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权力交接细节：手腕老辣，干练明达

1870年，天津教案，千头万绪，僵持不已，难以寸进。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崇厚来到曾国藩行馆，传达罗淑亚的最后通牒，声称到次日（二十七日）四时，清方如无切实回答，法国公使及所有在京法国人将一并撤往上海。曾国藩听后大受刺激，“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

八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自度病体不支，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希望朝廷命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方面可以武力震慑法方，表明中方的备战决心，另一方面，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还可以做曾国藩的助手，直接帮助他处理此事，了此一段残局。因此与崇厚密商后，曾国藩向朝廷建议：“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在同一天致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更是发出“四顾茫茫，自阁下外，未知巨艰更将谁属”的感慨。崇厚也专上一折，说“曾国藩触发旧疾，病势甚重”，请再派重臣前来帮办。

接到东下天津的命令，李鸿章十分兴奋 。

“剿”捻结束后，朝廷一度采取“扬曾搁李”政策，居“头功”的李鸿章只获得协办大学士的虚衔。不仅如此，朝廷还命李鸿章入陕协助“剿回”，与极难相处的左宗棠打交道，李鸿章十分不愿意，消极应付，百般拖延。不料此时接到东调的命令，诚可谓天遂人愿。李鸿章在致丁日昌信中十分高兴地说：“在陕本为赘疣，借此销差，泯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

对于天津教案，李鸿章在局外观察已经很久了。早在曾国藩动身赴天津之前，就曾写信给李鸿章，请这位“熟悉夷情”的老部下出主意。李鸿章作为门生旧故，当然义不容辞， 因此他迅速回复，判断法国方面必定要求以中国官员抵命，而中国政府对此点肯定不能同意。如果发生战争，必然因此而起。所以他劝告老师，还是要做一定的军事准备 ：“固不必张皇六师，致人疑衅，但防备不可不严，可否酌带劲旅护卫。” 应该说，李鸿章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军事出现紧张，他有可能被老师调到天津附近 。

因此接到命令后，他就开始向河北方向进发。一边进发，他一边通过书信给老师提各种建议，准备充当老师的得力助手。

结果，还没等李鸿章到达河北，就接到了直隶总督的任命，他一下子接替老师，成了天下疆臣领袖。

李鸿章很快就于八月十二日赶到保定。然而，随后他便在保定逗留观望，徘徊不前。因为他不想一下子陷入到这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去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词堂皇地宣称：直豫晋交界处间有游勇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必须暂驻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调养肝疾”。

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自己不愿“初政即犯众恶”。因此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 。

此时，天津教案的缉凶正处于最关键阶段。

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借此脱身，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刻下交卸在即，务当遵奉昨日谕旨，严饬地方文武员弁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构获。”要求他先把缉凶的事办好，才能离开。 曾国藩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他不会推卸责任：“目下津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臣仍当暂留津郡，会同办理，以期仰慰圣厘。 ”严命之下，曾国藩加大办案力度，到八月十九日，已经拿获疑犯八十多人。但是在这些人中如何定出凶犯，仍然极为困难。 曾国藩感到“若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所谓“变通办理”就是凡群殴中下了手的人，不论他殴伤何处，均视为正凶；本人拒不供认，但是有多人指证者，也据以定案 。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二十人，军徒者二十五人。

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谳杀人，内心的痛苦当然可想而知。这也是他“内疚神明”的原因之一。

事后，曾国藩偷偷发给每名人犯家里“恤家银”五百两，以为安慰。《李兴锐日记》说：“人给恤家银五百两。杀之而又怜之，以此案不与平常同，虽曰乱民，亦因义愤，不过从保全大局起见， 为此曲突徙薪，就案办案耳 。”

曾国藩此前曾嘱幕僚汇银三千两，作为两名被诉的大清地方官在狱中生活之资。及至二人被判“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又筹集白银一万余两，作为“到戍后收赎及一切路费”，以弥补自己的遗憾。

曾国藩经手的津案办理，至此告一段落。

李鸿章在八月二十二日从保定出发，二十五日抵达天津，曾国藩亲至城外西沽迎候 。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欣赏李鸿章的老练明达，他愿意为李鸿章做铺路石 。

九月六日，双方交接关防印信。

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 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儿。 ”

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 。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自他之后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

曾国藩和李鸿章师生二人虽有嫌隙却共同支撑晚清危局

曾国藩和李鸿章原本简单的师生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皆拜清廷的驭人之术和李鸿章本人的权力欲所赐。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大权，封一等侯爵，拥兵三十万，成为了清朝立国二百年以来权力最大的汉臣。

为以防万一，清廷明里暗里刻意打压、削弱曾国藩、曾国荃哥俩的权势，采用“以汉制汉”的手段，大力提拔、擢升左宗棠、李鸿章，以此来分柄曾国藩，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而大功告成，深谙处世之道的曾国藩，虽心有不平，但从长远考虑，壮士断腕，解遣嫡系湘军5万回乡，劝说九弟曾国荃告病引退，大力向朝廷奏请左、李二人的功绩，从而化解了一场满人统治集团与汉人权臣集团的政治危机。

　　 导读： 对于 而言，如果是别人的建议，他可能就不理不睬了，但是 的建议，他是一定要听的。要知道， 一生位极人臣，那真是桃李满天下，以至于到了最后，但凡是一个官员，就敢称曾国藩为老师，并且以其学生的身份而备感自豪。但是，在这么多的学生里，被曾国藩真正承认的，仅有 一人而已。>　　单凭这一点，就能看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赏识与信任。对于李鸿章这句「决不可入川」的话，曾国藩困惑不已，他好奇地问道：「此言何意」李鸿章回答道：「第一，以目前的局势来看，虽然太平天国有回光返照的迹象，但是其势力只在苏南、皖中这两个地方。如果在安徽打败李秀成，则太平天国大势去矣。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恩师却要去那个西陲四川，这是要舍近求远、见利忘义，把消灭太平天国，光复南京的千秋伟业、万世功劳让给别人呀!这绝对是下下策!」>　　「第二，四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虽然石达开勇猛无比，但其部队是一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流寇，根本兴不起什么大浪。只要四川各地坚壁清野、拚命死守，石达开早晚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李鸿章的这番话，让曾国藩茅塞顿开、欣喜不已。是呀，与其去四川穷折腾，不如结束这个太平天国，去建立不世之功。每每想到这些，曾国藩都会为有这样的部下而暗自高兴，他更是对李鸿章佩服不已。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于是曾国藩继续问道：「如今皇帝命令我湘军入川，咱们总不能抗旨吧」对于这个问题，李鸿章不假思索地说道：「一个字，拖。」>　　「如何拖，怎么拖，咱们有的是办法。可以用湘军入川，安徽势必兵力空虚，太平军一定会反击为由，向皇帝阐述其中的利害关系;还可以说石达开就是一条丧家之犬，不用湘军入川，四川守军足矣;等等。总之，只要恩师做出入川的样子，估计走到半途，咸丰皇帝就会收回成命了。」后面的事情，完全不出李鸿章的预料。湘军上路没过多久曾国藩就收到了命其延缓入川，与胡林翼共同进攻安徽的上谕。而石达开的遭遇，也完全应验了李鸿章的预言。自入川以后，石达开处处受阻，最后在大渡河兵败被俘，在成都慷慨就义。>　　至此，这位转战了大半个中国，被称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的石达开，终于结束了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时年仅仅32岁。从那以后，曾国藩彻底对李鸿章刮目相看，同时也对其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而李鸿章自己那辉煌的一生，也就从这一刻正式开始。>

曾国藩支持李鸿章在安徽编练淮军。淮军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赖以起家的部队，军中的主要将领和兵员都来自于李鸿章的老家安徽江淮一带，因此被称为淮军。淮军虽然是李鸿章组建的部队，但军队训练、编制、器械粮饷供应等等都是仿的湘军制度，就是军中主要将领的安排最早都是由湘军领袖曾国藩亲自考察任命的，这才有了淮由湘出的说法。曾国潘于1872年3月12日逝世，1965年他并不存在于世上。

1901年月日，北京贤良寺，78岁的李鸿章已不能言语。他应该是不忍心就这么离开满目掩痍的清朝河山，所以迟迟不愿闭上眼睛。守在身旁的直隶布政使周馥哭劝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结束了他汲汲于官场的一生。

不知在生命弥留之际，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去回顾自己这一生？他肯定不会忘记，在年少的时候，曾那么地意气风发，写下传颂京城“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著名诗篇。

一、封侯拜相的一生

诚如他所愿，他确实封侯拜相——1864年得一等肃毅伯封号，1874年为文华殿大学士。1879年，朝廷又授予他太子太傅衔，时人敬称他为“李傅相”。1894年，赏三眼花领，为汉人所无。在拥有这些荣誉的同时，他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然是当时第一外交官。

而这一切，因为甲午之战而被剥夺殆尽，仅留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马关议和后，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当起了“空头宰相”。1895年，他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谈判《辽南条约》和中日商约。讽刺的是，李鸿章的第一个“全权大臣”，也是为与日本订立商约而授予的，那是1871年。

二十年后，身份未变，情况却大不相同。1896年，中日商约未竟，李鸿章被命为“致贺俄国加冕头等专使大臣”，前往俄、德、比利时、法、英、美各国游历，除了带回一个《中俄密约》，什么也没有。

二、人到暮年，重被启用

1897年，李鸿章入直总理衙门，当起了总理衙门大臣，并试图参与到铁路、矿务、借款事务中，皆无疾而终。1899年，从“商务大臣”到“署理两广总督”，本想终老北京的李鸿章不得不南下两广。他敷衍着朝廷关于捉拿经元善、康梁的任命，维持着两广的治安。然而，随着北方义和团动乱的愈演愈烈，昔日执掌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之位再次加身，不知这对一个77岁的老人来讲，是否还能引起心中的激荡？

三、“拼命做官”的李鸿章

身为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曾评论：“李少签拼命做官”。即使在甲午后不受重用的情况下，李鸿章也直言不讳自己的“热中”。他说：

“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他拼命做官不假，但在拼命做官的同时，并不惮于担当责任。在谈判中日商约时，他不免埋怨“朝廷不问，总署亦不问近来时事”的谈判困境，但并不因此而消沉，反而自改韩愈的《石鼓歌》以自勉：“中朝大官老于事，炬肯感激徒推矮”？

四、以“懂外交”著称的李鸿章

李鸿章以“懂外交”著称，其外交声望，在当时的中枢大臣中无出其右。对此，他也颇为自得地说：“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谓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样一人，他们或喜欢与我见面谈谈，也是普通所有之事。”但在细考之下，他的外交才能似乎不能匹配他的外交声望。

《辽南条约》的谈判，是由俄德法三国主导的，李鸿章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中日商约谈判，李鸿章的谈判技巧也不见高明，双方并没有很好地妥协出谈判的前提，导致谈判进展不大，而李鸿章在软磨硬泡之余总希望能通过私谊来打动对方，而对方自然不买账；在筹办第三期借款时，李鸿章过于轻信外国投机商人，在谈判前没有做好足够的调查功课，谈判时又急于谈成而失于斟酌，最后无疾而终，为同僚所哂笑。

五、孤独的李鸿章

在当时的政局中，李鸿章是孤独的，没有支持他的人，他也就“一扫而空之”。清流指其章贪权误国，他不止一次地诡病“言官制度”之坏事；维新党轻其没有实权，他也不看好维新派的救国主张。

然而，李鸿章对同辈或许苟刻，对后辈却常显温情。吴永回忆在李鸿章幕府中时李“平日神态和胞，语气亦甚脾擎可亲”，陈变龙颇感谢李在总理衙门时对自己的提点之恩，南海县令裴景福公然顶撞李并拂袖而去却得李劝慰，更不用说康梁、经元善、张元济等维新人物受到他的格外关照。

李鸿章死后，谥号“文忠”，《清史稿》里也赞其“忠勤”，这个“忠”字可以在他拒绝“两广独立”的姿态中得到最好的注脚。

    昨天看唐浩明《曾国藩》看到曾国藩在安庆的怀宁酒楼给李鸿章出兵上海前的饯行里的一端告诫的话，读起来颇有感触。

      老师做了两江总督，作为最能继承其衣钵的门生李鸿章，也在老师的栽培下即将赴任上海。在上任之前，曾国藩对他的这个爱徒做了一个极为精彩的岗前培训。这段文字是曾国藩多年的经验总结，作为老师真正做到倾囊相授。以下是原文：

曾国藩对李鸿章说：

      “督抚之职，一在求人，一在治事。求人有四类，求之之道有三端。治事也有四类，治之之道也有三端。求人之四类，曰官，曰绅，曰绿营之兵，曰招募之勇。其求之之道三端，曰访查，曰教化，曰督责。采访如鸷鸟猛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化者，率之以亲身。督责，如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治事之四类，曰兵事，曰饷事，曰吏事，曰交际之事。其治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要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不信不从。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忘，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日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综核一次。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帐。总之，以后胜前者为进境。”

      这文言看来有点费劲，让咱们从现代管理学分析换成换成大白话。

      曾国藩说

“什么是管理？管理就是管人理事。管人，要管四类人，有三个方式。理事这块，也有四类事，也有三个。

        “管人”这块的四类人，分别是你的同级，你的下级，其它部门的人，以及一线的生产人员。管理的方法有三种。一种叫访查人才、一种叫教育与引导、一种叫赏罚并举。访查人才要像老鹰扑食、房地产商敛财那样的饥渴。已到手的人才都要一一进行甄别，看是真才还是水货。所谓教育与引导就是要把好的东西传达至他人使他人学习掌握，并要注意从自身做起。赏罚并举的意思就简单了，两句话，干得好大大有赏，干得不好就要挨大棒棒。

        “理事”指的是四类事：生产、后勤、人事以及沟通。实际操作的三个思路是：剖析、简要以及综合考核。“剖析”就是把问题分解，像切西瓜，又像是搞雕刻。每逢一个难题出现，都要一个大问题分成两个中等问题，两个中等问题又分成四个小问题，四个小问题分成八个具体问题，要越分越到位，越分越具体，这样，使任何问题都不糊涂都不含混。所谓“简要”即是抓重点，问题分细了，就要开始把问题分出主次，抓主要矛盾。事情虽然复杂，关键点总是那么一两个。就像人，人身体虽然复杂，穴位总是那么可数的几处。又像一本厚书，文字虽多，真正点题的也就那么几句。所以说，管理部下、教育部下的时候，简要的话就容易理解，命令要是到位的话就容易执行，要是搞得复杂又繁琐，就会导致部下无法信服和执行。再就是“综合考核”，先打个读书的比方，读书每天都要注意不忘记当天所学的东西，每个月也要回顾下是否忘了已经掌握的东西。具体管事也是这个道理，一两个月就要对过程指标来一次检查。生产、人事都要做到月有月报，年有年表。后勤则是每天都要有流水帐，各季度都要有汇总帐。衡量这些指标是有目的的，那就是现在的数字总应比以前的数字好看，那才叫进步。

        曾国藩的这些话虽不多，但是至少涉及到了今天我们管理中所讲的人才选拔、培养、激励以及业务管理中的问题点的细分、工作优先顺序的考虑以及 PDCA 的雏形。

一个人即使再有智慧，也总有他的能力不足以胜任的事情，这种时候就需要他人的帮助。凡是做大事业成功的人，都很擅长物色帮手，让别人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力。适当地下放权力，不仅能够把自己从琐碎的、不擅长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够互惠互利，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曾国藩就曾经采纳李瀚章的建议，将李鸿章招募到门下。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他经常向曾国藩通报弟弟在皖的情况，有时甚至将家书呈递给曾国藩看，时时向他赞扬李鸿章的道德和学问，在李瀚章的举荐下，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为人有了一些了解，对他的才干也有了一些期待。

时值李鸿章到南昌看望母亲，曾国藩趁机通过李瀚章邀请李鸿章见面。两个人见面之后相谈甚欢，一拍即合，直呼相见恨晚。曾国藩希望借助李鸿章的才学成就自己的伟业，李鸿章希望借助曾国藩的帮助立功立名。

起初曾国藩只是将李鸿章留在幕府，让他“掌书记、司批稿奏稿”，李鸿章一向才气过人，很善于握管行文，无论是批阅公文，还是起草书牍、奏折，都是才华横溢词句得体，深受曾国藩的赏识。

咸丰六年，英法联军发动战争，攻占天津之后直逼北京，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跟鲍超一起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勤王无可推诿，但是对抗太平军也是分身乏术，他召集幕下的文武贤才商讨对策。

大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而此时李鸿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英法联军已经逼近北京，入卫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对抗英法联军的战役一定会以金帛议和的方式告终，并不会刀剑相向，此时真正危及大清朝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

曾国藩听了大受启发，湘军引领着对抗太平军的主战场，朝廷不要被颠覆才是重中之重，而北援的事情应该按兵不动，静待时局变化再做打算。于是曾国藩在上疏时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生地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望的做法。

结果不出李鸿章所料，不久便接到了朝廷的通知：“和议已成，毋庸北援”。李鸿章用敏锐的洞察力和清晰的大局观帮助曾国藩度过了北上勤王的难关。此后曾国藩也是愈加倚重李鸿章，即使在对待祁门的战略上两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也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一旦有事召唤，立即支援绝无二话。

对于一个想干大事的人来说，左膀右臂的作用至关重要，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虚怀纳谏从善如流，往往能够拨开迷雾化险为夷。甚至当一些有用的言论听上去特别刺耳的时候，也要平心静气，冷静下来思考别人的话有没有道理，而不是闹情绪记恨，任由自己的缺点继续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