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塔西佗陷阱”

时评人总喜欢说“普及常识”，给人一种职业成就感，但“普及常识”四个字有时却像绝对正确的红宝书，有几分蛮不讲理。什么常识？给谁普及？谁来普及？都是问题。 近来不知谁先用了“塔西佗陷阱”一词，于是后面跟着一长串，批铁道部时用，批官德时用，批邵阳沉船时用，批红十字会时用，批信息不透明时用，甚至批天气预报时也用。还有自称学者的人写时评时引用这个“陷阱”，说是“著名论断”，还是“西方政治学的著名定律”。 再看这些时评对塔西佗的介绍，说到身份时，有说是著名历史学家，有说是政论家，有说是哲学家，还有人将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两个身份并列。此外，为增添论据的权威性，谈到官职时，有说是当过财政官、执政官，有说多次当过执政官，还有说当过古罗马最高统治者执政官，按这些说法的指引，似乎指向的是那个写过《历史》和《编年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 考虑到他也写过《关于演说家的对话》及《阿拉利可拉传》等政论文，说他是政论家未尝不可。但说这位历史学家兼政论家是一位哲学家，却违背了他的意志，因为他终其一生都无意伪装成哲学家，他对哲学家的轻视态度，还招致威尔·杜兰特的强烈批评。 这些资料大多来自百度的词条，词条还说，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执政官，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错误。罗马帝国被屋大维以“奥古斯都”之名统治之后，执政官就不再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历史学家塔西佗当政的岁月，执政官不过是个摆设。 按一些时评的版本，所谓的“塔西佗陷阱”，是指“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然后再引伸为：“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有专家说，这是他的“执政解释和思考心得”。 为此，我翻检手头有限的资料，比如塔西佗的《历史》、《编年史》，没有发现这句话（不是“发现没有”），在有关罗马的史料林林总总大约30多本专著中，也没有找到相关表述。后来又特意请教了两位在美国名牌大学教授政治学的学者，请求他们帮我找到出处。他们一头雾水，说这个“塔西佗陷阱”让人晕眩，因为他们从没听说过。 疑惑来自于“最高***”、“执政思考”等字眼。果如此，那么，这个论断就有可能出自另一个塔西伦——即自称是历史学家老塔后裔的小塔。可是，悖论出现了。提出那个“陷阱”的，如果是最高***，那就不是历史学家；如果是历史学家，那就不是最高***。又似乎，老塔小塔各占了半边身份。 小塔在75岁高龄，被元老院推举为皇帝，他本无意于此，但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他不得不临危受命，在帝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之时，当了6个月零20天的皇帝。 小塔被后世的史家怀念并感佩之处，在于他的统治忠实了自己的原则。史家记载，小塔有一套成熟的治国之道。比如，他强调要节制帝王的权力傲慢，要克服内政的紊乱，要整治军纪。这些治国理念来自于他对老塔著作的精研，对共和理想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执着，与那个著名的“陷阱”所传达的戒慎恐惧、维护权力公信可说是一脉相承。 但就此认定“陷阱”是小塔的专利还欠缺史料支撑。同样，在小塔的作品中，虽然没有发现相应的出处，但处处可见类似的思想火花。而无论老塔还是小塔，“塔西佗陷阱”也是一个陷阱。以文风而论，像是历史学家的老塔所说；以职权而论，只有小塔才有资格发出治国的感慨。 究竟“塔西佗陷阱”是哪个塔西佗的陷阱，我也晕了。

　　从国际车业之变看中国车业应对金融危机

　　加速并购、自主创新、新能源汽车－－从国际汽车业之变看中国汽车业应对金融危机

　　1908年，比利·杜兰特建立了通用汽车公司。100年后的2008年岁末，由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对通用等车企的140亿美元的救援方案，通用汽车的“第二世纪”还没开始就蒙上了倒闭的阴影。

　　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破坏。作为制造业的代表，全球汽车业受金融危机影响之深超乎人们想像。美国三大汽车集团正处于破产边缘，日本的丰田、本田，雷诺－日产联盟，法国的PSA集团，德国大众、宝马、戴姆勒等集团的销量在美国、欧洲、日本市场都受到一定冲击。减产、裁员和利润下降成了汽车业的“重度流感”。

　　在发达国家市场，对经济普遍缺乏信心和收入下降使消费者推迟购车；反过来，汽车销量下降又对经济衰退推波助澜。人们担心，一旦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中的任何一家近期垮掉，危机通过对其供货的零部件供应链，都会快速向其他跨国汽车巨头传导。已经有媒体预测，2009年全球汽车业将迎来“最困难之年”。那么，中国汽车业应当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抓住机遇，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并购加速进入“200万辆俱乐部”

　　汽车业是规模经济行业。而我国汽车产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小、散、弱，没有哪个汽车大国的汽车产业像中国这样有如此浓重的地域特色。被称为“无国界经济”的汽车工业，在中国更像是一种“省域经济”。

　　即使是上汽、一汽和东风三大集团，2007年产销分别为155．4万辆、143．6万辆和113．73万辆，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7．68％、16．33％和12．94％，市场占有总份额也不到五成。

　　而全球汽车工业寡头垄断的格局早已形成并不断加强。国际上普遍认为，全球将仅存五六家整车制造跨国公司，进入所谓的“400万辆俱乐部”，其他非俱乐部成员将很难独立生存。

　　因此，国内汽车业要想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以及未来的挑战，首先要抓住危机中的“倒逼机遇”，进一步在主管部门的协调下，通过大手笔的购并改变产业小、散、弱的现状。主管部门应当立足未来参与国际汽车业的竞争，鼓励上汽、一汽、东风、奇瑞等参与并购，扶植起一两家年产销超过200万辆的汽车集团。

　　在德国的奥迪博物馆，有过一面电子墙，灯光闪耀处，墙上密密麻麻地罗列着很多汽车品牌，经济危机过后，一些品牌名字的灯光在悲凉的音乐中熄灭了，只剩下奔驰、宝马、奥迪等少数品牌。美国汽车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正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抓住了机遇，美国三大才得以获得垄断性的市场份额。在1933年，三大占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达到87％，其余厂家仅占13％；而在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三大占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达98％，其余厂家仅占2％。这足以说明，危机正是强者扩张的机遇。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全球汽车业的危机为我国汽车产业在更高层面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站在今天的车市环境下，回首去年底震撼中国汽车业的上南合作，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南汽来说，如果仍然坚持门户之争、单打独斗，面对今后的困境可能很难熬过去。因此，中国车市需要更多这样大手笔的整合。尤其是自主品牌阵营，今年销量受到的冲击最大，应当抓紧时间，打破地域门槛整合，利用联合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而整车“航空母舰”的诞生，势必将催生零部件产业的行业巨头，对带动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升级和转型起到推进作用。

　　此外，国际汽车业走入低谷期，也为中国汽车业走出去吸纳优秀人才，有选择地、谨慎地进行部分优质资产跨国并购提供了机遇。在这方面，IT企业联想对IBM笔记本业务的并购已经做出很好的示范。当然，自主品牌的整合和扩张要有实效，不能仅仅停留在联而不合的层面，要吸取国际上不成功并购的教训，切实打造出集团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否则，今天的整合可能会为明天埋下更大的生存危机。

　　抓住“倒逼机遇”加强自主创新，快速实现产品转型、产业升级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6803万辆。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机动车每百公里平均油耗比发达国家高20％以上。

　　具体到企业产品和车市的消费特点层面，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高油耗、大排量SUV热销，节能的清洁柴油乘用车一直受到油品和地方政策的双重夹击无法顺利推广，小排量汽车市场份额极不稳定，自主品牌至今没有形成鲜明的中系特色等等。

　　随着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很快实施，以及金融危机背景下，市场对节能型汽车产品的巨大需求，国内汽车企业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快速实现产品转型。

　　对于国内合资汽车企业来说，必须认识到未来产品引进要选择日系、欧系产品为主。过去美系、日系、欧系三方竞争的大格局在全球汽车市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车身宽大长、油耗高为特点的美系产品已经日薄西山，美系产品本身也在向欧系特点积极转型。今年12月上海通用推出的别克新君威，以及将要推出的雪弗兰科鲁兹都体现了这种产品转型趋势。

　　未来，政府主管部门还应加强政策引导，确保市场换技术意图的真正落实。例如，对经济型轿车排量区间发动机的升功率、油耗规定限值，逼迫跨国巨头淘汰那些老旧发动机，引进其最新的发动机技术等，使我国合资企业汽车产品的抗风险抗冲击能力更强。

　　对于自主品牌厂家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自主创新共享平台，研发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尽快使中系车拥有节能、可靠等良好的口碑。例如，我国已经成立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盟计划经过3年至5年的自主创新，使我国的轿车车型减轻自重8％至10％，安全性满足国家轿车正撞和侧撞安全法规要求。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陈一龙介绍，目前，国内自主品牌乘用车自重较国外同类车高8％至10％，商用车自重较国外同类车高10％至15％。而以轿车为例，车重每减少100公斤，每升油就可多行驶1公里。

　　汽车业决战将围绕新能源汽车这一朝阳产业

　　12月15日，比亚迪汽车公司的F3DM双模电动车在全国正式上市。比亚迪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双模电动车，将控制发电机和电动机两种混合力量相结合，通过按键，可以使车辆在纯电动（EV）和混合动力（HEV）两种模式之间自由切换。纯电动模式实现了零排放，混合动力的排放标准也远远优越于欧Ⅳ标准。从某种角度看，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终于绝对占优地抢到了一个“篮板球”。

　　看看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境遇，汽车业对一直赖以发展的模式进行反思：伴随着石油资源的快速消耗，传统内燃机汽车必将成为夕阳产业；而新能源汽车则是注定的朝阳产业。今后决战将围绕新能源汽车这一朝阳产业展开。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汽车业的版图依然在活跃地不断变化。无论是戴姆勒与克莱斯勒的分家，还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眼下的危机与未来的变数，都预示汽车产业兴衰将取决于产业技术革新的方向与成败。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生产厂家只有立足朝阳产业的决战，在电动车等新能源汽车研发方面重点突破，才有机会超越世界汽车巨头的百年积累；只有抓住危机中的机遇，以创新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在全球范围跻身未来汽车工业的盛宴。来源：新华网

　　相关资料：

　　http://infoqipeihc360com/2008/10/311500109324-2shtml

　　金融危机下的全球车业变局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

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时，天子分封天下。周礼之

科举图解

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后者是中央和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辟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征辟制也存在着种种弊端。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2]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考试作弊被羁押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到了近代，由于种种原因，越来越显出了它的弊端。到了19世纪的接近尾声的时候，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衰落，加之西方思想的影响，一大批的有识之士将之归结为科举制度的祸害，即所谓：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

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

各国。”

在这种情况下，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廷下谕，废除科举。自此，举国上下，士人一片欢呼，科举也随之作为一堆垃圾永远地离开了人们的视野。然而，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在今天的时代，以现代的眼光冷静地看待这个尘封了一百年、影响了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制度，它是否真的像后人所说的那样是中国社会衰落的罪魁祸首而全无任何可取之处呢？客观地、辨证地来说，并非如此。本文即试图从科举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出发，结合科举制度的特点，基本全面地论述科举制度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应该说，是脱胎于汉魏以来察举制度的母体之中的。作为一种推荐选官的程序，察举强调“选贤任能”的原则，强调候选人在某一方面的优秀素质，而不完全考虑其家世、身份或者特权。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世卿世禄的传统，对于抑制贵族集团的膨胀，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遗留下不少问题，如察举在制度程式上过于简单粗糙：一方面，其中心环节是长官举贤，如何确保长官本人公正而有识鉴，如何确保适宜的被举者引起长官注意，成为殛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察举的多元标准，缺乏客观、精确与划一的衡量尺度，不能适应官僚行政所需要的严密化、规范化、易于把握、便于操作的制度程式。

为了解决相关的问题，举荐与考试结合起来，考试逐渐纳入了选官的程序。考试与选官的结合，最终导致了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施行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产生与隋而确立于唐。与重点在于推荐的察举相比，科举制度的特点在于：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没有“人门兼美”一类的附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放”与“公平竞争”的特色。概括起来说，也便表现在以下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

但是，相对合理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从科举制度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它重视士人的知识才能，与重视整体素质的察举制相比，取士标准比较单一。单一则易于操作，易于检验，容易符合程序公平的原则；而就社会的实际需求而言，又显得过于简单。较之于察举制，科举制打破了“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而“取士不问家世”的原则，又打破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由汉魏察举制衍生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它完全按照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科举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科举制度的另一大特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作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考来考去主要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这种考法当然未必合适，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的负面效应，但至少在唐宋时代，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引导。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此外，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科举制度重视文化，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诗赋文章是考试的主要内容，因而，天南地北的无数考生，就必须长久地投入诗赋文章的训练，客观上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繁荣是有大的推动作用的。中国之所以会在唐宋时期达到文化空前繁荣的程度，是与科举制度的施行不无关系的。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这一点是任何试图阐述科举制度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的人都必须首先弄清楚的。

今天，我们面对科举制度，不论对之抱何种态度，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施行了1300年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度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科举制度在后世遭到人们的唾骂，实在是冤枉了它。前面已经说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这种制度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在它产生之初便有有志之士敏锐地发现了它的种种弊端，但客观地来说，任何选拔人才的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弊端存在的。而就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的实际而言，这种制度已经近乎是完美的了，我们不应该以后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

总体来说，施行科举制度最为重大的意义是，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科举取士的发展，改变了魏晋周隋以来所崇尚的仕进道路，也改变着原有的价值观念。唐代后期，“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科举成为确定一部分人的社会等级和政治经济特权的依据，魏晋以来传统的门阀士族观念被突破，所谓“士族”再不是与“庶族”高下悬绝的社会阶层，这一称谓被注入了新的社会内容：或用以称呼作为读书人的“士子”群体，或用以特指科举或从事举业者的家族。“贡举人”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活跃的社会力量，出现在平民与作官人之间。故有人指出：“自魏晋以来，造成门阀之九品中正制度，至是始完全废除。且科举盛行，白衣及第，得通婚于世宦，而门第之风亦衰，此实为中古社会上一大变革也。”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科举制度自然也不例外。有清一代，西方思想被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伴随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是西方学者投向古老神秘东方的好奇的目光。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已经施行了一千年的科举制度上。稍加研究，便大为赞叹，认为这是一种西方一直在寻求而迄今还没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认为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规则无懈可击。于是便急切地想全世界介绍。然而，他们太急切了，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细想一想，有着如此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的中国，怎么会造成国家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整体文明素质的日益枯竭，陷于越来越混乱和贫困的境地？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这便涉及到了科举制度另一层面上的意义。

问题何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比较倾向的是余秋雨先生在《十万进士》一文中的说法，问题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政治构架的深层，“很难排除，于是科举制度在一次次左右为难中逐渐疲惫，僵化，直到丑陋”。余秋雨先生以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论，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不就是考了一点文化知识么？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担任行政官员的资格么？竟然一下子炒得那么热，闹得那么火，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据此，余秋雨先生得出结论，“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以为，“科举制度本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一番选择的，没想到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把后人对科举制度的诟病——亦即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归结为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的扭曲，这具有首创意义。但是，我以为，在施行科举取士的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把它当作登上仕途的敲门砖，其实是不足为怪的。若仅仅只为此，它也不失为繁荣文化本身的途径之一法。以此来概括科举制度的全部消极影响，似乎并不具有足够的概括性和说服力。诚然，科举制度是扭曲了太多的人的心灵，但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如唐代的李商隐、杜牧，宋代的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等等，没有了他们，中国古代文化势必便少了最光辉灿烂的篇章。故此，我以为，科举制度最主要的消极影响并不在此，而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在科举制度创建的初始，这便是个让封建统治者头痛的问题；究竟考什么样的内容，让有识之士们伤透了脑筋。唐宋时代，考试内容主要是诗赋文章，这于考察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自然是好的。然而，别忘了，这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所要选拔的，不是写作诗赋文章的高手，而是国家管理人才。然而，是否考试中侧重联系实际的时务策，就是好的呢？事实并非如此。沉溺于诗赋文章的考试固然太局限，太没有现实意义，但是能对身边的具体问题发表议论的，也未必就是人才。因为议论和操作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身边的具体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种取舍标准，从而对看法与考官相左的考生带来不公正。与考试诗赋文章相比，时务策的考试当然不大会重视考生整体文化素质方面的水准，答题成败的偶然性更大。再则，随着朝代的更替，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在这种情况下，八股文终于出现了。

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历史激情和社会责任不知道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考试方式，全国士子为了通过考试一年又一年地钻研八股文的写作，，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废物，即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科举考试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它的绝路。终于道路晚清。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批批的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了。他们揉肉眼睛，高谈阔论，奔走呼号，在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归结为科举制度的祸害。于是，在急切的要求下，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举办新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便在科举制度进入它的第1300个年头的时候，清廷下谕，废除科举。

科举制度终于与中国告别了，至今已经尘封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轻轻拂去覆盖着它的那层厚厚的灰尘，科举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它于中国文化、于中国一千多年的兴衰起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