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不同时期造型和纹饰有哪些特点？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造型特点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现将各期的特征，表述如下：

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三十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但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地在偃师二里头出土，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做成镂空状，是为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冈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_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_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_。觚、尊、瓿、_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_，后侧有一大_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_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

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_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_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_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_，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_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_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_，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它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殷墟时期前段

以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它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

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

石楼桃花者扁壶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员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以上两种觯在传世品中甚多。

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段墟五号墓。此时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相同。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一。山西石楼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_、方尊、方_、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

一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前期

二勃古期殷商后期周初至昭穆之世

三开放期恭懿王以后至春秋中叶

四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

五衰落期战国末年以后

先秦青铜器的装饰纹样,按题材可分为动物纹,人物纹,几何纹三大类而动物纹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想像构成为主,变形奇异,富有神奇色彩的神兽纹,如饕饕纹(一说兽面纹或面具纹),龙纹,凤纹等;一种是写实的,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纹,如鱼纹,鸟纹,龟纹,牛纹,象纹,兔纹,虎纹,蝉纹,蚕纹,蛇纹等(高丰2006,p80)此时期各朝代的青铜器装饰母题不尽相同,下面将一一陈述:

1,滥觞期纹饰(殷商前期)

此时期之青铜器物,普遍装饰线条粗犷而构图繁密的纹饰,并采用左右的动物抽象纹,除主纹外还有抽象的鸟纹及其他纹饰,如龙纹,蝉纹做为陪饰,有的陪饰在两侧的鸟纹上更有一小兽,如此构成了器物的饕餮纹(有人称兽面纹)饕餮纹是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铜器最有特色的代表性纹样,此纹样是一种被夸张了的或幻想中的动物头部的正面形象,其特徵是横眉例口,宽鼻瞪眼,口中有撩牙或锯齿形牙,额上有一对立耳或大椅角,并有一对锋利的爪子「戒贪说」,「符号说」,「通申说」,反映人们对这种神秘纹样的关注和探讨,实际上,这三种说法都有相当的道理,或者实际上三者都兼而有之,因此饕餮纹的内涵是集政治性,宗教性,道德性为一体的

2,勃古期纹饰(殷商后期及西周初期)

商代器物纹饰以取材於动物形象者居多,其中除了现实中常见的牛,羊等动物形象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幻想中比较抽象的物象,如菱龙纹,粪凤纹,云雷纹等这些形状奇特,怪异,透出一股神秘诡异色调的纹饰,在商代器物纹饰中占据著主流这些纹饰的母体大多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秘动物,它们与饕饕纹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庄严肃穆乃至森严可怖的气氛从总体上讲,追求神秘和繁复是商代铜器纹饰的特点

摆放的讲究如下：

1、住宅的梁上挂铜葫芦。抓宅中有大梁压床、压灶等梁煞，可以将大梁或者两梁之间挂个葫芦，来化解梁煞。

2、窗户或者大门挂铜葫芦。住宅的窗户或者大门打开，如果看到医院、殡仪馆、庙宇、监狱、垃圾场所或者住房下面有停车场等，这些现象会对住宅中人的财运、事业、健康、情绪等有不利的影响。化解方法是在大门或者窗虎上，挂一个铜葫芦。

木鱼

又称“木鼓”，俗称“鱼子”。形圆而刻做鱼形，故号木鱼。中间掏空，击之作声。通常放在经案的右手边，以右手持木棰敲之。诵念经文时配合经韵而使用，经文的每个字都要落在木鱼的点子上。《无上秘要》：“木鱼清磐，振醒尘寰。”

帝钟

亦称三清铃、法铃、法钟，道士行仪时的法器。帝钟有手柄，柄端称“剑”，呈“山”字形，是道教三清的象征，代表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帝钟有降神、驱魔的作用。法师施法时以单手持柄摇动，其叮呤叮呤的声音，意为“振动法铃，神鬼咸钦”。

磬

分为两种。一种称为“圆磬”，圆形而中空，铜制或铁制，一种称为“扁磬”，又叫“玉磬”，形似曲尺，曲角120°，玉石制成。道场上多用前一种，通常放在经案的左手边。磬的主要作用是通报神灵，也可以消灾解厄。平时道教徒或香客进殿朝拜，殿主在其抬头起身之时击磬。道场诵经时配合科仪，也要击磬磐。

引磬

又名“手磬”。形小如碗状，铜制，器底隆起之顶端，附有木柄，以便携持。木柄有绳，连一铁杆或铜杆。道众在醮坛朝拜或“转天尊”时，持而鸣之，用以引导道众，故名“引磬”。

钟

一般由铜或铁铸成。钟内无舌，击之发声。有大钟和小钟之别；大钟用于道观早晚开静、止静时，配合大鼓和板使用；小钟用于道场作为法器，与鼓配合击打。《道书援神契》：“古者祭乐有编钟、编磬，每架十六，以应十二律及四宫清声，又有特悬钟、特悬磬，特悬者，独悬也。今洞案金钟、玉磬，又有大钟等，皆本诸此。”

鼓

圆桶形或扁圆形，边围鼓起，中空，两面或一面蒙以皮革。鼓有大小之分：大鼓用于道观早晚开静、止静时，配合大钟和板使用；小鼓在道场作为法器，配合小钟使用。鼓的声音，被认为具有通神和辟邪的作用。道教对击鼓颇有讲究，可以打出”风云雷雨”的模拟音响，且能配合经韵板眼，谓之“花点”。《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凡建醮道场行法事时，必先鸣法鼓”。

铛

又称“单音”、“铜鼓”等，俗称“铛子”。是用小铜锣固定在长柄的木框上，用拨子敲打出声。如果是十面小锣固定于同一木架，安上长柄，则称“云锣”或“云璈”。

钹

亦名“铜盘”。一般为铜制。形状是中央隆起的圆片，在其隆起部位系有红布条。有大小之别：大的称为“饶钹”、“闹钹”或“大钹”，小的称为”钗”或“钗子”。击打时双手各持一片的布条，合击发声，也有的把一片置于圆形的凹状布垫上面，用另一片去击打。在道场上，通常和铛子配合使用。

铃

又名“三清铃”、“摇铃”、“帝钟”、“法钟”、“法铃”等。一般为铜制，有柄，铃内有舌，摇动发声。柄的上端为“山”字形，象征道教信奉的三清尊神。道教认为，法铃具有降神、除魔的作用。在道场上使用时，须以单手持之，向一边有节奏地摇动。《上清灵宝大法》：“振动法铃，神鬼咸钦。”

笏

又称“圭简”、“朝简”、“朝板”、“奏板”、“玉板”、“玉笏”、“手板”等。原是古代君臣在朝廷相见时所执的手板，上面可以记事，以免遗忘。朝中之笏有一定之制，天子用玉，诸侯用象牙，大夫和士用竹片。道教则不受此限，根据条件均可使用。举行道场时，高功登坛，双手捧笏，如对天庭。《道书援神契》：“古之公侯皆执圭，周礼有桓圭、信圭、躬圭，礼记：士执鱼须文竹木简之类也。”

如意

一般为玉、木、骨制成。形状略曲如“心”字，有三点：首尾两端作云形或芝形，中央一点圆形。象征“道化三清”之意，又喻一心尊三宝(即道宝、经宝、师宝)。《太清玉册》：“如意，黄帝所制战蚩尤之兵器也，后世改为骨朵，天真执之，以辟众魔。《上清经》：“天尊手持如意，宣说玉枢宝经。”道教方丈在宣说经教或其他隆重科仪中，亦手持之。

法印

一般为木制、铜制或玉制。印面上刻着具有道教含义的文字，甚至有的还刻着完全符式化的图案，印钮一般是狮子或其他避邪兽。道教自从祖天师张道陵开始传有法印，沿袭至今。法印是道教奏达天庭的公印，也是行使神力的法物。《洞玄经》：“法印照处，魅邪灭亡。”

法剑

又名“宝剑”、“令剑”、“七星剑”。在钢铁锻制的剑身两面，各镶有青铜制的北斗七星图样，靠近剑柄处有龙、符的图案。道教认为宝剑是斩妖诛魔的强力法器，张天师的家传宝物即为宝剑及天师印。通常剑身单薄的七星剑是以两把并握使用，有时也可分持两手，又称“双剑”或“合剑”。也有一种是在剑身上刻有符咒的木剑，多半使用可以避邪的桃木雕制，又称“桃剑”。道士在行法时，也有拿菜刀代替法剑者。

令牌

又名“雷令”、“五雷牌”。为圆顶平底之木牌。侧面边围刻有二十八宿的名称。上圆下方的形状，象征天地。令牌是道士差遣神灵的神圣法器，有辟邪的作用，也可用于差遣雷神。令牌的形状与图案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刻有龙或宝剑，有的刻有“五雷号令”、“总召万神”等。《道书援神契》：“周礼，牙璋以起军旅，汉铜虎符上圆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状，背文作一坐虎形，铭其旁曰：如古牙璋作虎符。今召将用令牌，此法也。”

甘露碗

又称“水盂”、“水碗”或“清水碗”。在道场上用来盛装法水(又称”甘露”)。古为竹制品，今多为黄铜制。其器如茶杯状，口略大，杯子周围绘有”五岳真形图”。但也有饭碗状的水盂，口略窄。道场上的高功，常以左手持盂，右手拿着杨柳枝(或用塑料树枝代替)，沾取盂中的圣水，遍酒醮坛以示净场，《灵宝济度金书》：“杨枝洒净业垢，解除尘秽于无形。”有时象征普施甘露，济度亡魂，《太上全真晚坛功课经》：“甘露流润，遍洒空玄，拔度沉溺，不滞寒渊。”

镇坛木

又名“震坛木”、“奉旨”、“净板”等。为略呈长方体之木块。顶面稍有隆起，底面平坦，以漆涂成红色。正面刻有“万神咸听”四字，两端刻有乾坤、坎离四卦。在道场进行中，镇坛木被置于桌上，由高功配合科仪使用。道士专行法术时，也用来拍击桌面，威吓恶鬼邪魔。

令旗

为高功在醮坛发号施令的旗子。旗为三角形，旗面为**，镶以齿状红边，上有一条**红边的飘带，旗杆一般为藤制。旗子上书“敕召万神”四字。

幢幡

法坛仪仗常用法器。幢、幡的区分在于：幢顶有盖，并有执杆，可以手持；幡顶无盖，有手持者，亦有悬挂于神像两侧。法坛设置幢幡主要用于盟天告地、昭真召灵。

朝笏

又称圭简、朝简、朝板、奏板等。原是古代朝廷上官员所执的手板，上面可以记事，以免遗忘。在道教法坛上，仍尊古意以示法师向帝尊奏告；朝拜时均是两手恭执朝笏于胸前，以表尊敬。

天蓬尺

亦名“法尺”。为长形方木。六面雕满了日、月、二十八宿的名称，及三星、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等图案，还有天蓬元师的圣号。以此行使天蓬元帅的神力，具有辟邪除魔的作用。《道书援神契》：“古者祓除不祥有桃枝，后羿死于桃棒，故后世逐鬼用之，今天蓬尺是其类也。”

法绳

又名“鞭”、“法鞭”、“净鞭”或“法索”等。木柄上雕有蛇头状花纹，其下接有苘麻或棕榈等纤维搓成的绳身，绳后亦有结尾，看去俨然一条完整的蛇。蛇头部分涂有朱漆，上有八卦图案，更精细者甚至从蛇口处还有人头露出。此外，也有的利用天然的曲木来表现蛇身。道教认为法鞭可以鞭挞妖魔，辟除邪怪。道士行使法术时常紧握蛇头，用力抽打。

师刀

即法师所用的刀。一种是黄铜制的短剑，剑锋很钝，前端呈椭圆形，柄上串有铜钱或小铁环，形状颇为怪异。另一种是锐利的铁刀，又称”巫剑”，形态介于法剑和菜刀之间，上面刻着太上老君的圣号。

双锏

是一对四角形的棍棒，前端略细，铜身雕有瘤状的结节，相当于鞭之类的武器。多为台湾的红头道士使用，在驱除恶魔的仪式上，手握双铜挥舞，做出猛烈的动作。

龙角

闾山派所用，亦名“角”、“海角”、灵角”、“号角”或“角笛”。大陆道士一般使用海螺，又名“法螺”；台湾的乌头道士使用牛角，红头道士使用锡角。一般内外遍漆朱色，有的刻有北斗七星及南斗六星的图案及日、月字样，也有的在吹口处缠以红布或红绳。龙角是从战争中的号角转变而来，道士藉其音响，以为召集神灵、祛除妖氛之用。

草席、伞、扫帚、灯笼

铺在法坛的草席，是用来表示圣域的范围，如果草席卷成棒状，也是一种降魔用具。台湾的乌头道士在举行拜表仪式时，常在坛上打一把伞，遮断秽气不使侵身，以保持自身洁净。扫帚也是排除邪秽的用具，有着类似法器的作用。法坛上悬挂灯笼，具有召请各路神抵降坛的含义。

手炉

道坛法器。即：有柄的香炉。用手持炉，故称手炉。古代灌献之礼用圭瓒，瓒的形状像盘，内盛放祭酒，手柄像圭，执柄以行灌献之礼，手炉即源于此。道教仪式有上炉香科仪，法师执手炉燃香，以行祭

拷鬼杖、打鬼杖、打鬼棒：一般是用在超度道场，镇道场，必要时驱邪用

天皇令、财神令：用来请神的信物

步罡毯：在法会（如，九皇会）时，踏罡步斗在地上的

龙虎旗：祭祀活动的一种三角形旗帜， 分龙旗、虎旗、马旗、象旗等动物的旗帜，统称龙虎旗。

拂尘：很少在道场中使用，一般是神仙的法物或高道的法器

朝简：道场中的经师都可以使用的。上奏拜表使用。对上界、下界（鬼）都是可以使用的。

圣卦：也称“圣杯”。一般在神案前都有一对。有阴阳之分。主要用于作为神明回答的依举

玉圭：同“如意”、“朝简”相似。但玉圭只能对上界（神明）使用

还有桃木剑 铜钱剑 铜镜 八卦镜 长命锁、符牌、八卦钱、尺郭钱、貔貅 五帝钱 十帝钱

太多了

　　食器

　　鼎 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簋(guǐ） 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青铜器

　　簠(fu,音甫) 古书里写作“胡”或“瑚”。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簠(fǔ) 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盖、器大小相同，合上成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在古器物学上又称为“却立”或“却置”。簠器在经籍中称为“胡”或“瑚”。　盨(xǔ) 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ì)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豆 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酒器

　　爵， 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　角 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　《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商周之际发展为造型精美的礼器，流行于周中期之前，之后开始衰落。　《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依此说，角与爵之容量为四与一之比。角的造型与无柱的爵很像，只是流与尾同为尖状。自宋以来，定爵形器无流而具两翼若尾者为角。　斝(jiǎ) 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ū) 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青铜器

　　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　觯(zhì) 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ìgōng） 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 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尊与彝一样，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连称，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应的礼制。《周礼·寿宫》记载了裸礼(古代酌酒灌地的祭礼)用彝、朝践用尊的事宜。尊流行于商周，因其特殊地位，不仅汉代沿用，甚至到宋代徽宗年间仍制作有“宣和三年尊”。　青铜器

　　卣(yǒu)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鸱鸮形或虎食人形。　盉(hé)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 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水器

　　罍 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 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匜(yí） 《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瓿（bù），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盂 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乐器

　　编铙 商朝时军队盛行乐器。呈圆片形，形制与钹基本相同。　编钟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面较大而薄，多为弧形，根部凹进，边部稍作翘起。

　　青铜器(16张)　　编镈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镈体趋向浑圆，形制与编钟相似，但口部平齐。

　　兵器

　　钺 本是王者贵族用于劈砍的兵器，也是象征权力的刑器和礼器。形状像板斧、斧头而较大。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青铜器

　　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青铜器

　　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青铜器

　　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