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精选片段：吴姓宗祠通用对联

为大家整理的《百家姓精选片段：吴姓宗祠通用对联》，供大家参考。

〖吴姓宗祠门楣题辞〗

延陵高风

“延陵高风”指周章正式封吴之后，国势日强，至仲雍的十九代孙寿梦正式称王。寿梦有四个儿子，最小的季札为人仁义礼让，最为贤能，为父所喜，为兄所爱。寿梦想让位给他。季札象他的先祖泰伯一样，执意推让，并远逃他乡，终身不受国位。吴王就将他封在延陵（今江苏常州市、江阴县一带），称为延陵季子。因此，吴氏亦有称延陵堂者。延陵遂成为后世吴姓的郡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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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世家第一；

至德让三。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自春秋吴泰伯为周太王（古公亶父）之长子，让位于弟季历及季历子昌（文王）。孔子称其有“至德”，《史记》列为世家第一。

延陵世泽；

梅里家声。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自春秋·吴公子季札，封于延陵（今江苏省武进）称“延陵季子”。泰伯让位而避于吴，住今江苏省无锡梅里。

延陵望族；

廷尉名官。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出春秋·吴季札。下联典出西汉·吴公，文帝时为河南太守，征为廷尉。尝荐贾谊于文帝，文帝召贾谊为博士。

治平称最；

明体达用。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自西汉·吴公，公正廉明，治平为天下第一。下联典自清·吴廷栋治学以明体达用为主。

治平称最；

让德留芳。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西汉吴公。下联典指吴氏的来历。

宫女列阵；

箫鸾成仙。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出春秋·孙武以《兵法》教吴王宫女列战阵以显治军之能。下联典出唐·文箫与仙女吴彩鸾结为夫妇，双双成仙而去。

清操绝俗；

画圣留名。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出西晋·吴隐之任职各地，均著清操。下联典出唐·吴道子为画家，世人誉为“画圣”。

鹰扬虎视；

剑气玉光。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自三国·吴质，曹操赞其“鹰扬其体，虎视凤观”。下联典自明·吴伯宗，人称“玉光剑气，殆不可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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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八闽孝子裔；

三让帝王家。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典用台湾省台南市吴氏大宗祠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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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三让两家天下；

一剑万世千秋。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出《史记·吴太伯世家：“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下联典用季札挂剑徐君之墓树的典故。

孙子能教宫女；

文箫幸遇仙姝。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黄指春秋吴王阖闾用孙武操练宫女事，在操练女军时，不顾吴王面子而杀他两名爱妃，果然使军纪严明。下联典指唐·吴彩鸾遇书生文箫事，想传书生文箫于太和年遇到他，受她接济。十年后，一起到吴中越王山，各跨一虎成仙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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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渤海家风千古兴；

延陵世泽万载隆。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江西省上犹县吴氏宗祠联。全联典指春秋吴·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称公子札，是一位与江阴历史渊源有关的古代贤人。传为避王位弃其室而耕于江阴申港东南的舜过山下，人称延陵季子。季札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广交当世贤士，对提高华夏文化作出了贡献。季札重信义。一次途经徐国时，徐国的国君非常羡慕他佩带的宝剑，难于启齿相求，季札因自己还要遍访列国，当时未便相赠。待出使归来，再经徐国时，徐君已死，季札慨然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松树上。侍从不解。他说：“我内心早已答应把宝剑送给徐君，难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心愿吗？”此事传为千古美谈。《春秋》载：季札于公元前485年死后葬在申港西南。后人在墓旁建季子祠，墓前立碑，传说碑铭“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10个古篆是孔子所书。今申港中学所在地就是季子祠原址，季子墓高大的封土依然耸立在古老的申浦河西畔。

百年丕振延陵绪；

三让犹存泰伯心。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江西省上犹县吴氏宗祠联。全联典指春秋吴·泰伯。权威姓氏著作《元和姓纂》云“周太王子泰伯、钟雍封吴，子孙以国为氏”（泰伯亦作太伯）。姓氏学者咸认吴氏始祖是泰伯。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而周太王意将家业让于三子季历，泰伯为遂亲愿与二弟仲雍两次出逃，从陕西岐山一直跑到南方今江苏无锡一带，建立起氏族小国，并沿用第一次出奔建立的国号句吴。当地的土著吴人，仰慕泰伯兄弟的贤德，有一千多户归附他，于是泰伯成为句吴的首领。泰伯死后无子嗣，由二弟仲雍继其位且世代相袭。至周武王时，封仲雍的曾孙周章为吴国国君。

楼危明月芭蕉翠；

水涨白帆杨柳青。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南宋词人吴文英，工词。下联典指明代小说家吴承恩。

人称祖师号画圣；

我恨王郎曰频香。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出唐代画家吴道子，被誉“画圣”，民间绘塑艺人奉为“祖师”。下联典出清代女祠人吴藻，字频香。

吏部文章昭日月；

将军功业炳山川。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典用佚名集吴天发碑字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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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秘义烟涵，瑰词雨散；

文章绮合，藻思罗开。

——吴荣光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采用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吴荣光联。

休逸住延陵，支分西土；

富饶迁石里，派衍东山。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采用安徽省歙县胡埠口吴氏宗祠联。上联典出本支吴氏源于延陵季子，即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札，因不愿继承王位受封于延陵。“西土”，胡埠口在延陵以西。下联“石里”，指附近吴氏散居地石门坞、石门坑等；“东山”，为当地小山名。

胄继缙绅，高出延陵鼎族；

政务宽厚，早标太守芳名。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春秋吴·季札。下联典指西汉·吴公。

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

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江苏省无锡县吴姓宗祠联。全联典指春秋吴姓始祖周太王之子泰伯让位幼弟季历开辟江南的史实，其联在今江苏省无锡县的泰伯祠（又称至德寺、让王庙）和泰伯墓。泰伯因三让天下，德行高尚而被后人尊为至德。天下吴姓均尊泰伯为开姓始祖。

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

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

——吴敬梓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采用清代小说家吴敬梓自题联。

持议刚方，坐席正讲官之体；

风裁峻厉，飞帛书御史之名。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自北宋·吴申，持议刚方，上书“争讲官正席”。下联典出北宋·吴中复，累官殿中侍御史，风节峻厉，先后弹罢宰相梁适、刘沆。仁宗飞白书“铁御史”三字赐之。

至德启云礽，三让两家天下；

大宗绵雪堰，千秋一脉江南。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典用吴氏宗祠联。

始国忆江苏，碑前遂得追根志；

迁台荣栗邑，海外还存慕祖心。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台湾省苗栗县吴氏宗亲会敬献给江苏省无锡市泰伯祠联。1992年10月中旬，来自东南亚、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的泰伯后裔一行198人，在“世界至德宗亲总会”的带领下，到无锡泰伯祠寻根祭祖，于人宗亲，洒扫成礼，盛况空前。台湾苗栗县吴氏宗亲会还特意敬献了这副新堂联。

系出延陵，溯先世家风，芬流兰谷；

派衍绮里，缅当时儒术，望重草庐。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吴氏宗祠联。

渤海延陵分两郡，系本同源，上溯三让传家，实二千余年来共称鼻祖；

闽派琼支聚一堂，欢联异域，最喜四方观礼，在数万几里外大振家风。

——佚名撰吴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吴氏宗祠联。

毛诗序是汉人作品，系杂凑先秦儒家关于诗的见解，却集中地表现了汉人的诗论。惟其杂凑，故精华糟粕并存，但仍有它自己的主旨。

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源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所谓志就是思想感情。“诗言志”，是《尧典》对诗所下的经典性定义。先秦儒家的大师们对此有所发挥，如《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诗序虽本于这些论述，但表述得更为精炼而生动。它说明诗是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必须合乎韵律，可以永歌；还说明了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古代诗论的精华，他对诗的本质的说明，万古不磨，值得我们用黄金铸成大字镶嵌在艺术的殿堂上。

可惜，这段论述并不是毛诗序的主要内容。诗序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是论述诗的教化作用。它把诗作为统治者推行教化的工具。

诗序说：“情发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段话抄自《乐记》。《乐记》的结论是“声音之道与政通”，故“审乐而知政”。《乐记》的这一结论是基本正确的，认为诗与乐反映出时代的政治态度，有它一定的真理性。诗序抄了这段话，其结论却越过了“与政通”的范围，笔锋一转，一下跳到了什么“故政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序开头论述《关雎》的作意也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表面上他把诗的作用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取消了诗的独立性，歪曲了诗的本质。它改变了《乐记》谓声音之道客观上“与政道”的观点，而认为是统治者主观上推行教化的工具。两者的立场有着根本的不同：《乐记》说的是人们审音而“知”统治者之政，诗序则认为是先王即统治者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用诗以“成”统治者之政。

接着，诗序就进一步牵强反复累赘的论述其风动教化说。

它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义抄自《周礼·春官·大师》。但抄过之后，接着即把赋比兴撂过一边，只用它的风动教化观点来解释风雅颂。

它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所谓“上以风化下”，指统治者教化他的臣民。这话源于孔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认为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力量，教化所及，一切臣民都必为之匍匐。但孔子的话内涵丰富，涉及的范围很广，诗序只用之于诗就更加荒谬，所谓“下以风刺上”，就是臣民通过诗歌对统治者进行讽喻。但必须是“主文而谲谏”，即正面歌咏一个事物，而间接委婉地进行讽喻，以不触犯统治者的尊严。

诗序解释雅说：“言四方之事，形天下之风，谓之雅”。形，见也。照此理解，则雅与风并无区别。又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近代学者常引用“雅者，正也”，谓雅为正乐。这样理解当然有据，因为孔子说过“恶郑声之乱雅乐”，荀子也说过“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故释雅为正乐并不错。但诗序所谓“正也”即“政也”,观后文“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可知。可见诗序之意，谓雅即政治诗。这与诗的实际不完全符合，二雅特别是小雅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政治诗。

这种简单化的理论无法解释丰富多彩的诗三百。诗三百中不少作品是和所谓“主文而谲谏”的精神相悖的。如此诗序提出所谓变风变雅之说。它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教，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它把风与雅，分出正和变，意谓正风正雅为治世之音，而变风变雅则是乱世之音。作者希图用变风变雅解释诗中那些忧愤激烈之作。还怕越出了“主文而谲谏”的轨范，如此加以限制，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规定即使变也不能超过统治者礼义的樊篱。

变风变雅纯系主观的臆测。其中所谓“国史”如此就很离奇，似乎风雅是由什么“国史”有计划的制作。一入衰乱之世，“国史”如此“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历史上绝对找不到这种制作风雅的“国史”，而诗经风雅中也很少有这种主题先行的作品。诗序之说，实属无稽。诗中哪些是正风正雅，哪些是变风变雅，是根本无法区分的。郑玄作诗谱：把风雅正变之说加以推衍，试图把所有的诗纳入某种时代系列。然而他谱出某个作品属某个时候；只是根据小序做的主观的编排。小序本身就荒诞无稽,郑氏的谱也没有科学根据。后世有些经师，抬高正风正雅，贬低变风变雅；对于正变的篇目断限，又往往各执一词，意见分歧。由于风雅正变说本身没有根据，这些争论仍然只能是治丝益紊。

由于诗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是风动教化说，它的“诗者志之所之也”的观点，便淹没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污泥浊水之中;它的所谓志也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志。一个本来非常正确的命题，就这样化神奇为腐朽！

把风动教化说用于具体的诗篇，就是所谓小序。小序试图把所有诗篇都与历史事实联系起来，强拉硬派，集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曲解胡说之大成。下面试举数例：

如开卷第一篇《周南·关雎》是一篇普通的爱情诗（不排斥统治者采集改造作为新婚的颂歌），小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从诗本身看不到后妃的痕迹，更没有任何“风天下而正夫妇”的内容。《周南》十一篇，竟有八篇归之于后妃。《兔置》歌颂“赳赳武夫”，小序也称之为“后妃之化”！

如《召南·小星》云：“肃肃霄征，夙夜在公”。 “肃肃霄征, 报衾与绸”。主人公夙夜在公干什么，我们无从揣知，但表现其夙夜辛劳的怨恨是明显的。而小序说：“小星,惑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姑不说诗与夫人贱妾毫不相干，假令真是夫人“惠及贱妾，进御于君”。令其“肃肃霄征，报衾与稠”，又成何体统，有何教化之可言！

如《豳风·柏舟》是一首明显的爱情诗。小序说：“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诗以绝之”。据考证，共伯被迫自杀时已年近五十，不能说早死，其妻也应到了不可能父母欲夺而嫁之的年龄。主人公明明思慕那“耽彼两髦”的青年，怎会是自誓不嫁呢？

如《郑风·将仲子》，因诗中有“仲子”一词，小序把他和郑庄公谋臣祭仲拉在一起，说是刺庄公“祭仲谏而弗听”，两者实风马牛不相及。

再如《郑风》有两篇《叔于田》。因第二篇题为“大叔于田”。而《左传》载郑庄公之弟共叔段曾称“京城大叔”，小序把两个“大叔”附会一起；说诗是国人剌庄公而美叔段。其望文生义极为低级。诗经中有些作品篇题相同，则前出者称“小”，后出者称“大”。“大叔于田”之大即属此类。叔是女子称其情人之词，诗中屡见，与共叔段邈不相干。

小序之荒诞大多类此，前人揭发甚多，举此数例即可得其梗概。宋代郑樵斥诗序作者为“村野妄人”，并不算刻薄。

清理江河的污染必须从源头开始。由毛诗序所集中表现的汉人诗论的荒谬，实先秦几百年间儒家诗学的沉滓积淀而成。我们不妨对这种积淀作粗略的清理。

《左传》襄公29年载吴季札观乐，是春秋时代一篇重要的艺术论。虽然季札评论是乐，但无疑直接与诗相关。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是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乐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幽》，曰：“美哉！荡乎！乐而不*，其周公之乐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贵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先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

必须明确，这是一篇创作，并非真实的历史记录，季札即使是旷古无双的诗乐奇才，也不可能如此知音，能够通过听觉对中原诗乐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但这篇作品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它实际是《左传》作者的诗论。

季札观乐所述鲁国所歌诗乐的顺序和《诗经》大体相符，可见当时 已有诗的定本，其时孔子才八岁。由此可以判断，《诗经》的编定者就是这些乐师，而不是孔子。也由此可以判断，诗三百是为了制礼作乐而采集起来的。《札记·王制》谓：“天子五年一巡狩”，“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说古代派“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先秦采诗的具体情况资料太少，但诗是确实采过的，采诗是为了“观民风”，为了“制礼作乐”。可知诗从它被采集，被“比其音律”用于演奏歌唱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为了统治者的政教服务，这就决定了诗三百的命运。因它为统治者的政教服务。使它得以保存流传，也因此而被蒙上歪曲误解、牵强附会的阴霾。季札的全部评论，正是《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故审音而知政”论的体现，可见这一理论其来有自久矣！但季札把它绝对化了，似乎所有的乐，即“比其音律”的诗，都是表现政治教化的。他感受到的全是风化政教，没有一个字涉及教化以外诗人原于生活的情志。这篇评论可以说是毛诗序的源头。

季札只是概括地评乐，没有对歌辞加以分析。但按照他的理解去解释每篇诗的词句，与诗人的作意无肄会相悬天壤。《左传》引诗大多在外交场合，引用诗句来表达特定的意思。这种引用很难与诗的原意相符，如此断章取义就成为《左传》引诗的特点。

如文公13年：鲁文公自晋回国，路过郑国，郑穆公要求文公“请平于晋”。宴饮时，郑子家赋《鸿雁》，借诗中“爱及矜人，哀此鳏寡”，希望文公哀怜郑国，为之请平。鲁季文子赋《四月》，借诗中“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表示鲁侯急于回国祭祀，不能再去晋国。予家又赋《载驰》之四章，借诗中“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言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季文子也赋《采薇》之四章，借诗中“岂取定居，一月三捷”，答应再往晋国，为之请平。

又如襄公27年：晋国使臣赵武过郑，在宴会上，赵武请郑国诸臣赋诗言志。郑子展赋《草虫》。因诗中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以赵武为君子，赵武说：“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此诗被认为是剌卫宣姜*乱而作，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赵武认为伯有无礼就说：“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因诗中有“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等句，比赵武为召伯。赵武表示不敢当，说“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借诗中“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表示对赵武的敬仰。赵武说：“武请受其座章”，卒章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表示对子产的感念。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取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表示初见赵武的心情。赵武也表示感激说：“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因诗句有“无以太，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土瞿瞿”，赵武以其能戒惧不荒，赞赏说：“善哉，保家之主也！”公孙段赋《桑扈》。因诗中有“匪交匪敖，万福来求”，赵武说：“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事后赵武又对诸人加以评判，谓伯有诬辱君上，将来定会被杀，其余则皆将为数世之主。特别是子展赋“我心则降”，谓在上位而不忘降，将会最后亡。其次是印段赋“好乐无荒”，能乐以安民，也将较后才亡。

举此二例，即可窥见<<左传>>引诗概貌前例通过赋诗进行外交谈判,后例于宴请使臣时赋诗言志他们赋诗只是借用诗中词句曲喻其意, 不需考虑诗的本意。赵武对郑国七子赋诗言志的评论尤没道理，通过所赋诗句即可绝对判断他们的内心活动，而且还能断定他们的命运，无疑是荒谬的。然而照《左传》所述，赵武的判断后来都一 一应验。这恰好说明〈〈左传〉〉的创性质，不可以绝对看作信史。

除了外交场合引诗以外，统治者论述事理往往也引诗为证。这在〈〈左传〉〉〈〈国语〉〉中大量存在。后来儒家大师们引诗成为重要的议论依据和修辞手段。

孔子对诗的总的评价叫做“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什么 “思无邪”可以作三百篇的概括，孔子没有解释〈〈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可以作为“思无邪”的注脚。（虽然〈〈经解〉〉说的是学诗得来得的修养，自然也表现了他对诗本身的理解）然而三百篇中颇有不少激烈之作，并不符合“温柔敦厚”的原则。要使三百篇都归之“思无邪”，就只有对诗加以曲解，而这正是〈〈左传 〉〉引诗和后来毛诗序的作法。

关于诗的功用即学诗的目的，孔子有明确的阐述。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实还有一条，可以言。因为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从正面说的。〈〈子路〉〉篇从反面说，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知孔子兴、观、群、怨、言的终极目的,就在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在于授之以政能达,使于四方能专对。这是春秋时代统治者学诗的总结。毛诗序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说既即原于此。孔子治诗 ，一言以蔽之，曰：为政。先秦第一号伟大的哲人、诗书的传授者，其全部诗学都是政治学，都是用诗来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

《论语》中有几处孔子同弟子论诗和引诗的实例。如:《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八佾》：子下问曰：“‘巧笑倩兮，素以为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又《泰伯》：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子贡引的两句诗，见于《卫风·淇奥》，是赞美一个君子如何锻炼自己的，子贡用作修养的箴言，还大体和原意相近。子夏引的是逸诗，原来的作意很难揣知，从字面看，是赞美一个女子的美貌。孔子把它当作绘画的方法已颇令人犯疑，子夏竟进一步作为礼后于仁义的比兴，更有毫厘万里的差异。曾子所引三句见于《小雅·小旻 》，诗人原写其惊惶恐惧的心理，曾子竟用他作慎以修身的格言。可见孔子引诗也都是段章取义，作为政治伦理的说教。

孟子论诗，谓“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作为一般原则，这些意见实在很有价值，但孟子实际运用时却颇成问题。《豳风·七月》云：“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啕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诗诉说农夫们为统治者劳动的辛勤。孟子摘引后四句，作为“民事不可缓也”的论据，解释为统治者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小雅·小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然顾之，潸然出涕”。诗写东方被周人征服的人民，难禁繁重的赋役，顾望周道而潸然流涕。孟子摘取后四句，作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的说明 。这与子夏把绘事后素联及礼后于仁义是同样的逻辑。

传诗大师荀子在儒家著作中最先把诗三百首当作经。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为学须“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先秦诸子中荀子引诗最多，大多是断章取义。如〈〈齐风•乐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不管是按古人解释为君兴居无节，号令不时，还是照今人理解为反映劳动人民繁重的劳役，诗所写的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但荀子在〈〈大略〉〉篇中解释为：“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把它当礼的正常行为。前文提到曾子所引〈〈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荀子在〈〈臣道〉〉篇中用在说明“仁者必敬人”的态度，比曾子所用离诗意更远。如此断章取义，在〈〈荀子〉〉一书中比比皆是。再举一个例子：〈〈小雅•裳裳者华〉〉末章：“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这四句实紧承上章“我觏之子，乘其四路；乘其四路，六辔沃若”而来。左之右之者，无非是写之子驾驭技术高明，能够驰骋自如。（有，通友，顺也，与宜同意）锂子在〈〈不苟〉〉章中竟解释为：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到了毛公训诂传，这四句更被训为“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这事”，更是离题万里。其始作俑者，实为荀子。

汉代统治者诗，是把诗当作政治伦理教材。〈〈汉书·儒林传〉〉：“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之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可以说是汉代统治者诵习六艺的教学大纲，与毛诗序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是同出一辙。汉昭帝时昌邑王*乱暴戾，郎中令龚遂谏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悦。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顾王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人事浃，王道备”，是独尊儒术的汉代统治集团对诗三百的理解。昌邑王中尉王式也曾谏王。后昌邑王嗣位被霍光废弃，王式系狱。人问王氏何以没谏书，王式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为王流涕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这个例子，典型地表现了汉人诵习诗经的目的和他们对诗经的认识。

从春秋到汉代儒家著作的引诗，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大多不顾全诗的内容，有许多违背诗句的原意。几百年间，对诗这样理解，这样引用，积淀下来，到毛诗序就恶性膨胀。它在大序中先规定了“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作诗原则，又确定了“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目的；然后在小序中即按照这种理论，强拉硬配，捕风捉影，强行解释每一篇诗的作意，对许多诗篇进行曲解。毛诗序给诗三百蒙上深深的尘垢，使后来的学者花了两千年的光阴也未能洗刷干净！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笺毛诗，亦杂取三家义，对汉代诗学具有总结的性质。郑氏对诗句词义的训解有极大的功绩，但郑氏痴信诗序，全以“政教”释诗，甚至对诗六义也全用正教来解释，它在〈〈周礼·大师〉〉注中说：“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谕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诵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六艺都是表现政教的，三百五篇自无一篇例外。然而用这种理论验之于三百五篇，则无异于按牛头入斗瓮，是无论如何进不去的。全部用政教释诗，诗的生命就被彻底阉割了，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政教之缚紧而诗亡！儒家学说是伴随着封建主义发生发展的，它是封建主义的灵魂，是封建社会的政治论理学，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极大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家把诗拖入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轨道，作为他们的宗教的工具。诗三百由于儒家这一功用目的得以保存，也因这一功用目的而被歪曲。他们是诗的传授者，但并不懂得诗的本质。孔子是传诗的祖师，他的后继者把诗当作经。然而孔子之后，风雅反而寝声了。原因自然很复杂，但儒家诗论的阻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自战国以迄汉代，没有一个传诗的儒者是诗人，五个多世纪文坛上听不多少诗的歌咏；纵或有之，也只有〈〈郊祀歌〉〉、〈〈安世房中歌〉〉之类的庙堂文学，这与抒发性灵的诗艺不能同日而语。炎汉之世，只有民间的歌唱继承了风雅的传统 。直到东汉后期，诗才在民歌的滋养下育出新的胚胎，成长为五言古诗。自风雅寝声，历劫五百馀年，诗才以五言的形态重新复活。然而儒家诗论的幽灵始终缠住我国的诗神不放，不时对她加以折磨。所以揭露儒家诗论的偏谬，对于推动今天诗歌创作的发展仍有其现实意义 。

昨日生辰，翻开《史记》来读“吴”世家。

为什么司马迁要把《吴太伯世家》作为“世家第一”呢？

《太史公自序》里是这样说的：

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很清楚很明确，是为了表彰吴太伯“让”的美德。“让”这个概念在太史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史记》全书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其实第一次读的时候就产生过疑问：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为什么不是从三皇开始写起呢？难道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资料吗？可是事实上关于五帝，司马迁的资料也“不过尔尔”啊。直到读到全书最后的《太史公自序》：

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讲到底，司马迁反反复复说的，不就是一个“逊”——让位的问题吗？这是一个至美的功德。仔细看了一遍《史记》的目录，非常有趣：本纪第一篇是《皇帝本纪》，花了非常大的笔墨描写了尧怎么“让”天下给舜的事；世家第一篇是《吴太伯世家》，一开篇就讲了吴太伯“让”国于弟弟的事，全篇一半左右的篇幅在写一个季札“让”国的事；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讲的是伯夷叔齐互相“让”国的事。

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顺手大致翻了一下《伯夷叔齐列传》，似乎有很多问题，很值得仔细读一读。总之他俩饿死的起源，就是因为“让”国——兄弟俩都想把王位让给对方，于是一个跑出来一个追出来于是就碰到了武王伐纣的事，于是就在首阳山饿死了。

可见，似乎在司马迁的价值观里，“让”是非常崇高重要的德行——如果这样的排序是有意为之的话——我相信是有意为之。一个想要“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人，不可能随意安排自己文章的次序吧？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

司马迁一个字废话都没有。周太王有仨儿子，吴太伯和他的二弟仲雍、三弟季历，季历有“贤”才贤明，而且他的儿子（姬）昌有“圣”人之德，所以太王就想把王位给小儿子季历，以便能传给姬昌——姬昌就是周文王，会八卦算命，《封神演义》里吃了儿子的肉做的饼，周武王的爸爸。吴太伯和仲雍看出来父亲的心思——周太王有没有说出口呢：哎呀其实我想把王位传给你三弟啦！我觉得应该没有，如果有的话，司马迁会写——见后文。但是肯定有蛛丝马迹表现出来，让大儿子和二儿子心知肚明。了不起的是，吴太伯和弟弟仲雍“奔”——一去不回头地——去了荆蛮，现在当然荆蛮已经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了，那年代可是荒芜之地。而且为了表明他们俩的决心，“断发文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这么一来就断了后路：不可用。

这很微妙：父亲想让小儿子继承王位，可是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这是不对的，必须由大儿子继承。大儿子看出父亲的心事，带着二弟一起出走，成全父亲——二弟要是不走，大哥走了，也还轮不到三弟。而且是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让”国于三弟：主动毁容，让自己绝对不可能回去做王。

如前所说，司马迁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把这一篇作为世家第一。

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

吴太伯十九代传人，叫寿梦。就在他成为吴伯的第二年，有一个从楚国叛逃到晋的人出使到吴，从此后吴和中原地区有了往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年，反正有间隔也不会太久——这个使者教吴打仗，不就是用来打楚国么？肯定不会等很久。吴就去攻打楚了。在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故事出来之前，吴楚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贯穿了全文。司马迁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于是我自己按照时间顺序重新组合了一下再读：

（1）寿梦时期：

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真的很好笑啊，就是在吴楚边境的两个年轻女孩子，他们“争”桑叶——大概是野生桑叶，没有产权，所以才会争起来。于是两家大打出手，“怒相灭”，差不多要打到都杀全家的地步。于是呢两国的这个地方官都知道了，于是地方和地方就打起来了，楚国厉害啊，把吴国边界的这个乡邑（差不多类似一个行政单位吧，比如边境省）给灭了。于是吴王很生气，就攻打楚国了——其实你看，吴太“伯”世家，可是司马迁写到这里已经用了“吴王”，谁封的？我没有研究过，我猜是自己封的，礼崩乐坏已经从一个“王”字上看出来了。

想不到吧？这有点像今天美联航打了中国乘客，中国乘客一家人很愤怒就和打人的一家人团干，完了以后闹到中美两国打仗一打几十年……是不是很荒唐？

这一切，司马迁在最初的事情里用了一个“争”字，这是不是和“让”正好相反？很有意思。

寿梦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还不是这个，而是关于“继承人”的问题：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好死不死啊，寿梦有四个儿子——比周太王还多一个，但是相同的是，他也看中了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季札——可以认为是这篇《吴太伯世家》的主人公。季札也是“贤”，所以寿梦也是“欲立之”，但是司马迁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季札让不可。回过头去看哦，在周太王的时候，司马迁并没有说“季历让不可”——季历没有“让”这个行为，说明周太王根本没有提这件事——既然他没有提，那王位本来就不是你的，你季历也就不需要“让”。但是季札有“让”，可见，这个寿梦是提出来了，亲口说出来了：我已经决定了，让季札来当王。但是季札没有吟诗，而是拒绝了。

注意哦，这个时候，季札的三个哥哥，尤其是大哥，没有丝毫表示——或者说，司马迁没有记录季札的哥哥此时怎么说怎么做，那只能推论说，他们没说也没做。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诸樊接受了，可见啊，他心里其实并不可以季札当王，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学他的祖先吴太伯那样，离家出走断发文身示其不可呢？于是开启了“诸樊时期”：

（2）诸樊时期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秋，吴伐楚，楚败我师。

诸樊也不是一点表示都没有，他在办完了父亲寿梦的丧礼之后呢，就提出来要把王位让给季札。季札当然不要啦——小爷我当初不要，现在也不会要啊，于是他也差不多离家出走，种地去了。诸樊的这个“让”，很显然嘛，做做样子——既然老爹活着的时候明确都说了要传位给季札，那他也不好意思连客套都不客套一下吧？但是这个诸樊非常智障的是，明明并不想让位，却一直摆出一副要让位的样子，直到他死去，立下一个遗嘱，造成后来的吴国之乱：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

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这段话就是说，诸樊说：哎呀既然四弟季札这么谦让，可是老爹又说要让他做王，父命不可违啊（至少我不担这个罪名，谁爱违谁违），于是我就把王位传给二弟余祭你吧，二弟你再传给三弟，三弟你一定要传给四弟！临死前就除了这么个馊主意。这个方法实在是蠢。万一季札比哥哥先死了呢？就算不死，等到他三哥都死了，他也老得不成样子了吧？当啥王啊！退一万步，即使季札最后接受了王位，那么他死后呢？是传给诸樊的儿子还是他自己的儿子？再传呢？一如后来的发展，这是必定会乱的。

所以说啊，智商很重要。

（3）余祭时期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去郑，适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犹惧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

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溪，楚师败走。

司马迁花了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季札环游“世界”的经历。季札这个人真是厉害啊，先到了鲁国，欣赏了正宗的周乐——礼乐礼乐，其实就是学礼，跟谁？没说。然后到了齐，马上就看出齐要内乱了，拯救了晏平仲。又到了郑，教导了子产要怎么搞才会好。然后去了卫，见到了好多君子，很高兴。最厉害的还是他在晋，一下子就预言了未来的三家分晋！这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他老爸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宗法，提出来要让他做王：他大哥临死前出的这种馊主意，和他的这番见识眼光，智商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季札的二哥余祭在位十七年，死了。按照大哥的遗诏，王位传给了季札的三哥余昧，可是余昧相当短命，第四年就死了。那么，应该轮到季札了啊？季札又不傻，当然还是逃走了——我前面分析过了，季札要是当了王，他会很难办。而且季札这个人境界非常高：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就是说季札在环游世界的路上在徐国见过徐君，他很喜欢季札的佩剑，但没好意思要。季札知道朋友很喜欢这把剑，但是他当时还要去出使啊，不能没有佩剑，于是就默默地在心里想：等我完成了出使工作，我就来把这把剑给他。等他出使结束了，再去找徐君的时候呢，徐君已经死了。季札把那把剑放在了徐君的坟上。于是他的随从就问他了：徐君都死了，你这么做有啥意义呢？季札说：不是的，我当初心里已经承诺要给他了，怎么能因为他死了就背叛我的心呢？

不得了啊！仁义礼智信，“信”的本质是不违心，不背己，其最高境界，是对自己内心的诚实和坚守，而不仅仅是对他人诺言的履行与兑现。

换句话说，季札既然当初在老爹活着的时候就拒绝了当王，那么现在又怎么能背叛自己的心呢？于是当然，他没有当王。那么问题就来了：下一个王，应该是他三哥的儿子，还是他大哥的儿子呢？

他三哥余昧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僚。

于是，吴开始内乱了。这一部分司马迁也没有按照时间写，于是我又把原文的段落顺序从新排列了一下。

（4）余昧时期

（5）僚时期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司马迁直接切入正题，引入了关键人物：公子光。而且这个人一出来就做了一件非常表现性格的事：他攻打楚国失败了，被掳走一艘船。为了夺回失去的船，他偷袭了楚国。那么公子光是谁？

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对，就是季札的大哥，诸樊的儿子——我想应该是嫡长子。很明确，司马迁说了，他就认为，他三叔死后，既然四叔季札不愿意当王，那么就应该由他来当王，而不是他的堂弟。所以他背地里培养自己的势力，想要“袭”僚——他夺回船也是袭哦！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客之。

又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伍子胥。楚国来的伍子胥，背负着血海深仇而来的伍子胥。

公子光“客之”，看起来好像对伍子胥很好的样子，可是实际上一开始并不是的：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戮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伍子胥到了吴国之后就去游说吴王，让他出兵攻打楚国。但是这个时候公子光就说了：哎呀伍子胥这个人啊，只是为了报私仇，我们打楚国，没好处的。看起来好像是在排挤伍子胥，不信任伍子胥。但是伍子胥非常聪明，就这一件事他就看出来了：公子光有造反的心。于是他主动找了一个勇士，叫做专诸献给公子光，公子光很高兴。最厉害的是，伍子胥“退而耕于野”，不在出现了，好像被公子光打击了一样，也不再提攻打楚国了。

伍子胥能忍，能等，能创造形势。所以当他后来碰到比他还能忍、能等的勾践的时候，他一眼就看穿，这绝对不是善茬儿。古来成大事者，“忍”是第一要紧的事。可惜那时的吴王夫差不听。那是后话了。总之现在伍子胥隐藏锋芒，实则已经和公子光形成联盟，要“袭”吴王。这个刺杀的过程描写，真是精彩之极：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余、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

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

先是外部形势：吴王僚十二年的冬天，楚平王死了。第二年春天，吴王僚趁机攻打楚国。而且这个攻打是非常讲究战略的：一方面，派遣公子出兵攻打楚国；另一方面，派遣智慧无双的季札出使大国——晋国。这是战争和外交一起搞，毕竟是世界大战时期啊！

这个杀手专诸也是不得了，他十二个字就总结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现在的吴王僚，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智囊，要杀他就趁这次机会，否则不知道还要再等多少年。

于是四月的一天，公子光就请吴王来喝酒吃饭。注意哦，吴王僚也不是吃素的，他早就防备着呢，他带来了军队——大概是护卫队之类的吧，从王宫开始，一直到公子光家里，一直到座位边上，都布满了武士，手里拿着兵器。所以虽然公子光在家里埋伏了杀手，也没用，毕竟人家是有备而来。但这些武士可以确保在刺杀成功后保证公子光的安全，不让吴王带来的人伤害他，而且不要忘记，公子光的王牌是专诸啊——伍子胥专门找来的刺客。后来的荆轲刺秦王，我想很可能借鉴了专诸藏匕首的方法：荆轲把匕首藏在地图里——秦始皇感兴趣的地图，而专诸则把匕首藏在烤鱼里……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藏在烤鱼里呢？以及，既然吴王早知道公子光不怀好意，他不来喝酒吃饭不就行了，为啥要来呢？

司马迁并没有说，三家注也没有提。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公子光这个刺杀夺权的实施，真是环环相扣缜密无缝：愿景是要杀僚当王；战略是“袭”，战术是“养士”（尤其是伍子胥和专诸）；战场是家里小房间吃鱼的地方；武器选匕首——小刀，一刀致命。

成本是，死了专诸，和一条鱼。

真是厉害啊！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

季札回来了。公子光有没有想过要把王位让给他？当然是没有啊！就算让，季札也不会要——这要是接受了，岂不是同谋？于是季札就说：唉，虽然说家门不幸，但是公子光和我一样都是吴太伯的后代，所以算了吧。但是他说了一句非常要紧的话：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对死了的僚，表示很悲哀，对现在的公子光，也只好为他效劳——其实是为国效力，剩下的就是听天命了，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但是最要紧的是他说——并不是我在制造内乱。

我们前面说过，季札是“智慧无双”的，他去任何一个陌生的国家马上都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并作出准确的预测。难道这么多年，他在最熟悉的吴国，会看不出治乱的趋势吗？这不可能。那么既然他看出来了，那么他有做什么去避免内乱吗？

其实，不是他有没有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他能不能做什么的问题。从他大哥立遗嘱那一刻开始，他就无能为力了，不论他怎么做，结果都是一样的，除非他把三个哥哥全家杀光——这样一来，国家必乱。不过，在他老爹活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后来的内乱火苗，那么他是有计可施的。什么计？自杀。或者像他的先祖吴太伯一样，逃得远远的，永远断绝他父亲的念头。——啊这当然就不孝了。所以他只是“有计可施”，而这个计，他是不可能采用的。

那么看起来真的是与他无关咯？

在儒家的体系里，是的。非但如此，他能在乱世——他哥哥不懂得让贤、他侄子杀死堂兄的这样一个家族里，而保持自己纯洁至高的道德修养不堕落，这在儒家而言，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嘛。

可是跳出司马迁为我们预设的这个儒家价值观——对，司马迁是孔子的脑残粉，整部《史记》差不多可以认为是他向孔子致敬的神作。我们跳出这个预设的价值，回到季札的父亲寿梦活着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一段话：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很奇怪啊，怎么莫名其妙就会知道你季札是“贤人”呢？你这个人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展露自己的智慧才华和德性？——好像我在污蔑季札，不是的，你看他出使到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喜欢讲：哎呀这个好，这个不好，你们国家马上要乱了，你们国家最后肯定会被三家瓜分……

这是站在老子的体系里来看季札和吴国，和当时的世界。如果能够“不尚贤,使民不争”，吴国不会内乱、吴楚不会打仗，对不对？司马迁的理想世界里，想要提倡以“让”来解决“争”，但是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因为社会“尚贤”，而季札又“显贤”，才会有寿梦“贤之”而“欲立之”。

如果季札能够从一开始就抱朴守拙，不表现出德性贤才，还会有后面的一切吗？

不会了。

吴国公子光说：‘诸侯跟随楚国的虽然很多，可是都是小

国。他们害怕楚国而不得已，因此前来。我听说，做事情威严

胜过偏爱，即使弱小也必然成功。胡国、沈国的国君年幼而浮

躁，陈国大夫夏啮年轻力壮但是愚顽，顿国和许国、蔡国憎恨

楚国的政令。楚国令尹死去，他们的军队士气涣散，将帅出身低

贱而很受宠信，政令又不一致。七国共同参加战斗而不同心，

将帅出身低钱而又不能团结一致，没有重大威严的军令，楚国

是可以打败的。如果分兵首先来进攻胡国、沈国和陈国的军队，

他们一定首先逃跑。三国败退，诸侯的军队就军心动摇了。诸

侯的军队离散叛乱，楚国军队必定奔命逃跑。请让先头部队放

松戒备减少军威，后续部队巩固军阵整顿师旅。”吴王听从了他

的话。七月二十九日，在鸡父交战。吴王用三千罪犯，首先进

攻胡国、沈国和陈国的军队。三国军队争着俘虏他们。吴国分

为三军紧跟在后面：中军跟随吴王，公子光率领右军，掩馀率

领左军。吴国的罪犯有的逃跑、有的停步不动，三国的军队乱

了阵势。吴军进攻，三国的军队败退，俘虏了胡国、沈国的君

主和陈国大夫。释放胡国、沈国的俘虏，让他们逃到许国和

蔡国、顿国的军队里说：“我们的国君死了！”吴军擂鼓呐喊追杀

上去，三国的军队逃跑。楚国的军队拼命地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