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言外之意是被强适逼得如此。日本蛮横,汪君怯懦,顶不住,只好逆来顺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注:见《汪伪十汉奸》,第226页。)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诱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汪精卫此时已成傀儡,此后汪日密约又被高宗武、陶希圣曝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3)利用报刊、广播、**、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其转变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寇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
当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人民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澎湃的爱国热情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国民政府领导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战中滇缅公路的修建为例。上百万人民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助力的情况下,在崇山峻岭的西南边疆地区开出了几百公里的国际生命线。参与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没有薪水,甚至饮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国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价最低。另抗战中期,为配合盟军战略轰炸日本。后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当美军工程顾问人员正在踌躇得不到大马力轧路机时,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轧出了供B-29“空中堡垒”庞大机身起降的坚硬跑道。机场竣工后,美军轰炸机在人们声嘶力竭的欢呼下起降。从四川起飞的美军飞机共在日本投下了几十万吨的炸弹。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卫曾经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党的实力跟清政府比起来悬殊很大。武昌起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在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那万把人的革命军对清廷的实际军事威胁并不大。但起义唤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识。随即而来的各省独立和人民运动才导致了清帝的退位。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斗争。正是有这种“坚持”的精神才最终取得胜利。号称以孙中山先生为“偶像”的汪精卫为什么在抗战中丧失了这种可贵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民众的力量决不能忽视。战后印度的独立运动;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运动;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世界围攻下求生存的历次战争,哪个不是实力对比悬殊,哪个不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呢。抗战中汪精卫的悲观正是源自于“脱离群众”。最终,失败主义转变为投降主义。由此可见汪精卫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详述了。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还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负责,又称“土肥原工作”。工作来工作去,当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观点说吴佩孚想同日寇合作,但价码太高。又有人说吴佩孚不愿与日寇合作,但躲不开,只能漫天要价。不管怎么说,老吴最后没当汉奸,并且他的死还跟日本医生有关系,所以算是保住了晚节的。
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被称为“桐工作”。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屈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寇“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寇的心理,不妨跟日寇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眩内阁5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蒋介石对假工作的实施很费了些心机。出于对抗战有负面影响的考虑(万一传出去,又说不清楚了),决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员,又能跟国民党高层能接触上的人。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脸可都是假的。全是“军统”特务。其中有个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蒋都算是亲戚。他相片从没在报纸上登过,人又不喜欢热闹,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人选日本很满意,觉的国民政府派出了这样的人物,起码还是有“诚意”的。鬼子可不知道,这个宋子良真实的名字叫曾广。代表是假,谈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谈及实质性问题。我们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请示请示”“这要研究研究”。请示来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烦了,从而怀疑这代表的真实。做了很多调查都调查不出此人的真实身份。谈判中蒋还是有收获,他起码知道了日寇的意图,这个意图没什么新鲜的,停战可以,但要承认伪满,要在中国驻军共同防共等,简单说就是汪精卫认可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众人马得知了日寇在进行“桐工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乱了阵脚,按周佛海自己说“一夜都未睡好”。他们为什么乱?汪精卫不是自诩自己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吗,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搞一下你们乱什么?“正义”的事业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最后,日方通过门上钥匙孔拍了张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后请同宋子文共事过的汪精卫等人鉴定。周佛海看了照片后大概是惊呼一声吧:这不是小宋!日寇这才明白了重庆方面的意图,“桐工作”自然流产。因香港不归日本管,故也没难为假宋子文,只有让他们回中国了。这是军统在抗战中间谍战的一个侧影,不知这位曾广回到中国后又有什么故事呢……简单的说,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个结实的绳套,套在汪精卫脖子上后就由不得汪精卫做主了。绳套一点一点收紧,最后汪主席想喘气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开给汪精卫的条件一开始很宽松,从>;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条件起了质的变化,这很说明问题。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用细腻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小锡匠十一子与巧云之间的爱情故事和大淖的风土人情。下面是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大淖记事读后感,欢迎阅读。
大淖记事读后感(一)
这是汪曾祺一个很出名的短篇。这篇小说的“序曲”很长,前面三章或描写或叙述当地的风土人情,到第四章主角才出场,算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了。这个故事很悲惨有很感人。漂亮的农家女孩巧云和一个锡匠好上了。但军队的刘团长看上了巧云。刘团长看到巧云和小锡匠的浓情蜜意嫉妒不已,派人打死了小锡匠。巧云端来尿碱水,救活了小锡匠。刘团长则被大伙赶出了当地。听起来好像有点像《啼笑因缘》的故事情节,但最漫不经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大淖记事》和《啼笑因缘》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了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子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似乎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带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看到这里觉得好有趣,多么大胆直率的姑娘啊。虽说风气好像有点太无拘无束了,但相对于现代文明的遮遮掩掩和虚伪客套而言,这样的直率有一种久违的原始野性美。
他们俩呢,只是很愿意在一处谈谈坐坐。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这句话也很好,虽然好像我以前看到过类似的话。若有若无的感情最难以表现,无论在文字中还是**里。用飘来飘去的淡淡的云彩来形容这样淡淡的感情我觉得很到位,虚无缥缈的感情变成可以琢磨可以感受到的实体,是很成功的描写。
我们想象不到感情是什么样子,但我们想到天空中的云彩,飘来飘去最后无迹可寻,,来来去去从不由人,你看到它刚才还在那儿吧,但转眼间它就不知去向了,是飘走了还是消散了没有人知道。就像感情一样,你说不清自己对他是什么样的感情,只是愿意跟他说话、谈心。有时候不经意的一瞥你似乎看到他眼中贮满了对你的喜爱,但再大起胆子细看,又发现他好像根本没有看着你。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爱上他了,但见面时看到他你又犹豫了,甚至可能害怕和他说话,害怕和他对眼。你是怕他看穿了你的心思吗少女情怀总是诗啊。也只有在那样懵懵懂懂的青葱岁月,才会有那样虽然朦朦胧胧但却让人如痴如醉的情思。不就想天空中漂浮的云吗丝丝缕缕牵牵挂挂,似乎总在纠缠着变幻着,谁也说不清它下一秒的样子和最后的去处,就像谁也说不清你和他之间最后的结局。
巧云一家有了三张嘴。两个男的不能挣钱,但要吃饭。大淖东头的人家都没有积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抵押。结鱼网,打芦席,都不能当时见钱。十一子的伤一时半会不会好,日子长了,怎么过呢巧云没有经过太多考虑,把爹用过的箩筐找出来,磕磕尘土,就去挑担赚“活钱”去了。姑娘媳妇都很佩服她。起初她们怕她挑不惯,后来看她脚下很快,很匀,也就放心了。从此,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们在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的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扇忽扇的。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
巧云应该也算汪曾祺小说中一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对比《受戒》中伶俐可爱的小英子,巧云身上带有更多现实生活的无奈,但这个坚强的女子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残忍活着重负失去信心和勇气。当父亲和爱人都不能工作,生活的重担罗在她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她没有退缩,她勇敢的挑起生活的重担,,坚韧不拔的精神让人感动。
大淖记事读后感(二)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晚年的作品,写的是他的家乡高邮的风土人情。每当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是会联想起其老师沈从文的《边城》。同样是描写家乡朴实的民风,同样是清新空灵的语言,连故事的主人公也有一点点相似。只是,和《边城》相比,《大淖记事》的情节更加淡化,就像是在静静的水中投入了一块小小的石子,荡起了几圈涟漪,又迅速地平静下来,融入大淖安宁和谐的生活之中。
有人物,有情节,的确是小说重要的元素——故事,但是在大淖这个足够大的生活背景下,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就被湮没了。因此,《大淖记事》这篇小说,让读者记忆深刻的不是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而是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平静。从这一点上来说,这篇小说收到的功效是与散文类似的。这就有悖于大多数小说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和散文的界限。
首先,作者以绘制地图一样的热忱详细描述了大淖周边的环境。大淖就像是地标一样被定格在中央。北去是北乡各村,东去可达邻县兴化,而南面是一个废气的轮船公司。对地理的描述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又以轮船公司为轴介绍了西面的瓦房和东面的茅草房,以及南面的东大街。在文章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感觉都像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写景散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能感受到散文的细腻。一方面,作者细致得唯恐有丝毫的遗漏,连雪白的粉墙上,黑漆大书的“鸡鸭炕房”四个字也不放过。另一方面,把人的感官也充分地调动了起来,“紫红色的芦芽”、“灰绿色的蒌蒿”、“雪白的丝穗”、“沙沙作响”、“吆吆喝喝”、“骚尿”让读者在视觉、听觉、嗅觉上都受到刺激,仿佛身临其境。汪曾祺就像一位临摹现实的画家,非常忠实于原貌,多少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散文写实写意的味道。
渐渐的,读者已经习惯于人物出场前,故事被有意无意的阻隔。这种阻隔当然是在为每一个人物的出场做铺垫,但是感觉作者的意图并不仅限于此,他是在介绍他的乡亲们和乡亲们的生活,把故乡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是一幅有声有色的乡村全景图,是作者熟悉的,感到亲近的,清晰印在大脑中的。这种阻隔也模糊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没有了小说那种情节与情节的连贯,我们随时可以沉浸在风土人情的描述中,将故事远远抛在脑后。如果硬要给故事找一个高潮的话,应该是十一子被打这一段。但是就在读者的情绪刚刚紧张起来,并没有到达顶峰的时候,作者又使我们放松下来,似乎不愿意打破整篇文章追求的平静。有意思的是,在《大淖记事》中,和祥写故乡的物故乡的人相比,汪曾祺是惜墨如金地勾勒出了整个故事,而多使用短句和对话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阻隔和写作侧重点的不同,达到了情节淡化的效果。
《大淖记事》没有惊心动魄,虽有波折也绝不是跌宕起伏。文章的基调始终是平和的,再大的事都有平静的时候,总之,生活在继续。汪曾祺的家乡的确是个很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没有多数乡村的保守,相反它在很多问题上是让人惊异的开放。这里的女人没有“三从四德”的束缚,可以做男人的工作,她们生活得很随意很自由,正是在这个并不富裕的乡村有着很多地方无法实现的男女平等。
其次,这里人人凭本事吃饭,几乎从来没有为生活担忧过,就算是巧云这样柔弱的女子也能靠劳动养活两个大男人。大淖的人没有生活的重担,也没有过多的欲望,他们是一群为了生活而生活的积极又简单的人。在这里,时间几乎是静止的。最后,是大淖淳朴的民风。人们不爱嚼舌头,也不背地里说长道短。当十一子受伤后,大家纷纷杀鸡凑钱,全都是真心实意的热情。所以,大淖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发生大事件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是小说理想的取材地,因为这里太闲适,太宽容,太和谐,只适合淡淡地品味。
把《大淖记事》当做小说来读是会失望的。或许汪曾祺没想让我们记住十一子和巧云,只是在向我们描绘他的家乡,让我们记住一个风光独特的地方,一群热情纯朴的乡亲。
大淖记事读后感(三)
近日来,读江斑推荐汪曾褀先生几本书,颇有心得。汪先生书看似写得平淡,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丝丝入扣,一环紧套一环。工笔画般的表达方式,便是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对于人物刻画,大都通过语言、动作,丰富表现了人物的性格。
再读其子汪郎介绍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方知汪先生原是杂家。先生爱读杂书,一是休闲消遣,二是长了许多见识,三是学习语言,四是从杂书中悟出一些写作的道理。
汪先生喜欢杂食,自称杂食动物。他生在高邮,以后住过昆明、上海、北京、还跑了不少地方,对各地的吃食,大都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内蒙,他生吃牛羊肉;在云南,他品尝傣族的苦肠;—(牛肠里有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
汪先生看重的是平民化的杂食,在家里也常做此杂七杂八的东西。炒麻婆豆腐,炒疙瘩皮、羊头羊蹄、热汤面就臭豆腐…全是平民的玩意儿。
由此可见汪先生的知识来源十分广泛,文章中处处闻见平民化的气息。书读多了自然而然知识也丰富了。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
大淖记事读后感(四)
当妈妈把这本《大淖记事》交到我手上时,我还在咕嚷着:“散文有什么好看的……”
可如今,我却喜欢上了它。翻上几页,不管多么烦闷的心情,都被感染得静了下来。
没错,这就是一本散文叙事书。书中,“淖”的意思是湖泊,而“大淖”,顺名思义即是大湖。这也是一个地名,围着这大淖的一圈人家都是大淖的人。
《大淖记事》中并没有什么波折强烈的剧情,只是一篇篇讲述大淖人生活中小事、还有作者那时社会的黑暗的各种丑事。一篇篇散文都让我记忆尤深。作者朴实、清新的笔风,让我清楚地看到事情的全过程;却又蕴藏着深刻的含义,作者的情感和人生哲理让我忍不住看了又看仔细思考。第三人称的叙述没有半点夸张,也看清了事情的真实。
这本书中的任何一篇,都能让人多少悟出些东西来。当然,也有些看似实在平凡的。但这些文章通常都有着更深刻的东西藏在里面。想要找到它,就得反复挖它,凿开它。
就拿《岁寒三友》来说,我悟出了文章的三种意思。说的是三个一起长大的人,小王,小陶,小靳(不是真名)。三个本并不算贫因,可后来,因“新生活”引起变动,小王小陶都揭不开锅了。而小靳事业却是蒸蒸日上。他当即卖了他最珍爱的宝贝资助这二人。从中,我悟出了:①以前人们对友谊的看重;②作者对革命时期蒋介石的批判;③作者对那时人们友谊的赞美和人们心美的称诵。
我是不爱做阅读理解的。我只阅读,不理解。可我得到这本书后,就开始情不自禁地琢磨它,思考它,理解它。我稍有起色的阅读水平,可以说,是全拜它所赐。我是在发自内心地从心底里深深感谢它的。忘了说,因为它,我的烂俗的作文水平也有些进步了。
我不仅是对这本书有感,更多的是对它的赞美、感谢。我会读更多的散文,因为我意识到它的用处。我也在此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大淖记事》。
大淖记事读后感(五)
汪曾祺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熏陶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地道中国味的审美风格,在总体创作倾向上,他“追求的是和谐,希望容奇崛于平淡。”,“一般不写重大题材”,主要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故乡的民风习俗中发掘素材,传达自己对悠久中国文化和自由人生境界的理解,显出浓厚的书卷气。在任务塑造上,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不求形似,而球“神似,轻轻几笔,神全气足”。他在作品中表达的常常是一种意境和气氛。他的文风以雅彰显,深得诗美。
《大淖记事》描写的是小锡匠十一子同挑夫的女儿巧云的爱情故事,挺拔厮称的十一子和心灵手巧的巧云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感情,他们不顾阻拦,执着地坚守着那份属于他们的爱情。
小锡匠十一子与挑夫巧云本是“不同的人”,只是因为美貌、唱戏两人互相倾慕,相互依恋。但十一子家有快瞎眼的母亲,巧云家有半瘫的父亲,两人的爱情无法实现,只得将彼此的爱慕隐藏在心底。接着,巧云不慎落水,十一子舍身相救,义侠型的男英雄形象得以完成,佳人爱慕的正是这样的英雄。这就为下文二人最终的完满结合埋下伏笔。但是故事并不就此结束,英雄佳人的结合还要经受挫折与考验。于是,恶人角色出现了,这就是刘号长。他深夜拔开了巧云的门。巧云破了身,又屡遭恶人的羞辱,但她不想死,她舍不下十一子和半瘫的父亲。这时,“拯救者”十一子勇敢地接受了她的爱,以一种无声的行动对抗刘号长的暴力。刘号长不肯善罢甘休,纠集同伙打击十一子。锡匠们帮助十一子,巧云也站在十一子一边。锡匠们以沉默无言的游行抗议着恶人的暴行。县长不得不出面调解。最后,刘号长被驱逐出境,十一子的伤也终于要好起来,有情人终究结成眷属。
由这些都可以看出,《大淖记事》的叙事采用了传统文学、民间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模式——“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的格局。这是传统文学及民间文学中常用的一种"情爱模式"。本文叙事的民间性特征由此亦得到印证。
大淖这带地方就像一处“世界大舞台”,而作者就像一位高明的编导,布置好一舞台奇异而古朴的道具,指挥着各种人物活动起来,使这舞台充满生气。本文一、二、三节对大淖环境及在这一空间里生存、活动的人物的叙事,恰好对应于曲艺舞台上的道具布景与序幕说明。而那一片白亮的大水似乎是舞台的中心,扮演着一个无声的重要角色。
大淖中央是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分布着几家鸡鸭炕房,养着松花**的小鸡小鸭,往东是一座浆坊,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鱼行的草行。大淖北去是乡下从事耕种的农村,东去可至一沟、二沟、三垛、樊川、界首,直达邻县兴化。大淖南岸,是一家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往南,是一条深巷,深巷过去便是北门外东大街了。轮船公司往西,住着各种小本生意人,往东住着世袭的挑夫。序幕拉开之后,各式人等都在忙碌着自个的生计卖天竺筷的、卖眼镜的、卖山里红的、打制锡器的、挑稻子的、抬桐油的……热闹非凡,生生不息。也有那些淘气的小孩,在码头上站成一排,齐齐地往水里撒尿;有那横溢的炊烟,在大淖的水面上飘散不去;有那挑鲜货的姑娘媳妇,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还有那个"老骚胡子",跟小媳妇赌饺面,让她们脱光了衣服跳到淖里扑通扑通洗澡……
之后他让主要角色出场了。作者导演的这一场大"戏",无疑是相当精彩的,也相当引人入胜。他通过类似曲艺的手法,营造了一个美的舞台。美的空间。作者正是通过本文叙事努力追求的一种美的意境,美的境界。在作者的眼里,大淖的一切都是美的,景色是优美的,人物是优美的,劳动也给人美感。
全文所呈现出来的“美”,是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的:自然美(包括景色美,色彩美,如那片沙洲、飘散在大淖之上的炊烟)、人情美(美好的人际关系、乡俗风情)、人性美。而人性美是作者企图抵达的最高目标。大淖人古朴纯真的生活,自然无拘束的男女关系,要多野有多野的女人,开放的性爱观(原则是"情愿"、乐意),小锡匠与巧云那一段动人的爱情……所有这一切,经由作者以淡淡的语调娓娓地叙来,从而笼罩上了一种素朴清雅的优美。
除了这一切的美,小说中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大淖人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他们顺应生命和个性的自由舒展而自在地活着,不受传统的道德贞操观束缚,只用一个标准“情愿”来决定感情的是非,这为巧云性格的形成,以及她与十一子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发生做了必要的铺垫,这不仅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由本质的重要性,而且也体现出作者对民间文化和道德意识所持的审美立场。他作品同时以散文的笔调,细腻的描写了大淖的风光、世俗和人情。
人是环境的产物。巧云的行为植根于大淖的特殊社会环境。婚娶不用媒人,对所爱的人情愿在经济上“倒贴”。因为爱情不是施恩的谢礼。这里的风气与街里相比,哪里更好确实“难说”。大淖的风俗和人物的行为当然不全是金子。金子混在砂子里,一切都还是一种混沌状态。巧云被刘号长强行破了身,媳妇们只骂一声“这个该死的!”巧云对自己爱情的执着追求,也不是意识到自己奴隶地位的自觉反抗。那是环境造成的,人物的行为摆不脱环境的制约。
矿砂并不就是金子。金子却在矿砂里。《大淖记事》不是人物带出环境,而是从背景中推出故事。它像剥笋。不,在剥之前,先是连根带泥都掘起来。然后再一层层剥下去,最后才见到那透明纯净的笋心。在这浪淘沙式的选择里,作者找到了对待生活应有的态度。应该积极向上,面对挫折时也不该放弃的精神。
小说不是没有缺点。将大淖的风气与街里那些没有爱情自由的封建婚姻形态相比,优劣自无需评说。但大淖的风气里毕竟羼杂着渣滓。违背生活真实,人为地加以净化,固然不必;要求作者生硬地加以议论,于艺术也属无益。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对结构的要求,是布局的匀称。《大淖记事》从环境中推出故事,这无可厚非。但作品对大淖风俗铺述过多,进入情节较慢,前后篇幅的安排,使人略有失重之感。尽管如此,《大淖记事》仍是一篇优秀之作。
读了这篇文章,感动于巧云对十一子的爱,感动于巧云的坚强,在被刘号长强行破身后不是颓废,反而后悔没有给了十一子;不是沉沦,反而是更加坚强地照顾瘫痪的父亲。故事的中国式结局也让我们感动欣慰,他们的爱终于有了个好结果,而在《大淖记事》里汪曾祺用文字搭建的这个亦真亦幻的民间,让我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风情,他们不同的风俗,造就了大淖的人物风情。
大淖记事读后感(六)
当我第一眼接触到这篇小说时,题目中的“淖”字便把我的目光给紧紧揪住了。
大淖,据说是作者汪曾祺的故乡高邮的属地。“故乡的土比他乡的香,故乡的水也比他乡的甜。”也怪不得作者对大淖的环境描绘特别地细致执著,而且字里行间总有意无意地溢出对故乡的欢喜之情。
乍一看下来,这篇小说与沈从文的《边城》在风格上略有相像,两者皆以故乡的水土带出故乡的民俗风情,引出既平凡而又吸引人的小地方的故事。再细细品读下来,这样的想法却被推翻了。
如果说《边城》中的凤凰古城是与与世无争得一块净地,那么这里的大淖,便是通往北乡的各村的通道上,大小林立的炕房、草行,南岸码头供野孩子消遣的候船室,东边的深巷大街,还有西边低矮的瓦屋。除了本地人,大多的都是来自下河一带的客户。正是这熙熙攘攘的地方,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极具乡土情趣的故事。
除了环境不同以外,作者设置文章架构的手法也很精妙。他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隔膜不是单纯地表现在空间上,而是从心理上的屏障来引出。小说第二节中最后一段老锡匠告诫十一子,不要和东头的姑娘媳妇勾搭,“她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便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本外”之别了。
再说与《边城》最大的不同,就要归结到人物角色的区别了。《大淖记事》中的巧云是非常讨人喜欢的,对于小时候她的妈妈莲子跟别人私奔的事也不甚在意。当她十七岁,却要担起照顾家庭和残废爹的重担时,毫无怨言。这样一个纯真美好的形象,谁会不喜欢呢与她一道的,还有一个男主人公——十一子。小锡匠十一子人长得结实耐看,为人热心善良,不乏爱慕他的姑娘。就这样看来,巧云与十一子应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且作者也是这样安排的。然而巧云被刘号长给破了身子!面对这种事,巧云没有淌眼泪,而是更为忠贞的表达她对十一子的爱,而十一子也没有辜负她,甚至到了后来,他被刘号长一票人打得半死,也绝不退让。巧云的忠贞、坚强,十一子的善良、正直,都为这美丽富饶的大淖更添一道风采。
《大淖记事》的“大”令人着迷,《大淖记事》的“小”也同样令人拍案叫绝。先前老锡匠的一段话便区别开了本地人与外地人,而到了后面,巧云的妈妈和别人私奔了——这种事情在大淖这个地方不值得大惊小怪;巧云破了身子——这种事在大淖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都给读者留下了深思。小说里融合着对社会状况的批判以及对人性的思考,使我们在其中不仅仅是看一个故事,而是延伸得更远。随之,这个故事的精神价值也提高了不少。
品读《大淖记事》,不可能单纯地阅读而毫无惊喜。从环境、人物、结构等方面来看,它就像一个多面体,绵绵俱到。认真斟酌其中的章句,我找到了自然美、人性美的极致融合。
主演:
集数:50集
导演:
状态:
编剧:
年份:
地区:中国大陆
首播时间:
首播平台:
类型:都市
剧情介绍
叶檬自幼父母离异,远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也造就了她乐观好强的个性。叶檬半工半读,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决定回国发展。而此时,随母亲前往国外的姐姐叶柠,已是外企高管。出于对当年离去的补偿,她介绍叶檬入职,成为了副总周岛的秘书。周岛出身草根,他的严厉让叶檬受尽折磨,也令她迅速成长。而叶檬的率真勇敢,也让周岛另眼相看,两人擦出爱的火花。叶檬意外发现,姐姐叶柠一直暗恋着周岛。叶檬透支信用卡,补贴不省心的老爹,被信用卡专员陈乐盯上了。陈乐阴差阳错租下叶檬小姑的房子,两人斗智斗勇,成了欢喜冤家。叶檬一直坚守着纯良的品格,也令她在职场上遭遇重重挫折。叶檬被迫从外企离职后,并未气馁,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在电视台站稳脚跟,成长为一名深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找到了想要的生活,和真正爱的人。
《秘密访客》讲的是四个人联合起来欺骗一个短暂性失忆的“访客”最后五败俱伤的故事。
剧情简介:
校车司机于困樵因失职酿成了一起重大的校车车祸,困樵拼死救出了似与车祸背后真相息息相关的汪楚祺,校车上的其他学生无人生还。 得知此事家境显赫的汪父为了隐藏这个秘密,不得不把困樵藏在自己家的地下室里长达三年,却处处暗示困樵何时自首。随着访客的到来,这个原本温馨和睦的四口之家变得越来越诡异,母亲(许玮甯 饰)整日惴惴不安,姐姐举止一反常态,家人个个心怀鬼胎,怪事频出,这个家背后不可告人的秘密似乎即将浮出水面。
**一开头就能感受到整个家庭的压抑氛围,充满了各自的秘密。
表面的人物关系:一个前妻的女儿,一个被收养的残疾儿子,一个失去女儿给别人当过小三儿的现妻,一个惹上人命案子致使学生大批量死亡的校车司机,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主人。
实际的人物关系:5个奇怪的人组成的一个家庭,背后的真相是一个失去前妻,又失去独子的父亲,阴暗的复仇之矛。整个影片的风格非常的阴郁,所有人的脸上都隐藏着故事里的故事。夫妻姐弟,母子与母女,中间仿佛隔着一条银河,那么遥远的距离。
奇怪的是,看完以后,并没有感觉到人性的丑陋,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人的真性情的现实表现。大部分的剧情都发生在一座房子里边,每个人都仿佛努力在用眼神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情感。
看完这个**,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所表述的“控制狂”的病态家庭观。
这个“家”充斥着“谎言”,而“谎言”用来掩盖和逃避“真相”。当人们面对“重大丧失”而无能为力时,会为了“逃避现实”而做出很多匪夷所思、颠倒黑白的事,强烈的“创伤反应”会让当事人企图虚妄的让一切“恢复控制”,“假装”世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假装”一切事故没有发生,进入自欺欺人、欺骗他人的病态和邪恶。
直到“谎言”再也无法掩盖真相,直到真相得以浮出水面,一切面对现实的“恐惧”和“痛苦”被接纳,心才能真正走出黑暗,得到治愈。
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的演技:
段奕宏影帝级的表演,虽然各大主演的表演都很在线,更有《唐人街探案》系列思诺和《隐秘的角落》朱朝阳惊喜重组,但不得不说段奕宏饰演的小人物 - 校车司机这一角色是最为令人动容的,最后的一幕落在他身上也是一个情理之中但又是令人唏嘘的场景。
而导演在**技法方面的成熟也显而易见,各种诡异的运镜和快切都能一直勾着观众,再配合玄妙的配乐生怕观众产生哪怕一丝丝的尿意。
这个片子还是值得看一看的,我觉得比千篇一律谈恋爱的有意思。故事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秘密,也都有自己伤口,也都需要自己的救赎。
现在普遍流行一种说法:谈恋爱可以穷,结婚绝对不可以。这样的观念,在每一个未婚的男男女女的头脑中盘旋。一旦要从恋爱走进婚姻,一定要去衡量对方的经济收入水平。结婚以后的柴米油盐,都是需要金钱的,如果经济基础太差,也注定了生活过得不好。有句话叫贫穷夫妻百事哀,让很多人吓坏了。
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父母有没有养老保险。这些现实问题摆在每个未婚族面前,成了一道难以攻克的题目。有时候外在条件,甚至都决定着一个人是否能够找到对象。很多男性朋友因为太穷了,被女朋友劈腿了。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印象里,女人似乎对于物质的需求更迫切。长期以往,女同胞们处于弱势地位。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也会异常谨慎。千挑万选,生怕嫁错了,这辈子就难以再有希望了。但是,现在社会男性在选择喜欢对象时候,也是万分慎重,也怕娶错了人,后悔一辈子,也更加注重女人的家室和收入。
那么现在社会,一个女人月薪2000元,工作稳定,男人会愿意娶她吗?听听三个未婚男同志的讲述,真的很现实。
汪先生 30岁 外贸销售
我今年准备跟女朋友结婚了,日子也选好了。女朋友比我小三岁,研究生学历,身高长相都还可以。家庭跟我也相仿,感觉就是我要找的理想结婚对象。她毕业以后,在学校里面当老师,月收入不高。但是稳定,也有充足的时间,能够做自己的事情。我做销售平时也挺忙的,我希望找一个工作稳定的,协助我帮小家过得更好。
我不在乎她的收入问题,她挣了多少都是自己花。她们做老师的看着好像工资不高,但是有其他收入。我女朋友学新闻传播学的,也经常在网上做一些兼职文案工作,一个月也有好几千的收入。我们俩在收入方面差距也不是很大,对我来说,我更看重一个女孩是否具备良好的品行,以及她有没有上进心。
无论现在怎么样,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以后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许先生 26岁 建筑工人
我已经结过婚了,对于这个问题也想说说自己的看法。以往的观念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的母亲辈的婶婶姨娘们都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生活的也很幸福。但是现在社会不一样了,一个女人在家里面没有工作,真的会有好多事情。像我老婆就是这样,结婚以后就不去厂里上班了,待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太太。
记得结婚之前她就问过我:我没车没房,月薪2000元,你愿意娶我吗?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乐呵呵的说了愿意。要是我知道后来她是这样没有上进心的女人,我真的会考虑要不要跟她结婚。
我也想让她做好全职太太,但是我的能力有限。每个月只能挣到那么多的钱,有时候满足不了她对金钱的需求就会跟我吵架。无论是月入1000元,还是月入2000元,女人有自己的工作以后,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我老婆常年不工作,还有疑心病,经常怀疑我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我真的受不了,如果再这样下午,我可能要离婚了。我一直都劝她找份工作,她就是不愿意。
刘先生 28岁 会计
我跟女朋友因为这个事情闹翻脸了,就随口提了分手,她也没说话。我们4年的感情,就这样化成灰烬了。有的时候想想挺可惜的,但可能就是价值观不一样,才会导致这么大的分歧。我前女友之前是做行政的,在一个小公司里面,月收入也就3000元不到。
我觉得她在这样的企业里面,没有发展前途,劝她赶紧离开那里,选择更好的平台。大平台学到的知识多一点,也能有更好的上升空间。她觉得我嫌弃她工资低,经常因为这点事情吵架。后来争吵的次数多了,我已经麻木了,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
但是,她心里总记着这个事情,一有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把这个拿出来教育我。我受不了这种性格的人,就主动提了分手。两个人在一起,我真的不是在乎她拿多少钱一个月。考虑到日后的发展问题,才会跟她说这个。毕竟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我们都想活得很好。目光远大和目光短浅的人,到最后是有不同的结局。
几乎有10年的时间人们不曾看到汪国真这位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诗人,有关他的诗歌、有关他的是非几乎就要被淡忘的时候,汪国真新近的名誉官司引起轩然大波,又让我们重新想起那个传抄诗歌的年代。昔日也曾遭受非议的诗人,今天到底怎么了?
轰动一时的汪国真诉《天府早报》名誉侵权案,于2002年8月20日尘埃落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天府早报》社在该报刊登向原告汪国真致歉的声明,并赔偿原告汪国真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驳回原告汪国真其他诉讼请求。对此,汪国真表示满意,不再上诉。
十几年前红透大江南北的青春派诗人,一度淡出人们视野的汪国真,因“火锅事件”被以极不情愿的方式再度聚焦。儒雅的面容,文质彬彬的眼镜,风采依然,笑容依然,温和依然。而今的汪国真与当年的诗人标准照相比,没有三十而立的激昂,多了四十不惑的平静与成熟。46岁的他,显得挺年轻,全无“潦倒”的样子。
诗歌变火锅:最近心里有点烦
四川《天府早报》3月19日刊发文章《昔日辉煌成过眼云烟大诗人汪国真为钱所困》,文章描述了“诗歌变火锅,汪国真为钱所困”的窘境,提到:汪国真近年来鲜见作品,诗歌收入减少,便四处筹措资金在在北京市区开火锅店,却因不善经营而轰然倒闭,从此境遇日渐潦倒,复出作品《汪国真诗集》也鲜有问津不得已,本有书法基础的汪国真开始大练书法,为京城一些店铺撰写招牌,以卖字为生。
文章一出笼,旋即被国内100多家媒体转载。汪国真见后拍案而起,怒斥该文章为假新闻。但该文作者杨某也不示弱,并振振有词地道出消息来源:一位国内某知名杂志编辑,此人自称是汪国真好友,并说年初曾到汪家与之长谈事情由此变得扑朔迷离。
原来那位“知情人士”是《知音》期刊集团《打工》杂志的编辑庄某。庄某向记者的朋友石野披露了这则新闻出笼的来龙去脉:今年春节前夕,主编知道我有朋友与诗人汪国真交往甚密,便指令我采写一篇汪国真再度创业的文章。正月初二,我在北京民族饭店与汪先生晤面。我对汪先生的道德文品素怀敬仰之心,哪有丝毫亵渎之念呢?当时在一起的还有我的两位朋友,我们边喝茶边聊天,谈得很投机。回到武汉后,我将详情向主编作了汇报,因忙于其他事,这篇文章一直拖着没有写。岂料,无孔不入的“娱记”倒来得快。3月18日,有位同事向我索问汪先生的电话,并称四川某报的一位记者想做一篇汪先生的文章,问我可否帮忙。由于我不知对方真正意图,不便轻易将朋友的电话给别人,只好推称回家找到汪先生的名片后再告之。第二天,那位女记者又来电话索要汪先生电话。当同事将电话递给我时,我迫不得已对她说回家告之。当天下午4点,我上网时发现,一则题为《大诗人汪国真穷困潦倒卖字维生》的消息,这令我目瞪口呆。这则长达千余字署名为杨某的消息写道:“盛极而衰,诗歌变成‘火锅’曝出该消息的人士自称是汪国真好友,现为国内某知名杂志编辑,在采访时该人士拒绝透露其姓名,年初该人士曾到汪国真家小坐长谈”看到这篇杜撰出来的文章后我非常生气,当即向同事查问中午打电话的人是否就是杨某?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立即拨通了那位被四川某报称为“美女记者”的杨某的电话。我质问杨:“你凭何空穴来风,污人清白。你文中所言,国内知名杂志编辑指的是谁?你为什么要胡编这样的造谣文章来制造噱头?”杨某辩说:“我文中所指国内知名杂志编辑并非指您呀”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令我更意料不到的是,这篇假新闻很快就被全国一百多家媒体转载。直到现在,除了愤慨,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恶心。
4月,汪国真把《天府早报》及该文作者、转载该文的《江南时报》告上法庭,要求《天府早报》刊登致歉声明,消除影响,并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人民币。汪国真并出示了他的三张电话收费单,其中3月20日以后的电话费明显比这之前的电话费高出近800元,从而证明这篇报道面世后,不断有人打进电话求证事实。他认为这篇文章所写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相符且该文作者并没有向他本人核实,就擅自刊登出这样的内容,严重损害了他的名誉,扰乱了他的正常生活及文学创作,给他及家人精神方面造成巨大损害。汪国真说,自己有正当职业、稳定收入,从未开过火锅店,也从没为钱所困。他的作品也不是无人问津,而是相当有市场,光是一本《汪国真诗文集》便被几个版本盗版。
汪国真表示,从1990年起,他通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各种诗集已累计超过1000多万册,这还不算被发现的30多个盗版本。于是,他不禁发出反问,“这么高的发行数量,我会穷困潦倒吗?”
自从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起,汪国真就开始写诗并发表,但当时的他并不被广大读者认识。他的诗首先是在北京中学生人群中引起共鸣,并以手抄本形式在他们中间流传。自1990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后,汪国真成了大红大紫的名人,其作品散见于各种留言卡,甚至作为青春记忆走进少男少女的心灵日记,可谓风扉一时。
他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甚至波及10多年以后的今天。据汪国真讲,应青年学生的要求,2000年教育出版社在出版《高中语文读本》时,特意将他的五首散文起名《短文五则》放在第一册第一课中,供学生学习。而且,汪国真还参加社会活动,主持青年文学沙龙,讲诗作赋,评论感悟。传媒的热衷,青年的倾心,社会的口碑,他清楚人们对他的偏爱,所以他不敢有半点懈担在常人眼中,名头极盛的汪国真不应该陷入穷困,而应早就是家财万贯的百万富翁,但汪国真对这种猜测也说“否”。他认为自己虽没有报纸上说的那样潦倒,但也只能说是进入了小康。当年,诗集一本接一本地出,却只是拿稿酬,并不像现在这样可以拿版税,一首诗有时才能拿5元钱稿酬;盗版也使他的收入大大流失,盗印他诗的版本不少,可盗版者是绝对不会付给他版税和稿酬的。
汪国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显得非常激动,他生气地说:“这篇文章完全是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已对我的良好声誉造成了极大损害。我从没接受过这位四川女记者的采访。”对于报道中指的“汪国真在朋友建议下四处筹资金在北京市区内开了一家火锅店。但不幸的是,由于文人气息十足的汪国真完全不懂经营之道,所以火锅店在开张了没多久后就倒闭了。伴随这家饭店的倒闭,汪国真的大部分积蓄也赔了进去,汪国真从此境遇日趋潦倒”的描述,汪国真气愤地说:“我从来没开过什么火锅店!是在哪儿开的,店名叫什么?请对方拿出证据来。我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而且我一直在写作,已出版了几十本书,每年都有稿酬收入,还有版税。”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我是喜欢吃火锅,可从来没打过开火锅店的主意,更没入股哪家火锅城。看来我只能请那位记者告诉我:什么时候、地点、我开了哪家火锅店。这纯属无中生有。除了起诉,我没有别的选择。”
燃情岁月:诗竟在手抄本上流传
就像不能绕过琼瑶、罗大佑、席慕蓉,汪国真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刻下了自己的痕迹。曾有评论说:有青春的年代,就有汪国真的诗行。说起第一本诗集的出版,汪国真讲述了一个故事。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成了汪国真激情燃烧的岁月。经过一番“热淬”,他成了中国新一代诗人的领潮人物,在中国诗坛乃至东南亚地区都颇具影响。1990年出版首部诗集《年轻的潮》之后,“汪国真热“席卷全国,以至北京高校出现汪国真诗歌演讲热,当年诗集被《新闻出版报》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有人称,1990年在出版界被称为是“汪国真年”。“汪国真热”现象的兴起,和汪国真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清醒认识以及对文化创作定位的准确把握有着紧密的联系。
汪国真写诗始于大学期间,而他的大学梦从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才成为现实。这之前,从15岁初中毕业起,他已经在北京一家工厂当了七年的铣工。考上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他汹涌而至的诗兴得到释放的空间,写诗、发表诗、当个诗人,是他浪漫生活的主旋律,四年大学时光就这样在诗的意境中悠然滑过。1979年他刚大一,一天汪国真收到《中国青年报》一编辑的来信:“汪国真同学,我们在贵系系刊《长歌诗刊》里选了你的诗,现寄上稿费两元。五首诗。”汪国真回忆说:“是一组诗,第一首诗叫《晨练》: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这次发表虽然不是我投稿,但是却引起了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汪国真自称其创作得益于四个人:李商隐、李清照、普希金、狄金森。追求普的抒情、狄的凝炼、李的警策、清的清丽。
出名之后,汪国真开始想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包括参加主持人大赛,现在回想起来汪国真坦言:“我还是一个偏内向的人,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还是不适合自己的。但当时年少气盛很多活动都希望参加,30出头,出名太快,有些事情就会身不由己,比如很多的采访,我完全没有选择。”成名之后围绕在汪国真周围的还有接连不断的演讲、签名、各种赞誉之词以及种种非议。非议最多的还是汪国真的诗,反对者认为汪国真的诗歌实际上是将千百年来的各种至理名言,以押韵分行的形式更浅白地表达出来,是一种思想的快餐,哲理的炒卖。汪国真自己承认:“我写诗一直注意对象,新诗是写给年轻人看的,没有必要写的很含蓄;而旧体诗中用典较多,词句比较含蓄,虽然也能表达豪放的情怀,但读旧体诗的人一般要比读我新诗的人年龄高,所体悟的也要比年轻人深。我不会刻意地追求某种表达的形式,这也是我的性格。”他对自己的诗歌作品相当自信,他曾就此回答某报记者,“我认为诗歌如果不能打动人心,不能引起共鸣,那么就不可能有市场;至于炒作,如果没有内容,再炒恐怕也是枉然。我相信读者喜欢我的诗,也就是因为我的诗能打动一些人。”
汪国真的诗中不仅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畅晓的表达方式,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的俯视现实中的一切,所采取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说是汪国真诗歌倍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而所谓这种人生态度,实际就是对中国自宋元以来传统诗歌那种豁达、飘逸、潇洒、超脱的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一直以来,文坛上对汪国真的诗褒贬不一,各种评价都有。汪国真也试图探讨自己的诗与时代、时尚、流行的关系。他不太上网,感到网络“厉害”,是因为网络扩大了他“诗歌成火锅”的传闻。“诗歌是我生活和生命中的一部分。从1990年我的第一本诗集开始,我的书没有停止过出版和再版,我想我的诗歌还是有生命力的。我觉得我的诗有几个特点,第一是通俗易懂,第二比较能引起读者共鸣,第三有一定哲理。至于评论,最好的评论是时间和读者。“有人认为他的诗浅薄,但他却对自己的诗下总结为“虽然通俗,但可以流传”。
半路出家:签名“惹祸”涉书坛
细心人会发现,京城报业大腕——《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及花城广州的《羊城晚报》、行业报《劳动报》等报纸刊头的书写笔风一致,似乎一人所为。不错,这都是汪国真留的“墨迹”。汪国书法作品乍看笔画舒展,章法潇洒,疏密有致,细赏稳健刚劲,豪迈磅礴,又不失典雅之美。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石宪章先生称汪国真是“书法界一颗璀璨的新星”。
所诉《天府早报》的文章还有这样一段描写“由于目前每月收入不是非常稳定,为改善这种经济情况,本有书法基础的汪国真开始大练书法,并为京城一些店铺撰写招牌,以此换取一些收入。“对此,汪国真反驳道:“我是1993年迷上的书法,我学书法是出于兴趣,当然这为我带来了一些经济效益,可怎么也沦落不到‘卖字为生’的地步呀!记者想找‘卖点’我可以理解,但也不能瞎说啊!
整篇文章都是‘知情人士’透露。如果只是一两家报纸发我也罢了,但现在全国有100多家媒体转发,这给我带来的不良影响太大了!那位记者太过分了。”
诗人、书法家,这两者纯属两个领域,风马牛而不相及,汪国真什么时候开始涉足书法界?让人颇为不解。于是,汪国真自己解密,从诗人到书法家,追根溯原,全是因为签名“惹的祸”。1991年11月,汪国真应邀为北京大学演讲,学生们都拿着本子请他签名。汪国真少年时并未练过书法,故而他的字写得有些“对不起观众”。但面对一张张真诚的脸,一双双热情的手,他无法推托。果不其然,一位拿到签名的女生失望地问他,“汪老师,你的诗写得好,字却怎么没诗好呢?”一句问话,问得汪国真满面通红。回到家,他决定从此练书法。
他先练钢笔字,没过几个月,再签名时,竟也能写出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这样,他练字的兴趣越来越大。1993年起,汪国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书法的研习上,他先临欧阳询的楷书,然后是王羲之的行书和怀素、张旭的草书,并参照毛泽东书法的谋篇布局,就连平日亲友间书信往来,汪国真也改用毛笔行事。
说来也很有意思,汪国真的书法也像他的诗一样,先是在书法爱好者中流传。2000年秋,汪国真结识了某报的一位美编,一见面,人家告诉他说家里有他写的字,汪国真诧异不已,说“我并未卖过字,也与你素昧平生,此话从何说起?
”原来,这位美编是从汪国真与一个朋友的书信往来中收集到的。还有一件事也让汪国真意想不到,去年年初,汪国真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字画店里看到自己的两页信待沽,他上前问值多少钱。店主说少于千元不卖。汪国真问真值这么多钱吗?店主说,世上有两种字最值钱,名人写的字即名人字和书法家写的字即字名人,而汪国真的字兼二者而有之,能不值钱吗?汪国真虽半信半疑,但还是被提了个醒,他怕自娱的书法作品流落在外,从此不再轻易用毛笔传鸿。
1993年以后书法成为汪国真的重心,在很长一段时间汪国真都要坚持一天1个小时的练字,在以后出版的作品集里都常常附带着他的书法。汪国真特意说起自己的许多有关书法的经历,“1998年我去安徽澎湖参加活动时,我和当地的县长坐在一起。他问我:‘我曾经看过两本诗集,作者也叫汪国真,不知道是不是你,’我回答他:‘据我所知,出诗集的没有其他叫汪国真的了。’他很高兴对我说我很喜欢你的诗,但是我更喜欢你的书法。“汪国真的墨宝经常出现在一些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学校、宾馆酒店等,其书法的价位已成“商业秘密” “到了1998年我已经练出了体例,给一些地方题字,惟独不像文章中所说的四处给京城店铺题字。搞书法是真,卖字为生是假。”
汪国真说自己会在适当的时候办一个书法个人展,现在也开始有人来收藏他的书法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读者。10年前,汪国真的诗的读者多是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如今,汪国真的书法的赏识者则多为中年人。从“诗人汪国真”到“书法家汪国真”,这中间如果毫无心理准备的确是让人有些吃惊的。汪国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他因诗成名后,中学老师和同学一度心生疑惑:“此汪国真即彼汪国真乎?”
兴趣使然:“不务正业”作词谱曲
汪国真当初是以抒情诗、哲思短语走红文坛的,然而很少人知道,他在旧体诗词上也颇有造诣。近年间,汪国真创作了许多旧体诗词。他早期的抒情诗相比较而言更婉约缠绵,而他近期的词作则更觉恢弘大气,豪气干云。与汪国真探讨个中原委,大约不外有三:其一,“文章渐老渐熟”,这与年龄、阅历的增加有关;其二,汪国真近年多喜旅游,词作多写登山观海之事,自然走豪放一路;另外,更重要的是,近年对书法的习练也影响了心境和作品,豪迈的书法作品与恢弘的词作互为印证、补充,共同诠释了汪国真近年来有所变化的风格。
现在汪国真做的比较多的是旧体词,他觉得有些东西的韵味是新体的诗歌无法体现的。而且旧体词和书法结合起来比较和谐,书法对汪国真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没有学书法的话也不会走进这个领域。
问及新诗在今天的衰落现象,汪国真认为现在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作品少了,诗冷落了读者,读者当然也会冷落诗。汪国真说自己并没有完全放弃创作诗歌,只是爱情诗已经不太写了。步入40岁以后,自己的读者群也已人到中年,汪国真丝毫不担心自己的“抒情哲理诗”没有市常一切随缘,甚至包括对待没有对自己的诗歌表现出任何兴趣的儿子,以及算不上忠实读者的妻子。
近年来,汪国真除了集中精力进行书画的研究和创作外,还推出了由自己作词作曲的数首音乐作品。汪国真说:“这几年,我主要是在练书法,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是太好,没想到练了之后现在也得到一些人的认可,不过当然我也是半路出家。从2000年开始我也为自己的一些诗作曲,这是我的一些兴趣爱好吧。”汪国真是在当年5月份才开始自学乐理知识的。每次创作时,汪国真耳边总要回荡着一支旋律,因为“这样能触发灵感”。慢慢地他发现,“只要前面第一小节想出来后,后面很快就能流出来了”。就是在这样一种自学的状态中,汪国真竟也创作了20多首民族或美声唱法的歌曲。这些歌曲不仅受到了专业人士的好评,而且也开始频频在各地电视文艺晚会中亮相,汪国真实现了从“诗人”到“书法家”再到“作曲家”的三级跳。
“有的人说我的诗歌适合谱曲,我自己也觉得可以谱曲。我做事的目地很单纯,只是凭兴趣。当初写诗的时候,诗坛也不景气。当时有朋友劝我不要写诗,我坚持写,就是因为爱好,也没想到会轰动和畅销;我练书法是因为自己的字不理想,作曲也只是因为自己有兴趣。”汪国真表示自己从不刻意去做没兴趣的事。中国歌坛曾推出了《汪国真抒情歌系列》的盒带,有的还被《中国青年报》列为当月十盘优秀畅销磁带之一。2001年7月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举办的“时尚风暴·新诗朗诵&流行音乐演唱会”上,当在诗坛沉寂许久的著名诗人汪国真出现在观众中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复出诗坛”引来了诸多关注的目光。有人认为: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以市场化运作包装诗人已成为了一种富有品位且务实的商业行为,这对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他正计划用3年到5年时间为180首唐诗、宋词、元曲作曲,还为自己以前的诗谱了二三十首曲子。
还我清白:两万元赢回声誉
作为艺术的门类,这些也都是触类旁通的。诗歌的张弛、错落和书法互为映证,音乐的节奏、韵律也和诗歌一脉相承。这大概也从侧面解释了汪国真能够于艺术的各个门类有所领悟的原因吧。视“书法为事业、作曲为爱好”的汪国真从未与诗歌决裂过,因为他书法的对象都是自己创作的旧体诗,他为之谱曲的也是自己那些朗朗上口的新体诗。汪国真曾在诗里说,“海洋是一张大纸,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字帖。”诗、书、文、乐之余,他还喜欢旅游。他说,自然能出诗出画出旋律。即使只见一根枯枝,也可想到书法的运笔之势,令人豁然开悟。可谓处处留心皆学问。
汪国真说,对他而言,一直无所谓火爆、复出、沉寂之说,从诗歌、书法,到现在画画、作词作曲,他只是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平和的心态,做自己喜欢的事。“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客观和诚信,这次官司不打,指不定下回还出什么新闻呢”。这成了他决定打这场官司的目的。4月1日,汪国真的代理律师正式向首次刊发“为钱所困”一文的四川《天府早报》及始作俑者杨某发出律师函,表示不日将向法院提出起诉。
7月4日,曾被媒体称为“为钱所困”的汪国真诉《天府早报》社(第一被告)和《天府早报》女记者杨某(第二被告)侵犯名誉权一案在北京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原告认为,文中提到的“开火锅店”、“为了复出在诗歌朗诵会上亲自朗诵”、“出书无人问津”、“收入不稳定”均属于失实报道且用语均有明显的贬损含义,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请求法庭判令第一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人民币,以及判令第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且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天府早报》有关原告汪国真的报道属于正面报道,没有贬低和损害原告的名誉,不构成侵权。“被告方的代理律师答辩道。被告举证,有关原告的报道共有三篇,分别是3月19日的“汪国真竟为钱所困”、20日的“汪国真正在努力挣大钱”、21日的“汪国真出传记自我揭秘”,这3篇文章属于系列的追踪报道。被告律师指出,3篇文章只是记者通过采访不同的3个人,从不同侧面反映客观事实,并未对原告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作为第二被告的《天府早报》女记者杨某的代理律师称,杨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更不应该对原告承担任何责任。“难道说穷困潦倒就是损害其名誉权吗?”第二被告律师提起置疑。被告认为,文章报道的是不同人对原告的不同看法,属于个人主观观点,不必也没有必要考证其真实性。俗话说文化界是各家观点百家争鸣,因此,杨翘楚的行为没有侵害原告的名誉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结束,双方均愿意接受法庭调解,但最后并未达成调解协议。
8月20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最后判决被告《天府早报》在该报刊登向原告汪国真致歉声明(内容须经法院审核);被告《天府早报》社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汪国真对审判结果表示满意,不会再有上诉请求。
“真的不希望再发生类似捕风捉影的事来,我安于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诗人汪国真自小就生长在一个传统意识较强的家庭的他,习惯于冷静缄默,从不狂言滥语。他的家庭同样低调,夫人是河南人,读大学时曾狂热崇拜过汪国真,并也曾热衷于抄写他的诗。他们1992年结婚,儿子今年已经8岁了,小家伙非常聪明,也调皮。“写了许多爱情诗,爱情经历一定很曲折吧”汪国真说:“我的爱情经历不是挫折而是曲折,有些事情非常有故事情节。1991年在全国图书‘金钥匙’颁奖会上与她一见钟情的,我们相差16岁。个人感情方面的事,我就不讲那么详细了,大家要有兴趣,将来我可以出一本书来专门讲述。”
汪国真有时就带儿子上父母家去,让老人感受一下天伦之乐。在家里,夫人是主管,她计划着一家人的日常花费。汪国真则忙着在自己的天地里耕耘--准备出一本书法专录,准备录制一盘自己写词自己谱曲的歌曲磁带日前,新华出版社重磅推出了《汪国真新作逊,《新作逊除了保留汪国真诗歌创作清新、自然、优美的风格之外,读者还可以从中看到经过几年沉淀之后汪国真对感情有了新的解释,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新的感悟。著名诗人刘湛秋认为这些新诗更加成熟,诗风清新不失深邃,标志着汪诗进入第二个创作阶段。本书还收录了汪国真大量的书法作品,对于汪国真与媒体对簿公堂的风波也给予了披露,将一个全面、立体的汪国真呈现在读者面前。
《秘密访客里》,几个细思极恐的细节:
1汪先生(郭富城)和前妻晓雪是形婚。汪先生和国外的摄影师Roy不仅是合作伙伴、还是同性恋人,父母把他叫回家是为了切断这段感情。所以他回国后,最怕的是父母介绍一个女人给他做妻子。晓雪是汪先生的好朋友,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张子枫)。她知道汪先生的性取向,但一直暗恋汪先生,义无反顾地嫁了。婚礼上说的“第一是照相机,指的就是Roy”。
2汪楚祺的灰色眼睛。晓雪嫁给汪先生后,汪先生依然思念曾经的同性恋人Roy,想给他生个猴子。于是,汪先生把晓雪带到了纽约,骗深爱他的晓雪做了DY妈妈,生下Roy的灰眼睛孩子(这里有暗示汪先生曾经和Roy来保存过精子)。为爱委屈自己做同妻的晓雪,无法接受汪先生的再次背叛,生下孩子后自杀。Roy死后,汪先生痛苦万分,说自己失去了最爱的人(Roy)和最爱自己的人(晓雪)
3汪楚祺的死因。汪楚祺是班里的熊孩子,校车上笑得最欢、塞给荣梓杉(陈小奇)钱的就是他。校车事故中,真正的汪楚祺已经死了。
4段奕宏的时间线为什么不一样?校车司机段奕宏车祸后就陷入了昏迷,在医院躺了将近一年,期间汪先生等家长起诉段奕宏失败,段奕宏被判无罪。汪先生无法接受这个结果,编造另一版本的故事、囚禁段奕宏,实施私刑。汪先生家里撤掉了电视、网络,不订报刊,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骗局。
我非常喜欢《秘密访客》这部剧。 **真的简直不要太赞,这真的是一部需要二刷的**,虽然有一些剧透,也有很多的明示和暗示,但是很多内容我还是没有看懂,二刷是一定要安排上的了,故事情节简直不要太赞。
《秘密访客》汪楚瞳结局:因为伤害汪先生犯了故意伤害罪而入狱,汪楚瞳不是汪先生的亲生女儿,而是汪先生的前妻张晓雪和她前夫的孩子,张晓雪自杀后汪先生便将她留在了自己身边。
汪楚瞳一直住在汪家,她知道所有的事情,也清楚每个人心中隐藏的秘密,汪楚瞳不想继续这样,所以才会捅了汪先生,但她杀不死汪先生,所以最后汪楚瞳被关押到了监狱里。汪先生为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汪楚祺报仇制造了这一切,他找来了这些人,营造出一个虚伪的假象,想要让于困樵去自首,没想到失去记忆的于困樵竟然会将汪先生当成救命恩人,他以为汪先生收留了自己,实际上汪先生是将他软禁了起来。
在**的最后大家都离开了,但于困樵依旧没有从汪先生给他制造的囚笼中离开,他再一次回到了汪家,想要回到以前的那种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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