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科举考试推举南北朝的好处

是"在固定的资源面前，按照地区为主要指标兼顾人口进行分配，可以有效避免因为经济和人口因素产生的不公平性"，就是将南方人和北方人不放在同一套考试系统里，南方人在北方人在各自的系统里搏杀，将和全国读书人竞争的模式转变为同乡竞争模式，这创造了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同的经济水平、教学质量，这就是一种平衡了。

文化发达的南方如果因此而长期垄断录取名额，科举考试的结果就是作为选官的标准，官场上全是北方人，对于统治者而言这是一种危险信号，不利于平衡朝政。而且南北地区之间的矛盾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何况对于朱元璋来说，他是在南方发家，要站稳脚跟也需要北方的支持，因此科举就成了人心合一的统治工具，但结果却全是南方学子，不就是在打北方的脸吗，难平民愤不就是民心背离吗？这当然不是朱元璋所想看到的。大概是如此，所以在他亲审时就有了一定地域上的主观选择，那么这对于南方考生而言就成了一种不合理。这就成了社会矛盾。

在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大学士杨士奇就提出按地区录取进士的解决办法，设立分地区取进士的南北卷制度。按照制度规定，录取考南卷的考生十分之六，北则卷取四分之四。

中国历代主要科举称谓

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为士大夫的主要途径。明清俗称举人为孝廉。

举主与门生汉代士人通过察举和征辟人仁做官、主持州郡察举的列侯。刺吏、郡称为举主，被举、被辟的贤士便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后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亦自称门生。

贡士古代向朝廷荐举人才的制度。自唐以后，经乡贡考试合格的叫贡士。清代，会试考中的为贡士。

进士意即贡举的人员。唐代科目中以进士科最被重视，明、清两代，始以进士为考中者的名称，凡是举人(乡试考中者)经过会试考中者为贡士，由贡士经过殿试录取者为进士。

举人原指被推荐之人，为历代对各地乡贡入京应试者的通称。明、清两代，为乡试考中者的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中了举人叫"发解"、"发达"，简称"发"，习惯上俗称为"老爷"。

秀才别称"茂才"。本系优秀人才的通称。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南北朝时，最重此科。唐代初期，设秀才科，后来渐渐废去，仅作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明太祖曾采取荐举的方法，举秀才数十人，反以知府为官。明、清两代，专门用来称府、州、县的学员。习惯上也称为"相公"。

状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唐代举人赴京应礼部考试都须投状，因此称进士科及第的第一名为状元，也叫状头。宋代以殿试首名称状元。明、清会试以后，贡士须作殿试，分三甲取士，一甲三名，第一名为状元。

榜眼科举殿试一甲第二名称榜眼。北宋初期，殿试录取的一甲第二、三名都称榜眼，意思是指榜中双眼。明、清两代专指第二名，第三名称探花。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探花科举殿试一甲第三名称探花。唐代进士曲江杏园初宴，称"探花宴"，以同榜俊秀少年进士二三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探采名花，探花之名始于此，宋代又称探花郎。南宋以后，专指殿试一甲第三名。元、明、清三代沿袭不改。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解元唐代，举进士者皆由地方解送入试，故相沿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宋以前称解头。

会元科举制度中乡试中式为举人，举人会试中式第一名为会元。

贡生明、清时府、州、县学的生员，凡已考选升入国子监肆业的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

科举考试称谓

科举知识简介科举制度在不同时期规定不尽相同。举明、清两代为例：读书人先须参加"童试"，参加者无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又名"序生"，俗称"秀才"。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可参加正式科举。

正式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取中者称"举人"，其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会试则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礼部举行，取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会称"三状甲"。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解元"、"会元"、"状元"，即所谓"三元"。

状元的产生我国的科举制始于隋朝，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是历代封建知识分子跃身仕途的重要途径，从童生到状元，一般须经五个阶段。

童生凡应考生员(秀才)之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习惯上称为童生。

院试由省学政主持，童生参加考中的称秀才，也叫生员，一般可称相公。

此二者只是预选形式，乡试、会试、殿试才是正式的科举考试。

乡试每隔三年在省城举行，秀才可以参加，考中的叫举人，可称老爷。举人第一名是解元，二至十名是亚元。

会试乡试后次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举人参加，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会试合格后即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或钦命大臣代理主持的殿试。合格的统称进士，但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为探花。

（小哈把前两样省略了……直接推荐过关~哈哈~毕竟后面三个才算真正的考试啊。）

附加一些资料……

古代的博士、硕士、学士

博士在我国古代是个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秦始皇时，博士只作政府顾问。汉代以后，博士开始在学官，担任教学工作，博士除授予学官外还授予一些有专门技艺、专门学问的职官。如魏晋以后的太医博士、天文博士、历学博士、卜博士等。唐宋以后，社会上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俗称博士，如"茶博士"、"酒搏士"等。

硕士在我国古代通常指那些德高望重、博学多识之人，但在古代史籍中不多见，大概不是正式的官名或职称。古代常用与硕士含义相似的"硕老"、"硕儒"称呼那些博学之士。

学士最早出现在周代，是指那些在学校读书的贵族子弟，后来逐渐变成官名，指有学问的人以及久入学者的泛称。魏晋以后，学士才正式成为以久学技艺供奉朝廷的官吏。到了唐代，学士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可以参与朝政。其中的翰林学士为众学士之首，是皇帝亲信的顾问和秘书官，因而常被称作"内相"。到了宋朝，一经授翰林学士，即有当宰相之望。清朝的大学士地位显赫，官阶为正一品，为文职官吏之首。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回答者：hljrzcy219 - 经理 五级 3-15 16:54

察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汉代避刘秀讳，称秀才为茂才)

征辟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孝廉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科举指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代至明清，科举制实行了‘干三百多年。《诗话二则推敲》“岛(指贾岛)初赴举京师”，意思是说贾岛当初前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e)元。

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

进士参见“殿试”条。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98749人。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

状元参见“殿试”条。科举制度殿试第一名，又称殿元、鼎元，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历史上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参加殿试被录取的大约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

会元参见“会试”条。举人参加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其余考中的称贡士。

解元参见“乡试”条。生员(秀才)参加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其余考中的称举人。

连中三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据统计，历史上连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欧阳修《卖油翁》中提到的“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都曾考中状元，而陈尧叟则是连中三元。

鼎甲指殿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称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别称鼎元。

贡士参见“会试”条。参加会试而被录取的称贡士。

举人参见“乡试”条。参加乡试而被录取的称举人。举人可授知县官职。《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后，张乡绅立即送贺仪银和房屋，范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嘴脸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范得了消息，高兴得发了疯。说明古代中举后便可升官发财。

生员即秀才，参见“童生试”条。通过院试(童试)的可称为生员或秀才。如王安石《伤仲永》“传一乡秀才观之”。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而称秀才为茂才，《阿Q正传》中称赵少爷“茂才公”，表示讽刺。

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文体，也叫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八比文。这种文体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句型也都有严格的限定。“破题”规定两句，说破题目意义；“承题”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加以说明；“起讲”概括全文，是议论的开始；“入手”引入文章主体；从“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为重心。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八股文的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考生不得自由发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八股文起到了束缚思想、摧残人才的作用。

金榜古代科举制度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告，因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多由皇帝点定，俗称皇榜。考中进士就称金榜题名。

同年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训俭示康》：“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

校夏代学校的名称，举行祭祀礼仪和教习射御、传授书数的场所。

庠xiang殷商时代学校的名称。《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序周代学校的名称。《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古人常以庠序称地方学校，或泛指学校或教育事业。

国学先秦学校分为两大类：国学和乡学。国学为天子或诸侯所设，包括太学和小学两种。太学、小学教学内容都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小学尤以书、数为主。

乡学与国学相对而言，泛指地方所设的学校。

稷下学宫战国时期齐国的高等学府，因设于都城临淄稷下而得名。当时的儒、法、墨、道、阴阳等各学派都汇集于此，他们兴学论战、评论时政和传授生徒，孟子和荀子等大师都曾来此讲学，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园地。

太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也有变化，但都是教授王公贵族子弟的最高学府，就学的生员皆称太学生、国子生。《张衡传》：“因入京师，观太学。”《送东阳马生序》：“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

国子监jian参见“太学”条。汉魏设太学，西晋改称国子学，隋又称国子监，从此国子监与太学互称，都是最高学府兼有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如明代设“国子监”，而《送东阳马生序》中则称之为“太学”。

书院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

学官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的统称。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学、学政、教授和教习、教谕等。

祭酒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事》的作者)都曾任过国子监祭酒。

博士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三国志吕蒙传》：“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送东阳马生序》：“有司业、博士为之师。”

司业学官名。为国子监或太学副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协助祭酒主管教务训导之职。

学政学官名。“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促织》：“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学使即学政的别称。《左忠毅公逸事》：“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区的学政。

教授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助教学官名。是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协助国子祭酒和国子博士教授生徒，又称国子助教。

监生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许，后来成为虚名，捐钱就能取得监生资格。《祝福》中的“四叔”就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则是一个吝啬鬼的典型。

诸生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送东阳马生序》“今诸生学于太学”，则是指在国子监学习的各类监生。

浅析宋瓷茶盏淡雅之美

宋代，饮茶之风盛行，茶盏成为宋代典型的饮茶器。唐盏多以紫金、白玉、水晶、玻璃等制作，“至宋，则瓷盏为斗茶之胜具矣”（朱琰《陶说》）。其造型新颖，精致高雅，造型、釉色、装饰均体现了一种温润而含蓄、简洁而质朴的美。

1． 清丽挺拔的造型

宋瓷茶盏造型清丽挺拨，体现了宋代自然淡雅的艺术观和尚意崇韵的审美意味，于有限的造型中体现了无限的韵外之致。

自然生动之美。宋瓷茶盏从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等的形态中选取最生动、优美的部分形体，与固有的抽象几何形体相融合。它不是对自然形态的简单模仿，而具有更深的寓意。中华民族擅长于象形表意的思维方式，主张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模拟、类比和象征，以体现形而上的“道”。花卉形象在宋瓷茶盏中十分常见，宋人用弧线将圆形或椭圆形的盏口分成若干等份，有四瓣、五瓣、六瓣甚至十瓣以上的花瓣口，从花瓣口延伸到碗底的弧线，使盏腹曲折起伏，形如花朵，极富圆润和韵律之美。

典雅质朴之美。宋瓷器造型以简约见长，多有“天然去雕饰”的道家美学风范，且具高雅韵味。宋瓷茶盏以大口、深腹、小足为基本特征，在造型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简洁，曲与直的线条，组合成优美的造型，呈现出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韵味。宋瓷茶盏，造型简约实用，线条流畅，独具一种难能可贵的简逸。如江西省博物馆藏的景德镇窑青白釉托盏，设计新颖，简洁大方，在单纯、质朴中体现素雅、平淡的理性精神。

宋瓷茶盏的造型体现了宋人崇尚平淡自然、简洁明朗的精神气韵，从而达到典雅含蓄的美学意境。

2． 淡雅自然的釉色美

宋代的茶盏有黑、青、青白、白色等，色调含蓄莹润，其装饰效果主要体现在透明的釉层本身丰富细腻的变化效果，以及窑变所产生的肌理色彩变化。

“尚玉”的意蕴。人们将玉与人之德相联系，玉被视为至清、至洁、至善理想美的象征。宋瓷茶盏受尚玉美学观的支配，追求温润如玉的色质感。景德镇窑青白瓷色质如玉，有“饶玉”之美称。宋人在釉质的变化中实现了崇尚“玉德”的理想追求。

青瓷有着悠久的历史。青色是植物的色彩，也象征着天空、春天、水等，通常给人单纯、明朗、纯洁、雅静、幽玄的感觉，传统文化赋予青色以独特的意蕴。这种“崇青”心理，是与“尚玉”密切相关的。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来，青白瓷、青瓷和白瓷是点茶最合适的茶器。释惠洪有诗云：“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赞的是白瓷茶器。这些史料都证明了青、白等淡色茶盏在文人士大夫中广泛使用。

“色贵青黑”。宋代盛行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盏，“已发现的宋瓷窑址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见到黑瓷，南北都产”。黑釉茶盏的兴起，与当时上层社会的斗茶风尚有直接关系。蔡襄在《茶录》里说，“茶色白，宜黑盏”，是说釉面亮黑如漆，便于斗茶时观茶色、验水痕。此外，中国古代崇尚黑色。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到道家以玄黑主张色彩的平静，再到以墨代五色以及对水墨的崇尚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自然肌理之美。以窑变、开片等釉色自然变幻为美，是宋瓷茶盏的风格特点之一，是尚逸、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结果。《稗史汇编》载：“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是之谓窑变。数十窑中，千万品而一遇焉。”可见窑变的出现实属偶然，其自然变幻莫测的效果是刻意追求的人工修饰所无法比拟的，它所展示的是由意境所传达的一种含蓄而典雅的极致韵味。如宋钧窑月白釉紫斑莲花式碗，碗为十瓣花口，月白色的釉面上缀着不规则的紫色斑块，似空中浮云，若隐若现，给人以无限的想象。

宋代还以开片为美，这些都是通过釉的工艺流程自然呈现的，切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美和本真美的追求。开片是由于胎、釉收缩率不一而在冷却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大小不等的裂纹，陶工却利用这一缺陷，使其成为一种自然天成、趣味无穷的装饰。

窑变、开片犹如天成，千变万化，这些釉面装饰深化了自然天成和天人合一的审美情趣，充分表现出景有限而意无尽的韵味。

3． 清新朴素的装饰美

宋代制瓷艺人在充分考虑茶盏自身的适用性条件下，依据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社会风尚，适时地创造和发展了许多精湛的装饰技法和纹样。

装饰手法多样。宋代茶盏多采用刻、划花和印花的装饰手法，线条流畅而富于深浅变化。如玉的釉色与刻、划、印花的结合，体现了淡雅的审美意境。

印花是以有花纹的陶瓷质料的印具，趁陶胎尚未全干时印出花纹，或用有纹样的模子制坯印出花

纹，再施釉入窑焙烧，具有浅浮雕的效果。如汝窑粉青釉印花盏托，盘心凸起，印莲花瓣纹。这种含蓄的装饰与淡雅的色泽相得益彰，进一步增添隐约朦胧的韵味，尽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之美。

彩绘，也是宋瓷茶盏的装饰手法之一，有釉上描金、釉上红绿彩、釉下彩绘等技法。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说的正是釉上描金彩绘。釉上红绿彩是在白釉上用红、绿等色彩勾画纹饰，红绿相间，鲜艳生动。这种在釉上进行彩绘的方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釉下彩绘，在坯体上先罩上一层底釉，然后在上面用各种颜色釉进行装饰，再加上一层透明釉。其画面黑白分明，主题突出，具有朴实自然的艺术效果。

装饰纹样图案丰富。纹饰是装饰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具有装饰功能，而且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取向等的综合反映。宋茶盏的纹饰题材极为丰富，以花卉为主。花卉有牡丹、莲花、荷叶、菊花、梅花等，动物有龙、凤、孔雀、鹤、鸳鸯、喜鹊、鸡、蝶、鱼、海马、螺等，还有民俗风味极浓的婴戏图、剪纸贴花等。

宋代对莲花纹饰的运用大大超过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象征佛光普照，如意吉祥。随着佛教的世俗化，莲花成为纯洁、正直、高贵品德的象征，周敦颐的《爱莲说》使人们对莲花的喜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大名瓷几乎都有莲花造型。上虞市文物管理所藏的青瓷莲花形盏托，形似盛开的莲花，足底有一孔，中间一盘为莲花瓣口，莲花上为直口，内饰莲蓬纹，其下刻覆莲瓣一周，釉色莹润，造型构思精妙，为越窑艺术之瑰宝。

宋瓷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

宋瓷茶盏造型简洁、优美，轻盈，装饰典雅含蓄，反映了两宋时期崇尚平淡质朴、清秀自然的社会审美情趣，在器物造型、装饰、纹饰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后代学习的范本。

宋瓷茶盏是宋代制瓷工艺与社会环境相结合的产物，茶盏已不单纯是盛贮之器，它体现生活品位和质量，融合了时人的审美、价值观等文化内涵，为研究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物质载体。

分析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利弊，必须先分析科举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如何消亡

科举的发展简史

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官吏选拔的制度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确立的。官吏选拔制度，又称仕进制度。“仕”即做官，“进”即进阶、进身，“仕”、“进”合起来就是进身为官之意。如果将原始社会推举首领也列入其中的话，可以说：

原始社会实行的是任人唯贤的方针；

奴隶制时代实行的是世禄世官制；

封建社会多有变化，战国时期实行军功与养士制，汉代实行“乡举里选”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

自隋至清 (606~1905年) 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它们间均有渊源关系。

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那个时代的要求，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隋唐以前，军功地主、世家地主和门阀地主相继居于统治地位，因此，适应他们政治要求的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基本上是以血统、门第与财富作为选官的主要标准，选官的权力也操纵在世族豪门手中。

这种严格区分尊卑、贵贱的选官制度，与隋唐以后日益壮大的、毫无世袭特权的官绅地主、庶民地主的政治要求发生了尖锐而激烈的矛盾。

科举制度就是为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动而出现的，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科举制自隋朝建立，中经唐、宋，至明、清前期达于鼎盛，再到清末灭亡，其间长达1300年，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极为罕见，因此又是有生命力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文化领域和专科学术的兴盛、繁荣与发展。

科举制度以其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特色，使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并在1300年间培养了大批官吏，其中有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如白居易、王维、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海瑞、张居正、魏源等。

北宋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变法和明朝张居正的改革，都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有促进作用。而张居正的变法更推动了当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海瑞是一个连皇帝老子都敢批评的清官，直至今天人们都把他看作是清正廉洁、敢于与邪恶势力斗争的象征。

文天祥是南宋的末代状元，他在与元朝统治者的军事斗争中兵败被俘，坚决拒绝元世祖忽必烈和蒙古贵族的多次诱降，临就义前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成为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宋代是词创作的繁荣时期，而元代则是散曲创作的发展时期。这种情况的形成，均与科举制有重要关系。

唐初试进士用策论，策论在当时已是一种很讲究声律对偶词藻的骈文，与诗的技巧十分接近。唐高宗之后以诗取士，作诗既成了士人的投献之礼和日后进身之阶，这就必然促使他们将自己的主要心血浇灌于诗的创作之中。

相传，唐德宗时，诗人白居易初到长安，拿着自己千锤百炼的诗文谒见著名诗人、官吏顾况。顾况见自己面前的这个士子不足20岁，且貌不惊人，颇有轻视之意，又见诗文封面“白居易”三字便戏谑地说：“长安米价贵，要在这里 ‘居’是不 ‘易’的。”及翻看诗文，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拍案叫绝，马上改口说：“能做如此好诗，不但在长安，且在任何地方 ‘居’都是 ‘易’的。”其实，像白居易这样著名的诗人和流传千古的诗篇是很多的。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就有2200多个诗人创作的近5万首的诗歌，诗体大备，风格多样，内容丰富，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光辉的独特地位。

在宋代，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文人垄断了政权，他们身上官僚化的程度极强，因此诗歌在科举政治影响下多言理、少言情，带有很多的说教气和道学气，这就刺激着一门新的专以抒情的文学体裁——词大大地发展起来。

宋代著名的词人辈出，词作不仅抒发了一些悲欢离合、男女爱情的感叹，更充满着慷慨悲壮的忧国忧民激情。大家熟知的民族英雄岳飞的词《满江红》就是其中的名篇佳作。元朝科举规模狭小，录取的汉人士子数量少，使大批儒生既求仕无门，转营工商又非所长，于是走上同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从而促进了散曲的成熟和兴盛。

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大批儒臣文士 (其中有不少状元和进士) 编辑和刊印了许多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丛书，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即是。这三部名著的纂修，既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又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为后人留下许多可资借鉴的成果和资料，有利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

清代取士重于书法，促使书法界百花齐放，更加丰富多彩。清人的篆隶书法，超越了前代；楷书承袭了唐、明两代的遗风。清代末科状元刘春霖工于书法，尤精小楷。时人有“大楷学颜 (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小楷学刘 (刘春霖)”的说法，这也已为现代学子所熟知和习用。

科举制度的另一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和各种弊端

科举制度既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那么它必然会与封建社会一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和各种弊端。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在宫门前看到新进士们有秩序地排着长队进进出出时，不禁拍掌大笑说：

“天下英雄入吾彀 (音gòu) 中矣！”(彀中指弓箭射程所及的范围)

 这充分证明，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笼络读书士子和一部分贫寒百姓的绝妙办法。如果说，科举制度在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唐宋两代能够培养许多杰出人才的话，那么，随着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衰败阶段，就成为统治者维护旧的封建秩序、抵制社会进步的一种工具了。这时，可以说科举制度坑了国家，坏了学术界，毁了人才。

科举制坑了国家。科举制度产生之日即重文轻武，对自然科学技术采取轻视、贬低的态度。唐朝设有明算科，但由于出仕前途渺茫而根本不被重视；明朝初年一度把数学作为考试内容之一，但很快又将其取消了；清圣祖康熙帝嗜爱自然科学，从传教士那里学习天文、历算等知识，又亲用科学仪器测量水势，令人制造火器，但他却不将自然科学技术列入科举考试内容，相反却一味信赖祖传弓马惯技。

与此同时，欧美列强自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后，经济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迅速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他们为了寻求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时刻想要叩开中国大门。显然，一味只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出身的官吏们是应付不了这种形势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腐朽的清皇朝遭到了惨重失败，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主权几乎丧失殆尽。

科举制坏了学术界。治史以尊重史实为主，向来是中国的优秀史学传统之一。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一次，齐国的执政大臣崔杼杀死了国君。太史据实书写此事：“崔杼弑其君。”崔杼一见大怒，立即将太史杀死。太史的弟弟重新书写，崔杼警告他：如果你不抹掉此句话，你哥哥就是前车之鉴。太史弟弟因断然拒绝而又被杀了头。

太史的另一个弟弟依然照写不误，崔杼终于被太史的正义感震慑住，不敢再挥屠刀了。南史氏在家听说太史阖门被诛，很是气愤，于是不顾身家性命，抱着竹筒前往宫中，准备继续书写，半路上得知真相方才作罢。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变。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人纷纷批判封建君主。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后人据《日知录》卷十三而概括的话) 唐甄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他们的言论虽然没有否定君主专制政治，却意在抑制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具有早期启蒙思潮的性质。

康熙初年，江南名士陆圻因《明史》案被株连，锁解京师前告诫他的儿子：

“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

是啊！如果终身不读书，确实落不到今日如此可悲的下场。这教训真是太深刻了。此后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一个接着一个，被祸之惨目不忍睹，广大士子真是噤若寒蝉。他们不敢撰写明清历史，更不敢总结历史，以史为鉴，借史抒发自己关心国事、忧国忧民的情怀。于是，他们把精力纷纷转向整理古代的史籍，以考证史事、订正谬误为职志，使学问陷入了空疏、泥古、复古的歧途，回避了社会现实，脱离了政治。直至清中叶，学术界成为一片万马齐喑的死气沉沉的局面。靠科举或其他方式爬上高位的臣僚们，在文字狱的*威下，完全成了一群因循苟且、俯首帖耳、阿谀逢迎、蝇营狗苟的无耻无能之徒。道光时期，军机大臣曹振镛受帝恩遇最隆，俨然成为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宰相。他的弟子一日向其求教为官之道，他竟回答说：

“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靠这样的人治国，国家焉有不败不衰不亡之理。

靠这样的人治国，国家焉有不败不衰不亡之理？

也正因为这样，科举制度的弊病又使一些进步的读书士子擦亮了眼睛，成为反封建专制制度的闯将和革命先锋，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鲁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鲁迅 (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在封建家庭的熏陶和教育下长大成人。光绪十九年 (1893年)，周家因科场行贿案发而败落下去，家庭的变故，成为鲁迅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中看出了科举制度，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真面目，从内心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鲁迅全集》第4卷，第131页)，逐步变成了封建社会的“逆子”、封建地主绅士阶级的“贰臣”。他以笔为刀枪，勇敢地向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冲锋陷阵。 

科举制度培养了封建社会的批判者和掘墓人，这虽然超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愿望和意料，却是历史辩证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