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3 国农互联
各国农业物联网发展概况
美国
推进农业数据标准化。从长期来看,农业物联网需要的是可以相互识别的可操作标准,这样不同设备才能在一起工作,否则不同设备传回的信息格式不能兼容。目前AgGateway和OADA正在研究农业数据标准化的问题。AgGateway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商业联合组织,致力于推进电子商务在农业领域的发展和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在农业的使用。OADA是一个帮助农民全面、安全获取数据的开放式项目。美国农业与生化工程师协会(ASABE)也在支持建立农业数据标准的工作。
大农场引领农业物联网应用。就农业物联网技术覆盖主体而言,大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引领者,在农业物联网技术推广中起着示范作用。美国大农场采用物联网设备的数量相对更多,研究显示,美国大农场对技术的采用率高达80%。而对于小农场而言,由于设备的安装和维护成本高,它们使用物联网设备的数量相对较少,不过在大农场的示范作用带动下,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农场采用物联网技术。
信息化基础设施奠定农业物联网发展基础。从美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现状来看,其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备,为美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美国政府每年用于农业信息网络建设方面的投资约为15亿美元,已建成世界最大的农业计算机网络系统AGNET,可以为美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信息资源。同时,美国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数据库,如BISIS(生物科学情报社)、CAB(英联邦农业局)、AGRICOLA(美国国家农业数据库)和AGRIS(FAO农业情报体系)等。
日本
政府大力推动农业物联网发展。农业物联网在2004年被列入日本政府计划。当时日本总务省提出U-Japan计划,其核心是力求实现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相连,在未来形成一个人或物均可互联、无处不在的网络社会,其中就包括农业物联网技术。目前,日本政府不断加强对智慧农业的扶持补助,通过一系列补助措施,到2020年日本农业信息技术化规模将达到580亿至600亿日元,计划在十年内以农业物联网为信息主体源普及农用机器人,预计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50亿日元。
制造商推广农业物联网技术知识。日本农户在最初引进农业物联网时,由于成本过高、技术较难掌控等原因,物联网设备长时间处于停用状态。后来在制造商与当地农协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逐渐接受并理解了物联网技术,比如在家里看看农作物的照片,并对比一下各类数据便可管理偌大的土地,并可较以前减少一半的工作量。
产、官、学协同研发农业物联网技术。近年来,日本农业物联网技术主要由NEC、富士通、日立等大型公司的IT部门牵头研发,并与三井物产等农用品开发商合作。日本非常注重引进和发展符合日本国情的精确农业。目前,日本产、官、学合作进行的农业物联网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确农业的基础研究,提供农业生产应用的作物生长模型数据库,可用于农业物联网的农业生产指导信息平台。二是精确农业机械的研究,提供农业物联网的智能化操作终端。
英国
政府考核基于物联网的农业信息化。英国政府通过执行欧盟的单一补贴政策,把农业环境保护、农业产出与效益等很好地纳入补贴政策的考核指标,把农业机械的信息化程度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予以支持,督促农业生产者广泛利用农业物联网,促进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等新技术融合,推动开展农业生产,从而推动农业物联网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确化、高效化和自动化水平,实现环境保护、生产发展、效益提高、收入增加、资源节约等多重目标的均衡发展。
政府引导、多元市场主体拉动农业物联网建设。英国发展农业物联网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推动,政府主要是制定引导政策,采取扶持措施引导农业生产者,电信运营商、IT公司等农业物联网的主要建设者参与农业物联网建设。以政策为指引,以需求为导向,利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偿、自愿、效益的原则,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开展信息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实用性、针对性、可持续性,能够较好地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注重涉农人员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英国政府十分重视涉农人员的信息化技能和知识的培训与教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农村教育信息化计划。政府制定政策,把信息技术课列为全国中小学必修课程,并拟定了具体考核标准,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强农村信息技术教师队伍建设,建设了各种网络学校和培训中心,开展了适宜于农村地区的各种网络或者视频远程教育,一些地方政府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中要求不低于6%用作计算机和网络费用,一些农村制定了学生和计算机、图书馆的具体比例等,这些措施有效促进了信息化知识和技术在农村的普及,涉农人员的知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对农业物联网的发展至关重要。
以色列
以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促进农业物联网发展。农用土地有效集中和生产经营组织化是以色列农业物联网发展的基础。以色列945%的土地为国家所有,私人土地仅占55%。农业生产经营主要采取较为独特的集体农场(基布兹)和农业合作社(莫沙夫)两种形式。应运而生的是由多家集体农场和农业合作社联合组建的区域合作组织,它使整个农业生产经营有了较高的组织化程度,这些农业经营主体更加关心并追求农业生产经营的质量和效益,对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愿望更加强烈,并且可以为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撑。
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支撑农业物联网发展。高度发达的农业科技和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是以色列农业物联网发展不可比拟的优势。以色列农业增产的96%靠科技,其高度发达和集约化的农业是以强大的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作为后盾和支柱的。政府每年用于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方面的经费高达数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以色列已建立一整套由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农业合作组织紧密配合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以色列鼓励科研人员和推广人员结合自身的专业特长,开办或联办私人示范农场、科技型开发企业、推广型的培训示范基地等。
滴灌推动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滴灌在一般人印象中,就是布设大量打上微小孔洞管线的一种节水浇灌方式,但以色列人运用物联网技术把它做到了极致。以一个深埋地下的简单喷嘴为例,它凝聚了大量的高科技,它由电脑控制,依据传感器传回的土壤数据,决定何时浇水、浇多还是浇少,通过物联网技术,不仅节约了宝贵的水资源,而且节约了人力成本。铺完管线以后,未来大量农田的灌溉将由少数几个农民通过智能设备来控制。
国外农业物联网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政府力推农业物联网建设
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农业强国,还是以色列这样的农业资源匮乏的国家,在他们农业物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物联网发展的战略规划、农业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和农业技术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并以此加快农业物联网技术的采纳和应用,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强化农业物联网发展的顶层设计,促进农业物联网技术的研究开发。此外,政府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大力引导农业生产的产业化也是农业物联网推广应用的重要动力。
以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
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指农业信息的收集、传输、反馈、检测、控制、存储的载体、执行机构、数据库和管理软件等。例如,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完备为美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创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因此,大力促进农村宽带网络建设,建设和完善农业信息化专家系统和管理软件,配置性能完善的控制系统、通信传输、电力供给等信息化元器件,这一系列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我国发展农业物联网的重要基础。
以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为动力
从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农业物联网发展状况来看,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为农业物联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农业产业化将变革农业组织管理结构,实现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经济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组织会涌现出来,相比传统分散经营的农户而言,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加关心并追求农业生产经营的质量和效益,对应用信息技术的愿望更加强烈,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必然会推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因此,我国应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组织必将凭借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提高农业物联网的应用水平。
以农业物联网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为保障
日本、以色列等进入农业现代化的国家都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农业物联网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可以促进农业物联网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因此,我国应加大农业物联网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比如从培养、引进、使用三个环节加强农业物联网人才队伍建设,可以引进海外人才,培养农业物联网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及人才团队,制定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等。同时,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研发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以农业物联网研究为立足点的重点实验室等知识创新平台建设; 重点实施科技“110”综合信息服务工程、专家大院工程、企业和农村科技特派员创业工程、科技入户工程四大示范服务与推广工程,强力推进农业物联网技术服务推广体系建设。
加大对涉农人员农业信息科技教育
日本、英国等国家在推进农业物联网发展的过程中,都涉及对相关人员进行农业信息科技方面的教育,这不仅有利于涉农人员事先对农业物联网技术进行评估,提高他们应用先进信息技术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他们在具体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时能够得心应手,从而推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传播。我国农民数量众多,农村教育水平较低,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国家即使研发出高科技的农业物联网技术,虽然能够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在落后的农村很难推广应用,我国涉农人员的信息科技水平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所以,我国要通过农村信息服务站、“阳光培训”工程、专题培训班、网络学校、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民信息化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涉农人员的信息科技水平,为我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近代中国农业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争鸣
—以农业机械化为线索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农业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以农业工业化为取向和目标的艰难嬗变。工业化是一个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实质的经济进步过程。从生产技术层面来看,它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的最大特征表现在机器和机器体系取代手工工具。 马克思曾经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工业化就是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离开了农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以农业机械化为线索研究近代中国农业工业化不但有利于我们把握农业工业化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理解和思考,而且其中蕴含的思想主张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今天的农业机械化实践不无裨益。近代思想家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相关论述层出不穷,俯拾皆是,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经济思想史学界,有关农业机械化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仅在介绍历史人物农业思想的时候对其农业机械化思想予以简单介绍。这样一来,一方面,割裂了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农业机械化思想的联系性,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农业机械化思想的历史传承性及差异性,不利于我们整体上理解和把握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侧重于过程的描述,没有上升到经济理论的高度,特别是没有把农业机械化放到工业化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从近代中国农业转型的角度出发,把农业机械化纳入到工业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内,围绕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适用条件、实现途径和步骤等方面,对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
一、关于农业机械化重要性的探讨
“农业机械化的意义,非泛指农业生产使用机械之谓,其关键乃在农具的使用,不以人力,亦不假助于畜力,而以动力为发动,引用农具,从事耕作”。 唐启宇在《中国农业问题丛书》中高度概括了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夫农业机械对于生产及工作之影响有数种。第一增加生产量;第二减少生产费;第三间接改良生产品之品质;第四直接减少农民;第五妇人可从事新工作;第六增加工值;第七增加智力;第八减少工作时间;第九赠进农人之福利。” 在系统梳理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近代学者关于农业机械化重要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指出,“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 农业劳动生产率指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农产品数量,或者是生产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增加单位劳动时间的劳动产出,或降低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量。冯桂芬首次提出了“机器垦耕论”,主张采用机器设备发展农业。 他说:“前阅西人书,有火轮机开垦之法,用力少而成功多,荡平之后,务求而得之,更佐以龙尾车等器,而后荒田无不垦,熟田无不耕。”鉴于战乱造成大量劳动力死亡,田地荒芜的悲惨情形,冯桂芬建议中国采用机器进行开垦,“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数百亩”。 薛福成比较了中外人口土地比例,指出西欧各国人口密度高于中国,“而其地之膏腴又多不逮中国,以逊中国之地,养倍于中国之人,非但不至如中国之民穷财尽,而英法诸国多有饶富景象者,何也?为能浚其生财之源也。”究其原因在于“机器能以一日之力,成十日之功,一人之力代百人之功”。 张之洞从节约劳动时间的角度阐述了农业机械化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采用机械“一日可兼十数日之程,则一年可办十数年之事”,“百人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为之有徐”,“一人百日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为之有徐”,因此,“日愈益省,货愈益饶,民愈益富”。 孙中山从灌溉、收割、垦荒等多个角度阐述了农业机械化,指出“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 韩稼夫认为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相契合。“农场机械化与电气化的优越性惟在工作迅速,适于大量生产,如作物之耕耘收获,各有定时,偶失农时,即肇损失”。 他进一步指出,“农业机械化之目的,在籍大马力之耕作机为大规模与高速度之作业,庶可以用极少数之农业劳动者,耕种极大面积之农场”。
从经济学上讲,生产函数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体,不同的要素组合代表着不同的技术形态。农业生产引入机械要素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巨大变革,生产技术变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可以推动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促进“物质资本”的积累。因此,从更深层次看,农业机械的发明和使用是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的必然结果,是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劳动资料的外化形式,而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
(二)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
农业的本质是人类利用生物机体的生命力,把外界环境中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生物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生产经济活动。 因此,农业对土地有严重的依赖性,土地利用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产出的多少。土地利用率是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占全部土地面积的比重。在全部土地面积既定的条件下,提高土地利用率意味着增加可以耕种的土地面积。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个地方的地形、地势、水文、气候等呈现出较大差异。受各种因素影响,近代土地荒芜的情况非常严重,土地利用率很低。梁启超指出,“今以中国之地,养中国之人,充类尽义。其货之弃于地者,岂可数计。蒙盟各部,奉、黑、吉各省,青海、西藏、苗曰各疆、琼澳各岛,其万里灌莽,未经垦辟者不必论,……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 因此,针对因自然条件恶劣引起的土地利用率过低现象,梁启超大力倡导机器垦殖土地,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孙中山以抽水机为例,论述了农业机械化对开垦荒地、增加粮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的许多荒地之所以无法耕种,原因不是农民不愿意耕种,而是因为那些荒地地势太高,没有水灌溉。倘若“用机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开辟来耕种”。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国情,也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利用农业机械提高土地利用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这种发展农业的思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机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思想与传统的通过垦荒提高土地利用率的观点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一种形式。而传统垦荒方式仅着眼于土地面积的增加,本质上是一种依靠增加土地耕种面积增加农业产出的粗放式经营方式。
(三)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为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
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激烈争论,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一个共识就是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劳动力以及市场等。陈宰均指出,“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产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皮之不存,毛将焉傅(附)”。 在强调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根本途径的同时,吴知指出农业机械化是实现粮食和工业原料充足供应的保障,“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农业乃食粮及工业原料品生产事业的一种,近来已由自给自足而变为企业化。故中国为维持发展农业及求得丰富而价廉的食粮和原料品起见,农业也非依工业的组织和方法充分利用科学和机器的力量而工业化不可”。 韩嫁夫从劳动力供给方面阐述了农业机械化对工业化的影响。他指出,“在工业化进展之初期,农场劳动不感缺匮,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且可籍工业之勃兴为之吸收,如工业化发展至相当成熟度,则工商等业发生吸收农业人口之现象,自必逐渐显著。此种困难,必赖农业之生产之机械化以解决之。” 韩稼夫的言论表明,在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要素。
上世纪40年代,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从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农业对工业化的重要作用。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提出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劳动力要素贡献以及外汇贡献等,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笔者认为,近代学者就农业机械化对工业化影响的论述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工农业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国民经济结构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只有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实行农业机械化才能持续地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客观地讲,近代学者关于工农业关系的论述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养分,间接地促进了发展经济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主流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重视工业、忽视农业的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农业的衰败和工业化进程的中断,最终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历史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近代学者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四)实现农业机械化能够弘扬经济民族主义精神
传统农业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生产部门具有三个重要经济特征:第一,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动力的耕作方式,具有千年不变的高度稳定性;第二,在以粗放耕作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农业劳动人口的边际生产率很低;第三,保持着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传统自然经济状态,因而其农产品商品率也很低。 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高,农业生产呈现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传统的农业处于全面的落后和被动之中。唯有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与外国资本主义展开竞争,弘扬经济民族主义精神。薛福成指出,西方国家采用农业机械“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为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价,则其物之为人所争购,必不能与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而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 对此,康有为也深有同感,西方国家“田样各等、机车各式,农夫人人可以讲求”,而中国的农业机械无论在数量、质量、规模上,还是在实际利用效果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机器不盛,永无与各国竞争之时”。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奔走呼吁、殚思竭虑。农业机械化思想从经济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抗击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弘扬民族精神的美丽画卷。
二、关于农业机械化适用条件的剖析
一个国家获得农业生产率和产出迅速增长的能力,取决于在各种途径中进行有效选择的能力。如果不能选择一条可以有效消除资源禀赋制约的途径,就会抑制农业发展和整个经济发展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表明,作为一种技术形态,农业机械化受到诸多因素的约束和限制,农业机械化能否成功实质上依赖于这些要素的实现程度。近代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业机械化的适用条件进行了阐述:
(一)农业机械化以农业劳动力稀缺和劳动力价格昂贵为基础
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形态,农业机械化本质上是物化劳动取代活劳动,必然对农业劳动力产生重要影响。换一个角度看,就是在农业劳动力满足什么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农业机械化。对此,近代学者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冯桂芬是中国提出采用西方农业机器耕作的第一人。 他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机器,佣赴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所以,他建议“以今日论之,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 王韬指出尽管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中国贫乏者甚多,皆借富户以养其身家,一行此法,数千万贫民必至无所得食,保不生意外之变?如令其改徙他业,或为工贾,自不为游惰之民,而天地生财,数有可限,民家所用之物,亦必有时而足,其器必至壅滞不通。”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农业机械化的适用条件,“土地虽饶,尤赖人力。……其地旷人稀者,则借资于西国机器,以补人工之不逮。” 韩稼夫阐述了农业机械化的四个先决条件,其中第二个是“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之比率已降至一定限度之下,已无法纯降人工从事种植”。 唐启宇不仅意识到机器排斥劳动力的问题,而且为劳动力的转移指明了方向。“夫机械若果比人工为经济,一时间农人失业为苦,在所难免。若失业之农人能移赴西北垦荒或赴工厂作工,使其生活进步,则真国家社会之福也”。 针对舆论大肆宣扬农业机械化的状况,中美技术合作团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机械化不仅不适用于劳动力资源充裕的国家,而且不适用于水田等农作区域。“中国在某一区域不能对设备大量投资,尤以农场劳力过剩之时为然。多处农田不能充分增大以适用大型机械,水田更属无法利用巨重之器械。”
尽管有些学者指出,近代思想家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论述反映了他们的保守态度。 但是,笔者认为,他们的论述恰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农业机械化适用条件,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当时是否应该实行农业机械化的重大问题。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坦共同提出了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该理论指出,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导致了要素价格的变化,而要素价格的变化导致了技术进步的变化,最终实现了廉价的要素对昂贵的要素替代。在土地充裕而劳动力缺乏的国家里,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较高,农业技术的出现是对劳动力的一种有效替代,这种技术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相反,在劳动力充裕而土地稀缺的国家里,土地的相对价格较高,农业技术是按照替代土地的方向发展的,这种技术被称为土地节约型技术。依据该理论,农业机械化是典型的劳动节约型技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走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模式。因此,在工业化思想成为近代社会主流思想的时候,近代思想家在农业机械化方面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和冷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二)农业机械化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前提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态、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农业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过程是:变革封建性的小农经济,变小农土地经营为大土地经营,自此基础上实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使农业生产转移到现代物质技术基础上来,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变革小农经济和变革生产技术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基本阶段或基本内容,后者的变革以前者的变革为基础。因为小农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联系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对立的。 因此,土地规模经营是实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前提。对此,近代思想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麦孟华认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方式是与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状况相适应的,因为“若用新机而田亩不广,则阡陌界错,旋转费时,所事无几,不尽其用,所得之利,不敷租工,泰西机器之利,所以亦独厚于大农。” 严复说:“谓民日蕃众,非汽耕不足于养,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盯散畦之中。” 汤寿潜建议在屯垦过程中“详加相度,其有沟渠圩闸易于修复连成片段之田,会同地方官酌量价买,或给岁租代为垦治沟田,耕种刈获,便于施用机器。” 根据民国八年农商部的统计表,唐启宇指出“农场如此之小,何从望其为利益之经营”。同时,“地积不成一片,东鳞西爪,碎块甚多,形状甚不规则,来往耕种,耗费时间,故耕种之际不能用机器而必用人力手工也”。
从经济学上讲,农业机械化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前提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客观要求。所谓规模经济,指的是在技术水平给定的条件下,单位产品的长期总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减少时的一种生产状态。由于农业机械化技术是一项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农业机械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很高。因此,在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下,随着农产品数量的逐步增多,单位农产品分摊的农业机械成本逐步降低,最终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农业机械化以土地规模经营的思想深化了我们对农业机械化的理解和把握,推动了我们对土地所有制以及土地流转机制的认识。
(三)农业机械化以工业的进步和繁荣为依托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说:“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农业和工业之间总保持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在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其方式屡经变异。” 他指出,“在产业革命以前的一段时期里,农业改革曾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假若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供给必要的工具,农业的机械化是无从发生的。” 在阐述工业发展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时,近代学者的论述非常深刻,颇具有发展经济学的魅力。韩稼夫以列举的方式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工业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影响。他指出“农具材料与工具之应用,随工业发达而日有进步,现代农田工作,均赖新式机械以节省人工,言布种则有播种机,言灌溉则有吸水机,言收获则有割禾机、打谷机、割禾打谷两用机、采棉机,言调制则有筛选机、干燥机,言动力则有曳引机,而农场所需之榨乳、分酪、喷药制以及蔬菜、水果、乳产之加工无不惟机械是赖,此均机械制造工业发达遂有以致之”。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指出,“推广改良农具于农民,必须大量廉价供应,方能收实效。农具制造必须设厂,在设厂初期,私人企业不能获利之前,应由政府负责提倡奖励,以助其成”。 它进一步具体指出,“农业机械化时间应该是比较的,如机械成本及劳力供求等各种因素,皆需予以考虑。” 除此之外,学者还从燃料方面阐述了工业化对农业机械的影响。“目前农用发动机之使用,实感燃料之昂贵与缺乏,尚能大量制造国产低廉燃料(如各种植物性代汽油等),则燃料问题可迎刃而解”。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指出“任何一国若器械动力所需之燃料油头之大量生产,或易以低廉价格购得时,决不能应用大量动力机械”。
笔者认为,之所以说工业的发达和繁荣是农业机械化的依托,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工业才能为农业提供机器设备,为实施农业机械化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只有发达的工业才能为农业提供廉价的农业机械,改变农业机械、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相对价格,真正实现农业机械化。“机器采用的数量,既要看机器的物质效能,同时也要看它与农产品以及劳动力在价格上高低的比较。……一般来说,机器应用程度的变化,与农产品价格及劳动力价格的变化,是同一方向的;而与机器本身价格的变化,则是相反方向的。”
(四)农业机械化以提高农民的素质为保障
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桑说:“人力资本……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讲,农民素质的提高是实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保障。关于提高农民素质,近代思想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破除农民保守落后的意识形态,塑造农民接受新机器的心理。陈炽主张改革传统农民的保守落后心理,“惟天下农民,大都愚拙,安常习故,不愿变通,又恐舍旧图新,利未形而害已见,此中外古今之通弊也。” 张之洞认为要大力宣传农业机械的优越性,破除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的隔膜感和排拒感,让农民从思想意识上接受农业机械化技术。“要在切实劝导,使民间晓然于机器之妙用,实能兴利,决不至或夺其利”,一旦农民了解机器的功能,“自能闻风仿效” ;第二,设立农业学堂,通过教育使农民掌握农业机械技术。舒尔茨指出,新技术能否在农业实践中推广不仅取决于农民对新技术利弊的权衡,而且有赖于农民对新技术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也就是客观上取决于农民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因此,要兴办教育,普及农业机械化知识。张之洞指出,“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行而有效,民自从之。” 韩稼夫指出,“使用此类机械之先决条件,一为农场面积已扩大至不能用人工耕种之限制,二为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之比率已降至一定限度之下,已无法纯降人工从事种植,三为机器制造工业十分发达,农业用机械可以自给,四为国民教育发达,一般农民能具有机械化的头脑”。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主体是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要素。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资料的种类和劳动对象的范围。因此,舒尔茨指出,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改造传统农业有效途径,“没有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近代学者的论述表明他们认识到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相互结合,片面强调农业机械技术的进步而忽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注定要失败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言论启示我们,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任何脱离劳动主体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严重缺乏自然资源,日本在发展农业之初就将教育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对农民教育进行了大量投资。可以说,日本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农民素质的提高。
三、关于农业机械化实现途径的论述
四、关于农业机械化实现步骤的分析
5、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的现实启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号召进行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可喜成绩。然儿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我们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因而要进行全面的 实践 调查。新农村建设对我家乡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我国在十六大,十二五等重要会议中对“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的再三强调,可以看得出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高度重视。建设是党和国家全面建设小康和现代化,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重大措施,是实施可持续发展观的必经之路,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和心声。
经过几年的新农村建设,我的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次利用实践机会,对家乡的新农村建设做了调查,了解了新农村建设前后村庄及人民生活状况的变化,同时也发现了当中存在的一点不足和问题,希望能对当前建设中的有关方面起到一点参考和借鉴作用。现将有关情况和本人对此的一些问题思考,报告如下:
一新农村建设的成就
调查中发现,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和建设社会之一新农村的目标的提出,我镇党委、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始终以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为核心,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扎实开展招商引资,富有成效地推进了全镇农业和农村经济跨越式发展。为全面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的总体目标而努力。通过我镇政府和党委以及广大农民的共同努力,我镇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有如下几点:
(一)物质生活
在十几年以前,当你走在乡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排排参差不齐的破旧土木结构的房屋,和那狭窄脏乱、高低不平的乡间小路。每当下大雨的时候,屋内就到处漏雨,呈现出一种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景象;那乡间的小路就更不用说,坑坑洼洼、雨水聚集、泥泞不堪,人们根本出不去。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镇宁村的房屋有了明显的变化,从以前破旧的土房子变成了现在一栋栋宽敞明亮的大红砖瓦房,有的农民甚至盖起了两层小洋楼,屋内一装饰,在配上一些现代化的家电设备和城里人不相上下。至于交通那更不用说了,政府大力投资乡村公路建设,努力实现村村通公路,截止目前已经基本实现这一目标。现在人们的出行十分的方便,乡村的公交就从家门口经过,随时都能坐上。人们常说:“要致富,先修路”,这句活一点都不假,农村公路的修建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牧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我镇政府和党委积极探索,结合当地的特色,扎实开展招商引资,在银星,兰星,兰丰等地建起了特色农业园,发展现代农业。农业园的建设不仅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而且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为农民增收提供了途径。
此外,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追求时尚、快捷、方便,大多数家庭都购买了大的电视、DVD、电冰箱以及电磁炉、豆浆机等家用电器。人们现在不仅要求吃饱,而且要求吃好,吃出质量,吃出营养,吃出品味,新农村建设到处都突出一个“新”字。
(二)精神文化
在过去,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人们买不起电视,因而闲暇时没有可消遣的,看不到电视剧等一些文艺节目,根本谈不上丰富精神文化。但现在,家家都有电视有的甚至还有电脑,人们在闲暇之余都能通过这些来了解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化,大大的拉近了农民与世界的距离,丰富了农民的娱乐生活,同时也让他们从中学到知识。此外,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乡政府也会组织一些娱乐活动,什么开花灯会啊,组建秧歌队,高跷队。。。积极调动当地农民的兴趣,让他们积极参加,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
(三)思想文化教育
农村教育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科学技术是先进的生产力,有了先进的生产力农民就更容易致富。在国家重要会议上,国家***也多次提出“科教兴国, 人才 强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为建设培养一大批顶尖专家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变。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比例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因此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是当务之急。
对此,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从08年上学期开始,农村义务教育全部免费,除免收学费和教材费之外,对寄宿费进行补助,仅收本子和教参费。公共费用上,国家财政部加大对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从以前的2%加大到4%,这使得一些教育设施得到改善,办学条件及办学效益得到提高,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得到利用。
而在教师方面,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极大地改善了教师的教学、生活状况,教室工资待遇得到明显提高,同时还为教师建造了一些经济适用房,解决了教师的住房问题,这些举措使得教师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更加努力的向一个人民的好教师做起。
二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问题
从这次调研的情况来看,新农村建设总的形势较好,我们在发展经济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而又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的问题。“三农”问题不解决,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从长期来看,将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使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步伐停滞甚至是后退。此外,也不利于社会稳定。解决“三农”也是为了2020年前更好的实现全面建设高质量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如何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协调好三者的内外矛盾是关键,也是重中之重,本次调查“三农”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发挥着主体的作用,是的利益主体和实践主体,他们评价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同时也影响到政府工作的好坏,如何让农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是问题关键。经过这段时间的实际调查,现存在严重问题有:
1农民素质差距大。小农思想从古至今,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利益观念顽固不化,有不少农民为个人私利不顾他人健康生命安全害人害己。随意丢弃垃圾废旧物品,公共场所不注意个人言谈举止,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等现象屡见不鲜,就业观念陈旧落后,只看重眼前,没有长远的眼光。
2农民增收门路狭窄,增长点不多。农业增收既面临着农业内部受资源约束,增收潜力不大的压力,又面临着农业外部就业竞争加剧的巨大压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新型农业发展滞后,传统农业只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而不能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致富”问题。大部分农民把增收的希望寄托在外出打工上。虽然收入相对较高,但受群众观念、农民素质、就业门路所限,盲目性大,流动性强,难以稳定就业,也不是长远之计。
3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农民受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对于法制认识甚少,一些农民或是不懂法,或是法制观念淡薄,对法律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何正确维护自己的生命及财产安全都不是很清楚,这就导致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要不到工资,或因公受伤无人负责的情况频频发生;还有一些不法分子,正式利用农民法律意识淡薄这一特点,对其进行坑蒙拐骗,用一些花言巧语让农民相信“一夜发大财”,这就使许多农民在不知不觉中触碰法律。
(二)农业问题
农业是农民的生存之本。我国农业历史悠久,占世界约7%的土地养活着全世界总人口22%的民众。农业的重要程度非比寻常,提高农业产量、保持粮价稳定增长、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进一步开放农村市场、保持并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目前来看,根据我国国情立足实际发展现代农业势在必行,急需增强农业的科技含量和土地有效的利用率。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增长模式发展生态农业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业的标准化以及农产品的统一规范化生产、深度加工、销售、食用等是建立现代农业全面发展体系的重要内容。在调查中发现的严重问题有:
1粮食作物产量低。现在农村严重缺乏技术人员,由于没有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农民对当地土壤地质,耕作性,水肥特性等人士不足,种田只靠经验来,没有一套科学有效地种植方法,这样的结果就是农民花了钱,干了活,但最后得不到好的收成,不能很好的发挥徒弟的生产能力,这是一种极大地浪费。
2产品不优,没有品牌。在农产品种植过程中,不少农户片面追求数量,二不注重产品质量,在蔬菜、水果上喷撒催熟剂、膨大剂等农药,这些农药虽然可以是蔬菜、水果的生长周期变短,但是残留在上面的农药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还有就是不注重品牌的建设和发展,只是盲目的跟随,机械效仿和低水平生产现象比较突出。
3过于传统,缺乏特色和优势。就拿家乡本地来说,绝大部分土地上一年四季就是小麦玉米,果树、花卉、蔬菜的面积只有一小部分。我认为主要是缺乏地方扶持和农业人才,积极性不够高,优势品底蕴挖掘不出来。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发挥农业内在潜力的重要方式。
(三)农村问题
我国农村地区广大,广大农村地区的稳定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搞好农村的和谐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农村、城镇收入差距,是国家目前发展的当务之急。没有稳固的经济支持,新农村建设知识一纸空文,抓好国家经济是根本。农村沿用的思想与长期的生活方式已经根深蒂固,这就使新农村建设具有了一定的难度。现将存在的问题 总结 为以下几点:
1市、集、会等人口聚集场所欠规范。不文明,不健康活动应该坚决打击,文明风气急需建立。提倡公平交易,设立公用放心称,质量检查力度需要加大。
2农村缺乏娱乐设施和文化建设。目前,绝大多数农村没有像样的娱乐场所和体育健身设施,农民在闲暇之余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身体也得不到锻炼;此外,还应该建立一些活动室、书屋、网络室等,这些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还能学到科学文化知识,了解最新资讯,能有效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3农村安全问题存在隐患。由于现在农村里的大多数青壮年都出去打工,村里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妇孺,这就给犯罪分子有了可趁之机,偷盗、拐骗行为有时会发生,农民的生命财产不能得到保护。
4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艰难。一方面,乡镇医院运转困难。由于政策和经济条件的原因,目前乡镇医院条件差,医务人员待遇低,结构不合理,导致人才引不仅、留不住。另一方,看病难的问题仍然严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然给没那么看病难问题带来了福音,由国家、区、市财政共同补贴,每位农民只需交10元,即可享受医疗保险,看病报销40%的医药费,住院报销60%的医药费,不过这些合作医疗的医院大多是县、乡级的一些医院,由于政策和经济的问题,他们的医疗水平和条件比较差,对于一些小病还可以,但如果是大病的的话,还得上市里的大医院,然而医药费由会成为他们的苦恼。
三、对策和建议
农业是基础,农民是关键,农村是重点。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稳,则天下稳;农民富,则天下富。加强建设,必须首先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1调整农业结构。一是调整种植业结构,采取多样化的种植,根据当地土壤、气候等条件因地宜,发展特色,提高农产效益。充分合理的利用土地和水力资源,使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二是调整畜牧业结构,维持畜牧业价格稳定。发挥规模化养殖效应。根据实际,不断调整和完善农业结构,挖掘最优的农业结构配比,使其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出应有的效能。
2增加科技投入。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规范化指导各项农业技术措施。发挥科技优势,快速高效的使农民获得有效的经济利润。经常派技术人员下乡考察指导,帮助农民解决遇到的农业问题对于科技你的经验积累会起到推动作用,同时可以促进科技的创新,及时发现新问题积极研究解决,提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3加大创新,加强和培植市场主体。一是扶持种养大户,培植农业生产主体。通过对一些市场意识强、科技素质高的种养大户,采取政府扶持支部引导、农户投资的办法,大力发展规模养殖,引进优良品种,采用精细的管理方式,逐步发展状大起来,使他们不仅是科学种养致富的典型,而且成为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二是通过政府支持引导,并联合村里的大户、致富能手等把农民科学合理的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主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村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
4必须进一步加大新型农民培养力度,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实施失地农民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和文化阵地建设,以文明村建设抓起,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大力开展以遵纪守法,建我和谐家园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教育,推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要加强法制科普宣传,建设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努力构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
5转变政府服务管理,不断完善农民保障。是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符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的倡导,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开展城乡社会公利服务建设,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准,努力向着建设服务型社会的目标迈进。同时要大力推进农村民生工程建设,建立健全以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以就业帮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救助方式,让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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