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国玉玺在哪个朝代丢失的？

传国玉玺在民国时期丢失的。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

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就此，玉玺失踪于世，皇朝至此完，又将中国推入了新世纪。

扩展资料：

由于历代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自宋代起，真假传国玺屡经发现。如宋绍圣三年。

咸阳人段义称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的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13名官员考证，认定是真秦制传国玺的玉印。

然而，据后世人考证，这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而玩的把戏。明弘治十三年，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

相传元末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曾被后金太宗皇太极访得，皇太极因而改国号金为清。但清初故宫藏玉玺39方，其中被称为传国玺者，却被乾隆皇帝看作赝品。

—传国玉玺

亡国之君的定义

亡国之君就是使国家走向灭亡的最后一代君主。

中国历代亡国之君

夏 桀

　　桀被商汤击败，逃到鸣条，仍被抓获，之后被流放到湖巢，最终死在那里。周武王克殷纣，复封帝禹的后代东楼公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楚惠王四十四年，灭杞，国除。

　　商 纣

　　纣被周武王击败，跑到鹿台，穿着用珠宝黄金制成的衣服，自 焚而死。国家灭亡。武王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为诸侯，以续殷祀，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叛乱，周公率军平定叛乱。成王封微子于宋，以续殷后。宋国传至子君偃。子君偃为人残暴，号称“桀宋”。子君偃四十七年，齐闵王与魏、楚伐宋，杀死君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国除。

　　汉成帝绥和元年，封孔子的后代为殷绍嘉侯，以奉汤祀。一个月后，进位公爵，割地百里建国。平帝元始四年改殷绍嘉公为宋公。光武帝建武十三年诏以为汉宾，在三公上。

　　魏时再次改封为殷绍嘉侯。

　　周武王还封商的另一个宗室箕子于朝鲜。传国至秦朝时被燕人卫满所灭。国灭。

　　周 赧王

　　周赧王五十九年，王崩，周民逃亡到东周。秦攻入西周，夺取九鼎宝器，将西周公迁到{单心}狐。七年后，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汉武帝元鼎四年，武帝封泰山，东巡河洛，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比列侯，三千户，地方三十里建国，以奉周祀。元帝初元五年，封姬嘉的孙子姬延年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成帝绥和元年进位公爵，割地百里建国。平帝元始四年，改周承休公为郑公。光武帝建武十三年，改封为卫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

　　晋时，以卫公姬署入晋为三恪，降为侯爵。

　　秦 子婴

　　二世三年，秦王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降于沛公刘邦。项羽入咸阳后，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国灭，绝嗣。

　　汉 刘协

　　延康元年，皇帝逊位，魏王曹丕受禅即皇帝位。改封献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行汉正朔。以浊鹿城为山羊国国都。魏青龙二年三月薨，享国十四年，寿五十四岁，谥孝献皇帝。八月，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

　　太子早夭，太孙刘康袭位，立五十一年，于晋太康六年薨。子刘瑾立四年，于太康十年薨。子刘秋立二十年，于永嘉年间为胡贼所杀，国除。自山阳国建国至灭亡共传国八十九年。

　　三国

　　蜀汉 刘禅

　　邓艾破蜀，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依汉献帝例，被魏帝封为安乐县公，邑一万户，建安乐国。子孙五十余人皆封乡侯。晋武帝泰始七年，刘禅薨于洛阳，谥“思”。子刘恂袭位，晋末永嘉之乱，被诸胡灭族，安乐国灭。

　　吴 孙皓

　　晋武帝太康元年，孙皓降，被武帝封为归命侯，进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子瑾封中郎，孙封郎中。太康四年，孙皓卒。

　　魏 曹奂

　　泰始元年十二月，魏帝曹奂禅位于晋王司马炎，晋帝封曹奂为陈留王，位在三公上。割十县，邑三万户建陈留国。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行魏正朔。曹奂薨于晋惠帝太安元年，谥元皇帝。魏氏诸王皆封县侯。晋太元十二年间，诏陈留王位皇太子之上。陈留国传国至南齐。

　　晋 司马德文

　　元熙二年六月，司马德文禅位于宋王刘裕。刘裕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位在三公之上、陈留王之下。后，诏零陵王位在陈留王上。居于秣陵，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行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其旧，有其文而不备其礼。宋永初二年九月，刘裕派遣亲信弑司马德文于王府内室，时年三十六。谥恭皇帝，葬冲平陵。刘裕又对司马一族痛下杀手，夷全族。之后，刘裕命司马元瑜袭零陵王爵位。零陵国传国至南朝南齐。

　　初，傅亮奉刘裕密令请司马德文禅位，司马德文欣然允诺，对左右侍从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而刘裕仍欲杀之而后快，并屠戮晋宗师，开后世之君屠杀逊帝及先朝宗室遗民先河。从此以后，每逢改朝换代，无不伴随着腥风血雨，新朝皇帝对前朝宗室皆赶尽杀绝、屠家灭族，惨无人道。

　　宋 刘准

　　升明三年，齐王萧道成命部将王敬率兵入宫逼刘准逊位，刘准泣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随后禅位于齐王萧道成。建元元年四月，萧道成即皇帝位，封刘准为汝阴王，全食一郡，以汝阴郡建国，位在三公之上。迁居丹阳，为齐宾，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宋诸王皆降为公。

　　建元元年五月，丹阳汝阴王府门外马蹄声杂乱，奉命监视刘准的卫士以为有人欲劫持刘准叛乱，遂将刘准杀害，时年十三岁。萧道成闻听此事后大喜，赐谥“宋顺帝”，刘宋诸王宗室皆被诛灭。十月，封刘胤嗣刘准后为汝阴王，奉宋祀。汝阴国传国至陈。

　　齐 萧宝融

　　中兴元年，萧宝融禅位于梁王萧衍。天监元年四月，萧衍即皇帝位，封萧宝融为巴陵王，迁居姑孰，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齐典，位在汝阴王上。齐室诸王皆降爵。当月，萧衍派亲信郑伯禽到姑孰，送萧宝融一大块生金，逼他吞服自杀。萧宝融朗声说：“我死不需金，醇酒足矣。”郑伯禽一看废帝如此“配合”，也很高兴，便弄来一大坛美酒。萧宝融神情怡然，大碗大碗狂饮，很快就沉醉不省人事。郑伯禽上前，掐死了这位年仅十五岁的逊帝。萧衍谥萧宝融为“齐和帝”。

　　随后，萧衍另立谢沐县公萧宝义袭巴陵王，以奉齐祀。齐宗室诸王在萧衍登极前就以被萧衍杀的差不多了，因此，即位后并没有太大的诛戮。萧宝义因为年幼有残疾，不能说话，因此躲过杀劫，得嗣王爵。巴陵国传国至陈。

　　梁 萧方智

　　梁太平二年，萧方智禅位于陈王陈霸先。陈永定元年十月，陈霸先即皇帝位，封萧方智为江阴王，全食一郡，以江阴郡建国，行梁正朔，车旗服色，皆如汉魏故事。

　　永定二年，陈霸先派亲信刘师知去杀萧方智，萧方智被士兵追杀，绕床而跑，边跑边哭喊：“我不愿当皇帝，陈霸先非推我入帝座，现在又要杀我！”刘师知上前抓住萧方智的衣裳，把他一刀砍死。时年十六岁。萧方智薨后，被谥为“梁敬帝”。陈霸先命武林侯萧谘的儿子萧季卿袭江阴王。江阴国传国至陈末。

　　陈 陈叔宝

　　祯明三年正月，隋军破南京，陈叔宝藏身于后宫水井中，及夜被隋军抓获。三月，陈叔宝被押往长安。随后即被囚禁于洛阳。隋仁寿四年十一月薨，时年五十二。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炀，葬河南洛阳之芒山。

　　魏 元廓

　　恭帝三年十二月，宇文护逼元廓禅位于侄子周公宇文觉。周闵帝元年正月，周公宇文觉即天王位，封魏帝为宋公。二月，元廓被宇文护所杀。谥“恭皇帝”。

　　唐天宝七年，唐玄宗封魏孝文帝十代孙元伯明为韩国公，世袭，为唐三恪。韩国公传国至唐末。

　　北周 宇文衍

　　大定元年二月，宇文衍禅位于随王杨坚。开皇元年二月，隋王杨坚即皇帝位，封宇文衍为介国公，邑五千户，为隋室宾，车服礼乐一如周制，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周氏诸王，尽降为公。开皇元年五月，宇文衍被杀，时年仅九岁。谥“静皇帝”，葬恭陵。以族人宇文洛嗣公爵。介国公传国至五代晋。

　　隋 杨侑

　　义宁二年五月，杨侑禅位于唐王李渊。当月，唐王李渊即皇帝位，封杨侑为酅国公，武德二年五月（新唐书为八月）杨侑薨，年仅十五岁。谥“恭”。酅国公传国至五代晋。

　　唐 李柷

　　天佑四年正月，魏王李全忠授意御史大夫薛贻矩上表请唐帝禅位，表称“元帅有受代意，陛下深体时事，去兹重负。”唐帝李柷答曰：“此吾素怀也。”二月，李柷下诏逊位。四月，魏王李全忠即皇帝位，封李柷为济阴王，迁居曹州。梁开平二年二月李柷被李全忠杀害，年仅十七岁，谥“哀帝”。后唐明宗追谥昭宣光烈孝皇帝，陵曰温陵。开平二年三月，李全忠封唐宗室鸿胪卿李为莱国公，世袭，以奉唐祀。莱国公传国至五代晋。

　　宋 赵昺

　　祥兴元年，元水师与宋水师战于崖门外海，宋军全军覆灭。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便要背着这位刚满8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而死。赵昺大惊，哭泣不肯，陆秀夫于是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佑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于是，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

　　元 妥欢帖睦尔

　　至正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军兵进北京，妥欢帖睦尔议避兵北行。伯颜不花恸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妥欢帖睦尔不许。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洪武三年四月，殂于应昌，寿五十一岁。五月，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宝玉皆被获。皇太子率数十骑北遁。太租谥妥欢帖睦尔曰“顺帝”，封皇孙买的里八剌侯爵。

　　明 朱由检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寇京师，崇祯帝在乾清宫命太子及定王、永王易装出逃，在坤宁宫逼周皇后上吊，在昭仁殿剑砍昭仁公主。后来，太子及二王被李自成所囚。清兵入关后，李自成携太子及二王西逃。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太子、二王不知终，估计已被李自成所害。

　　凌晨，崇祯帝亲自登上端门，撞响景阳钟，但文武百官无一人前来救驾。绝望的崇祯帝在万岁山上吊自尽，太监王承恩从死。五月，清兵入北京，以皇帝礼仪改葬崇祯帝，谥“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宗室被清廷诛戮者以万计。余者皆隐姓埋名于山林之间。至康熙七年，圣祖下诏：“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令悉归田里；有改姓埋名者，姓氏皆复旧。”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平台湾，尽数收缴居台皇族宗室的谱牒和印信。康熙迁明宗室移民于内地山东、河南等省安置。计有辽藩宁靖王朱术桂，鲁监国朱以海及遗腹子朱弘桓，泸溪郡王朱慈（火+著）、泸溪郡府将军朱慈某、奉新郡府将军朱慈（火+广）、奉南郡王朱和睦、益王朱怡镐、舒成郡王朱慈（火+喜）、乐安郡王朱义浚、巴东郡王朱尊（氵+柬）等。

　　雍正二年十月，封明代王朱彝之后朱之琏为一等延恩侯，入正白旗，世奉明祀。崇祯时，朱彝为洪承畴监军驻军于松山，洪承畴军败，朱彝与其侄朱文元被俘，投降，入汉军镶白旗，其祖朱廷赦获封爵阿思罕尼哈番。第十二代延恩侯朱煜勋在清亡后一直追随于溥仪左右。

　　清 溥仪

　　宣统三年十二月，溥仪逊位。依皇室优待条例，皇帝尊号不废，行清正朔，车骑服饰一如旧制，民国以外国君主礼待之。

　　民国五年七月，张勋于康有为等奉溥仪复辟。12月，溥仪再次退位。民国十二年，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将溥仪驱逐出宫，居北府。去皇帝尊号。不久，迁居天津张园和静园。民国二十二年，溥仪于长春登极，即皇帝位，年号康德。民国三十三年，为苏军逮捕，囚禁于伯力。

　　国朝立，苏联政府于1950年将溥仪移交国朝，拘禁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特赦。1964年，溥仪成了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2时30分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逝世於北京。

　　2002年，清室后代上溥仪谥号曰“愍皇帝”，庙号“恭宗”，尊骨灰奉安处为“献陵”。尊婉容为“孝恪愍皇后”，谭玉龄为“明贤皇贵妃”，李玉琴为“敦肃福贵妃”，李淑贤为“孝睿愍皇后”。

孙殿英1928年盗掘清东陵的丑行，使其臭名远扬。军阀部队以野蛮手段用七天七夜的时间大肆盗掘东陵文物，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孙殿英是如何萌起盗陵的念头以及盗掘中的一些内幕，则是鲜为人知的。

清东陵有什么

清东陵是清代的皇陵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省。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系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另一处则是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与东陵相对。东陵南北长约125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这里有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五座帝陵，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忠章皇后的孝东陵、孝贞显皇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孝钦显皇后（即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等皇后陵，此处还葬有136位妃嫔（其中有身体能够发出异香的维吾尔族女子香妃）、三位阿哥、两位公主。东陵共葬有161人。

东陵的中心是昌瑞山主峰下顺治的孝陵，其他各陵均以孝陵为中心依次排列两边，昭西陵、惠陵、惠妃园寝和公主陵单成体系。诸陵中以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规模较大，裕陵始建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历时30年方告完工，耗费白银达180万两。

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亦是气势不凡，十分独特。在隆恩殿前有一块“凤压龙”图案的丹陛石，这在清代的丹陛石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周边雕刻缠枝莲花，中心为丹凤展翅凌空、穿云俯首向下，丹凤之下一条蛟龙曲身出水，腾空向上，全部采用高浮雕加透雕的手法，玲珑剔透，构图别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慈禧垂帘听政操掌清朝政权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背景。

孙殿英为什么要盗墓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河南永城县孙家庄人。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他还当过鸦片贩子、“庙会道”的头目。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由于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孙，委任孙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部粮饷。部下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其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上峰若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着“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

另一促使他盗陵的原因是耳闻目睹东陵陵区被破坏的景况。当时孙殿英的十二军正驻扎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东陵自建陵以来，一直设有护陵机构守卫，那里有管陵人员，并驻有旗兵、绿营兵守护，还有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自1914年（民国三年），经内务部将东陵红桩以内地区划归清室管辖后，守陵人员就以薪饷无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名，由护陵大臣报请清室，准予开垦土地，用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今河北省）省长曹锐以查办天丰益铺商盗买陵树为名，派兵一团查抄没收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并设立垦植局。至此，东陵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垦植局实际上是公开盗伐陵树的机构，东陵陵树多次遭劫，“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昔日群松蔽日、苍翠郁郁的青山，至1928年已变成秃山了。

更有甚者，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军阀和当地土著人偷盗拆毁，先是各庙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房、槛框、窗棂被拆卸一空。1927年，惠妃陵被盗，殉葬珠宝被洗劫一空，惠妃尸身弃置棺外。1927年冬，奉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岳兆麟到马兰峪收编土匪，当地土著人马福田被委以团长职。1928年6月，马福田率部由保定开赴滦县，探知马兰峪空虚无兵，遂率部于深夜占据马兰峪，改易国军旗帜。马福田向来不安分，早对东陵宝藏垂涎，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孙殿英部开驻遵化县时，沿途屡见被拆毁的东陵殿宇木料大量外运，孙殿英心里直发痒。

孙殿英找到顶头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他诉说了苦衷。也是好赌的徐源泉没有理睬孙的诉苦，两手一摊，“唉，唉”叹息了几声，说：“蒋总司令手头也紧张，还要对付***，耗资巨大。希望兄弟们以精诚团结为重，再忍耐一时。”

孙殿英唯唯诺诺地说了一通“理解上头的困难”等漂亮话，接着凑到徐源泉耳根，很机密地说出部下有人建议掘皇陵筹款发饷。徐源泉一听，先是一惊，继而平静下来，他也觉得这是发大财的好机会，但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没有说行，也没有表示反对。孙殿英一看这阵势，心中窃喜，总指挥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默认了。于是他决定放手大干。

盗墓找不到入口

孙殿英把几个师长叫来商量了一番，几个师长当然积极赞成。1928年7月初，在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第十二军的布告，告示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并限令演习区域的居民必须从速迁出，否则发生意外概不负责。老百姓看了布告，谁敢不搬出，连那些守护陵寝的旗丁，也一个不剩地出了陵区。孙殿英唯恐泄露机密，又在陵园四周设置警戒，不许任何外人入内，并散出谣言，说陵园四周布有地雷。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敢靠近陵区一步了。与此同时，驻马伸桥的孙殿英部第八师师长谭温江率部向马兰峪马福田部袭击，激战数小时，马部不支，队伍溃散。

之后，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率工兵营等部开始在东陵掘墓。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急了，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但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这罪，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古时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姜石匠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这个姜石匠当时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深更半夜，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姜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姜石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姜石匠想，我怎么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条来引诱，姜石匠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经不住用刑，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没有上刑。孙殿英把桌子一拍：“他奶奶的，不说？把你儿子抓来，老子非扒了他的皮不可！”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孙手下的人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的是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嗖嗖”——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他奶奶的，还不赶快下去！”孙殿英吼道。于是掘墓官兵提着马灯战战兢兢地沿墓道往下，孙殿英又吼道：“他奶奶的，谁也不许胡来，谁胡来我崩了他！”又命谭师长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携宝潜逃就打死谁。

这些官兵带着恐惧穿过墓道进入地宫，但见石条供桌上的珠宝闪闪发光，真像阿拉伯著名小说《一千零一夜》里“芝麻开门”后的情景。已半年没发薪饷像饿牢里放出来的这些匪兵，已顾不得许多了，一拥而上，将供桌上的殉葬宝物抢得精光。然而他们贪心不足，又以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打开，那满棺的金银珠宝更是灿灿莹莹。匪兵们又群起向棺里扑去，将棺内珍宝劫掠一空。抢掠中，慈禧尸骸被扯出棺外；在争抢尸身宝物中，尸首被分拆，惨不忍睹。有三名军官为争夺宝物互相残杀，死于地宫内。匪兵们在撬动棺木时又发现一个地洞，复又将地洞宝物抢光。

慈禧墓盗毕，孙殿英又命挖乾隆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更富丽堂皇，其尸身已腐化，仅剩头发和肋骨等。匪兵们进去后，同样将乾隆棺的宝物抢劫一空。之后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人说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遂拟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后畅流如瀑布，顷刻地上已积水二尺余，故又未动手。7月11日，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孙殿英部满载开拔西去。

盗到了什么

乾隆和慈禧都是清史上的显赫人物，不言而喻，两墓中的随葬珠宝一定是车载斗量。既然两墓皆被盗掘一空，那么孙殿英及手下官兵的所得一定十分丰富。关于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究竟有多少，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据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8月4日，青岛警察厅侦探队在大港码头缉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查获其携带的宝珠36颗。据张交待，其还在天津卖了10颗，得币1200元，这46颗宝珠是在慈禧地宫捡到的。一个士兵尚且能拥有46颗宝珠，那连、营、团、旅、师、军长所得的宝物就可想而知了。8月14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所报价值22万元。与此同时，在遵化截获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在东陵案发两个多月后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上交东陵文物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由此可见孙殿英部所盗宝物之巨。

盗案为何不了了之

孙殿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刀砍斧劈炸药炸，肆无忌惮地盗掘清东陵，理应受到制裁，但这一通天大案最后却不了了之。东陵盗墓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正在离东陵仅100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告祭孙中山、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由于孙殿英严密封锁消息，故北平的要员们竟一无所知。盗墓的第三天，孙殿英还派谭温江到北平晋谒徐源泉，实为打探风声，见风平浪静，谭次日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更加放手掘墓。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西去，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直到8月初由于谭温江急于到北平销赃，与所委托供销珍宝的古董商同时被擒，才东窗事发，全国哗然。最早披露这一丑闻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

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主谋。文化维护会电请严办盗东陵人犯，从速收缴殉葬诸物，修葺陵寝。民族精神振兴社申请：皇陵者，我民族精神之象征也，盗陵者乃民族败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国民政府不得不摆出一副整饬军纪、维护公理、严惩主犯的阵势。蒋介石宣称：呈文具悉，通饬所属，一体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遵蒋介石手令，北平地方法院于8月8日派检验吏俞源前往东陵检验乾隆和慈禧棺木。阎锡山电河北省主席商震派兵保护东陵，警备司令张荫梧派兵保护西陵，商震又限令遵化县府严缉盗墓正犯，依法惩办。国民党要员们如此“轰动”了一番，但在谁是盗陵主犯上却含糊其辞，有时称之为“直奉联军某部”，有时称之为“逆军残部”，或“某方残军”。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前往东陵开始调查。

刘人瑞一行到东陵后，沿途见陵墓被盗的遗痕，他们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马兰峪街发现孙殿英于6月的告示、旅长韩大保于7月7日的告示各一张。了解附近居民陵户，皆谓听到两陵方向传来的爆炸声。不时有军人到街上购燃料，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又有人禀报，正值盗墓的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自马伸桥至马兰峪。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东陵被盗一个多月，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国民政府方面虽派过大员勘查，却无善后办法。寓居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闻讯后痛哭，即在张园设灵祭奠，并电召北京皇室宗亲以及清室遗臣速来津商讨善后事宜。一连两天两夜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70余人乘车驰赴东陵。到东陵后，首先对乾隆、慈禧二陵及其他陵进行勘查，然后着手帝后的复葬。原打算按乾隆、慈禧长幼辈序，先重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到普陀峪定东陵复葬慈禧。当然，在这些清室遗臣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况。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复葬。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二四年的时候，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在整个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冯玉祥应该是坚决反对满清的那一批人，所以他就做出了这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后来主政北京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对这件事却不是很高兴，后来他还私下里跑到天津去秘密会晤末代皇帝溥仪，甚至向溥仪下跪。在当时的民国，确实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支持溥仪，有的人反对溥仪，很难说他们到底哪一种行为要更好一些。 武昌起义在1911年底爆发，而满清经过短暂的努力之后，眼见革命党来势汹汹，完全是势不可挡之势，所以最后被迫接受了袁世凯退位的协定。由于当时的满清还有比较强大的实力，所以袁世凯为了避免流更多的血，给予了退位的满清末代皇帝很高的待遇。这些条件包括末代皇帝可以像以前一样，居住在紫禁城，同时保留皇帝的名号，而且民国政府每年给予400万银两的生活费。这一点在当时看来还是比较正确的，因为要真的继续打下去的话，满清在全国还有不少忠于他们的实力，两方继续斗去的话，不知会让国家遭受多大的灾难。 可是因为满清的皇帝名号还保存着，小皇帝依然还住在紫禁城里面，所以那些满清的顽固守旧势力依然还非常活跃，很多人经常跑到紫禁城里去觐见皇帝和太妃，俨然一副小朝廷的架势。而且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给了很多复辟势力以念想，以至于后来张勋借着调停府院之争带兵杀入北京的时候，就让住在紫禁城中的小皇帝复辟。虽然这次闹剧只上演了12天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恐怕也让很多人对紫禁城的那些人非常的不满。 话又说回来，到了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或赶出紫禁城之后，肯定也得到了很多拥护共和的人士的举手称赞。在他们看来，当年没有把紫禁城那伙满清遗老遗少给赶出去，是因为当时的革命不彻底。而冯玉祥最终把溥仪赶了出去，自然就让那些满清复辟势力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以后中国的共和事业就更有保障了。但这只是普通人的看法，真正在那些大人物的眼中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人甚至认为这可能坏了大事。 因为溥仪如果继续待在紫禁城中，就等于由全国人民看着他们，至少不会为国外势力所利用。而溥仪被赶出宫之后，先是到了天津，后来又被居心叵测的日本人接到了东北去。众所周知，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这种事情在国际上是受到很大非议的。但是由于溥仪的存在，结果将这事变得模糊起来，因为溥仪所代表的满清当年正是从东北发迹，所以日本人就炮制出一个所谓的满洲国出来，让溥仪当了满洲国的皇帝。这件事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如果溥仪还在紫禁城中的话，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事实上在溥仪将将要被日本人接到东北去的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赶紧派人联络溥仪，打算给予优厚的待遇，并且以外国多家银行做担保，承诺恢复给予当年袁世凯所给予的每年400万的待遇。说起这个400万白银的待遇，当年袁世凯是向隆裕太后做了保证的，可是由于民国政府本身就很穷，根本就没有多少钱给他们。在袁世凯还在的时代，虽然每年也给，但是总是缺斤少两的。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政府更穷了，有的时候甚至都没钱给了，溥仪最后只能够变卖紫禁城的文物珠宝度日。 国民政府当时所给的承诺应该还是比较动人的，只不过和日本人所承诺的就算不了什么了，因为听从日本人的，就有可能恢复当年满清帝国的荣光，这对溥仪自然是更加有吸引力。所以说如果没有当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事情的话，可能后来的事情就不至于那么被动。从这一点上来讲，冯玉祥当年恐怕做得有点错了。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

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

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模的四字成语 ：

模模糊糊、

血肉模糊、

妆模作样、

模棱两端、

范水模山、

怪模怪样、

人模狗样、

模山范水、

死模活样、

一模一样、

大模大样、

假模假式、

装模装样、

连模拟事、

起模画样、

奉为楷模、

像模象样、

像模像样、

装模作样、

一模二样、

模棱两可、

乔模乔样、

首鼠模棱、

好模好样、

连模拟物、

一代楷模、

装模做样。

金镶玉、和氏璧、传国玺……许多人都或多或少知道传国玉玺的传说。影视作品更是偏爱这一题材。《东成西就》中梁朝伟（欧阳锋）打伤林青霞（三公主），就是为了抢夺她保管的传国玉玺。

通常，人们都认为玉玺由和氏璧雕刻而成：秦始皇令李斯将和氏璧改成玉玺，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此后，玉玺被历代王朝视为权力正统的象征物，一直被争夺、流传，多次不知所踪，又离奇复现，极具神秘色彩。

玉玺的前身——和氏璧，可能比玉玺还要出名。几乎所有人都听过完璧归赵的故事。

至今还有不少人相信传国玺仍然存在，只不过流落民间，暂时隐匿。清亡后，驱逐溥仪出宫的冯玉祥曾派人寻找玉玺，但一无所获，更加深其传奇程度。

不过，和大多数传说一样，传国玺的故事也有非常多的疑点。甚至其和氏璧的出身都并不可靠。

和氏璧？

传国玉玺是由和氏璧雕刻而成？

人们似乎默认了这一说法。但正式的秦、西汉文献中，却找不到相关的记录。

直到唐朝，文献中才出现把和氏璧做成传国玺的记录。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北魏崔浩之言，称“李斯磨和璧作之”；梁肃《受命宝赋》和杜光庭《录异记》都主张此说，称李斯命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精细研磨，雕琢为玉玺。

更关键的是，和氏璧本身似乎并不是我们认为的“玉”。

史书称和氏璧出自荆山，但此后千余年中，荆山再无产玉记录。近年有人在湖北保康发现类似于石英、夹杂有彩色杂物颗粒的硅质岩石，命名为“荆山玉”。不过，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温润含蓄的玉相差甚远。

近些年开采出的“荆山玉”原石

也有研究者认为和氏璧是湖北出产的绿松石。虽然绿松石在商代的文化中很受推崇，但从周朝时期起已经让位给透闪石、阳起石、蛇纹石一类的玉石，不可能在春秋战国价值连城。

这让和氏璧转换为玉玺的说法十分可疑。而且，和氏璧本身在传承过程也多次失窃：

楚威王时期，昭阳令尹率宾客游赤山，取出和氏璧供人观赏，不料有人突然起哄，混乱中和氏璧不翼而飞。大约半个世纪后，赵国宦官缪贤在市场上用重金购得美玉一块，据玉工称，就是和氏璧。

除此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了一则神秘的传说：始皇三十六年，有使者夜过华阴平舒道，一人持璧拦使者，说“为我遗滈池君”。据鉴别，这块璧是八年前秦始皇南巡洞庭、封湘山时，遇风暴投入江中的和氏璧。

和氏璧出现的传说——“卞和献玉”也未必是真，乾隆帝就曾亲自做过考证，最后认为“卞和献玉”只是一则寓言故事，不能相信。

当然，璧在古代只是泛指“美玉”。不过，主要专指带有圆孔的圆环形扁平玉，讲究“肉”（璧身）的部分要大于“好”（中央的孔洞。如果孔的半径过大，则称为“环”）。这和后世方形的传国玺形象很难对应，若真能改造成功，不啻于手工艺史上的奇迹。

另一种说法可能更靠谱一些：秦始皇制作传国玺的玉料出自蓝田山，即蓝田玉。

以蓝田玉为材，雕刻而成的工艺品

宋朝曹彦约在《玉玺本末》中说：“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印钮为五条蟠龙，中有小窍，用以贯印绶。

但是年代久远，这种说法也需要更确切的考证。

颠沛流离的正统象征

汉元年十月，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旁，献上秦始皇玉玺、符节，秦亡。这是传国玉玺第一次经历王朝更迭，也是最为平静的一次。

除了传国玺，西汉初年还制作了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天子行玺三方玉玺，均为白玉质地，螭虎印钮。天子之玺由皇帝自佩，其余各玺藏于符节台，用时由尚符玺郎取出。

寿山汶洋石章上的螭虎印钮。螭虎是战国之后玉器上常见的异兽纹饰

后来又制作了皇帝之玺、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合称六玺，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封命诸侯、三公用皇帝行玺，赐诸侯书信用皇帝信玺，发天下之兵用皇帝信玺，征召大臣用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用天子之玺，祭祀天地鬼神用天子信玺。

最为正统的始皇传国玺则藏于未央宫中，西汉末年则存于太后居住的长乐宫。这才有了金镶玉的传说。

西汉末年，王莽派堂弟安阳侯王舜向姑母王政君（西汉太后）索要传国玺。太后不同意，王舜苦求不已，被逼无奈，太后将传国玺砸到地上，王舜连忙捧起已经崩碎了一角的传国玺献给王莽。

王莽大悦，在未央宫的渐台置酒款待王太后，并命人用黄金将缺损的一角补上——就是“金镶玉”，成为后世判断传国玺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

王莽，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

此后，传国玺的行踪变得模糊起来，王莽覆灭时带着传国玺逃往渐台避火，被商人杜吴所杀，接着经过王宪、绿林军、李松、更始帝、赤眉军、刘秀之手。

东汉末年，传国玺引起了诸多势力争夺，去向不定。《三国演义》以此为题材，描写了董卓、袁术、孙坚、曹操等人获得玉玺的经历，可见其混乱。但此时的传国玺已经无法确定是否为始皇原玺。

西晋初，司马炎将传国玺与刘邦斩蛇剑定为西晋两大国宝，存于洛阳武库之中。历经东晋、南北朝之乱，据说落入北齐高氏手中，接着传给北周和隋朝。

隋朝灭亡时，隋炀帝的萧皇后携传国玺逃奔突厥。贞观四年（630年）萧后返归中原，将玺献给唐太宗。唐亡之后，传国玺又为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所得。公元936年，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

石敬瑭，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凭借契丹人的援助问鼎中原，却将燕云十六州作为条件割让给了外族，被羞辱性的称为“儿皇帝”

这是史籍中传国玺命运的终点，高温下，无论是否是原件的传国玺都会被焚毁。

不过，质疑史籍中传国玺的传承的也大有人在。宋人曹彦约在《玉玺本末》中说，“自（西晋末年）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怀疑西晋后所有的传国玺。元朝脱脱在修《辽史》时也评论说“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历代府库所藏不一，莫辨真伪”。

更有人详细考证了具体的失传时间。南宋李心传就认为真正的传国玺失踪于东汉末年——徐璆献给曹操的并非原物，因为魏朝成立后自刻传国玺，玺文同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但顺序是从左至右，而非秦玺的从右至左。西晋代魏后也是自制的传国玺，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印拓，向巨源本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玺印拓

所以，经过前赵、后赵、冉魏而落入东晋手中的，乃是这方晋玺。历史上，东晋得到这枚玺之后，宰相王导的侄子王彪之曾经仔细辨认，最后也不认为这是始皇之玺。

玉玺的终结

然而，传国玺是最直接的正统权力代表，是历代皇帝最为梦寐以求的“天命”象征物之一。汉至唐，始皇传国玺均被历朝帝王视为开国必备要素，东晋诸帝渡江之后，因为没有传国玺，还曾被北方诸政权讥讽为“白板天子”。

民间也广泛存在对传国玺的兴趣，就像在野史中死而复生的李自成、陈圆圆一样，传国玉玺也在民间传说中不断被“偶然发现”，失而复得。

这也让许多人铤而走险，伪造传国玺。如公元352年的燕王慕容儁，就伪造了一枚传国玺，方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字与始皇玺相同，惹得诸侯厮杀。隋朝时终于辨别为赝品，乃更名为“神玺”。

另一枚影响较大的赝品是后秦姚苌伪造的，方四寸，高二寸，文字同始皇传国玺。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得之于关中，后来亦历经宋齐梁三朝，侯景之乱时被投入建康栖霞寺井中，为寺僧永行所得，永定二年（558年）献给陈武帝。至陈朝灭亡，为隋朝所得。

隋朝因此非常兴奋，以此为真传国玺，将上文提及的慕容氏传国玺改名为“神玺”。但是后秦姚氏传国玺的印文“隐起而不深刻”，也就是说属于阳文印（文字凸起，高出平面）而非阴文印（文字凹下），而秦汉的玺印绝大多数都是阴文，用以钤印封泥；汉以后的玺印多为阳文，用以钤印绢纸，而从资料来看，始皇传国玺也是阴文。

阳刻、阴刻示意

所以，后人以此证明这枚传国玺就是姚苌伪造之物。

这两枚印玺流传至宋朝，尚且受到尊崇，但宋徽宗即位后，大量制作宝玺，有的尺寸、玺文完全仿照始皇传国玺，专门用于皇帝封禅。

后人对徽宗此举有“画蛇添足”之讥，但恐怕徽宗心里更加清楚，也有着冲淡始皇传国玺地位的用意。

这也成为之后明清的一块心病。朱元璋就曾经感慨说“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少传国玺；未擒王保保；元太子无音问”。

1370年明军横扫漠北，攻克应昌，俘获元顺帝出逃时携带的一批珠宝，但其中没有元朝玉玺。明朝非常失望，于是大量制作玉玺，以冲淡传国玺的重要性。

明朝初期皇帝宝玺有十六颗，除了传统的天子、皇帝六玺外，还有皇帝奉天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等等。

朱棣即位后，重新制作了被建文帝焚毁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敕命之宝，并增制诰命之宝，统称为“国初十七宝”，到明世宗嘉靖年间，又制作了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合称为“二十四宝”，已远远超过之前朝代的玉玺数量。

清朝开国时，也从蒙古林丹汗遗孀手中得到了一枚“传国玺”，1636年，皇太极据此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实际上，这枚玉玺只是元朝的“制诰之宝”白玉玺，但当时的皇太极急需正统象征，也就半信半疑的使用了。

到乾隆年间，紫禁城交泰殿一共贮有三十九颗玉玺，放在正中的一方篆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相传为传国玺。但乾隆十一年（1746年）钦定二十五宝时，也把它定为膺品。

至此，达到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巅峰的清朝，已经不像之前的王朝那样在意传国玺了。

之后，袁世凯曾在1915年筹备帝制时，制作了“中华帝国之玺”和“皇帝之宝”两方金玺，以及另外三方金玺（印文不详，有可能是封策之玺、荣典之玺和陆海军大元帅之印），总价60万元。又仿照历代传国玺的尺寸，制作了一枚四寸见方的白玉玺，玺文是“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造价高达12万元。

袁世凯玺印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枚帝制“传国玺”，但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其最终下落也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