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青铜器上有哪些纹饰？纹饰都代表了什么？

龙纹

商周青铜器是贵族奴隶主专用的器具，因此青铜器又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和神通广大的控制力，因此，龙作为重要象征纹饰被运用到青铜器上。初始的龙形状简单，只是一个简单的弯曲；后来形象逐渐丰富丰满，也衍生出了多种不同的龙纹：常见的龙纹有虎耳龙纹、卷角龙纹、鹿角龙纹、卷云龙纹等等。其中，夔龙纹是最典型的代表，形象一般是长身弓起，头上有角的侧面龙形图像。

饕餮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饕餮纹常用于青铜礼器上，用来祭祀鬼神，祈求上天庇佑福至祸去。饕餮纹，是以正视兽类的颜面为主要构图，左右相对称；颜面为无声的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无法看出其态度，从而达到不怒自威的效果。《礼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商周重天命，大小适宜都要进行占卜，这使得人们对于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纹样极其重视，可见饕餮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史记殷本纪》载：“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因此古人用凤鸟纹表达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对祖先的尊敬。最初的凤鸟纹形状小巧简单，一般为无冠羽或有简单冠羽，喙呈尖状；后期才出现大鸟纹，形状和样式也逐渐丰富，如长冠垂尾凤鸟纹、羽状凤鸟纹、花翎凤鸟纹等等。多用于装饰酒樽、壶器等常用小式器具。

历史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具有各个时代特征的生活制品及装饰品，这些制品不仅造型优美，而且与其构成一体的装饰图案也风格迥异，变化多样，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不同时代的各自风格。这些作品大多是集体智慧和创作的结晶，它们与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特质深刻联系着，被视为中国文化象征的一部分。了解和研究各时期制品的造型与装饰图案，继承其精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阶段，就出现了青铜器铸造的铜镜。众所周知，商、周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奴隶主阶级日常生活的丰富，使得商周时期也成为中国青铜器铸造艺术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对铸造技术和复杂的装饰已经十分精通，并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艺术的代表。青铜器的制作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冶铸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它的艺术价值更是无可限量的，其装饰图案，装饰造型也为世人所瞩目。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青铜的合金成分，视用途与器类之不同而有不同的铜锡比例，这就是《周礼�6�1考工记》所谓的六齐，即六种不同性能的铜锡配剂表。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分礼器（包括饮煮器、食器、酒器、木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四类。礼器是统治阶级用以区别尊卑等级的器物。礼器之中的炊饮器，有鼎、鬲等；食器有簋、豆、盂等；酒器有觥、爵、尊、壶等；木器有鉴、盘等；乐器有鼓、铙、铃、钟等。 一、商周青铜器造型艺术的演变 商周青铜器的造型随着冶铸技术的提高和历史的发展也存在不同时代的差别，主要分为两个朝代来谈。 1、商。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是奴隶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青铜艺术由成熟到鼎盛的时期，除铸造工具、武器外，还制造了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湖北黄坡盘龙城出土者为代表，器形有鼎、越、觚等；郑州杜岭出土的饕餮乳丁纹方鼎，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为商代前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更加精湛，器形丰富，流行装饰各种纹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皆具型制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的特征。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纹尊等。 2、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工艺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酒器稍减，食器增多。淳化史家塬出土的兽首鋬大鼎，通高117厘米，重226公斤，形制庄重，纹饰清新，堪称西周早期青铜器之杰作。西周中、后期，奴隶制趋向停滞衰落，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日趋简率。陕西扶风出土的毛公鼎、大克鼎皆属西周中、后期的典型器。 二、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的演变 商周青铜器的装饰图案以动物为主，但这些动物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它们背离了具体的动物形象，成为怪异的，而又风格化的、幻想的、恐怖的超现实的动物形象。有些动物虽然源于自然生活，但自身的特征已被淡化，形象变得神秘，从而远离了现实生活。这一时期青铜器装饰中，几何图案得到了充分运用，其中有的作为辅助装饰，也有的作为主体装饰，但人物图案较少，植物图案更为少见。这一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装饰图案有：虎纹、鹿纹、牛头纹、凤鸟纹、蝉纹等纹饰，并且通常在云雷的底纹上再加上浮雕式的主题纹样，铭文简短，多是几个字的族徽形象。长篇铭文习见，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纹饰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区别。在商代流行饕餮纹、云纹、泉纹，而到了西周饕餮纹已不多见，带状花纹增加，流行顾首的夔龙纹和分尾的鸟纹、窃曲纹、波带纹、重环纹及瓦纹。 1、饕餮纹。也称兽面纹，常以左右对称形式的正面形象装饰于器物的腹部。它二目圆睁，嘴巴张着，露出尖利的牙齿，头上两只有力的大角向上或向下弯着，样子显的狰狞恐怖。据《吕氏春秋�6�1先识览》记载，“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由此可见，这种狰狞恐怖的凶狠形象完全符合“食人”这一含义。饕餮这种动物在自然界中无处可寻，就它的形象看来，似乎有些牛的特征，但它决非是世间哪种具体的动物所能够对应的，不然就不会造成如此神奇的感觉。饕餮纹在商代常作为主题纹饰来装点不同的器物，西周后期逐渐失去纹饰的主题地位，而常出现在器耳或器足上。 2、夔龙纹。夔龙造型与近代的龙相似，但形态简练，且独角独足。它目圆瞪，口大张，多以侧面形态构成。它的动态多有变化，如头有向上、回首、下望，龙尾分上卷、下绕，身体有平伏、弓身、回旋等，并在组织上还有单体和连体的区别。这个看似比较简单的形象在不同的运用中，竟然表现出了如此丰富的变化，使这一造型增添了神奇的感受。 3、凤鸟纹。凤鸟纹似禽鸟，常以侧面姿态作前视或回首状，由两形对称或呈带状形装饰于不同器物。这一造型虽有鸟的特征，但在现实中无处可寻，是幻想中的动物，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这一神鸟由首、身、尾、爪及冠羽和尾翎组成，造型内部用不同的纹样充实。冠羽及尾翎长短与形状变化不一，有的较为简单，有的则形态多变，极为丰富，还有上翘或下垂等不同变化，姿态优美，精神十足。同时它的嘴巴如鹰成钩状，十分尖利，而且这一形状贯穿各个不同部位，使得这一形象又产生了一定的强劲感和力度感。 4、象纹。这一造型与以上纹饰不同，它源于自然，体现了原型的基本特征，如庞大的身躯，长长的鼻子，粗壮的四肢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形内、形外辅加纹饰的处理使其特征淡化，形象变得有些神秘。比如，前后肢均伸出一钩状纹饰，不仅腿部有些纹饰，而且在象头前端，脖颈上部，臀部等均有相应的纹饰出现。商周青铜器上的其它动物形象也常采用类似的装饰手法。在商周时期的装饰中，除以上提及的各种纹饰以外，还有许多几何纹样，这些几何纹样分别以主体纹饰或辅助纹饰各自发挥着应有的作用。这些不同的几何纹样与各种神奇的动物共同构成了商周青铜器装饰造型的风格特征。 商周青铜器之所以表现出凝重、严肃和神秘的色彩，不仅是由于它们的器物造型和纹样变化所至，纹饰组织构成也起到了十分重的作用。这些大小相间、阴阳共存的密集图案，均以对称的形式构成，这种组织形式无疑加强了青铜器的雄沉神秘之感，也反映了当时铸造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无论是它的器皿造型还是装饰纹样，都已摆脱了商周时期的那种凝固、宁静、神秘、威严的感觉。从描写“神”转向人，反映现实生活。较典型的青铜如：“宴乐攻战铜壶”，这个铜壶装饰分成三个横带面、上面横带里描写采桑、射箭、狩猎。中间描写宴乐射猎。下面横带描写战争。由于每个横带面的处理手法各不一样，造成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 战国在我国历史上是处于激烈的变革时代，即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农奴变为农民加上铁器的利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由于物质的丰厚，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灿烂文化，造型艺术随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战国装饰艺术的特殊风格，冲破了前期神秘、狞历、静止的艺术格局，开创了秦汉以后的整个装饰艺术的新道路。即从崇拜天地祭典鬼神转到面向现实，反映现实。

夏商周被称为我国的“青铜时代”。夏朝青铜器目前发现尚少，商周是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

商朝的产品主要供国王和贵族使用。装饰纹样不知道有没有统一的标准。有平雕和浮雕。代表性的器物有司母戊鼎、四羊方尊和商代人面纹方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铸像。商代人面纹方鼎用四个人面作为装饰的铜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铸像是兽面纹。

西周青铜器产品趋向生活化，日用器具数量增多，装饰有很多动物形状。特色是有大量青铜铭文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装饰从过去的图案花纹发展为完整画面。代表性作品有嵌错赏功宴乐铜壶。壶身刻画着宴乐、采桑、狩猎、攻战邓多种场面。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的铁器时代，所以后面的朝代不怎么提到青铜器了。

西方的文明除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还有个黄金时代。我们中国倒没提到黄金时代。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 史的余辉。现将各期的特征，表述如下：

　　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

　　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礼器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据碳14测定，整个二里头文化期大约为公元前1900一前1600年，属于夏代历史的范围。夏人能铸造铜器，史有明载。二里头文化是夏代的青铜文化。但是，对于二里头的四个文化期,考古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四期的遗存，都属于夏代的遗存。第二种意见认为一、二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属夏文化，三、四期遗存与郑州二里冈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于商文化。第三种意见认为二里头的四期遗存全属商文化。具代表性的意见是以上三种，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分析，歧异益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见解比较合乎史实。

　　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三十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但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地在偃师二里头出土，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做成镂空状，是为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冈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

　　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它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殷墟时期前段

　　以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它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

　　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

　　石楼桃花者扁壶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员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以上两种觯在传世品中甚多。

　　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段墟五号墓。此时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相同。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一。山西石楼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

　　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之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另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为分档鼎，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新式样，在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方鼎在中期是缺环，还没有材料证明中期的方鼎是何种式样，但可以确知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殷墟五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即未见。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皆大而深。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皆直壁，口沿有宽阔加厚的边条，小屯188号墓即出有此种直壁甗；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五号墓有这类甗。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特殊形式，他处皆不出。

　　鬲这类器不甚流行，传世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器颈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纹饰为典型的晚期前段式样。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有一例，为圈足双耳。以后即未见。晚期前段出现无耳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五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大，无耳簋是晚期前段盛行的式样。此时尚未发现有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五号墓圆体爵和平底扁体爵共出，但总的来看、扁体爵的数量很少。觚的造型脰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形孔退化成十字孔或徙存形式而不穿透。斝类器中分段形的变化不大显著，比较突出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

　　。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238号墓的方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中期的还没有发现，但是在晚期前段又重新出现。本期内还出现了角，角这种饮酒器本来就很少，殷墟五号墓出土爵近五十器，未见有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显著增高，有的圈足特别高，这类圆体的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有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共同的特点是圈足都很高。这类高体的有肩尊，湖南宁乡等地出土的较多。但是这种尊流行

　　的也只是在晚期前段，在以后就邃然减少。饔(瓿)这种器形有短颈和无颈合口两类，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石楼的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及殷墟五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颇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高体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就基本上不再铸造。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皆是袋足方形盉，是形体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毕竟是越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有铭云：“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五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商周彝器通考》图989盂，形体似盆而深，唇阔而平，无耳而有四系，兽面纹是晚期前段典型式样，似稍早于寑小室盂。另—种所谓“中柱盂”，郑州商城窖藏商代早期的有一例，器形似盘，中有一以困纹为饰的柱。殷墟西北冈大墓和殷墟五号墓中柱盂皆似水器盂形，有附耳。西北冈的盂中柱围绕四条龙，作为水器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用途未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