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历史上的文学批评论

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1 文章修辞方面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2语汇修辞方面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指瑕》凡举用词四疵，皆碍美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有当乎！——以指称微小虫豸之词而施于尊长，确属搭配对象失误。

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幼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感口泽只能用来唁念辞世的母亲，心如疑只能用来悲悼故去的父亲，——潘岳用其哀挽同辈和小辈，分属词义运用错误、搭配对象错误，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当。

所举另两种瑕疵，有左思反对孝道的思想错误和崔瑗把虞舜误比不出名的李公，虽属思想和比类之误，然毕竟要通过遣辞用语表现出来，归为语汇修辞亦非不当。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生辟险怪之字，如汹呶；联边，相同偏旁之字，如峥嵘；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单复，字形肥瘠笔画多寡。——仔细想来，均有道理：读文时遇诡异之字，犹赤足行于怪石每现之途，必耗神费力坏心绪；联边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之类，也会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无不单调乏味；字形肥瘠笔画多寡如若不加调配，则会或失之于纤疏，或失之于垒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按内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际会”即根据表达的情理，有时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时紧扣题旨不蔓不枝；据情韵，则“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枚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3篇章修辞方面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体性》之体，文章体貌，《体性》之性，人之性情，《体性》即论文章风格和作者个性的关系。文有“八风之议”即穷列文章八种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据不同标准分为四组：思想内容——雅与奇反，情理义蕴——奥与显殊，题材表达——繁与约舛，体象气韵——壮与轻乖。凡为文者，均望尽快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刘勰指出文章风格和作者涵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由是观之，文如其人，理应不错。作者的内心情理外化为语言文章，作者的才学、气质、性情、习惯所陶染而成的个性，必然盈溢为文章风格。因此，要熔铸自己独特文风，必须注重修养才学，涵性怡情完善个性品质。无怪刘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风格的形成。

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什么是风骨呢？“《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愤）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简言之，风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气，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则是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流畅和谐的语言。风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动语言的修辞美学。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之论，对匡正无病呻吟、言不由衷、矫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当头棒喝警钟长鸣。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熔裁》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简言之，熔是炼意，提炼中心，裁是炼辞，锤炼语言。因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刘勰提出了“三准论”——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赊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献：可，替：否。即根据需要调节文字），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三准论”提出了写好文章的三部曲、三准则：首先根据情理确定文章体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选典型题材；再次简言要义提纲挈领。然后加工润色，处理详略，条贯首尾，敲定全文。

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义涉隐秀。《隐秀》云：“夫心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今日言之，隐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语。文章浅白直露固无余香满口，通篇俗语庸言亦难振聋发聩。文有余音，犹“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润”；篇纳秀语，似月依日而夜明，树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事类》认为：无论是“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化用暗引，也无论“取旧辞万分之一”的择要精引，还无论“颇酌诗书传记”的综采博引，只要是为“以其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则无可指责。而《指瑕》认为：“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则“宝玉大弓，终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同时者为尤矣。”由是观之，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袭是明抄，旨在当己之章。全抄无异开箱抢劫，小抄亦如掏腰绺窃，抄袭前代的贼味稍轻，同代相窃则堪堪致罪了。

评析

透过鉴赏论的有关内容，也可看出刘勰篇章修辞的观点。他在《知音》中指出鉴赏作品要从两大方面六项内容入手，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即体裁情志），二观置辞（即铺饰辞采），三观通变（即通古变今适应时代）四观奇正（即语言态势是雅正通畅还是奇诡怪诞），五观事义（即据事类义，指典型题材）六观宫商（即调声协律，安排语调辞气）。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以上六观，位体、通变、事义属于作品内容，置辞、奇正、宫商属于作品形式。从上论看出，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作通盘考虑，这六个方面都熨烫妥帖恰到好处，才可以使文章“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

在积极修辞即辞格的运用方面，刘勰也予以了诸多观照。《丽辞》专讲对偶，将对偶分成相容的两组四种——以内容分，言对、事对为一组；以意义分，正对、反对为一组。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两组互相包容。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刘勰生活在殊重骈俪的时代，本人又对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通体骈俪为文，足证其爱。故所倡之法，可谓独得神髓，深谙三昧 ——骈散间出，方显错综之美，长短杂用，乃有灵动之活。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形式上将夸张分为扩大式、缩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今天，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夸张——“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谁能不深切地感到刘勰所论，切中要害而又至关重要呢！

此外《比兴》讲到比喻，《事类》讲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论。兹不赘述。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深文周纳，拙文仅就修辞而蜻蜓点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砖，亦幸遂微愿矣。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 “文之枢纽”，阐述了作者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三十八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批评著述。他主张文学作品应有“风骨”（充实的内容）、华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六观”）及其必须具备的修养，系统阐述先秦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正理园林日发晖的意思是：云岚福气舒华布实，日月澄晖，华堂聚和，时和景泰，延寿祯祥，明德惟馨。

这是《西游记》中唐太宗李世民在游地府时还魂返阳时，说出的一句“谢天地，感上苍，天发慈悲，喜复盛唐，再续汉室，万民安享”，每句末尾都有一个“祥”字。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按照《序志》所提示，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原道》至《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二是《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三是《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为“割情析采”。这只是刘勰对全书主要轮廓的说明，其具体安排还有以下情况：第一、二部分之交的《辨骚》，既有列入“枢纽”的必要，又与《明诗》以下“论文叙笔”各篇有相同的性质。“论文叙笔”的二十篇（加《辨骚》为二十一篇），一般称为“文体论”，其中又分“文”与“笔”两个部分：由《辨骚》到《哀吊》的九篇属“论文”，由《史传》至《书记》的十篇为“叙笔”，间于这两类之中的《杂文》和《谐隐》两篇，则兼属“文”、“笔”两类。“割情析采”的二十四篇，又可分为创作论和批评论两个部分：《神思》至《总术》的十九篇是创作论，《才略》、《知音》、《程器》三篇为批评论。创作论与批评论之间的《时序》、《物色》两篇，也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的性质。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序言。根据《文心雕龙》的这种结构体系，下面拟从“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创作论、批评论四个方面分别介绍。

　　首先讲“文之枢纽”，重点探讨《文心雕龙》全书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

　　（一）

　　“枢纽”不等于总论，这是首先要明确的。关于《辨骚》篇属上属下的长期争论，主要就是混淆了“枢纽”和总论的性质。所谓总论，应该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或者是建立其全部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这个理解来看，不仅《辨骚》，《正纬》也同样不具备总论的性质。所谓“枢纽”，也是关系全书的关键问题，不首先解决，就将影响和不利下面的论述。如《正纬》，因为儒家经典在东汉时期被纬书搅混了，不首先“正纬”，就会影响到在全书中贯彻“宗经”的基本观点。所以，“正纬”不过是为“宗经”扫清道路，并未提出什么总论性的论点。《辨骚》论骚体，实为“论文叙笔”之首。刘勰之所以把《辨骚》篇列为“文之枢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论文叙笔”共二十一篇，在全书中所占分量是很大的；而全书的理论结构，又是在这二十一篇的基础上，来总结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刘勰是首先分别探讨各种文体的实际创作经验，再由此提炼出一些理论问题来。因此，整个“论文叙笔”部分，都是为后半部打基础。这样，可以说“论文叙笔”的二十一篇，都具有论文之“枢纽”的性质。但不可能把二十一篇全部列入“文之枢纽”中去。把“论文叙笔”的第一篇《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也正表明刘勰对整个“论文叙笔”部分的重视。二、《楚辞》是儒家经典之后出现最早的作品，即所谓“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并且《楚辞》又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楚辞》在儒家经典与后世文学作品之间，具有“枢纽”的作用。

　　由此可见，《正纬》和《辨骚》虽列入“文之枢纽”，但并不是《文心雕龙》的总论。属于总论的，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其中《征圣》和《宗经》，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向儒家圣人的著作学习。因此，刘勰的总论，只提出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

　　“原道”的基本观点，上面已经谈到了。这里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刘勰提出“自然之道”的意图和“征圣”、“宗经”的关系如何？《原道》的最后一段已讲到这个问题：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原道》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刘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73这个意见是不错的，论者正看到了刘勰写《原道》篇的真正意图。如前所述，“自然之道”作为刘勰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指万事万物必有其自然之美的规律，这是刘勰论证一切作品应有一定文采的理论根据。他不仅认为文采“与天地并生”，甚至断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可见，文章应该有文采，在刘勰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刘勰论文而首标“原道第一”，其用意就在于此。他虽然崇拜儒家圣人，却认为圣人也必须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说，从伏牺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里的“神理”亦即“道心”，就是“自然之道”，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圣人的著作其所以能鼓动天下，刘勰认为，就因为他们的著作“乃道之文也”。这就表明，必须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而圣人的作用，只在于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自然之道”和圣人的关系。

　　对“道”和“圣”的关系，上述理解是“自然之道”和儒家圣人（主要指周、孔）的关系。最近出现一种新的理解是：“道（佛道）沿圣（孔子）以垂文（儒家之经），圣（孔子）因文（儒家之经）而明道（佛道）。”74“道”不等于“佛道”，前已略及。这种“道圣”关系的新说，主要基于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的如下新解：

　　“玄圣”（佛）创《佛经》之典，孔子述“玄圣”所创之佛典为儒家之六经，故孔子之所述为“训”。

　　此说的关键在于对“玄圣”的解释，论者“肯定”是“指佛言而无疑”，实则大有可疑。其说主要根据有三：一、宗炳的《答何衡阳书》、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说的“玄圣”是指“佛”；二、《庄子》、《后汉书》、班固、何承天等虽用到“玄圣”，但“注家皆不得其确解”；三、刘勰之前的宗炳、孙绰，刘勰之后唐初的法琳，均以“玄圣”专指佛，处于其间的刘勰也是佛徒，不能不也是指佛75。这些理由是很难成其为理由的。宗、孙之文，“玄圣”指“佛”是不错的，却无法证明刘勰所说的“玄圣”也指“佛”。道理很简单，“玄圣”二字与“佛”也好“儒”也好，都没有必然联系，各家都可用以指自家的远古之圣。仅以刘勰一家来看：《史传》篇的“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不是佛而是孔；甚至同一篇《原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岂能说使“仁孝”焕发光彩的“玄圣”是“佛”？上二例只能指孔，而“玄圣创典”的“玄圣”却并非指孔，但也不指“佛”（详下）。同一人，同一篇的“玄圣”尚各有所指，怎能据宗、孙的“玄圣”判定刘勰的“玄圣”必同指一物？前面说过，佛入东土之后，为了宣传效果，往往借用儒、道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怎能把宗、孙等借用道家与儒家早已运用的“玄圣”一词，来反证儒道的概念源于佛家呢？

　　《庄子·天道》和班固《典引》都用过“玄圣”，论者却以为“注家皆不得其确解”。纵使不得确解，也不能证明“玄圣”即“佛”，何况并非未得确解？成玄英注《庄子》的“玄圣、素王”为“老君、尼父是也”，“玄圣”指“老君”，“素王”指“尼父”，这怎是“泛指”，怎么不确呢？至于班固《典引》等文中的“玄圣”二字，说“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那就不知何据了。李善注《典引》：“玄圣，孔子也”76；李贤注《后汉书》中所录《典引》：“玄圣，谓孔丘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77这都是很明确的。

　　第三条理由就无待细辨了，论者自己所列《上白鸠颂》的作者何承天、《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是孙绰之后、与宗炳同时、略早于刘勰的人，范晔在《王充（等）传论》中说的“玄圣御世”，是无法解为不“御世”的“佛”的，何承天则是宋初著名的反佛者，岂能颂佛为“玄圣”？“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不用“玄圣”指“佛”，也就很清楚了。

　　“玄圣创典”一句的“玄圣”所指何圣，要从刘勰的具体用意来定。他的原话本来讲得很明确：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

　　如把这几句中的“玄圣”解为“佛”，上二句又作何解释呢？要是不割断上二句，则只能理解为“玄圣”指“风姓”，“素王”指“孔氏”，这就能顺理成章，勿劳旁搜博证。要求旁证，也应于《原道》本篇求之：

　　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

　　这四句不正是上四句最好的注脚吗？“风姓”即伏牺。相传伏牺画八卦，演而为《易》，孔子作《十翼》以解释，这就是“翼其终”了，“述训”正指孔子的“翼其终”，“创典”则是伏牺的“画其始”了。所以，“玄圣创典”不是佛主创典，而是伏牺创典。如此，孔子要“述训”的，也就不是什么“《佛经》之典”，“圣”与“道”的关系，就不是儒家之圣和佛家之道的关系了。

　　（二）

　　至于“原道”和“宗经”两种基本观点的关系，这还须首先弄清“征圣”、“宗经”的观点之后才能说明。

　　《征圣》主要讲征验圣人之文，值得后人学习，即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则强调儒家经典的伟大，是“文章奥府”、“群言之祖”，因此，建言修辞，必须宗经。其中许多对儒家著作的吹捧，大都是言过其实的，什么“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完全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儒家经书是“衔华而佩实”的典范等等，除《诗经》中的部分优秀作品外，大多数儒经都是不堪其誉的。

　　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刘勰为什么要强调“征圣”、“宗经”，他的用意何在。《通变》中说：“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个用意，《宗经》中也明确讲到了：“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刘勰就是针对楚汉以后日益艳侈的文风，而大喊大叫“征圣”、“宗经”，企图以此达于“正末归本”的目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征圣”、“宗经”的观点虽有它的局限，但也是未可厚非的。

　　刘勰从文学要有益于封建治道的思想出发，企图使文学作品对端正君臣之道以及在整个军国大事中发挥作用，在当时就必然要反对“离本弥甚”的浮华文风，而强调“正末归本”。“离本”的原因是“去圣久远”，文学创作“鲜克宗经”，则“归本”的途径，他认为就是“征圣”、“宗经”。对于挽救当时“讹滥”的创作倾向，刘勰从当时的思想武库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也就只有儒家经典了。佛道思想在齐梁时期无论怎样盛行，它既没有提出文学创作方面的什么理论主张，也没有儒家思想那种“根柢盘深，枝叶峻茂”的雄厚基础，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只有儒家思想，才过问世俗，才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只有儒家经典，才更有利于为封建治道服务。正如前引孙绰所说：“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范泰和谢灵运也有这种说法：“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78佛经是用“普度众生”、解救人类灵魂之类为“指南”来动人的，至于“济俗为治”，处理世俗政教，怎样统治人民，一般佛徒就无意过问，而认为理所当然是儒家的事了。这也说明，《征圣》、《宗经》中虽然极力吹捧儒经，对于笃信佛学的刘勰并不矛盾。

　　更值得注意的，是《征圣》、《宗经》的具体内容。刘勰论文，当然不仅仅是打儒家的旗号，他写《文心雕龙》时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决定了他确是以浓厚的儒家思想来评论文学的。但刘勰毕竟是一个文论家，而不是传道士；《文心雕龙》也毕竟是一部文学评论，而不是“敷赞圣旨”的五经论。所以，即使在《文心雕龙》中最集中、最着力推崇儒家圣人及其著作的《征圣》、《宗经》中，并没有鼓吹孔孟之道的具体主张。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刘勰对忠孝仁义之类也有一些由衷的肯定和宣扬。如《程器》篇肯定“屈贾之忠贞”，“黄香之淳孝”；《指瑕》篇说“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诸子》篇评商鞅、韩非的著作“弃仁废孝，轘药之祸，非虚至也”等等。这说明，儒道思想在刘勰的文学评论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种思想使他形成一定的偏见，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点。但这个方面并不是《文心雕龙》的主要任务，刘勰既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从维护儒家观点出发，也没有把文学作品视为孔孟之道的工具而主张“文以载道”。

　　举一个具体例子来看。战国初墨家学说盛行的时候，“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以至到了“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79的严重程度，孔、墨两家发生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这场与孔、墨两家存亡攸关的重要斗争，刘勰是不会不知道的。他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如何呢？《奏启》篇曾有所议论：

　　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柯讥墨，比诸禽兽。……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

　　对于“世人为文”以善骂为能的现象，刘勰是极为反感的。他主张“辟礼门”、“标义路”，定规矩，对有违“礼门”、“义路”的文章，就要砍他的手，断他的足！这就严然是一副凶象毕露的卫道者的面孔了。“礼门”、“义路”出自《孟子》80，礼、义之教，也正是儒家的主要教义，这似乎很能说明刘勰对儒家的态度了。但从他所举“躁言丑句”的具体例子，联系当年儒墨之战的具体背景来看，刘勰的用意就值得研究了。那种“复似善骂”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门“亚圣”孟轲和墨翟的破口大骂。墨翟骂儒家是猪，孟轲骂墨翟是禽兽。刘勰呢？认为这些都是“吹毛取瑕”，都是“躁言丑句”，一概加以批判。他不仅没有在这场关系儒家命运的大战中站在儒家立场指责墨家，也不仅是认为两家都不该大骂，且用《孟子》的话来批评孟子。很难认为这是刘勰立论的疏忽，误以《孟子》批判了孟子；更难说这是刘勰对孟子的有意嘲讽。刘勰的这段论述，只能证明他是从论文出发，不是从宗派出发；他反对的是“为文”中的破口大骂，关心的是文之利弊，而不是儒家宗派。

　　《征圣》、《宗经》两篇所论，和上述刘勰对儒家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两篇对儒家著作虽然作竭力的吹捧，也全都是从写作的角度着眼的。刘勰所强调的，主要是儒家圣人的著作值得学习。如说圣人之文“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或“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等，都是讲圣人的文章在写作上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堪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这一思想讲得最集中的，是《宗经》篇提出的“六义”：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

　　这就是刘勰所论学习儒家经典的全部价值，也是他主张“征圣”、“宗经”的全部目的。学习儒家经典来写作，他认为就有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六大好处，这就是他要归的“本”。“六义”的提出，其针对性也很明确，就是当时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诡、杂、诞、回（邪）、芜、*，这就是刘勰要正的“末”。所以，刘勰“征圣”、“宗经”的主张，主要就是企图纠正当时文学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倾向，使之“正末归本”。

　　（三）

　　明确了“征圣”、“宗经”的基本观点，我们就可进而探讨它与“原道”的观点有何关系了。“原道”是注重自然文采而反对过分的雕饰，主要属于形式方面，《原道》中对内容方面还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就不能构成全面的文学观点。要挽救当时“饰羽尚画，文绣鞶帨”（《序志》）的创作趋向，只以“原道”的主张，也是无能为力的。“征圣”、“宗经”主要是针对当时“将遂讹滥”的文风，为了“正末归本”而提出的，重点是强调“情深”、“风清”、“事信”等内容方面，而反对“诡、杂、诞、回、芜、*”等弊病。对一般文章的写作，以“征圣”、“宗经”为指导思想是可以的；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来看，只强调内容的纯正、反对形式的*丽，对文学艺术的特点没有正面的主张，对必不可少的文采没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则《文心雕龙》就将循着“征圣”、“宗经”的观点写成一部“五经通论”，而不可能成为一部文学理论。这就是刘勰论文要首标“原道”，而又强调“征圣”、“宗经”的原因，也是他的总论只有这两个基本观点的说明。“原道”和“宗经”的结合，就构成《文心雕龙》完整的基本观点。

　　“原道”和“宗经”实际上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提出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基本文学观点。虽然“道心惟微”，自然之道是十分深微奥妙的，但“圣谟卓绝”，因此，可以“因文而明道”。而儒家经典其所以值得后人学习，刘勰认为主要就是它体现了自然之道。这样说，显然是为其论文找理论根据。儒家的周孔之文，未必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者；儒家的经典，也未必有刘勰所说的那些典范意义，这都是很明显的。我们要看到的是，除了在当时突出强调“征圣”、“宗经”有一定的必要性外，刘勰这样讲，如果不是仅仅借助儒家的旗号，至少是反映了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或者是被刘勰所美化了的儒家经典，在他看来真是如此；或者是他以为在当时要提出较有力量的、全面的文学观点，必须强调这两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也就是以“原道”和“宗经”相结合所表达的刘勰对文学艺术的基本主张。因为他在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并以此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我们从这里就可清楚地看到：刘勰首先树立本于自然之道而能“衔华佩实”的儒家经典这个标，不过是为他自己的文学观点服务。“衔华而佩实”，是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总论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所以他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要有充实的内容和巧丽的形式相结合，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这就是刘勰评论文学的最高准则。

　　这一基本观点，是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在“论文叙笔”部分，论骚体中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评诗歌，则强调“舒文载实”（《明诗》）；论辞赋，就主张“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诠赋》）；对“情采芳芬”（《颂赞》）、“华实相胜”（《章表》）、“志高而文伟”（《书记》）、“揽华而食实”（《诸子》）的作品，予以肯定和提倡；对“或文丽而义睽，或理粹而辞驳”（《杂文》）、“有实无华”（《书记》）、“华不足而实有余”（《封禅》）的作品则给以批评。

　　至于创作论和批评论部分，刘勰用“割情析采”四字来概括其总的内容，更说明他是有意着眼于华和实、情和采两个方面的配合来建立其文学理论体系的。创作论部分，如结合“体”和“性”（《体性》）、“风”和“骨”（《风骨》）、“情”和“采”（《情采》）、“熔”和“裁”（《熔裁》）等进行论述，这些篇题都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命名的。刘勰认为：“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指瑕》）又说：“万趣会文，不离情辞。”（《熔裁》）“情”与“义”指内容方面，“字”与“辞”指形式方面，作品不外由这两个方面组成，创作的具体任务，也就是如何“舒华布实”，怎样安排好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所以，刘勰在《情采》篇把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称为“立文之本源”。创作论中虽然讲修辞技巧的较多，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运用种种表现手段服务于内容来论述的。如讲对偶，要求“必使理圆事密”（《丽辞》）；论比喻，主张“以切至为贵”（《比兴》）；论夸张，要求“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夸饰》）等。

　　文学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志然后通过文辞形式表达出来；文学批评与此相反，是通过形式进而考察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刘勰就根据这一原理建立了他的文学批评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知音》）因此，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基本途径，就是“沿波讨源”，即从作品所用的体裁、文辞等形式方面，进而考察作品的内容，以及这些形式能否很好地表达内容。这和刘勰论创作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仍然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个基本点出发，要求作品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完美的表现形式。因此，刘勰的作家论，也是肯定在创作上“文质相称”、“华实相扶”（《才略》）的才能，而不满于“有文无质”（《程器》）、“理不胜辞”（《才略》）的作者。

　　以上情形，不仅说明“原道”和“宗经”相结合的基本观点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同时也说明，“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全书，就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又以此观点用于“论文叙笔”，更以“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这就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概貌，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