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前,其他革命党(包括同盟会)进行过多次起义,都没有获得成功。辛亥革命的成功,一方面当时经过灾害,老百姓有了改朝换代的心理,也就是说有了革命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时的革命者很天真,他们只要革命,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得失,这也促成了他们推举黎元洪。(正是他们的天真,其他官员看到连黎元洪这样的反革命都造了反,那我们还等什么)在革命成功后,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才让位于袁世凯。最终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黎元洪在新军中虽然军衔比张彪低,但影响比张彪要大、威信也比张彪要高。当时训练新军官兵的一些教材都是由他校定的。新兵的教科书上本本都有他的名字,这也使得他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大。除了对湖北新军做出重大贡献之外,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应该说还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它曾建议选派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黎元洪1898年首次从日本考察回国之后,便向张之洞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张之洞很快答应他的建议,最初计划是湖南、湖北各派一百人,但由于经费不足,最后只派了20人,从此开了留学日本的新风。到1906年时,湖北留日学生有1360人,约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因此,辛亥革命后仍有人说:“至今军界学界人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
其次,黎元洪为官清廉,平易近人,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广大士兵的爱戴。这可能和黎元洪出身贫苦有关,平时他对士兵比较体恤,作风开明,没有什么架子。对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常常免去劳役,给予特别关照;在治军方面,则宽严适度,以身作则。这一点和张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彪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逢年过节,他经常勒令各营送礼,但他不直接收钱,而是要人送“字”。送字分为福、禄、寿三等,其中福字代表8两,禄字代表4两,寿字2两。每个人至少要送一个字,然后直接从军饷中扣去。
再有就是黎元洪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比较宽容。从1903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地到部队当兵,做士兵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些行为被黎元洪多次发现,但他多宽大处理。1903年,刘静庵在黎元洪管带的护军马队当文书,秘密从事反满宣传。后来,黄兴化名张守正写信给他,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便告诉了黎元洪。黎元洪完全可以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严肃处理刘静庵。但是黎元洪顾虑自己部队出现革命党人,上面知道肯定会来追究,最终一定会追究到自己头上。因为黎元洪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现在有这么高的职位不容易,他就有一种保位的思想,所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假称刘静庵生病,让刘辞差出营,没有进一步追究。1906年末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后,日知会密谋响应。由于内奸告密,湖北当局抓捕了包括季雨霖、刘静庵、张难先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党人。其中季雨霖的级别最高,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关押了一年多后,由黎元洪、曾广大以季雨霖生病为由,让他保释出狱。革命党人这样的活动发生过多次,但黎元洪都没有从严处理。这也让革命党人对黎元洪有好感,认为他是一位仁厚长者,所以,辛亥革命后大家才推举他出来当都督。
黎元洪这人不错,在军队中下层军官中有很高的威望,起义前对革命党人还是比较宽容的。武昌起义当晚,其正在军营,对部下下令所有人不可出营,不可攻击革命党,但革命党人若进攻则还击。起义成功后,革命党***死的死逃的逃,需要个有足够威信的领导。黎元洪虽说是当上都督是被逼,但他上台确实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革命党以他的名义发出安民通告后,四散的部队军官及政府官员们大都又回来了,把很多中立的势力都争取过来了。并且也为其他省份作出了表率,之后多个省份的革命,都得到了清廷中维新势力的支持。总的来说,黎大都督尽管一开始自己不愿做这个都督,但在当时他确实是最较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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