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都知道汉朝是在推翻秦朝大一统局面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建立的过程中历经数十年的战乱，所仰仗的基本都是市井屠狗之辈，诸如萧何、张良治世之才却是少之又少。

所以，汉朝在建立之初便面临着人才缺失的局面，这对于新兴政权的生存也是极为不利的。基于此，出台一套能够有效维护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显得极为迫切。

西汉文帝十五年，汉文帝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博纳以言”。至此，贯穿汉朝数百年历史的察举制选官方法雏形孕育而生。

▲（汉文帝画像）

之所以将它此时期的察举制称为雏形期，是因为其程序设计仍不够规范严谨，如颁布察举召令的时间不明确，荐举的科目没有明确规定。察举制真正意义上成为汉朝较为完备的选官用人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

史料记载，汉武帝在位时曾下诏要求各郡的地方长官每年需要在本地向中央举荐一名孝子和廉吏，未定时定量完成者将受处罚。察举制在人才选拔的时间和数量也由此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

除此之外，汉武帝时期的察举制在科目上分为常科和特科两类：

所谓常科，即“岁举常科”，每年按科察举的科目，总体来讲分为：孝廉科、茂才科、察廉科、光禄四行科。其中孝廉科是按照在家做孝子，在外做廉洁官吏的标准来考察人才的科目，也是常科四科中最为重要的一科。茂才即秀才，为避汉光武帝刘秀讳而改为茂才。

所谓“秀才”，即优秀的人才。在汉朝，能够举秀才，一般都会社会地位较高者。根据史料记载，在汉代每年举秀才的人数仅为二十人左右。所谓“察廉”，顾名思义，检查官员为官是否廉洁，这一科目的主体是官员，主要运用于对官员的考核，属于汉朝职官队伍建设范畴。

而“光禄四行科”是指由光禄勋主持的对官员四种品行考察的科目。四种品行分别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此科目与察廉科相辅相成，从养成士风和监察士风两个方面来对在任官员进行考察升迁。

特科与常科不同的是没有固定的时间，通常情况下是皇帝依据特殊需要而采取的临时决议。在实施程序中采取由皇帝进行策问的方式。察举特科中又分为：贤良方正科、文学科、明经科、明法科、至孝科、有道科、勇猛治兵法科、阳阴阳灾异科等，其中前四科是察举特科中最为重要的四科。在策问中通过者，一般都会被视情况而破格升迁。

▲（汉武帝画像）

总而言之，汉朝的察举选官制度，客观上是符合当时政府迫切寻求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尽管其以“孝”“廉”未标准的选拔方式，很难对国家的建设起实质性的作用，但却为后世的考试选拔官员方式提供了十分有效的借鉴作用。

除了察举制这一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之外，在汉朝还有一些作为补充性的选拔制度：太学、征召、任子、自荐等。

汉武帝时期所设立的太学。其相当于如今的大学，由政府创办，但在当时只有此一所。在太学中学校的学生，考试毕业后分为两等：甲科与乙科。甲科出身为郎，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侍卫。乙科出身为吏，由中央委任至地方任职。

征召则是指皇帝通过特殊征聘的方式选拔社会中有名望且品学兼优的人士，被征召的人士往往都会成为皇帝身旁的顾问，同时视情况而被授予官职参加政务。在汉代，征召的范围比较宽，有些人并不是冲着官爵而来，而是通过此途径来发挥自身的才能，如张衡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任子制与世卿世禄制有点相似，汉代政府对现任官吏的子女采取恩荫世袭的授官方式。这当中有一定的标准，即受封官员为两千石，且任职时间需满三年，在满足这些要求后，其子女中可有一人出任类似官职。

自荐制则为一种由下往上自我举荐的选拔方式，这种选拔方式没有一定的标准，自荐人一般都是以上书自陈的方式博得政府和皇帝的认可，最终谋取官位。在这当中，大多数自荐人都会自我吹嘘，过分标榜，真正有才能的少之又少。所以这种人才选拔方式并没有得到过多的运用。

总体来讲，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以察举制为主，其贯穿于整个汉朝历史。在察举制之外，还有着许多形式多样且较为灵活的选拔制度，它们的出现反应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走向。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６０７），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隋朝,兴起于唐朝,明清是鼎盛时期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我国科举制度古已有之,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据记载始于汉代以下各朝,在此基础上,或继承,或变化,但大体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大致相同下面只就清代的科举制度加以简单的叙述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取得了第一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县太爷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这是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自明代开始形成的一套很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不是，是科举制。

　　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每年贡士3人，后设不同科目选拔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选拔人才，就是以应策取士。分科取士就是科举的前身。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以"四书五经"为准，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参照朱熹《四书集注》。

优点是：可以站在客观的角度审视被推荐者，能从各方面进行审查，避免了无能力者或者无德的人进入官场。

缺点是：很容易受到个人喜好等主观因素和金钱诱惑等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推荐的不公平性，不仅不利于官场的净化及百姓的生活，也容易形成氏族对政治的垄断，不利于国家的选才

中国真实历史是五千年。

上下5000年的说法源于中国第一本正史--《史记》，司马迁根据考察，将中国的历史追溯到虞朝的姬轩辕（也称公孙轩辕）时期，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几乎无条件的赞同这一说法，后来受到国家推广，成为国人普遍知晓的一种说法。

往前6000年中国是否存在朝代，无法考证，无从确认。

夏朝是真的存在的，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朝到如今约有近4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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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经多次政权演变和朝代更迭，也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文化、科技世界瞩目。

中国史前时期炎黄二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炎黄”是传说中上古中国的两个部落领袖。炎是炎帝，黄是黄帝。炎黄被认为是华夏文明始祖，而汉族（汉朝前为华夏族）则称为炎黄子孙。炎帝姓姜、是炎帝族的首领，黄帝姓公孙、号轩辕氏。他们居住在中原。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

参考资料：中国历史_

　　最近读《季羡林》。引来些许感慨，片言记述。书中三部分分别介绍了季羡林老先生的人生哲学------------谈人生、谈读书治学、谈人生感悟。

　　亲近书的日子，让自己感觉生活充盈而丰盛。走在路上，怀中揣着一本书，感觉好踏实；每天的生活虽然忙碌，但能咀嚼一缕书香，感觉一天的时光没有白费，否则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如何充盈自己的人生呢？

　　一、良好的心态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根本。目前的生活虽然是忙碌的，

　　但却是充实的。自己知道不是一个完人，但足以能够克服目前的任何困难。因为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大！如果不充分挖掘自己，那样声明中的时光会白白的浪费掉。

　　把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工作，生活中自己的负重看作是一种宝贵的挑战。向自己的能力挑战，向自己的“工作方法、技巧”挑战。自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但愿能接受这种考验。只要你愿意，便不会为自己的付出而疲倦。

　　我们需要的往往是一种“我愿意”的感觉！

　　二、吝啬时间，善于利用生活中的“边角料”时间。

　　时间如同海绵里的水，要挤总会有。在读书方面，写随笔、撰写文稿、提高

　　基本功方面要持之以恒。季羡林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是四五点钟起床，晚上读书治学几个小时。这种对生命的高度敬畏值得我辈学习。自己虽不能做到每天都像是最后一天一样珍惜，但应该时刻保持一种“时间就是生命”的意识。

　　三、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冰心老人送给别人的座右铭：知足知不足，有为由不为!自己尤其应当铭记在心。人总会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能够及时地合计一下今后三年的规划。思考着如何做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如何做一个好家长；如何做一个好人？让自己满意，让大家满意！

　　围绕工作重点，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做。不要总想着最后的结果如何。重要的是努力去做，我付出了我的所能，我心满意足。尽力了，结果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但是做不做却是自己做主的。

　　在生活、工作的过程中，不可不顾及周围人的态度，要及时征求大家的批评意见，以便让自己的工作能更进一步。最好能在别人批评之前先自我批评。人贵有自知之明吗？

　　当然，也不可一位生活在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中。因为人与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千万不可学那个“最后扛着驴走路的老头”。认准了的事，就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大家可能因为你这样做而心生异议。因可能因为你不这样做而心生异议。你何不按照正确地方向去努力呢？这也许才是“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含义吧！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怎样才是正确的路？可能仁者见仁，于我而言，莫过于对教育工作有利，对为别人服务有益，对个人修身、健身、成长有益。生命的质量提高了，生活的品位提升了。有些看似说假、大、空话的感觉，但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的确是自己最为关注的问题，真假与否，请明鉴！

　　一不小心在joyo上逛了几本书，突然觉得书还挺贵的，于是赶在下班前到浦东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现在的图书馆福利越来越好了，只要80块钱押金，不需要年费，凭身份证就能借书，好生方便。好久没在图书馆里逡巡了，刚睡了13个小时又犯困了的小师妹催着我快走，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这本书——《季羡林谈佛》，也就是我在joyo上看中的几本书之一，崭新得应该没有被读过，那当然不由分说赶紧借上。

　　回到家，拥着温暖的被窝把它看完了。现在希望除了小说之外，读过的书都做一些笔记，所以趁着记忆还新，来写写读后感。

　　首先，很喜欢季老对佛学的态度，他说：“我认为，释迦牟尼确有其人，是一个历史人物。因此我就把释迦牟尼当成一个人，同世界上的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他是我研究的对象。”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一直以来对佛教都充满兴趣，但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对此，季老也诙谐地说：“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基于这样的观点，我对季老这本从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角度深入到佛教史的研究论文集更多了层亲近感。大学里读过不少佛教评论的书，要么就是什么法师的著作，讲了很多好玩的公案之余，非要给你说一番佛法道理，无趣得很，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批判，讲了些佛祖的故事之后就跳出来说一番唯心主义局限性的东西来提醒读者不要信这些故事，又可笑得很，这些都不是我足够感兴趣的佛教研究领域。

　　在季老对释迦牟尼生平以及原始佛教的起源问题的探讨中，我理解了不少过去的困惑。首先是释迦牟尼的出身问题。一般认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年，这个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孔子活跃的时期。如佛典记载释迦牟尼是个快乐王子，直到他出宫遇到了生老病死才开始思考人生。这点总让人起疑。现在的观点是，释迦族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和富庶，它仅仅是一个身处偏远（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推举制产生首领的共和国（类似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不能肯定释迦牟尼是否属于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雅利安血统，但他自称属于刹帝利。好吧，这里又要温习一下世界史，还记不记得当时印度的四大种姓划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自称属于刹帝利的释迦牟尼自然要为提升刹帝利的地位向婆罗门宣战。这种宣战的表现就在于他选择了沙门的宗教来哺育佛教，以及禁止使用梵语传播佛教。这里的两个地方都要着重说明一下。当时的印度有两类哲学家，一类代表了入侵者雅利安人的婆罗门，一类代表了被入侵者土著的沙门。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婆罗门，所持有的信仰也相当的乐观，他们的宗教就是用来祈祷他们的下一个胜利。而在痛苦的土壤里孕育的沙门则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他们主张苦修，既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只好用更加痛苦的方法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深受沙门影响的佛教是这个世界上最彻底悲观的宗教。至于梵语，是婆罗门的语言，所以释迦牟尼允许徒众用自己的语言传播宗教，但唯独不允许使用梵语。

　　好吧，不管怎么说，佛教的初始教义被创立了，但它怎样才能传播并且发扬光大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智慧知变通的宗教领袖。他积极地与国王和富商结交，在和经济上都寻找最可靠的依托。有两个例子为证。杀了父亲的未生怨王得到了佛的安慰。佛也和有钱的庵摩罗结交，还接受了她赠送的一座。所以，最后季老总结说：“他之所以成功，佛教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一方面说明它满足了一部分的宗教需要，同时同他这个教主有一套手段，也是分不开的。”

　　看过西游记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咱的玄奘法师念念不忘的大乘佛教吧。究竟大乘和小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佛教会从小乘发展到大乘呢？佛教在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要之余，不能不开始面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问题。众所周知的韩愈的《原道》和《论佛骨表》等都在这方面大力抨击佛教的消极社会性。小乘佛教的“天国门票”是昂贵的，信众必须累世修习，并且不事生产，而大乘佛教则允许你在家当居士修持。佛教能流传至今，不能不说它是一个极懂变通的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伊始，它依附于玄学得以广泛传播。最后站稳了脚跟后，佛教就不屑与其他宗教为伍了。例如在唐朝，太宗曾命玄奘法师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去。虽然最后史实表明的确翻译了，不过玄奘法师可是老大的不情愿呢，他说：“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义？且老子立意肤浅。五竺闻之，适足见薄。”翻译过程中，玄奘又坚持了自己的名词定义，不肯将道翻译为菩提，同时拒绝了翻译序，理由是怕被老外笑话了去。

　　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都知道玄奘在西域那烂陀寺学习，当时PK僧，名声大振。但究竟他都辩论了什么还不甚清楚，季老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作了简单的例举，“调和空有，摧破晓乘正量部的理论，斗败顺应外道”。这里又有些背景要介绍，佛教从小乘发展到大乘之后，小乘并没有消亡，而是一直和大乘共存。在这过程中，大小乘内部继续分化。小乘有诸部，大乘也分化为空宗和有宗。顺着这个话题，提一下禅宗。禅宗是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流派，六祖的“顿悟”学说使得天国入门券变成了演唱会开场后的黄牛票，简直就是大甩，这也使得禅宗成了流传时间最久的流派。“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佛教如是，主义也如是，笑。

　　玄奘是个非常细心的观察家，他每到一地，都细心观察并记录当地的宗教发展状况，而这些忠实的记录在现在看来确实非常有意义。书中至少提到了两处玄奘的记录的作用。第一处，是关于“大乘上座部”的说法。《大唐西域记》里有五处明白的写到“大乘上座部”，但是上座部是属于小乘的，所以各国翻译家翻到这里时，都感到为难，有如实翻译的，也有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释的。季老的观点是，“大乘上座部”有其实，是小乘上座部受大乘学说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学派。第二处，则要和法显的《佛国记》对照起来看。法显是谁？反正我没看这本书之前是不知道的，但看下来，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并不逊于我们喜闻乐见的玄奘。法显是东晋人，是第一个真正到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而古代印度缺少真正的史籍，因此《法显传》对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就举足轻重了。比较法显到玄奘这二百多年间的记录，可以发现，大乘在某些地区逐渐战胜了小乘，而玄奘时期的僧徒比法显时期已经明显减少了，佛教逐渐衰微了。想想那个时代只能徒步旅行并且只能用纸写游记攻略的驴友，能通过自己的见闻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变迁，真是有趣又令人钦佩。

　　最后要说的是古人对中印文化的对比，很有趣。谢灵运说：“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uot;《含光传·系》则说：“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我不住想，这个与现在的软件业发展现状是不是有个有趣的类比呢？印度能进行软件的大规模生产，每个印度程序员都能写出一段标准的没有差别的程序。而中国的程序员多以孤胆英雄见长，个中国程序员肯定能写出个实现代码来。从古至今，这民族差异还是顽固的流传了下来。既然说到软件业，又难免啰嗦一句，大乘的无宗里面，提到万事万物都是空，唯有关系长存，不由得让我想起关系型数据库，不知道如果比较一下数据库技术和佛教流派的发展，会不会有些有趣的发现？说起来这也不算完全的无稽之谈，因为二者都是人类对世界的抽象。我一直觉得计算机是一门哲学，一门实实在在能对社会发展做出事情的哲学，嘿嘿。

　　最后自吹一下，发现偶的古文功底还马马虎虎，居然看那些引经据典也津津有味。

　　手捧《季羡林》一书，我看的如痴如醉，不能放下。花了两天时间看完季羡林传，我感慨万千。

　　可值得我感受的事情太多了，给我感受最深的有那么几件事情。

　　一、平凡、朴素中孕育着伟大

　　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报到，看见一位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爽快答应了，而且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几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生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

　　季羡林先生的就是这样的平凡、朴素，如果他不平凡，他不朴素，能被别人认做守门人吗？然而就是这样的平凡愈加显出他的伟大，愈加折射出他人格的魅力。一个大学校长给一位新生看行李，没有丝毫怨言，而且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的精神啊？试问当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即使有人想做，有谁能够做到他那么平静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恐怕没有几个人！

　　季老的平凡还可以引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的话来评价。刘梦溪说：“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季老，总想过去向他致意。可季老只要远远看见我走过去，一定会站起身来。一贯如此。对比我更年轻的后学也如此。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只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坐在他旁边，他就没法站起来了。”因此刘梦溪在《季羡林先生90寿序》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先生是‘望之温温，即之也温。晚生后学，可以相亲’。”

　　这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二、对动物的喜爱，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感情如此的丰富、细腻，催人泪下。

　　他酷爱养猫，对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写的《老猫》，幽默，细腻，感人。他对波斯猫的喜爱到了跟他们一起乐，一起悲，甚至跟它们住一起。晚上猫睡在自己的被窝上面，为了避免惊动小帽，他醒来硬是着不动一下。他把它们完全看作了自己的朋友。

　　季老喜爱动物，跟怀有各种各样动机去爱宠物的一些人不同，他关心身边这些“伙伴”的命运，甚至为它们背着沉重的感情十字架，为一些孤苦、弱小生灵的命运伤感、悲苦。他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为一些小猫小狗流泪叹气。有一次，燕园中他平常最爱走的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人砍断，他看到藤萝上初绽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信息，还在绿叶丛中微笑，不住为它们伤感：“它们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

　　三、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忘我工作的精神。

　　期间，季老也无列外，遭到了四人帮的，最后被发配到北大35楼守门。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守门户，传呼，收发信件和报纸。但是他是一个闲不惯的人，难道就让自己的人生在这里度过？于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部史诗够长的了，至少有八万行。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他向东语系图书室的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当时订购书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他当时的任务是看门，而且他头上“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里去呢？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此时，他身在门，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头戴重冠矣。”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年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从年到年编译完，整整10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十年以来，他毫无间断，夜以继日，勤勤恳恳，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季老在《罗摩衍那》译后记中说：“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受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当他不得不参加一些空话废话居多的会时，季老就在会前、会后甚至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在这种时候，他往往只用一个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而把剩下的一个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法子。”这种幽默的内涵，真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如此的兢兢业业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学习，都值得从中汲取一些东西。

　　年后，季老获得了相应的地位。然而，他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总之，季老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很多，这只是他人生光辉大河中的一小点闪光的浪花。

　　我们作为一代青年，难道不应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吗，我们学习他的平凡、朴素，学习他待人诚恳、热情的精神。我们学习他淡泊明志，博爱的精神，学习他工作勤恳扎实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很多。。。。。。

南北朝时期中，北魏立国148年，比晋国都长（抛去晋国皇帝是傀儡的时间）。其独有的文化、风俗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且各项制度也有其独到性。

不过我们今天只来说一说北魏的汉化。什么是汉化

若放到现代，汉化一词提到最多的便是将外籍语汇的游戏、软件等翻译成汉语，以方便中国体验游戏、软件。若放到民族上，可以简单理解为将一个说胡语，穿胡服的外族，“翻译”成一个说汉语，穿汉服的人。

但事实上，汉化却没那么简单。一个政权的组织形式，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政权的演变便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更高级的政治制度。

汉化的过程便是汉族更高级的经济、文化取代胡族中低级的经济、文化的过程。

那么拓跋部是什么情况？

早期鲜卑处于氏族社会，其社会的生产主要是畜牧与游猎，并不涉及其他的生产。

氏族社会靠血缘关系来维持其“政权”，但随着鲜卑的发展，氏族这样落后的政权形式便被“部族”所取代。部族可以将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均纳为“同族，而并不是仅仅靠着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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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帝纪一》记载“（成皇帝毛立）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这里的大姓便是指的不同血缘氏族，他们共同组成了拓跋部。拓跋部不仅仅包括鲜卑，还有匈奴等胡族，比如有独孤部、贺兰部（也曾依附匈奴）、宇文部（辽西鲜卑）。

《魏书》平文皇帝五年，帝出居于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

部族形成的原因

之所以形成“拓跋部”这样新的组织形式，便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决定的，而影响拓跋部经济的因素便是对外掠夺。

我们知道任何政权组织的诞生，必然会有着军事力量产生，其首要目的便是保护自身，免于他人的侵夺。但军队同样可以用于掠夺他人的财产。

在《魏书·帝纪一》中，多是关于掠夺的记载。

比如魏昭成帝什翼犍：

二十六年，“冬十月，帝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

二十七年，“冬十一月，讨没歌部，破之，获牛马羊数百万头。”

这两处仅仅是关于牲畜的记载，三十年记载的“俘获人口及马牛羊数十万”，这里将人口与牛羊一同计算，说明当时拓跋部是将人口与牛羊等同的，都是作为胜利者的财产。

对掠夺来的人口往往用于蓄养牲畜，或者种植粮食。东汉末年的鲜卑首领檀石槐，便曾掠夺人口，来为自己耕种渔猎。《后汉书·鲜卑列传》记载“（檀石槐）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

注：倭人国裴松之注解为汗人国。

早期的鲜卑还实行推举制，最有名的便是三国轲比能。《三国志》记载：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大人便是部落首领。

但随着鲜卑对周边部落的大肆掠夺，使得酋长以及权贵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部落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随着财产的扩大，酋长们的权力也日益扩大。于是推举制便被世袭制所代替。

于是慕容部、拓跋部、段部等强大的鲜卑部族诞生了。

拓跋汉化的原因

一、拓跋皇族自身的需求，主动汉化

当拓跋珪时期，北魏仍然是奴隶生产制。

对外诸多军事行动中，拓跋珪仍然会将俘虏作为奴隶赏赐给诸将。若拓跋处于春秋时期，也许会慢慢发展奴隶制，但与他们紧邻的是封建制度成熟的晋朝（南朝），于是拓跋部快速迈向了封建制。

北魏包含者诸多不同语言的部族、部落，而拓跋族占有统治地位。北魏初期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以拓跋族为核心的军事联盟形成的部族。

部族便是形成国家的前身。拓跋部自拓跋珪以后，便开始部族向国家转化。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便会诞生新的阶级——代表绝对统治的皇权。

原拓跋部组织结构中，首领虽然权力更大，但地位上与其他部落酋长是等同的。拓跋皇族想要变成最高统治者，那么自然会与原有贵族阶级产生矛盾。

这一新生的政权形式对拓跋皇族也是陌生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运作。但是南方的汉族中央集权早已发展半个实际了。因此拓跋皇族汉化，是肯定必须经历的阶段，除非他们甘愿让出自己的权力。

另外权力结构的改变，也引起了内部的利益分配。

当初猗卢为了专制权力，直接导致拓跋内乱，不仅猗卢被杀，还使得拓跋族沉寂70年。直到拓跋珪重建代国，拓跋部才算又回到了历史舞台。

拓跋珪灭燕以后，拓跋珪权力逐渐增强，渐渐拥有了专制的权力。这便与鲜卑传统的军事贵族产生了矛盾。

矛盾主要由利益产生。

在以前拓跋部进行军事行动，事后战利品是军事联盟中诸贵族所共有的，然后按照军事实力再进行分配。

但到了拓跋珪，财产便成了拓跋皇族所私有的。其他的鲜卑贵族不再享有以前的财产分配权。财富带来权力，权力带来财富。这自然会引的原贵族的不满。

当然，其他立功的贵族也会分到战利品，但这个战利品的性质完全变了。它出自拓跋皇族自身的财产，属于一种赏赐。

自此，拓跋部的战争性质也变了，不再是已经部落进行掠夺，而变成了统治者（北魏皇族）自身财富的积累。

二、外部因素，拓跋族被动汉化

农业上汉文化的发展

随着北魏军事征服，自身疆土不断扩大，拓跋部统治下的汉人也逐渐增多。虽然大多鲜卑贵族扔将这些汉人用与畜牧，但也有鲜卑贵族将他们用于耕种。

这样鲜卑贵族间便形成了两种利益团体：畜牧封建主与田园封建主。畜牧封建主是鲜卑传统军事贵族，而田园封建主便是新兴的汉化鲜卑贵族。

无论双方如何争夺利益，随着拓跋部的内迁，拓跋部本族人都逐渐安定下来，不再游牧，大量族人的闲置，不得不开始注重农业的发展，毕竟人都需要吃饭。

汉族农业文化便这样在拓跋族内传播开来。

我们知道，汉文化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农业文化。北魏农业的发展，便足以推动拓跋族汉化。

政治上汉文化的发展

拓跋珪想要专制集权，学习汉家制度，还有比汉族士大夫更好的老师吗？北魏想要从当地士族中学习执政经验，建立能够巩固自身的政治制度。

同样，北魏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却没有足够的人去治理（汉化前鲜卑族大多是武将），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也需要与当杜大族合作。

而汉家世族不愿离家南下，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得想法融入北魏，获得统治权。

因此新兴的北魏封建主与原有的汉家封建统治阶级，不同族类的上层分子便因利益结合起来。

汉家大族的加入，便将汉族封建统治文化传入拓跋贵族中。拓跋贵族在潜移默化下，也会逐渐接受汉化。

而当地士族又需要北魏强权来保护自身利益。这样汉族封建文化便从而渗透进拓跋族的统治阶级中。

这个时候皇权与汉家世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朝堂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但拓跋皇族与世族都不满意于现阶段的利益分配，想要获得更大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