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陶瓷上的动物是什么

良渚陶瓷上的动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立的动物形象，如良渚文化代表动物“雷鸟”、“龙”、“凤”等；另一类是伴随图案的动物形象，如玉璋图案上的“牛”、“兽面”，象牙管上的“鱼虾”等。

这些动物形象在良渚文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雷鸟代表着权力和神圣的象征，在祭祀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龙和凤一同构成了良渚文化的核心图腾系统。而伴随图案的动物形象则更多地描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和活动，如牛代表着农耕和祭祀中的献牛仪式，兽面则伴随在器皿上起到装饰的作用，而鱼虾则是岛屿生产及渔业贸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良渚陶瓷上的动物形象不仅展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和生产生活的需求，更是对良渚文化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重要媒介。同时，这些动物形象也精美地融入了良渚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展现出了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如龙的身形粗壮丰满，凤的翅膀繁复飘逸，兽面造型夸张怪异等，均展现了良渚陶瓷独有的艺术表现手法。

总之，良渚陶瓷上的动物形象不仅丰富了现代人对当时文化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良渚文化艺术魅力的新视角。

两个鼓出来的大眼睛是虎的眼睛。老虎眼睛略成三角形，眼角也是上挑的。兽面的眼睛为先用管钻打，再加修饰，并拉长了眼角。朱雀的眼睛与虎的眼睛比较类似，都在眼眶内进行了斜削，突出了眼珠的立体感。

玉琮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玉器之一，在中国，玉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涵义。玉包含着古人无穷无尽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向往。

玉器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早期，也就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玉器的数量稀少，形制简单，多仿工具原型和小件装饰，打磨程度也较浅显，基本无装饰样，代表性品种是琰、珠、坠等。

到了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阶段，也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创造了反映后期理念特征的五大代表性品种：璧、琮、斧、钺、刀，更出现了玉人像、玉神像等。由此，玉器的使用跃入到以神权、父权为核心的礼仪性用途。这一实质性变化，铺垫了后来在文明社会中，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中国玉文化的最初基石。

不过，玉器中最多见的，也是最能体现这个时代新的文化因素和精神的，还是那些从一般饰玉璜品演化而来的礼器，其中尤以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琮和玉璧为代表。

玉琮是中国古玉中最神秘的器型，形制比较特殊，多为内圆外方的直柱状，仿佛方柱套圆筒，圆筒上下露出顶部，方柱分出单层多层不等的骨节，高低有错，整个造型端庄而又有变化。这种显然已超出写实范围的形器究竟由什么演化而来，已经很难说清，有的说象征地母的女阴，有的说是宗庙里盛“且（男性生殖器模型）”的石函，有的甚至说是家屋里的“中霤（liù即烟囱）”，还有的说其实就是手镯的变体。

琮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时就基本不见了。玉琮大小有很大差别，有的玉琮只有一节，最多的有十九节，按其造型可分为宽短琮、高长琮、细小琮、素面琮，早期玉琮多阴线刻。晚期玉琮多有浮雕纹饰。玉琮每一节柱四角以转角边沿为中心线，雕制对称的变形兽面纹。玉琮中心径的挖料技艺高超，玉琮孔径随琮大小变化，孔径口沿棱角规正，孔璧光洁，上下对接的误差很小。

玉琮的出现最早与崇拜信仰有关，是社会需要和精神信仰的产物。玉琮上神人兽面纹表现出原始图腾崇拜、父权崇拜思想，同时玉琮也是具有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宗后、诸侯夫人、氏族首领和有地位的人才能拥有玉琮。

玉琮在进入有文字记载时代的商周以后，是专门作为礼器来用的“六器”之一。《周礼·大宗伯》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及东南西北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种分工的依据是“天圆地方”说。作为主要的礼器玉璧、琮、圭、璋、琥、璜，因其颜色、形制、用途各不相同，古人以此配合阴阳五行之说，从而产生了祭祀天地四方的礼器，以“各司其职”。不过史前时期恐怕还没有如此细致的分工，圆璧象征圆天，单用来礼天十分恰当。这玉琮外方内圆，兼着方和圆，据此，有学者认为，玉琮的功能远远超出了祭祀土地，玉琮通过很小的体积，已将中国上古时期的世界观包括在其中，琮的内圆外方表示天和地，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古时的父系时期男性为天，女性为地，而琮除了作为礼地的礼器，还有象征地母女阴的涵义，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法器”。在原始宗教逐渐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来的当时，人们关于天地、自然、神的考虑，也应该到较为“成熟”的地步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玉琮都还雕刻着一些图案化了的纹饰。但是，与温润光洁的玉质不太协调的是，上面的纹饰几无例外，都是面露狰狞的、神、人兽面纹。比较典型的如江苏武进寺墩、江苏草鞋山等遗址出土的大型玉琮，分别在外方体的四转角凸面上，分上下两节，雕刻出神人兽面的组合图。上节均为巨目阔嘴的人面，下节则是双环目上挑的兽面，神人与兽面的组合，隐喻着非凡之人所具有的神秘威力。

此外浙江余杭反山墓地还出土有一件被称作“琮王”的大玉琮，直径达176厘米，高88厘米，中央孔径仅49厘米，器形之宽阔，器壁之厚重，为所见玉琮之最。其器表纹饰也更加繁缛，除通常所见四转角上依然雕刻出上下组合的神人兽面纹外，还在四个正面的直槽内止下各刻着一个全身的神人兽面复合像。人面呈倒梯形，环眼，扁鼻，阔脸，头上还戴有放射状羽冠；上肢叉于腰际，下肢作蹲踞状，脚却是三爪的鸟足形。兽面刻在神人的胸腹部，也是大眼阔鼻，张开的嘴中还露出獠牙。这里的神人已完全与兽合为一体，人被注入兽的威猛，兽被赋予人的灵魂。就其取像构图的思路来说，与母系时代的仰韶文化中的人面鱼纹同出一辙，都是万物有灵和灵物崇拜的产物，但这里神人兽面所给人的震慑感，却分明有着父系时代的特征，渗透着力量、权威、神通等特定的深刻内涵，体现着当时人对神威猛力的敬畏和尊崇。

其实，不只是玉琮，诸如此类的神人兽面还在同时期同文化的玉钺、玉圭、玉璜、玉牌、玉冠状饰物等玉器的装饰上，都留下了“足迹”，这几乎成了此时玉器纹饰的唯一母题。就在出土“琮王”的墓葬中，还同时出土了一件带柄的青玉钺，在钺两面弧形刃端的上角，就都刻有一处浅浮雕的神人兽面复合纹，纹样与“琮王”正面槽内所雕刻的图纹完全相同；钺两面与兽面纹相对的下角，则又各雕出一只神鸟。此外，反山文化遗址还同时出土有玉冠状饰物，透雕法雕出的不规则孔格纹状，分明也是兽面的造型，其中的两个圆孔作为兽面的环眼，尤其显著醒目；环目的两侧，还用阴线各刻出一个头竖羽饰、圆目怒睁、阔嘴利齿的人面图像，整个构图，无疑就是玉琮兽面的变形。

玉琮兽面的威猛，让我们隐隐感到一种不和谐的格调，同时出现的玉钺，更透出一股杀伐之气。从带柄玉钺出土的位置来看，柄是握在大量拥有玉琮的墓主人手中的。玉琮表示通天的神威，玉钺则是杀戮的权杖。不用说，墓主人一定是某个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同样刻在玉琮和玉钺上的神人兽面纹饰，必是他们的神徽，该氏族或部落的成员们，正是在这被赋予巨大威力的徽帜的感召下，在透着神光并值得信赖的首领的率领下，谱写出如火如荼的新篇章的。

大玉琮上的人面兽身纹，以其怪异而狰狞的形象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父系时代崇尚神力和勇猛的时代，显示了造型艺术穿越时空的永恒力量。

1．门色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名句。酒肉臭，有注者释为酒肉的气味；而众多读者宁愿理解为朱门之内，酒池肉林，食之不尽，腐烂发臭。这更能形成强烈的对比。

白居易《伤宅》诗："谁家起第宅，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字相连延。……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腐败肉，库有朽贯钱。"这可移做"朱门酒肉臭"五字的诠释。当了十年的大官，第宅大门自然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开在坊里门内，而是开门直冲大街；门色也不凡——漆成朱红。

封建时代，宫殿朱门。朱门是等级的标志。汉代卫宏《汉旧仪》说：丞相"听事阁曰黄阁，不敢洞开朱门，以别于人主，故以黄涂之，谓之黄阁"。官署不漆朱红，以区别于天子。

朱漆大门，曾是至尊至贵的标志，个好随便使用的。由此，朱户被纳入"九锡"之列。所谓九锡，是指天子对于诸侯、大臣的最高礼遇，即赐给九种器物。《韩诗外传》讲：

诸侯之有德，天子锡之。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铁钺，九锡(禾巨)，谓之九锡。

"九锡"之物，所以要等待天子赐给，倒不一定是因为诸侯或大臣的资财少，置办不起。比如，那排在第六的朱户，只要天子有此礼遇，恩准可以漆上朱红色，也就是"赐"了。受此礼遇者完全有能力自己操办，来壮自家的门户。朱户的赐予，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

汉代何沐注《公羊传》，说到"礼有九锡"，将朱户排在第四位。

至于**之门，也很高贵。以至唐代用"黄阁"指宰相府，用"黄阁"借指宰相。朱红与明黄，依后世之制而言，"人主宜黄，人臣宜朱"，清代《茶香室丛抄》讲到这一情况，所谓"古今异宜，不可一概"。

明代初年，朱元璋申明官民第宅之制，对于大门的漆色，也有明确的规定。《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公侯"门屋三间五架，门用金漆及兽面，摆锡环"；一品二品官员，"门屋三间五架，门用绿油及兽面，摆锡环"；三品至五品，"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摆锡环"；六品至九品，"正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同时规定，"一品官房……其门窗户牖并不许用髹油漆。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妆饰"。

旧时，黑色大门很普遍，这是非官宦人家的门色。随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而遐迩传名，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的规模气势确是不凡。这宅院黑漆大门，因为它是民居。济南旧城民居四合院，门楼最具装饰趣味，当地居民称为"门楼子"。其色调，深灰的瓦顶，灰白的台阶，大门漆黑色。门上红底对联，于这黑、灰之中亮着艳色。

在东北一些地方，宅院的黑漆大门被称为"黑大门"。别看其黑一片，虽未描绘图案，却如同贴了五彩门神画——-那是"黑煞神"的象征。民间将"黑大门"说成是"黑煞神"，并传说"黑煞神'当门，邪气难侵入。门色成了门神。

南北朝时鲍照《芜城赋》"藻扃黼帐"，黼帐即绣帐，藻扃是彩绘的门户。这彩绘，或许是绘花草，也许绘的是龙是凤。

与彩绘门户的华丽形成巨大反差，是白板扉。唐代王维《田家》诗："雀乳青苔井，鸡鸣白板扉"；南宋戴复古《夜宿田家》诗："夜扣田家白板扉"。门不施漆，原木色，"白板扉"比起朱门彩扃，自然逊色寒酸，它是农家简朴生活的写照。《金瓶梅》第七十二回"李瓶儿何家托梦"，西门庆"从造釜巷所过，中间果见双扇白板门"。看来城里也有"白板扉"。

2．门簪

古代仕女梳头打扮，青丝高髻，发上还往往要簪鲜花，簪金钗。

古人打扮宅院的门脸，也用"簪"——大门上槛突凸的门簪。门簪是将安装门扇上轴所用连楹固定在上槛的构件。这种大门上方的出头，略似妇女头上的发簪，少则两枚，通常四枚，或多至数枚，具有装饰效果，成为旧时大门的常见构件。以至许多民居大门上门簪的设置，只为美观，并无结构功用。

门簪有方形、长方形、菱形、六角形、八角形等样式，正面或雕刻，或描绘，饰以花纹图案。门簪的图案以四季花卉为多见，四枚分别雕以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图案间还常见"吉祥如意"、"福禄寿德"、"天下太平"等字样。只两枚门簪时，则雕"吉祥"等字样。

汉代已出现门簪。古建筑学家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门簪的数目，在中国营造学社已经调查的辽、宋遗物中，均为二具。唯此寺（指少林寺）金正隆二年西堂老师培，与元泰定三年聚公塔，增为四具，足证金代的门簪数目已与明、清同。唯其时位于两侧者，虽正方形，可中央两具，或作菱形，或作圆形，未能划一，也许是一种过渡时代的作风。"门簪数量的变化，反映了其由实用性向装饰性的过渡。作为具有结构功能的构件，一洞门上只需两个门簪便可以起到固定的作用了。初时置一对门簪，只着眼于固定门扇作里。人们追求美观，将其做得具有装饰趣味，但仍只两枚。后来，人们再重门簪的装饰效果，增力四枚的本身，已将门簪的结构功用降于第二位了。至于那些纯粹为了做样子的门簪，便只计装饰，不较其它了。

3．兽面衔环辟不祥：铺首

门扇上安装拉手，便于开门关门。金属门外可充此用，且是一种装饰。叩环有声，是在敲门上铸有一对门环（图18）。

主要具有实用价值的门环，又往往配以装饰性的底座，即铺首——含有驱邪意义的传统门饰。《汉书·哀帝纪》"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唐代颜师古注："门之铺首，所以衔环者也。"

铺首多为铜质，也有铁制者。汉成帝时的一首童谣，说到铜色青青的铺首："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歌谣影射皇后赵飞燕的得宠。作为和下场，写《汉书》的班固说："'木门仓琅根'，谓宫门铜锾，言将尊贵也。"以宫殿木门上的铜铺首，隐言赵飞燕将被立为皇后。颜师古释："铜色青，故曰仓琅。铺首衔环，故谓之根。"三字"仓琅根"，形、色兼备，尤以"根"字用法绝佳。这三三字被后世传为铺首的异名。

古代铺首的造型，汉拿元庙殿门所装为龟蛇之形，这是四象之一——北方玄武。南方朱雀的形象也被嵌在门上，近年出版的《汉代图案选》，载有朱雀、双凤、羊头铺首。虎、狮、螭等兽头状铺首，猛兽怒目，露齿衔环，则将威严气象带上大门。早期铺首的实物，有秦咸阳宫遗址出上青铜铸件，造型为虎头变形，双目圆睁，铸纹流畅，已是精品。

铺首以威严斥诸视觉。在这一门饰形式里，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它是当门的辟邪物，如清代《字沽》所说："门户铺首，以钢为兽面御环著于门上，所以辟不祥，亦守御之义。"

铺首兽头，大约是由螺形演变而来。其发明权，古人记在建筑业的祖师鲁班名下。这似乎是一种因循惯例的做法，不难理解。北宋高承《事物纪原》罗列了两种说法：

《后汉书·礼仪志》曰：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商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百家书》曰：公输般见水蠡，谓之曰："开汝头，见汝形。"蠡造出头，般以足画之，蠡遂隐闭其户，终不可开。因效之，设于门户，欲使闭藏当如此固密也。二说不同。《通俗文》曰：门扇饰，谓之铺首也。

"商人水德"而选螺饰门户，是替商代人拉五行说为旗帜。鲁班画蠡，创制铺首的故事，迟于商，而至周，晚了一个时代，却更多几分大众情趣。蠡，即螺。两说虽相异，但异途同归，不仅都取法螺狮，而且均看重螺的谨其闭塞、闭藏周密，着眼点也是相同的。

元代人的作品中，又出了"户列八椒图"的描写。王实甫《西厢记》剧末"沽美酒"唱词："门迎着驷马车，户列着八椒图，娶了个四德三从宰相女，平生愿足，托赖着众亲故。"驷马车、八椒图，形容显贵。白仁甫《墙头马上》："你封为三品官，列着八椒图。"同一用法。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李肿《日闻录》广罗有关铺首的材料，却未及椒图。

椒图何谓？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讲"古诸器物异名"，举出十四种，如"囗囗其形似龟，性好负重，故用载碑"，"螭吻其形似兽，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宪章其形似兽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狱门上"，"兽吻其形似狮子，性好食阴邪，故立门环上"，等等。其中说到椒图：

椒图其形似螺蛳，性好闭口，故立于门上，今呼"鼓了"非也。……词曲有"门迎驷马车，户列八椒图"之句，八椒图，人皆不能晓，今观椒图之名义，亦有出也。

关于铺首来历的故事，说它如螺似蠡而好闭；陆容所说的椒图，正具有这些特点。"椒图其形似螺蛳"，事情到此并未完结。明代杨慎《艺林伐山》将龙生九子的传说写进书里，椒图由"形似螺狮"而变成了龙子。杨慎写道：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囗囗、鸱吻之类也。椒图，其形似螺蛳，性好闭，故立于门上。词曲"门迎驷马车，户列八椒图"，人皆不能晓。今观椒图之名，亦有出也，见《寂国杂记》。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闭户。《后汉书·礼仪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门户。则椒图之似螺形，信矣。

世上本无龙，龙的神话由人创作。创造出龙，且又编造龙神话的枝枝蔓蔓，于是有"鲤鱼跳"，有"生九子"。关于龙生九子，两说并存：蒲牢、囚牛、睚眦、嘲风、狻猊、霸下、狴犴、囗囗、蚩吻为一组名单，另一组是宪章、饕餮、蟋蜴、(虫蛮)(虫全)、螭虎、金猊、椒图、(虫刀)多、鳌鱼。后一个系列里包括椒图。

椒图的形象也是兽首街环（图19）。作为龙的九子之一，其"形似螺狮，性好闭，故立于门上"，由商、周人模仿螺蛳，到椒图"形似螺狮"，形式未变，变化的只是源出。螺为水族，归于龙的家族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成了龙子，就唤它椒图。包含在形式里的内容，则像是陈年老酒，窖了几下年，即所谓"性好闭"——以螺之闭，来强调门之闭。铺首兽头的威形厉志，那戒奋与示威合一的形象，透出的上是酿酒初始时的香醇。人们可以这样品味，它貌似威加外界的样子，其实只不过躲进"螺壳"成一统，"守御"慎闭塞而已。闭藏周密，——铺首将一种精神，在朱漆的黑漆的门扇上展示了几干年，它透露着属于中华门文化精髓的东西。

附带说明，龙生九子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其原型当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故事有关：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囗，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

龙生十子，其中有一个名叫"九隆"。这传说，早见于《风俗通》和《华阳国志》。哀牢夷即今云南省哀牢山地区彝族。

十子、九隆，后来传为龙生九子。《中国道教》1995年第2期刊载王丽珠文章说，这在哀牢山彝族的民俗信仰中也能找到佐证。对于道教所奉斗姆星神，道藏《北斗本命经》说："昔在龙汉，有一国三名周御，有王妃号紫光夫人。生莲九色，化为九子。其二长子化为大皇大帝、紫微大帝，其七幼子为七星。圣母紫光人人尊号北斗九真圣德皇后。"哀牢山地区彝族民间，将哀牢的九隆传说与斗姆九子传说糅合在一起，把斗姆演变成自己的祖光神，认为产子十人的沙壹，就是生九子的斗姆。《后汉书》中龙生十子，如何变成龙生儿子的传说，彝族的民俗信仰便是注解。

仍来说铺首。铺首造型之精美，明清皇宫大门所饰用者可称代表。这枚铺首（图20），呈长圆形，兽首下面，分上下两层。上层形若衔环，饰以飞龙戏珠图案，叫做"仰月千年铞"，只具装饰效能，而无门环功用。这一层之下，有飞龙饰纹衬托"仰月千年铞"。铺首在朱漆宫门上，同金色门钉相互映衬，显示出皇家建筑的帝王气派。

铺首别名金铺、金鲁。汉代司马相如《长门赋》："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囗以而似钟音。"描写叩响门环的情形，玉户金铺的视觉效果，和金属碰撞的听觉效果，画面加音响。唐代诗人薛逢《宫词》"锁衔金兽连环冷"，写处于静态的铺首。

与兽面铺首相类，是门钱。门钹状似钹，周边通常取圆形、六边形、八角形，中部隆起如球面，上带钮头圈子。普通民宅门上的这种门钹，样式简洁，却不乏装饰美，有的还带着吉祥符号，如外沿圈以如意纹（图21），或镂出蝙蝠图形。

4．门钉

北京故宫的宫门，两种门饰很醒目，除了铺首，冉就是金光闪闪的门钉了。门钉纵横皆成行，圆圆的，挺大体量的凸起，与那厚重的门扇正相称，足以壮观瞻。门钉本是出自木板门的工艺需要，但是到后来，门钉的装饰性意义似乎更为重要了。并且，其美化门面的形式，接受了中华文化多方面的给予。

门钉数量，便有讲究。《燕都》杂志曾刊殷文硕单口相声《漫话燕京》：

连大门上的门钉全分等级。皇宫城门上的门钉，每扇门九排，一排九个，一共九九八十一个。在古代呀，"九"是最大的阳数，象"天"，所以，皇宫的门钉，是九九八十一个。哎，唯独东华门的门钉少一排，是八九七十二个。为什么呢？那时候，文武百官上朝都走东华门，这门是给文武官员准备的，所以少九个门钉，剩七十二个啦。王府的门钉是七九六十三个；公侯，四十九个；官员，二十五个……到咱们老百姓家，一个不个！不信？您考察呀，只要不是官府，多阔的财主——磨砖对缝影壁，朱漆广亮大门，那门上一个门钉没有！要不怎么管平民百姓叫"白丁儿"呢，哎，就从这留下的！

"白丁"云云，逗乐而已。门钉数目体现着等级观念，是不错的。清代规定，九路门钉只有宫殿可以饰用，亲王府用七路，世子府用五路。宫门饰九九八十一颗钉，因为"九"是最大的阳数，《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古代以"九五之尊"称指帝王之位。

清宫门钉均横九纵九数目，唯独东华门例外，来了个八九七十二颗。这自然引人注意，生出诸多解释。相声中说因为官员由此门进出，所以少了九颗。也有人推测，工匠失误，钉做大了，只好装八路钉。这推测很难站住脚，东华门是紫禁城重要的门，此其一；再者，给皇家做活儿，当儿戏能成？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有种解释说，清代帝后灵柩自东华门出，生为阳，死为阴，门钉用偶数，偶数属阴。另有解释，沈阳故宫大清门为三十二颗钉，偶数；东华门向东，门钉如此取数，是一种有意的呼应，体现了清王朝对其发祥之地的怀念。

关于门钉数目，北魏杨囗之《洛阳伽蓝记》记永宁寺佛塔"四面，面有在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其十二门十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依此算来，每扇门上门钉五行，每行即为九颗钉。

然而，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专家刘敦侦1936年在河南少林寺发现，金元时代古塔"门钉的数目，无论纵横双方，均极自由，无清代仅用奇数的习惯"。例如，金代正隆二年（115年）西堂老师塔，门为双扇，每扇排列门钉上下四行，每行四钉，两扇共计三十一二钉。年代更早，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殿门，门背面有多处唐代题记。这板门后面用五道福，每道福在门扇前面钉一行门钉，每行十一个钉。这反映了门钉的结构功用，也说明讲究门钉数目是后来的事。

白丁白丁，大门无门钉，虽是说笑话，却并非凭空诌出。蒲松龄《聊斋·娇娜》描写狐仙幻化的宅子，只几个字："金沤浮钉，宛然世家"。这里，将门钉与世家相对应，反映了一种社会存在，是虚构的小说里写实的笔墨。

门钉，古代俗称"浮沤钉"。其来源，同鲁班发明铺首的传说搅在一起。传说鲁班模仿蠡之善闭，创制铺首。门钉也仿螺狮，请读宋代程大昌《演繁录》：

今门上排立而突起者，公输般所饰之台也。《义训》："门饰，金谓之铺，铺谓之钅区，钅区音欧，今俗谓之浮沤钉也。"

"排立而突起者"，当指门钉。浮沤，水面的气泡；"浮沤钉"这一俗称，该是概括了门订造型的称谓——装饰在门扇上，如浮于水面的泡。《聊斋·爱奴》有"沤钉兽环，宛然世家"的句子，当是门钉、铺首并举。这就是说，蒲松龄所言"沤钉"系指门钉，而不是铺首。

门钉被纳入民俗活动，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说："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摸中者，以为吉兆。"结伴而游的妇女们，走叫"走百病"，过桥说是"度厄"。病、厄全抛，再试一试运气，去摸城门门钉，一摸而中，欢声笑语，该是富有情趣的场面。

门钉在民俗活动中获得神秘意味，摸一摸，有病者去病，无子者得子。请看明代万历年间《长安客话》"金铜钉"条：

京都元夕，游人火树沿路竞发，而妇女多集玄武门抹金铺。俚俗以为抹则却病产子。彭季囗试礼闱时，与客亦在游中。客曰："此景象何所似？"彭曰："放的是银花合，抹的是金铜钉。"乃苏味道"火树银花合"、崔融咏张昌宗"今同丁令成"句也。

"金铜钉"、"今同了……"的文学游戏，借助谐音。这谐音方式，至少那个"钉"，甚至那"金"那"铜"的谐音，都可以用来解释摸门钉的风俗。美国学者W·爱伯哈德《中国符号词——隐藏在中国人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一书注意到这一点：

将钉子锤进东西内，既是一种加固的方法，也是一种辟邪之法。从前，在中国人的大门上，常常可以看到以钉子钉着美杜莎式的恶魔头，据说这是为了防止疾病，或者是为了促进早日生子。这大约是因为"钉"与人丁的"丁"同音的缘故。

这位美国学者同时谈到门钉和铺首，说的是"钉"之音的民俗意义。

摸城门钉的风俗，隐含着生殖崇拜的遗风。明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正月十五前后摸钉儿，妇女们"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祥，曰摸钉儿"。城门门钉的造型和体量，容易使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因此，摸钉儿总是要手暗暗地摸、心暗暗地喜。《帝京景物略》录有一首《元宵曲》：

姨儿妗子此间谁，问着前门佯不知。

笼手触门心暗喜，郎边不说得钉儿。

摸门钉风俗又不局限于北方。1930年《嘉定县续志》记：

中秋，比户竞焚香斗，并陈瓜果、月饼祀于中庭。妇女踏月摸丁东。摸丁东者，夜至孔庙门上扪其圆木，谓可宜男。此风于光绪中叶后已渐不行。

20年代福建《兴化莆田县志》，正月十六夜"有过桥、摸钉之俗。……暗摸城门钉，谓之'吉兆'"。

具有装饰意义的门钉，经古人这么一摸，又被磨出信仰民俗的光华来。这是属于平民百姓的光华，它汇入中国门文化的熠熠光华之中。

整体来看，像是一个人的形状，眼睛、嘴巴、鼻子都有，像一个身披战袍的战神。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又像是人和动物的结合体，上面是人，下面是兽，略微恐怖。史学家们推测，应该是一种礼器，为了探寻这种礼器对良渚文化的意义，史学家们也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它的上面是一个像弓的头冠，脸框呈倒梯形，双眼炯炯有神，鼻子像大蒜的形状，嘴巴是扁的，还有平整的牙齿。脸的外面是一个有着纹路的风字形帽子，帽子上还有羽毛。羽毛的下面就是平伸着的手臂，手臂向里面弯曲，手指也是向上翘的。甚至连指关节都刻画得非常细腻。但因为鼻子下的嘴巴很大，牙齿尖锐，给人一种凶狠的感觉。仔细一看有点像动物的样子。

良渚玉器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是一种新时期文化。对于这个图像的含义也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认为那个兽面纹是虎，有的人认为是鸟和猛兽的结合。史学家们认为，这种神秘而复杂的纹饰是人们有感而发所创造的，能够引起每个人对它的尊敬，崇拜甚至恐惧。

因为玉器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只有有权有钱的阶层才能够使用。这种礼器也可以看作是对神或者对祖先的一种情感沟通和联系。这个良渚玉器上的雕刻也是鬼斧神工，当时的工匠们能够在如此小的玉器上雕刻出如此精细的图案，可想而知刀功是非常出神入化的。

刻在良渚玉上的神徽，就是刻在良渚王朝统治者心上的魂，也是刻在良渚先民心上的魂。

在中国玉器史上，良渚玉年代不在上游，早年论玉文化，言必以黄河流域龙山文化为宗，没想到在中原文明眼中的南蛮之地，良渚玉实现了质的飞跃，匪夷所思地驱抵了玉史之巅。

若是把刻在良渚玉上的神徽，置于放大镜下观察，其无与伦比的美，会让掌握了精良工艺制造装备的现代人觉得汗颜。

扩展资料：

良渚文化玉器中昀令人瞩目的是以“两眼一嘴”为特征的所谓“兽面纹”，这也是昀具代表性的纹饰。这种“兽面纹”或繁或简，变化多端，它以其狰狞而怪异的色彩和对后世纹饰，尤其是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巨大影响。

良渚文化玉器上刻有很多生动的鸟纹，如良渚文化反山墓地出土的一件全玉钺，袖身上琢有良渚神徽和神鸟图像。同在此墓的另一件玉琮，琢有16只相同的神鸟图形。

龙虎纹青铜尊简称为龙虎尊，因其主题纹饰有龙虎而著名。它体形高大、口沿广阔、鼓腹、高圈足、高50厘米、口径45厘米、重约20公斤。其铸工极精，整体形成三层花纹。肩部以圆雕和浮雕相结合，塑造了三条生动的蟠龙形象，龙身蜿蜒，龙首探出，额有双角，阔吻巨口，两眼大睁。腹部以三道扉棱为界，分隔三组相同纹饰，皆为双虎食人之状。在古代青铜艺术杰作中，此件龙虎尊当属佼佼者，被文物考古界视为珍宝。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龙虎尊的花纹从肩部、腹部和足部开始被分为三个栩栩如生的画面，并且是由三个立体的龙头和竖起的扉棱为间隔成分成的三等份。位于肩部的三条蜿蜒的龙游荡其间，龙头则伸到了铜尊的肩部，每条游龙后面还尾随小龙一条。龙虎尊的腹部是用镂空扉棱隔成三个相同的画面，主体花纹四周布满了饕餮纹。

从整体上看，三个部位的纹饰衔接得紧密流畅，浑然一体，从主体花纹看，龙、虎、人造型庄严稳重、造型奇特，透出一种神秘感。特别是龙头和虎头用浇铸法让其在外壁突兀凸起，雄健粗犷，比起用高浮雕法更具有一种威武逼人的悍气。这种手法既突出了尊的特定造型，又表现出纤柔亲和之意，似乎在呵护着蛙形裸人，折射出神秘莫测的魅力。虎与人铸在一起的造型可能是“虎食人”，奴隶主把这残酷景象铸在尊上是拿来威吓奴隶、压制反抗。或认为奴隶主吃饱喝足之后，用欣赏虎食人的可怕场面来寻开心，犹如古罗马奴隶主观赏奴隶斗兽一样。

龙虎尊在造型创意上可以这样解读：圆形大口表示上天，肩部神龙游荡于空中。尊的腹部则表示大地，有神虎张牙舞爪，以其不容侵犯的雄伟姿态保护着纹身的淮河氏族。龙虎尊以其强烈的历史穿透力，传递出商代及商代以前淮河流域虎方部落的原始巫风、图腾崇拜、神祗信仰等多方面信息，展现了虎视八方的雄风。

从器物的形制看，龙虎尊应是商代的礼器，因为这礼器上铸有铭文，这符合商代的礼制。在这件器物上，宽大的口沿代表天，天的下方是祥云和神龙，再下面就是在龙的庇护下的“虎口衔人”，即虎方。这又完全符合古代青铜器的美好寓意。所以，所谓“虎口衔人”实际上就是虎方二字。

龙虎尊的铸造工艺极为复杂。据说在国宝被发现并上交给国家博物馆后，为了给安徽省阜阳地区一个复制件，当时许多专家参与了复制件的铸造工作，但是没有人能够复制出来。特别是那个宽大的口沿，一直都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难题。因为达不到原件的铸造工艺，仿制品的重量则是原件的二倍，这充分说明龙虎尊的制作工艺之先进高超。

另外，从龙虎尊的器形看，它和四川三星堆出土铜器的器形与风格极为类似。有人就推测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因为在《殷墟卜辞》中就有殷征虎方之说。殷征虎方后，坚强的虎方人不肯臣服于殷商，于是举族迁徙，辗转逃到川藏高原，并在三星堆那里定居和立国。所以，两地虽然远隔数千里，但其在青铜器铸造的工艺和风格上却完全相同。不过相比之下，三星堆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较之龙虎尊文物，就显得太过粗糙。据考证，可能是虎方人撤离此地后，原有的技艺高超的工匠或死或被俘，导致那些精湛的冶铸技术失传。因此，后来的工匠师们就只能制作出像三星堆那样粗糙的青铜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