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亮剑的原著者是谁?

　　都梁

　　都梁，1954年出生，祖籍江苏，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参军，曾服役于坦克部队，几年后复员回京，做过教师、公务员、公司经理、石油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现为自由撰稿人。现定居北京市宣武区。[1]

　　2000年1月出版长篇小说《亮剑》。同名电视连续剧由海润影视传播公司拍摄。2001年12月发表26集电视连续剧剧本《血色浪漫》，由润亚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拍摄为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后又拍摄为同名电视剧。长篇小说《血色浪漫》则在200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关于《亮剑》，关于都梁

　　《亮剑》责任编辑 董保存

　　长篇小说《亮剑》出版后，不少朋友来打听，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你们怎么就选中了这部书稿？

　　去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个朋友来电话，说是有一个退伍军人，写了部小说，能不能抽时间给他看一看。两天以后，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来到编辑部。他没有太多的话，只是说把小说送来了。我问他：“你过去发表过什么作品吗？他说没有。再问他写过什么作品，他也说没有。问他现在从事什么职业，他说“下海”了，搞石油设计。我不由得看了看那一大摞厚厚的书稿，心想真看不出这是个商人，怎么看怎么像个穿便服的军人。

　　我接过稿子，用了3天的时间读了第一遍。说实在的，当编辑快20年了，看的小说不能说少了，能让我兴奋的不是很多。有的小说，包括一些有名望的作家的小说，写得很纯熟，写得很匠气，人物故事都还可以，甚至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可就是叫人兴奋不起来。《亮剑》中有些段落却叫我这样的职业读者拍案叫绝。它有一股气，有一种冲击力，虽然它并不是很纯熟，并不是很完美。

　　带着一种编辑的欣喜，我把作者都梁请来，在出版社旁边的一个饭馆和他交换意见。这个作者实在有点特殊，他不喝酒，只抽一种一元多钱一包的烟。给他谈意见，他不像有的作者那样认真地记录。对我的意见，有些他接受，有些却不肯接受。我希望他改一稿后再送审，他同意了。

　　亮剑 都梁很快改出了一稿，佘开国副社长和程步待社长在很短的时间里看完了书稿。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这部小说写活了一个英雄，写活了一个将军，为中国军事文学的画廊里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同时也觉得这部书稿还有值得商榷和修改的地方，还有必要让这个作者“爬爬坡”。他们又把都梁请来交换意见，给他出谋划策。

　　经过多次的交流，我对他的身世也有了一点了解。他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当了兵。在坦克部队服役几年后回到北京，先是在一个国营单位上班，后来就下了“海”，生意做得还可以。

　　创作这本书的经历很奇特。说创作的周期长，他酝酿了很多年，许多人物早已烂熟于胸；说创作周期短，他只写了8个月，而且都是用业余时间——白天做生意晚上写，甚至在老人的病床前写。能写出这部书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说偶然，创作的直接动因是因为打赌：他和朋友聊天，把当今的小说骂了个遍。朋友就说，你别光说人家的不行，你写一部出来看看。他说，写就写！于是，他写起了小说，并且是一气呵成。——说必然，他对我党我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有过很认真的研究，对苏联***及其军队的历史也有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对文学作品的痴迷则是从十几岁就开始了的。

　　小说写成以后，他先送一家出版社。人家听说他“下海”了，要他出几万块钱。他说，扯谈吧，不够出版水平我就不出了。又找了一家出版社一放了几个月如泥牛入海。最后才找到了我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书稿经过3次修改，在新千年的钟声敲响之前付印了。设计封面时，按照惯例，书勒口上要印一个作者近照和小传，我请都梁准备一下。他说：“不要了吧，我不想露面。”因此，现在书上既无作者照片，也无作者介绍，甚至连序、跋、后记之类的点缀也没有。

　　《亮剑》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联合在京举行研讨会，二十多位作家、评论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期望已久的具有突破意义的力作，一部不落俗套的小说，一部阳刚气十足的英雄小说，是男人写的，写男人的，写给男人看的。小说既有古代小说的传奇色彩，又吸收了现代外国小说的一些手法，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在这部小说中，英雄与历史的关系是全新的，英雄不是在顺应历史中消失自我，而是在审视历史中时刻把握着自我。小说没有回避矛盾，不粉饰，不盲从，内涵十分丰厚。可以说，《亮剑》在英雄性格与凝重历史的统一方面达到了一种匠心独运的新高度。

　　研讨会结束的当晚，都梁给我打电话，只说了一句话：“看来我们这一年都没有白忙活。”

　　------------------------------------------------------------------------------ 2000年1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亮剑》，以主人公李云龙的经历为主线，描写了中国从抗战时代到十年文革期间的军政变化。同名电视连续剧由海润影视传播公司拍摄。2001年12月发表26集电视连续剧剧本《血色浪漫》，讲的是几个历经文革的北京青年的故事。由润亚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拍摄为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后又拍摄为同名电视剧。长篇小说《血色浪漫》则在200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其长篇小说被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在同年首播，并得到一致好评。2006年4月，其耗费三年心血的长篇小说《狼烟北平》再次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4月，都梁编剧的第三部电视剧力作《我是太阳》在黑龙江威虎山低调开机，《我是太阳》改编自作家邓一光的同名小说。 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描绘了老北京琉璃厂一带上至权贵巨贾、下至贩夫走卒的社会各层人等的生活。除荣宝斋的几代东家和掌柜外，琉璃厂一带整日遛鸟逗虫的八旗子弟、江湖上赶马帮的绿林好汉、远赴中国的俄国绅士、传说中的江洋大盗、筹划刺杀的革命党人，以及王国维、张大千、罗振玉、汪精卫等历史名人也在小说中出现。

论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