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玉器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

三秦文化·玉器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玉器的国家，更是唯一将玉与人性紧密结合而形成悠远丰富的玉文化的国度。在古代中国，玉器作为一种物质，以其质坚、性温、色美而被广泛应用于祭祀、礼仪、丧葬、装饰等领域。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以其“温润而泽”、“廉而不刿”、“瑜不掩瑕”、“气如白虹”，合于儒家崇尚，为君子仁人所爱。

三秦大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之时，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已发现少量质粗工劣的玉坠饰和佩饰。工艺水平低于同期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玉器。到距今4500至2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陕西玉器异军突起，形成以刀、戈等象征性武器工具为代表的陕西石峁龙山文化玉“礼兵”、以玉龙、兽形饰为代表的东北红山文化动物形玉饰和以大型琮、璧为代表的东南良渚文化玉礼器三种不同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下各据一方鼎足而三的玉文化。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位于陕西北部。70年代初曾出土过四百至五百件玉器。可惜其中上佳者已作玉料出卖。其中百余件70年代末幸为考古学家戴应新所识，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石峁玉器制作精美，种类丰富。玉料经鉴定有墨玉、玉髓、石英岩、大理石岩、蛇纹石岩、基性超基变质岩和酸性硅酸岩等，属软玉类，硬度在六至七度之间。玉料来源当在陕北当地及附近的关中、内蒙、甘肃一带。其种类主要是璧、璜等礼器和斧、钺、刀、戚、戈等象征性武器工具，还有极少量动物形象，装饰品几乎不见。器表碾磨光滑，多光素无纹。饰纹者阴刻线条流畅自如。这是石峁玉器区别于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一个重要特征。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发展的顶峰时期，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又证明西周是我国古代用玉制度初步完善和发展的时期，而且最早赋予玉以道德内涵，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在西周“郁郁乎文哉”的各种礼仪活动中，玉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陕西是周人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西周玉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足以代表西周玉器发展的水平。目前陕西西周玉器重点发现于宝鸡 国墓地、扶风强家西周墓地，长安沣镐遗址等处。其中仅宝鸡茹家庄 伯及其妾井姬墓就出土各类玉器一千三百多件，周原强家一号西周墓中也出土有五百五十多件。数量之巨，实属罕见。西周玉器在形制和品类上主要继承了商代传统。大致可分为礼器仪仗和装饰艺术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璧、琮、璜、戈、斧、锛、凿等，后者主要有串饰、佩饰和鱼、鹿、鸟等各种动物形象。

西周玉器在造型纹饰雕刻手法上承袭商代晚期作风而趋于简化。多为平面片雕，圆雕作品较少且多为小件。纹饰常以简练刚劲的线条来表现，纯熟精练。阴线或双钩阳线的夔纹、凤纹是其代表性图案。

西周礼玉已基本从石器时代为原始巫术服务，商代为祖先神祈祷，发展到祭祀自然神。《周礼·春官》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王、公、侯、伯、子、男分持不同的圭或璧以标示其等级差别。上层贵族集团还用玉器作为信物用于婚聘、军事调动等。丧葬中玉器也是必不可少之物。有时玉器还可作为货币使用。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西周裘卫四器中的卫盉就记录了以玉抵贝(币)的情况。

秦人进入关中地区之后，继承了周人使用制造玉器的传统与风格，而且在雕刻技术和种类数量上都有所发展。

战国晚期之前秦玉主要见于凤翔和宝鸡郊区的一批秦墓和遗址中，其中尤以秦公一号大墓、姚家岗建筑遗址和宝鸡益门堡春秋晚期秦墓为最。典型器类有谷璧、玉璧、玦、各类佩饰、琮、戈、璋、蝉、觿、耳匙、玉环和带钩等。这些玉器雕工精湛，大部分器表饰有细密匀称的蟠螭纹、卷云纹和兽面纹，或阴线刻或浅浮雕，是秦制玉业的突出代表。战国晚期的秦王朝统治时期，也许由于石雕兴起之故，制玉的规模和数量较前有所减少。

西汉玉器是在继承战国玉器传统特色上发展起来的。艺术风格上更多吸取了楚文化玉器清逸脱俗、自由浪漫的特点，形成汉代玉器特有的洗炼流畅、雄朴磅礴的艺术风格。无论在种类、数量、制作工艺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极大的发展，成为红山与良渚文化、殷商晚期以来制玉业第三个辉煌高峰。

汉代玉器依其型制、用途大致可分为礼玉、装饰品、葬玉和陈设艺术品四大类。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圆雕和高浮雕的陈设艺术品。而这其中偶然发现于西汉元帝渭陵陵寝建筑遗址的一批圆雕玉器堪称汉玉翘楚。这批玉器包括白玉仙人奔马、玉辟邪、玉熊、玉鹰、玉俑头等。而玉仙人奔马以构思新颖、雕琢洗炼精湛，为楚汉浪漫主义的杰作，也是整个古代玉器中屈指可数的艺术精品之一。作品系羊脂玉雕成。高七厘米、长八点九厘米。马昂首前视，腹饰双翼，足踏祥云，腾空飞驰。背骑双翅羽人。羽人一手扶马颈，一手拿灵芝，神态自若，心游万仞。迄今西汉玉器佳品多集中大批出土于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广州南越王赵昧墓等未被盗掘的西汉大墓中。可以想见，如不被盗陕西关中众多的西汉帝公大臣墓必然会出土更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汉玉极品。

较前代同类器而言，战国玉璜的形制与艺术风格均发生了剧烈变化，不仅数量众多、形制繁杂、流播地域更为广泛，还出现了出廓式、镂空式、层叠式、分节套合式等诸多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崭新品种。以下依据形制与纹饰图式的区别，将常见的战国玉璜(珩)大致分作以下几类。

出廓式玉璜

出廓式玉璜是战国时期大量出现的一类形构复杂器型，所谓“出廓式”就是在传统玉璜“母本”形体之外以镂空透雕等技法加饰龙、蛇、螭、凤、变体云纹等“附属”造型而形成的一种形构，是战国玉璜中最具特色的创新品种之一。

按照所能见到此类型标本，可将其分为一侧出廓式、两侧出廓式、两侧及两端出廓式三类。

（1）一侧出廓式璜的标本最为常见，例证见于安徽长丰战国墓出土器，体扁平，弯弧成半璧状，弧背外缘中部镂雕两只左右对称的出廓凤鸟，凤鸟尖喙，冠微上扬，作回首伏卧状，硕大长尾向两侧翻卷，璜体边缘饰规则扉棱，器表两面以蒲纹为地纹，间饰硕大的卷曲羽状纹，周围勾勒凹弦纹边阑。湖北丹江口吉家院出土一件战国中期素面璜，弧腹外缘向下对称伸出两勾云形扉齿，是本式璜中较罕见的例子。

（2）两侧出廓式璜的典型例证见于山东淄博临淄区商王村战国墓出土器，体扁平扇面状，两端作龙首形，龙口部透雕，尖唇，杏仁目，独角，下颌有须，器表阴刻勾连云纹。璜体弧背外缘出廓透雕变体勾连云纹、弧腹外缘出廓透雕左右对称的一组变体螭纹。

（3）两侧及两端出廓式璜是较前两类器形构更为繁缛复杂的一类器形，典型例证见于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的此类器，体扁平成拱桥型，两端对称镂雕弯曲呈“U”形的回首龙状，龙作张口吐舌状，尖吻，杏仁眼，长角卷曲后飘，龙体以阴刻线与璜体“母本”分隔，璜体弧背、弧腹外缘出廓镂雕对称的变形凤鸟，弧背上部的凤鸟短小而简约，弧腹下部的凤鸟形体硕大而镂雕繁缛。璜体器表两面浅浮雕三联谷纹。

镂空式玉璜

本式璜所见的出土物标本不多，典型例证见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器，体扁宽，通体镂空透雕出左右对称的几组相互连贯纠结的龙、蛇、鸟形，再以浅浮雕、细阴刻线对龙、蛇、鸟的躯体细部精细勾勒，两端、弧背、弧腹以各种动物形体特征为外缘，构成整器轮廓的不规则形。一面雕有纹饰、一面光素无纹。

层叠式玉璜

本式璜例证见于湖南临澧县九里茶场战国墓出土器，体扁平，弧形，分上下两层，中间透雕分隔，上部分雕琢成双首龙形，龙口作圆穿，上吻宽阔前突，椭圆眼，龙角后飘，龙身表层阴刻卷云纹。下部亦雕琢呈双首龙形，龙首部透雕，口微张，上吻伸长与上部龙身相连结，下吻短而上卷，龙体表面以细阴刻线刻有卷云纹、网纹、绞丝纹、羽状纹等装饰，两龙身上下有弦纹轮廓线边阑。

分段连辍式玉璜

本式璜例证见于河南辉县固围村祭祀坑出土器，是目前所见战国玉璜中形构最为复杂、雕琢最为精细、工艺成就最高的一例。通体由七件玉饰和两件鎏金铜兽头分段拼接组成，双面雕，各部分之间以铜片相互连贯。正中间一件玉饰呈梯形，体表饰简约龙首纹、云气纹，有阴线刻弦纹边阑，上部雕刻一出廓兽形饰，兽作回首卧伏状，张口露齿，椭圆形目，臀上翘，垂危上卷，体表饰水滴纹，下部雕一出廓圆钮。正中间玉饰的左右两侧各对称拼接三块玉饰，其中第一块扇形饰体表阴刻多组简约龙首纹，第二块玉饰雕琢成龙首形，龙嘴微张，上吻宽大而前突，下吻短而前端内卷，龙须弧形外卷，眉与嘴边阴刻绞丝纹，第三块椭圆形玉饰中间镂空成勾云纹，体表阴刻云纹。七件玉饰中，中间五件联为一体，呈双龙首璜体状，最外侧两件椭圆形玉饰各用鎏金铜片与双首龙璜体相连接。整器形构繁缛奇巧、雕琢精整细腻，珍贵而罕见。

战汉时期的玉璜

长：285cm。

在中国古代，玉璜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总称为“六瑞”，被《周礼》一书称为是“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级别高，份量重，是玉器收藏家的收藏重项，非机缘巧合所不能得，亦是吉祥之瑞器。此玉璜呈窄弧形，两端稍宽，体扁薄，表面琢鼓钉纹，颗粒饱满，地子碾琢平整。璜周围勾勒凹弦纹边阑，中间打孔，供穿系。该玉璜体型较大，受沁后色泽变深，表面灰皮自然，光气老到，是一件难得的战汉玉器精品。

战国时期玉器的主要特点

1、玉质优良。战国时期王侯用玉多使用和田仔玉,玉质细腻温润，光泽晶莹，青白色较多，偶见白玉。中小贵族均用地方玉材，是一些价格较低的本地或相距不远之地的美石。

2、琢玉技艺精湛。战国玉器上的线条，包括造型的轮廓线和纹饰的阴阳线，均锋利挺劲，准确流畅。

3、有两种，一种是由虎豹等猛兽演化而来的，较多的保留了虎的形象与性格上的特征；另一种则头长、身细、尾尖、四足，是从蟒蛇变化而成的。

4、统一的时代风格为主。东周时各地新兴的都邑已成为新的琢玉中心。由于各地制玉中心相互交流频繁,所以各地的玉器区别不甚明显，统一的共同的时代风格是其主流。

5、玉器使用范围扩大。当时的玉器已不仅是最高统治者的生活器皿和自身装饰品，它的使用范围在逐步扩大，如有的武器已用玉饰，甚至还出现了祭玉。玉具剑于春秋晚期问世，其装饰常用玉标首和玉珌。至战国时期则新出现了玉剑格，在剑鞘上饰有玉琫。祭祀死者的玉器，整套组合为玉简50、石圭50、玉圭   6、至于同时瘗埋的玉璜、玉佩、玉环、玉瑬以及玻璃珠等都是死者生前佩用，祭后瘗埋的。

　　建国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玉质制品证明：我国制造、生产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源远流长。

　　关于玉器的概念，自古以来即歧见纷呈。不同学科的人有不同的诠解，同一学科的人也往往有不同见解。作为文博部门的从业人员，首先强调的必须是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就是说在确定一件玉器的基本质料之后（古代玉的范围广杂，今人则较为严格），其时代属性至关重要。属于古代或近代的，我们视之为历史文物范畴，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可以针对一件件具体物品，详加评述其价值、意义、文化内涵；而对于现今生产的玉器，是工艺品或具有某种专门用途的物品，则不应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或重点。因为涉及到工艺创新领域，不是文博部门的职责。其次，什么是玉的问题，也是我们要关注的。现代矿物学把玉分成硬玉和软玉两大类，硬玉即翡翠，而软玉却有许多种。翡翠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晚出的类型，大概明朝末年才开始在中国流行，中国古代的玉器史主要是使用软玉和各种彩石的历史。再次是古今中国人对什么是玉的认识各不相同，或指其色泽、结构物质、湿润程度等等。现代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专业人员谈玉，如文博人员、玉雕工人、收藏家等，通常定玉的性质比较窄，往往以和田玉为主。而古人用玉，就像当今大多数“爱玉一族”一样，因时而异往往把水晶、石英、玛瑙、滑石、琥珀、珊瑚、松石、岫玉蛇纹石等当作装饰材料，有的还在自然矿产缺乏时，人工制造琉璃、料器以代替（类似今日和田玉材稀少，用激光沁色或其它材质冒充）。据故宫博物院杨伯达等一批专家研究，“玉石不分”在古代中国曾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像《山海经》上记载产玉之山有250多个，《说文解字》中有玉、类玉、美石的文字多达几百个。最后还有要重视之点是从玉制品的形态及其功能上区分。古人制造使用玉器，离不开生产、生活、宗教、祀仪四个方面。

　　玉器的生产制造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在认识玉料方面有一个从不自觉的发现、使用到有意识地寻找、选择的过程；而且在制造技术、形态选择上也都有觉悟、提高、进步的痕迹，涉及到人类知识不断丰富、完善的许多方面。比如在选料上，与矿物学、矿藏学、采矿学发生联系；在琢磨技术上，玉器受打制石器、磨制石器早期琢玉工具的影响；在形态及造型上，玉器受同时代的易于制造的诸如陶器、石器、骨角牙蚌木器以及“肖生”形状的制约。所以一件玉制品的产生，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它的身上可以折射出古代社会物质生产与意识形态的许多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玉料的稀少和制器材料的硬度一般较高（摩氏硬底6度以上），再由于工艺技术的失传等原因，我们今天除对那些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玉器表示叹服以外，并不能搞清楚它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事实上，玉器制作的不易，也体现在科技含量要比一般的陶器、石器多的多。因此我们可以说，材料的稀少、品质的优秀、工艺难度大这三个方面，是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深受贵族统治阶级喜爱、欢迎的主要原因，也是古人把这种具有材质坚硬、品质稳定、色泽温润的自然物质视为天地之“精”、之“英”，并进而根据稳定社会、稳定礼制、推行礼制的需要，产生了“比德于玉”的社会观念。

　　玉器的制作，由于受材料和加工方式的制约，所以史前及各历史时期的玉器生产不可能像模制化的产品（仿玉料器除外）那么多。显然，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同一件玉器。因为每一件玉器，即使是相同的类型、同一质地、同一个工匠琢磨，也不会完全相同。它们在尺寸大小、重量多少、玉质干润、色泽深浅、加工技艺等方面总会显现出某些差别来。这种差别的存在，既是形成玉器史上区域和时代风格争奇斗艳、繁花似锦的格局，也是今天的研究人员可以进行断代鉴定、综合分析的基本线索。只有真正把握了时代、区域玉作业的工艺特点，玉器鉴定和玉器功能的揭示工作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但玉器的时代风格与特点，不是不稳定的，多变的。恰恰相反，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得玉器制作尤为不易，只有制玉的加工方式发生大的变革时候，玉器上的时代特征才会发生大的变化。玉器的时代风格一旦形成之后，在通常“改朝换代”的时候，如果制玉技术没有变化，新王朝的玉器一般不会发生大的质变，这就是中国历代王朝虽更迭交替，却没影响到玉文化变化的原因。在田野考古发掘的汉墓中固然可以有战国玉器的流传，但是更多的是属于战国风格的玉器。现在往往把这种影响归结为战国时代，也不一定妥当。像新石器至夏商，西周至春秋，汉迄南北朝的玉器，往往难以分辨，这种大时代的更迭证明玉器时代风格有一定的滞后性。

　　关于玉器的收藏，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像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湖北石家河新石器文化的玉器，就可以视为商代王室对古玉的收藏。像历代王权更替，将前朝旧物收藏于国库等等，都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可能仅仅因为其价值或纪念性质，与今天有意识地收藏应有一定的距离。收藏古玉，在宋代时形成一个高潮，是当时古物收藏金石学的重要品类。素有“宋画第一”的李公麟曾在朝廷上辨别鉴定过秦朝古玉，他也收藏了十多件秦汉古玉。宋元以降，收藏古玉蔚然成风。这说明，玉器不仅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化遗物之一，同时在收藏界、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也是由来已久，至今也是文博界可以移动的六大门类之一。我们如果从玉器的起源、发展到自成体系的收藏活动考察，结合当今的爱玉、藏玉的形势，明确提出建立一门有关玉文化学科的设想，应该不是梦想吧？

　　那么，我们应该把玉器这门学问如何定位才是最适当的呢？首先，古玉器是一种历史遗物，它应是考古学的范畴。考古学现在已是国家的一级学科，在其下面有不少分支学科，像陶瓷学、钱币学、青铜器、金石学等等，都是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与这些分支学科相比，它们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以及被收藏、研究的历史，均不可与玉器相比。既然它们都可以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玉器为什么就不能呢？显然，玉器学或玉文化如果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在目前已经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地步了，可以呼之欲出。

　　而且玉器成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从铜器上升到铜器学或青铜文化、青铜文明，从陶瓷上升到陶瓷学、陶瓷文化、陶瓷文明，人们看到的还只是物质文化史的上升，围绕着物质文化打圈圈。比如像商周青铜器，其雄浑厚重和花纹装饰的神秘气氛，使人觉得它的礼器功能、祭祀功能突出。可是人们不要忘记，铜礼器在宗教祭祀时不过是一种合乎制度的用具（器具）而已，它的宗教性质要比玉祀器差的远。玉器上升到玉器学或玉文化，虽然也有玉料的物质成分，但更多的却是精神的内涵。因为玉器所具有的“通神”的功能，是其它物质的器物所不具备的。铜器在祭祀时是用具，陶瓷器多为生活之用，只有玉器是“通神”的崇拜物，是偶像。玉器在宗教、礼仪功能上比铜器要有更直接的作用，更深邃的内涵。甚至一直到现代，玉器身上所拥有的种种社会观念，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魅力的文化现象。

　　再就文献记载上看，我们对先秦两汉的诸子百家、史书进行了较全面的检索，发现除了记述政治、思想、军事、邦交方面的内容外，对物质文化的发明与作用评述是极其稀少的，可以说大都语焉不详。只有独独在玉器文献上，不惜笔墨，是个特例。在《论语》、《管子》、《说文解字》、《说苑》、《荀子》等秦汉文中阐明玉有“十一德”、“九德”、“六德”、“五德”多种，提倡“比德于玉”《诗经》、《春秋左传》等先秦文献中用玉形容品格高尚的人（君子），把玉作为立朝为官、处世为人的标准，用作祭祀、礼仪、财货、信盟，这种对玉的高度评价和用途之广泛，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其它哪一种自然物质可与之相比，这种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玉文化，是商周社会对史前玉神观念的继承，又是世俗社会对高尚人格的要求。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儒教社会所树立的道德、人格“标准”，那么与历史的真实会相甚远吗？

谷纹在战国玉器上已大量使用。汉代沿用了战国玉器的这——纹饰，使用中又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一，卧蚕类谷纹，战国玉器上的谷纹，谷粒较小，排列紧密，谷粒顶部较尖。汉代谷纹中出现了谷粒较大，排列略松，起凸很浅，谷粒上部较浑圆的装饰方法。二、乳丁类谷纹，为凸起的圆形颗粒。战国玉器上乳丁类谷粒纹使用较少，多见于楚文化玉器，谷粒一般较小。汉乳丁纹玉器较多地出现，一些玉器上使用了大乳丁纹。另外，自秦代玉器上就出现凸起较矮、轮廓模糊的小乳了纹，这类纹饰在一些汉代玉璧、玉璜上经常出现。三、带有阴线钩连的谷纹，汉代玉器上谷纹间的钩连阴线有多种形式，丁字形钩连、折角形钩连是两种最常用的连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