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泰山记的原文、注释、翻译及鉴赏

泰山的南面，汶河向西流去；泰山的北面，济水向东流去。南面向阳山谷中的水流汶河，北面背阴山谷中的水流进济水。正在南北山谷分界的地方，是古长城。最高的日观峰位于长城南十五里的地方。

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从京城里出发，冒着风雪，经过齐河县、长清县，穿越泰山西北的山谷，跨过长城的界限，到达泰安。这月丁未日，我和泰安知府朱孝纯从南边的山脚登山。行走四十五里远，道路都是石板砌成的台阶，共有七千多级。泰山正南面有三条山谷，当中那条山谷的水环绕泰安城，这就是郦道元书中所说的环水。我开始沿着中间这条山谷往里走。道路不到一半，翻过中岭，再沿着西边的那条山谷走，就到了泰山的顶巅。古时候登泰山，沿着东边的山谷进入，道路中有座天门。东边的山谷，古时候称它为"天门溪水"，是我没有到过的。现在经过的中岭和山顶，象门槛一样阻挡道路的山崖，世上人都称它为"天门"。一路上大雾迷漫、冰冻溜滑，石板石阶几乎无法攀登。等到已经登上山顶，只见深青色的山被白雪覆盖，明亮的雪光照耀着南边的天空。远望夕阳映照着泰安城，汶水、徂徕山就象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停留在半山腰处的云雾，又象是一条舞动的飘带似的。

戊申日正是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五更时，我和朱孝纯坐在日观亭上，等着看日出。这时大风扬起的积雪扑面打来。日观亭东面从脚底往下一片云雾迷漫，依稀可见云中几十个小白点象"五木"骰子一样立在那里，都是远山。天边云彩上有一线奇异的颜色，一会儿又变成五颜六色。太阳升起来了，纯正的红色象朱砂一样，下面有红光晃动摇荡着托着它。有人说，那就是东海。回首观望日观峰以西的山峰，有的被日光照着，有的没有，紫红、淡白，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又都象弯腰曲背的样子。

日观亭西面有一座东岳大帝庙，又有一座碧霞元君庙。皇帝的行宫就在碧霞元君庙的东面，这天看见途中路两旁刻写的石碑，是从唐显庆年间以来的；那些更古老的石碑都磨灭不清了。至于偏僻不在路边的石碑，都没来得及去看。

山上石头多，泥土少。山石都呈青黑色，大多是平的、方形的，很少圆形的。杂树很少，多是松树，松树都生长在石头的缝隙里，树顶是平的。冰天雪地，没有瀑布溪水，也没有飞鸟走兽的声音和踪迹。日观峰附近几里以内没有什么树木，积雪厚得同人的膝盖一样平齐。

桐城人姚鼐记述。

这个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登泰山记

清代：姚鼐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

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桐城姚鼐记。

译文：

泰山的南面，汶河向西流去；泰山的北面，济水向东流去。南面山谷的水都流入汶水，北面山谷的水都流入济水。处在那阳谷和阴谷南北分界处的，是古代春秋时期齐国所筑长城的遗址。最高的日观峰，在古长城以南十五里。

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年）十二月从京城里出发，冒着风雪启程，经过齐河县、长清县，穿过泰山西北面的山谷，跨过长城的城墙，到达泰安。这月日，我和泰安知府朱孝纯从南边的山脚登山。攀行四十五里远，道路都是石板砌成的石级，那些台阶共有七千多级。

泰山正南面有三条水道，（其中）中谷的水环绕泰安城，这就是郦道元书中所说的环水。我起初顺着中谷进去。（沿着小路）走了不到一半，翻过中岭，再沿着西边的水道走，就到了泰山的巅顶。古时候登泰山，沿着东边的水道进入，道路中有座天门。

这东边的山谷，古时候称它为“天门溪水”，是我没有到过的。现在（我）经过的中岭和山顶，挡在路上的像门槛一样的山崖，世上人都称它为“天门”。一路上大雾弥漫、冰冻溜滑，石阶几乎无法攀登。

等到已经登上山顶，只见青山上覆盖着白雪，（雪）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远望夕阳映照着泰安城，汶水、徂徕山就像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停留在半山腰处的云雾，又像是一条舞动的飘带似的。

戊申这一天是月底，五更的时候，我和子颖坐在日观亭里，等待日出。这时大风扬起的积雪扑面打来。日观亭东面从脚底往下一片云雾弥漫，依稀可见云中几十个白色的像骰子似的东西，那是山峰。天边的云彩形成一条线（呈现出）奇异的颜色，一会儿又变成五颜六色的。

太阳升上来了，红的像朱砂一样，下面有红光晃动摇荡着托着它。有人说，这是东海。回头看日观峰以西的山峰，有的被日光照到，有的没照到，或红或白，颜色错杂，都像弯腰曲背鞠躬致敬的样子。

日观亭西面有一座东岳大帝庙，又有一座碧霞元君（东岳大帝的女儿）庙。皇帝的行宫（出外巡行时居住的处所）就在碧霞元君庙的东面。这一天，（还）观看了路上的石刻，都是从唐朝显庆年间以来的，那些更古老的石碑都已经模糊或缺失了。

那些偏僻不对着道路的石刻，都赶不上去看了。山上石头多，泥土少。山石都呈青黑色，大多是平的、方形的，很少有圆形的。杂树很少，多是松树，松树都生长在石头的缝隙里，树顶是平的。冰天雪地，没有瀑布，没有飞鸟走兽的声音和踪迹。

日观峰附近几里以内没有树木，积雪厚得同人的膝盖一样平齐。桐城姚鼐记述。

扩展资料：

《登泰山记》赏析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距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

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

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

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

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

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

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

”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

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当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

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

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

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

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

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

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当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

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

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

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游媚笔泉记

　　姚鼐

　　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塘四，崭横若不可径。龙溪曲流，出乎其间。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从然，十余里旁多奇石、惠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崔。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

　　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云片也。”或曰：“后人求公麟地不可识，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树，荫数十人，前出乎土，可布席坐。

　　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左文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未就，要客九人饮于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肃振岩壁，楱莽群泉矾石交鸣，游者惊焉，遂还。

　　是日，姜坞先生与往，鼐从，使鼐为记。

　　题记：姚鼐属文融考据。词章、义理为一体的主张，于本文可见一斑。作者先写桐城西北的形胜，次写循龙溪西入，沿途所见之景物风光，而后自然地落在媚笔泉，既把媚笔泉与桐城、龙溪沿途的景物风光连为一幅完整的图画，也在人们眼前现出作者探幽赏奇的志趣。

　　写媚笔泉，一是泉漫石上，为圆池，但终引坠龙溪；一是左学冲于圆池侧筑室，未就，邀客饮宴于此；并以山风骤起，游者惊然而归结尾，隐约含蓄地表现了作者积极入世、不意隐逸的情怀。

　　描写生动、形象也是本文的特征。如“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俯视溶云，鸟飞若坠”，‘啸振岩壁，榛莽群泉矾石交鸣”等向无不如是。

　　作者简介：姚鼐（1732—1815），清代散文家。字姬传，一字梦彀，室名惜抱轩，学者因而称之为借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八年（1763年）中进士，官刑部郎中，后辞去官职，历主江宁（今南京市）、扬州等地书院四十余年。曾受业于刘大魁，主张文章必须以“考据”、“词章”为手段来阐扬儒家的“义理”，并以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同时又发展刘大魁的拟古主张，提倡从模拟古文的“格律声色”入手，进而模拟其“神理气味”，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文章简洁精练，明润无瑕；治学以经为主，兼及子史、诗文。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