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夹手指的酷刑其实叫拶刑 针对女人的酷刑之一

在古代酷刑中我们熟知的，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就有杖刑、五马分尸等刑法，那么你知道拶刑（zǎn xíng，其实就是电视里面的夹手指）是什么意思吗？执行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之前我也为大家介绍过了一些古代酷刑，像戮刑、妇刑、绳刑、老虎凳等等，下面我们在来了解一下此刑罚，也是古代女性五大酷刑之一。

一、古代女子刑罚拶刑(就是夹手指)

此刑在我国古代又被称之为“夹刑”，在影视作品中，公堂之上所说的上夹刑就是指的它了。那么现在知道设个刑罚是什么了吧？就是手指和夹脚趾了，这种酷刑主要是用来对女犯人逼供的，一般都是用在女人身上，十指连心的痛那可不是开完笑的，还是比较残忍的了，不过比起像同样是用到女人身上的骑木驴刑、铁裙之刑、幽闭之刑、开花梨等还是要好很多的了，也是古代妇女的五大酷刑之一。

执行方式

拶刑的执行方式大概的就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夹女人的手指，第二中就是夹女人的脚趾，第三种就是手脚同事夹，非常之痛，女人们受到此刑之后基本上都会晕厥过去。

刑具：拶夹（zǎn ），用12根木头和绳子串在一起，拉动绳子就能收紧木头。

执行方式：夹手指，就是将女犯人的的手指或者脚趾分别穿进拶夹之中，执行者就用来拉动绳子，让木头紧紧的夹住手指，非常之痛苦，一般在此刑法之下，少有女子能够不被逼迫招供。点击下一页，查看古代女性五大酷刑中的其他几种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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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酷刑，亦作“陵迟”，是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 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称为“剐”。因其规例在千刀之上，“凌迟” 还可通称为“千刀万剐”。唐律尚无“凌迟”，五代才特置。 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但不常用。《 宣和遗事》记章敦在越州时，专事惨刑，有“刀掊”、“钉手足”、 “剥皮”、“斩颈”、“拔舌”，但不见“凌迟”。元代“凌迟” 载于法典刑律，具体行刑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 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 使人见其具体步骤—— “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 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 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 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初动刀时，血流寸许， 再动刀则无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 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 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 向皇帝报告刀数…… 对犯人采取这样厉害的“凌迟”，是因明初朱元璋就执刑甚严， 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 以免受酷刑折磨。据《明史》、《明实录》， 当时刑法无所不用其极： 朱有熺以掠食人肝脑为能事，朱宪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 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还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 或让受刑人吃自己儿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国桢《涌幢小品》 说两广都督韩观杀人成性，竟用人皮当坐褥，吃人眼。夏允彝《 幸存录》说一徐姓术士，因骂魏忠贤被捕，手足被钉在门板上， 遍体浇上沥青，用椎敲，一会儿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 人皮 祝允明《野记》中的有关记载更让人惨不忍睹： 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 特露其顶，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 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 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背悬之。有“称竿”， 缚置竿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 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 即使一般的刑法，执行起来也十分残酷。如《诏狱惨言》， 记叙明代镇抚最为普通的五种刑具：一种是“械”。坚木制成， 长一尺五寸，阔四寸多，中凿两孔，着臂上，就是受刑时也不脱， 杀人最便利。一种是“镣”。铁制，又称“锒铛”。长五六尺， 盘左脚上，因右脚受刑不方便。 一种是“棍”。杨、榆木制成，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 大似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绳束其腰， 二人踏绳的两端，使受刑人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脚，一人负之背， 使不得伸缩。 一种是“拶”。杨木制成，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 两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两端，随即用棍左右敲， 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种是“夹棍”。杨木制成，长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贯以铁条， 每根中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 急束绳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动。 又用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的大杠，从右边猛力敲足胫， 使足流血洒地…… 这几种刑具，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来简单， 但用起来极苦，如明人所说：“棍则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 便神魂飞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纪实》叙杨涟、魏大中等“ 六君子”在狱中受“棍刑”，毒打30棍，股肉就已经腐烂了， 只得用帛急忙缠上。尤其是“受全刑”，即械、镣、棍、拶、 夹棍等刑具同时上，被《明史·刑法志三》称为：“五毒备具， 呼暴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 以至在明代，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 给他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种刑具和酷刑：阿里·阿克巴尔《 中国纪行》说中国犯人在监狱中： 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被拴在铁钉上。 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被板夹住， 背上和胸上缠着100码长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 带着镣铐和链子的犯人，被强力推进高度只有一臂长， 三角形的又小又窄的笼子里时，“ 为了关上笼子把他的头压低到和四肢挤在一起， 好像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塞在笼子里，打开笼子后， 这个人带着链子和镣铐被拉上来时，使我们吓掉了魂”。 克路士《中国志》这样说道：犯人“把指头放在棍里， 然后使劲拉绳子使骨头嘎扎作响”，“足刑很厉害和痛苦， 刑具是两块方木条，约四拃长，一边用一根绞链连接。 他们拿绳系在另一侧，足踝夹在中间。他们用槌子打木条头”。 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记载： 官员一声吆喝，五六名刽子手就扑向可怜的犯人， 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裤子。他这样面朝下爬着， 一名刽子手紧紧按住他的脚，另一个按头， 再一个高举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劲打他大腿后的肉， 直打到叫住手为止。他们每打五下，便转过身子好打另一边。 这时候，另一名刽子手跪着大声报打的次数，那简直太野蛮， 挨过六十下的人难逃一死。 这三位外国人看到的只不过是明代最最普通的刑法， 但已使人真切感到其刑的残酷了!这些酷刑一般来讲， 主要是对下层官吏和平民施行的，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者。 清嘉庆八年（1803）， 因刺嘉庆而被当场捉住的内务府厨役陈德， 在审讯时就已经是彻夜熬问，拧耳跪炼，掌嘴板责，刑夹押棍…… 经嘉庆亲审，陈德被处以“凌迟”。据燕北老人《 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载： 执行时，从陈德的耳、鼻、乳割起，左右臂上碎割，成鱼鳞形状。 然后再右臂，再胸和背。一开始还见血，过一会儿血流尽了， 只流黄水。当割完上身时，陈德忽然张开眼睛叫道：“快些。” 监刑者却说：“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仍慢慢碎剐陈德! 以仁义自我标榜的嘉庆，对“大逆不道”者是从不心慈手软的， 对陈德的“凌迟”， 充分暴露了统治者对反抗者所能够采取的极端的报复手段。 可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阶级斗争与压迫”来概括， 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像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巢； 王元吉当街而射，观人避箭；妲己置虿盆，观其楚毒以为乐； 齐后主置蝎浴斛，令人裸浴，观其叫号则大喜…… 这些并没有直接刑事缘由的酷虐之刑，并不是阶级的、政治的影响， 而是一种野蛮的文化观念的表示。《通典》 记录北齐时对滥劣秀才饮一斗墨水的惩罚，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描绘了所谓的“炮烙”：“约高二丈， 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 里边用炭火烧红”，人被剥去衣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 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 但此酷刑并非用于反抗的平民，而是对付臣僚。徐学聚《国朝典汇》 说嘉靖年间朱观*戏无度，常使男女裸体群浴，无复人礼，“ 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他就加用“炮烙”。 这表现了一种残忍的文化心态。而东林党人左光斗，也受“炮烙”，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他“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 筋骨尽脱矣”。这却是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所造成的。 所以，对酷刑要具体分析。而且，酷刑也不是单纯为摧残皮肉而设， 酷刑施行的主要目的是警告，是示法。 《草木子余录》记述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 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 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这一惨无人道的酷刑， 从本质上讲是统治者企图以残忍手段奴役下属的意识的投影， 但它冠冕堂皇地归入了法制的轨道之中， 这在客观上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还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的， 就像历史学家分析的那样：明初吏治之所以较好，这与朱元璋常用、 大用酷刑，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使更多的人服服帖帖， 古代统治者将酷刑的主要目标定在平民百姓身上， 这一现象在清代尤为突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真实地记述了道光年间四川的酷刑：监狱里的犯人，有的装入笼内， 一日而毙，有的则用锅煮，“惨酷不可言状”。如捉到造反的“匪” ，不问真伪，先打400小板，还有重打二三千小板再讯供， 罪名莫定，就在大堂上打死，脑裂骨折……由于酷刑滥施， 甚至错捉入狱的人，也往往被屈打成招。 清代刘省三所写的公案小说集《跻春台》，其中有一篇《双冤报》， 就描述了王氏和魏有仁这对男女表亲，在酷刑下被迫屈招的情形： 钉竹签十指鲜血喷，痛得奴死去又还魂。不招供太爷刑法狠， 招得来又辱了先灵。……不得已把供来招认……这一阵夹得魂飞尽， 痛得我屎尿一齐倾。想不招表嫂已招认，要辩脱除非问阎君。 因奸*谋毒表弟，大老爷施恩快松刑。 清代的官吏还挖空心思，不断在刑具上“推陈出新”。 李伯元所写的《活地狱》， 就较典型地反映出了由于刑具的厉害而造成的残酷景象：如，“ 一双铁鞋，放在火里烧红，着在脚上，这叫‘红绣鞋’”。 其实这是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发明的“红绣鞋” 的延续。还有“过山龙”，“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 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 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 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 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 所说的万历时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 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 …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残酷， 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再如行刑时最常用的板子。《活地狱》中已出现了铁板子， 用它打人，“打上十几板子，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的飞起来， 连肉带血飞的满处都是。等到打至十几下，肉已飞完，便露出骨头。 他此时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却用板子横在大腿上乱敲， 砍的骨头壳壳的响。有的还将骨头打开，骨髓标出来好几尺远……” 通过打板子这一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刑罚，人们看到的是残酷! 这也正是李伯元创作《活地狱》的用意， 旨在揭露清代官府衙门像地狱一样……

参考资料：

转自中华网文化频道

脚部刑法大全（部分内容来自转载）

刑前准备：

将受刑者的鞋袜脱去，用温水洗净脚，擦干，然后用绳子牢牢绑紧脚踝（最好还要把脚趾也绑好）

痛苦指数说明：1-5左右 轻级 表现为脚部发热发红 几十分钟伤就好了

5-10左右 中级 表现为脚部发肿 几天伤就好了

10-15左右 重级 表现为脚部流血 十天左右伤就好了

先从轻说起：

1。搔脚心

刑具：手指、羽毛、刷子、毛笔

痛苦指数：1-5（主要取决于脚心是否怕痒）

说明：在脚心上涂油或肥皂水更痒

2。蜡油烫脚心

刑具：蜡烛

痛苦指数：2-5 （主要取决于蜡烛靠得很近或是蜡油连续滴下）

说明：这个刑法看起来很痛，实际上蜡油滴到脚心上就不烫了

3。罚站

刑具：装满碎石子或者黄豆的平盘一个

痛苦指数：2-6

说明：让受刑人赤脚站立在碎石子或者黄豆上。

4。砂纸擦脚

刑具：砂纸

痛苦指数：2-6

说明：用砂纸不断擦受刑人的脚。

中级 ：

5。夹脚心

刑具：夹子

痛苦指数：3-7（主要取决于夹子夹力大小）

说明：夹子夹力越大就越痛，带刺的夹子很痛，在脚心上夹的夹子越多，夹得越久越痛

不要夹太久

6。夹脚趾（一）

刑具：塑料晒衣夹10个（主要取决于夹子夹力大小）

痛苦指数：3-8

说明：把夹子一个个地夹在受刑人的每一个脚趾头肚的肉上。

7。捆粽子

刑具：细麻绳

痛苦指数：3-8

说明：用细麻绳将受刑人的每个脚趾和整个脚掌紧紧地捆绑起来。

8。抽打脚心

刑具：木板、皮带、藤条、电线

痛苦指数：4-8（木板较不痛皮带和藤条和电线很痛）

说明：(最普遍的一种刑罚）抽打时力度要大抽得要准

9。电脚心

刑具：电蚊拍或电极

痛苦指数：2-9

说明：取决于电压和电流，不宜电太久。

10。冰块冰脚

刑具:冰块

痛苦指数：4-9（主要取决于冰块冰的时间和冰块的温度与数量）

说明：把冰块放在受刑人的脚上。

11。夹脚趾（二）

刑具：竹筷子6根

痛苦指数：4-9

说明：把竹筷子一根根插进受刑人的每个脚趾缝，在拇指和小指外也各放一根，双手握住筷子的两头，用力夹受刑人的脚趾。

12。抽打脚背

刑具：木板、皮带、藤条、电线

痛苦指数：5-9（主要取决于力度大小和抽打位置）

说明：因脚背肉少，所以打起疼。

13。火烧脚心

刑具：蜡烛 、打火机

痛苦指数：5-10（主要取决于火与脚的距离）

说明：比较痛的一个刑法，用烛焰在脚心底下烤，痛程度在于火焰离脚底的距离，

但一定不能小于2厘米。

14。开水烫脚

刑具：一盆开水

痛苦指数：6-11（主要取决于水的温度和脚放在水里的时间）

说明：把水烧开后，把脚放进去几十秒。比较痛。

注意：容易烫伤，不要放太久。

15。压脚

刑具：量血压的设备或相同功能的器械

痛苦指数：6-11（主要取决于压力的大小与时间）

说明：用量血压的臂带套在受刑人的脚上，然后加压。

注意：不要压太久，压力不要太大。

重级：

16。扎脚趾

刑具：注射针头、大头针、针灸针

痛苦指数：7-13

说明：消毒后把针具扎进受刑人的脚趾，直到十个脚趾都扎满。

注意：不要使用缝衣针，因为比较脆，容易断在肉里。

17。竹签穿脚掌

刑具：竹签

痛苦指数：8-13

说明：把竹签插进受刑人的脚心。

18脚踩图钉

刑具：图钉、大头钉

痛苦指数：8-14

说明：把钉子消毒后放在地上，让受刑人走过去。

19。脚心注水

刑具：注射器、灭菌生理盐水（医药店有售）

痛苦指数：8-14

说明：用注射器吸满药水，把针头扎进受刑人脚心1至2厘米，把药水推进去。

20。钉脚心

刑具：大头针、锤子

痛苦指数：8-14

说明：能造成很大的痛感，痛程度取决于钉的深浅和钉的数目，

如果要钉得比较深一定要用酒精消毒

注意：不宜钉太深。

21。捺鞋底

刑具：锥子或注射针

痛苦指数：8-14

说明：将脚心皮肤和锥子或注射针消毒，用针扎进受刑人脚心后就拔出，错开一点再扎进去，扎遍整个脚心，就像用锥子捺鞋底一样。

22。混合式

刑具：锥子、注射针、绳子、夹子、灭菌生理盐水……

痛苦指数：5-15（取决于选的方法搭配）

说明；将上面的方法混合使用。

下面不要轻易尝试：

23。小刀割脚

刑具：手术刀或小刀

痛苦指数：8-15

说明：用小刀在受刑人脚上不断切割，一次不要且太深，慢慢的弄。

真正历史上是没有这个酷刑的，但有拶 [zǎn]刑，是古代对女犯施用的一种酷刑。

“拶”是夹犯人手指的刑罚， 故又称拶指（用拶子套入手指，再用力紧收，是旧时的一种酷刑），唐宋明清各代，官府对女犯惯用此逼供。拶 [zǎn]刑也叫“夹刑”，多用于逼供，而非处罚。

拶，一种酷刑，使用木棍或类似物体夹犯人的手指或脚趾，通常在木棍中穿洞并用线连之，将受刑人的手、足放入棍中间，在两边用力收紧绳子。拶刑多用于女犯人，很容易导致双手残废。因古代女子缠足，故而很少对女性双足施用拶刑。

明代时用夹棍刑人，为了加重受刑者的痛苦，还采用两种手法，一是敲，即将犯人上了夹棍之后，再敲其胫骨，即如《金瓶梅》第四十八回中提及的“一夹一百敲”，就属此法。据《天人合徵纪实》载此法行刑的详情说：“夹棍，杨木为之，二根长三尺余，去地五寸许贯以铁条，每根中间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以绳，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动；又用大杠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从右畔猛力敲足胫。”二是在刑具与犯人脚踝的接触处放石屑，石屑有尖，“未曾收紧，痛已异常”，这种施刑方法称为“铁膝裤。”

拶子是一种夹手指的拷讯刑具。据《清会典事例》提供的材料可知，拶子由五根圆木棍和绳索组成。圆木棍七寸长，径圆四分五厘。拷讯时用五根小棍夹住犯人两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绳索缚紧五根小木棍，夹挤犯人手指，绳索勒得越紧，犯人所遭受的痛苦便越大。关于拶子这种刑具的起源，《尉缭子·将理》中有云：“善审囚之情，不待篁楚而囚之情可毕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这里的“束人之指”，似应是拷讯手段，这段材料表明，汉代已经有对犯人的手指施刑逼供的情状。据《隋书·刑法志》，北齐讯囚有“夹指”酷刑，唐代的韵书中也已有了“拶”字，可以说，大约在这一时期类似后世“拶指”的拷讯手段和“拶子”这种拷讯刑具就出现了。拶子这种刑具的普遍使用是在明清时代，因其施刑手法与夹棍相似，故又有“拶”起于“夹”之说，如《三才图绘·刑具说》云：“拶子，旧无是制，想因夹棍而起”；清《六部成语注解》说，拶是“妇人之夹棍也，夹棍用于足，此用于手”。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拶在施刑上可能借鉴了夹棍，但从实质上说，这是用刑意图完全不同的两种刑讯手段。夹棍的雏形是压踝，而拶指则主要针对十指连心的弱点而施，类似手段早见于汉魏六朝，所以它完全可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清代主要将拶用于女犯，因此后人多认为这种刑讯手段只用于妇女，其实，在明代男犯、女犯都可用拶子来刑讯。夹与拶相较，虽然夹的刑伤重，但据说拶最难熬，明代沈德符说：“诸刑俱可应故事，惟拶指则毫难假借。盖紧拶则肉虽去而骨不伤，稍宽则十指俱折矣。”明朝在使用拶子这种刑具时，还有一种“拶敲”的方式，可能是移用夹棍中的“敲”：“拶，用杨木为之，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拶者起跪，以索力束其两端，随以棍左右敲之，使拶上下则加痛。”

 谈“刑不上大夫”的历史演变

　[摘要]“刑不上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项法律原则。时到今日，我们似乎仍然可以感受到古代中国“礼”与“法”之间那种既有明显区别，又有共同深嵌于传统社会背景之中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刑不上大夫” 法律体系 礼与刑

　“刑不上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项古老而又一直在适用的法律原则。史料记载其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在古代文献资料中，最早记录它的是《礼记》。据其中的《曲礼》记载：“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则”。对“刑不上大夫”的意蕴，孔子曾经作出过经典的阐释。《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学生冉有曾求孝于孔子：“先王制定了法律，规定刑不上大夫。如果大夫犯了罪，就可以不适用刑罚了吗？”孔子解释道：“不是这样的，对于君子的治理，通常以礼教驾御其内心，从而赋予其廉耻之节操。古代的大夫，如果有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不必直接定其罪名;以避讳不名之耻，因此，大夫犯了罪，如在五刑范围之内，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加以捆绑羁押，而令其自已请罪;如属于重大犯罪，也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施以死刑，而令其跪拜自裁。所以，即使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也不会因有罪而逃避惩罚，这实际上是教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

　“刑不上大夫”这一法律原则的确立是由当时的法律体系的构成所决定的。纵观西周的法律体系由礼与刑两部分构成，二者具有同样重要的法律地位。但是，礼与刑并非完全等同，它们既有互相联系和相同的一面，也有彼此区别和不同之处。所以，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西周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首先，礼与刑有着相同的一面，二者关系密不可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礼是刑也就是法的基础和渊源。在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起源过程中，法以刑为主要内容，刑与法是相通的。西周时期的法律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习惯法，习惯法主要从原始社会末期形成的习惯习俗发展演变而来，其中也包括以祭祀习俗、礼仪规范等形式为代表的一部分礼。这部分礼经过改造，逐渐上升为法。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律出于礼”。二是西周以礼为法，礼是法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礼本身就是广义中所说的法。礼尤其周礼的制定与实施，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需要，维护宗法等级制度。这不仅具有法的目的和性质，而且由于礼是经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因而它也具有法的强制性。违反礼的规定和要求，就是违反国家法律制度，同样要受到严厉制裁。如《礼记•王制》所载周礼规定：“山川神祗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不遵守礼的规定或违背礼的规范要求的，即使是贵族也要受到削地、夺爵、流放、讨伐等严厉处罚。所以，礼作为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以刑的强制力为后盾保障贯彻实施，而且其本身也包含着刑法体系中的规范要求。这是我们在历史读物中所能经常看得到的，同时也正是在历史中古人所经常说道的“寓刑于礼”。

　另一方面，礼与刑又并非完全等同，二者毕竟是有区别的。这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礼与刑作用不同。礼是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的规范，主要侧重于积极的预防;刑则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主要侧重于事后的处罚。这就是西 贾谊所提到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由于礼的作用在于强调道德教化，刑则强调惩罚镇压，道德教化不成方才使用刑罚镇压，故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二是礼与刑适用原则不同。西周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统治阶级特权利益为核心，奉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的基本原则。（1）制定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不同的社会关系使用不同的礼进行调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适用不同等级的礼;各级贵族享有的特权性礼，庶人以下平民百姓不得违法享用。（2）各级贵族的活动主要靠礼进行调整，而庶人之类普通民众则主要使用刑来威慑。由于礼本身也是一种强制性行为规范，因此，“礼不下庶人”绝不是说礼的规范要求对庶人没有约束力。《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所说的“夫礼，所以整民也”就清楚地表明，作为强制性社会规范的礼，不仅适用于庶人，而且是整饬、治理他们的工具。庶人以下平民百姓，既要遵守强制性社会规范的礼，又不得违法僭越享用贵族适用的特权性礼。一旦他们违反了礼的规范要求，同样受到是要受到最高统治者按当进相关的法律进行严厉的制裁。

　所谓“刑不上大夫”，所强调的就是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僚之间的不平等，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其原指大夫以上贵族的犯罪，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某些宽宥，在适用刑罚时享有某些特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刑罚的制定主要不是针对大夫以上各级贵族，而是为了防范庶人以下平民百姓。2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实行同罪异罚原则，大夫以上各级贵族违法犯罪，一般不适用普通平民百姓所使用的刑罚。也就是说，一般刑罚不是为大夫以上各级贵族制定的，大夫以上各级贵族违法犯罪不适用一般刑罚，而并非大夫犯罪一律不使用刑罚。这方面同罪异罚的特权规定很多，如前述适用“八辟之法”特权规定者“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 ,实行临时议决减免;享有司法特权的“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不亲自出庭受审;王公贵族不当众受刑，由甸师氏秘密处死或赐其自裁，且免受宫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广大被统治阶级面前保持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尊严。但这些礼遇绝不等于大夫以上贵族可以不受罚的追究和制裁。在实际生活中，官僚贵族犯重罪的同样要加以惩罚，特加是那些“犯上作乱”的贵族，更是严加惩处。

　但是，总体而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刑不上大夫”这一古老的法律原则始终得到了普遍的遵循，尽管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这种遵守并不严格，例如，在隋朝就经常发生于朝廷之上责打大臣的情况，唐代也有个例。相对而言，无论在治国理论还是在法律实践中，宋代均始终严格遵循着“刑不上大夫”这一基本原则。

　据宋史中《苏颂传》记载，北宋时期熙宁二年，金州知州张种宣因贪赃枉法而被判处死刑，司法官援引判例，对其处以脊杖和黥刑，然后发配海岛，审刑院知院事苏颂听闻此案后，向宋神宗上秦说，在古代刑不上大夫，张仲宣官居五品，如果现在对其处以黥刑，并令其与徒隶为伍，即使是他这个人不值得怜悯，但仍然处罚过重，因为这使大夫名誉受到了污辱。宋神宗认为其说的有道理，于是免除此之外张仲宣的脊杖和黥刑，将其流放于贺州。此后针对官吏不适用杖刑法，成为宋朝固有的法律制度。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的具体制度化。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章经常与侍臣谈论对待大臣的礼节问题，太史令刘基对朱元章说：“古代公卿有罪，通常诣请自裁，从不轻易施以污辱之刑，目的在于保存大臣的体统。”侍读大学士詹同也说：“古代适用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以鼓励形成廉耻之节操。如果能做到的话，则君臣之间的恩与礼就都可以实现了。”朱元章对此深表赞同。在工部尚书王肃案中，王肃依法应当被处以笞刑，但朱元章以“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为由，命令其以俸禄赎罪。然而，极为矛盾的是，明朝廷杖之刑也是从朱元章开始适用的，再加上之后的厂卫制度，明代对士大夫可谓是尽极戮辱之能事，这又是与“刑不上大夫”的原则格格不入的。

　清代尽管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但经顺、康、雍、干四代之后，已经接受并认可了传统中国社会之主流的文化思想，或者说被传统中国文化所吸纳与融合，故而“刑不上大夫”的古老原则也清晰地体现于清代的法律之中。据《大清律例》，“名例律”中“应议者犯罪”律文之后附例规定：“三品以上大员革职拿问，不得使用刑夹，有不得不刑讯之事，请旨遵行。”此外，在涉及到文武官员犯罪的法律规定中，凡文武官员犯罪应当处以笞杖之刑的，均可以罚俸、降级、降职、革职等方法替代刑罚的直接适用。可以看出，到清代，“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已经非常具体的体现于法典的律文规定之中了。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法中，“刑不上大夫”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虽然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变革，但是未曾发生实质上的变化。透过围绕此项原则而展开的讨论及其在古代司法领域中的适用，时到今日，我们似乎仍然可以感受到古代中国“礼”与“法”之间那种既有明显区别，又有共同深嵌于传统社会背景之中的微妙关系。

清代夹棍的形制是：“用木三根，中梃木长三尺四寸，旁木各长三尺，上圆径一寸八分，下方阔二寸，自下而上至六寸。于三木四面相合处，各凿圆窝，径一寸六分，深七分。”拷讯时将一根棍置犯人两踝之间，另两根分置两踝外侧。拉紧穿于三棍圆孔中的绳子，三棍靠拢夹挤两踝，使犯人疼痛难忍。并指出“重案不输实情，始用之，不得过二次”。这里还强调大案、要案摸不到实情时，才得用这种刑具，但还不能超过两次，可见这种刑具使用时的惨烈。《三才图绘》中所绘的夹棍形状，大致与此相似，惟下无“圆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夹棍都是用硬木制作；夹棍施刑的部位是脚踝，踝骨是脚腕两侧凸起的部分，若夹得重，受刑者往往因此腿部受到重伤，甚至被夹碎踝骨致残。夹棍在古代还有种种异名，王圻中又名之为“脚棍”，《儒林外史》则称为“檀木靴”。因为它由三根木棍组成，所以也有称之为“三木”者。夹棍这种刑具的起源，一般认为来自宋理宗时的法外酷刑“夹帮”“超棍”。

　　“凌迟”酷刑，亦作“陵迟”，是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称为“剐”。因其规例在千刀之上，“凌迟”还可通称为“千刀万剐”。唐律尚无“凌迟”，五代才特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但不常用。《宣和遗事》记章敦在越州时，专事惨刑，有“刀掊”、“钉手足”、“剥皮”、“斩颈”、“拔舌”，但不见“凌迟”。元代“凌迟”载于法典刑律，具体行刑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使人见其具体步骤——

　　“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初动刀时，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向皇帝报告刀数……

　　对犯人采取这样厉害的“凌迟”，是因明初朱元璋就执刑甚严，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据《明史》、《明实录》，当时刑法无所不用其极：

　　朱有熺以掠食人肝脑为能事，朱宪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还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或让受刑人吃自己儿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国桢《涌幢小品》说两广都督韩观杀人成性，竟用人皮当坐褥，吃人眼。夏允彝《幸存录》说一徐姓术士，因骂魏忠贤被捕，手足被钉在门板上，遍体浇上沥青，用椎敲，一会儿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

　　人皮

　　祝允明《野记》中的有关记载更让人惨不忍睹：

　　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背悬之。有“称竿”，缚置竿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

　　即使一般的刑法，执行起来也十分残酷。如《诏狱惨言》，记叙明代镇抚最为普通的五种刑具：一种是“械”。坚木制成，长一尺五寸，阔四寸多，中凿两孔，着臂上，就是受刑时也不脱，杀人最便利。一种是“镣”。铁制，又称“锒铛”。长五六尺，盘左脚上，因右脚受刑不方便。

　　一种是“棍”。杨、榆木制成，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大似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绳束其腰，二人踏绳的两端，使受刑人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脚，一人负之背，使不得伸缩。

　　一种是“拶”。杨木制成，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两端，随即用棍左右敲，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种是“夹棍”。杨木制成，长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贯以铁条，每根中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绳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动。又用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的大杠，从右边猛力敲足胫，使足流血洒地……

　　这几种刑具，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来简单，但用起来极苦，如明人所说：“棍则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飞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纪实》叙杨涟、魏大中等“六君子”在狱中受“棍刑”，毒打30棍，股肉就已经腐烂了，只得用帛急忙缠上。尤其是“受全刑”，即械、镣、棍、拶、夹棍等刑具同时上，被《明史·刑法志三》称为：“五毒备具，呼暴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

　　以至在明代，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给他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种刑具和酷刑：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说中国犯人在监狱中：

　　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被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被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100码长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带着镣铐和链子的犯人，被强力推进高度只有一臂长，三角形的又小又窄的笼子里时，“为了关上笼子把他的头压低到和四肢挤在一起，好像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塞在笼子里，打开笼子后，这个人带着链子和镣铐被拉上来时，使我们吓掉了魂”。

　　克路士《中国志》这样说道：犯人“把指头放在棍里，然后使劲拉绳子使骨头嘎扎作响”，“足刑很厉害和痛苦，刑具是两块方木条，约四拃长，一边用一根绞链连接。他们拿绳系在另一侧，足踝夹在中间。他们用槌子打木条头”。

　　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记载：

　　官员一声吆喝，五六名刽子手就扑向可怜的犯人，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裤子。他这样面朝下爬着，一名刽子手紧紧按住他的脚，另一个按头，再一个高举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劲打他大腿后的肉，直打到叫住手为止。他们每打五下，便转过身子好打另一边。这时候，另一名刽子手跪着大声报打的次数，那简直太野蛮，挨过六十下的人难逃一死。

　　这三位外国人看到的只不过是明代最最普通的刑法，但已使人真切感到其刑的残酷了!这些酷刑一般来讲，主要是对下层官吏和平民施行的，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者。清嘉庆八年（1803），因刺嘉庆而被当场捉住的内务府厨役陈德，在审讯时就已经是彻夜熬问，拧耳跪炼，掌嘴板责，刑夹押棍……经嘉庆亲审，陈德被处以“凌迟”。据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载：

　　执行时，从陈德的耳、鼻、乳割起，左右臂上碎割，成鱼鳞形状。然后再右臂，再胸和背。一开始还见血，过一会儿血流尽了，只流黄水。当割完上身时，陈德忽然张开眼睛叫道：“快些。”监刑者却说：“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仍慢慢碎剐陈德!

　　以仁义自我标榜的嘉庆，对“大逆不道”者是从不心慈手软的，对陈德的“凌迟”，充分暴露了统治者对反抗者所能够采取的极端的报复手段。可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阶级斗争与压迫”来概括，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像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巢；王元吉当街而射，观人避箭；妲己置虿盆，观其楚毒以为乐；齐后主置蝎浴斛，令人裸浴，观其叫号则大喜……这些并没有直接刑事缘由的酷虐之刑，并不是阶级的、政治的影响，而是一种野蛮的文化观念的表示。《通典》记录北齐时对滥劣秀才饮一斗墨水的惩罚，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描绘了所谓的“炮烙”：“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人被剥去衣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但此酷刑并非用于反抗的平民，而是对付臣僚。徐学聚《国朝典汇》说嘉靖年间朱观*戏无度，常使男女裸体群浴，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他就加用“炮烙”。这表现了一种残忍的文化心态。而东林党人左光斗，也受“炮烙”，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他“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这却是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所造成的。

　　所以，对酷刑要具体分析。而且，酷刑也不是单纯为摧残皮肉而设，酷刑施行的主要目的是警告，是示法。

　　《草木子余录》记述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这一惨无人道的酷刑，从本质上讲是统治者企图以残忍手段奴役下属的意识的投影，但它冠冕堂皇地归入了法制的轨道之中，这在客观上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还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的，就像历史学家分析的那样：明初吏治之所以较好，这与朱元璋常用、大用酷刑，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使更多的人服服帖帖，古代统治者将酷刑的主要目标定在平民百姓身上，这一现象在清代尤为突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真实地记述了道光年间四川的酷刑：监狱里的犯人，有的装入笼内，一日而毙，有的则用锅煮，“惨酷不可言状”。如捉到造反的“匪”，不问真伪，先打400小板，还有重打二三千小板再讯供，罪名莫定，就在大堂上打死，脑裂骨折……由于酷刑滥施，甚至错捉入狱的人，也往往被屈打成招。清代刘省三所写的公案小说集《跻春台》，其中有一篇《双冤报》，就描述了王氏和魏有仁这对男女表亲，在酷刑下被迫屈招的情形：

　　钉竹签十指鲜血喷，痛得奴死去又还魂。不招供太爷刑法狠，招得来又辱了先灵。……不得已把供来招认……这一阵夹得魂飞尽，痛得我屎尿一齐倾。想不招表嫂已招认，要辩脱除非问阎君。因奸*谋毒表弟，大老爷施恩快松刑。

　　清代的官吏还挖空心思，不断在刑具上“推陈出新”。李伯元所写的《活地狱》，就较典型地反映出了由于刑具的厉害而造成的残酷景象：如，“一双铁鞋，放在火里烧红，着在脚上，这叫‘红绣鞋’”。其实这是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发明的“红绣鞋”的延续。还有“过山龙”，“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万历时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残酷，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再如行刑时最常用的板子。《活地狱》中已出现了铁板子，用它打人，“打上十几板子，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的飞起来，连肉带血飞的满处都是。等到打至十几下，肉已飞完，便露出骨头。他此时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却用板子横在大腿上乱敲，砍的骨头壳壳的响。有的还将骨头打开，骨髓标出来好几尺远……”

　　通过打板子这一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刑罚，人们看到的是残酷!这也正是李伯元创作《活地狱》的用意，旨在揭露清代官府衙门像地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