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衰落的真相，能通过滕子京被贬事件看出吗？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年10月17日），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应至交好友时任岳州知州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写下了千古名文《岳阳楼记》。

文章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言警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背后，蕴含了宋朝衰落的真相。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切的一切都得从滕子京说起。

一、滕子京是谁？

滕子京（991年—1047年），名宗谅，字子京。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和范仲淹是同年，两人关系相交莫逆。滕子京中进士后，历任潍、连、泰州从事。

天圣三年（1025年），滕子京任泰州军事判官；当时范仲淹任西溪盐官，两人一起协助建议泰州知州张纶修筑捍海堤堰，造福一方。康定元年（1040年）九月，宋夏战争爆发后，滕子京奔赴抗夏前线，任泾州知州，当时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兄弟俩携手并进，共同防御西夏东侵。

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滕子京升任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张亢升任泾原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范仲淹、韩琦、庞籍三人共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初七日，范仲淹和韩琦同时回京和任中思一起担任枢密副使，范仲淹的连襟郑戬则独自一人接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安抚招讨使。

同年八月十三日，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韩琦、富弼担任枢密副使，三人领导欧阳修、余靖等君子党（史无其名，食堂将庆历新政骨干称为君子党）著名的庆历新政就此拉开帷幕。

二、王拱辰的反击

就在庆历新政进行的时候，时任御史中丞的王拱辰开始对庆历新政发起反攻。而这个王拱辰就是反对庆历新政最大的打手。说起来，王拱辰本来并不是庆历新政的反对派，他之所以反对庆历新政，都是欧阳修等人给逼的。

王拱辰（1012-1085年），原名王拱寿，字君贶，后来宋仁宗给他改名拱辰。王拱辰和和欧阳修是好友，都是曾拜在晏殊门下，算是晏殊的学生。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王拱辰高中状元，而欧阳修就是该榜进士，两人是同年。更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娶了参知政事薛奎的四女儿为妻，王拱辰先后娶了薛奎的三女儿、五女儿为妻。

当时欧阳修就调侃了王拱辰一波，“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一时之间，这事成为了人们的茶余饭后的笑谈。但是这对同年、好友、连襟步入官场后，却渐行渐远。

庆历新政前夕，欧阳修执掌知谏院，王拱辰执掌御史台，两人控制大宋两个言官系统。当时，谁都知道范仲淹要上位了，王拱辰为了投靠范仲淹，和欧阳修一起，发动台谏言官把范仲淹、韩琦的老上司夏竦从枢密使位子上拉下马。多好的机会啊，如果君子党接纳了王拱辰，将掌握整个台谏言官系统，将控制社会舆论。

但是庆历新政一开始，欧阳修四处点炮，庆历三年十一月，欧阳修上书两封：一封弹劾两制官，“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另外一封弹劾御史台。“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嗯，欧阳大才子认为，御史台没一个人是合格的，不是当时，而是好多年！欧阳修一句话，把前任御史中丞、现任参知政事贾昌朝和现任御史中丞王拱辰给狠狠的损了一通。

损人就损人，欧阳修还给人扣上奸邪、无能的帽子！小人这么干，叫人身攻击；君子这么干难道就不是人身攻击了吗？欧阳修此举和党争别无二致！而这两封奏章被认为是庆历新政时期最伟大疯子欧阳修的开山之作，是他成为顶级君子的标签，但同时又把新政玩死的一记重锤！这一下王拱辰和君子党撕破了脸皮，随即而来的是整个御史台及从御史台出来高升或退休的人，都成了王拱辰的盟友，成为君子党的敌人。王拱辰再也没法袖手旁观了，欧阳修都欺负到头上来了，再不反击还混个毛线！

王拱辰心里很窝火，老子还是你妹夫呢，结果你一上来就放炮，一放就打在老子身上，老子跟你没完！既然你对我不客气，那老子就干你！

王拱辰马上发动御史台，准备对欧阳修这帮人下手！你不是说我们御史台不干事吗？那好，我们开始干事了，干你！庆历党争就此开始，欧阳修的两封奏章彻底引爆了庆历党争！王拱辰的反击就此开始，怎么开始？两招！一内一外！一正一邪！

所谓内，王拱辰发动一帮御史对新政进行正面抨击，为此他还从地方调了一个名人来御史台当临时工——监察御史里行。

这个名人叫包拯，王拱辰推荐包拯，就是看中的就是包拯的声望。包拯也是君子，由他出面反对欧阳修这帮君子党，还有谁有话说。果然包拯一上任，就充分发挥了言官的作用，在反庆历新政上，包拯至少做了三件事，件件直中庆历新政要害。

而所谓外，就不是包拯这种堂堂正正的招数，而是赤裸裸的阴谋和陷害！这才是真正的杀招！而且这个杀招很早就已经布下！这也是欧阳修们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招惹的敌人，是出乎他预料的敌人！当年王拱辰在构造阴谋时，欧阳修这些君子还在风花雪月、吟诗作对！

欧阳修这些君子的武器只有道义和文字，王拱辰的手段却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并且直达害！当君子在指责小人混蛋的时候，小人们就会让君子知道他们有多混蛋！

王拱辰直接从君子们立身扬名的最根本处挖出毛病来，君子党所倚仗的不就是自己的名声吗？他们就是要让君子们身败名裂！王拱辰悄悄派人潜入了陕西四路。陕西四路是抗夏前线，是范仲淹、韩琦扬名立万之地，御史台就是要在这挖掉君子们的根！这次出来的御史带头人监察御史梁坚，他首先选中的目标就是范仲淹的死党、同年滕子京！

赵匡胤曾在密室中写有士人不可杀的遗诏，并留有誓约书，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

翻开厚厚的《宋史》，单从《仁宗本纪》一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的雅量，几乎每隔两行，就可以看到一次仁宗为百姓做善事的记录：或是下令减少某一地方的赋税，或是下诏赈济某地灾民，或是因为某地的自然灾害、边境战争失利而下诏自责、停止宴饮歌舞。他几乎每隔几年，就释放数百名宫女出宫，让她们回家过自己的日子。这些善事的密度之高，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是不多见的。 

除了对待言官，宋仁宗的仁爱之心还惠及普通的身边杂役。据《宋史》记载，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的时候，总是不住地回头观望但不说话。手下的太监和宫女看到皇上总是回头看，都相互瞧瞧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宋仁宗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朕口渴了以后多次回头看，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朕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如果说宋仁宗对待言官的宽容是出于君臣之谊的话，那么他能够设身处地为手下人着想，那就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因为宋仁宗的仁爱之心，他也收获了举国士子的尊崇。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

“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庆历年间，谏官王素听朝内外有人谣传说，武将王德用向皇帝进献了几个美女，竟然被宋仁宗“笑纳”。王素也不去调查核实，立即在朝会上就此事批评宋仁宗耽于美色。宋仁宗颇不高兴地说：“这是内宫的事情，你从何得知”王素说：“我是谏官，规谏乃职责所在，哪怕是对于风闻之事，也可知无不言。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追问从何得知呢”宋仁宗听后，呵呵一笑说：“确有其事，几位美女在朕左右，颇为亲近，难道有什么问题吗”王素急忙回答说：“倘若疏远，倒也无妨。我之所以提出此事，正是担心陛下与她们过于亲近啊。”宋仁宗听了王素的话，忽然有所醒悟，吩咐近侍，对王德用进献的美女，每人打发300贯钱，立刻把她们遣散出宫。晏建怀

可以看出，王素规谏皇帝，不过是道听途说的谣言罢了，王素既不核实，又不隐讳，还直截了当向皇帝提出批评，要求纠正，难道王素胆大包天其实，并非王素的胆子就真的那么大，王素这么做，不过是执行了宋朝的一项监察制度——“风闻言事”制度而已。宋朝为广开言路，实现规谏皇帝、纠察百官的目的，吸收了历代优秀的监察制度，允许言官“风闻言事”。正如王安石所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他人规谏或弹劾，不实者将获罪;而言官即使失实，也不追责，不用担心秋后算账。言官没有后顾之忧，他们的批评、意见便如雪片一样飞向了皇帝的案头，谣言在这种时候由民间进入了庙堂，由耳语变成了文字，既能“正人主”，又能“绳百僚”，上上下下闻之色变。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民间纷传宫中重金“雇佣奶妈”。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奇怪了，皇帝才14岁，还未娶皇后，雇奶妈做什么他猜想可能是以雇奶妈之名，行搜美女之实，便上了一道奏章，并在朝会上对“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和宋哲宗说：“陛下正当年少，没有娶后却亲近女色，这是天下不幸。希望太后保佑陛下身体，为祖宗社稷着想，清闲之余，引导陛下多研读经史，让博学的大臣教他古今治乱要义，努力增加学问，不要沉迷轻浮之好。”一番话说得宋哲宗惭愧地低下了头。高太后见状，赶紧打圆场说：“这是谣言，这是谣言，不要轻信谣言。”尽管此番对皇帝的规谏被高太后暂时圆了过去，但对于言官提出的意见，作为当权者的高太后，依然不能等闲视之。第二天，高太后便把宰相吕大防找来，希望他做做刘安世的工作，让他别再拿谣言说事了。谁知，吕大防却以“宰相不能私见言官”为由，搪塞了过去。无奈之下，高太后只好在自己和孙皇帝身上纠错，从此，宫中再也没发生过“雇佣奶妈”的荒唐事了。

苏东坡曾经向宋神宗上过一书，其中有几句话谈到了这种监察制度，大意是说：“祖宗委任谏官御史，从未因他们说话不当而给予重处。纵然偶有薄责，随即也会越级提升。允许他们风闻言事，而不必在规谏皇帝、弹劾大臣时察言观色。往往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这一段话，基本代表了宋代“风闻言事”制度的特点和效果，既然皇帝和宰相都能认错追责，其余百官自不待言。倘要别人不信谣、不传谣，唯有谨言慎行，勤政廉洁。

所以，谣言止于智者，也止于良好的制度。试想，朝廷专门禄养一批官员，以挑剔皇帝和百官的毛病为职业，挑剔越多，业绩越好，而且无须担心打击报复，这种架构下，谁还敢以身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