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首饰有什么特色？

原始社会 人们已经制作各种首饰装饰身体。如河北阳原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有穿孔贝壳、钻孔石珠、鸵鸟蛋壳和鸟骨制作的扁珠，若干扁珠的内孔和外缘相当光滑,说明曾长期佩带。至新石器时代,首饰的品种更为增加，束发的骨笄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下游的各遗址中均有出土,但以仰韶文化遗址中最为多见,仅西安半坡一处就出土了 700多件。在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中，陶臂钏也大量出现。山东兖州王因墓地出土之人骨，有的双臂佩带十余对陶钏。细骨珠穿成的串饰在首饰中也很突出。甘肃皋兰糜地岘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有一具人骨在颈部就绕了五圈骨珠，计1000粒左右。陕西华县元君庙一幼女墓出土了骨珠1147颗。陕西临潼姜寨一少女墓出土了骨珠8721颗。串珠多饰于颈部，但也有饰于腰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长江下游的大汶口、良渚文化遗址中，骨、陶首饰减少，石、玉首饰增加。特别是在良渚文化中，珠、管、坠、钏等玉饰的数量既多，制作亦精。江苏新沂花厅16号墓出土的玉串饰，由2枚琮形管、2枚冠状饰片、23枚弹头形管、18颗鼓形珠组成，洁白光润，极为工致。

商周 在中原地区的出土物中,首饰的种类不多,殷墟发现的首饰主要是笄，有骨笄、铜笄和玉笄，笄头上刻出鸟头或兽头。西周仍沿袭这一传统，1955～1957年在陕西长安沣西曾出土了 700多件骨笄，有的骨笄上刻出重叠的鸟形，有的镶嵌绿松石，有的在顶端另加一个笄帽。挂在颈部的串饰东周时才再度繁荣。春秋前期的河南三门峡上村岭1052号虢太子墓，墓主颈部有鸡血石串饰。同墓地1820号墓的墓主为一妇女，其颈部的串饰由鸡血石珠101颗、鳞形石饰10枚、椭圆形玉饰1枚、小石饰 2枚组成。战国时代的河北怀来北辛堡燕国墓，墓主颈部也有用 264枚绿松石组成的串饰。

汉代 男子的首饰一般只用笄。妇女除笄以外还用钗和擿。汉钗的形状比较简单，是将一根金属丝弯曲为两股而成。山东沂南与河南密县打虎亭所出画像石中的妇女，头上往往插有发钗10余支。擿的形状像窄条形的梳子，长度为1汉尺左右。长沙马王堆1号墓墓主发髻上就插有玳瑁质、角质和竹质长擿 3支。此外，汉代妇女的发饰还有金胜、华胜、三子钗等，皆绾于头部正面额上的发中。汉代妇女还戴耳珰。这时的珰多作腰鼓形，一端较粗，常凸起呈半球状。戴的时候以细端塞入耳垂的穿孔中，粗端留在耳垂前部。河南信阳长台关 1号楚墓出土的跪坐木俑，耳垂贯有竹棒，即代表耳珰，可见战国时期已戴此式珰。汉代的耳珰还有在其中心钻孔穿线系坠饰的，这样的耳饰名珥，珥上的坠饰则名珰。出土的珰和珥有金属的、玉质的，也有用玻璃制作的。

南北朝 妇女最华贵的发饰是步摇。《续汉书·舆服志》说汉代后妃已戴步摇，其下端有黄金制作的“山题”；上有“桂枝相缪，一爵九华”，但汉代的实物未见。从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中看到的步摇，是以两枚并排，戴在发前，上面有许多枝状物。辽宁北票房身2 号墓出土的一例，形制与《女史箴图》所绘者基本相同。这种步摇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曾出土有两对金质的，唯“山题”作成鹿头状，桂枝则作得有如鹿角，带有浓厚的草原气息。这里出土的金项链，缀有各种小兵器模型，与干宝《晋纪》“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的记述相近。 由于东西交通的日益发展，在南朝或北朝，还都出土了一些带有西方色彩的首饰。南京象山东晋大族王氏墓地中的 7号墓，出土了一枚镶金刚石的银指环。中国当时不产金刚石，这枚指环应是西方传入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出土了一枚镶有雕刻鹿纹之青金石的金指环。青金石在古代是阿富汗一带的特产，其鹿纹的构图也与中国的风格不同，故亦应为自西方传入之物。 与李希宗墓所出指环上的镶嵌物相似，在西安潘家村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上也有刻鹿纹的青金石。这条项链除扣饰和垂饰外，主要由28枚金球组成。每枚均由大小金圈拼焊而成的多面空心球体，金圈中原镶有珍珠，已大部脱落。这种金球在广州先烈路龙生岗东汉墓地曾出土，它的形状和中国的六博之博茕相近，特别是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中出土的错银镂孔铜茕也是空心的，更与之肖似。所以李静训墓所出金项链上既有外来的成分，也包含着中国固有的因素。此外，李静训墓还出土了带活扣嵌玻璃珠的金钏和金发钗，发钗由花饰和钗股两部分连接而成，还不是一个整体，可以视为由汉晋的双股钗向唐代花钗过渡的中间类型。

唐代 很重视发钗顶端的花饰。唐代前期，在永泰公主和懿德太子墓石椁线雕中的女侍，已有戴海榴花形钗和凤钗的，但每人只戴一枚或二枚，以后花饰愈做愈大，几乎与钗股等长。西安惠家村与广州皇帝岗中、晚唐墓所出者，有凤形、摩羯形、花鸟形、缠枝花卉形等多种花钗。运用模压、雕镂、剪凿等方法制成。唐代后妃、命妇所簪“花树”就是较大的花钗。它们往往是一式二件,花纹相同,方向相反，以多枚左右对称插戴。钗为双股，单股的笄这时称作簪或搔头，它也在顶端作出花饰。湖北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墓出土的金簪，顶端用细金丝扭结盘屈成几层图案，边缘再缀以金箔剪成的小花。在唐代，这类簪的数量远比花钗为少。 梳本为理发具，盛唐时妇女开始在发上插戴。起初只在髻前单插一梳。以后逐渐增加，以两把梳子为一组，上下相对而插。晚唐妇女盛装时，有在髻前及其两侧共插三组的，同时，梳背的装饰亦日趋富丽。江苏扬州三元路唐墓出土的錾花金梳，梳背镂刻出极细的对凤和缠枝卷草纹。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金梳背，用金丝和金粒掐焊出花纹。浙江临安唐水邱氏墓出土的一把玉背角梳，也在玉背上琢出花朵和凤凰。

宋辽 宋代妇女的首饰大体沿袭唐制，仍以钗、梳为主，唯顶端带花饰的簪增多。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的金梳背，龙凤金簪，江西彭泽宋易八娘墓出土的银梳和金簪，工艺均极精湛，可视为当时的代表作。在北方的辽国，因妇女发式不同，钗、簪、梳都较少使用，而项链、耳坠、臂钏等特别发达。如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项链，以银丝串起 500余颗珍珠分 5股组合而成,下方中间缀以琥珀圆雕。红白相间,色彩鲜明。公主的耳坠是用金丝将 4枚琥珀雕成的龙舟与 6颗大珍珠、11颗小珍珠串连而成，龙舟上还刻出摇橹之人。辽代契丹妇女喜戴耳坠,在辽宁建平张家营子、锦州张扛山、朝阳前窗户村及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等地的辽墓中均有出土。这和唐墓中几乎未出土耳坠，宋墓中出土的耳坠不多的情况是不同的。陈国公主双臂各戴两副金钏，钏体中部较宽，两端较细，弯成椭圆形。其中一副饰缠枝花，末端为两兽头相对，一副饰双龙，末端为两龙头相对。这种钏式大体仍沿袭唐代以柳叶形金银片弯成臂钏之制，其钏端饰龙头相对的作法，为后世长期仿效。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一种旋绕多圈的套钏，在上海宝山宋墓、安徽望江九成坂宋墓、安徽安庆元墓等处均有出土。

明清 民间的首饰有素面的，很简洁；贵族妇女的首饰造型复杂，图案繁缛，且广泛采用镶嵌宝石、垒丝、点翠等技法，使首饰的华丽程度胜过前代。江西南城明益端王墓出土的凤簪，用粗细不同的金丝编结缠焊而成，结构虽极纤巧，凤形却很英俊。同地明益庄王墓出土的9 件仙人楼阁金簪，以垒丝法编结出重楼复阁，仙人于其中奏乐起舞, 周围环绕着嘉花异草,工艺甚为精细。这类首饰在清代继续得到发展。北京西郊小西天的一座清代贵妇墓中，出土的钗簪达33件之多，有凤簪、岁寒三友簪、万事如意簪、二龙戏珠簪、花瓣簪、麒麟簪、朵云簪、连喜金钗等，大都镶嵌珍珠或红宝石。清代的其他首饰,如点翠串珠的钿子、勒子、发罩、指甲套等,种类繁多。至于指环，汉晋以降各代均有，式样一直变化不大，清代亦然。

在这一系列首饰中，我尤欣赏玉器饰品。玉器是一种中国独特的艺术品,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玉是石的精华，它从质地和色泽两方面给人以美感，“玉不琢不成器”这句古老的格言出自《礼记》，可见玉的加工，不仅是锦上添花之举，而且是使质地和色泽趋于完美的艺术性创造。中国的玉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开始制造，玉器制作技法特殊而先进，造型文饰典雅，内涵丰富而深蕴。

在我们这个注重礼仪，崇尚道德的国家里，古代玉器是政治地位和品德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玉器不仅是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具、饰品，同时还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礼器，是祭祀天地，沟通神灵的法物，是神秘信仰的附托物，它反映出的是相关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
古人认为玉是山川的精英，得天地之灵气，孕育而成。是宗教，政治，道德等因素的结合体，它的精神属性是主要的。玉器作为一种共通的文化价值的代表，是社会地位、和宗教文化的象征。是财富和权力的标志，人们对玉的崇拜不仅是对其加工后的质感、色泽和光彩的喜爱，而且还带有对玉的敬意和神密感。人们将自已的权利、理想和祈求，赋予在雕刻成一定形状玉器上，希望它能够传递人们的祈祷和愿望，使自身能够得到神的保佑和支持。在乞求神灵的保佑方面今人和古人对玉的认识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出现了大型玉器。现存在北京北海公园团城上的一只大玉瓮--渎山大玉海，好似一只大浴缸，乃是元朝忽必烈大宴群臣时的盛洒器，可盛酒3000多公升。玉瓮重达3吨半，最大周围长493厘米，高70厘米，瓮膛深55厘米。玉瓮呈椭圆形，四周刻有云涛、蚊龙、海马等，造型精美，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传世玉器。北京故宫珍宝馆内陈列着一件十八世纪清朝乾隆时期的大型玉雕--大禹治水玉山。它是以宋人所画的《大禹治水图》为蓝本雕琢而成的，这座玉雕高达24米，宽约l米，生动地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奋战洪水时的情景。据史料记载，这块大玉产自中国新疆和田地区，重达5吨多，经三年时间，行程4000多公里才运到北京的。后又经多年才雕琢成这件希世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