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1898年2月10日出生于巴伐利亚州的奥格斯堡。祖上是施瓦本农民,他出生的时候,父母已是这座小城里的富裕市民。
1917年他进入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次年改修医科,曾被派往奥格斯堡战地医院看护伤员。他以激进的政治态度和多才多艺赢得士兵的信赖和尊敬。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时,他被医院士兵推举为奥格斯堡士兵委员会成员,但革命很快遭到镇压。布莱希特把他对这场革命的认识和失望情绪,写进了次年春季完成的剧本《夜半鼓声》(1919)中。
战争和革命的动荡平静以后,布莱希特重入慕尼黑大学。1922年2月22日他的剧本《夜半鼓声》在慕尼黑话剧院上演,同年获“克莱斯特奖金”,从此引起德国戏剧界注目。1923年被聘为慕尼黑话剧院导演兼艺术顾问,1924年应著名导演马克斯·赖因哈德之聘任柏林德国话剧院艺术顾问。
1926年,布莱希特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进入柏林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结合创作系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28年他与女演员海伦娜·韦格尔结婚。1933年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以后,在国会纵火案发生的次日,布莱希特被迫离开德国去巴黎,同年夏携家属去丹麦,在斯文堡附近一个农舍里居住6年。1936~1939年同布雷德尔、福伊希特万格一起主持了在莫斯科出版的德文杂志《发言》。1939年被迫离开丹麦去瑞典,1940年去芬兰,次年夏季取道苏联去美国,在圣莫尼卡居留6年。1947年摆脱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返回欧洲,最初停留在瑞士苏黎世,1948年10月回到柏林。晚年和夫人海伦娜·韦格尔领导了“柏林剧团”的活动。1956年8月14日逝世。
布莱希特早期的作品大多描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引起的社会弊端,表达了资产阶级文明不久将被一场“地震”吞没的信念。他在努力理解和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剧作《人就是人》(1926)、《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27)、《三分钱歌剧》(1928)、《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1931)等,都是最初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尝试,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本质问题。
20年代末30年代初,布莱希特开始创立叙事剧的尝试。他把戏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传统的戏剧性戏剧,或称“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一是叙事剧,或称“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他认为前者偏重于诉诸观众的感情,借恐惧与怜悯引起净化,把观众吸引到剧情中去,与剧中人物发生共鸣;后者则更偏重于诉诸观众的理性,让他们在观看与思考中判断剧情的是非曲直。布莱希特创造了一种称为“陌生化效果”的艺术方法。依照这种方法,剧作家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表现一种生活现象或者一个人物典型,以便让观众用新的眼光来观察,深入地理解司空见惯的事物;导演和演员则借助这种方法,有意识地在角色、演员和观众之间制造一种感情上的距离,使演员既是他的角色的表演者,又是它的“裁判”;使观众成为“旁观者”,用探讨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舞台上表演的事件。
布莱希特的叙事剧按体裁可分为3类:《例外与常规》(1930)、《措施》(1930)、《母亲》(1932)被称为“教育剧”;《四川一好人》(1940)、《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1940)、《阿图罗·魏的有限发迹》(1911)《高加索灰阑记》(1945)是“寓意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伽利略传》(1947)和《公社的日子》(1948~1949)则属于历史剧范围。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不但说明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
“教育剧”是布莱希特尝试创立叙事剧之初经常采用的形式,是20、3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蓬勃发展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直接产物。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是大多数“教育剧”着力表现的主题。它反映了像布莱希特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在2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从剥削阶级阵营转入无产阶级队伍以后要求自我改造的愿望。“教育剧”中最成功的一部,是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它以原作的主要人物和内容为基础,根据德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批判、反对战争危险、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等内容。
“寓意剧”的特点是比喻,作家不受人物和环境的束缚,有充分想象的自由。“寓意剧”的重点在于对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对立、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哲理性的概括。“寓意剧”一般都是由直接表演和哲理性的概括两部分构成,这种“双层次布局”是它在结构方面的特点。“寓意剧”的主题思想就是借这种多层次布局表现出来的,离开任何一部分都无法充分理解作品的真实含义。《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是根据芬兰女作家赫拉·沃里约基讲述的一则芬兰民间故事创作的。作品通过一个芬兰地主在酒醉时和酒醒后两种不同的表现,说明剥削者的本性不会改变,提醒人们对他们不能抱任何幻想。《高加索灰阑记》是根据中国元杂剧作家李潜夫的公案戏《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改编的。剧情围绕着两个母亲争夺一个孩子展开,在非常时期偶然上任的法官,在断案中发现,他面临的不是哪个母亲有权要孩子,而是孩子有权选择一个更好的母亲问题。作者给这个古老的故事加上一个现代内容的“楔子”,寓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一个集体与另一个集体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是可以找到对大家都有利的办法来解决的。而原则应该是:“一切归属于善于对待它的人。”如孩子归于慈爱的母亲,以使他成材成器;车辆归于好的车夫,以便于顺利开动;山谷归于灌溉者,以便使它开花结果。这出戏在艺术上体现了叙事剧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
布莱希特的历史剧都是借用历史题材,回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取材于17世纪小说家格里美豪森的小说《女骗子和流浪者大胆妈妈》(1670),剧中的主人公安娜·菲尔灵,传说是德国30年战争时用一个随军小贩,绰号大胆妈妈。剧本表现安娜带着3个子女,拖着货车随军叫卖,把战争作为谋生的依靠,结果子女们或死或散,落得孤身一人。作者借大胆妈妈的遭遇说明,想在战争中捞取利益的人,必然要毁于战争。《伽利略传》以17世纪意大利伟大物理学家、大文学家伽利略,因证明了哥白尼“太阳中心说”遭到宗教裁判所迫害的史实为题材,反映了在一个科学新时代破晓的时候,真理与谬论、科学与愚昧的斗争。作者最初的意图是借表现伽利略在愚昧黑暗的社会势力面前忍辱含垢,完成科学著述的行为,给德国反法西斯战士树立一个历史的榜样。《公社的日子》是根据挪威作家诺达尔·格里格描写巴黎公社的剧本《失败》创作的。德国法西斯政权被摧毁以后,布莱希特从德国面临的新形势中,看到了巴黎工人阶级在1871年起义中赶走资产阶级,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的现实意义。作品以巴黎一家普通劳动人民及其亲友在这一事件中的遭遇为中心,表现了这一伟大革命实践的始末以及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
布莱希特的诗歌创作始终同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相连,他在诗歌艺术上的革新,为现代德国诗歌开辟了新的园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布莱希特早期诗歌大多是在民歌、民谣传统的基础上创作的。他那些采用歌谣体创作的叙事诗,多数有戏剧性情节,有人物,采取严格押韵的形式,便于谱曲咏唱。如《死兵的传说》以离奇怪诞的讽刺形式,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表现了德国帝国主义在战争失败前夕的垂死挣扎。布莱希特偏爱创作“角色抒情诗”,不喜直抒胸臆,他惯于采用类似戏剧中行动的人物独白的形式,来揭示人物本身的、社会的或心理的特征。在这些诗歌中,作者有意识地避免传达主观情绪,而是努力做客观的陈述和报道。《妓女之歌》、《海盗燕妮》等就是这类诗歌。
布莱希特投身革命队伍以后,有意识地把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他的许多著名群众歌曲,如《团结之歌》、《统一战线之歌》等,既是十分精致的艺术品,又是切合时宜的宣传品,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了动员和教育作用。布莱希特的许多优秀诗歌,大部分是在叙事剧的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如《赞美地下工作》、《赞美共产主义》、《赞美学习》、《一个读书的工人的疑问》等。这些作品都明显地带有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启蒙和教诲的特点,他们不以感情去打动读者,而是启发读者的理性和思维,让读者通过认识达到行动。这是布莱希特诗歌的独特之处。布莱希特的诗歌常常采用“直接说教”的手法,面向读者的理性,陈述他对事物的认识。诗人借这种手法艺术地再现某些革命道理,以教导读者正确认识形势和事变。它们是语言通俗明了、比喻鲜明生动、结构简洁明快的教育诗。
布莱希特还借鉴中国古典诗词和日本古典俳句,创造了一种节奏不规则的无韵抒情诗。这种诗歌充分运用口语的特点,既不贪恋华丽的词藻,也不追求奔放的感情,而是从大量生活素材中选择精华,以表现事物最本质的特征。如在《工人喊着要面包》这首只有4行的短诗里,作者采用类似逻辑学“三段论”的手法,简洁生动地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形势。
布莱希特的主要诗集有《家庭格言》(1926)、《歌曲集》(1934)、《斯文堡诗集》(1939)和《诗百首》(1955)。布莱希特还创作了长短篇小说多种,如《三分钱小说》(1934)、《尤利乌斯·恺撒的事业》(1949)、《负伤的苏格拉底》(1949)等。《戏剧小工具篇》(1948)是他关于叙事剧的理论性思考的总结,被誉为“新诗学”。
布莱希特一向关心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酷爱中国文化,他的叙事剧理论颇受中国戏曲艺术的启发。他晚年很推崇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他所领导的“柏林剧团”,曾经改编上演中国话剧《粮食》。布莱希特的诗歌、剧本和戏剧论著,在中国已有多种译本,《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曾在上海、北京演出,颇受好评。
松树
松树(pine)常绿乔木,有少数为灌木。树皮多为鳞片状,叶针形,果球形,种子叫松籽(pine nut)可以吃。木材和树脂用途很广。
松树的品种在全世界有100多种,全是阳性速生树种,除幼苗期间需要些庇荫外,在生长期都喜欢光照和肥沃湿润的土壤。我省原有的乡土品种有华山松、油松、白皮松、马尾松、巴山松和杜松,从国内外引进的品种有华北落叶松、雪松、云南松、樟子松、湿地松、火炬松等。这些树种的生物特性各不相同,有的喜欢温暖湿润性气候,有的喜欢温和冷凉的气候。有的耐寒抗旱,有的不耐寒怕干旱。现主要介绍几种松树适宜栽培的范围。
l、华山松又名为白松、五须松在秦巴山区、渭北一些山区丘陵都可栽植,年平均气温应在15℃以下,年降水量在600—1500毫米。对土壤适应性强,在山地褐土、红黄壤、红色石灰土上都能生长。但对土壤水分要求较严格,不耐干旱和瘠薄,更不耐盐碱和排水不良。华山松较能耐寒,在零下7—10℃的低温下能正常生长,在高达零下31℃的绝对低温下也可生长。华山松树形高大、针叶苍翠、球果累累,也是庭园绿化观赏和营养丰富可口的干果树种。
2、马尾松又名青松、枞松, 是亚热带主要造林树种,只能在巴山和秦岭南坡一些地方栽植。适生温暖湿润性气候,在年平均温度13—22℃,年降水量800毫米以上地方生长。不耐过低温度,在冬季零下15℃时,幼树的针叶就会出现枯萎。马尾松对土壤要求不严,能耐干旱瘠薄的土壤,在粘土、沙土、石砾土以及阳坡土层薄或石缝中都可生长。喜欢酸性和微酸土壤,PH值在45—65 的山地生长最好。
马尾松生长快、寿命长,适应性强,树势挺拔,苍劲雄伟,既是荒山造林的主要先锋树种,也是营造风景林,疗养林的好树种。
3、油松又名短叶松、黑松 适应性最广,在陕西省从南向北都可生长,是适应大陆性气候最佳的一种松树品种。耐寒,抗旱能力强,能耐零下25℃的低温,在降水量300—400毫米的陕北北部地区都能生长。油松对土壤要求不甚严格,喜微酸性和中性土壤,在PH值75以上的碱性土壤,则生长不良。不耐盐碱性土壤,但在石灰岩山地、土层深厚、有机质含水量高,降水量充沛,排水良好地方生长良好。因此,油松是陕西省北部黄土沟壑、风沙区营造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的主要针叶乔木树种之一。
4、樟子松 它是我国东北地区主要速生用材树种和防护林、“四旁”绿化的优良树种。60年代引入我省榆林地区栽植,生长良好。它耐寒性很强,能耐零下40—50℃的低温。同时,也是抗旱性很强的树种,不苛求土壤水分,根系非常发达,可充分利用土壤中的水分。对土壤要求不严格,适宜在风沙土、砾质粗砂土、沙壤、黑钙土、白浆土上生长。在PH值超过8的碱性土和含盐量超过 01%或有渍水的地方,才对其生长不利。
从樟子松对适生环境条件的要求,它只宜在陕北地区做为防沙、固沙和沟壑治理、“四旁”绿化树种,大面积栽植。
5、雪松又名喜马拉雅松、喜马拉雅雪松 雪松树形挺拔高大,雄伟壮丽,是珍贵的用材树种和世界著名观赏树种。 雪松是亚热带树种,适宜在温暖湿润性气候,年降雨量600一1000毫米,酸性或微酸性的深厚肥沃疏松的土壤上生长。但在粘重的黄土和土壤瘠薄,岩石裸露的地方也能生长,不适在低洼水或地下水位过高的地方生长。否则会生长不良,甚至枯死。它抗烟能力差,易受烟害。
雪松适宜在关中和陕南栽植,由于雪松结实很少,扦插成活率低,主要靠外省供应,故每年用于庭园绿化和行道树栽植。雪松自然类型很多,根据树型和分枝的状况,可分为厚叶雪松、垂枝雪松、翘枝雪松三个类型。
松科是裸子植物门中最大的科,有10个属、230多种,其中松属就有90多种,是松科也是整个裸子植物门中最大的属。 松树是北半球最重要的森林树种,除苏门答腊松分布到南纬2度外,其余各种都自然生长在由赤道到北纬72度的山川原野上。尤其在温带地区,松属植物不仅种类多,而且往往形成浩瀚的林海,因此松树被誉为“北半球森林之母”。
松树对陆生环境适应性极强。它们可以忍受-60℃的低温或50℃的高温,能在裸露的矿质土壤、砂土、火山灰、钙质土、石灰岩土及由灰化土到红壤的各类土壤中生长,耐干旱、贫瘠,喜阳光,因此是著名的先锋树种。
松树最明显的特征是叶成针状,常2针、3针或5针一束。如油松、马尾松、黄山松的叶2针一束,白皮松的叶3针一束,红松、华山松、五针松的叶5针一束。
松树为雌雄同株植物,而且孢子叶成球果状排列,形成雌、雄球花。雌球花单个或2一4个着生于新枝顶端,雄球花多数聚集于新枝下部。松树的球花一般于春夏季开放,但花粉传到雌球花上后,要到第二年初夏才萌发,使雌花受精,发育成球果(俗称松塔或松球,不是果实)。球果于秋后成熟,种鳞张开,每个种鳞具两粒种子。
松属植物中的多数种类是高大挺拔的乔木,而且材质好,不乏栋梁之材。中国东北的“木材之王”——红松、北美西部广为分布的高大树种(高达75米)—西黄松、原产于美国加州沿海生长速度最快的松树——辐射松、原产于美国东南部的湿地松、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原产的加勒比松、广布于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部的欧洲赤松等等,都是著名的用材树种。
松树的观赏价值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国,从皇家古典园林到现代居民家中都能见到松树的倩影,例如北京北海、颐和园中的油松、白皮松,树桩盆景中广泛使用的五针松等,一些名山胜地,更是山以松壮势、松以山出名。黄山的黄山松、华山的华山松、长白山美人松……无一不令游人叹为观止。
中国是世界上裸子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仅从松科来看,就能充分表现出华夏大地是名副其实的“裸子植物故乡”。在中国广袤的山林原野中,不仅生长着茂盛的松树、落叶松、云杉、冷杉森林,而且在一些深山密林中还隐藏着许多极为珍贵稀有的松科树种。在国家公布的第一批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中,松科植物就有39种,占总数(389种)的1/10。其中银杉被列为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百山祖冷杉、金钱松等17种列为二级重点保护植物,黄枝油杉、樟子松等21种列为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1、“施、挠、庸、艰、毅、铲、劣、惹、讥、浆、岔”的同音字:
惹:热、 施:是、 挠:铙、 庸:痈、 艰:肩、 毅:译、 铲:浐、 劣:列、 惹:热、 讥:姬、 浆:将、 岔:差
2、“施、挠、庸、艰、毅、铲、劣、惹、讥、浆、岔”的形近字:
施:拖、 艰:银、 浆:桨、 挠:烧、 铲:产、 庸:慵、 讥:机、 岔:忿、 毅:毂、 劣:务、 惹: 荵
扩展资料同音字解释:
一、热:rè
1、物体内部分子不规则运动放出的一种能量。物质燃烧都能产生热。
2、温度高;感觉温度高(跟“冷”相对):~水。趁~打铁。三伏天很~。
3、使热;加热(多指食物):~一~饭。把菜汤~一下。
4、生病引起的高体温:发~。退~。
5、情意深厚:亲~。~爱。~心肠儿。
6、形容非常羡慕或急切想得到:眼~。~衷。
7、受很多人欢迎的:~货。~门儿。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很~。
8、加在名词、动词或词组后,表示形成的某种热潮:足球~。旅游~。自学~。
9、放射性强:~原子。
10、姓。
二、是:shì
1、对;正确(跟“非”相对):一无~处。自以为~。实事求~。你说得极~。应当早做准备才~。
2、认为正确:~古非今。深~其言。
3、表示答应的词:~,我知道。~,我就去。
4、姓。
三、铙:náo
1、击乐器。铜制,圆形,中间隆起部分小,正中有孔,每副两片。常和大钹配合演奏。多用于吹打乐。
2、古代击乐器。青铜制,似铃而大,无舌,有柄,举奏。
四、痈:yōng
皮肤和皮下组织的化脓性炎症,病原体是葡萄球菌,多发生在背部或项部,症状是局部红肿形成硬块,表面有许多脓疱,有时形成许多小孔,呈筛状,非常疼痛,常引起发热、寒战等,严重时并发败血症。
五、肩:jiān
1、肩膀:并~前进。
2、担负;担任:身~重任。
形近字解释:
一、拖:tuō
1、拉着物体使挨着地面或另一物体的表面移动:~船。~地板。火车头~着十二个车皮。
2、在身体后面耷拉着:~着辫子。~着个尾巴。
3、拖延;延续:~时间。这件工作~得太久了。声音~得很长。
4、牵制;牵累:~累。~住敌人。
二、银:yín
1、金属元素,符号Ag(argentum)。白色,有光泽,质软,延展性强,导电、导热性能好,化学性质稳定。用途很广。通称银子或白银。
2、跟货币有关的:~行。~根。
3、像银子的颜色:~灰。红地~字的匾。
4、姓。
在现在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节选自《左传》中的名篇叫《郑伯克段于鄢》,里面的内容与今天要介绍的古城有直接关系,同时这也是两个成语即“多行不义必自毙”和“黄泉相见”的起源。
《古文观止》
这个古城就是京襄城。遗址位于现在荥阳市东南郊,当地依托着遗址西侧的城墙建起了一个京襄城遗址公园。
京襄城遗址公园
我们先来聊聊京襄城的历史。说到京襄城的历史,就不得不说郑国的历史。公元前806年(西周时期),周宣王将郑地封给弟弟郑桓公,郑国始立。最初的郑国位于现在的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东部,郑桓公也成为郑国的开国国君,同时也是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的叔父。
公元前775年周幽王任命郑桓公担任周王室的司徒,掌管全国土地和户籍。郑桓公在司徒任上兢兢业业,颇得民心。但是当时周幽王宠幸褒姒,每天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并重用奸臣虢石父,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导致民怨沸腾,又为了取悦褒姒而烽火戏诸侯,诸侯们也颇多不满,对周幽王失去了信任。
烽火戏诸侯
郑桓公见周幽王一意孤行,预料到国家终将再起祸端,自己只好先作打算,于是在太史伯的建议下,于公元前773年将郑国财产、部族、宗族连同商人、百姓等举国迁移到东虢国和郐国之间的京城(即现在的京襄城遗址)。公元前771年犬戎之乱时郑桓公为保护周王室而战死骊山,桓公之子掘突被郑国人推举为新国君,是为郑武公。武公即位后联合秦晋卫三国联合击败了犬戎,又辅佐周平王东迁洛阳,同时也把京城作为郑国东迁后的国都进行营建。郑武公高举“尊王”与“爱民”两面大旗,着力发展经济,并先后灭亡了郐、东虢以及其他八个附庸国,势力发展到今河南洛阳附近。
荥阳郑氏三公像(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
后来,为了东周王室的尊严和利益,郑武公主动让出制邑(今荥阳西北虎牢关附近)以西的大片土地,着力向今河南荥阳的东南方向发展。公元前765年,将郑国都城由京城“迁到溱洧(今河南新郑一带)”。
也就是说郑国东迁之后把京襄城作为都城大约有5-6年的时间。后来到战国初期,郑韩两国交兵,郑国都城(新郑)被韩国攻破,郑国再次把都城迁回到京城,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75年,郑为韩所灭,郑国也成为战国时期最早灭亡的大诸侯国之一。所以说京城既是郑国东迁的初都,也是郑国的末都,郑国立国共计432年,传位24君。
京襄城东北角
那为什么又把京城称为京襄城呢,大部分的解释是是因为公元前636年,周王室有“子带之乱”,周襄王从洛邑出避,郑文公迎周天子暂居此城,后亦名襄城,清朝时合京、襄二字称为“京襄城”。但我查了相关史料,当时周襄王确实是避难于郑,但是被郑国安顿在“氾”(今河南襄城南),所以并不确定周襄王是否曾经在京襄城暂住过。另外一种说法是京襄城为京县城的讹音,《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京县故城,(荥阳)县东南二十里,即郑京城太叔之邑。”因此京襄城为京县城的讹传可能性很大。但我们还是按照目前的命名,称之为京襄城。
京襄城整个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775米,东西宽1425米。在城址的东侧和南侧原来有京河环绕同时也具备护城河的功能,现在已经干涸,但河床距离城墙依然有十余米的高度,城墙西侧和北侧也有壕沟保留,北侧壕沟有十余米深,西侧壕沟则大部分已淤积。
京襄城护城河
京襄城的古城墙至今保留了多段,不规则分布在城墙的东西南北四面,且大都比较巍峨,城墙外就是深约十余米的护城河。其中北城墙东段、东城墙大部、西城墙南段均有保留,南城墙因紧邻京河,城墙遗迹很难寻找,但大体沿京河走向东西布局。城墙上的夯土痕迹非常明显,每层夯土高约10cm,木棍孔及夯层也十分清晰,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能保存成这样实属不易。
清晰的夯土层(东城墙)
东城墙北段内侧
在京襄城内部偏东侧有一条深涧贯穿南北,将京襄城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面积为东侧两倍左右。这条深涧与护城河相通,可以推断在当时既可取水也可行船。在东城墙中段位置,也有一深沟从护城河延伸到城内,城内侧则非常像是一座小型码头。
城墙及阴司涧遗址
除了那两条深涧之外,京襄城遗址内大部分地方则是一马平川,现在被果园和农田所占据,只有在南部现存有一个村落就叫京襄城村,村落并不算大,占据了京襄城十分之一的面积,即使紧邻郑州市区,村里面人口也不多,和现在中原地区大部分的农村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
东城墙护城河入城处
京襄城村中间有一个古老的寺庙叫洪福寺,建在那条南北贯通的深涧之上,庙中有一座1761年(清乾隆年间)立下的古碑,碑文中有“(此涧)名阴司涧,古今相传有来历,不及黄泉无相见,郑伯克段即此地”。
城墙遗址(部分)
根据《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郑武公去世后,太子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郑庄公的母亲武姜由于生郑庄公时难产而受到惊吓,因此武姜不喜欢郑庄公,而喜欢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多次要求郑武公立段为世子,但因周朝礼制有“立长不立庶”的规矩,郑武公仍立寤生为世子。庄公即位后,其母武姜请将共叔段封于制邑(今荥阳西北虎牢关附近),但因制邑地势险峻且又是与东周王室交界的地方,郑庄公没有同意。武姜又请封于京(即京襄城),郑庄公答应了武姜的请求。
共叔段到封地京城后,被称之为“京城大叔”(“大”通“太”),开始修筑城墙,厉兵秣马,整备战车。郑国大臣祭仲向庄公谏言,京城规模宏大,不符合分封礼制,劝庄公早日铲除共叔段以绝后患。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您就等着看吧”。很快共叔段就发动叛乱准备突袭郑国首都,武姜则计划作为内应打开城门,但共叔段的叛乱计划很快就被郑庄公探明,并派兵主动出击京城,共叔段的叛乱也并没有得到京城百姓的拥护,很快被郑庄公所平定,共叔段逃往共国。
郑伯克段于鄢示意图(春秋时期)
郑庄公对母后武姜很生气,把母后武姜从都城新郑驱逐到颖(今临颖)。郑庄公发誓:“不到黄泉下永不相见!”但又很快就后悔了,可惜君无戏言,所以庄公很是苦恼。颍考叔听说此事后,想化解他们母子的关系,于是故意在和郑庄公一起用餐时把肉留下不吃。庄公感到非常奇怪,颍考叔说:“我母亲只吃过平民百姓的饭,还没吃过君主赐的肉羹,我想给她带一些回去。”庄公说:“你有个老娘可以孝敬,我却没有!” 颍考叔故意装作不知问询原由,庄公把原因告诉了他,还告诉他后悔的心情。颍考叔答道:“这有什么为难的呢?只要挖一条地道,挖出了泉水,从地道中相见,谁还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依了他的话。于是颍考叔迅速行动,很快挖成了一个地道,请庄公和母亲在那里见面。母子二人见面后抱头痛哭,从此言归于好。这即是著名的“掘地见母,黄泉相见”故事的由来。
掘地见母,黄泉相见
我们再来讲一讲郑庄公。作为郑国的第三代国君,郑庄公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精权谋、善外交的政治家。其过人的政治才能,也是他在春秋初期列国纷争中能称霸中原的重要原因所在。郑庄公一生功业辉煌,在位期间,分别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攻伐陈、许、息等国,抵御燕国和北戎,都是攻必克,战必胜,可谓战绩显赫,使得郑国在春秋早期空前强盛,就连当时的大国——齐国也跟着郑国东征西讨,史称春秋小霸。
公元前707年夏,周桓王不让郑庄公参与周朝政,郑庄公便不再朝觐周桓王。同年秋季周桓王率领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军队讨伐郑国。周桓王亲自指挥由周军主力组成的中军。双方在今长葛一带展开战斗,战斗开始一段时间后,蔡国、卫国、陈国的军队便开始败逃,周天子的军队因此也陷入混乱。郑国的军队便从两边会拢围攻周军,周军大败。郑国大将祝聃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周桓王虽然受伤,但还能指挥军队。祝聃请求追击周军,郑庄公说:“君子不希望欺人太甚,哪里敢欺凌天子呢?只要能挽救自己,国家免于危亡,这就足够。”于是郑军便没有追击。晚上,郑庄公派遣祭足慰问周桓王及其随从。但从这件事情开始,周王室天子的权威便开始衰落,进入到了孔老夫子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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