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化的重要影响

唐朝（618年—907年[1]  ），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是中国公认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唐朝疆域空前辽阔，是第一个未修建据胡长城的大一统王朝。唐代国土在西部及北部皆超出现代中国的疆界范围。唐朝自攻灭东突厥、薛延陀后，天子被四夷各族尊为天可汗，又借羁縻制度征调突厥、回鹘、铁勒、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攻伐敌国，让南诏、新罗、渤海国、日本等藩属国学习自身的文化与政治制度。

唐代科技、文化、经济、艺术具有多元化特点，在诗、书、画各方面涌现了大量名家，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画圣吴道子、李思训，音乐家李龟年等。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海内外各国民族进行交流学习，形成开放的国际文化。

唐朝与阿拉伯帝国时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声誉远扬海外，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

1、在行政上最开始有了省的概念。

2、促进了周边民族、国家的融合。

3、有唐诗流传后世。

　唐朝的特点

　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 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 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并在朝鲜的平壤，越南的河内等设有长住官叫(都护府)。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大帝是中国人公认的好皇帝，他励精图治，广纳善言，任用贤能。太宗李世民被北方部落尊称为「天可汗」。被中国人真心称颂，不单是由于他创立的伟大的唐朝，更主要的是他的美德，他的言行被纪录在《贞观政要》里，为后世帝王的模范。

　唐朝在政治制度上经过不断的改革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而严密的职官制度。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仍为三省六部制。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吏，户，兵，刑，礼，工」六部。最重要的是唐玄宗在周边地区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统领重兵，为后来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唐朝的科举和教育制度影响中国达1300年之久。 除各地有州学和县学等学府外，首都长安有三间最高学府为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门下省的「弘文馆」皇太子的「崇文馆」，唐初时国子监的学生已达三千余人，太宗李世民大帝也常常去国子监视察，学生更来自「东方的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南方的南诏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

　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科举制度的发达，唐王朝通过考试制度，向平民阶层选拔人才，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分等第一律委派官职，并使之成为一种制度为「科举」，科举在中国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考得第一的「状元」第二的「榜眼」第三的「探花」成为人生的最高峰，李世民大帝看到考生们鱼贯而入试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702年武则天又首创武举，为选举武官。在此之前统治者的门是关闭的，通过科举这道窄门，有才华的人可以进入政府。在统治者的方面，可以广纳贤能，并限制百姓的思想，有利社会的稳定。「科举制度」为中华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是这一种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孤立再东亚，他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唐初，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由于帝国疆土的扩张，陆上海上贸易线的开放，至使外国的宗教能大批涌入中国，尤其是佛教，但在此佛教却完全中国化了，各种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禅宗」，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

　文学方面，唐朝有惊人的发展，唐诗的黄金时代就在这时达到巅峰。著名的有李白，杜甫等。

　唐朝的文化

　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其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

　拓展内容

　唐朝文化重要影响

　唐代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和便利的交通及管理制度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方便。陆路四通八达。海路开辟更多，有三条路去日本。并开辟了从广州、越南海到东南亚，西亚及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因此，唐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是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

　而此时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快速融合，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朝鲜半岛

　新罗受唐文化影响最深，学生留学中国最多达百人，有些更在唐朝做官，因此新罗亦仿效唐的政治制度，据此建立起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组织。科举考试，以中国古籍《左传》、《礼记》等为主科，可见其受唐文化的影响；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更在新罗广为流行。朝鲜本无文字，唐时利用汉字字形作音符，创朝鲜词汇，新罗文字实亦由中国字音转化而成；此外新罗历法及律令都是模仿唐代律历而成的。唐代盛行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禅宗等也在朝鲜流行，新罗亦以《本草经》、《素问》等中国医书为教材，并把中国医学传入朝鲜。

　日本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 年日本的“大化改新”。这次改革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8 世纪初，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 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越南

　隋唐在安南所推行的文教制度和选拔人才的政策与内地相同。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对越南法制史有重大影响。作为汉文化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影响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条主线，但中国佛教对越南的影响也相当巨大。九世纪初，中国高僧无言禅师南下交州，创“无言通禅宗派”，对越南佛教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十世纪，越南独立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学习唐朝，所立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为考试内容。越南人姜公辅应试仕唐，官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代名相之一。姜公辅汉文化修养极深，他作的赋《白云照春海赋》和策《对直言极谏策》被收入《全唐文》。唐之后，中国文化继续不断对越南产生影响。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依据汉字，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式创制了越南的民族文字“字喃”。但汉字一直在越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直到现代，仍有许多越南人熟悉汉文。十七世纪时，拉丁文取代字喃成为越南的通行文字，但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并没有停止。

　西域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丝织品之西传： 唐代以丝绸为主要输出品，中西丝绸贸易繁盛。中国的丝织技术，如脚踏纺车、印染技术等通过安息、条支等西域国家传入西方及印度唐代工匠也到中亚、西亚各地传授纺织技术，欧洲的丝绸业由是发展起来。

　造纸术之西传：唐玄宗天宝十年，唐与大食爆发怛罗斯之役，唐军为大食所败，大批士兵被掳，其中不少为造纸工匠，造纸技术遂传入大食，再辗转传至欧洲，对欧洲以及世界文化的传播起极大作用。

　学术知识西传： 唐代曾将中国文字、经书输入高昌，高昌的刑法、婚姻风俗等多摹仿唐风，西域各国如疏勒、焉耆等亦学习中国文字及风俗，穿中国衣冠。在丝路一带，考古学家亦发现《史记》、《论语》的竹简断片，可见中国书籍文化已在唐朝传至，而西域各国及吐蕃、南诏等均遣皇子棶长安留学，使唐代长安成为当时西域人留学的中心。

　工艺技术西传： 中国的绘画及纺织法西传，盛行于阿拉伯。印度人亦效法中国的铸铁及凿井术。唐代的丝绸、茶叶、纸张、药材等也输往西域及天竺、波斯、大食等国家，并通过波斯转销到西方各地。

　设立外贸机构： 中外贸易发展迅速，唐政府于是在重要港口广州设立”市舶司“，并於武威、张掖等陆路要冲置”互市监“，分别管理对外贸易，长安亦吸引很多西域弟子来华学习，使长安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宗教

　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中国传统两大宗教——道教和佛教都有较大发展。唐朝以道教为国教，王公贵族皆以道士为荣，并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开科取士。唐朝初年玄奘在翻译佛教经典时期为了符合当时唐朝国情，大量吸收道教术语，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国僧人自身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佛教在此时期得到了稳固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形成或成熟。其他宗教景教和祆教也随着国际交流传入中国。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佛，使得除禅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

　文学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三元及第，都诞生于唐朝，即公元622年状元孙伏伽(一说651年的颜康成)，和781年三元状元。

　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算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 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全唐诗》收录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为长安、洛阳、金陵。

　唐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几乎全部承袭隋朝，唐朝的李家皇亲和隋朝的杨家皇亲更有亲戚关系，唐朝在一定程度上是隋朝的伸展，故历代史学家常把它和隋朝合并成“隋唐”。

　美术

　张萱绘《虢国夫人游春图》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并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有“吴带当风”之说。 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他们的著名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苏轼称他“画中有诗”。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

　书法

　科技

　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不可多得的医书;公元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

　唐朝的经济

　货币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

　农业

　唐朝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 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 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

　赋税收入

　唐朝中期，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当年税钱1089万八千余缗，谷215万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税收35151228万贯、石，唐后期853年税收下降到925万余缗，其中盐利达278万余。随着唐朝对盐商压迫加剧，直接引发了黄巢起义。

北齐金饰

中国金银器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每一时期的金银器都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我们追溯那古老的岁月，去大致了解一下它的发展轨迹吧。

商周金银器：小巧简约

中国迄今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最早的黄金制品是商代的，距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商代金器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及商王朝北部、西北部和偏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四川等地，都曾发现过这一时期的金器。一般地讲，这个时期的金器，形制工艺比较简单，器形小巧，纹饰少见，大多为装饰品。

如果将商王朝统治区与周边地区出土的金器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它们似乎是分别在几条互不干扰的并行线上发展起来的。在形制和偶有发现的纹饰上，地区文化的特点十分鲜明。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其中颇为独特的金面罩、金杖和各种金饰件，也都是商文化及其它地区文化所未见的。金银器早期的发展情况，也反映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这是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和自然条件复杂所决定的。

商周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银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银工艺的发展；并使金银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早期的金银制品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是用于其它器物上的饰件，或者说，是以和其它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最迟在西周时期，金银平脱工艺就出现了。

战国，公元1972年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冠高73厘米，冠带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共重1394克。冠顶呈半球形，上面饰有四狼噬四羊的浮雕图案。顶部傲立一只雄鹰，呈展翅向下俯视状。其身与尾部系用薄金片打制成型，体内空。身上压印有羽状纹，喙部突出，呈钩状。头和颈部镶嵌有绿松石，头颈及尾部皆以金丝与鹰体相连，可摇摆活动。金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带组成。冠带前部有两条上下相接，未端用榫铆相连。带的中段均作辫纹，两端或作卧虎形，或作盘角羊形，或为马形。此金冠顶和金冠带为战国时期匈奴王的遗物，弥足珍贵。其构思独特，制作精美，造型生动。具有北方草原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特征，同时代表了当时匈奴地区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春秋战国金银器：清新活泼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出土地点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多。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南北方差异较大，风格迥异。北方匈奴墓出土的大量金银器及其金细工艺的高度发展，尤令人瞠目。

这个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陜西宝鸡益门村2号秦国墓葬、河南洛阳金村古墓、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此时南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中原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大体看来，与北方匈奴少数民族地区金银器的形制风格截然不同，多为器皿、带钩等，或是与铜、铁、漆、玉等相结合的制品，其制作技法仍大多来自青铜工艺。

汉代 发簪

秦汉金银器：繁荣发展

秦代金银器迄今为止极为少见。曾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始皇三十三年造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这种在银器花纹处鎏金的作法，唐代以后十分盛行，金花银盘亦为唐代金银器中很有特色的主要品种。

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东汉，公元1969年河北省定县北陵头村43号东汉墓出土。残长42厘米。龙首细长，吻部似鳄鱼，用掐丝法制成。上面焊有掐丝制成的口、鼻、眼，额部用粗金丝焊作龙角，角上又缠以细金丝。龙体以金片卷作圆筒状，嵌于龙颈下，镂空作鳞纹，并焊缀有细小的金珠。但下部已残缺。此金饰作工极为精巧。加之红、绿等色料石的镶嵌与配色，更显华美富丽。它反映了东汉时期金银钿工所具有的高超技艺。现藏河北省定县博物馆。

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更少见，可能因为这个时期鎏金的作法盛行，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迄今考古发掘中所见汉代金银器皿，大多为银制，银质的碗、盘、壶、匜盒等，在各地均有发现。一般器形较简洁，多为素面。

汉代金银制品，除继续用包、镶、镀、错等方法用于装饰铜器和铁器外，还将金银制成金箔或泥屑，用于漆器和丝织物上，以增强富丽感，最为重要的是，汉代金细工艺本身逐渐发展成熟，最终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汉代金钿工艺的成熟，使金银的形制，纹饰以及色彩更加精巧玲珑，富丽多姿，并为以后金银器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汉代金银器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广西、广东、陜西、甘肃、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均有发现。除大量金银饰品外，主要还有车马器、带钩、器皿、金印和金银医针等，涉及面较为广泛。在吉林省通榆的北方鲜卑族墓葬、西北新疆乌孙墓葬、车师国故地、焉耆古城等遗址，以及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地也发现了金银器，大多为金银饰品，如牌饰、金花、首饰、带扣等，具有较浓厚的民族色彩。

魏晋南北朝金银器：独具异域风采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朝代更替频繁，社会经济亦遭受破坏。然而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共存的生活中，逐渐相互融合，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加之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使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

在这个时期的墓葬中，常可以看到民族间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迹象。辽宁北票冯素弗墓中出土了“范阳公章”龟纽金印、金冠饰、人物纹山形金饰，镂空山形金饰片等，这些金银器既有汉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

这个时期的金银器皿仍不多见，且所见大都带有外来色彩。如山西大同小站村封和突墓中出土的鎏金银盘，银高足杯和银耳杯等，除耳杯外，鎏金银盘和银高足杯均为波斯萨珊朝制品。

同时，随着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这个时期金银器的制作和功能亦颇受影响。江苏镇江东晋墓出土一件金佛像牌，呈长方形，正面线刻有裸体全身佛像，头顶灵光，面带稚气，应为释迦出土童像。这种用于佛教奉献的金银制品在唐宋以后极为常见。

蓝色水晶坠饰——唐代

长4、宽26、厚12cm。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州区南郊乡羊坊村史索岩夫妇合葬墓出土，固原博物馆藏。形状不规则，上嵌水晶。水晶泛蓝，表面鼓起，上有几处凹痕。水晶之下为一鎏金底托，下部稍翘，上有一短柄，柄环已残

唐代金银器:绚丽多彩

唐石榴花纹玉簪饰——长10、宽28、厚01-015厘米。白玉，青白色，薄片状，两面花纹相同，雕一束繁茂的枝叶，三朵盛开的海棠，顶部雕出石榴，花束枝茎上有细镂孔，下端枝茎上钻一细孔，在很薄的玉片上要雕琢不同层次的花卉枝叶，需要高超的技巧。

唐代，金银器制作有了重大发展。近几十年来的几次大宗发现，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金银器，又成了显示唐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不是吗？当你看到那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时，一定会联想到唐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可以说：中国古代金银器皿是在唐代及其以后兴盛起来而金银器皿是在唐代及其以后兴盛起来而金银器皿又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金银器从器物种类来说，可以分为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品

宋代金银器是在唐代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崭新风貌。虽不及唐代金银器那样丰满富丽，然而却具有典雅秀美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与宋代艺术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有人认为，宋代艺术没有唐代的宏放魄力，但是其民族风格却更为完美。与唐代相比，宋代金银器的造型玲珑奇巧，新颖雅致，多姿多彩。相比之下，唐代金银器皿显得气势博大，而宋代则以轻薄精巧而别具一格。宋代金银器在造型上极为讲究，可谓花式繁多。

　　五花头凤鸟纹金簪(宋代出品)

　　重605g，在江阴夏港出土。这支簪子在《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一书中也有介绍：正面看来，簪梁上一溜儿五枚造型略如展开之摺叠扇的花头。装饰了穿花的凤和凰，还有牡丹和菊花。

宋代金银器的纹饰总的说来，以清素典雅为特色。虽没有唐代纹饰那样细腻华美，然而其洗炼精纯亦非唐所及。素面者，讲究造型，光泽悦目；纹饰者则以花鸟为大宗，并使丰富多采的装饰纹样，与变化多姿的器物造型巧妙结合，达到合谐统一。比之唐代，宋代纹饰的题材来源于社会生活，其表现内容更为广阔，亦更为世俗化，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从宋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看，自秦以来流行的掐丝镶嵌、焊缀金珠的技法几乎无见。而较多运用锤鍱、錾刻、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具有厚重艺术效果的夹层技法，为宋代以前金银器制作中所未见。镂雕工艺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精进。最有特色的是，宋代金银器采用了立雕装饰和浮雕型凸花工艺。

宋代金银器在其本身的纵向发展中，还出现了大量横向结合的作品。金银与漆、木等其它材料合壁，金银用于服饰、书画等。

两宋时期的辽、西夏、金、大理等国的金银器也有较多发现。大体上看，其作工和形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唐宋金银器制作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展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

　　福禄寿三星银果盒(元代出品)

　　重430g。1980年江阴申港张家店元墓出土。

元代金银器在宋代的基础上，其形制、品种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时代风格。与宋代和明代相比，迄今为止见到的元代金银器为数不甚多。然而从文献材料上看，当时的金银器饰并不稀见。

从总体上看，元代金银器与宋代相近似。银器数量多。金银器品种除日用器皿和饰品外，陈设品增多，如瓶、盒、樽、奁、架等。元代大多数金银器均刻有铭款，这对研究元代金银器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从造型纹饰看，元代金银器仍讲究造型，素面者较多，纹饰者大多比较洗练，或只于局部点缀装饰。然而，元代某些金银器亦表现出一种纹饰华丽繁复的趋向。这种趋向对明以后金银器风格的转变，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左图：明《唐白云夫人像》中的金丝狄髻与头面（首饰），安徽博物院藏；右图：明成化嵌宝石宝相花金簪，重768克，北京右安门外明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孝全成皇后《璇宫春霭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玉粹轩通景画》（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如意卷云纹金锁（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地区出土）

明神宗定陵出土四顶凤冠，两顶为皇后礼服（翟衣）冠，两顶为皇后燕居（常服）冠，分属孝端显皇后与孝靖皇后（礼服冠、燕居冠各一）。其中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为礼服冠，六龙三凤冠、三龙二凤冠为燕居冠。两种冠明显的区别是：燕居冠两侧有金龙所衔两串珍珠挑牌，礼服冠没有

明清金银器：华丽繁缛

明万历鎏金累丝嵌玉石人物纹银簪

北京昌平区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长128厘米，宽3厘米，重137克。银簪扁锥形，顶部为仙人骑凤，凤昂首展翅，翅上嵌红宝石一块。尾羽高高翅起，形成背托。仙人骑在凤背上，两颊微鼓，笑容可掬，双手持如意。

定陵地宫出土，为孝靖皇后之物。通长58厘米，兔高24厘米，圆形金耳环下，系一嵌红宝石的玉兔耳坠，玉色青白细润。兔竖耳、红睛、直立，抱杵

万历孝靖后嵌珠宝点翠凤冠

所示为顶九龙九凤凤冠，是专属于孝靖皇后王氏的凤冠，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凤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大约4斤6两），全冠共镶大小红蓝宝石100多粒，珍珠5000余粒，样式上基本承袭了宋代皇后用金银镶嵌珠宝的凤冠制度。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化发展的总势趋于保守。其金银器制作一改唐宋以来或丰满富丽、生机勃勃；或清秀典雅，意趣恬淡风格，而越来越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如果你从中国金银器的历史长廊中浏览而过，那么当你信步走到这里时，便会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那器形的雍容华贵，宝石镶嵌的色彩斑斓，特别是那满目皆是的龙凤图案，象征着不可企及的高贵与权势。这一切都和明清两代整个宫廷装饰艺术的总体风格相和谐一致，但是却和贴进世俗生活的宋元金银器迥然有别。然而，明清两代的金银器，其发展轨迹可谓明晰可见，但其分野之界亦是如此鲜明。大体上说，明代金银器仍未脱尽生动古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

嵌蓝宝石金戒指——明正统四年（1439年），直径19、宽06cm，南京中华门外将军山沐晟墓出土。戒指为金质，圆形，戒面突起椭圆形金托，内嵌蓝宝石。四周饰连珠纹，两侧錾刻如意云纹。（来源：撷芳殿洒扫）

在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龙凤形象或图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变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极致。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中素面者少见，大多纹饰结构趋向繁密，花纹组织通常布满器物周身，除细线錾刻外，亦有不少浮雕型装饰，对以后清代的金银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镶珠宝玉花蝶金簪

明神宗定陵出土，插戴于孝端显皇后“棕帽”（属狄髻类）上，一对，其中一件通长156、簪首长7、宽27厘米，重28克，簪体上部镂刻古钱形花纹，正面中部浅刻流云纹，簪首缀白玉花卉、绿玉蝴蝶、红玉花，并嵌有红蓝宝石及珍珠。

明万历镶宝玉花金钗

定陵地宫出土，它的下部呈双叉形，上部为花丝编制的叶形金托，中心镶白玉花，玉花的四周有金叶形饰，下部及两侧各有一只金制的小蜜蜂，在花心及叶子上镶嵌着红、黄、蓝宝石，金钗装饰华丽，制作精细，是难得的佳品。

明万历 珠石网坠白玉环花卧龙点翠金簪

定陵地宫出土，是同类首饰中的精品簪身呈半圆弧锥形，顶部有一直立花朵和金托相连，金托上又置亚腰形白玉镂空缠枝牡丹花托，周围系有珍珠，宝石编缀成菱形格网状的网坠，玉托上装饰分上、下两层，下层以白玉牡丹花嵌宝石，其间插置有花丝制作的花卉、翠云等，共同组成底座。上层置一蹲龙，昂首翘尾，上系宝石滴，额部及二目嵌猫睛石及红宝石，龙的旁边置一绿玉描金火珠，火珠中心系一珍珠，整个簪顶组成优美的龙戏珠立体造型，全簪共嵌宝石八十一块，珍珠一百零七颗，簪造型独特，装饰富丽。

（孝靖皇后棺内出土）

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极多，大部分为传世品。从风格上看，清代金银器既有传统风格的继承，也有其它艺术、宗教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继承吸收古今中外多重文化营养因素的基础上，清代金银器工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洋洋大观和多姿多彩。

清代金银器的器型和纹饰也变化很大，已全无古朴之意，同时反映了宫廷金银艺术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的倾向。其造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而更加绚丽多彩，纹饰则以繁密瑰丽为特征。或格调高雅，或富丽堂皇，再加上加工精致的各色宝石的点缀搭配，整个器物更是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清代金银器的加工特点，可以用精、细二字概括。在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调配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继宋、元、明以来，清代的复合工艺亦很发达。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宝石等结合，相映成辉，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

清代传世品中，亦保留了不少各少数民族的金银器。这些金银器反映了当时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与爱好，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民族风格。

金镶宝石蜻蜓簪

碧玺珠翠手串

银镀金嵌珠宝蝴蝶簪

翠镶金里扳指

祖母绿戒指

铜镀金累丝点翠嵌珠石凤钿

金镶珠石点翠簪

点翠钿子

金镶青金石领约

金镶青金石金约

碧玺雕松鼠葡萄佩

翠嵌珠宝蜂纹耳环

金镶珠宝二龙戏珠钿口

金嵌珠宝圆花

金累丝九凤钿口

白玉嵌莲荷纹扁方

总之，清代的金银器丰富多采，技艺精湛。其制作工艺包括了范铸、锤鍱、炸珠、焊接、镌镂、掐丝、镶嵌、点翠等，并综合了起突、隐起、阴线、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应该说，清代金银工艺的繁荣，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工艺技法而又有所发展，并且为今天金银工艺的发展创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结语

纵观金银器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是那个时代审美意识的反映，亦能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历史长河的纵向发展看，金银器的发展有其历史传承性，而在同一时代中，金银器的发展也会受到来自其它文化艺术领域的横向渗透和影响。金银器是在中国丰富多采的文化土壤上产生并发展的，它从其它文化艺术领域中汲取营养，并形成了自身独具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条浩荡壮阔的大江，而每一支汇入其中的细流，都使她更加博大而辉煌，都使她得以更加色彩斑斓、仪态万方的面貌呈现；那么，具有神奇瑰丽色彩的金银器，不也是为中国文化这一巨大实体注入活力和风采的一支涓涓细流吗？

花丝镶嵌工艺产品是珠宝奢侈品的一种，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在古代，算是为皇室贵族所喜爱的珠宝首饰工艺品所进行的“高级定制”。

经济文化的差异导致两个朝代的服饰差异。

唐代服饰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唐代开始，工艺装饰普遍使用花卉图案，其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丰满圆润。特别是波状的连续纹样与花草相结合后，就是唐代盛行的缠枝图案。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来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宋代服饰

多姿多彩的唐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宋。政治上虽然开放民主， "但由于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和对外政策的妥协退让 --服饰文化不再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刹时都收敛了许多。宋时不论权贵的皇亲国戚，还是一般的百姓，都爱穿着直领, 对襟的背子，因为既舒适得体，捷又显得典雅大方。

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候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

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掇」的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

宋代服装分三种：一为自皇后、贵妃至各级命妇所用的"公服"，一为平民百姓所用的吉凶服称"礼服"； 一为日常所用的常服。 宋代官服大部分是沿袭初唐。在北宋初年因服饰没有定制，又受外来影响，所以曾出现过着"毡笠"、"钩（敦下+土）"（袜[衣旁+夸]）的契丹服，人们称它为奇装异服。宋代官家服饰普遍十分奢侈，民家着装也很讲究。宋太祖三年（乾德年间）规定宫内妇女的服色要随大夫变化，还规定庶民百姓不得采用绫缣五色华衣。到仁宗、英宗、神宗直至政和七年时期，官府提倡改良服饰，而且更趋奢华。对于这些规定民间庶民置若罔闻，绫缣锦绣任意服用。一些京城的贵族闺阁们，还别出心裁地设计出许多种装扮方法，追求出新与别致。不但衣料选择考究，而且梳妆也很特别，有的梳大方额，有的扎发垂肩，有的云光巧额鬓撑金凤，贫者还有用剪纸装饰头发，身上抹香，足履绣花等。

两个朝代各有各的特点，还有就是同一朝代，不同阶层的服饰也是有差异的。

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文学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三元及第都诞生在唐朝，分别为公元622年的状元孙伏伽（一说651年的颜康成），和781年的三元状元。

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谓是唐诗，自唐初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位代表诗人。

这些诗人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

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全唐诗》收录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为洛阳、长安、金陵。

2、美术

张萱绘《虢国夫人游春图》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时有“吴带当风”之说。

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代表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苏轼称他“画中有诗”。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 

3、书法

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其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著名书法家。

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是唐朝草书大家。

4、科技

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不可多得的医书；868年，《金刚经》的印制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技术。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 

5、宗教

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较为开放，中国传统两大宗教——道教和佛教都有较大发展。唐朝以道教为国教，王公贵族皆推崇道士，并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著作开科取士。

唐初高僧玄奘在翻译佛教经典时期为了符合当时唐朝国情，大量吸收道教术语，佛教经典巨著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国僧人自身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佛教在此时期得到了稳固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各大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得以形成并发展成熟。

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和祆教随着国际交往传入中国。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佛，使得除禅宗等少数佛教宗派外，其他宗派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