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伊丽莎白·鲍温·炎炎日当午》作者简介|内容概要|作品赏析

《英国文学·伊丽莎白·鲍温·炎炎日当午》作者简介|内容概要|作品赏析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鲍温(1899—1973)，英国小说家。1899年6月7日，鲍温出身于爱尔兰都柏林市赫伯特庄园。一个古老的家族，老的地主，她父亲是个律师。1907年，她与母亲到英格兰定居。1912年母亲病逝，她寄住在赫福德郡的姨妈家。1914年她被送到英国肯特郡一所寄宿学校上学。1919年在伦敦一所艺术学校学习一年绘画，此间开始写作。1923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邂逅集》问世;同年与阿伦·卡梅伦结婚，两年后迁居牛津。到1929年，鲍温已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安·丽》 (1927)、《饭店》(1928)、《最后的九月》 (1929)等，成为当时伦敦和牛津文学圈子中的知名女作家。1930年，她父亲去世，鲍温继承了“鲍温大院”，以后10年间，她在这幢院落里举办过多次舞会、宴会，为许多刊物撰写评论文章。1935年，阿伦·卡梅伦受命到英国广播公司任职，鲍温随丈夫迁居伦敦摄政园。二次大战期间，她受雇于情报部，在都柏林作战时工作，大战结束后，也转入英国广播公司工作。鲍温一生共创作了20余部长篇小说，曾被批评家比作奥斯丁，是当代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感情细腻，富于主观抒 彩，擅长心理描写。她在小说中刻画了形形 的妇女形象，想象丰富，观察力敏锐，艺术风格严谨。她的其它长篇小说还有《亲友们》(1931)、《巴黎的房屋》(1935)、《鲍温大院》(1942)、《炎炎日当午》(1949)、《爱的世界》(1955)和《伊娃·特鲁特》(1969)等。鲍温于1937年当选为爱尔兰学术院院士，1948年受封为大英帝国贵妇，她曾多次被学院授予荣誉博士的称号，1970年因最后一部小说《伊娃·特鲁特》而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1973年2月22日因患癌症去世。

内容概要 故事发生在二次大战时期的伦敦。1942年9月的第一个周六下午，英国情报局谍报员哈里森正坐在摄政公园里听音乐会。其实，他并未专心聆听音乐，不过是在消磨时光，以好呆到8点去见斯黛拉·罗德尼，一个迷人的寡妇。一想到斯黛拉以及他要对她谈的那件棘手之事，他便不由自主地把右手攥成拳头往左手掌里插。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和他对音乐漫不经心的神态，很快引起了邻座一位年轻女子的好奇。这女子名叫路易·露易丝，相貌粗俗，衣着低廉，既无艺术鉴赏力，表达又很鲁钝。她丈夫正在英军中服役，这使她非常孤独，而她本身又是一个喜欢冲动的人; 于是她转向哈里森搭讪，用天真的话打断他的回忆，但却遭到哈里森粗暴的抵制。露易丝并不觉得难为情，相反，哈里森离开音乐会后，她也尾随而行，直到他突然甩掉她去赴约会。在威第斯大街的顶楼套房里，斯黛拉正在琢磨哈里森为什么迟到。她等候的态度并不象人们预料的那样焦虑，因为她对这位来访者并无爱意。她几乎不知道他是如何闯入她的生活的; 开始是他出现在古沾，弗朗西丝·莫里斯的葬礼上，后来，他对她的注意力不断增强。那个夜晚，她看出他的欲望中有一种威胁的阴影; 要弄明白他的好奇心促使斯黛拉应允了他。她等待他敲门时，眼光忍不住在可爱的房间里转动，她想起了那些形成了她的存在的许多往事： 她年轻的儿子罗德里克，现正在英国军队服役; 她的前夫，离婚很久了，去世也很久了;她自己的战时工作; 以及她的情人，在 里供职的罗伯特·凯尔韦，哈里森到来时，受到的接待是冰凉的、敷衍了事的。他的问候也是犹豫的、暧昧的，但很快他就转到正题上。他的话使斯黛拉目瞪口呆，既震惊又不愿相信。他告诉她，她的情人是纳粹间谍，专向德国人出卖英国机密。哈里森本人即与英国情报局联络，并已被指派去监视凯尔韦的行动。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叛徒，就是斯黛拉必须放弃他而转向哈里森。这样或许还能改变凯尔韦的命运，否则它就会被无限期地搁置下去。这个直率的建议并未夺去斯黛拉的勇气。哈里森不能赢得她的信任，她拒绝相信凯尔韦有罪。她成功地争取到一个月的时间以做决定。哈里森严厉劝告她不得向罗伯特透露; 他行动方式的丝毫变化都只能导致他的立即被捕。哈里森刚走，电话即响了。是罗德里克，他告诉母亲他就要回伦敦休假。斯黛拉振作起精神，很快做好迎接儿子的准备。罗德里克的到来暂时使斯黛拉忘却了忧虑。儿子年轻又健壮; 他父亲过早的离开，使斯黛拉感到对儿子有双重责任。罗德里克急切地谈论他生活的新资产，爱尔兰那部分破败的地产刚刚由古沾·弗朗西丝·莫里斯传给了他。这男孩已下决心保住他这笔新财产;不过在战争结束之前，照管地产的责任只好大部分落在斯黛拉的身上了。罗德里克假满返军。第二天晚上，罗伯特·凯尔韦来到斯黛拉的房间。她没有流露任何内心的愤怒，只是漫不经心地探究他是否认识哈里森。凝望着她迷人又温情脉脉的情人，斯黛拉悄悄地惊叹他确实是可疑的，他是从敦刻尔克残废退役的老兵!可是，斯黛拉想到她对他家庭的一无所知，便再次请求他，带她去乡间看望他母亲和姊姊。第二个星期六下午，他们来到迪恩河谷，罗伯特的背景似乎没什么异样之处。从罗伯特家回来的那个夜晚，她发现哈里森正在她房内等她。他供认不讳，一直在监视她，并说出了她到过什么地方以及此行的原因。罗德里克为使自己的所有权开始介入那片地产，便把斯黛拉召往爱尔兰。罗伯特也赞成暂时失去她几天，于是他们深情地分离了。在爱尔兰，斯黛拉对哈里森的不信任动摇了;因为他告诉她他曾是古沾·弗朗西丝·莫里斯的朋友，她发现这竟是真的。于是她决心把哈里森对罗伯特的指控通知后者。她返回伦敦时，罗伯特到车站接她。几分钟后，在出租车里，她说出了她所听说的。罗伯特立即被深深地刺痛了，他否认了一切。那天夜晚，他恳求她嫁给他，但斯黛拉既惊诧又心乱如麻，逃避了这场求婚。几天之后，哈里森与斯黛拉在一家热闹的饭馆里吃晚饭。他指责她违背了他的劝告，使罗伯特开始有所防备。斯黛拉万分惊惧，但她也因此而坚强起来。就在她打算弄明白他的意图之前，路易·露易丝不合时宜地闯了进来。她在人群中认出了哈里森，未经邀请便坐到他们的桌边。不过斯黛拉还是抓住时机暗示了哈里森，如果他能使罗伯特免受牢狱之苦，她情愿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哈里森对此未做答复，因为他还在为路易恼怒，随即他草草告别了这两个女人，高傲地走出了饭馆，留下她们在黑漆漆的伦敦夜晚摸回家去。路易颇为斯黛拉高贵的魅力和文雅的气质所迷醉，她一直陪伴她走到她的房门口。罗伯特此时正在迪恩河谷，因此，斯黛拉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找到机会提醒他处境危险。黎明时分，在斯黛拉幽暗的卧室里，他们重新表露了彼此之间的爱和信心，似乎都已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约会。当罗伯特终于说出他确实是激进的纳粹分子，珍视权利甚于自由时，斯黛拉发现他们的信念无法调和。这时，屋外已传来监视者隐约的脚步声，罗伯特穿好衣服准备离开。他顺着绳梯爬上房顶的天窗，又突然折返下来，再一次亲吻了斯黛拉。他要她好好保重，然后就迅速从天窗消失了。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罗伯特的尸体横陈在大街上，他是从极度倾斜的房顶上不慎坠亡的。斯黛拉再见到哈里森时，已是一年多以后。协约国在非洲登陆; 进攻意大利; 第二战场的实现。经过所有这一切。最后，哈里森回来了。斯黛拉一直有问题要问他，关于罗伯特的问题，不过现在它们已毫无意义了。他们的谈话始终非常拘束，罗伯特的死使他们生活之间任何真正的联系都不复存在。哈里森没有任何浪漫的提议; 而且，当斯黛拉告诉他她快要结婚时，他甚至隐约感到了解脱。

作品鉴赏 《炎炎日当午》是伊丽莎白·鲍温最出色的代表作，也是受到评论家们广泛注意的作品之一。英国小说家兼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说道，没有什么小说曾比它更好地捕捉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的气氛。她以紧张而可信的细节表达了那个毫无生气的苦难世界，在了解那个时间和地点的读者身上非常强烈地唤起感情和感觉方面的记忆，以致人们好象又在经历着它们。但这部小说的意义远不止这点，甚至也远不只是斯黛拉·罗德尼的故事。在弗兰克·马吉尔主编的一部小说评论集中是这样评价这部书的，斯黛拉·罗德尼的问题是一位妇人强迫自己对她的爱之人作出自己的判断。斯黛拉是鲍温笔下的“自由女性”。她有自己的职业，离婚多年，是一位已有成年儿子的母亲。她有一位相识两年的情人，但她仍然与别人约会。斯黛拉敏感、坚强，也能言善辩，不仅对旁人、对自己的事也头脑清楚。她使她儿子和其他人一直相信是她离弃了丈夫，她是主宰。而实际上，是丈夫离开她与别人走了。她对哈里森说，宁可被人看作魔鬼，也比让人认作傻瓜强。这番话正反映了斯黛拉心理上的矛盾：她渴望被人看作自由女性，无所不能，但她的内心却与这一形象不符。正因为如此，才有她的离婚，才有她与罗德里克的关系(他并不系在她身上，而她却为他诸事操心，要让她表现出这一点是很痛苦的)，也就有了她对罗伯特的态度(他们的关系是稳定牢固的，但她拒绝了罗伯特的求婚)。斯黛拉曾不断被人们认为是她那代人的典型，那一代人又常常被描述成“未接任”历史的人。一次战争结束以后，她已到中年，而此时又是二次大战。鲍温在小说中对遭受狂轰滥炸的战时伦敦的细致描写，正好为斯黛拉精神的创伤提供了具体的现实，又巧妙地穿插在斯黛拉与罗伯特的爱情关系中。“炎炎日当午”正是斯黛拉人到中年的象征，是她的“正午”，是她在做出决定质问罗伯特忠诚与否的巨大精神痛苦。当然，它同时也是战争的 ，历史的转折点。斯黛拉的下一代人，以罗德里克和路易·露易丝为代表的，标志着一种新生和新的统一。斯黛拉的故事，也就是她作自由女性的“失败”，是交织在工人阶级的代表路易·露易丝的故事中的，后者要作母亲的强烈愿望终于达到了 ，当丈夫在外作战时，她却成功地怀了孕。她并不清楚孩子的父亲是谁。盟军进攻西欧开始之日，她回到英格兰南海岸，她父母被炸死的地方，小说便以她生下孩子宣告结束。罗德里克则是准备到莫里斯山去，并且雄心勃勃地要用现代农业技术使古老的山地焕发青春。这下一代人的两个代表人物都解决了折磨他们父辈多年的矛盾——家庭、位置、传统与责任。当然，斯黛拉与罗伯特的关系还是最重要的。安东尼·伯吉斯说，凯尔韦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创伤，变成了一个叛徒。战争为作者澄清了文明毁灭时向何处寻求信念的问题。罗伯特变节的根源在于一种不自然和不持久的状态; 他变成一种抽象观念的受害者，相信纳粹德国代表一种他可以依附的新的秩序。鲍温非常擅于刻画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更是审视了情感与理智和谐的障碍，也就是爱国主义与爱情之间的冲突。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汪曾祺汪曾祺（qí）（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散文《端午的鸭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汪曾祺在书房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39年秋，汪曾祺进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师。众所周知，该校师生的教与学是比较自由的。汪曾祺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不过该校的制度是刚性的，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对此，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他未报名，根据学校规定，只能算肄业。因之，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并未获得毕业证书。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但在校期间，他读书之博之杂，让后人称道，加上名师的熏染，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他的大学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　　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 京剧《范进中举》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现武汉市第39中学）。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　　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　　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　　　20世纪80年代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短篇散文《端午的鸭蛋》、《金岳霖先生》分别入选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课本[1]。编辑本段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2] 年轻时的汪曾祺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编辑本段个人作品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 端午的鸭蛋》被选录人教版初三上册语文教材。著作列表　　时间著作出版社1949年4月《邂逅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63年《羊舍的夜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8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5年3月《晚饭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9月《寂寞和温暖》台湾新地出版社1987年10月《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8年3月《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茱萸集》台湾联合出版社1989年《受戒》（法文版）中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3月《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0年《晚饭后的故事》（英文版）中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4月《旅食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年10月《汪曾祺小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沈阳出版社1993年6月《菰蒲深处》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榆树村杂记》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9月《草花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汪曾祺文集》（4卷5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老学闲抄》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甘肃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五味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3月《矮纸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逝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汪曾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独坐小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去年属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本段艺术评价散文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价值意义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 汪曾祺[3]”，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小说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编辑本段人物轶事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编辑本段名作《受戒》评价绝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 汪曾祺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明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即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宣扬复苏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 汪曾祺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曾受业于沈从文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地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汪曾祺自己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随意漫谈　　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 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作者)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人间草木》主要内容：

这本学术随笔写四组人物，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的信仰和人生故事。

写它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或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的人生。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经历生死，在信仰中努力，在绝望中爱，在希望中死去，带着精神的闪光。这闪光不仅让我们看见他们，并在他们身上看到自我；也让他们彼此看见对方，在灵性上相互照应，从世俗通往神圣。

作者：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逝世于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作有《大淖事》、《受戒》等。

　　中文名： 汪曾祺

　　别名： 中国

　　出生地： 中国江苏高邮

　　出生日期： 1920年

　　逝世日期： 1997年

　　职业： 小说家，散文家

　　毕业院校：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主要成就： 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代表作

　　姓名：汪曾祺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0—1997　籍贯：中国江苏高邮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他的短篇散文《端午的鸭蛋》入选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

　　编辑本段汪曾祺格言式名诗

　　1989年在上海从《新民晚报》上读到汪老的《老夫子自道》非常知趣，特引用如下，供博友们一读： 我自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钻研文学，读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载。 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 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世无争，性情通达。 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汪曾祺在书房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39年秋，汪曾祺进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师。众所周知，该校师生的教与学，是自由的。汪曾祺就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但该校的制度是刚性的，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对此，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他未报名，根据学校规定，只能算肄业。因之，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并未获得毕业证书。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但在校期间，他读书之博之杂，让后人称道，加上受名师熏染，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他的大学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1]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手稿《羊舍一夕》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汪曾祺著作　《邂逅集》，1949年4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羊舍的夜晚》，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1982年8月，北京出版社。　《晚饭花集》，1985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寂寞和温暖》，1987年9月，台湾新地出版社。　《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10月，漓江出版社。　《晚翠文谈》，1988年3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茱萸集》，1988年9月，台湾联合出版社。　《受戒》（法文版），1989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蒲桥集》，1989年3月，作家出版社。　《晚饭后的故事》（英文版），1990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旅食集》，1992年4月，广东旅游出版社。　《汪曾祺小品》，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199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1993年6月，沈阳出版社。　《菰蒲深处》，1993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榆树村杂记》，1993年9月，中国华侨出版社。　《草花集》，1993年9月，成都出版社。　《汪曾祺文集》（4卷5册），1993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　《塔上随笔》，1993年11月，群众出版社。　《老学闲抄》，1993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　《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1994年9月，甘肃文艺出版社。　《五味集》，1996年1月，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矮纸集》，1996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　《逝水》，1996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选集》，199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独坐小品》，1996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去年属马》，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编辑本段相关事件

　　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现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编辑本段《受戒》

　　绝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 汪曾祺

　　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既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 汪曾祺

　　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曾受业于沈从文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地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汪曾祺自己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语文短简

　　普通而又独特的语言

　　鲁迅的《高老夫子》中高尔础说：“女学堂越来越不像话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着和他们酱在一起。”（手边无鲁迅集，所引或有出入）“酱”字甚妙。如果用北京话说：“犯不着和他们一块掺和”，味道就差多了。沈从文的小说，写一个水手，没有钱，不能参加赌博，就“镶”在一边看别人打牌。“镶”字甚妙。如果说是“靠”在一边，“挤”在一边，就失去原来的味道。“酱”字、“镶”字，大概本是口语，，绍兴人（鲁迅是绍兴人）、凤凰人（沈从文是湘西凤凰人），大概平常就是这样说的，但在文学作品里没有人这样用过。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写伐木，有句云“大树缓缓地，庄重地倒下了”。“庄重”不仅写出了树的神态，而且引发了读者对人生的深沉、广阔的感慨。

　　阿城的小说里写“老鹰在天上移来移去”，这非常准确。老鹰在高空，是看不出翅膀搏动的，看不出鹰在“飞”，只是“移来移去”。同时，这写出了被流放在绝域的知青的寂寞的心情。

　　我曾在一个果园劳动，每天下午，天已昏暗，总有一列火车从我们的果园的“树墙子”外面驰过，车窗的灯光映在树墙子上，我一直想写下这个印象。有一天，终于抓住了

　　车窗蜜**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树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

　　“追赶着”，我自以为写得很准。这是我长期观察、思索，才捕捉到的印象。

　　好的语言，都不是稀奇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了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平常而又独到的语言，来自于长期的观察、思索、捉摸。

　　读诗不可抬杠

　　苏东坡《惠崇小景》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名句，但当时就有人说：“鸭先知，鹅不能先知耶？”这是抬杠。

　　林和靖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千古名句。宋代就有人问苏东坡，这两句写桃、杏诚亦可，为什么就一定写的是梅花？东坡笑曰：“此写桃杏诚亦可，但恐桃杏不敢当耳！”

　　有人对“红杏枝头春意闹”有意见，说：“杏花没有声音，‘闹’什么？”“满宫明月梨花白”，有人说：“梨花本来就是白的，说它干什么？”

　　跟这样的人没法谈诗。但是，他可以当副部长。

　　想象

　　闻宋代画院录取画师，尝出一些画题，以试画师的想象力。有些画题是很不好画的。如“踏花归去马蹄香”，“香”怎么画得出？画师都束手。有一画师很聪明，画出来了，他画了一个人骑了马，两只蝴蝶追随着马蹄飞。“深山藏古寺”，难的是一个“藏”字，藏就看不见了，看不见，又要让人知道有一座古寺在深山里藏着。许多画师的画都是在深山密林中露一角檐牙，都未被录取。有一个画师不画寺，画了一个小和尚到山下溪边挑水，和尚来挑水，则山中必有寺矣。有一幅画画昨夜宫人饮酒闲话。这是“昨夜”的事，怎么画？这位画师画了一角宫门，一大早，一个宫女端着笸箩出来倒果壳、荔枝壳、栗子壳、鸭脚（银杏）壳。。。。。。这样，宫人们昨夜的豪华而闲适的生活可以想见。

　　老舍先生曾点题请齐白石画四幅屏条，有一条要求画苏曼殊的一句诗：“蛙声十里出山泉。”这很难画。“蛙声”，还要从十里外的的山泉中出来。齐老人在画幅两侧用浓墨画了直立的石头，用淡墨画了一道曲曲弯弯的山泉，在泉水下面画了七八只摆尾游动的蝌蚪。真是亏他想得出！

　　艺术，必须有想象，画画是这样，写文章也是这样。

　　我打了这么久，拜托加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