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的文化发展

吴越的文化发展,第1张

吴越文化,是无法分开的。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吴越本属一家人,几千年来,彼此生活在同一区域之内,没有地理上的隔阂,大家使用同一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彼此相同,而且同属一个种族,血统相同,当然难分彼此相同,而且同属一个种族,血统相同,当然难分彼此了。惟一例外,就是在政治上经常会分分合合,只是如此而已。当然,由于几千年来的政治纷争,每每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动(如西晋灭亡.北方世族与难民之南下;北宋灭亡,也有类似情形),这时候,会带来某些“外来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等,交互融会的结果,文化内涵将更为丰富,或许可以称之为混合文化,实际上就是“江南文化”。

第一期——春秋末期的吴越时代。据史书所载,吴国于纪元前12世纪的商朝末年由泰伯立国,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史书并无吴国活动的纪录。直到纪元前6世纪后。吴国才有确切年代可寻。到了纪元前514至496年吴王阖闾时代,吴国得到楚臣伍子胥及齐国孙武子的辅佐,大败楚齐,成为南方一霸。日后还挥军北上,称霸中原。

至于越国的历史,也是在纪元前6世纪才有较多详尽的纪录。当时的楚国,采用“联越制吴”政策,使吴越相互攻伐。当时,名震一时的吴王阖闾,在一次伐越之战中受伤而死,临终之际,嘱其子夫差报仇。夫差不辱父命,日后果然征服了越王勾践,然后挥军北上,争霸中原。接下来,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志切复仇”,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消灭吴国。逼得夫差自杀。越王勾践随之亦称霸中原。这一段动人的历史,史书有十分精彩的记述。这时出现在吴越历史舞台上的,有一连串名垂千古的英雄与美人,包括阖闾、夫差、伍子胥、孙武子、勾践、文种、范蠡与西施等等。这段历史,在两于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家喻户晓。

至于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出现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便是《孙子兵法》。孙武子是齐人,由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闾。伍子胥与孙武子辅佐阖闾与夫差父子两代人,百战百胜,称霸中原,使吴国国势达于巅峰状态。后来伍子胥被夫差冤杀,孙武子也不知去向,史书并无明确交待。在名将折损之后,吴国也于公元前473年为越王勾践所灭。《孙子兵法》完成于两千五百年前,是一部全球公认的兵学圣典,这算不算是吴越文化的一部分?孙武本人是齐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人。不过《孙子兵法》却是在吴越两国进行实验的,因此,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混合文化”吧!此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言行.在后世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个人便是越王勾践的宰相范蠡。没有范蠡的辅佐,勾践可能报不了夫差之仇。但在灭吴之后,范蠡却飘然远隐,浮海至山东经营生意去了。他定居于山东的陶,后世称他为陶朱公。范蠡临走时写信给另一位大臣文种,认为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劝文种一起引退。文种不退,日后果然被勾践所杀。范蠡当时创造了一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良好模式,那就是“功成身退”。唐朝大诗人李白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多陨身”,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伍子胥、屈原、李斯、陆机、陆云兄弟等的不幸遭遇。直到近代,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便解甲归农,树立了“功成身退”的又一典范?论籍贯,范蠡是河南人,那也许该说是一种混合文化吧。

第二期——三国时期。当时的东吴,真是人才辈出,无论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显示出极高的文化水平。当时的著名人物,如孙权、周瑜、鲁肃、诸葛瑾、吕蒙、陆逊、陆抗、陆机韵祖孙三代,再加上丞相张昭、顾雍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其中特别要指出的几位是:名将陆逊、陆杭父子在军事上的成就,陆机、陆杭兄弟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丞相顾雍在政治上的卓越表现,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这些人,并非都是吴越本地人.可谓是一种江南文化雏形。

第三期——东晋时代,自晋元帝在江左建立东晋政权.他身边的大臣,如王导等等,都是北方世族。不过,以南方的吴越为主要基地,力抗北方异族.完整地保留与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例如,当时,“高卧东山”的名士谢安,就住在绍兴旁边的上虞。一位退隐于山林的名士,一旦出山,却能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淝水之战,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真令人敬佩。又如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书法上的成就,可谓冠绝古今。至于谢灵运家族在诗词上酌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的地位,连李白都深致其敬慕之情。可见王、谢子弟不仅会打淝水之战,还有文采风流的一面。他们的祖籍都不在吴越,不过,却成长或出生于吴越,他们的辉煌成就,也许可说是典型的“江南文化”。所谓“魏晋风流”,即江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大放异彩

第四期——五代残唐的吴越时期。如前所述,在唐末由钱缪建立的越国,一直保持自己的国号,直至钱缪时代,和平归顺宋太祖,子孙得以永享福泽,以喜剧收场。

第五期——南宋时期。如果从北宋算起,那么,有一位出身苏州的历史名人范文正公(范仲淹),绝对不能被忽略。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大文学家。试读他的《岳阳楼记》,他的文学才华,真足以使你灵魂震动。尤其是他所作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足以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不朽人物。

南宋的陆游,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是绍兴人,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代表者。不过,他长期在蜀中仕宦,热爱蜀中风土,因此将他的诗作题为“剑南诗稿”,这也许又可说是一种“混合文化” 吧?陆游的名作:“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陆游的另一首诗,更能表达出他自西蜀返乡的复杂心情。他长期居蜀,后来忽奉诏返京。“京”在何处?在他的故乡临安(杭州)。这时他倒有点不安了,一方面,他舍不得离开久居的成都,再则他久别故乡,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恐怕回去认不得几位亲友了。且看这首《南乡子》: 归梦寄吴槽,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愁须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这首词,对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全词意境幽美,景色如画,委婉清丽,含凄无限”。在今日.住在台湾的“外省第二代”,不少人也有此感触。

南宋另一位大诗人林通(林和靖先生),杭州人.长期隐居在西湖孤山,与大自然为伍,不问世事。“妻梅子鹤”,传为千古美谈。他的词,婉约清丽,风格淡远,真可谓“文如其人”。他的那首《长相思》词,将送行妇女的无限幽怨,融人大启然景色之中,真是何等风致。这是“江南文化”中最为动人的一面。

第六期——近代与现代。如前所述,无论在近代的政治革命与思想文化的革新方面,南方都是火车头,带动中国人民前进,创造了一个使全球震惊的新时代,而江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几乎是关键性的,这只要看上海、苏州、杭州在这一百多年的变化就够了。

苏杭,指苏州、杭州,代表江南,为国人称道。

国维与鲁迅。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鲁迅是浙江绍兴人,都出自吴越。王国维不仅是史学大师,同时又是文学批评的大师。他对甲骨文的研究,成绩相当杰出。他在文学批评方面,虽然只有一本薄薄的《人间词话》,却是不朽的名作。鲁迅是一位无畏的战士,要为唤起中国沉睡的灵魂大声“呐喊”,决不退缩。

江南文化,构成中国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假如有人能从中国古代浩瀚的典籍之中如二十四史去整理出属于吴越部分的资料来,内容一定非常可观。

春秋末期,几十年的吴越争霸历史,演绎了许多悲欢离合,人们津津乐道于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三千越甲吞并吴国”;扼腕叹息于吴王夫差任用奸佞、穷兵黩武,终致身死国灭;对文种“鸟尽弓藏”式的悲剧唏嘘不已;更艳羡于范蠡与西施的泛舟五湖……

然而,真正的吴越争霸史真的如此吗?让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还原一个鲜为人知而现实残酷的吴越争霸史实。

正如伍子胥谏言夫差的话,“夫吴之与越也,仇雕敌战之国也。”对此,越人也有同样的认识,越国大夫曾说过,“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吴越两国南北毗邻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吴国若要北上中原图谋霸业必须解决越国这个“后顾之忧”,而越国若要生存进而与中原各诸侯国争霸,则需要消灭横亘自己在面前的吴国。

西邻强楚、东毗大海,即使没有晋楚两国的影响、吴越二王之间的恩怨,地缘格局决定了吴越两方政治势力不能和平相处,两国之间的战争也并不是单纯争夺人口、土地、粮食等战略资源,而是灭国之战。

吴越争战:吴虽强,越不弱

吴国率先崛起,得益于晋楚争霸的外部大环境。晋国为了击败楚国,在楚国的大后方(东面)资助吴国,逃亡晋国的楚大夫巫臣更是出使吴国,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战争技法。吴国在晋国的扶持下,渐渐强大,开始频繁侵扰楚国。

当逃亡吴国的伍子胥、伯嚭辅佐吴王阖闾,客居吴地的孙武治军,吴国的国力蒸蒸日上,达到了新高度。

阖闾、夫差时期,伍子胥主持疏通胥溪、胥浦勾连太湖、长江水道,开掘胥江勾连吴都与太湖水道,阖闾大城的营造,长江、太湖、吴淞江水道的疏浚,构成吴国四通八达的水路网,而灌溉和漕运的便利给吴国经济文化发展注入十足的动力。

吴国在柏举之战中以远程奔袭的战法,以少胜多重创楚国后,实现江淮下游地区的绝对控制权,已然称霸江东平原地区。

越国在越王允常、勾践在位时期疆域北起现在的嘉兴平原地区,南至诸暨,西起衢州、金华丘陵地带,东到宁波的杭州湾。越王允常时期,越国西部广袤山区越人主要从事半游牧、半农耕的生产,东部沿海越民则以渔业为生,越国青铜冶剑业比较发达,越国宝剑闻名各国。当时越地生产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携破楚余威南向伐越,在槜李展开激战,结果却是越国以弱胜强大败吴国。一代霸主吴王阖闾被越大夫灵姑浮砍掉脚趾伤重而死,年轻的越王勾践开始登上春秋争霸的历史舞台。如果说槜李之战中,越国上下在先王允常丧亡、坐镇本土抵御入侵的吴军、战术运用得当(以死士阵前自刎惑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取得胜利;那么两年后的夫椒之战,吴国在太湖内的椒山以复仇心态、做足备战、抵御入侵吴境且轻敌的越军,同样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将战果扩大化,致使勾践率五千残兵甲士退守会稽山。

槜李之战与夫椒之战并不如演义小说中叙述的那样,主要是为了相互间的复仇,而是为了争夺地区控制权——接壤吴国南方且地处越国北部的碟形冲击平原——杭嘉湖平原(槜李便处于平原腹地)。

新兴的吴国要的是战略缓冲地带,毕竟吴都姑苏城毗邻杭嘉湖平原,纵使城大坚固(后来越灭吴时,围困三年才攻破姑苏城),为了实现西破强楚、南向翦灭越国、结好中原诸国、北向争霸的战略目标,吴国必须首先夺取、控制利于农业生产的杭嘉湖平原地区。

反观越国,能否在苏南地区立足,仅靠西部广袤的丘陵盆地地区是不够的,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守住长三角、杭州湾这一战略要地。

吴越两次大规模的交战,其实互有输赢,一次是吴国以地区新兴霸主的姿态伐越导致失败,吴王也因此伤重身亡;一次是越国趁机偷袭吴国,不曾想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被吴国打得元气大伤。

然而,吴越争霸历史走向却在夫椒一战中再次出现分水岭,成就了一段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入吴三载,忍辱负重”“有志者事竟成,三千越甲终吞吴”,夫差“妇人之仁”“贪图美色”“宠信奸佞”“致使国灭祀绝”的故事。

事实真就如此?恐怕脱离《左传》《国语》《史记》等史学著作,基于《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杂史小说类的说法终究靠不住。

吴王夫差:争霸,争霸,惊出一身冷汗!

公元前494年,被围困于会稽山中的勾践遣使求和。夫差出人意外、力排伍子胥的反对意见,居然答应勾践的求和条件,而且将越国做为一个国家完整地保留下来。后世人们痛恨夫差骄傲自大,贪图美女、财物、土地,放了勾践一马。

其实,深入分析吴越两国的地缘情况和实力,我们不难发现吴国得到杭嘉湖平原后,以其实力并不能在短期内灭亡越国。

参照《史记》记载勾践乞降求和的原话“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勾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可推知,越人尚有战斗能力,失去了杭嘉湖平原战略要地的越国尚可退守西南浙闽交界的山地丘陵地区,与吴国决一雌雄,越人占据丘陵地带更利于发挥其优势,而这也是勾践手中握有的底牌。

有志于北方争霸的夫差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接受勾践请和的要求。正如伯嚭劝说夫差的话:“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抛开财物、美女等贿赂的表面原因,吴国通过战争取得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压缩越国的战略纵深空间,使越国臣服,并且得到日后争霸战所需要的来自越国所提供的后勤保障资源,战略目的已然达到,而且不必大动干戈剿灭尚有实力的越国,才是越国做为一个诸侯国继续保存,勾践君臣得以原地安置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双方议和的结果。毕竟吴国军事传统是“以舟为马”,在水网密布的平原三角洲地区可以纵横驰骋,但要面对遁入山区丘陵的习惯陆战的越国军民,想要彻底剿灭则要费些苦工。

伍子胥基于吴越两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坚决要求肃清越国势力,灭掉越国。结合当时的情况,现在分析来看,伍子胥的亡越战略是吴国能够长期称霸江东的上策,虽然目标的实现要经年累月甚至需要多代君王苦心经营。但是,过于自信的夫差却选择了急功近利的中下策——羁糜越国君臣,保存实力,调转矛头,北向齐晋争霸。

如果夫差不是那么心急,好好经营占据的越国杭嘉湖平原地区,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消化这一地区,徐图慢慢兼并越国,或许就没有日后亡国的悲剧,历史毕竟不能假设。显然夫差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在长期却稳固与近效却存在隐患之间,夫差选择了后者,同时也给了勾践翻盘的机会。

制服越国后,踌躇满志的夫差开始了争霸中原的梦想,修筑姑苏城,开凿邗沟以连通长江和淮河,新造大型战船,开始了伐齐准备。艾陵之战,夫差领导的联军成功歼灭十万齐军,震动诸侯。为了连通江淮与泗水河、济水河,夫差又开挖深沟,为北上与晋国争霸做准备。

公元前482年,北上中原的吴国十万水陆大军兵临黄池,巨大的战船、整齐的军容为各诸侯国君侧目,万人方阵吼声震天,白旗、白羽、白裳、素甲,红旌、朱羽、赤裳、丹甲,吴军军容之盛,为夫差短暂赢得霸主之位。那一刻,成为吴王夫差一生中最高光时刻,也是其人生顶峰。人,尤其是君王,不会永远处于巅峰态势,必定会有走下神坛的那一天,或身死、或国灭、或权失。令夫差意想不到的是,他的人生巅峰来的如此不易,但失去却如此瞬息之间。因为,被他忽视的越王勾践——抄了他的后路。

勾践:偷袭,偷袭,不在偷袭中灭亡,就在偷袭中逆袭

公元前482年,趁吴军主力远在黄池,多年精心准备的勾践发兵两路袭吴,一路由海道入淮河阻断夫差大军南归之路,一路由勾践亲自率领,夺占吴都姑苏城。战争结果是吴国留守的太子友、主将王子地、王孙弥庸被俘,随后被杀,姑苏台被焚,大量战略物资被缴获。

仓皇归国的吴军与越军交战,并未占多少便宜。因师老疲乏、军心涣散、都城被占,夫差只好与勾践讲和。关于越军偷袭吴国,获得了哪些物资,史书上并没有交待,但从后来吴国一蹶不振、失去杭嘉湖平原和太湖的控制权来看,应该是大型战船。失去了战船这一项战略物资,对善于水战的吴军来说是致命打击。

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何短短十年间,越国竟能逆袭死死压制吴国,并于公元前478年的笠泽之战大破吴军?

如果说越王允常时期,越国军力能够与吴国抗衡靠的是山地丘陵地带山越步兵,勾践在槜李之战出其不意战胜阖闾就充分发挥山地步兵的优势,那么夫椒之败,使勾践深深认识到发展水上力量的重要性。吴国人对太湖地区水路交通网的经营,给了勾践启发。依托于钱塘江绍兴平原,勾践归国后积极打造自己强大的水军。研究春秋战国史,必须从地缘文化、经济、政治入手,个中道理便在于此。

忙于北上争霸的夫差,无暇经营取得的杭嘉湖平原地带,而又将杭州湾的平原地带任由勾践开发,为了补充争霸战争所需的人口、粮食、装备等资源,夫差又借力越国帮助开发杭嘉湖平原,只不过这并未给吴国发展带来什么益处,反倒悄然间增强越国的实力。杭嘉湖平原这一战略缓冲地带又回到越国的怀抱。这也就解释,为何勾践趁夫差在黄池会盟能瞬息发兵攻占姑苏城。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夫差大意这个前车之鉴并没有给六百余年后的关羽足够的警醒。

十余年间,夫差兴水利、修城池、通沟渠、忙争霸……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勾践编水军、练士卒、恤百姓、重生产……发展民生、秣马厉兵。攻守之间在转换、强弱之势就此转化。黄池会盟时的吴国纵然强大,但也只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偷袭姑苏成功的四年后,勾践发兵江北,军力占优的越军多点齐发,深入太湖,在笠泽彻底消灭吴军,一举奠定灭吴基础。

公元前473年,姑苏山上,生命最后一刻的夫差,后悔至极,但为时晚矣,他为自己的急功近利、战略短视付出了极大代价——亡国绝祀。

结语: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破楚、服越、败齐、逼晋,勾践灭吴,楚最终灭越。几十载的吴越争霸没有真正赢家,有的只是吴越两地人民的融合。悠悠春秋五霸,其霸业兴也勃焉,其霸业衰也忽焉,阖闾、夫差、勾践如春秋时代璀璨星空中的一颗颗流星,瞬息划过这片历史天空。

1、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

2、聪慧机敏、灵动睿智。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3、经世致用、务实求真。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4、敢为人先、超越自我。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共同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

吴越文化有其鲜明的标志形式,如舟揖、农耕、印纹硬陶、土墩墓、悬棺葬以及好勇尚武、*祀和断发文身,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路走来,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同舟,吴越文化风采依旧。

“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文化类型。

扩展资料:

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疆域泾渭分明。到了春秋时期,宁镇地区的吴文化面貌产生了明显的越化,而太湖地区吴文化因素也多了起来。这些变化体现在墓葬中。

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类似,而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青铜器就极少见了。到了春秋时期的墓葬中,虽然瓷器增多了,但几乎不见豆了。

西周时期的炊器为鬲,到了春秋则以釜、鼎为主,极少见鬲。由这些变化看,中原的因素明显减少,而越文化的因素则逐渐增多,并最终占主导地位。这说明越文化对吴文化进行了大量渗透和同化。如此强烈的变革只能是越族人的入侵所为。这与史书上所言吴越之乱相符。 

-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的典型代表:

1:吴语,以苏州话,上海话,宁波话等最为典型

2:昆曲,世界文化遗产,600年历史,百戏之祖,

3:越剧:现今中国第二大戏曲剧种,以爱情为主题,以婉转柔美的唱腔,儒雅的女小生为主要亮点

4:苏州园林,世界文化遗产

5:梁祝传说

6:白蛇传说

7:师爷文化:绍兴

8:杭州西湖

9:宁波天一阁藏书文化

10:佛教禅宗天台宗

11: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

12:西塘,堪称"活着的千年古镇

13:乌镇中国江南的封面,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

14:河姆渡遗址

15:唐诗之路

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浙的地域文化。吴越文化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范围与吴语区相吻合,可细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两者同源同出。吴越文化形成于周代,《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载,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早期吴越民众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粗犷中蕴涵精雅;晋室南渡后士族文化的特质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 ,开始成为中国文化中精致典雅的代表。唐代时期,吴越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同时,原先北方文化在北方地区在战争和多次的少数民族统治中淡化,吴越文化又保留了较多了传统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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