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玛瑙会不会比黄金值钱

阿拉善奇石有上百种，其中最出名最重要的是以下的一些石种。

世界上最贵、最完美奇石就是“血胆金莲”了，自然界与人类无法突破的“鱼中有鱼”、“石中有胆”、“胆中有血”传奇。

中国四大顶级奇石价值排行            （其产地均为内蒙阿拉善大沙漠）

1，血胆金莲（165亿元）；

2，东坡肉石  (130亿元）；

3，小鸡出壳（130亿元）；

4，岁月老人（096亿元）。

在小说水浒传中，潘金莲是一个著名的娼妓。其实历史上的潘金莲出身于大家族，根本不认识西门庆。婚后，她贤惠善良，却被诬告为“荡妇”，背着丈夫，谋杀了丈夫。

她的丈夫武大郎也很委屈：虽然靠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县令，却被迫被说成是“沿街叫卖烧饼”的“丁谷三寸树皮”，甚至还被戴上了“绿帽”。

小说中永远的荡妇形象水浒传

北宋惠宗年间，河北清河县的一户大户人家，有一个名叫潘金莲的侍女，长得像一朵花一样美丽。主人喜欢她的美丽，她告诉了女主人。于是主人怀恨在心，把她嫁给了卖烧饼的武大郎。

武大郎身高不足五尺，其貌不扬，绰号“三寸定骨树皮”。他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物质上都满足不了潘金莲。后来，潘金莲偶然遇到了西门庆。西门庆好色，但潘金莲看到他高富帅就心动了。王婆匹配后，两人如干柴烈火般燃烧在一起。

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到半个月，他们的暧昧关系就传遍了全镇。武大郎上门来抓他，被西门庆踢到中央。他卧病在床。武大郎警告潘金莲：“小弟宋武回来，一定饶不了你。”

这句话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西门庆与潘金莲合谋，用砒霜毒死了他。宋武出差回来后，很快就发现了他哥哥的死因。他当着哥哥的灵杀了潘金莲，然后杀了西门庆。

几百年来，这个水浒传年的经典情节，让潘金莲成了“*妇”的代名词。

历史上的潘金莲是历史上著名的学者袁殊。

历史上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确实存在，但都生活在明朝。武大郎，本名武直，清河县武家那村人。他出身贫寒，但却才华横溢。他考上了中年秀才，当上了山东阳谷县令。

潘金莲，周知家的乖乖女，住在离吴家那村不远的黄金村。她喜欢武陟，经常帮助他，和他私订终身。他们结婚后，和睦恩爱，养育了四个孩子。

1946年，武陟之墓被发掘，墓碑上的碑文写着：“武公讳植，字，小时候叫大郎，小时候尊岳，尊夫人潘氏，尊名门。男祖住在金阳县，是殷武丁的后代，后来迁到清河县孔宋庄定居。父亲童年时去世，依赖母亲，衣食难助。邵聪敏，吴尚崇文人，特别喜欢诗歌和书籍；中年士子，官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正廉明，村民聚众民以伞敬。但在漫长的岁月里，沧桑历历在目，名节被无端丑化，古墓被毁被盗，令贤妇恨酒泉，痛惜武功显子孙，以此缅怀。”

武陟二十四孙武叔常说，从碑文中不难看出，武大郎虽然出身贫寒，但从未“以卖烧饼为生”。反而是造福一方百姓的七品官。然而这个92144财讯。com是潘金莲，书苑县令的夫人，名门。然而，它却被描述为“通奸的荡妇”并遭到唾骂，这比窦娥更不公正。根据1996年发现的武陟小腿骨，武陟的身高应该超过18米，绝不是“丁骨三寸不烂之皮”，更不是“身材矮小”。

吴攀之所以被丑化，是因为这是损友，是出轨。

吴树昌介绍，吴攀夫妇被“毁容”还有一个原因。

原来，武陟早年贫穷，曾得到好友黄堂的资助。武陟做官后，黄堂家失火，他去找武陟，希望得到一份工作。没想到，他在吴家住了3个月，喝咕

很快，吴攀的“丑闻”就传遍了邻县的大街小巷。黄堂回到家，发现自己的房子已经重建。妻子说，吴志重建了房子，买了新家具。

黄堂懊悔不已，但他编造的吴磐夫妇的丑恶形象早已引起轰动，被施耐庵写进小说水浒传，从此传遍了全世界。

施耐庵万万没想到，他写的水浒传，不仅毁了武大郎和潘金莲的名声，也给武潘氏子孙带来了灾难：清河县的吴家和潘氏几百年来从未结婚。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施耐庵。后人为祖先赎罪。

“作为潘的后人，我们也为潘金莲感到委屈。但是误会已经造成了，一两句话改不了。希望后人理解。”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潘姓委员会常务副会长潘建民说，2010年清明节后，他们去了清河县的五指寺，仔细阅读了五指墓碑上的铭文。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看到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后代吴磐的雕像和道歉诗。”潘建民说，凡是去过五指寺的潘姓人士，都会拍下这组照片。首先，他们钦佩施耐庵后代的勇气。第二，他们也告诉世人，潘金莲并没有让潘家难堪。

2009年12月18日，河北省著名画家的直系传人石专程来到清河县五指寺。他代祖师爷向吴的后人道了歉，立了武陟、潘金莲像，并写了道歉诗，至今还贴在武陟寺的墙上：

编梁山泊施耐庵，

吴攀是被冤枉的。

时嘉石闻嘉华，

赞美了几百年。

这是世界末日，

正在重塑展览世界。

吴慈堂破了案，

史姓债，史姓还。

三寸金莲，又称裹脚、缠小脚、裹小脚、扎脚广东，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风俗，尽管有不少批评声音，但直至20世纪初才逐渐地被废除。唐代已有缠足，始于何时何处不可考。那么呢

一种说法认为，金莲得名于南朝齐东昏侯的潘妃步步生莲花的故事。东昏侯用金箔剪成莲花的形状，铺在地上，让潘妃赤脚在上面走过，从而形成步步生莲花美妙景象。但这里的金莲并不是指潘妃的脚。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金莲得名于前述五代窅娘在莲花台上跳舞的故事。但这里的金莲指的是舞台的形状，也不是窅娘的脚。

对此，有学者认为，小脚之所以称之为金莲，应该从佛教文化中的莲花方面加以考察。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在佛门中被视为清净高洁的象征。佛教传入中国后，莲花作为一种美好、高洁、珍贵、吉祥的象征也随之传入中国，并为中国百姓所接受。在中国人的吉祥话语和吉祥图案中，莲花占有相当的地位也说明了这一点。

故而以莲花来称妇女小脚当属一种美称是无疑的。另外，在佛教艺术中，菩萨多是赤着脚站在莲花上的，这可能也是把莲花与女子小脚联络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要在莲前加一个金字呢，这又是出于中国人传统的语言习惯。中国人喜欢以金修饰贵重或美好事物，如金口、金睛、金銮殿等。在以小脚为贵的缠足时代，在莲字旁加金字而成为金莲，当也属一种表示珍贵的美称。因此，后来的小脚迷们往往又根据大小再来细分贵贱美丑，以三寸之内者为金莲，以四寸之内者为银莲，以大于四寸者为铁莲。于是言及金莲势必三寸，即所谓三寸金莲。后来金莲也被用来泛指缠足鞋，金莲成了小脚的代名词。

缠足原因

为什么中国会流行裹脚呢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统治者的意志对天下百姓的影响，另外就是文化人欣赏和赞美。[3]裹脚就起源，就与统治者相关。据说裹脚是起源于那位吟唱“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南唐后主李煜，他的嫔妃们用布把脚缠成新月形，在用黄金做成的莲花上跳舞，李后主认为这是至美，于是后宫中就开始缠足，后来又流传到民间。只要皇帝喜欢什么，民间一定会流行什么，唐代的皇帝喜好道教文化，唐玄宗甚至号称自己是道教皇帝，所以，道教在唐朝达到了发展的颠峰，乾隆皇帝酷爱书法，所有推动了书法的发展，李后主喜欢小足女人，所有就流行了裹脚。关于裹脚的起源，还有几个说法，有说是起于南朝齐废帝妃潘玉奴，有说是起于唐末，有说是起与隋炀帝等等，但是无一例外地都与统治者们发生了关系，这也说明了这个原因。

除了统治者的意志之外，那就是文人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古代妇女很注重头饰，然后就脚了，成语“品头论足”、“品头题足”都有议论妇女的容貌体态的含义，头和足，成为文化人眼里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准。文化人有很多对小脚的赞美之词，什么“金莲”、“三寸金莲”、“香钩”等等，都是文化人赋予小脚的赞美之词，苏东坡《菩萨蛮》咏足词云“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甚至还制定出了小脚美的七个标准：瘦、小、 尖、 弯、 香、 软、 正，又总结出了小脚的“七美”：形、质、资、神、肥、软、秀，真是博大精深。

　样式

三寸金莲按式样有：高筒金莲、低帮金莲、翘头金莲、平头金莲。按种类分有：皮金莲，下雨天穿雨鞋，室内外穿套鞋，生日做寿穿寿鞋、祭鞋、吉祥鞋，戴孝穿孝鞋，拖鞋等。按季节分有：棉金莲、夹金莲、凉鞋。按鞋饰分有：绣花金莲及素色金莲两种。按鞋底分有：平底金莲、弓形底金莲、高跟金莲。按款式及走路姿势分有：并蒂金莲、并头金莲，钗头金莲、单叶金莲、红菱金莲、碧台金莲，鹅头金莲、棉边金莲等。

三寸金莲上的图案是中国民族传统图案，有牡丹等花草，有鱼、虫、鸟、人物、福禄寿、铜钱、龙、凤、暗八仙、石榴、寿桃、荷花、藕，莲藕等等。一双金莲上的五彩图案本身是对鞋主人的祝愿和鞋主人的梦想，一双金莲同时亦代表着其主人的身份等级。一般年轻女子著红色等鲜艳多彩的金莲，老年妇女著黑色及深色金莲。

　学术及文学研究

《三寸金莲》在现代是由冯骥才开始关注，并引起社会关注的。但在此后，没有一本准确翔实记载《三寸金莲

》的文章。2002年以后，《大众摄影》记者李楠以图文形式出版《绝世金莲》，云南作家杨扬出版《摇晃的灵魂》。但根据相关资料分析判断，这两者的作品均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而且对“三寸金莲”的发展形式并未做出记载。但据兰州晚报、文化艺术报、读者等刊物释出的相关文学作品来看，甘肃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孙杰曾历时8年，寻访了全国在世的所有小脚老人，将于2012年出版《最后的金莲》。兰州晚报、读者杂志关于孙杰先生的三寸金莲的文章、目前反响较大。

女子裹小脚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南唐李后主（公元937——978）因为喜欢宫嫔睿娘的小脚状态，就让她缠足做新月状，并因此成为皇宫里最受宠的一个女人。于是皇宫里开始流行缠足。由于皇帝的表率作用，小脚成为时尚，继而官场与民间也相继流行。

民间谚语说得十分形象：“裹小脚一双，流眼泪一缸”。缠足开始的年龄，一般从4、5岁开始，耗时3、4年，到7、8岁初具模样。缠足前以热水烫脚，趁着脚还温热，将脚拇趾外的四个脚趾向脚底弯曲，紧贴脚底，并在脚下趾间涂上明矾，时间一长，脚缠得弓弯短小，使脚底凹陷，脚背隆起，脚的长度会被缩短。

云南六一村的吴杨氏老太太这样回忆她的缠脚的经历：她母亲用织布机上的“射通”，横垫在她的脚腰下，让脚腰凸起。然后，裹扎起来，逼她走路。慢慢的，脚腰被“射通”凸断了。她因此一个多月不能下床走路。虽然脚腰折断了，但她的脚仍然臃肿难看。她母亲又念叨：你这双男人脚，怎么还不烂？她奶奶也说：难烂了，该使用法子了。于是，她母亲在她奶奶的指导下，找来半个瓷碗，砸成碎片，放在她的脚底、脚腰、脚面上，再用缠足布包裹起来，套上小鞋，让她下地行动。她的脚被划破了，血迹从缠足布中渗透出来，变黑，发腥，发臭。她经常疼得脸色苍白，精神恍惚，体重大减。

缠足通过外力改变脚的形状，严重影响了脚的正常发育，引起软组织挛缩，这个痛苦的过程是用言语不足以描述的。而一千多年以来中国的千千万万的女性从小就要经受这样的痛楚，不情愿的忍受这种从心理和身体上的摧残。

通过缠脚而来的小脚真的那么美吗？以至于男人在娶妻时将它作为一条最重要的标准，而女性将它作为人生中对自己身体必须实现的重大改造。事实则不然，下面有一段关于小脚的真实的描述，让人非常的感慨，从我们现在的审美角度出发，我们甚至会觉得我们的祖先是那么的不可理喻。

一般来说，小脚从正面看，像火伤之后，脱去陈皮烂肉，露出变形、变颜的一个肉疙瘩。只有一个翘起的趾头，依稀可辨上面的指甲，其它，一概呈现出可憎的模糊轮廓。 从侧面看，脚趾和脚跟已从中折断，两部分紧挨在一起，在软肉的附和下，形成一条由两端站立的曲线，脚跟臃肿，脚掌消失，脚背凸起。脚的全长不及自然长度的一半，整只脚像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恐怖的是从正面看脚底。那是一幅完全消解了人足的原始形象的荒诞图案。除了变形的足跟之外，已没有一丁点平滑的脚板。四个脚趾长短不一地向外转折，围绕在以大脚趾为轴心的脚心下面，脚趾的正面因此变成了脚板心，完全扭曲地压在了脚板底下。

我们都很清楚，在审美不超出常态的情况下，这样的小脚是很丑的。事实上，这样的小脚也不健康，不实用，缠足对人身的伤害是终身的。缠了小脚的女人其支撑的重心移到脚外部，行动极为不便。而且它们成年后多患早发退行性关节炎。

无论是从赏心悦目还是从健康实用的角度，女人缠小脚都是不应该被接受的，而这样的残忍的行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却曾经盛行一千余年，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古人的这种不健康的视觉审美取向就象一个复杂的谜（当然，这肯定不仅仅是个审美的问题），而这个谜的背后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很多人都认为女子缠小脚的习俗是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的产物。显然，它们之间是有很多的内在的联系的，但如果要说，小脚文化与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有着必然的等同性，却是值得怀疑的。在西方也同样经历了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一度非常低下，他们的女性通过束腰和穿高跟鞋的方式来获得男性的认可，没有听说过有逼迫女性缠小脚的历史传闻，这无论如何比缠小脚来的文明。

女子裹小脚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南唐李后主（公元937——978）因为喜欢宫嫔睿娘的小脚状态，就让她缠足做新月状，并因此成为皇宫里最受宠的一个女人。于是皇宫里开始流行缠足。由于皇帝的表率作用，小脚成为时尚，继而官场与民间也相继流行。

这并没有得到确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唐朝的女子不用缠脚，而恰恰是从宋朝（公元960——1234）开始，儒家文人乃至于农家男人开始痴迷的追捧女子的“三寸金莲”。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之前就已经形成。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缠小脚的习俗并不是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的伴生物。

现在就有一个最大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偏偏就是在宋朝，这样一个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已经比较开化的年代，女子裹小脚这样的反人道的残忍的习俗却盛行开来。其实“三寸金莲”的说法源于北齐少帝萧宝卷赞其宠妾潘玉儿一双柔弱无骨的纤小美足“步步生莲花！”，但当时及其后的隋唐在对脚的审美上并未出现这样的倾向，所以女子裹小脚在宋朝泛滥开来绝不可能是偶然的，一定是有其社会与思想根源的。因为时代久远又难以找到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史料作一些合理的推理，下面我想尽我所能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找根源，而且其根源一般都可以追踪到文化，小脚的陋俗也不例外。小脚习俗所存在于的文化环境必定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所产生的。而一般来说，文化内涵中核心思想的单一性或者说叫做单调性是非常容易导致文化的非理性，因为缺乏不同思想的争鸣，就难以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同时文化中核心思想的一元化因为缺少其他思想的制衡，容易走向极端。当这种非常态的文化主导了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的民众作为个体就被单一的思想简单化，无论是从个体自身还是与其他个体相比较都找不到思考的内驱力，作为整体因为内部没有差异性，缺乏内部矛盾的整体失去前进的原动力。当整个国家都基本静止了他的思维，民众反过来就完全固守于已有的非常态文化，并逐渐惰性的走向极至，国家与民众不可避免的进入非理性状态。尤其不幸的是，文化中核心思想的一元化与由它所主导的非理性国家互相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形下，任何荒谬的事情的发生以及可能长久的持续都是不足为奇的。而在宋朝，程朱理学就是上面推理的现实演绎。朱的理学与程的心学都是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将中庸提到天理的高度，并根据他们所认为的道与器相分离的原则，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对作为人这样的有尊严的个体的极端的不尊重，当这种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一旦脚是否小成为评判女子是否美的标准（事实上已经上升为贤良与道德的标准），全社会对于女子因此所遭受的痛楚的漠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王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政权。一方面，其领土局限于中原及长江以南地区，该地区内又基本为汉族人，所以无论是地域文化和种族文化都是比较单一的，这种情形有利于某一种思想在全国形成权威地位。而在汉唐时期，因为领有西域大漠，肢体完整，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更是胡汉文化的交汇地带，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从西汉时汉武帝就已开始认识到儒家学说是统治者愚民的一剂良药，并让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却没有导致汉唐期间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极权地位。另一方面，纵观整个宋朝政权历史，在与少数民族政权如金、辽、西夏交战的战场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朝廷内也有主战和主和两种声音，但主张称臣和进贡的投降派一直都占了上风，而且皇室也倾向于苟和求安，但这就增加了百姓的赋税负担，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因为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加之政权本身体弱，所以几乎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的当权者那样对安定与秩序充满了渴望。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至上，而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可见，儒家思想是强调秩序和塑造权威的思想,是维护皇权与男权的思想，这正切合了当时政权的需要，所以统治者极端的推崇儒家学说，并在统治中深刻地贯彻、严格地执行、极力地发展儒家思想。男权与皇权都属于极权和威权的范畴，都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它们一脉相承。随着皇权的权威被进一步神化，男子相对于女子强势地位就被进一步增强，而男子的强与女子的弱是相对的，即这种更加强势的地位必定是建立在进一步降低和弱化女子的地位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有一点应该被提到，宋朝的男性是比较压抑的，他们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基本都是失败的，这里面除了国力军事等宏观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古代战场当战法水平接近时，士兵的力量与野性至关重要，宋朝军队在用兵方面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比水平相近，但由于士兵基本上是汉人，而且多来自江南，在力量与野性方面相对明显欠缺，在战场上的失败就不奇怪了，但由此而来的巨大的挫败感对宋朝的男性是沉重的心理上的折磨。在宋朝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男子对自己的强大有着与生俱来的自负，但当他们的这种自负被自己的保家卫国的无能所重创时，必然从本能上必然去寻找出路以承载破碎的尊严。很显然，女性是最合适的对象。汉代才女班昭在她的著名的《女诫》中曾提到：“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男性的刚强在本质上就是以女性的柔弱为衬托的，所以，必然的，当时的男性潜意识的迫使女性走向更弱势的地位，从而为自己在战场上丢失的自尊寻找平衡。女性在缠了小脚之后，因行走不便只得轻抬步微扭腰（所谓的莲步姗姗）而尽显柔弱，因不能轻松随便走动只得好好呆在家里相夫教子，做一个娴静的贤妻良母，这与宋王朝政权渴望的秩序是相符的，更是当时逐渐走向极端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境界，而且还暗暗迎合了当时男性当中普遍的一种心理需求。因此，女子缠小脚的行为在宋朝走向泛滥是由当时社会极其不正常的宏观的社会形势和文化氛围所决定的。

缠小脚的陋俗竟然能从宋朝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宋朝以降，极端的儒家思想，也就是将禁锢人性的礼发挥到极至的程朱理学一直在社会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社会这种宏观的思想的代代传承具体到微观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所实现的，程朱理学的延续不衰说到底是一代代的一个个有灵性的人所作出的选择的综合的结果，这是一个多么大人为的悲剧。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外交流的频繁，西方的文明之风在国内逐渐刮大，知识分子率先觉醒，并开始积极宣传西方的各种流派的思想，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病，这种思考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熏陶之下，当时的社会思想非常活跃，人们开始真正的理性的去审视自己的那些为礼教所束缚的非理性的风俗习惯，所以，水到渠成的，男人的长辫子给剪了，女人放足了。但是，中国女人的千年裹足的疼痛与屈辱实在是不能这样轻轻的一笔就从我们的历史中勾去，只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才能让我们克服蒙昧，踏者历史的足迹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