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百科中说金银错不过是一抹绚丽的晚霞

金银错工艺最早始见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主要用在青铜器的各种器皿,车马器具及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图案。

金银错是我国青铜时代一项精细工艺，但它出现比较晚，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它是青铜工艺发展了一千多年以后，即到春秋中晚期才兴盛起来的，它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一出现，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战国两汉时期，金银错青铜器大量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广泛流行，考古发现战国汉代的金银错青铜器以千百计。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于中国的青铜时代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抹绚丽的晚霞。

一、什么叫“错”？

无论古代说的“金银错”，还是今天说的“错金银”，金银二字容易明白，但“错”字对一般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

汉字是世界上含义最丰富的文字，而“错”字又比一般汉字的含义，还要丰富得多。据《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书的解释，它至少有十多种不同的含义。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金银错，这个“错”字，就必须和金银联系起来才能说清楚；同时，还要以金银错流行的那个时代的人对错字解释为准，否则，上下数千年，海阔天空地谈论，那就会“月迷津渡，雾失楼台”，什么都不用说了。

汉代是我国金银错工艺最盛行的年代，那个时期人们是怎样说的呢？汉代有一位见多识广的大学问家许慎，他编了一部叫《说文解字》的大字典，该书对“错”字，只有一种解释：“错，金涂也，从金，声”。

金银错最流行的汉代，对“错”字的全部解释，就只有上述八个字，说明那时所说的金银错，就是把金银涂画于青铜器上的意思。清代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注释说：“涂，俗作涂，又作，谓以金措其上也”。所以，广义一点说，就是凡是在器物上布置金银图案的，就可以叫金银错。如用金钱绣成图案花纹的背心，汉代就叫“金错绣裆”（《西京杂记》卷一）。在漆器上做金银图形的，叫“金漆错”。（《后汉书·舆服志》）中华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辞海》，对“错”字的第一解便是：“错，用金涂饰”。饰，就是纹饰。《康熙字典》对“错”字的解释，是引《集韵》：“金涂谓之错”。所以，在二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我们怎样去解释金银错，都应以二千年前，也就是金银错最流行的那个年代对它的解释为依据，何况，古今字典的解释也是完全一致的。

二、金银错工艺的装饰手法

我国古代在青铜器上做金银图案纹饰的方法，目前已发现的，主要有二种。

1、镶嵌法：

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古代金银错青铜器，有的是采用镶嵌的装饰方法，又叫镂金装饰法。一九七三年，我国著名学者史树青，在《文物》上发表了一篇《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主要就是谈这种方法。其制作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作母范预刻凹槽，以便器铸成后，在凹槽内嵌金银。第二步是錾槽。“铜器铸成后，凹槽还需要加工錾凿，精细的纹饰，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錾刻浅槽，这在古代叫刻镂，也叫镂金”。第三步是镶嵌。第四步是磨错。“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必须用错（厝）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

2、涂画法：

这是汉代金银错的主要装饰手法，这从汉人对“错”字的解释：“错，金涂也”，就可以看出来。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金涂”法主要工序如下：

（1）制造“金汞剂”：

“金汞齐”的制造是一个化学过程，即是把黄金碎片放在坩锅内，加温至摄氏四百度以上，然后再加入为黄金七倍的汞，使其溶解成液体，制成所谓的“泥金”。

（2）金涂：

用泥金在青铜器上涂饰各种错综复杂的图案纹饰，或者涂在预铸的凹槽之内。

（3）金烤：

用无烟炭火温烤，使汞蒸发，黄金图案纹饰就固定于青铜器表面。

这种方法，今天有人称为“鎏金”，但古代叫“金错”。因为古代图画纹饰也叫“错”。《史记·赵世家》：“翦发纹身，错臂左衽”。原注：“谓以丹青错画其臂也”。古代画彩也叫“错彩”，钟嵘《诗品》卷中：“汤惠休曰：谢（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颜延之）如错彩镂金”。错彩和镂金是两码事：如前面所说第一种镶嵌法，也就是史树青所谓的"镂金"法；而这里所说的第二种方法，即“金涂”法，就是“错彩”。如果把全器都涂上金，而没有“错彩”，没有任何花纹图案，是素面，就不能叫“金错”。

在汉代青铜器工艺的流程中，有一道专门的金银错工序，负责这道工序的工人，叫“金银涂章文工”，“章文”是文章、纹饰的意思，所谓“金银涂章文”，就是在青铜器上，用金银涂饰花纹图案。由于汉代有“物勒工名”的制度，所以，在一些汉代金银错青铜器铭文中，常常见到有“金银涂章文工”，“黄涂工”，或简称“涂工”的工种名字。

在现存的战国秦汉金银错铜器中，多数是用这种“金银涂”方法制成的。我们发现，许多被考古和文物专家称颂的一些精美金银错青铜器，它的金银错纹饰脱落处，没有任何凹痕，一眼就可看出，其金银错纹饰不是嵌上去的，而是涂上去的。如一九八七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错虎吞鹿器座，是举世公认的金银错代表作品，但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这件器物虎尾上的金错纹饰脱落了一小块，但脱落处并没有丝毫凹痕，明知不是嵌的，而是涂的。还有，传为河南省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错金银斗兽纹镜，也是公认的金银错精品，但仔细观察，发现错金脱落处，也无任何凹痕，一看便知是用的“金涂”法。又如现存美国沙可乐美术馆的鸟纹壶，是一件公认的金银错精品，但其金银错脱落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凹痕，一望便知为“金涂法”产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

三、金银错工艺的装饰题材和内容

我国古代金银错的装饰题材和内容，主要有下面几种：

1、铭文：

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在商代出现的，最先是铸造的，战国秦汉多是刻的或錾的，但是，无论是铸的，还是錾刻的，铭文与铜器的本色没有区别，粗心的人，有时会对铭文视而不见。但是，从春秋时期错金银工艺兴起后，人们在铜器上用黄金错成铭文，这样，铭文就熠熠生辉，人们一见到青铜器，金光闪动的铭文，就抢先进入你的眼睛，尤其是，青铜器经过地下千年埋藏，其表面已变成深颜色的“绿漆古”或“黑漆古”，而金错铭文，则数千年光辉丝毫不减，这样，它们就好象夏夜深蓝色天空闪烁的星星，非常美观！

目前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错金银青铜器，就是一件错金铭文的栾书罐，是春秋中期的，器高四八．四公分，素面，颈至肩下，有金错铭文五行共四十字。铭文大意是：在正月季春，栾书作此器，用以祭祀祖先，希望长寿，子孙永宝用。栾书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臣，卒于公元前五七三年。目前，我们尚未见到过比此更早的错金青铜器。

自公元前六世纪金错铭文开了个头，从此之后，竞相仿效，风行了近一千年，其高峰期是春秋后期至汉代。

金银错本身是一种装饰工艺，为了追求装饰美，铭文从此发生了变化，铭文的位置，从器内移于器表，并刻意进行经营。金错铭文一般使用各种美术字，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吴越鸟虫书。

鸟虫书又名虫书、鸟篆、鸟籀，是篆书中的花体，往往用虫鸟组成笔画，似书似画，饶有情趣。金错鸟虫书铭文，在春秋至战国早期，多用于兵器上，秦汉则见于壶等容器上，如上海博物藏金银错鸟篆纹铜壶和河北省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金错鸟篆纹铜壶。

有些青铜器金错铭文，虽然不是鸟虫书，但也有图案化、艺术化的倾向。如一九五七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金错鄂君启节，上有金错铭文三一二字，字体似草叶篆，线条劲细飘逸，横竖笔划交叉处，常常以圆点装饰，好似点点明星，散落于字里行间，非常美观。

2、几何纹图案：

金银错青铜器多用几何纹装饰，其中尤其以几何云纹最多见。

金银错几何云纹，与以往青铜器的几何云纹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它既有几何图案所固有的严谨规则构成的骨法，而又在规则中求变化。如多使用细而匀称的云纹涡线，而旋转的细涡线之间，是用较宽的面来联结，这种纹饰富有节奏感和律动美，显得格外清新和活泼。几何图案的创新，是战国秦汉金银错工艺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

此外，几何图案，还有菱纹、三角纹、雷纹、勾连纹等，但都不是主要纹饰。

3、动物纹、狩猎纹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上的眼、眉、鼻、嘴、爪、毛、羽的描画等。

四、器类及其代表作品

1、兵器：

春秋后期至战国秦汉，青铜兵器上，广泛地使用了金银错工艺。

春秋至战国早期金银错兵器的主要特点，是金错铭文。铭文字体以鸟篆文最多见。

戈上的金错铭文，一般在戈面的胡和援，在胡部的，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宋公戈，传为一九三六年安徽寿县出土，戈长二二．三公分，胡长九．七公分。胡部有金光闪闪的鸟篆铭文：“宋公 之（造）戈”。宋景公名，公元前五一六年即位。该戈的内部，还有金错变形兽纹一组。又如上海博物馆藏春秋后期蔡公子加戈 ，胡部有金错鸟篆文六字，内部还有金错双钩线。还有的戈铭在援至胡部，如山西省博物馆藏的王子戈，戈的援至胡金错鸟篆文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僚。

剑上的金错铭文，一般在剑面上，个别错剑脊上。如安徽省博物馆藏蔡侯产剑，一九五九年安徽淮南出土，剑面金错鸟篆铭文蔡侯产作畏剑。湖北江陵望山麓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在近格处剑面，金错鸟篆quot;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字。

矛上也有金错铭文。如一九八三年湖北马山楚墓出土一件吴王夫差矛，矛的基部有金错铭文二行八字，记器为吴王夫差自作。

战国秦汉流行佩剑和佩刀，如《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官吏的佩刀制度：“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诸侯王黄金错”。这种用黄金错的佩刀，当时叫“金错刀”。如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中，有“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之句。谢承《后汉书》也记载有：“诒赐应奉金错把刀”。但考古发现秦汉的金错刀、剑，多为铁兵器，只是戈、矛等则用金银错铜尊、铜敦。此外，战国、秦、汉的铜弩机、承弓器等，也有金错铭文和几何云纹的。如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和河北满城汉墓均出过此种器物。

2、车马器：

战国秦汉皇室、王室和各高级官吏的车子的铜构件，常常金银错几何纹饰。《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太皇太后、皇太后的车子，“云纹画辀、黄金涂五末” 。五末是指车子辕的头端、衡的两端以及轴两端的辔。《说文解字》：“错，金涂也”，“黄金涂五末”就是五末均金错纹饰。《后汉书》的记载，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战国秦汉墓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金错五末：辔、辕首、衡末端铜冒。

在考古发现数以百计的金银错铜车马器中，我要特别介绍一件车伞铤，该铤是一九六五年河北定县三盘山汉墓出土的，长二六．四公分，直径三．五公分。铤面金银错狩猎纹。纹饰内容极其丰富，场面生动、紧张、激烈，声势浩大，它既描绘了大自然之美，又反映汉代人们的狩猎活动，它是我国青铜金银错工艺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

3、日常生活用器及其它：

春秋时期，金银错的日常生活用器罕见。但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则广泛流行，许多贵族用的高级日用青铜器，都披上了金银错的美丽外衣，目前考古发现的有：鼎、尊、壶、杯、豆、舟、盆、盘、盂、耳杯、匕、罍、勺、灯、熏炉、镜、带钩、骰子、案、符、节、纽钟、虎子、镇、尺、杖首、器座、屏风插座，以及各种陈设艺术品等，总之，战国秦汉时期的金银错青铜器，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目前考古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金银错青铜器，其中有许许多多的精品：战国时期的，有一九六五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错金云纹豆，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有翼神兽、龙凤方案、虎噬鹿器座。一九六六年陕西咸阳出土的云纹鼎，一九七九年河南洛阳小屯村出土的卷云纹四瓣团花纹鼎，一九六五年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的云纹牺尊，陕西汉中出土的云纹羊形盂，一九六六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云纹壶，一九七二年广东肇庆出土的流云纹罍，一九五五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云纹舟，一九七三年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的云纹承弓器，湖南长沙市出土的云纹带钩，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几何勾连纹壶和狩猎纹铜镜，一九五四年四川昭化出土的犀牛带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云纹豆形灯和虎子，一九七七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龙兽杖首，一九五八年安徽寿县出土的卧牛和鄂君启节，一九七三年陕西西安门出土的杜虎符；秦代的有山东临城出土的阳陵虎符，一九七七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出土的乐府钟；汉代的有一九六八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蟠龙纹壶、鸟篆纹壶、乳丁纹壶、朱雀衔环杯、博北炉、梅花纹豹镇、铜骰；上海博物馆藏的鸟篆纹壶，一九六四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勾连纹铜钫，一九六五年河北定县出土的车伞铤，一九八○年江苏邗江出土的牛灯，一九五○年四川出土的四神带钩，一九七○年江苏徐州出土的云龙纹尊，一九六三年陕西兴平出土的云纹犀尊，一九八三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虎节、带托铜镜、伞柄箍等。由于战国秦汉金银错青铜器精品太多

错金银丝现在瓷器上也有，现在玉器上也有，

黄金面具是存在于我国商代时期，是当时高级贵族的陪葬物品。

黄金贴面的历史背景

近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通过发布的四大“考古中国”项目，向我们介绍了国家早期研究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其中就有一处位于郑州的商代贵族墓葬区，该墓葬区所出土的文物是迄今郑州商城发现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随葬品等级最高的贵族墓。

相信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什么是黄金贴面，其实贴面是人在死后遮盖面部的一种面具，这也是古时候人们丧葬的一种习俗，贵族当中会选择一些贵重的黄金打造，这次出土的黄金贴面就是在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出土的。

黄金贴面为考古带来的研究价值

看过相关报道的朋友们应该了解，这次的考古发现重大，青铜墓M2是整座墓葬区的主墓，这座墓的主人是商代时期一位高级贵族，从这一范围的墓葬区出土的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并且随葬品级别最高。

其中最为特别的是六犬殉葬现象，这是在商文化早中期时都非常罕见的殉葬规模，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青铜墓M2中出土的黄金覆盖现象和大量的黄金使用，为我们国家在探索西南地区黄金面具和黄金装饰的相关文化风格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次出土的很多文物，尤其是青铜器和黄金饰品，组合多样，丰富了学术界对华商文化的认识，通过这次对商代墓葬区的考古发现，所出土的文物内容丰富，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这也是近几年来对商朝文化考古的最新发现，它向世人展现了郑州都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人们对我国古代文明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与认识。

楚国还通行爰金，爰金是方形的，每小块一两，十六块为一金（斤）。

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纷纷攘攘，大小诸侯与国家铸就了先秦货币的多姿多彩与美不胜收。现在我们把它分类为刀货、布币、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

在齐、燕，通行的是一种刀币，也称刀货，是从实用的刀子变化来的。

韩、赵、魏通行布币，是由古代锄草的农具演变而来；其状像铲，所以又称铲币。

楚国通行蚁鼻钱，是从贝壳形的铜币演变来的。蚁鼻钱正面突起，铸有文字，笔画像只蚂蚁，两个小口像鼻孔，所以称蚁鼻钱。楚国还通行爰金，爰金是方形的，每小块一两，十六块为一金（斤）。

周、秦用圆形的钱。

秦统一六国后，在统一文字、度量衡的同时，也统一了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二十两）为单位，以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钱文“半两”与实重相符，这种方孔圆钱从此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形式一直沿用二千多年。

叫“秦半两”。

那么为何取这种形制呢，有人认为主要是环形便于携带，而方孔穿了绳索后铜钱不易旋转，可以防止磨损。

也有人认为这种形制表达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秦朝方孔圆钱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法定的货币。

后来我们把钱幽默地称之为“方孔兄”。

鉴别战国和秦朝的“半两钱”可从书法入手。

战国币钱文“半两”为大篆，而秦朝统一币钱文“半两”为小篆。当然断定是宰相李斯所书。

大概受此影响，秦朝之后的钱文因袭仿效，大都出自达官贵人或书法名家之手。

到了宋朝，还出现了皇帝御书钱。

这也是中国古钱币与西方货币的区别，中国古钱版面多以钱文而非图案为主，而西方货币则多以动植物、人像等图案而非文字为主。

至于古钱文的书法艺术欣赏，则是又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了。

所谓货币，说白了，就是钱，是我们无穷欢喜无穷烦恼地想它爱它花它用它的钱，我还是简明地用条目形式排列出它的演变历史或历史演变。

秦汉货币：我们已经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秦创铸了一种外形暗合天地方宇观的方孔圆形，文字粗朴，书用大篆，轻重大小不一的半两计重钱币，现俗称“先秦半两”或“战国半两”。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统一衡制基础并以秦衡为基础，统一为“秦半两”。

汉刘邦起兵之初自行铸钱，钱文袭用“秦半两”旧名，但实际重量仅三铢左右，并允许民间自行铸造，大部分为轻薄小型、文字浅平的小篆体半两，是为汉半两。官民同铸，异时异地，品种繁杂，半两钱一再减重，信用降低。

汉武帝穷兵黩武发行轻钱，下令罢半两钱而铸三铢，同时对内又发行白鹿皮币（时值四十万），对外则发行百金三品，以银锡铸造的龙、马、龟三种货币，分别值三千、五百、三百，利用不足值货币来搜括民财。汉元狩五年（公元18年），汉武帝下令废除汉初郡国制币权，改由中央统一铸币。设“上林三官”即钟官（掌铸钱）、辨铜（掌原料）、均输（掌制范），组成中央铸币机构负责铸造五铢钱，也称上林钱和三官钱。五铢钱质量高，改变了货币混乱现象，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经济发展。因此从汉武帝起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历时七、八百年，五铢一直为历朝法定货币，是我国铸期最长的货币。留世数量巨大，品类繁杂。

五铢钱轻重合宜，中国以“五铢”为主要形制的方孔圆钱还影响到日本、安南、朝鲜等国。泰国现在的货币单位仍称“铢”，与此不无关系。

货币，既是商品交换的媒介物，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衡量价值的总的尺度。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大致分为物物交换时期、实物货币时期、金属称量货币时期和金属铸币时期。

这一划分，与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情形基本是相符的。

物物交换时期，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交换带有偶然性、随意性、原始性、等价或不等价性，交换结束，作用随之消失。所以，此时用以交换的“物”还不能称为“货币”。

实物货币时期，亦即原始货币或自然物货币时期。此时期的交换，是以牲畜、食品、布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某些装饰品如玉、贝等充当等价物而开始具有货币的职能。此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金属称量货币时期，目前的史料只能推到商周，但有关专家断定其开始产生很可能在夏代，当然那时也“只是简单的按重量交换罢了”。这是因为夏代的铜器制作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铜石并用”时代已出现红铜和青铜，铜在当时应是非常珍贵而价值相当高的物品。金属称量货币的铜一直延续到春秋，金银则到战国，早期与贝币并行，晚期与铸币并行。

金属铸币时期，大致在奴隶制完全确立时期，专家分析估计夏代就应该有铸币，目前能够见到实物的则为商代后期。山西保德林遮峪殷代墓葬出土的一百零九枚铜铸贝，以及安阳殷墟出土的铜铸贝，是其物证。

铜布币来源于农具铲，大约萌芽于商周时期，广泛使用于东周时期。

金、银属于称量货币，大约始于春秋中期。黄金称量货币有冶炼浇铸的金版、金饼、金贝等；白银称量货币也有冶炼浇铸的银铲、银版、银饼，及银布币、银贝等，主要流通于南方浪漫富庶的楚国，少量见于三晋及中山国。

没有。延平一年马蹄金的重量为72克，没有听说过370克的延平一年马蹄金。延平一年马蹄金是指中国清朝时期（公元1746年-1820年）流通的一种金币，它的正面图案是一匹奔驰的马，背面刻有延平一年、宝泉等字样，该金币重量为72克，直径为24厘米。

错金鄂君启节为青铜铸造，形似剖开的竹节，是楚王发给受封于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正面阴刻细线八条，将节面分隔为九行，象征编缀的简册。同时出土的铜节共五枚，可分为两组：甲组现存两枚，是舟节，长31厘米，有铭文165字，为水路通行证；乙组现存三枚，是车节，长29．6厘米，有铭文150字，为陆路通行证。其铭文均错金篆书，记载了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舟节和车节的过程，并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

器物背景：由铭文可知，此节铸于“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邵阳即昭阳，《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六年，楚国上柱国昭阳破魏于襄陵。因此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是此节铸造的准确时间。“鄂君启节”是以君王名义铸造的免税符节，而能够得到君王免税符节的只能是极少数贵族官商。其中“得其金节则勿征”，“不得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头号出内关，则征于大府，勿征于关”。便是说明，有金节就不征关税，没有金节就要征关税；牲畜出入关卡，只须向中央政府纳税，而不须向关卡交税。楚国的封君一方面享有种种特权；另一方面楚王又对封君从事商业的规模、时间、范围、货物种类(不得贩运军用物资)等进行严格的限制，反映出战国时期王权的加强。“鄂君启节”因由楚王所颁，楚工官司督造，器物金碧辉映。又因其特殊用途，制作极工细，这足可说明当时楚国的手工业在冶铸方面已有很高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