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官制的选举制度

西汉选拔官员，主要的是文学和吏道两类。前者指对古代典籍有研究，道德有称者，后者指明习法律与行政技术、官员子弟以及王侯子弟。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高帝首次下求贤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命令各公卿、郡守、诸侯王、列侯举荐贤才以供朝廷选择，违者论罪有差。 战国时代，齐、魏、秦等国均设置博士官，秦置博士官70人，主要负责礼仪，也参议朝政。汉沿置，初置员甚少，也不为人所重。汉文帝即位后，增设博士官至七十余人，儒士为主，杂以他士。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按《诗》、《书》、《礼》、《易》、《春秋》分置博士。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下诏在石渠阁讲求儒术，讨论按照儒家的门派分置博士官。次第至黄龙元年（前49年）共置五经十二家博士（《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小夏侯。《易》，施、孟、梁丘。《礼》，后氏，《春秋》，公羊、谷梁）。

博士品级（比六百石）不高，但是声望很高。博士的晋升非常容易，往往获得越级提拔，迅速得以出任九卿，太子太傅，大夫，侍中等重要官职，外放即为郡守、尉、诸侯相、刺史。博士出身的官员，有很多最后出任御史大夫、丞相的。

博士官的任命以学术为首要条件，选择非常严格。《汉书·儒林传》说：“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 汉朝以孝治天下，特重孝廉之科，所以中选的人也很少。

文帝十二年（前166年）下诏说：“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民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为了鼓励应选者，文帝特派谒者劳赐孝者每人帛五匹，悌者和力田每人帛二匹。 这个科目是指因事临时下诏公卿郡国推举特定方向的人才，因事而异。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使绝国者。”这里主要是要征求军事和外交人才。

察举茂才异等的要求非常严格，举荐不当要按罪论处。汉元帝时，富平侯张勃推荐陈汤为茂才。而陈汤因匿丧不赴被司隶校尉参劾，为此张勃坐选举不实，削户二百，陈汤下狱论死。 惠帝四年（前191年）正月，令天下察举孝悌力田者，免其徭役。高后元年（前187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7年）三月，诏以各乡户口多少为比例，设置三老和孝悌力田，常置。

西汉选拔官员也很严格。汉文帝时就已经有从社会基层选用贤良和孝廉的做法，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从下级属吏、民间地主和部分自耕农人中选拔从政人员。名臣晁错就是以“贤良文学”之选，又经帝王亲自策试，得以升迁为中大夫的。

当一个朝代以人为本，懂得知人善用，更能不拘一格的提拔人才，哪怕这个朝代暂时并没有太强悍的实力，但也会为将来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与现代一样，每一个国家的未来靠的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而决定这一点的是每个朝代或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人才。由此不难看出，人才选拔制度潜在的成为了国家发展的强心剂。

古代的选拔人才制度是众所周知的科举制。但是，对于汉代来讲，还没形成科举制，那么汉代著名的察举制度在一定程度却极具代表性。虽然，汉代的陨落与外戚误国、良臣无法权衡朝政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察举制给汉代带来的鼎盛与优越，以及后世的认可，甚至超过了之后历代王朝的科举制度。正所谓“德为先，能者上，行为善”，高瞻远瞩的用人眼光成就了汉代不可磨灭的辉煌。

西汉地图

一、察举制产生背景

汉代帝王中，西汉的众位帝王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尤其是对于社会最底层有志之士的挖掘。追其根本与汉高祖刘邦曾经的经历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由此，他也更加懂得顶层社会的卧虎藏龙。

西汉初年，为了迅速稳定根基不稳的新朝代，汉高祖要求各地方与边境地区纷纷举荐贤才，史称“求贤诏”，这也是察举制的雏形。在此之后，汉惠帝时期也曾发布“孝悌力田”的诏书，都为后来的察举制出台打下基础。汉文帝也曾两次下诏书向全天下招募贤才，更是促进了察举制的建立。

真正将察举制度形成汉代人才制度的帝王是汉武帝。当时的大臣董仲舒提出“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并由汉武帝正式确认，要求全国各地的官员都积极加入到举荐贤才的行列中，把选拔人才的制度固定下来。

虽然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很多方面还不是很完善，但是，以举荐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已经建立，之后的历代统治者根据现状不断做出调整，但是，察举制以举荐为核心的理念并没有改变。

到东汉顺帝时期，由于官吏把持，察举不实。对于察举制的调整越来越倾向于考试复核制度，察举制的核心理念开始发生倾斜，同时，这样不断变动也为科举制的出现埋下伏笔。

汉武帝

二、察举制具体内容

察举制最核心的理念是把国家下设在各个地区的官员一并变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建立起人才输送管道，进一步拉近了底层有志之士与朝廷的距离。由此，察举制是自下而上的官员选拔，地方官员要根据乡里评议以及自身的考量，选拔出所在职能地区的人才，再将其推荐到中央，最后由中央考察再进行任命。在察举制刚刚确立时，国家人才奇缺，察举“孝廉”和“茂才”的人才都是直接授予官职的，之后，为了防止官僚系统膨胀对于人才选拔产生偏颇才逐渐加强了人才的复核工作。

根据汉代制定的举荐人才的时间节点，察举制被分为特举特科以及岁举特科两大类。其中，特举特科并没有固定时间要求，最重要的科目分为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明经、明法。岁举特科则有着固定的选拔时间，并且，主要的科目分为“孝廉”和“茂才”。

“ 孝廉”是“孝子廉吏”的简称。这一项人才选拔开创于汉武帝，也算得上汉代察举制的先河。“孝廉”的选拔则是全民性的，在职官吏与普通选拔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益，只要符合察举制要求的德行标准，就可以被举荐为“孝廉”。在汉武帝初期，孝廉“”名额规定为每个地区每年两人。东汉时期， “ 孝廉”的选拔政策进一步放开，按照各地人口比例来分配，偏远地区还会进一步放宽。

汉代推崇“孝、廉”

“茂才”原名秀才，东汉避刘秀讳，改称“茂才”，“茂才”相对比“孝廉”，选拔的是更加具备专业素质的人才。所以，要求的标准也比“孝廉”要高很多。西汉时期，“茂才”还属于特举特科范畴。东汉时期，此科目才改为岁举科目。但是，“茂才”的选拔数额没有“孝廉”广泛，一旦通过察举制，授予的官职也比孝廉的官职高出很多。

贤良属于特举特科范畴，选拔的人才十分有限。从此项目的重要性来看，贤良是汉代统治者随机选拔人才、针对性补充人才的有效措施。尤其在东汉时期，灾害面前，能够为朝廷献计献策、解救疾苦的人才都算是贤良。

除此之外，察举制还规定了一些专业性较高的人才选拔，被统称为“异科”。比如，司法方面的人才叫做“明法”，儒家经学方面的人才叫做“明经”，军事方面的人才叫做“勇猛知兵法”，最特别的还要属精通阴阳灾异的人才，叫做“道术”。当然，察举制还可以随时根据国家的需要临时设立选拔科目挖掘人才。

汉代选拔察举制选拔

三、察举制对于汉代的推进作用

一些后人对于汉代察举制的评价并不高，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完全标准的制度确立，对于考核人才有失客观性。如果要评判察举制的优劣，一定要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看。

经过历史变迁，汉代发展的全过程都证明了察举制最适合汉代社会各方面百废待兴的发展需要，也是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尺度放开选拔人才的一次大胆尝试。

从推动汉代发展的层面上讲，察举制度有效的推进了汉代社会的发展。从要求各地官员积极举荐有志之士来看，扩大选官范围对于促进社会稳定、缓和各阶层矛盾效果明显，参与国家政治不再局限于高不可攀的贵族、官僚，由底层百姓选拔而来的官员，提出的政治意见会更加针砭时弊。

察举制中，很多科目需要被选拔人才熟知儒家经典学说，换句话说，在当时，只要人才能掌握儒家经典，就很有可能通过察举制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更加的潜移默化引导着国民崇尚儒学，不需要硬性的灌输。

崇尚儒学

察举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多样化的人才会保证国家的稳步发展。对于一些在某一方有着突出建树的人才来讲，硬性的考试制度可能会将这一部分人才拒之门外，最终导致人才的埋没，而察举制却在国家层面上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些人才的留存，意义深远。

除此之外，影响最为深远就是汉代出现的察举制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因为汉代十分重视察举制也确定了很明确的规定、要求，对于后世选拔人才的制度建立起到了特别好的榜样作用。

四、察举制的利弊同存

看过了察举制度的各方面优势，我们还要清楚的知道，虽然制度如此优越，但是抛开选贤任能、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等种种光环，察举制本身存在着难以突破的局限性。在选士制度中尚属初级阶段、受人为因素影响严重、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简单化特点，再加上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仍然不可能摆脱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察举制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因为，看似公允的察举制度，真正的选拔权依旧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汉代之所以鼎盛一时，因为统治者对于政局的把握理性、客观。在汉代末年，统治者的无能与重用外戚一样让察举制度发生偏颇，更成为毁灭汉朝的一把利刃。

究其根本，察举制会在明智的统治者手中发挥积极作用，也会在无能的统治者手中成为朝代灭顶之灾。尤其以东汉为例，统治者发现察举制成为了官场徇私舞弊的途径，再度加强复试的重要也已经为时已晚。所以，一个国家，统治者对于人才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决定其人才选拔制度是否具备先进性。

人才选拔

结语：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人性启蒙的重要标志，也为后人提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要性。当然，但从人才选拔方式来看，察举制具备了古今所有人才选拔的优势与劣势，开放的核心理念值得后人传扬。与其说，察举制是汉代崛起的法宝，不如说察举制成为了中国发展进程最有效的助推器，值得后人反复研读以及其精髓的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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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华《汉代察举制之以德选官》

· 刘园园《汉代察举制探析》

(一)汉代的察举制具有制度化特点。汉高祖十一年，刘邦颁布《求贤诏》，提出选拔治国的贤士智能必得运用国家的力量，选拔的具体程序是由上而下，对入选者的品行、仪表、年龄等一律实行严格考察。这是西汉察举制度的开端。到了汉文帝时期，文帝颁布诏令，推行举贤良的法令，不仅明确规定了察举的科目而且而且还规定了对策应试，这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在向制度化发展。但在西汉初期这种察举制度还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下诏举行，并未形成定期的，有固定的规章制度。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以儒术取士的察举。这时期的举茂才、孝廉、贤良方正等，都明确以儒家细想为指导，儒学艺术、伦理道德成为察举的基本标准，并未中央和地方所遵循。至此，汉代察举制制度正式形成，并完全纳入了制度化的轨道。

（二）以地方官员推荐为主要方式，较原来的选拔制度更加公平透明。察举制度相较于先秦时期的世官制与隋唐时期之后的科举制，最大的特点之一，还在于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核、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级，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制以地方官员推荐为主要方式，较原来的选拔制度不但更加公平透明，更是打破了富家大族长期垄断官场的世袭制度，废除了贫寒士人无法发挥才能的制约，为汉代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提供了条件。在西汉长达四百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出现过多种不同的管理选拔方法，大多昙花一现，被历史所淘汰，而察举制却是其中最为重要且影响最为深远的选官方式，代秦而起的两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统一，且较长时间保持稳定的封建朝代，可见建立以察举制为代表的玄关制度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察举制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西汉至明朝选官方式：由推举到考试选拔的转变。

汉武帝时期实行了察举制和征辟制。

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进行考察，发现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以“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一定的考核，任以相应的官职；所谓征辟，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大体是指由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所推举大中正必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大中正再产生小中正。中正就是品评人才的官职名称。大、小中正产生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在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隋唐开始实行科举考试。

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都是定期的举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