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 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郎中。与南乐魏允贞、长垣李化龙以经济相期许。及允贞言事忤执政，抗疏直之，坐谪东昌推官。再迁南京礼部郎中。会允贞、化龙及邹元标并官南曹，益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迁山东佥事。所部多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擒灭之。迁河南参议，进副使。两督山东、山西学政，擢南京通政参议，召为大理少卿。
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时矿税使四出。三才所部，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间。延引奸徒，伪锲印符，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夺。而增尤甚，数窘辱长吏。独三才以气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且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增为夺气。然奸民以矿税故，多起为盗。浙人赵一平用妖术倡乱。事觉，窜徐州，易号古元，妄称宋后。与其党孟化鲸、马登儒辈聚亡命，署伪官，期明年二月诸方并起。谋泄，皆就捕。一平亡之宝坻，见获。三才再疏陈矿税之害，言：「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逾月未报，三才又上言：「臣为民请命，月余未得请。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亦不报。三十年，帝有疾，诏罢矿税，俄止之。三才极陈国势将危，请亟下前诏，不听。
清口水涸阻漕，三才议浚渠建闸，费二十万，请留漕粟济之。督储侍郎赵世卿力争，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恶其委避，许之。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交章乞留。而学迁言：「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年来中使四出，海内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贞之去以孙朝，前漕臣李志之去亦以矿税事。他监司守令去者，不可胜数，今三才复继之。淮上军民以三才罢，欲甘心于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当去可知。」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连疏请代，未得命。会侍郎谢杰代世卿督储，复请留。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
明年九月，复疏言：「乃者迅雷击陵，大风拔木，洪水滔天，天变极矣。赵古元方磔于徐，李大荣旋枭于亳，而睢州巨盗又复见告，人离极矣。陛下每有征求，必曰『内府匮乏』。夫使内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谓貌病而天下肥也。而其实不然。陛下所谓匮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小民饔飧不饱，重以征求，箠楚无时，桁杨满路，官惟丐罢，民惟请死，陛下宁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谓臣祸乱之言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将置陛下何地哉！」亦不报。既而睢盗就获，三才因奏行数事，部内晏然。
翕人程守训以赀官中书，为陈增参随。纵横自恣，所至鼓吹，盛仪卫，许人告密，刑拷及妇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赃数十万。增惧为己累，并搜获其奇珍异宝及僭用龙文服器。守训及其党俱下吏伏法，远近大快。
三十四年，皇孙生。诏并矿税，释逮系，起废滞，补言官，既而不尽行。三才疑首辅沈一贯尼之，上疏阴诋一贯甚力。继又言：「恩诏已颁，旋复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过乘一时喜心，故旋开旋蔽。」又谓：「一贯虑沈鲤、朱赓逼己。既忌其有所执争，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行贿左右，多方蛊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严旨切责，夺俸五月。其明年，暨禄卒。三才因请尽撤天下税使，帝不从，命鲁保兼之。
是时顾宪成里居，讲学东林，好臧否人物。三才与深相结，宪成亦深信之。三才尝请补大僚，选科道，录遗佚。因言：「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途，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己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意为宪成诸人发。已，复极陈朝政废坏，请帝奋然有为，与天下更始。且力言辽左阽危，必难永保状。帝皆置不省。
三才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及淮、徐岁侵，又请振恤，蠲马价。淮人深德之。屡加至户部尚书。会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内召。由是忌者日众，谤议纷然。工部郎中邵辅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继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相继为三才辨。大学士叶向高言三才已杜门待罪，宜速定去留，为漕政计。皆不报。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钱策，南京给事中刘时俊，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徵、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张邦俊、王万祚，复连章劾三才。而给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给事中段然，御史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又交章论救。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宪成乃贻书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贻书孙丕扬力辨之。御史吴亮素善三才，即以两书附传邸报中，由是议者益哗。应甲复两疏力讦，至列其十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请罢，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
三才既家居，忌者虑其复用。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劾其盗皇木营建私第至二十二万有奇。且言三才与于玉立遥执相权，意所欲用，铨部辄为推举。三才疏辨，请遣中官按问。给事中刘文炳、御史李徵仪、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复力攻三才。徵仪、心汤，三才尝举吏也。三才愤甚，自请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复再疏，并言其侵夺官厂为园囿。御史刘廷元遂率同列继之，而潘汝祯又特疏论劾。既而巡按御史颜思忠亦上疏如光复指。三才益愤，请诸臣会勘，又请帝亲鞫。乃诏徵仪偕给事中吴亮嗣往。
其明年，光复坐事下狱。三才阳请释之，而复力为东林辨白，曰：「自沈一贯假撰妖书，擅僇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继汤宾尹、韩敬科场作奸，孽由自取，于人何尤。而今之党人动与正人为仇，士昌、光复尤为戎首。挺身主盟，力为一贯、敬报怨。腾说百端，攻击千状。以大臣之贤者言之，则叶向高去矣，王象乾、孙玮、王图、许弘纲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叶茂才、南企仲、朱国祯等去矣，近又攻陈荐、汪应蛟去矣。以小臣之贤者言之，梅之焕、孙振基、段然、吴亮、马孟祯、汤兆京、周起元、史学迁、钱春等去矣，李朴、鲍应鰲、丁元荐、庞时雍、吴正志、刘宗周等去矣。合于己则留，不合则逐。陛下第知诸臣之去，岂知诸党人驱之乎？今奸党仇正之言，一曰东林，一曰淮抚。所谓东林者，顾宪成读书讲学之所也。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岳元声、薛敷教，并束身厉名行，何负国家哉？偶曰东林，便成陷阱。如邹元标、赵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进。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继偕诸人耳。人才邪正，实国祚攸关，惟陛下察焉。」疏入，众益恨之。亮嗣等既往勘，久之无所得。第如光复言还报，遂落职为民。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开始，朱温的实力已经凌驾于天下群雄之上，原本的唐末群雄争霸淘汰赛的第一主角李克用被压制在河东苦苦挣扎。李克用已经预感到了下一个战场将是自己的大本营河东晋阳（现山西太原）城，开始调动大批士兵民夫加强晋阳城防，完全没了当年数千骑兵就敢于与大队敌军作战的勇气。
不过对于朱温来说，彻底消灭李克用的时机尚不成熟，河北还有幽州、成德、义武三镇敌友难辨，不解决这几个家伙，朱温可不敢西进山西。
再战幽州
过去几年，朱温轻松拿下了李克用占据的河北西部邢洺磁三州，但在与李克用争夺山西南部潞泽二州时失败，越接近李克用的核心地区，朱温受到的阻力就越大。
新的一年开始，朱温考虑要先拿下河北北部的幽州，这样就可以通过北方草原、中原交界地带，那里也就是后来的燕云十八州，可以很方便的从侧翼攻打李克用山西北部地区。尤其上一年，幽州刘仁恭不知所谓的野心膨胀南下攻打朱温铁杆盟友魏博镇，但被朱温手下大将李思安、张存敬、葛从周等人击败损失惨重，正好趁着幽州尚未恢复实力的时候把幽州拿下。
当年四月，朱温命大将葛从周挂帅率领十万大军攻打幽州刘仁恭，首战攻占德州，随后围攻沧州，刘仁恭抵挡不住，就厚着脸皮去求李克用援助。
刘仁恭原本就是幽州将领，在很多年前争夺幽州节度使位置失败后投奔了李克用，李克用那时正是鼎盛时期，出兵幽州，几个月内就彻底占领了幽州全境，并任命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而刘仁恭私下集聚力量，离间李克用与幽州将领的关系，在李克用与朱温河北大战时叛晋自立，从背后捅了李克用一刀，李克用发兵攻打刘仁恭，又被刘仁恭击败，这才彻底丢了幽州。
失去幽州是李克用一生由盛转衰的开始，传说中李克用临死前有三个心愿，其中之一就是报刘仁恭背叛之仇，二十年后他的儿子李存勖再次占领幽州全境，活捉了刘仁恭父子，算是了了李克用的遗憾。
朱温和李克用之间的第六次大战
李克用虽然痛恨刘仁恭的背叛，但还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知道即使自己拿不到幽州，也不能让朱温轻易得手。于是，李克用派遣大将周德威率领五千骑兵攻打朱温在河北的大本营兼后勤总基地邢州、洺州等地，这是个围魏救赵之计，目的是调动葛从周大军回援，或者给葛从周在幽州的军队造成一些后勤方面的麻烦。
随着三方不断增加兵力投入，仗越打越大，刘仁恭从幽州大本营调集五万大军前来援助沧州，李克用也在之前五千骑兵的基础上增兵五万，并派出自己麾下另一大将李嗣昭统御。
葛从周当时相当于是朱温在河北地区的总指挥，十万大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河北邢洺磁三州，虽然在沧州取胜击败了刘仁恭的援军，但留守邢洺二州力量不足，无力抵挡周德威、李嗣昭的凌厉攻势陷入被动，一旦邢洺磁三州有失，葛从周即使打下幽州也得不偿失。
朱温看到幽州这边刘仁恭抵抗顽强，又赶上连日大雨，于是就在七月召回了葛从周。幽州这种传统强藩虽然野战战斗力一般般，但守城还是没问题的，葛从周要是逐个城池攻打必定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且损失不小，既然数月来葛从周连续击败幽州军杀伤俘获不少，也算是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此次出兵的战略目的。
这次退兵是正确的，李克用军在邢洺磁三州攻势如潮，甚至拿下了洺州，朱温自己亲自率军来援救也没能扭转战局，直到南返的葛从周军加入了战斗。
当年九月，朱温、葛从周在洺州附近会和，总兵力应该有十五六万。李嗣昭和周德威都是李克用麾下的顶级将领，二人率领的五万多人几乎是李克用全部的机动力量，不敢冒险与朱温在洺州城下硬拼，打赢了还好，打输了河东就完了。于是李嗣昭放弃洺州退兵，但仍然被葛从周在回程险要之处设伏击败，损失不小。
这是朱温和李克用的第六次较大规模交战，李克用先胜后败，虽然对朱温幽州攻略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自己也有损失，算是打了一个平手，朱温以三胜一平二负仍然处在领先位置。
顺手收了成德
朱温既然亲自来到了河北，自然要解决一些原本葛从周不适合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成德镇及其节度使王镕。朱温的势力发展到这个程度，其手下大将如葛从周，必须要明白哪些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军事问题，哪些是不可触碰的政治问题。
在李克用刚刚兴起的时候，成德镇与朱温是一伙儿的，王镕给李克用造成了不少麻烦，李克用手下大将李存孝被策反就是王镕和朱温二人合伙儿干的，弄得李克用非常被动。李克用称霸河北时，王镕倒向了李克用，现在朱温势大，王镕又开始保持中立两不相帮，不过私下一直和李克用往来密切。这就让朱温越看王镕越不顺眼，正好这次到河北撵走李克用军后无事可做，索性顺手解决成德问题。
先胜幽州、再胜河东的朱温大军到达成德镇治所镇州城下时，王镕吓坏了，自己只想着永世割据河北，根本无意争霸天下，朱温你不要玩儿这么大。之前是李克用在自己境内纵横往来，这次是朱温兵临城下，这些人根本不会换位思考理解自己一个无辜的、与世无争的藩镇的想法。但想归想，自己实力不如，只能尽力争取一下，于是王镕第一时间派人去找朱温求和。
王镕派出的使者水平不低，非常会说话，在勃然大怒或假装勃然大怒的朱温面前侃侃而谈，一边夸奖，把朱温比作当年尊王攘夷、制霸中原的齐桓公、晋文公；一边威胁，说镇州城池坚固、粮草充足、上下一心，你朱温有十万大军也难以攻占。冷兵器时代，本来攻打坚城就必然要付出重大代价，朱温与其他藩镇已经打了快二十年，自然知道自己想得到什么，这个使者既给了朱温面子，又让朱温知道唬不住对方，于是开始进入下一轮谈判。
朱温假装转怒为喜，“ 与公戏耳！ ”双方都有了台阶下，最后的结果是王镕送出自己的儿子和军中大将子弟作为人质，又拿出大笔钱钱财犒赏朱温军，朱温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镕的儿子，成德镇一跃成为继魏博之后朱温在河北的第二个铁杆盟友。
三战幽州
王镕随后向朱温建议继续加强对河北北部幽州、义武等地的攻势，“ 使河北诸镇合而为一，则可以制河东矣 ”，如果能够整合河北各方面力量，河东李克用必定不是对手。
王镕的建议刚好和朱温想法一致，葛从周要留下来镇守邢洺磁三州防御李克用再次南下，朱温派遣大将张存敬挂帅北伐，现在朱温的力量强了，手下名将如云，接连战败的幽州不需要太多的兵力就足以解决。
张存敬也是朱温手下名将级的优秀将领，如果不是死得早，一生成就应当不在葛从周之下，这段时间就是张存敬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先后为朱温击败了幽州、义武、河中三镇。
进入幽州之后，张存敬连战连胜，在刚刚入冬的北国大地上一路推进，攻占了刘仁恭二十多个城池。秋天时刚刚被葛从周蹂躏过一次的刘仁恭哪里想到张存敬会在冬天再来，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以空间换时间。但张存敬运气不是太好，秋天时葛从周退兵的原因之一就是幽州连降大雨，张存敬此来虽然不再下雨了，但道路泥泞，部队行动缓慢，无法直取幽州城下，于是张存敬率领三万兵马掉头向西攻打义武军的易定二州。
收服义武，朱温威震河北
义武军就是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北平国，处在幽州、成德、河东三镇之间，虽然只有易、定二州，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其中定州相当于是河北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当年隋末唐初定州曾经是管辖黄河以北三十二州的大总管府所在地。
义武军的在中晚唐时期是唐王朝用来监督、限制河朔三镇这几个不安定分子的班干部级别的存在，黄巢占领长安后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又第一个起兵勤王，虽然战功不如李克用，但却是被称为“ 勤王举义，处存为之最 ”的忠臣。所以虽然义武军的地盘不算大，却一直有唐王朝的政策倾斜，实力不弱。
当时义武军节度使是王处存的儿子王郜，王郜一边组织力量抵抗，一边向李克用求援。当年王处存、李克用二人在长安并肩作战，算是一起扛过枪的战友，虽然王处存已死，但河东、义武两镇关系一直不错。
张存敬此次西进义武只带了三万人，估计大部队留在了幽州，毕竟幽州才是张存敬出兵的主要目标。王郜派自己的弟弟王处直率军数万迎敌，王处直比较谨慎，认为应当依托坚城打防守反击，而有人认为张存敬兵少，义武一方兵力占优，应当勇敢的打进攻战。王郜接受了这个建议，命令王处直前出迎敌。
当时朱温军的战斗力可以算是天下第一，野战无敌手，又有张存敬这样的名将统御，沙河一战张存敬以少胜多，义武军大败。
王处直率领溃兵回到定州，随后就触发了王郜弃城而逃、王处直被军中将士推举为义武军节度使的事件，估计是王处直因哥哥王郜瞎指挥而战败，一气之下回去就夺了哥哥的位置。
张存敬可不管城里的节度使是王郜还是王处直，直接就围住了定州城。没过几天，朱温也赶到了定州城下，和王处直城墙上下对话，王处直说了几句软话并送了大笔钱财，朱温于是退兵，义武军成了朱温的又一个盟友，当然，不算是太牢靠。
李克用得到义武军的求援鸡毛信后也派李嗣昭来救，仍然是围魏救赵，南下攻打河阳三城。以往李克用出兵大多都是攻打昭义镇河北部分的邢洺磁三州，但这次三州有大将葛从周主持大局，估计李克用看此处无机可乘才深入敌人腹地攻打河阳三城。河阳三城在黄河岸边，已经很久没有战斗发生了，果然朱温军防备不足，险些被李嗣昭偷袭得手，后来朱温军援军赶到，李嗣昭退兵。
义武军得到的第二支援军来自幽州刘仁恭，刘仁恭也知道统一战线的道理，所以调动大军援助义武。不过幽州军数量虽多，但战斗力不强，被被张存敬在易水河畔击败，损失六万多人。
朱温这次打遍河北未逢敌手，河北诸势力中魏博镇早就是朱温的盟友，每次朱温出征魏博镇都出兵出钱粮；成德镇王镕这次投靠了朱温，在朱温刻意笼络下，双方联盟牢固程度不在魏博之下；幽州卢龙镇刘仁恭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只能缩在角落里祈求朱温不要再来；义武虽然首鼠两端，但至少在朱温面前不敢表态支持李克用，甚至也要付出一笔数目不小的保护费以表示与朱温的同盟关系；加上朱温直接占领的昭义镇河北西部地区，整个河北基本上都成了朱温的势力范围。
“ 由是河北诸镇皆服于全忠 ”，虽然大多只是同盟而非直接占领，但这事情不能着急，大唐后半程一百五六十年也没能解决河朔三镇藩镇割据问题，朱温做到这个程度已经不简单了。
宰相崔胤，朱温的新盟友
与此同时，朱温仍然没有忽略对长安城中那个小朝廷的影响，之前的宰相张浚是朱温的盟友，张浚下台后朱温又和新任宰相崔胤勾搭到了一起。
崔胤也许有些头脑，但一门心思只想从宦官手中夺回权力，并成为唐王朝宰相带兵第一人，国家都要完蛋了还只想着争权夺利。朱温喜欢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当宰相，朱温才不用担心那个名义上的天子会整合全大唐力量与自己为敌。
为了保护崔胤这个盟友，朱温也是尽心尽力，当崔胤与宦官争斗失败被贬离长安城远远的发配到广州时，朱温接二连三的上表要召回崔胤。朱温的实力无人敢忽视，宦官们担心朱温和他们翻脸，就把已经走到湖南的崔胤召回长安重新为相。
当年年底，被宦官、藩镇凌虐的已经濒临崩溃的唐昭宗终于发疯了，酒后亲手杀了身边几个服侍他的宦官侍女，宦官们一看这熊孩子不管不行，就把唐昭宗关入冷宫，准备拥立太子继位，这个过程都被崔胤第一时间通知给了朱温，并要朱温“ 兴兵图返正 ”。
朱温的选择
这时的朱温有几个方向性的选择，一是南下江淮找杨行密报仇，二是北上幽州彻底把河北占领，三是进入山西消灭李克用，第四就是西进关中把唐昭宗控制在手中，最后，朱温选择了第四条，有两个人让朱温下了这个决心。
第一个是当时控制唐昭宗的大宦官刘季述，这个宦官也知道大势已去，就派人联络朱温，“ 许以唐社稷输之 ”，要把大唐天下送给朱温；
第二个是朱温的副手李振，在朱温犹豫不决时，李振提出：首先“ 王室有难，此霸者之资也 ”，鼓励朱温再进一步；其次，“ 季述一宦竖耳，乃敢囚废天子，公不能讨，何以复令诸侯！ ”明确指出朱温不能与宦官合作，要借讨伐宦官解救天子的大义名分来增加声望。
李振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与宦官合作，那么就不能轻易对宦官下死手，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朱温得到的那点儿好处远远抵不上留下宦官的风险，更别说与宦官合作带来的名声上的负面影响。而且，在朱温绝对实力面前，朝中有宰相崔胤这个盟友就足够了，宦官所能带来的好处可以忽略不计。
这才有了朱温西进关中夺取唐昭宗并终结大唐王朝的一幕，这时48周岁的朱温，自二十五六岁加入黄巢农民起义军转战天下，32岁到汴州担任宣武军节度使，二十多年刀光剑影没有一天安稳日子，这时急于再进一步也可以理解。
不过，朱温西进并非一帆风顺，不但长安周边的李茂贞、韩建等人不会让朱温轻易控制皇帝，李克用、杨行密等人也会捣乱，但以朱温凌驾天下群雄之上的绝对实力，这时无论想做什么都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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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孝廉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 。「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公元89－105年）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茂才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察廉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一） 「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 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 「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 「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 「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 主」 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光禄四行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 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 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 「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 「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 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贤良方正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贤良文学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之一。 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直言极谏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但它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荒*，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孝弟力田
《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意思是：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要举「孝弟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视。
明经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经」就是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西汉时举「明经」科不按人口，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以人口多少定举数。后来加上年龄限制，年50至70才可入太学。但在东汉初，年纪轻而精通经学，也可应举「明经」。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可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
明法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设立「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汉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在此之前，汉初就开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辅佐以法治理国政，可见朝廷对律令的重视。由于通晓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汉代不乏其人。如：郑宾位至「御史」，陈咸、陈忠位至「尚书」，吴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晓律令，有七个人当上廷尉，即国家最高司法审判官。唐代科举考试仍设「明法」科，选拔明习法令的人才，为常科之一。
明阴阳灾异
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汉朝的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异」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由于这一科本身的特点，所以大都在发生天地灾异的年份才开科。如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风雨不时」，令「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是因为皇帝「不德」，造成万民饥馑，少数民族叛乱，特下诏，举明习阴阳等有识之士。
汉代是中国古代地震频繁发生的高峰时期，据统计，从公元96年到125年间的30年中，就有23次较大规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发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汉朝的皇帝大为紧张，只好乞求于鬼神术数。大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可以观测地震的「地动仪」，可是并未被举「明阴阳灾异」科。可见，科学与迷信在汉代并非一途。
勇猛知兵法
在隋唐的科举考试中，有文、武两科，武科的渊源就是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此科始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后，汉朝频开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如：
（一）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 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灾异蜂起，寇贼纵横，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说明这一时期天灾人祸频发，社会动荡不已。所以，「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二）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诏令大将军、三公等各举地方「刚毅武猛有谋，堪任将帅者各二人」。
（三）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诏公卿，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交车」。
从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的东汉，才急需较多军事征战人才。一般而言，汉代察举制仍以「明经」科为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1 桑悦有才古文翻译
翻译：
常熟有个叫桑悦的人，字民怿。书看过后，就焚烧掉，说：“已经在我腹中了。”当生员时，去拜见监司，自称“江南才子”。监司很吃惊，请他校刊书籍，预先删掉一些来测试桑悦。对文意不连贯的地方，桑悦取笔补上。
学士丘濬看重他的文才，嘱咐使者善待他。使者到了后，问：“桑悦不来迎接，难道是生病了吗？”长吏都恨他，说：“没有病，他自己仗恃有才气名声不肯拜见罢了。”使者派官吏去召他不来，加派两人催促他。
桑悦大怒说：“起初我说天下没有无耳朵的人，现在就有。与你约定时间，三天后再去，怠慢我就不去了。”使者很生气，想逮捕桑悦，因丘濬的缘故，没有实施。
三天后，（桑悦）去见使者，对使者作长揖。使者很愤怒，桑悦脱帽后就走了。使者下台阶向他道歉，才作罢。所著的书，在世上颇为流行。
原文：
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怿。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监司大骇，延之校书，预刊落以试悦。文意不属者，索笔补之。学士丘濬重其文，属使者善遇之。
使者至，问：“悦不迎，岂有恙乎？”长吏皆衔②之，曰：“无恙，自负才名不肯谒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两使促之。
悦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有之。与若期，三日后来，渎则不来矣。”使者恚，欲收悦，缘濬故，不果。三日来见，长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阶谢，乃已。所著书，颇行于世。
扩展资料：
桑悦明代学者。字民怿，号思亥，南直隶苏州府常熟（今属江苏）人。成化元年举人，会试得副榜。除泰和训导，迁柳州通判，丁忧，遂不再出。为人怪妄，好为大言，以孟子自况，谓文章举天下惟悦，次则祝允明。工于辞赋，所著《南都赋》、《北都赋》颇为有名。
从小记忆过人，在吴中一带很有名气。书一读完就烧掉，因为“已在吾腹中矣”。好说大话，以孟子传人自居。有人问他翰林文章好坏，他回答：没有别人，天下数我的文章好，其次祝枝山，再其次是罗玘。
2 文言文{活板} 沈括 的翻译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五代时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
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
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
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
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
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
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
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
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
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
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诗文翻译
用雕版印书，唐朝人还没有大规模地这样做。五代时才开始用雕版印五经，此后，经典文献都是版印的本子。
庆历年间，平民毕升又发明了活版印刷。它（指活版印刷）的办法是：用粘土来刻字印，薄得跟铜钱的边缘一样，每个字一个印，刻好以后，把它拿到火上烤，让它变得坚硬、牢固。先准备好一块铁板，在上面用松脂、蜡混合纸灰之类的东西覆盖着。想印的时候，在铁板上放一个铁框子，然后一个紧挨着一个地排上字印，排满了就算一版，（再）拿到火上去烘烤，等到松脂和蜡稍稍熔化，就用一块平板放在版面上往下一压，那字印就平得像磨刀石一样。如果只印两三本，还算不得简便；如果印几十几百甚至上千本，那就显得非常快了。（最好是）经常准备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同时排字，这一块刚刚印完，那一块已经排好版面，两块交替使用，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印完。每一个字都备有几个字印，像“之”、“也”等字，每一个字都有二十多个字印，用来防备它们在同一版内重复出现时使用。不用的时候，就拿纸条做标记贴上，每一个韵部的字做一个标签，用木格子把它存放起来。遇到平时没有准备的生僻字，随即刻制，用草烧火烘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字印之所以不用木料来刻，是因为木的纹理疏密不匀，一沾水就会变得高低不平，再加上跟松脂等粘在一起，（卸版时）拿不下来；不像用火烧过的粘土字印，印完后再用火烘烤，使松脂等物熔化，用手一抹，字印自然就掉了下来，一点也不会被药物弄脏。
毕升死后，他的字印被我的堂兄弟和侄子辈们得到了，到现在依然珍贵地收藏。
3 '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怿文言文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怿。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监司大骇，延之校书，预刊落①以试悦。文意不属者，索笔补之。学士丘濬重其文，属使者善遇之。使者至，问：“悦不迎，岂有恙乎？”长吏皆衔②之，曰：“无恙，自负才名不肯谒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两使促之。悦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有之。与若期，三日后来，渎③则不来矣。”使者恚，欲收悦，缘濬故，不果。三日来见，长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阶谢，乃已。所著书，颇行于世。
10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实词。（4分）
(1)监司大骇，延之校书（ ▲ ） （2）益两使促之 （ ▲ ）
(3)使者恚，欲收悦 （ ▲ ） （4）使者下阶谢，乃已（ ▲ ）
11下列句中“以”字的用法与例句相同的一项是（2分）（ ▲ ）
例句：预刊落以试悦
A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曹刿论战》）
B策之不以其道 （《马说》）
C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 （《出师表》）
D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 （《陈涉世家》）
12翻译下列句子。（6分）
(1)悦不迎，岂有恙乎？
▲
(2)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三峡》）
▲
(3)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
13桑悦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简要概括。（3分）
▲
答案
10(4分)（1）延：请；（2）益：增加；（3）恚：恼怒；（4）已：停止。
评分要点及说明各1分，若答案与参考答案是同义词、近义词，只要讲得通，亦可。
11(2分)C。
评分要点及说明原句和C项均是连词，表目的，相当于“来”“用来”。A项，介词，把；B项，介词，按照；D项，介词，因为。
12(6分) （1）(2分)桑悦不来迎接，难道是生病了吗？
评分要点及说明反问句，“恙”需翻译到位。
(2)(2分)除非正午，看不见太阳；除非半夜，看不见月亮。
评分要点及说明“自非”“亭午”“曦”，需翻译到位。
(3)(2分)谁知道搜刮老百姓的毒害有比这毒蛇更厉害的呢！
评分要点及说明句式，“孰”“甚”，需翻译到位。
13(3分)桑悦是聪明（记忆力强）、恃才傲物的人。
评分要点及说明共三点，聪明、有才、高傲（自负），每点1分。
参考译文：常熟有个叫桑悦的人，字民怿。书看过后，就焚烧掉，说：“已经在我腹中了。”当生员时，去拜见监司，自称“江南才子”。监司很吃惊，请他校刊书籍，预先删掉一些来测试桑悦。对文意不连贯的地方，桑悦取笔补上。学士丘濬看重他的文才，嘱咐使者善待他。使者到了后，问：“桑悦不来迎接，难道是有病了吗？”长吏都恨他，说：“没有病，他自己仗恃有才气名声不肯拜见罢了。”使者派官吏去召他不来，加派两人催促他。桑悦大怒说：“起初我说天下没有无耳朵的人，现在就有。与你约定时间，三天后再去，怠慢我就不去了。”使者很生气，想逮捕桑悦，因丘濬的缘故，没有实施。三天后，（桑悦）去见使者，对使者作长揖。使者很愤怒，桑悦脱帽后就走了。使者下台阶向他道歉，才作罢。所著的书，在世上颇为流行。
4 文言文：燧人钻木取火您好！
原文 燧人钻木取火
遂明国①不识四时昼夜，有火树名遂木，屈盘万顷②。后世有圣人，游日月之外，至於③其国，息此树下。有鸟若鴞④，啄树则灿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⑤人。
注释
①遂明国：传说中的国家名。②屈盘万顷：屈盘起来，占的面积有一万顷。③於：同“于”。④鸹：鸱鴞（ch xi o），鸟类的一科，头大，嘴短而弯曲，吃鼠、兔、昆虫等小动物，对农业有益。⑤燧：读作su 。
遂明国。可是这里没有阳光，不分昼夜，四处一片黑暗，根本没有火。年轻人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遂木”的大树下休息。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年轻人立刻站起来，四处寻找光源。这时候他发现就在遂木树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情景，脑子里灵光一闪。他立刻折了一些遂木的树枝，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不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进行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然后出火了。年轻人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年轻人回到了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办法，从此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人们被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折服，推举他做首领，并称他为“燧人”，也就是取火者的意思。
希望我的答案您能够满意！谢谢！
5 文言文石渠记的翻译作品原文
自渴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a）其上。有泉幽幽⑵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⑶，或倍尺⑷，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⑸，昌蒲被（b）之，青鲜⑹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c）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⑺，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⑻，可列坐而庥⑼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⑽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⑾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2]
作品注释
⑴渴：指袁家渴（一条溪水的名字）。
(a)桥：架桥。
⑵幽幽：水细流的样子。
⑶咫（zhǐ）尺：古代称八寸为咫。咫尺，比喻很近的距离。
⑷倍尺：二尺。
⑸泓（hóng）：深潭。水深而广。
(b)被：通“披”覆盖 。
⑹鲜：苔藓。
(c)堕：落，流。
⑺纡余：曲折伸延。纡（yū）：弯曲。
⑻箭：小竹。
⑼庥（xiū）：树荫。
⑽酾（shī）：分流，疏导。
⑾鷁（yl）：清洁。[2]
(12)乍：连词，或者。
(13)逾：越过。
(14)或：有时。
(15)卒：最终
(16)遗：留给
作品译文
从袁家渴潭往西南走不到百步，就看见一个石渠，百姓在石渠上建了一座便桥。有一眼泉水幽静地流淌，它流淌时的声音时大时小。泉渠的宽度有时一尺，有时就有二尺宽，它的长度有十步左右。它的水流遇到一块大的石头，就漫过石头。跳过大石头再往前走，就发现一个石潭，菖蒲覆盖着它，碧绿的苔藓环绕着石泓。渠水又转弯往西流，在岩石边流入石隙里，最后像瀑布一样的流入北边的小潭中。小潭方圆还不足一百尺，潭水清澈、且较深，有许多快速游动的鱼。渠水又往北迂回绕行一些，斜着看好像没有尽头，就这样最终流入渴潭。潭的一边全是奇异的石头、怪异的树木、奇异的花草、美丽的小竹，人可以并列坐在那里休息。风吹动着山顶，像美丽动听的音乐，在山崖和山谷间回荡。看它已经很宁静，它们被风吹动所发出的声音才在远处传播。
我跟随柳州太守发现它的，拨开阴郁的密林和腐烂的朽木，开掘和疏通淤土和乱石，把朽木乱草堆积起来烧掉，石渠里的渠水便很满。可惜从来都没有写它的人，所以我把它全都记写下来，留给匠人，刻写在潭北面的石头上，帮助以后喜好游历的人能较容易地看到它。
元和七年（812）正月初八，从鷁渠到达大石。十月十九日，越过石头发现了石泓小潭，石渠的美因此就全都展示给游人了。[3]
6 古文《入蜀记》翻译《入蜀记》译文原文（七月）十四日，晚，晴。
开南窗观溪山。溪中绝多鱼，时裂水面跃出，斜日映之，有如银刀。
垂钓挽罟者弥望，以故价甚贱，僮使辈日皆餍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鱼。
及饮之，水味果甘，岂信以肥故多鱼邪？溪东南数峰如黛，盖青山也。 译文（七月）十四日，傍晚，天晴。
打开船舱中向南的窗，观看河山风光。姑熟溪中有很多鱼，不时冲开水面跃出来，夕阳照映溪水，如同银刀一样。
垂竿钓鱼、拉网捕鱼的人满眼都是，因为这缘故，鱼价很低，家僮差役们每天都吃得饱饱的。当地的人说，这溪水很肥，适于鱼的生长。
等到我唱了这溪水，觉得水味道真根甜，难道当真是因为水肥的缘故吗？溪的东南许多山峰像青黑色的颜料染过一样，原来是青山啊。 原文（八月）十四日，晓，雨。
过一小石山，自顶直削去半，与余姚江滨之蜀山绝相类。抛大江，遇一木筏，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
译文（八月）十四日，（船从富池出发西行）拂晓，下雨。经过一座小石山，（这座山）笔直得像从山顶一刀削去一半，跟余姚江边的蜀山很相似。
行船在江上，遇到一木筏，宽十多丈，长五十多丈。 原文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素所未睹也。
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复能入夹，但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风挽船，自平旦至日昳才行十五六里。
泊刘官矶，旁蕲州界也。儿辈登岸，归云：“得小径，至山后，有陂湖渺然，莲芰甚富。
沿湖多木芙蕖，数家夕阳中，芦藩茅舍，宛有幽致，而寂然无人声。有大梨，欲买之，不可得。
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应。更欲穷之，会见道旁设机，疑有虎狼，遂不敢往。”
刘官矶者，传云汉昭烈入吴尝杈舟于此。晚，观大鼋浮沉水中。
译文上面有三四十户人家，妻子儿女鸡狗以及舂米的臼、碓都有。中间有相往来的通道，还有神祠，这是向来没有见过的。
驾船的人说，这还是小的呢，大的可在竹筏上铺上土作菜田，或开酒店，大得却不再能开进小水湾，只在大江中行进罢了。这天刮逆风，（纤夫）用力拉船，从天亮到日落才走了十五六里。
船在刘官矶停泊，这里古代蕲州边界。子侄等辈上岸，回来后说：“发现一条小路，（从小路）到山后面，有一个小湖，面积很大，莲子菱角很多，沿湖有很多木芙蕖，几户人家在夕阳中，芦苇篱笆、茅屋房舍，仿佛是一个幽雅的地方，而且寂静得没有人声。
有很大的梨，想买它，但没法买到。湖中有轻快的小船采菱角，叫他们也没有人答应。
想要再看个究竟，恰好看见路旁设有打捉野兽的工具，怀疑有虎狼，于走不敢再向前走了。”刘官矾，传说走蜀汉昭烈帝刘备到吴国去，曾在这里拢船上岸。
晚上，看见大鳖在水中沉浮。 原文（八月）二十一日。
过双柳夹，回望江上，远山重复深秀。自离黄，虽行夹中，亦皆旷远，地形渐高，多种菽粟荞麦之属。
晚，泊杨罗，大堤高柳，居民稠众。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又皆巨鱼，欲觅小鱼饲猫，不可得。
译文（八月）二十一日，（船从黄州上游戚矶港出发）经过双柳夹，回头望江上，远山重重深幽清秀。从离开黄州，虽然行进在双柳夹中，也都空阔辽远，地形渐渐高了，大多种些豆子、谷子、荞麦之类的粮食作物。
晚上，在杨罗洑停泊，这里堤岸宽大，柳树高密，居民稠密众多。鱼像土般便宜，一百个铜钱（买的鱼）可以使二十个人吃饱；又都是大鱼，想找点小鱼养猫，不能找到。
原文（九月）九日，早，谒后土祠。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余，整洁无一枝乱。
挂帆，抛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矶，江滨大山也。自离鄂州，至是始见山 。
买羊置酒。盖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诸舟买之，俄顷而尽。
求菊花于江上人家，得数枝，芬馥可爱，为之颓然径醉。夜雨，极寒，始覆絮衾。
译文（九月）九日，（船行至荆州石首县境内）早上，往拜土神的庙。路旁的民屋，覆盖房顶的茅草都有一尺多厚，整齐得没有一根乱草。
张起船帆，在江中航行三十里，在塔子矾停泊，塔子矾是江边的大山。从离开鄂州，到这里才见到山。
买羊买酒，在村庄旁的水边停船，因为是重阳节的缘故，杀了一只羊，几条船分买了，不一会就吃完了。在江边的人家那里买了几枝菊花，芳香可爱，因此就喝得醉了。
夜里下起雨来，非常寒冷，这才开始盖被子了。 原文（十月）二十一日。
舟中望石门关，仅通一人行，天下至险也。晚，泊巴东县，江山雄丽，大胜秭归。
但井邑极于萧条，邑中才百余户，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无片瓦。权县事秭归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来，皆蜀人也。
谒寇莱公祠堂，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飂飃，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
遂登双柏堂、白云亭。堂下旧有莱公所植柏，今已槁死。
然南山重复，秀丽可爱。白云亭则天下幽奇绝境，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
栏外双瀑泻石涧中，跳珠溅玉，冷入人骨。其下是为慈溪，奔流与江会。
余自吴入楚，行五千余里，过十五州，亭榭之胜无如白云者，而止在县廨听事之后。巴东了无一事，为令者可以寝。
7 禹庙的文言文翻译濒河有宽平地，可二三亩，多石少土。中有禹庙，宫曰明德，制极宏丽。进谒庭下，悚肃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负土石，突走连结，枝叶疏密交荫，皮干苍劲偃蹇，形状毅然，若壮夫离立，相持不相下。宫门西南，一石峰危出半流。
整体的是：
出河津县西郭门，西北三十里，抵龙门下。东西皆峦危峰，横出天汉。大河自西北山峡中来，至是，山断河出，两壁俨立相望。神禹疏凿之劳，于此为大。由东南麓穴构木，浮虚架水为栈道，盘曲而上。濒河有宽平地，可二三亩，多石少土。中有禹庙，宫曰明德，制极宏丽。进谒庭下，悚肃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负土石，突走连结，枝叶疏密交荫，皮干苍劲偃蹇，形状毅然，若壮夫离立，相持不相下。宫门西南，一石峰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绝顶。顶有临思阁，以风高不可木，□□为之。倚阁门俯视，大河奔湍，三面临激，石峰疑若摇振。北顾巨峡，丹崖翠壁，生云走雾，开阖晦明，倏忽万变。西则连山宛宛而去。东视大山，巍然与天浮。南望洪涛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烟村雾树，风帆浪舸，渺茫出没，太华、潼关、雍豫诸山，仿佛见之。盖天下之奇观也。
下磴，道石峰东，穿石崖，横竖施木，凭空为楼。楼心穴板，上置井床辘轳，悬□汲河。凭栏槛，凉风飘洒，若列御寇驭气在空中立也。复自水楼北道，出宫后百步余，至右谷，下视窈然。东距山，西临河，谷南北涯相去寻尺，上横老槎为桥，□步以渡。谷北二百步，有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与河际。遂穷祠东。有石龛窿然若大屋，悬石参差，若人形，若鸟翼，若兽吻，若肝肺，若疣赘，若悬鼎，若编磬，若璞未凿，若矿未炉，其状莫穷。悬泉滴石上，锵然有声。龛下石纵横罗列，偃者，侧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凭，可倚。气阴阴，虽甚暑，不知烦燠；但凄神寒肌，不可久处，复自槎桥道由明德宫左历石梯上。东南山腹有道院，地势与临思阁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胜。遂自石梯下栈道，临流观渡，并东山而归。
时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游者，杨景瑞也。
作者简介：薛瑄（1389-1464）河津（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字德温，号敬轩，明学者、文学者。明成祖永乐十九年考中进士，历仕几朝，官至礼部右侍朗。宣宗时授御史。因性刚直，不阿谀权贵，忤逆宦官王振，下狱论死罪，不久获释。英宗时拜礼部右待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能诗善文，风格淡雅。卒谥“文清”。学宗程朱，属河东学派，有《薛文清集》、《读书录》等著作。
题记：龙门：山名，又称禹门，如今山西省河津县与陕西省韩城县之间，形势险要，横跨黄河两岸，如同门阙。黄河中流从，故名龙门。相传大禹导河至此，凿以通流。两岸悬崖壁立，东西对峙，黄河奔流其间，波涛汹涌，出龙门一则一泻千里，气象十分壮观。
本文以奔腾喧豗的黄河为背景，状写龙门的奇崛险峭，赞颂了神禹的疏凿之功。作者用奇峭粗犷的笔触，勾勒出临思阁纵览所见景象的浩茫，气势的宏伟，境界的开阔。而对石龛等诸石形状的描写，却又极细腻、生动。这是一篇用大笔写大景的游记。作者着眼的不是一草一木、一水一石，而是景物的概貌，用大刀阔斧的写法，几笔便勾勒出来，不在形的惟妙惟肖，而在神韵和气势。例如“南望洪涛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烟村雾树，风帆浪舸，渺茫出没”，全是概括性很高的描述，但丝毫不给人抽象的感觉，反觉形象突出，画面完整，气势磅礴。与此相应，作者文笔遒劲，字字句句如刀刻一般。这些都给本文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特色
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称为“九流”
“九流”又分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
“上九流”是：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中九流”是：举子、医生、相命、丹青、书生、琴棋、道、僧。
“下九流”是：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巫婆）、盗、窃、娼。
又一说法是:
何谓三教九流
"三教"无疑是指儒教、佛教和道教。对"九流"历来有不同说法。一说"九流"分三等。上"九流"是：一佛祖，二仙，三圣贤，四官，五公卿，六相，七僧，八道，九庄田。中九流是：一评书，二医，三卜筮（算命），四棋（棋师），五丹青（画匠），六仕（兵卒），七横（说客），八义（侠客），九打渔。下九流是：一高台（唱戏），二吹（吹鼓手），三马戏，四剃（剃头），五池子（开澡堂），六搓背，七修（修脚），八配（配种的）九娼妓。
还有一说法，也将"九流"分三等。上九流：一宰相，二尚书，三督抚，四藩臬，五提督，六镇台，七道台，八知府，九知州。中九流：一医，二金（算命），三飘行（测字），四推（推算立法），五琴棋，六书画，七僧人，八道士，九星相（观星相定吉凶）。下九流：一忘八（开妓院），二龟（纵妻卖*），三优伶（唱戏），四吹（吹鼓手），五大财（耍大把戏），六小财（耍小把戏），七生（理发匠），八盗，九吹灰（卖鸦片）。"三教九流"把人分为若干等，在旧社会，受压迫者多被视作下九流，命运悲惨。
同课本上三教九流说法不一，书上的是："三教九流"的本意，是指三种宗教和九种学术流派。古代指儒教、道教，释教为"三教"；儒、道、墨、法、名、杂、农、阴阳、纵横九家为"九流"。后来泛指宗教、学术中各种流派。
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
① 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称为“访问”。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②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称“簿阀”、“簿世”，指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如曹魏时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③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④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闾评议带来困难，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乡闾。曹操当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然乡闾评议并未完全废弃，史称曹操平定荆州时，托当地大名士韩嵩“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又称替曹操主持选举的崔琰、毛玠“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所谓“总齐清议”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议。曹操对乡闾评议并未笼统否定，反对的只是汉末乡闾评议中产生的弊病。他纠正的办法一是提倡“唯才是举”，以反对虚伪道德和名实不符；二是压制朋党浮华和私人操纵选举，力图将选举之权控制在政府手中。如韩嵩之条品荆州人士，就不同于汉末名士私人操纵的乡闾评议，而与后来中正由政府任命并向政府负责的情况更为近似。九品中正制的许多特点在曹操当政时期已有萌芽，曹丕、陈群进一步加以制度化。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学家沈约甚至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胄高卑”。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无关重要，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后赵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复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权，但似乎并未设中正之职。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复分别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杀。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国家的要素
详细资料看网址
http://baikebaiducom/view/8426htm
我们已经谈到过，有时国家并不仅仅意味着行使于市民社会内部的政治权力，而是意味着在政治意义上的这个社会本身，如在国际关系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的几位法国和德国学者如Jellinek, Laband, Carré de Malberg，创立了国家三要素的理论，强调了政治权力与领土、人民的统一。
国家三要素理论可以如此概括：当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居住着一个人民（经常是同一民族或有共同的认同感），而在这个人民中又行使着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力时，便存在着国家。
所谓领土，在现在世界中是三维的：领土、领海、领空。
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领土并不只是供人居住的一片土地，它同样构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记忆的一部分，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是联系人民、使他们自我认同及互相认同的纽带。有时这后一个作用甚至引起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冲突，如科索沃、耶路撒冷。
最理想的领土边界当然是自然边界：高山大河。但在更多情况下，现代国家的边界是条约边界。在19—20世纪，边界的神圣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成为了国家主权的载体。而20世纪末年，随经济的发展及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和交流，边界的重要性又有变化的新趋势。
所谓人民，在过去、特别是在西欧，首先是指一个民族。在现代，则是指所有服从于一个主权权力的人民。它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包括若干民族；可以是本国人，即通过血缘关系得到此地位的人，也可以是归化了的外国移民，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土时，并不失去本国人民的资格。
人民并不仅仅是国家的臣民。在现代国家中，它首先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一个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一国的主权者。按照自然法理论及现代民主理论，它在国家权力出现之前便已存在，或者说国家是他们的创造物。在国内政治的领域中，人民更多地是被定义为公民，即有权参加政治事务的人。它超越了人们在经济地位、文化、职业上的不同，使人们有了一个新的共同身份。
合法的政治权力（政府），是一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一个法人。国家意志因而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不同。在国内事务中，它合法地管理着人民，公正地处理人民之间的冲突，以及作为中央权力处理与其他国内法人的关系。它垄断着合法的强制权，单方面制订法律规范，是一个权力机构。当然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公共权力也必须在它制订的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你说的是西周宗法制和等级示意图吧
看这里
http://wwwzszxinfo/imagematerial/viewaspid=28936
http://wwwzszxinfo/imagematerial/viewaspid=28955
http://wwwzszxinfo/imagematerial/viewaspid=28935
http://wwwwszxcn/ReadNewsaspNewsID=1814
是何事造成“二气周瑜” 刘备携夫人逃回荆州
是谁去向董卓颁诏命其回长安的？ 李肃
是谁让谁不杀文鸯以得民心 钟会劝司马昭
是谁得知并向刘备汇报了彭羕欲与孟达勾结谋反 马超
是谁走马荐诸葛亮 许庶
是谁的计划平分三国 孔明
是谁把自己倒吊在城门上谏刘璋,最后撞死于地 王累
是谁识破袁术的“疏不间亲”之计，使其与吕布…… 陈珪
是谁负曹操，撑船渡渭河逃过了马超的追击？ 许褚
是谁说:“吾有黄祖在彼营中，安忍弃之？” 刘表
是谁在岘山伏击,杀死了孙坚 吕公
是推荐让徐庶前来说降刘备 刘晔
是谁因劝阻曹操自称魏王被贬而郁闷而终的： 荀攸
是谁率领兵马在落凤坡埋伏射杀了庞统？ 张任
是谁抬着棺材决心和关羽决一死战的？ 庞德
是谁用计攻下了荆州 吕蒙
是谁入帐禀报军情而带熄诸葛亮的本命灯？ 魏延
是谁擒住了祝融夫人，用以换回俘虏张嶷 魏延
是谁诱司马懿入上方谷将其大败？ 魏延
是谁替曹操说降了徐晃 满宠
是谁受了献帝的衣带诏策划对付曹操之事？ 董承
是谁劝阻了曹操杀刘岱、王忠？ 孔融
是谁劝刘璋用坚壁清野的方法来对付刘备？ 郑度
是谁提醒曹操铁索连船要防火攻？ 程昱
是谁义释严颜？ 张飞
是谁告知司马昭：钟会、邓艾将会谋反 贾充 (邵悌也曾告知司马昭：钟会将会谋反)
是谁将荥阳太守王植的阴谋告知了关羽？ 普净
谁将汜水关太守卞喜的阴谋告知了关羽？ 普净
是谁利用貂禅施反间计除掉的董卓的？ 王允
是谁替刘备说降了马超？ 李恢
是谁替董卓说降了吕布？ 李肃
是谁最先向刘琮进言献出荆襄九郡给曹操的 傅巽
是谁先提出要结义 张飞
是谁主张杀了关公父子 左咸
是谁命弓箭手用毒箭射伤关羽？ 曹仁
是谁建议立陈留王的 董卓
是谁建议诸葛亮分兵两班,互为轮换 杨仪
是谁向曹操报告孙策袭取许都之心，后被孙策所杀？ 许贡
是谁向曹操推举华陀医头疼病的 华歆 (题目错字，华佗)
是谁向曹操献计用“霹雳车”对付袁军的高橹？ 刘晔
是谁向刘璋建议请张鲁发兵攻打刘备？ 董和
是谁赍表来报张飞被人所害之事？ 吴班
是谁赍诰命往荆州，宣封关羽为五虎上将之首？ 费诗
是谁一箭射瞎了夏侯惇的一只眼睛？ 曹性[嘉峪关]
是谁射瞎夏侯惇的一只眼？ 高顺 (真实是曹性)[嘉峪关]
是谁提议曹丕以七步诗来为难曹植？ 华歆
是谁提出袁绍十败、曹操十胜的观点？ 郭嘉
是谁杀了华雄 关羽
是谁杀死同伙杜远，救了甘、糜二位夫人？ 廖化
是谁杀了严白虎献首及于孙策？ 董袭
是谁杀死同伙杜远，救了甘、糜二位夫人？ 廖化
是谁杀死了黄祖？ 甘宁
是谁杀了曹髦？ 成济
是谁杀了孙策 一小兵 (莫名其妙！真实是许贡家客，谎
谁最先刺杀董卓 伍孚
谁奉孙权之命至白帝城说刘备不要伐吴？ 诸葛瑾
谁最后统一了三国 司马炎
谁知道袁潭用的兵器是什么？ 长枪
谁知道吕布袭击了徐州，星夜差人至吕布处，许以粮五万斛、马五百匹、金银一万使夹攻
刘备？ 袁术
谁原为曹军牙门将军，后因徐晃欲杀之而投刘备？ 王平
谁双手掣二牛尾，倒行百余步，惊退流寇？ 许褚
谁赤膊斗马超？ 许楮
谁被汉灵帝称为“阿父”？ 张让
谁病死在五丈原 诸葛亮
谁闻司马懿兵变欲去迎驾，其姊宪英劝其应坚守职位，莫要轻动？ 辛敞
谁擒住了祝融夫人,用以换回俘虏张嶷、马忠 马岱
谁甘愿受一百脊杖行苦肉计再去曹营诈降 黄盖
谁偷渡阴平小道而突袭了成都 邓艾
谁威逼献帝下诏让曹丕嗣曹操爵位 华歆
谁推荐让徐庶前来说降刘备 刘晔
谁作《仇国论》一篇劝姜维体恤军士，不要征魏？ 谯周
谁未在坚守绵竹一役中战死 董厥
谁诈降马超后暗调兵马将马超一举击溃，后被曹操封为关内侯: 杨阜
谁甘愿受一百脊杖行苦肉计再去曹营诈降？ 黄盖
谁的大名，连小儿听了都 张辽
谁识破袁术的“疏不间亲”之计，使其与吕布 陈珪
谁告密使得吉平毒曹操一事泄露 秦庆童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官修史书，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时的晋国、战国时的魏国直到魏襄王二十年（-299年）的历史，在西晋时期发掘得到。由于是写在竹简上，并且采用的是编年体，所以被人们称之为《竹书纪年》。
秦始皇焚书坑儒，战国时期的史书，由于相对其它方面的作品流传面窄，基本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司马迁写《史记》记述战国时的大事，基本依据秦国的官修史书和纵横家们的作品。前者记述过于简单，而后者往往充满了虚构的故事，所以司马迁本人也认为战国史事难以考证。
但是《竹书纪年》被发掘后，使人们得到了关于战国时期的新史料，知道了很多新内容，从而也能够对比《史记》而修正其中的不少错误,特别是有关六国纪年的错乱。
《竹书纪年》有古本和今本之别。西晋时发掘的《竹书纪年》，到宋代时已经失传。后来人又整理出版了新的《竹书纪年》。然而史学家们发现，新的《竹书纪年》，也就是流传下来的《竹书纪年》中很多内容是错误的，这样其史学价值就大大降低了。于是原来被发掘的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年》，流传下来的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由于《古本竹书纪年》在战国史研究上非常重要，所以史学家们想要尽量重现《古本竹书纪年》。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尽管《古本竹书纪年》已失传，但是其片段往往在宋代以前的其它史料中被人引用。正是因为这点，《古本竹书纪年》得到了很多研究。比如一楼提到的，王国维就曾致力于其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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