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醉酒的典故是什么

自古以来，民间就有这样一个传说：人间好酒为杜康，酒量大数刘伶，饮了杜康酒三盅，醉了刘伶三年整。

传说魏晋年间，滨州地带有一好酒的刘伶，是西晋“竹林七贤”之一，嗜酒如命，酒量之大，举世。酒仙杜康奉玉帝旨意前来度化刘伶成仙，演绎出刘伶醉酒的典故。

传说刘伶愤世嫉俗怀才不遇，常常借酒消愁，只要几日不饮便渴酒成疾。他虽写得一手妙文，但他那风雅的文人形象，却是因能喝酒、能吹牛而威风扫地了。说：“我往东喝到东南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地，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都喝遍，未曾把我醉半天……”这样的话是一般人能说得出口吗？但是，刘伶能。

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人治他，杜康的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不醉三年不要钱。”就激怒了刘伶，心想，看我不把你这酒缸酒篓都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刘伶走进了酒馆，杜康便拿出酒来叫他喝，喝了一杯还要喝，杜康就劝他不要再喝了，他不听。两杯酒下肚还连声称赞不一般，刘伶招手还要喝，化做酒家的杜康心想：“这刘伶确实是个人才，一般人喝我的一杯酒就醉倒了，可他连喝两杯却没问题。看来，我这个伯乐是当定了。杜康马上端来第三杯酒，他怕醉坏了仙体就往酒杯里放了一枚灵丹，刘伶喝下后，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软绵绵的。

他真的喝醉了，就出了酒坊往家走去，一路东摇西晃，一回到家他交代妻子说：“我要死了，把我埋在酒池内，上边埋上酒糟，把酒盅酒壶给我放在棺材里。”说完就死了。妻子就按照他说的安葬了他。

三年过去了，一天，杜康到村上找刘伶。刘伶妻子开门问他有什么事情。杜康说：“刘伶三年前喝了我的酒还没有给我酒钱呢！”刘伶妻子听了十分恼火，说：“刘伶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你家的酒！你还敢来要酒钱，我还要找你要人呢！”杜康忙说道，他不是死了，是醉了。

他们来到刘伶埋葬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杜康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醒来！”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睁开了眼，嘴里还夸道：“好酒，好酒！”

这一醉就是三年，千里马终成正果，刘伶成了酒仙。从此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就传开了。其实，是杜康故意制作酒坊引刘玲喝醉，是为了引他成仙。

这个小典故就是想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应该学会留一半清醒，人在半醒半醉之间的感觉最好，把不愉快的忘掉，把最快乐的想起。在无度时会让人失去理智，所以需要把握住一个“度”才行。

《刘伶醉酒》的故事源出为民间传说“杜康造酒醉刘伶”。这是著名演员倪俊声的代表剧目，它是评剧传统剧目，编剧是成兆才，首演者是张化龙，剧本收入《评剧丛刊》中。

竹林圣贤即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50），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对此王晓毅先生在《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检索佛教经典《大正藏》的相关译名，认为“竹林”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经典的观点值得商榷。韩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格义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义”之说不足为信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而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中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人”（《宪问》）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同。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典源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修武县和辉县交界一带。《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陈寅恪认为，“竹林七贤”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产“竹林”，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的事数，有标榜之义。“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

王晓毅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从汉晋时期佛经中“竹林”这一译名的出现频率质疑了陈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说，并结合史料实地考察发现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确实种植有“竹林”，之后又从时间和地点上论证了竹林七贤聚会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传统说法对于“竹林七贤”一名由来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他们七人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因常在竹林喝酒，纵歌，肆意畅饮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代表魏晋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可以说，七贤代表了魏晋时代精神，他们蔑视礼法、崇尚自然、率性而为，有着魏晋鲜明的个性与特征。

“七贤”相聚的时间大约在“正始时期”（正始是魏理宗曹芳的年号）的后期，地点在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焦作）一带，魏晋时期的焦作如今天的千岛湖。

“竹林七贤”应该是当时引领时代的人士，在中国政治上最不稳定，社会上苦不堪言的时代，他们涂脂抹粉，服药行散（相当于现在的摇头丸），弹琴咏诗，饮酒长啸，举止惊世骇俗，后人称这种行为为“魏晋风度”。

可以说，“竹林七贤”给我们贡献了一种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风度”，也就是“七贤”在文化上为我们今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美学——生活情趣、充满文人意蕴的生活情趣。

他们的思想、生命哲学和洒脱不羁更让后人景仰，对人生哲学、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发现等构成了一幅独异的历史画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扩展资料

竹林七贤详细介绍：

嵇（jī）康（224年－263年，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

嵇康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袁宏称其为“竹林名士”之一。

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嵇康工诗善文，其作品风格清峻。他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

2、阮籍

阮籍（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3、山涛

山涛（205年－283年3月3日），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山涛早年孤贫，喜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四十岁时，才任郡主簿。大将军司马师执政时，山涛被举为秀才，累迁尚书吏部郎。西晋建立后，升任大鸿胪。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职，封新沓伯。

他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意旨，且亲作评论，时人称之为“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太康三年（282年），升为司徒，以老病归家。次年去世，年七十九，谥号“康”。有文集十卷，已亡佚，今有辑本。袁宏在《名士传》中称山涛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4、向秀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被赞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惜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注》余绪，完成了对庄子的注释。另有作品《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5、刘伶

刘伶（生卒年不详，一说约221年-约300年），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魏晋时期名士，与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

刘伶现今存世的作品只有《酒德颂》和《北芒客舍》。其作品生动的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消极颓废的心态，也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后世以刘伶为蔑视礼法、纵酒避世的典型。

6、王戎

王戎（234年－305年7月11日），字濬冲。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白沙埠镇诸葛村）人。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官员，“竹林七贤”之一。

王戎出身琅玡王氏。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最初袭父爵贞陵亭侯，被司马昭辟为掾属。累官豫州刺史、建威将军。

后参与晋灭吴之战，吴国平定后，因功进封安丰县侯。在荆州拉拢士人，颇有成效。又被征召为侍中，迁任光禄勋。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职，并领吏部事务。

元康七年（296年），升任司徒。王戎认为天下将乱，于是不理世事，以山水游玩为乐。司马伦杀张华等，王戎因是裴頠的岳丈而被免。又起用为尚书令，再迁司徒。

7、阮咸

阮咸（生卒年不详）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尉氏）人。魏晋时期名士，文学家。

阮咸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任散骑侍郎时，山涛推举阮咸主持选举，晋武帝认为阮咸好酒虚浮，于是不用他。因质疑荀勖的音律而遭到其记恨，贬为始平太守。后无疾而终，享年56岁。

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存世的作品有《律议》、《与姑书》。“阮咸”这一乐器也是因其得名。

-竹林七贤

嵇康，他旷达的气度和不惧死亡的淡然令我敬佩。 竹林七贤之一之嵇康,他除在文学，思想上取得重要成就外，还在音乐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嵇康从小喜欢音乐，并对音乐有特殊的感受能力，有极高的天赋。《晋书·嵇康传》云，嵇康“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这与其思想上的狂放不羁、不受礼法约束有很大关系。

嵇康可谓魏晋奇才，精于笛，妙于琴，还善于音律。尤其是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说：

嵇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衣革带，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嵇康字)心中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 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日：“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击其头曰：“闻之奏琴，不觉心开神悟，况若暂生。”邀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辨，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 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遇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能怅然。”

嵇康有一张非常名贵的琴，为了这张琴，他卖去了东阳旧业，还向尚书令讨了一块河轮佩玉，截成薄片镶嵌在琴面上作琴徽。琴囊则是用玉帘巾单、缩丝制成，此琴可谓价值连城。有一次，其友山涛乘醉想剖琴，嵇康以生命相威胁，才使此琴兔遭大祸。

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

面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嵇康是愤然不平。为表示反抗，他经常逃入山林，与竹林七贤相与邀游。袁颜伯《竹林七贤传》云：“嵇叔夜尝采药山泽，遇之于山，冬以被发自覆，夏则编草为裳，弹一弦琴，而五声和。”正因嵇康这种愤世嫉俗的表现，使他在音乐创作与演奏上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是这一古代名曲经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曲子，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象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历代传颂者的心血。据《世说新语·雅量》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 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正因为嵇康临刑索弹《广陵散》，才使这首古典琴曲名声大振，一定程度上，《广陵散》是因嵇康而“名”起来的。但所谓“于今绝矣”则非指曲子本身而言，它主要反映了嵇康临刑时的愤激之语。事实上，琴曲《广陵散》经《神奇秘谱》保存，一直流传到今天。

正因为嵇康有着很深的音乐功底，所以，他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共同向司马氏要求“请以为师”，但未被允许，使“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本传)。因此，嵇康的名字始终与《广陵散》联系在一起。

嵇康除以弹奏《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这就是其《琴赋》与《声无哀乐论》。 《琴赋》主要表现了嵇康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 《声无哀乐论》是作者对儒家“音乐治世”思想直接而集中的批判。其中闪烁着嵇康对音乐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