情不愿介入 误导同情 柳妈
除了四婶、四叔、婆家人思想行动上对祥林嫂直接迫害外,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是她终遭遗弃,无人问津的原因。当祥林嫂以再嫁再丧的身份再次来到鲁镇时,鲁镇的人没有叫她“贺六嫂”,而是依旧叫她“祥林嫂”。其声调的阴阳怪气表明世人对她再嫁的身份的否定和非难,并用“祥林嫂”这一永久的称谓对她进行精神鞭笞。柳妈的同情、误导更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
二、 从艺术构思上看,祥林嫂是一个生命里没有春天的苦命人儿。
祥林嫂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春天般的温暖,她丧夫、再嫁、失子、死去几个关键情节都是在春天发生的。
1、丽春之日,丈夫夭折。“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最低,而一个寡妇的处境更艰难,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由于丈夫“比她小十岁”,没有留下后代,“夫死从子”之路与她无缘。再说婆婆也不会把她这个“克星”留在家里,无子守寡,此路不通,摆在祥林嫂面前的是一条受人唾弃的改嫁之路。但“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不能自作主张。只能由夫家人任意摆布,即象商品一样被卖掉。看来春天是不属于祥林嫂的,春天也不会带给她温馨与柔情,在封建礼教的摧残下,她的一生里将是没有春天的一生。
2、孟春之日,被迫再嫁。祥林嫂在生命和“名誉”之间,它依然选择了“名誉”,即永远的有祥林名誉权的“不嫁二夫”的寡妇,于是她逃到鲁家后,非常勤快,然而 “新年刚过”的一天,祥林嫂到河边去洗米时,突然被婆家人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像对待牲畜一样,生擒死拖,把她抢了回去,从卫婆子口里我们知道“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老六”,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不难看出她是在春天被迫再嫁的。尽管当时她一路的嚎哭、叫骂,“喉咙哭哑了”,“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拜不成天地”,可结果还是被他们“七手八脚得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在祥林死后的第一个春天,祥林嫂被迫改嫁。春天,对于她简直就是灾难,春天,带给她的是疯狂的人格侮辱,春天,使她心灵备受摧残。
3、暮春之日,痛失爱子。祥林嫂被迫改嫁后,幸运的做了母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祥林嫂有了儿子,便取得了做人的权利。可“天有不测风云”,贺老六不久 “断送在伤寒上”第二次丧夫又给她精神上一个沉重的打击。“幸亏有个儿子”这唯一的的亲骨肉,是她生命里仅存的一丝春光。但“祸不单行”、“春天快要完了”的一天,孩子竟“给狼衔去了”,命运之神不公平的从她怀里夺走了仅有的一丝春光。儿子死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这个悲惨的情节再次发生在春天,而且随着“春天快要完了”,她的生命也将结束。
4、迎春之日,凄惨死去。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贫穷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 从道具、服饰上看,“开裂的竹竿,破碎的心”,“白头绳,表孝心”。
鲁迅的作品,道具设置是非常独特的。祥林嫂一出场,一股浓浓的悲剧情调沉重的袭人心鼻。除了得力于作者细致的肖像描写之外,还要归功于作者精心制作的道具:竹篮、破碗、裂竿,“他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这个形象鲜明独特,极具个性化,人们的脑海里不由得会浮现出凄苦的乞丐形象,极其简单的道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碗“破而空”生活凄凉可想而知,竹竿下端“开了裂”可见沦为乞丐的岁月之长,读罢,怎能不让人心碎悲伤、怜悯。
祥林嫂在鲁镇一露面:“头上扎着白头绳”,第二次:“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借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她的寡妇身份,表明她是死去的祥林的妻子,这一定位十分重要。头上的白头绳,把她的悲剧命运揭示出来了,注定了祥林嫂一生将在这个名份下生活,丈夫死了,本不是祥林嫂的错,可她却要扎上白头绳向世人宣告自己是个灾星,被人认为不吉祥。她本来是遵照封建礼教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可是偏偏有个婆婆不让她守节,又偏偏有人嘲笑她,歧视她,说她“不干不净”。她苦苦蓄钱捐了门槛,可仍然消除不了白头绳带给她的灾难,带给她心灵的创伤,这样一位妇女,活着毫无自主权,死了还要受人唾弃,生得痛苦,死得恐怖——多么悲惨的命运啊。这一细节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有力控诉。
四、 从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上看,祥林嫂是一个时代悲剧。
祥林嫂生活在清末,祥林嫂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的悲剧。
当时封建礼教仍在吞噬着人们,二十六七岁的祥林嫂嫁给了十六七岁的祥林,这是一种落后而残酷的畸形婚俗,江浙一带称之为等郎媳,正象当时民谣所说的那样: “二十岁大姐十岁郎,夜夜困觉抱上床。说他夫来年太小,说他儿来不喊娘。”可以看出等郎媳是多么的尴尬和辛酸,祥林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得也不多”,只能用无尽劳动为自己透一口气。当时的人们冷漠、麻木、自私、愚昧。祥林嫂不被鲁镇所接纳,也是由于当时被封建礼教严重毒害的人们的存在,“夫为妻纲,好女不嫁二男”的夫权思想,可容忍贞洁的寡妇,但却不能容忍再嫁的女人。足以看出当时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们酿造了祥林嫂的悲剧。这就是祥林嫂所生活的环境,这种环境也是祥林嫂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
总之,在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要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教师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学生心灵的“情”弦,一旦学生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的语文课堂就迸射出生命的活力。无疑学生从感情上就会走进祥林嫂。
三次祝福,却蕴含着不同的寓意。第一次“祝福”时,祥林嫂是一个年轻能干的寡妇,受到众人的赞扬。第二次是对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描写。祥林嫂是一个被鲁四老爷认为“败坏风俗”的罪人,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第三次是结尾通过“我”的感受来描写祝福景象。
明确:多次写到“祝福”的作用是“祝福”作为一个时间标志,把祥林嫂的人生悲剧串联起来,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也表现了祥林嫂悲剧的典型环境。包含了作者反讽的深意。
《祝福》既是小说的标题,又暗示出主人公的命运与“祝福”密切相关,因而小说中有关“祝福”场面的描写将是小说中环境描写的重中之重,祥林嫂悲剧性格上的几次重大变故,都集中在鲁镇“祝福”这一特定环境中,对于主题的表达也极具意义。
该小说通过描述祥林嫂悲惨的一生,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也阐述了像文中的“我”一样的启蒙知识分子,对当时人们自私自利以及世态炎凉的这一社会现状的无动于衷和不知所措。
扩展资料:
后世影响
1949年,以“陕甘宁教育厅”编撰的《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了一套临时课本,在这一版本中收录了《祝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中均有《祝福》这篇文章。
1956年,小说《祝福》由夏衍改编为**搬上荧幕。北京**制片厂摄制,桑弧导演,白杨主演;《祝福》在不同时期,被改编为不同版本的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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