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灵 本文系腾讯独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汉族江右民系。吉州吉水人。南宋大臣,著名文学家、爱国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 ”中兴四大诗人”、「 ”南宋四大家”。他的两句诗「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为我们所熟知、绍兴三十二年杨万里临时担任湖南漕试试官,他看到首名卷中答卷人把「 ”尽”字写成了「 ”尽”字,于是便除名不予录取了,并且说道:「 ”明日揭榜,有喧传以为场屋(宋时代指考场)取得个尺二秀才,则吾辈将胡颜。” 古代科考时,对文字的书写要求很严,卷中有俗字、别字、错字是不能被录取的,如果被录取了,一旦传扬出去,考官也将被人耻笑。「 ”尽”是一个俗体字,当时还不能代替「 ”尽”字使用。「 ”尽”分拆开来就是「 ”尺”、「 ”二”,故杨主考对答卷人笑谑称之为「 ”尺二秀才”。后常以此常讥讽写俗字或写错别字的人。 从尺二秀才的事情来看,宋代的科举考试是非常严格的,虽然较前代录取的人多了不少,可是考的人更多,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算是千辛万苦考上了,得到的官职也非常低。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简要看看宋朝的科举制度。宋太祖确立了殿试制度后,宋朝的科考便固定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制度。解试是各个州郡选拔举人的考试,一般在各路州府举行,但也包括在转运司进行的解试(针对宗室子弟)、国子监进行的解试等。省试则是举人们在礼部参加的复试,因为一般在解试后的第二年春天举行,故而也称「 ”春闱”,除了在京城举行的省试之外,还包括南宋时在四川单独设立的「 ”类省试”。殿试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考试,也称「 ”廷试”。 注册解试的手续称为「 ”请解”、「 ”取解”,是士子们漫长科举道路中的第一步。为了请解,自唐以来,士子们均须向州县递交自己的「 ”家状”,家状一般包括姓名、乡贯、年龄、三代等内容,也要注明「 ”举数”(本人已经参加了几次解试)之类信息。在答卷时,家状也要抄写在试卷开头。以杨万里为例,杨万里考过两次解试,那么他在请解时注明的「 ”举数”就是二,同样,这样的信息也要写在答题的试卷上。这比现在高考严格多了,现在不管你复读多少次也没人管。宋朝各地的解试大多安排在八月份,少数距京城较远的地区安排在六月,如四川和两广,这样当那些地方的读书人参加完解试并被录取后,能有足够的时间赶到京城参加省试。但这客观上造成了一些漏洞,有人可以打时间差。在不同的地方参加多场解试,提高被录取的几率。这种情况在现在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时也比较常见。不过在南宋,这种手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原因是宋朝丢失了半壁江山,以前举子们需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参加省试,现在只用到临安(今杭州)就可以了,解试时间统一定在八月十五,考完之后真是「 ”明月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除此之外,由于各地的录取名额不一样,导致很多考生到外地应考,比如北宋时首都汴京举行解试时录取的人比其它地方都多,所以很多考生想方设法到汴京应考,在这里说一句,到哪里应考就要有哪里的户籍,这一点和现在一样。所以很多人就冒用他人户籍考试。但更加硬核一点的操作就是通过购置产业(主要是田产)落户,宋代的商业非常发达,有钱人多,|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太困难。在《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中举了一个例子,庐州举人王济的哥哥王修己,在开封府的祥符县买了四十八亩田地,因而有了开封府户籍,于是王济投递家状时,称王修己是自己的父亲,并考中了进士。还有另一名叫王宇的士子,也加入了王济这一户,连家状上「 ”三代”部分,也借用了王济的父祖三代。由于冒籍和买籍这两拨骚操作实在是杀伤力巨大,因此,在宋仁宗天圣七年,皇帝下诏,举人有开封府户籍七年以上不居他处者,可以在开封参加解试,此外,虽无户籍但也不曾占用别州名额的举子,经核实后,由命官作保,也可以在本地应试,这封诏令后来成为定制。(《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请令举人如有户籍及七年以上,见居本处,即许投状;未及七年,不居本贯者,不在收接之限。其委无户贯者,旧制许召有出身京朝官保明行止,仍不得过二人。无出身京朝官曾勾当事者亦许保一人…』) 在考试前,考官要提前进驻考场,然后被「 ”锁起来”,当然不是真锁,只是限制人身自由,考官在考场中完成拟题、引试、阅卷的全过程,直到名次确定并放榜之后,才可以出院,这种制度称为「 ”锁院”。锁院在解试与省试中大约持续四十到五十天,殿试锁院时间则至少十日,当然也有人性化待遇,为了防止人生病,也有医生驻场,也有有限的和家人通信的自由。对于考生来说,为了防止他们作弊,每个考生都有编号,试卷上写有名字籍贯的「 ”家状”部分被纸粘住,还要盖骑缝章,这叫「 ”糊名”,考生的试卷由专人重新誊写,就是为了防止考官通过字迹辨认考生。这些都是基本措施,关于作弊和反作弊的斗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前面说到,宋朝的考试分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那么杨万里主持的漕试属于哪一级呢?答案是解试级。所谓漕试,是指在解试中,发解官以及相关官僚的子弟、亲属、门客等为了避嫌,不能与一般士子同场考试,因此,在宋仁宗景祐年间规定,凡现任官员所牒送随侍子弟和五服内亲戚以及寓居外地的士人、有官文武举人、宗女夫等须参加解试者,均由本路转运使进行考试,试法与州县解试同。合格者即可赴省试。此后为定制。漕试又称漕举,别头试。如果是在京官员的亲属在太学读书的,称为「 ”胄子”,可以在国子监参加考试,这种考试称为「 ”胄试”或「 ”牒试”。如果官员亲属不在京师,则在就近的各路转运司应试。这时的「 ”胄试”就变成了「 ”漕试”。官员子弟很乐意参加漕试,原因无他,就是参加人数少,录取名额多。 除了以上几种,宋朝还有一种「 ”锁厅试”,锁厅试是针对现任官员的升迁的考试。由于一部分官员不是通过正规科举出身,比如宋初的一些官员(原因大家都清楚),还有就是后来官宦家族中因恩荫入仕的那些官员以及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当官的官员。这类人虽然当官,但是由于不是正规科举出身,不仅升迁慢,对个人来说,没有参加科举,和朝中同僚相比,始终不是一个路数。为了满足这些人积极要求进步的需要,所以特别设立了「 ”锁厅试”,意指应试时间须锁其官厅而出。宋初对应举的官员,若考试合格,准予迁升职位而不赐出身;考试落第者则停其现职。宋太宗淳化三年,始规定现任官应礼部试合格可赐予科举出身。宋仁宗天圣四年,始免除对于应锁厅试落第官员的处罚。宗室亦可应锁厅试,合格者原为京官者迁一官,原无官者授散官修职郎。所以「 ”锁厅试”相当于现在的「 ”在职研究生考试”。 考生们经过千辛万苦,可能最后的结果仍然是考不上。但别急,还记得每次考试写「 ”家状”时写的年龄和「 ”举数”吗,这两个个小小的数字,足以改变人的一生。只要积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也可以通过「 ”特奏名”制度,由礼部特予奏名,参加殿试,获得出身。所谓「 ”特奏名”,指的是累经礼部试(省试)或殿试而落第者,根据参加考试的次数和应举者的年龄亦许礼部列出名册奏上,于殿试时附试之,称之为特奏名。在宋太祖开宝三年,命应试十五次以上终场举人,具名奏闻,特赐本科(进士科)出身。宋真宗景德二年殿试,特奏名进士科举人合格者,分赐本科及第、出身或同出身。跨度最大的当属宋真宗咸平三年殿试,那一届竟然有五代时期后晋天福年间参加过省试的,跨了几个朝代。宋代的士子们应该感谢他们的前辈,那位「 ”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没有他的考试不第,冲冠一怒,就没有这个「 ”特奏名”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制度,宋朝才没有出现那样的祸乱。 考生们排除万难,终于可以当官了,但是,又是但是,考取之后得到的可能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还是以杨万里为例,他二十二岁解试失败,二十四岁再试,方得取解,但在二十五岁应试礼部,又名落孙山。不屈不挠,二十七岁再取解,遂于二十八岁,以并不年轻的年龄终得登第。登第后,杨万里成为最低一级的「 ”选人”左迪功郎(从九品寄禄官),授以赣州司户参军(从九品)。四年后担任零陵县丞(正八品)。宋代的「 ”选人”分为七阶,分别是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修职郎、迪功郎。选人经磨勘改官方能升为京朝官。选人地位地下,几近胥吏,写就《梦溪笔谈》的沈括就称自己的「 ”选人”时期为「 ”十年试吏”。顺便说一句,在零陵县丞任上,杨万里一直做到三十七岁,并在此期间主持了湖南漕试。这次漕试中,那位代替「 ”尺二秀才”得中第一名的人名叫施渊然,他也是以「 ”选人”出道,和杨万里不同的是他在这种最低级的阶层上干了二十多年,方才由杨万里推荐升职。 虽然考试难,官职低,但仍然挡不住士子们想做官的热情,毕竟一做官,身份立即不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再加上皇帝也鼓励,宋真宗赵恒亲自作的《励学篇》,又名《劝学诗》,全文如下: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在这种风气下,宋代的科举大盛,平民百姓获得了更多的出头机会,自汉唐以来的门阀制度到宋代终于烟消云散了。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时拾史事(historytalking) 商务合作:Tel:15117934836 QQ:762993961 投稿请发historytalking@outlook(有偿)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科举制度在宋朝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完善,对宋朝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科举制度重文官、轻武将,有效地巩固了皇权。
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 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考武艺,又考策论,从整体上也表现出一种尚文苏轼抑武的 倾向。但这样做确实有效地结束了五代以来武将专权、藩镇割据的局面。科举制度扩大取士名额,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对于改善政治、安定社会起到了有益作 用。科举制既不问家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显然是中国古代最进步,也是 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其一,科举制的实行,在制度上使国家权利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状况,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使相当多 的士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二,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具有比较多的文化知识,与恩荫补官、进纳买官等出身的官员相比,在素质上显然要好得多。事 实上,通过科举也的确选拔出了一批经世致用的杰出人才,这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北宋名臣王禹偁、寇准、范仲淹、包拯、韩琦、欧阳修、王安石、 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章惇、宗泽、李纲等,都是进士出身。
宋朝科举考试应考者的身份限制及录取名额均大为放宽,一次录取的进士数 达三四百人,超过唐代十倍以上。虽不免于滥,而不少优秀士子也由是登上政坛与文坛。如王禹偁乃“世为农家”,范仲淹与欧阳修均出身孤寒,苏轼、苏辙兄弟为 来自西蜀素不知名之士,均因竞胜于文战之场,进而领袖群英,这自然给政界与文学界带来新气象。宋太祖曾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 矣”。这话虽不能尽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世家大族对中央权利的垄断。
科举制度促进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苏辙宋代的科举制度通过确立公平竞争,择优取士授官的原则,把读书、应试与做官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实行“学而优则仕”。两宋时期,统治阶级适时而动, 改革科举制度,向广泛的社会下层敞开政治职位,以此广罗英才,扩大统治基础。至此,宋代科举的大门向整个社会敞开,应试几乎不受任何出身限制。此外,科举 考试严格的考试程序和严密的考试规则,革除了“问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的弊病,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得到真正的贯彻。因此, “朝为田舍郎”的士子,完全可能凭借其优异的考试成绩,取胜于科场,从而“暮登天子堂”。而且士子一旦登科入仕,功名利禄便滚滚而来,不但光宗耀祖,而且 封妻荫子。至此,读书——应试——做官成为广大士子个人奋斗的三部曲。宋真宗赵恒则赤裸裸地鼓吹:“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驾高堂,书 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问窗前读。”就连宋代的启蒙教材也直言不讳: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此,广大士子视读书、应举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利器,乐此不疲,纵然老死场屋仍名落孙山,亦不改初 衷。有感于此,就连朱熹也不免感慨万千:“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陆九渊也坦言:“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 此。”宋朝科举制度的采行,只能使为数不多的学子摘取科名,并从此飞黄腾达,科举制度虽对士子读书至上论和官本位思想的强化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作用,但 不可否认,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两宋时期文化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点。
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读书人数急剧上升,对 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造纸业、印刷术也都大大发展了。中央官学、州县学、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空前发展。宋朝村塾图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 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宋朝的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词成为中国文学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优秀词人和词作层出不穷。
科举制度对后代乃至今天选拔培养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的科举制度,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于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到过启发和借鉴作用;在中国当代,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 在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中,还保留试卷密封制度,按号入座制度,禁止怀挟、传义、代笔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去取高下制度等。
科举制度是古代的一种选官制度。宋朝科举制度承袭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自己又有了新的发展,使得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接下来就来讲讲科举制度对宋朝的影响。
1、政治经济上的影响
宋朝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其官僚制度。同时科举制度使得各个阶层都可以通过科考而获得官位。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
2、文化教育上的影响
科举制度使得宋朝的文化教育进入了空前的大发展阶段。科举制度使得宋朝的读书风盛行,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造成了宋朝时期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
3、社会风俗
科举制度的盛行也影响着宋朝人民的文化心理,塑造着他们的价值观。人们更加追求功名利禄,倾尽一切想要通过科考出人头地。而正因为这种人心的追求,也使得宋朝晚期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科举制度可以说对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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