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包括哪些朝代

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包括：史前时代、先秦时代、西汉时期以及北宋时期。

1、史前时代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我国若干新石器文化圈内，都或多或少地出土有玉器。而在国外，早期玉器的出土地点却屈指可数，只有亚洲的贝加尔湖、大洋洲的新西兰及南北美洲等几处，而且出现的时何较晚，延续时间也不长。

新石器时期玉器的演变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各地区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传承的关系。代表性的有兴隆洼文化、松泽文化、含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

2、先秦时期

商周时代，玉器的数量、品种及制作工艺有明显的提高。礼器类的玉器，已出现了“琮、璧、圭、璋、璜、琥”六种“瑞玉”，此外还有生产工具和戈、矛、斧等武器类玉器，出土时，均无使用痕迹，并不是实用之物。实用器皿有臼、杯、梳、耳勺、带钩等。

有的青铜器配件上还装有玉质部件，成为珍贵的复合器。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了 700 多件玉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圆雕或浮雕的人像和各种动物，在造型上既有写实性，又有丰富的想象力，是这一时期玉器中的珍品。

3、西汉时期

从发掘出土的汉代玉器看，西汉前期，由于经过秦末的战乱，玉器手工业没有什么发展和创新，当时的玉器造型和纹饰，主要是承袭了战国以来的传统；汉代中期以后，新的品种和器形陆续出现，玉器制作工艺上逐渐形成新的艺术风格。

在雕琢工艺方面，西汉时期透雕、圆雕、高浮雕的玉器增多；在造型、纹饰的风格上，西汉时期也有较大的变化，一些富有现实感和生命力的像生类玉器，把形与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艺术水平大大超过了先秦的玉器。这一时期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4、北宋时期

北宋的统一带来了文化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更加促进金石学的兴起，城市经济的繁荣，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徽宗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却是个出色的艺术家，爱好金石艺术，这对工艺美术的发展给予巨大的影响。

扩展资料

玉器往往表现出“天公之美”(质地)加“人工之美”(工艺)的社会美，它是天地造化和精美工艺的融合。玉质感温润细腻,佩之则倍感体贴；它色感纯洁无暇，赏之则净化心灵；它音感清脆悦耳，听之则涤荡胸怀。

而这些美学要素结合起来，不禁会使人感叹玉石乃天地之精华，进而在崇敬、景仰之余产生神秘的美感，这种神秘的美感与宗教等相互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对玉的既爱又敬、不平凡中又蕴涵神秘的独特审美趋向。

“玉器时代”的玉器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是由远古先民心目中完美品格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其文化品位最高，反映历史、社会风貌最为全面和深刻，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世界文化艺术的奇葩。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玉文化传统。玉器的研究、鉴赏、辨伪和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种高雅的、学术气氛浓厚的文化活动，正是这种活动的经久不衰，将我国的玉器、玉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开发玉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国玉文化。玉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玉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经过理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代表，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能比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地方风貌、生活习俗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弘扬玉文化是传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玉器

——中国玉器文化

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包括：史前时代、先秦时代、西汉时期以及北宋时期。

中国古玉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影响深远，玉和中,国,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它影响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人们的观念和习俗，影响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影响着一大批文学、历史著作。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

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

定陵出土的明代玉玺、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扩展资料：

玉器往往表现出“天公之美”(质地)加“人工之美”(工艺)的社会美，它是天地造化和精美工艺的融合。玉质感温润细腻,佩之则倍感体贴；它色感纯洁无暇，赏之则净化心灵；它音感清脆悦耳，听之则涤荡胸怀。

而这些美学要素结合起来，不禁会使人感叹玉石乃天地之精华，进而在崇敬、景仰之余产生神秘的美感，这种神秘的美感与宗教等相互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对玉的既爱又敬、不平凡中又蕴涵神秘的独特审美趋向。

“玉器时代”的玉器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是由远古先民心目中完美品格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其文化品位最高，反映历史、社会风貌最为全面和深刻，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世界文化艺术的奇葩。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玉文化传统。玉器的研究、鉴赏、辨伪和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种高雅的、学术气氛浓厚的文化活动，正是这种活动的经久不衰，将我国的玉器、玉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开发玉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国玉文化。玉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玉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经过理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代表，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能比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地方风貌、生活习俗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弘扬玉文化是传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玉器

淮南市博物馆的藏玉主要以战国、汉代的玉器为主要特色。这些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其中，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玉器制作的重要时期之一，玉器制作技术和艺术风格较为多样化和独特。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有铜雁鱼灯、玉剑璏、马蹄金、五铢钱、玉具剑等。

1、铜雁鱼灯

铜雁鱼灯，古代灯具名，在陕西省神木县店塔村和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有出土。也有人定名为鹅鱼灯，其造型与雁鱼灯 基本相同，作雁回首衔鱼的伫立姿态，均由雁首与颈、雁体、灯、灯罩四部分套合而成。

2、玉剑璏

玉剑璏是镶嵌于剑鞘上，供穿带佩系之用。璏嵌于剑鞘中央，正视为长方形，其上雕琢云纹、兽面纹、螭虎纹等纹饰。底下有一方框，便于革带穿过，可固定剑于腰带上。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剑璏是战国时期的，汉代剑璏体积较战国加大，下面的孔高于前代，孔的上壁厚于下壁。

3、马蹄金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25枚马蹄金，其中罕见的麟趾金10枚，大马蹄金5枚，小马蹄金10枚。马蹄金，西汉时期称量货币，正面为椭圆形，底面呈圆形，内凹，中空，状如马蹄。由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协祥瑞而制。马蹄金一般重250克左右，相当于汉代的一斤。

4、五铢钱

从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铜钱，经过统计，这批五铢钱大约有10吨，近200万枚五铢钱，相当于今天100多万元人民币。五铢钱初铸于汉武帝时期，是用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五铢钱出土首次以考古方式证明唐宋以来以1000文铜钱为一贯的校量方式最迟起源于西汉。

5、玉具剑

在海昏侯墓主椁室清理出的一把约80厘米长的玉具剑。在剑柄与剑鞘上镶嵌的玉饰，称之为玉剑饰；饰玉的剑称作玉具剑。一柄完整的玉具剑由4个玉饰物组成，它们分别是剑首、剑格、剑璏、剑珌。

牛梁河遗址群发掘之处，工作重点一直在第二地点的积石冢群，玉器大多出在该冢群一号冢的中小型墓。

红山文化至今仍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探索的课题，在牛梁河遗址第五地点有一座全部以玉器随葬的中心大墓，墓主是何身份？随葬的七件玉器又有何涵义？

1987年曾一度将发掘重点转向附近的架子山，编为第五地点的积石冢墓地。经过多方勘探，果然在最高顶巅发掘出一座保存相当完整，全部以玉器随葬的中心大墓。

架子山积石冢墓地有东西排列的两个大冢，一方一圆。所掘中心大墓属东部的一号圆冢。

该冢上部积石虽遭较大扰动，仍可看出为三层圆形阶石结构，总范围直径逾20公尺，最内一层积石且有层层迭起的迹象可寻。墓的下部有土坑竖穴，墓圹口长、宽各在4公尺左右，圹穴作台阶式，深约3公尺。穴底砌大型石棺，东西向，内葬一男性，五十余岁，骨骼甚为粗壮，仰面伸展，头向东。

玉器随葬情况

头两侧各置玉璧1件

胸部置勾云形玉佩和鼓形玉箍各1件

右腕戴玉镯1件

双手各握一玉龟

随葬共7件玉器，皆一色淡青色软玉制成，相当精致。

这座大墓的玉器之葬，至少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 凡葬入大型墓者，特别是冢的中心大墓并随葬众多玉器的，皆为男性墓主，其身份相当高，应是当时权势显赫的首领和显贵人物，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正在形成。

2 墓内只葬玉器，不葬陶器及其他器物，是典型的玉殓葬，说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象征的玉，在当时红山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超乎寻常。

3 这座墓的规模在同时期诸考古文化中，应归于最大之列，且有更大范围的积石建筑。相比较之下，随葬玉器数量不多，但件件形体硕大，部分选料特精，如鼓形玉箍和玉镯，造型规范，尤其是有组合规律，壁、龟都是成双配对。说明这些玉的随葬，不仅是财富、地位、身份的标志，更有“礼”的涵义，即最初的礼制。

4 随葬的一对手握玉龟在这组玉器中尤为突出，在此处不是作为饰品，而是以双手握之，明显具有史书所谓“龟策”的性质，实在是一种礼仪的体现。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四灵之一，“灵龟者……上隆法天，下平法地”，凡有祭祀即奉龟前往，以示隆重。如今从考古发现看，早在红山文化时期，龟已是富有尊贵、长寿的神灵象征了。

礼制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标志，在商周时代已经相当成熟。《周礼》、《仪礼》、《礼记》便是其集大成者，然沿流上溯，则其起源应更早。红山文化时期以玉为佩、以玉为祭和以玉为葬的发现，表明最早的礼制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且以玉制礼器为先。可见“重德轻符”，是中华民族一贯的传统。

高古玉收藏：千万不要怕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高古玉中的大型器十分恐惧，一见个头大的古玉，便断定是假的、后仿的、臆造的。更有一些愚民砖家，说什么红山无大器，红山玉器只有不到三百件，纯粹的忽悠人。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伪砖家、伪理论。需知，高古玉中一些大型的玉器，往往是规格很高的礼器，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

▲良渚文化玉琮，高492厘米，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在新石器的中、晚期，体量较大的玉器开始出现，直径在20厘米左右的玉璧、玉璜、玉环，高度在30～40多厘米的玉琮、玉斧、玉戈等大型玉器在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石峡文化等遗址都有发现。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多孔玉刀和玉璋令人印象深刻，其长度一般都在40厘米左右，50～60厘米以上的已不罕见。这些大型的玉器都不是实用器，而是用于祭祀、庆典、原始宗教活动中的礼仪器。

▲龙山文化玉璋，长49厘米、宽78厘米、厚1厘米，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新石器晚期玉铲，长75厘米、宽25厘米、厚4厘米，广西大新现揽圩乡康合村出土，现藏于广西大新县博物馆藏

        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出土玉器几乎全是大型的玉璋、玉戈、玉刀等玉兵礼器，小型的佩饰玉则极少见到。玉兵礼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持有玉兵礼器的人，才是掌握政权的人。在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前，大型的玉制兵礼器是“国之大事”必不可少的礼仪大器。

▲齐家文化玉刀，长54厘米、宽85～103厘米、厚08厘米，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

        “殷以夏礼”，商代的用玉制度主要承袭夏代。这一时期是青铜器大发展的繁荣期。随着体量巨大、质地厚重的青铜器不断涌现，几乎所有的器物，包括青铜器、陶器和玉器都呈大型化发展趋势。商代至西周中期礼仪玉器的大型化不仅在尺寸上有增加，在数量上也有成倍地增长。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李家嘴出土的玉戈、玉璋，长度大于30厘米的就有7件之多。这些大型玉礼器与青铜器一样，成为礼器中不可或缺的重器。

▲二里头文化玉璋，长485厘米、宽8厘米，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出土，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三星堆文化玉璋，长463厘米、宽47厘米，四川厂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商早期玉戈，长94厘米、援宽135厘米、厚05厘米，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李家嘴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玉璋、玉钺、玉戈等大型玉兵礼器逐渐减少，到了春秋早期，就只剩下玉戈一种，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晚期，像玉戈、玉璋、玉钺、玉琮等已基本不见。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玉璋，残长678厘米、残宽65-104厘米、厚05-07厘米，四川成都市金沙江遗址出土，现藏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周中晚期之后大型的玉制“兵礼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大的玉料越来越匮乏，从新石器时期中、晚期至商代晚期，其间历经了数千年，为制作大量的30厘米以上，乃至70—80厘米以上的大型礼仪玉器大量消耗体量硕大的玉料，而这些大型的礼仪玉器又多为薄型片状的“兵礼器”，不仅切割玉料的难度极大，并且玉料的的损耗也很大;二是新型的大型礼仪玉器的出现，逐步淡化了以玉兵礼器为主的仪礼器。西周的统治阶级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礼制与用玉制度，在玉器大型化时尚之风影响下，出现了组合玉器。

▲西周中期组合玉佩，山西运城绛县诩伯夫人毕姬墓出土，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周中期七璜连珠组合玉佩，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君主虢季墓出土，现藏于虢国墓博物馆

        组合玉佩是西周贵族间盛行的一种由许多玉件串联组成，挂在颈上、悬于胸前或佩戴在手腕上的佩饰。通常由玉璜或玉片串连玛瑙、绿松石及彩珠、贝壳而成，也有用数个玉璧、玉璜、玉管、玉勒及龙凤玉佩穿联而成的。大型的结构繁复的组合玉佩是贵族们表示身份地位及权势的服饰，是按一定的礼制规定所设计的。这组以青白色玉璜为主体，以红、蓝两色管珠点缀其间的玉佩缤纷绚丽，夺人眼目，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周代玉佩中形制与连缀方式最为精巧的七璜连珠组合玉佩。

▲西周中期六璜连珠组合玉佩，山西曲沃晋献侯稣夫人墓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院

这类多璜组合玉佩，在西周王室、诸侯王等高级贵族之墓葬中都有大量的发现。譬如山西省天马-北赵晋侯墓地、宝鸡弓鱼国墓地、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村58号墓地、陕西省扶风县黄堆乡强家村、河南西周洛邑和浚县辛村卫国墓地、河南省平顶山应国墓地等。从发掘情况看，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其所佩组佩的结构越复杂，长度也越长。

▲西周四十五璜连珠组合玉佩，山西曲沃晋穆侯次夫人墓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院

        这类大型组合玉佩在西周晚期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但作为朝廷官员礼仪服饰之规矩却一直延续下来。史记有载：东汉明帝佩戴的是白玉连璜大佩(大佩即组合玉佩)，晋代天子佩戴的是白玉重珠大佩，唐代天子百官皆佩玉带，宋代朝廷也有明确的佩玉规定，明代帝王佩戴是三环相连的五组合玉佩，清代朝廷官员都佩戴朝珠。春秋战国的大型玉器在工艺上又有了创新，一种由数件玉雕件组成，由金属连接或粘合而成的组合玉器脱颖而出。

▲战国玉剑，通长336厘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战国云兽纹玉璜，长205厘米、宽48厘米，1950年河南辉县出土，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西汉龙虎纹玉带钩，长195厘米，1983年广东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现藏于南越王墓博物馆

        战国至汉代时期出现许多精美绝伦的组合玉器，其中活环套链组合玉器是古代镂雕工艺与切割工艺的又一次升华。所谓活环套链就是把平面“搜镂”的技巧用于立体“镂空”上，即在一块玉料上镂雕成数个可活动的环或佩，环环相扣、环佩相扣形成连接，使之可卷折可展开，但不可拆卸的一种工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数件活环套链玉佩，其器形最长、活环套链最多、纹饰最繁复精美、工艺最为精湛的是26节活环套链玉佩，长达48厘米。此件组合玉佩由26节玉佩和12个活环组成，其中有4个活环是用金属榫插接，可拆卸，8个活环是用立体镂空法琢成，不可拆卸。用活环连接的26节玉佩，件件都是由镂雕加阴线纹琢磨而成，有形态各异的龙、凤及蛇、兽面等纹饰。

▲二十六节活环套链玉佩，通长48厘米，厚05厘米，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战国四节活环套链玉佩，通高95厘米，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有博物馆

        活环套链工艺的出现，能使较小的玉料“拉”长，即用小块玉料雕琢大型化玉器，变不可能为可能。

汉代玉器的原料主要为新疆和田玉中的羊脂白玉、白玉、青白玉、青玉以及玛纳斯碧玉和少量的岫岩玉、蓝田玉、水晶、玉髓、玛瑙等。和田玉玉料主要来源于玉龙喀什河，为和田籽料，其时山料因条件不具备尚未开采。

汉代玉器造型丰富多样，总体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传统造型，同时也开创了属于两汉时期特有的器型。

1、器形上：出现罕见新型器物。如葬玉、玉印、辟邪、刚卯、翁仲、玉舞人、铺首、玉剑具、高足杯、鸡心佩等成为汉代玉器的典型代表，影响深远。 丧葬玉是汉代玉器中较有特色的品种，主要有九窍玉(即一对眼盖、一对鼻塞、一对耳塞、一片口含、一件肛门塞和一件生殖器盖)、玉衣、玉璧、玉握猪等，其完善、齐全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玉印比较流行，都是刻有文字，无论是隶书还是篆书，大多方起方收，一气呵成，且转折自然，方中富圆，线条笔画同战国有明显的区别，不再是中间粗两头尖的“柳叶形”了。汉印在千百年来对后人的影响深远，清代印坛名师奚冈曾说：“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事实上，汉印在形制与钮式上的多样，即字体的雕琢，章法的变化等方面已成为宗师，被历代雕刻家公认为唯一法门和楷模。

另外，尤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工艺水平的是各种陈设玉，其雕琢精湛，构图变幻莫测，设计新颖活泼，纹饰华丽却不落俗套，整体形象充满动势和灵气，充分显示了汉代自由浪漫、雄浑豪放的时代风貌。作为装饰玉类型的玉蝉、冈卯、司南佩、翁仲都是当时的典型器物。这些发现，对汉代礼义制度和封建集权制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此不一一赘述。

2材料上：和田白玉被大量使用。汉代玉器的原料主要为新疆玉、岫岩玉和部分蓝田玉。汉代的佩饰及部分剑饰，用料大都为新疆的白玉，玉色浑噩苍旧，古气十足。和田玉也被大量用于玉衣制作上。1995年年底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衣”让世人赞叹不已，报载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金缕玉衣”，由4000多块玉片连缀而成，且均系和田玉，玉片晶莹剔透，堪称绝品。汉代贵族生活的奢侈，用玉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

3雕工上：雕刻手法多样，不乏精雕细琢之作。在汉代的玉器中，艺术价值较高的应属于圆雕和高浮雕的陈设艺术品，往往这类作品玉质极好，琢磨精细，造型优美，在中国的玉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代玉器出现了许多反映平常生活的题材，以玉雕牛、羊、鸟、龟、熊等为最常见，开始走向写实，并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典型的如卧牛，丝丝入扣地刻画出牛儿辛勤劳作后疲倦慵懒的神态。这种自然主义的写实表现手法，特征化的传神刻画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4技法上：简练的雕刻技术。汉代玉器的品种、数量达到玉器史上第一次顶峰，它的雕琢技术当然也有所改进，最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沟碾法(又称“游丝毛雕”)。明代谢堃《金玉琐碎》提及“只用八刀便刻成一个翁仲”，属于象征性刻画手法。这种表现手法常被人们称之为“汉八刀”，特别是以玉蝉、玉翁仲、玉猪为代表，这是汉代玉器雕刻技法的一大特色，反映汉代雕饰的简洁明快。高濂《燕闲清赏笺》说：“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这是赞赏汉代玉雕刀法精纯流畅，在双沟线纹饰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双沟线纹饰并非汉代创造，战国时期已有。“汉八刀”“双沟碾法”只是从两个方面体现了两汉玉器纹饰的厚实、简洁与流畅。

5纹饰上：出现了异兽灵物图纹。玉辟邪的制作首次出现在汉代。玉辟邪的出现一方面是受我国原有异兽神话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时西域有许多关于异兽的传说流入东方，西域一些动物也被带到中原。另外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辟邪灵神)也经常在玉璧上出现。单独的龙、凤纹装饰也常用在玉璧上。汉代玉器有比较多的纹饰，特点是很多的玉璧出廓，谷璧、蒲璧的外边有加添螭龙、螭虎、卧蝉、雷云纹等装饰 ，而且比较成功。玉璧除了出廓的特点外，还出现了吉祥语，如“宜子孙”，这是玉璧雕刻技法上具有语言内涵的装饰内容，首现于东汉。另有许多纹饰是继承前代战国时期，如卷云纹、谷纹、蒲纹，都是战国较流行的，或单独出现，或几种纹饰混合出现。

http://wwwjuguxuancom/yubaicaihtm

有照片

汉墓出土文物中最知名的可谓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 文景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 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 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

汉代皇帝和贵族，死时穿“玉衣”（又称“玉匣”）入 葬。它们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用金丝、银丝或铜编缀起来的，分别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缕玉衣”。

我国目前已经出土玉衣的西汉墓葬共有十八座，而金缕衣墓只有八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它用一千多克金丝连缀起2498大小不等的玉片，由上百个工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整件玉衣设计精巧，作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时，轰动了国内外的考古界。

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还设立了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 东园”。这里的工匠对大量的玉片进行选料、钻孔、抛光等 十多道工序的加工，并把玉片按照人体不同的部分设计成不 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线相连。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 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一百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用 金缕玉衣作葬服不仅没有实现王侯贵族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王帝陵往往因此而多 次被盗。。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 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解放以来，汉墓中所发现的玉衣已在十件以上，其中河 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二件、定县西汉中 山孝王刘兴的一件、江苏省徐州东汉彭城靖王刘恭的一件、 安徽省亳县东汉末年曹操的宗族曹某的一件，共5件，已经 完全复原。以满城汉墓的二件为例，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2498 片，金丝重1100克，窦绾的玉衣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重700 克，其制作所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

从从外观上看“玉衣”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 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组 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双眼和嘴是在较 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 妙惟肖。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 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的体型，后片的 下端作出人体臀部的形状。裤由左、右裤筒组成，也是各自 分开的。手部做成握拳状，左右各握一璜形玉器，足部作鞋 状。一些玉璧，以及饭含、佩带之物等。前胸和后背共置玉 璧18块，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 鼻塞、耳塞和口含，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门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另外，颈下有玛瑙珠48颗，腰部出玉带钩 。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全长188米，共用玉片 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片的角上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 把它们编缀，故称“金缕玉衣”。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制作一 套“金缕玉衣”是十分不易的。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玉料，通过 一道道的工序把玉料加工成为数以千计的、有一定的大小和形 状的小玉片，每块玉片都需要磨光和钻孔，大小和形状必须经过严密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编缀玉片还需要许多特制的金丝 。由此可见，制成一套“金缕玉衣”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 十分惊人的。

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 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作殓服，且使用九窍器塞其九窍，可谓 费尽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 许多盗墓贼，以致“汉氏诸陵无不盗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其实，即使那些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 打开那神秘的洞室时，企求“金身不败”的墓主人已化作一捧 泥土，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精美绝伦的玉衣了。这些仿佛向人们 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玉剑首、玉剑格、玉剑、玉剑分别装在什么部位？一张示意图一目了然。

玉剑饰即是精美的玉器装饰在兵器铁剑上的一种饰物，这种装饰有玉剑首、玉剑格、玉剑、玉剑的宝剑，古人名为玉具剑。玉具剑由春秋战国兴起，至汉代达到极盛，汉以后逐渐衰落、消失。历史上，它是一种代表贵族身份的宝物，也是一种珍贵的馈赠礼品。

《说苑反质》曾载：“经侯过魏太子，左服玉具剑，右带佩环，左光照左，右光照右。太子不视。经侯曰：‘魏国有宝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国宝也。’经侯应声解剑而去佩。”这则故事反映出，当时贵族阶层多视玉具剑与玉佩饰为宝物。

至汉代时，此风更盛，并成为相互馈赠的礼物。《汉书匈奴传》载：“单于正月朝天子甘泉宫，赐玉具剑。”《汉书王莽传》亦载：“进其玉具宝剑，欲以为好。”可见西汉时，仍以战国时流行的“世人之主，皆以珠玉戈剑为宝”（《吕氏春秋侈乐》），以佩戴“玉具剑”为时尚，特别是加之工艺技术的不断发展，所以汉代玉具剑上的玉质装饰物较之战国数量大增。

虽然造型、工艺基本继承了战国传统风格，而图案纹饰则更加新颖别致。器面除琢饰兽面、云纹、谷纹外，尤以浮雕的蟠螭纹最具特色。其布局合理，生动巧妙，碾磨的圆润细腻，华丽精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剑首：

多为圆饼形，背面多光素或阴刻装饰纹，并有穿孔和沟槽。正面则突破了战国时仅有的几何形图纹，而常以高浮雕的蟠螭纹取胜。如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玉剑首，白玉琢成，质地细腻温润。正面圆心周围以去地高浮雕的技法，雕饰了两只身躯修长，体态犹如行云流水般的蟠螭纹，既巧妙别致，又富有生机。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的剑首，更加精彩，造型突破了常见的圆饼形，随玉料设计雕琢而成，同时采用透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琢磨出5只蟠螭纹绕在云中的立体画面，底端有三个穿孔，以插剑茎。此外，其他各地西汉墓出土的玉剑首，同样设计巧妙，工艺精湛，代表了汉代玉器的最高水平。

2剑格：

汉代的玉剑格，装饰趣味极浓重，同时为了构图的需要，在剑格中部逐渐凸起一脊如鼻梁，俯视如菱形状，这可能是为了突出常用的兽面纹装饰的立体效果。中间穿孔有长方、椭圆、菱形状等。还有的剑格造型，上端中部琢一缺口，下端中间略微出尖。在装饰方面，手法亦多种多样，有的一面饰兽面纹，一面饰卷云纹，有的一面浮雕一螭，另一面饰几何纹，有的两面均饰相同的纹饰，或整体光素无纹等。

1983年，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一件玉透雕双凤纹剑格，形式尤其别致。器物俯视呈菱形，中间有一椭圆形穿孔，以供剑柄插入，上端两边突出似兽耳，并透雕一对称的凤鸟。剑格正反两面琢饰兽面纹，下端中部出尖。这类剑格在出土文物中较为罕见，可谓珍品。

3剑：

玉剑是装饰在剑鞘一侧并与革带发生关系的一件器物。造型一般为长条形，与战国基本相同，但在器体上逐渐加宽增长，装饰手法也日益丰富多彩。不但在平面上常琢满各类规整细致的谷纹、云纹、蒲纹等几何形图案，而且还在的一端装饰一象形兽面纹，甚至在整个平面上，阴刻、浮雕或透雕一只或两只生动活泼的蟠螭纹。如1977年山东省巨野县红土山西汉早期墓出土的一件青玉玉面作长方拱形，两边阴刻弦纹，并浮雕一大一小的两只形态不相同的螭纹。大螭体态矫健，曲度很大，颇有活力。小螭蜷伏一隅，对首相视，似有一种亲昵感。这种图纹，俗称“子母螭”。

汉以后，玉剑饰在唐宋时期的墓葬中几乎无有出土记录，但在明清时期，由于好古之风盛行，仿制了很多战汉风格的玉剑饰，有的制作之精，几乎乱真，不过在制作工艺图纹琢磨等方面，仍有不少破绽。这种现象在玉器的发展过程中应引起注意。

4剑：

在汉代的玉剑饰中，玉剑的琢制最为精彩，不仅造型变化无常，而且装饰纹样生动优美。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玉，器体作不规则的梯形，满染朱砂。除上下两面较为平整外，周身分别以高浮雕和浅浮雕的技法雕琢出两只蟠螭与熊互相追逐戏耍打闹的情景，尤其是两只蟠螭，挺胸、塌腹、翘臂、甩尾的气势神态，极富勇健、力量之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的玉具剑的饰物，也是汉代玉器的珍品，其玉剑呈不规则梯形，玉质洁白，琢磨细腻，两面共浮雕了五只生动活泼，翻腾嬉戏于云海之间的蟠螭，神出鬼没，引人入胜。上端中央有一大孔，两侧的小孔也斜穿中心，使三孔相通，以供穿系。

总体观之，玉剑的造型，俯视两端均呈橄榄形，在与剑鞘末接触的一端多有穿孔，有的是只有一个圆穿，有的是并列在一条直线上有三个小孔，中间一孔略大，而且垂直，两侧的小孔斜透使之三孔相通。正视呈梯形，中腰略收，面上饰有形式不同的图案花纹。早期多为兽面纹和卷云纹，汉中晚期还经常采用了浮雕和透雕蟠螭及龙和凤鸟等精巧的装饰手法和制作工艺。有的还根据玉料或构图设计的需要，使玉呈现出不规则的长方形、梯形等状，随物而琢，更富有变化。

通过对汉代玉剑饰的观察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汉代所见的玉剑饰，大多以装饰高浮雕的蟠螭纹为主要特色。虽然这些螭纹有时也出现在玉璧及其他玉器上，但是，玉剑饰上的螭纹更加生动活泼。此时的造型一改战国时期的原始风貌，迅速发展成为汉人十分喜欢的一种新的以虎为基调的神兽形象。它翻开了螭纹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也是螭纹发展过程中的黄金时代。

可以说，汉代玉器上的螭纹，无论从数量、质量、工艺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取代了一统天下的龙的地位。同时它的形象也更加具体，更加成熟，更加完美，并且开始与龙蛇彻底分化，走完了自身的演变过程。其头部虽然保留了原来的轮廓，但在具体的刻画上却更近似于猫或虎。尤其是身躯已完全脱离了蛇的基形，开始与虎交融，向凶猛的兽类迈进，并以此来代表古代将士们的威武英姿，这就是我们今人所称道公认的蟠螭纹。不过，螭又决非是虎，而且与虎也毫无关联，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纹饰，同时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系列。

班固在《燕然山铭序》中曾有：“鹰扬之校，螭虎之士”之。不言而喻，螭纹在演变过程中，不但相貌有所变化，而且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也产生了新的意义。此时它已不再是敬而远之的神灵，而成了与人们生活、地位、审美观息息相关的标志。因此，汉代玉雕螭纹的琢制十分精美（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所能提供的工具、设备及工艺技术等条件）。

众多的出土资料充分显示，尽管汉代玉螭已经定型，然而却毫无雷同之感，同时组合形式较前更加丰富多彩，变化万千，尤其是汉代那种昂扬向上，豪迈奔放的艺术风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琢玉匠人的聪明才智也在这小小的玉料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使汉代玉雕螭纹的造型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矫健壮丽的气势，让人荡气回肠，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