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琴赋讲的是什么,结局如何_知识

《落琴赋》简介：一阙落琴赋，半生花明路，昭昭汉关月，离离君子心。幽谷香自远，众喧意独闲，谁可勘情仇，太清任我游。她素衣天然，从西域漠北而来，奏梅花落，起回旋舞，只望清风明月，恬淡一生，却陷入权利与仇恨的漫天风云。无谓善，无谓恶，如此情感，与臆想的距离太远，始料未及。宫廷不写、耽美不爱，小小构思，无关历史。女主良善，男主各异，非黑非白。

结局：戚桑与秦云紧紧的拥着，彼此汲取着温暖和舒心。

作者：色拉龙

状态：已完结

类型：古风古言

总字数：455501

最后更新于：2009-9-23 10:10:09

评价：《落琴赋》语言甚美，有古典风韵，人物内心刻画细腻，情节紧凑曲折。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古文献中的材料说明,先民们不仅早已具有关于音乐的审美意识，而且也发生了关于音乐的起源及其功能的种种想象性思维，认为音乐起源于对自然、风、气的模仿，音乐的功能是可以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战胜敌人等等。当时这些看法都是在宗教与神话的形式中出现，成为以后文明社会中音乐思想的胚胎和萌芽。

　　大约在西周时代（公元前11世纪），统治阶级已经把制礼作乐当作国家大事来看待，并认识到音乐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到了奴隶社会末期，亦即在先秦诸子之前（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普遍流行的一种音乐美学思想，便是掺有宗教观念的音乐多功能说，认为音乐不仅具有教化作用，而且还具有“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等多种功能。其次还发展了关于音乐特征的“和谐说”。西周末年（公元前 8世纪）有一位名伯的史官曾提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乎它谓之和”,“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以及“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等等主张。这里“和”的涵义正是多样的统一。此外，“和”还有适中、不过分的涵义。这一切在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如季札、子产、晏婴，音乐家如州鸠等人的言论中，普遍有所反映。它们已经开了儒家音乐思想的先声。

　　此后，便进入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灿烂时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诸子中为首的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孔子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

　　①主张给音乐贯注以“仁”的道德内涵，要求音乐必须具有“仁爱”（仁者爱人）的精神。

　　②提出了“尽善尽美”说，第一次把音乐的审美标准提到了美、善统一的高度。

　　③强调音乐作为教育手段的作用，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将音乐置于突出的地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④第1次对音乐艺术的逻辑给予形象的描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热烈状）；从之，纯如也（和谐状），□如也（清晰状），绎如也（不绝状），以成。”

　　⑤打破了以往音乐观所通常具有的宗教束缚，在他的美学思想中，已不再予宗教以任何地盘（“子不语怪力乱神”）。

　　继孔子之后，为儒家音乐思想真正建立起一个模式的人是战国末期的荀子(公元前313～前238)，他所写的《乐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音乐美学的专论（见《荀子•乐论》）。其主要成就在于：

　　①以音乐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说与“中和”的审美标准说为中心，将礼乐思想进行了归纳、整理，使之理论化，并坚持了无神论的立场。

　　②提出了以“理”(礼)节“情”说。他认为音乐的本质是人的心理活动、思想感情的表现，但人的情感如不以“礼”约束，必然导致混乱。他提出一些关于音乐的“享乐”说。其大意是：音乐本身具有娱乐作用。人的本性是“多欲”，追求对于“綦声”、“綦色”的享乐。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情欲（包括追求音乐享受）的合理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中国古代，比较充分地体现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著作，尚有《吕氏春秋》（战国末年吕不韦门客所撰）与《礼记•乐记》（一说为先秦公孙尼子所撰，一说成书于汉代。这里取后一说）。从儒家音乐思想的历史演变看，荀子《乐论》如果是其奠基性作品，《乐记》是集前人之大成的著作，《吕氏春秋》便是这二者之间的一环。

　　《乐记》中的最著名论点：“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等(在《吕氏春秋》中已具雏形)，对后来中国的整个艺术和美学(包括文、诗论)都有巨大影响。《乐记》阐述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以及美与善的关系问题。对孔子“尽善尽美”论予以进一步发展。《乐记》的《师乙》篇，记录了一位名叫乙的著名乐师关于他自身艺术实践经验的谈话。其中第一次提到了音乐与言语的关系，认为音乐是言语的继续、加工和延伸；歌唱起源于人们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

　　中国古代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礼乐思想，演进到《礼记•乐记》，已经达到了极限。自汉代以后，虽然一直绵延不绝，但大多陈陈相因，基本停滞，罕有发展了。

　　在先秦时期，与儒家礼乐思想持对立观点的思想家，主要有墨子（约公元前480～前420）、老子（生卒年代略早于孔子）和庄子（约公元前355～前275）。墨子著有《非乐》篇，他从小生产者的狭隘立场出发，认为搞音乐浪费人力、财力,妨碍生产,极力加以反对（见《墨子•非乐》）。老子、庄子的理想是回到人类的最初状态，即“至德”之世。他们认为：在那至德之世，民性素朴，既无礼乐，也没有君子、小人之分。等到有了礼乐，世界便产生了对立,人们也就有了争斗心,人世间原有的纯朴之美便遭到破坏。庄子的思想是反对人为，因而否定礼乐。另一方面，老子、庄子又是懂得音乐艺术规律的人。老子讲“大音希声”,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庄子讲“至乐无乐”，并且把整个宇宙自然、天体运行看成是一首最完美、最和谐的无声乐曲。庄子认为：音乐的规律与宇宙自然的规律之间是相通的、一致的。自然界本身含有音乐中所具有的许多因子，如节奏、韵律、合规律、和谐等等。所以在庄子看来：音乐也是以大自然为蓝本而被创造出来的,而蓝本必定胜于模本,自然美必定胜过人为美，因此无声之乐必定高于有声之乐。大约这就是“至乐无乐”的涵义所在。

　　音乐美学发展转折点

　　● 中国魏晋以后音乐美学的发展

　　从魏晋开始，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明显地出现了一个转折。人们已不满足于就音乐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等问题进行一般性考察，而是转入了对音乐自身的规律和各个具体部门(古琴、声乐、戏曲等)的特殊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个转变的最初代表，便是嵇康和他的两篇名作──《声无哀乐论》及《琴赋》。《声无哀乐论》的主要观点是：否认音乐具有人的情感内容，认为音乐的本质仅在于声音的单、复、高、埤、舒、疾等所构成的形式方面，音乐的美即由乐音组成的形式美。“声无哀乐”论总的倾向是强调音乐艺术的独立性，否定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这种倾向虽属唯心主义，但它却符合魏晋时期出现的有关艺术自觉的时代潮流；同时对于秦汉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礼乐思想是一种叛逆。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琴赋》的观点与“声无哀乐”论基本一致。在此文中，嵇康对琴的音乐的和谐美、形式美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可视为对其“声无哀乐”理论所作具体形象的发挥与运用。

　　魏晋以后，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重心，逐渐转向琴（七弦琴）的领域。琴的美学在中国同样发轫很早。两汉时代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关“琴”的篇章。例如：刘向的《琴说》、扬雄的《琴清英》、蔡邕的《琴赋》、桓谭的《琴道篇》等等。但它们大都不够系统，这时的琴学还处在酝酿阶段。琴的美学真正的奠基时期是在唐宋时代。琴学史上第 1部较有份量的著作可算是唐代琴家薛易简（活动于742～756年间）的《琴诀》。据朱长文(1041～1100)的《琴史》所记，这部著作共有7篇,全文今已不传，只剩下一些片断。在这些片断中曾经提及:“故古之君子,皆因事而制，或怡情以自适，或讽刺以写心，或幽愤以传志，故能专精注神，……”由此可见琴的以写心传志为主的美学精神。

　　在宋代著作中，规模最为宏大的是朱长文的《琴史》，其中的观点，却少有对于传统的突破。而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审美地对待琴艺研究的,当首推北宋琴家成玉□(活动于1111～1117年间)的《琴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认为“操琴之法大体以得意为主”，可说是意境论的先声。

　　② 提出“雅淡”、“清和”、“简静”，“自然”以及“气韵生动”等作为琴的艺术的美学准则。

　　③ 在取声方面，既反对“失于轻浮”，也反对“过于刚劲”，认为只有“质而不野、文而不史”，方属上乘。

　　④ 在论弹琴修养时，合儒、道、佛兼而用之。例如说：“攻琴如参禅”，等等。继成玉□之后，直至明清,琴学著作大量涌现,不可胜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宋刘籍(生卒年不详)的《琴议篇》、元陈敏子（活动于1314～1320年间）的《琴律发微》、明李贽（1527～1602）的《琴赋》、清苏□(活动于1744年左右)的《鼓琴八则》，以及祝凤喈的“传神说”等,虽各有特色,但大都超不出成玉□《琴论》的畛域。

　　明清时代，最能体现中国七弦琴音乐美学特色及其成就的著作，应属明末琴家徐上瀛的《□山琴况》。它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唐宋以来的“意境论”。《□山琴况》写了24种琴艺术的风格、境界。其主要论点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重视“意”的统率作用。它认为意境中不仅有情、有景，而且亦涵理、涵神，因而“意境”可说是“意”统率下的情、理、形、神的统一。②意境的特征是“无限”(琴中有无限滋味)、“深微”（意存幽邃之中）和在“弦外”（得之弦外则有余），意境是音乐形象的深层结构。③意境的获取需要运用想象（即“神游”）,离开想象便不会有意境。《□山琴况》是继《琴论》之后的一部集琴的美学之大成的著作，它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的琴的审美理论的一切成就。除琴的美学之外,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还包括表演、演唱方面的美学思想。其最早的一部作品是元代芝庵（生卒年不详）的《唱论》。随后有明代魏良辅（活动于 6世纪中叶）的《曲律》、王骥德（活动于1573～1627年间）的《方诸馆曲律》、清代徐大椿（活动于1744年前后）的《乐府传声》等，皆为其代表性著作。中国传统唱论，具有应用美学的特色。其中大多数是讲吐字、音韵、声律、行腔等技术、技巧方面的问题，系统涉及美学问题则比较少见，但其中仍不乏可贵见解。中国表演美学不仅十分讲究声音的韵味美、形式美，同时也强调演唱要从内容出发，要按情行腔，须心中有意等等，由此略可窥见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所在。

　　●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音乐美学的发展

　　在欧洲统治了近千年的基督教经院音乐思想随着15、16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开始被动摇了。具有新型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学者和音乐家们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帜，把古希腊的模拟论作为他们的音乐观的基础，赋予了这种学说以新的理论内容和时代内容。这表现在他们冲破了宗教神学音乐观的束缚,把新兴市民阶级世俗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他们的感情生活，看作是音乐所要模拟的广阔对象。音乐家V加利莱伊大胆地劝音乐家们到集市上去观察各种各样人们的生活，倾听他们言语中丰富多彩的音调和充满表情的声音。人文主义的音乐学者们虽然还不能彻底摆脱神学世界观的影响，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音乐中把人的尊严和情感提到重要的地位，宣称音乐是“人们热情的心灵的表现”。这种音乐思想对当时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时期的音乐学者们潜心于对音乐技术手段的研究，在这方面G扎利诺作出了贡献。

　　在17～18世纪中叶的德国，音乐美学中的“激情说”得到了发展。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音乐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发展，它对欧洲巴罗克时期音乐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它的代表人物是J马特松以及FW马普尔格(1718～1795)、JG祖尔策(1720～1779)等人。他们把音乐看作是描写各种心灵波动、各种心底意向，表达人类各种激情的艺术。他们强调音乐的目的在于表现普遍的人类情绪，承认它对人类心灵的作用。这种学说在17世纪的法国也得到发展，M梅尔塞讷(1588～1648)就是一个代表。他不仅认为音乐是人类思想情感的体现，而且承认音乐对人类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产生积极的影响。18世纪后半叶，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发展，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在音乐思想领域中也有所体现。J-J卢梭(1712～1776)、JLeR 达朗贝尔(1717～1789)、D狄德罗(1713～1784)以及作曲家CW格鲁克等人进一步发挥了古代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模拟论，强调音乐是对“自然”的一种模拟，而这“自然”实际上是被理解为人类本性和广泛的社会生活。他们同德国的激情说一样，强调音乐是人类情感、激情的表现。他们对音乐的社会功能的理解，更具有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色彩。稍晚一些的由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培育起来的 Lvan贝多芬要求把每一种艺术，包括音乐在内，都看作是鉴别真诚感情的过程，他认为音乐是能把人类引向更高境界的一种精神启示。

　　18世纪末叶，德国出现了对后来西方音乐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I康德(1724～1804)的音乐思想（《判断力批判》，1790）。康德并不一般地否认音乐中包含着情感因素，但他从自己的哲学美学体系出发，排除了纯器乐的内容因素，将它只看作是本身并无意义、并不表现什么的一种符合目的性的形式，这就必然导致贬低音乐艺术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的结论。康德的音乐思想为后来的形式音乐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世纪上半叶，在音乐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音乐美学思潮。浪漫派音乐家强调音乐是一种表情艺术，他们崇尚情感和幻想，把它们看作音乐艺术的中心内容，甚至将它们置于理性之上。他们高度肯定自身（包括自己的情感）的价值，强烈要求冲破旧的精神束缚，进一步发展个性，解放个性，他们把音乐看作是这种精神倾向能得到广阔发展的最理想的领域。这种后来被称为“情感美学”的美学观念在R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特别是F李斯特（《柏辽兹和他的哈罗尔德交响曲》，1850）的音乐评论中得到鲜明体现。对李斯特的音乐美学思想发生了深刻影响的是GWF黑格尔（1770～1831）的美学。黑格尔在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引申出来的音乐观中，强调只有情感这种抽象的完全无对象性的内心生活才是音乐所特有的领域（《美学讲演录》）。强调情感内容的浪漫主义音乐美学，在19世纪中叶李斯特的论著中获得了高度体现之后，便受到了以E汉斯利克为代表的强调形式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的强烈冲击，于是在音乐美学领域中形成了内容美学和形式美学的明显对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音乐美学从哲学和一般美学中分离出来，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汉斯利克的先驱JF赫尔巴特(1776～1841)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从形式方面说明音乐的本质，否认音乐能表达情感的论点。汉斯利克在他的《论音乐的美》(1856)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他提出：情感表现完全不是音乐的职能，音乐的美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音乐同音乐之外的思想范围无关。他的最终结论是：音乐的内容只是乐音运动的形式。汉斯利克对浪漫主义的情感美学的批评正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前提之上。这种把形式作为本质的美学理论不久就被 Rvon齐默尔曼(1824～1898)彻底地运用到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艺术种类中去（《作为形式科学的普通美学》，1865）。

　　汉斯利克的形式美学在19世纪后半叶遭到内容美学激烈的反对。当时属于内容美学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AW安布罗斯、AB马克斯、Fvon 豪泽格尔等人。安布罗斯的《音乐与诗的界限》发表于1856年，马克斯的《贝多芬传》发表于1859年，豪泽格尔的《作为表情的音乐》发表于1885年。稍晚的H克雷奇马尔(1848～1924)同上述几人的观点有些不同，他强调对形式因素分析的重要性，但仍以承认音乐是有情感内容为前提而力求对之进行解释的。他是音乐释义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音乐释义学研究的倡议》发表于1902年。后来，德国音乐学家FM加茨将欧洲18世纪末叶康德以来的上述音乐美学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归纳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流派,即他律论音乐美学和自律论音乐美学（《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1929）。

　　19、20世纪之交影响较大的H里曼是这个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观点有折衷的倾向，这表现在他承认有些音乐种类中是存在着非音乐的内容的，而有些则并不存在,为此他把音乐划分为标题音乐和绝对音乐,而后者是更高级的音乐。里曼的注意力更多地是集中在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美学。他研究的对象常常是欣赏者在感受音乐作品时所产生的听觉感受问题（《音乐美学原理》，1900）。然而里曼的这种折衷倾向并没有能消除形式美学（自律论）同内容美学（他律论）之间的对立。在里曼之后，在比较有影响的音乐美学家中具有形式美学倾向的有AO哈尔姆（《音乐中的两种文化》，1913)、EG沃尔夫(《自律音乐美学基础》,1934)以及作曲家IF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诗学》，1942）等人；具有内容美学倾向的则有A舍林格（《音乐构成及音乐听觉的培养》，1911）、E索兰廷（《音乐表现问题》，1932）以及后来的D库克（《音乐的语言》，1959）等人。

　　● 中国近现代音乐美学思想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音乐艺术领域开始受到近代革命思潮的影响。当时的音乐理论家王光祈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民主主义倾向。王光祈主张：

　　① 音乐是民族生活的表现，必然具有民族特性。所以中国的国乐一定要建筑在中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欧洲音乐进化论》）。

　　② 音乐应该抒发民众的感情，而不是一部分知识阶级的感情。

　　③ 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认为用音乐可以唤起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和完成其文化复兴运动。

　　④ 建设新国乐还需要借鉴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西方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音乐美学亦开始影响中国。

　　音乐理论家青主的思想即具有此种特征。他著有《乐话》、《音乐通论》，对音乐的本质、内容、形式、创作、表演、功能等一系列音乐美学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其主张是：音乐是“灵魂的语言”或“灵魂的一种世界语言”（即“上界的语言”）；音乐是心灵的表现，是主观的创造，并具有改善人类心灵的功能。在重视音乐内容的情感性的同时，强调音乐的思想性、精神性，强调生活阅历对创作的重要意义。其不足是对音乐的民族特性有所忽视。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者之中，冼星海是最初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音乐问题的音乐家之一。他在30年代末期，著有《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论文，着重探讨了如何发展中国民族的、大众的音乐，以及如何看待音乐的民族形式等问题。其主张大体是：

　　① 发展中国工农音乐是创造中国民族形式最基本的出发点。新音乐的方向是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

　　② 内容决定形式。新的社会现实，新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即新的内容，必定要求有新的音乐形式与其相适应。

　　③ 新形式与旧形式之间有继承性。新形式只能产生于对旧形式的改造、加工、变化、发展的基础上。因此必须注重对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掘、整理、批判、研究。

　　④ 要参考西洋的形式与方法，但不是照搬西洋音乐。⑤强调民族形式是民族生活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映；民族形式必须具有民族特有的风格与气派。

　　● 欧洲现代音乐美学思想

　　欧洲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现了以E库特和H默斯曼(1891～1971)为代表的新的音乐美学派别，有人称为“能量派”的音乐美学。这个学派同主张摆脱作曲家和听众的感情世界而独立地研究音乐作品自身的哈尔姆自律论有密切关系，但不同的是它显示出企图克服自律论本身在解释音乐本质时的弱点的倾向。库特认为音乐的本质并不是音响形式，而是音乐中的某种意志倾向性。这种意志倾向性同音乐材料、音乐构成的各种因素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存在于音响现象内部的能量形式体现出来。构成旋律的音倾向的称之为动力性能量，构成和弦的音倾向的称之为潜在性能量。默斯曼在他的《应用音乐美学》(1926)中则以能量说为基础，对音响的物质材料的规律性做详细的所谓纯客观的考察。这种企图摆脱哲学世界观的制约，就音乐论音乐的倾向体现了3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新客观派”文艺思潮的某些影响。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即建立在E胡塞尔（1859～1938）现象论哲学基础上的现象论音乐美学的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是R因加尔登。因加尔登认为音乐属于同现实世界并立的意向世界,将音乐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意向客体”。作为这种纯粹意向客体的音乐，它同现实世界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联系。因加尔登以音乐作品同作曲家、欣赏者的意识感受之间不存在同一性，音乐作品同该作品的乐谱之间不存在同一性为前提，提出了音乐作品的特殊的存在方式问题（《音乐作品及其同一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象论美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N哈特曼、S朗格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在因加尔登学说的启发下，哈特曼提出了音乐作品的层次论。他将音乐作品分解为作为声音实体的实在层（即前层）和作为内容含义的虚幻层（即后层）。前层是独立于欣赏者的意识而自律地存在着，后层则同具有艺术感受力的欣赏者的意识发生关系。这种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音乐的内容形式问题上调和他律自律之间矛盾对立的一种尝试（《美学》，1953）。朗格的音乐美学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现象论美学的影响，但他主要是从符号这个概念为出发点来解释音乐的本质。在朗格看来，音乐同其他艺术一样，是由比语言符号要复杂得多的特有的艺术符号构成的一种表现情感的纯粹的形式。这形式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像。在说明音乐形式同感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朗格借助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同构对应理论（《情感与形式》，1953）。但无论是哈特曼还是朗格，当他们把音乐看作是一种意向的客体或是某种虚幻的实体时，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它同现实世界隔离开来进行考察的。在50、60年代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试图解决音乐中自律他律、形式内容之间对立的尝试，一直在进行着。在格式塔心理学基础上提出综合性的形式－表现美学的A韦勒克(1904～ )的理论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起，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出发点的音乐美学研究，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起来。在这方面出现的主要著作有BB万斯洛夫的《论现实在音乐中的反映》(1950)、□А克列姆廖夫的《音乐美学问题概论》(1953)、Z利萨的《音乐美学问题》和《论音乐的特殊性》(1953)等。他们把音乐看作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构成因素，指出它归根结底是社会现实生活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反映的产物，将它同社会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在这个基础上对音乐不同于其他艺术种类的特殊本质进行了探索。60～70年代，这个学派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和发展。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西方音乐美学研究中的某些成果。在他们的一些著作中有时可

　　以看到现代语义学、符号学的某些影响（如利萨的《音乐美学新论》，1975），有的甚至具有现象学等理论的某些印记。

　　70年代以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发展对音乐美学的研究开始产生影响，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论著。虽然它还处于探索性的初级阶段，但这个方向将无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未来音乐美学的发展可能具有深远意义。

当时李白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心情是孤寂苦闷的。但他面对黑暗现实，没有沉沦，没有同流合污，而是追求自由，向往光明。

体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寂寞和孤傲，在失意中依然旷达乐观、放浪形骸、狂荡不羁的豪放个性。

原诗：

《月下独酌四首·其一》唐代：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同交欢一作：相交欢)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释义：

提一壶美酒摆在花丛间，自斟自酌无友无亲。

举杯邀请明月，对着身影成为三人。

明月当然不会喝酒，身影也只是随着我身。

我只好和他们暂时结成酒伴，要行乐就必须把美好的春光抓紧。

我唱歌明月徘徊，我起舞身影零乱。

醒时一起欢乐，醉后各自分散。

我愿与他们永远结下忘掉伤情的友谊，相约在缥缈的银河边。

注释：

1、酌：饮酒。独酌：一个人饮酒。

2、间：一作“下”，一作“前”。

3、无相亲：没有亲近的人。

4、“举杯”二句：我举起酒杯招引明月共饮，明月和我以及我的影子恰恰合成三人。一说月下人影、酒中人影和我为三人。

5、既：已经。不解：不懂，不理解。三国魏嵇康《琴赋》：“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

6、徒：徒然，白白的。徒：空。

7、将：和，共。

8、及春：趁着春光明媚之时。

9、月徘徊：明月随我来回移动。

10、影零乱：因起舞而身影纷乱。

11、同交欢：一起欢乐。一作“相交欢”。

12、无情游：月、影没有知觉，不懂感情，李白与之结交，故称“无情游”。

13、相期邈（miǎo）云汉：约定在天上相见。期：约会。邈：遥远。云汉：银河。这里指遥天仙境。“邈云汉”一作“碧岩畔”。

创作背景：

这首诗约作于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时李白在长安，正处于官场失意之时。此诗题下，两宋本、缪本俱注“长安”二字，意谓这四首诗作于长安。当时李白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心情是孤寂苦闷的。但他面对黑暗现实，没有沉沦，没有同流合污，而是追求自由，向往光明，因有此作。

扩展资料：

这是一个精心剪裁出来的场面，写来却是那么自然。李白月下独酌，面对明月与影子，似乎在幻觉中形成了三人共饮的画面。在这温暖的春夜，李白边饮边歌舞，月与影也紧随他那感情的起伏而起伏，仿佛也在分享他饮酒的欢乐与忧愁。

从逻辑上讲，物与人的内心世界并无多少关系。但从诗意的角度上看，二者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正是中国诗歌中的“兴”之起源。它从《诗经》开始就一直赋予大自然以拟人的动作、思想与情感，如“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愁月”“悲风”等等。

李白此诗正应了这“兴”之写法，赋明月与影子以情感。正如林语堂所说：“它是一种诗意的与自然合调的信仰，这使生命随着人类情感的波动而波动。”

但在诗之末尾，李白又流露出一种独而不独，不独又独的复杂情思，他知道了月与影本是无情物，只是自己多情而已。面对这个无情物，李白依然要永结无情游，意思是月下独酌时，还是要将这月与影邀来相伴歌舞，哪怕是“相期邈云汉”，也在所不辞。

可见太白之孤独之有情已到了何等地步！斯蒂芬·欧文曾说：“诗歌是一种工具，诗人通过诗歌而让人了解和叹赏他的独特性。”李白正是有了这首“对影成三人”的《月下独酌》，才让人们了解和叹赏他的独特性的。

无论男女老少，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举杯浅酌，都会吟咏“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以表他对所谓风雅与独饮的玩味。而这首诗的独特性，早已化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了。

——月下独酌四首

嵇康所作琴曲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被后人合称为“嵇氏四弄”，和蔡邕所作的“蔡氏五弄”被合称“九弄”，在中国音乐史上倍受推崇，隋炀帝将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宋代的杨瓒向民间搜此四弄曲谱，结果应征十多种，可见其流传之广。《玄默》、《风入松》据传也是他的作品，《玄默》反映的是老庄思想。这些作品见于明代刊传的谱集，但未必是原作。

他的有关其音乐思想的著作《声无哀乐论》是我国第一篇音乐理论著作，书集中了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直到现在，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他在文章中探讨了音乐与感情，创作与演奏，演奏与乐器、欣赏，欣赏与习惯等问题，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之间的反复辨驳，提出了声无哀乐的观点（即音乐是客观存在，哀乐是主观渲泄），这是中国音乐史上“自律”论美学最早的典型表达。《声无哀乐论》中提到的许多音乐美学问题，具有创始的意义。鲁迅曾指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琴赋》也是他的一篇音乐评论文章，在文中他肯定了音乐的作用：“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琴赋》中提到了许多琴曲，包括传说中师旷演奏的《白雪》、《清角》以古代的《渌水》、《清徵》等曲目，他还将当时流行的作品分为“曲引所宜”的雅曲及“下逮谣俗”的通俗琴曲两类。此外，他还具体细致地分析了琴曲从开始到结尾的发展过程及表现特点。

嵇康是玄学情感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按照他的声无哀乐论，音乐之美是没有情感的内涵的，它只是“和平”，然而却可以使各具不同德性的音乐的听者得以增进各自的德性。这一针对着德性的综合作用他称之为“触类而长，所致非一，同归殊途”（《琴赋》），它的性质是审美的。嵇康与庄子不同的是他讲善，不过这个善不是普遍的伦理概念，而是每一个体的个性德性即寓于特殊的普遍或是具有个性的普遍。嵇康的理论与王弼也有不同，嵇康并非以善为主导来统一美，而是以美为主导来统一善。这种统一下的情感也并非单纯的审美情感，而是所谓的“同归殊途”，殊途者即不同个体各自的德性，同归者即审美经验将那些不同的德性统摄起来，使之增强了，它们表现为各各不同的融汇了个体德性的审美情感。

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

作者：马钦忠

在中国这个传统和成见看得特别重要的文化的国度里，嵇康应该说是一个特例。从他的生活行为到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就表面而言，都显得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的骨子里还是特别看重传统的道德标准的；比如，一方面，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但另一方面，他抱着终身不仕二主，保持作为一个士人的名节，甚至还准备参加田丘俭的起事，试图把政权从司马氏手里夺回来还给曹魏宗族。假如说，这种矛盾贯穿着他的终生的话，那么，《声无哀乐论》却就是他试图从有限的人生中解脱出来的审美建构。正因此，这篇关于音乐哲学问题的论文便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人的自觉和审美的自由境界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里说，魏晋之际是文的自觉的时期。这个“文的自觉”首先是以人的自觉为先导。当然，这个“人”不是今天的历史的实践主体，也不是结构主义的静态化的结构要素之一的人，而是追求自我完善、在变幻莫测的生死循环的永不止息、人与人的福与祸、权力与毁灭、囚犯和权贵之间的无常的转化和变换过程中寻求灵魂净土的“人”。

这种追求和嵇康所生活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长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显现一片凋蔽的景象。曹操在他的《蒿里行》中曾有如下的描绘：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王粲的《七哀诗》也描绘了这样悲惨的景象：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这简直就是一幅战乱之后的“难民图”。凄冷和悲惨的社会境况和个人生命的霎时幻灭，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人生的苍凉感和生存的艰难迟重的感悟。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生存欲的强烈的跳动，给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投上一层苍凉和浑厚的悲壮的色彩。渴望和平，渴望破碎的河山复归于一统。可是当这个统一的局面实现之时，跟着来的是人与人的倾轧和权力的勾心斗角。在这种政治的倾轧中，所谓的有识之士便惟有独善其身了，借助诗、酒、药，游览名山大川，沉迷于声色之乐来排遣个人有限生命的忧患。阮籍的《咏怀诗》可谓是此方面典型代表：“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这儿描绘了衰朽和趋向死亡的无可奈何。个人在这个生死频繁交替的时代，更是如一草芥。“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先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在这样的优患中，惟有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找到灵魂凭依的栖居之所。这便是嵇康的“养生论”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背景。而“养生论”亦是他的“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他在《养生论》里有如下一段话：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哀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这儿提出的养生的中心是：一要清心寡欲；二要不为名位利禄去伤德——自然生命之特性；三是不要贪美味佳馔；四是不为外物所累。由此而回到自我的心灵世界，达到生存的“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虚”的“至乐”境界。在《答难养生论》的驳难中，嵇康又从反面论证了养生需要净化的条件，即“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转发”。实际上，从嵇康自己的表白来看，他的确是达到了他的上述“养生”的准则，但至于是否能从内心世界上实现这些原则，并乐斯于此却就难以取证了。但他作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在音乐演奏中体会到那妹凭于音乐旋律的绝对自己的心境却是无可置疑的。在他的《琴赋》中，深刻而又细致地描绘了在听琴时的心灵的解放。最后他感叹地说：

于时也，金石寝声，匏竹屏气，……感天地以致和，况歧行之众类，嘉斯器之懿茂，咏兹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厌，信古今之所贵。乱曰：音音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 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纷翕响，冠以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

在音乐美的绝对的自律性的存在中，他感受到了心灵和天地的合一。而这些，对那些总是把音乐和哀乐联系起来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想认识“琴”的“不可测”的至理，惟在于像有他嵇康这样的“至人”。当然，这个“至人”不是孔、孟，而是“采药山泽，会得其意，忽焉忘反”的庄子式的“至人”。“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于是，我们看到，嵇康看待音乐与哀乐的关系是从他自身的追求的这种人从物欲和各种功利目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角度来立论的。只能净除这种种之“欲”，音乐的形式之美才更能体现契合于宇宙的精神。

假如我们把嵇康的上述关于人生的自由境界的“养生”之问题，加上一个“审美的”前缀的话，似乎便可以看作为康德的关于审美鉴赏的心理感受的规定：

规定一个对象为美时的这种关系，现在是和快感结合着的；而鉴赏判断却声明这种快乐是对每个人都有效；所以绝不是一个伴着表象的快适，也不是对于这对象的表象，也不是善的概念所含有的那种规定根据。所以除掉在一个对象的表象里的主观的合目的性而无任何目的(既无客观的也无主观的目的)以外，没有别的了。(《判断力批判》上册，中译本，第59页)

康德的论述是就审美的时间特殊性所产生的心理感受性质来说的。而这个性质的核心便是摆脱外在限制的心灵的自由，是无任何目的的合目的性，正如嵇康所说的“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两相比较，我们可见，康德的论述和嵇康的论述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思想和审美的追求：无欲无动、淡泊无为。但也因此见出中西美学落实在人生问题上的根本分野。在嵇康这儿，这种审美性质的构成，就是人生的至尚追求和生存的目的，关键是人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它并转化成为个人的生存状态。而在康德那儿，这种心境不过是人的诸多心境的一种心境之特征而已，至于它是否会转化成为个人的切实的生存状态；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之时，已解了这个秘密了：“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有至乐者，非充屈也；得失无以累之耳!”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审美鉴赏之特征在此化成了嵇康的人获“至乐”的标志。

这儿，还有必要添上一笔的是：在前此，中国古代的乐论总是强调音乐的“群”的“和”的意义。就是说，音乐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助教化，淳人伦”，而嵇康却从这种“群”之“和”转移到了“个人”之“和”。这种“和”是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之完成和终结。这可以说是嵇康对中国音乐哲学思想的新的发展。

二、《声无哀乐论》的理论难题和“声无关哀乐”的理论宗旨

自先秦以来，物感心动，发之于声，声之比而成乐，正因此而说“乐与政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几乎丝毫没有怀疑的余地。如刘向《说苑·修文》所说：

乐者，至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啴奔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断之礼义，含生气之和，带五常之竹，……皆安其位不相夺也。

这种把音通于“哀乐”并进而等同于“哀乐”的音乐观，一直就被认为是不变的真理。嵇康针对这种观点，提出“声无哀乐”，既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文化传统的压力，同时他的理论自身的逻辑统一性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里，有相互关联的两个命题：其一，“声”无“哀乐”之义是声与哀乐是非对应的，有什么样的“声”未必一定有什么与之相对应的“哀”与“乐”，但这不等于说“声”就不包涵某种情感；其二，“声”无“哀乐”表明声本身不存在哀乐之谓，所谓什么声有什么感情等等，完全是听者的主观附与。我把前者称之为弱证明，后者称之为强证明。

此处先说弱证明。

嵇康正确地指出了把声与古圣贤的德等等之类的问题对应起来，既有夸大事实的一面，又盲目崇信古人。但由这种“夸大”和“盲目”并进而从理论上彻底推翻这一论断并非易事。也就是说，推翻“物感心动”而有“介之卢而闻牛鸣知其三犊牲牺”的论点是容易的，但再进一步，证明声根本和哀乐无关却就要难得多。

关于嵇康的论证声无哀乐的哲学基础，有诸多不同的观点。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关于嵇康的部分说他是从元气论的观点来构筑音乐的本体论，把音乐的无关于哀乐的自身之“和”看成是外在自然之和的自然延伸。至于这种延伸怎样和“音之比”的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活动联系起来却没有明确的证明。吉联抗在他的关于《声无哀乐论》的注释本小册子里说嵇康是以二元论的方式来论证声无哀乐，即社会之内容的哀乐为一元，声自身之数比的关系之构成为另一元。这和哲学上的作为看待精神与物质问题的二元论完全不是一回事。修海林著的《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1 9 8 9年)，说嵇康是以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基础来论证音乐的自律性存在。这儿的解释似乎更有些不着边际。如果把音乐看成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物，显然难以说何以大自然从来就没有提供过任何一部乐曲。而且，嵇康只是开始从自然的演化说明音乐之“和”的数比是秉承了自然的“和”的性质，但并没有说这“和”的性质就直接成了音乐。

我认为，解释嵇康的声无哀乐的理论问题应该站在人生论的立场上，才是切合于中国美学问题的原则。

嵇康的“声无哀乐”的立论目的很显然，那便是：假如说任何一种声都与一定的社会内容相联系，人们在音乐的感受中也就根本不存在自由的心境之可能了，生之有限性的悲惨乃至到了连一片净土也找不到的地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嵇康从他的切身的音乐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可以从他的《琴赋》里找到例证。对此，前边已有引述，此处不赘。

正是从这样的切身感受出发，嵇康站在他的时代的玄学思辨的高度，阐述了他的主张：

首先，就音乐来说，它是以乐曲的不同数比的关系构成的一种自律性文本。但是，又该怎样解释诸如此类现象呢？比如伯牙与钟子期的以音乐的相互心灵的感应，善听察音乐的人与不善听音乐的人自然会对音乐之美有不同的领悟。这些岂不是都证明了音乐自身即有哀乐

嵇康的证明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坚决摈弃这些俗儒之妄见，听凭自身心理感受的契悟，即“得之于心”。他说：

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酝酒之发人性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显然，这个反驳是非常有力的。由此，另一方面再回到音乐自身来说：

且声音虽有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氽而泣；非进哀于彼，道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珠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就音乐自身来说，“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再就音乐演奏的乐器来说，不同材质制成的乐器亦有一种自然之“太和”：

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谭，而不能令籁篱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篱不因慧心而调节器，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

嵇康是从音乐自身的特点和听者对音乐反映的主观差异这样两个方面来证明声无哀乐。就音乐自身的形式化特点来说，某种特定的或清或浊的乐曲，不论在什么条件下，不因演奏的善与不善而改变其基小性质。从听者来说，同样一首乐曲，由于与自我的“审美关系”不同，则会有或哀或乐的巨大差异。在此，音乐好比是一个应合哀与乐的契机，因而会有‘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假如我们把嵇康的上述观点，和1 9世纪的音乐美学经典之作，汉斯立克著的《论音乐的美》所提出的音乐形式美相比，更可见中国人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前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该书第二章说：

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之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并且使我们感受到美的愉快。

这些说法正是嵇康在《声无哀乐论》说的“官商集比，声音克谐”，“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但是，汉斯立克并没有说“声无哀乐”，他认为声与哀乐及情感是非对应的，而且，由于音乐正如艺术的装饰之美一样，不同的线条有不同的表情特征，比如“一些弧形曲线，有时轻悠下降，有时陡然上升，时而遇合，时而分离，这些大大小小的弧线相互呼应，好像不能融合，但又构造匀称。”音乐之形式美正是这种宽泛的多义性的表情特征。嵇康也谈到这一点。他说：“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正是嵇康的声无哀乐理论的漏洞。其实，这儿也是从音乐的表情性功能来二二分化，即音乐本身之象征的功能和感受者的哀乐之感受。因此，“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

这样，嵇康基本上完成了他的理论目标，把“声无哀乐”释为“声”非对应于“哀乐”，然后再从个人的心理感受音乐美的差异来张扬个体在聆听音乐之自律性的形式之时的“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的自由的心境。

把音乐之美，从传统的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化成为个体人格的心灵自由的媒介，是嵇康《声无哀乐论》这篇名作所要说的中心内容。

三、“声”无关于“哀乐”和音乐教化问题的社会赋予

我在前边说过，证明音乐无关于哀乐远远比证明音乐非对应于哀乐要难得多。

这里有这样两点要明确：第一，嵇康并不否认音乐的教化作用，第二，嵇康把音乐与哀乐的传统的直接对应性关系割裂开来的目的何在。

贯穿在《声无哀乐论》里的逻辑线索是把我前边说的“弱证明”和“强证明”混为一体来谈的。也就是说，在嵇康看来，说“声无哀乐”就是等于指音乐本身不含有任何的社会内容。遗憾的是，嵇康的这一证明并不是完全成功的。

其一，嵇康举乐器之不同来证明声无关于哀乐。那么，这儿的问题是：不同的声音何以相互区别呢一方面是他说的形式的区别，即所谓的“声之比”而成为“乐”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宽泛的表情性特征的问题。不同的声音虽然经过提炼、净化，但其任何一种声音的特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表情性，而这种表情性也是感受者把它与特定的哀乐对应起来的基础。否则，仅仅靠从纯形式的角度去感受音乐，那么音乐只可能是“和寡”之艺术形式了。再说，音乐家和音乐鉴赏家也非是由纯形式的“数比”之关系去思考和感受音乐之美。反过来说，纯粹之数比是无所谓美与不美的。乐曲之数比在于落实在怎样打动人的感官这一层次上才有美与不美的问题。即就嵇康自己之对琴之声所抒发的自由心境的美的感受而言，正是在于声音之数比所封闭起来的与生活隔绝的“自律性”的媒介，缘此而契合于他的人生之感悟。当然，只是这种“感悟”不能用传统的哀乐去加以诠释罢了。

其二，嵇康在由说“声与哀乐是非对应的”过渡到“声与哀乐无关”这一强证明之时，偷换了概念。如：他一方面说，“玉帛非礼敬之实，歌哭非悲哀之主也。”证明是：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就是说，玉帛不是礼之本身，而只是借以表达礼的内容的媒介。音乐也是如此。如把这种或哭或欢当成音乐之本身的特征，岂不是说：“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嵇康在此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他的证明：起先他是描述音乐之构成的特征，如汉斯立克所说的那一系列形式特征，即专注于作品之本身，然后跟着便置这音乐本体之说明于不顾，而跳到关于对音乐的价值论的说明。也就是说，嵇康是从音乐本体的自律性存在之设定，然后跳到社会的历史的特定条件下对音乐评价的差异来得出“声”无关于“哀乐”这一结论的。

于是，我们看到嵇康为他解释音乐的教化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那便是：他把音乐的教化问题看成是教化问题，并不是音乐自身特性的自然顺延，而是从外在方面对音乐之社会价值的功能给予。这正是所谓“声有哀乐’’的社会根源。他说：

……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

社会的礼仪和所谓之“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正是人们比附音乐之“数比”的秩序关系，从上到下比附成为一个社会化的系统，年深日久，便深化成了所谓的一种教化方式。

再一个教化问题是从音乐所具有的“导情”的功能看待的。音乐自身无所谓“情”，无所谓“哀乐”，但通过听音和演奏却可以抒发人心中的积愫，从而令人心气和畅。这又是人们从社会的功能上来给予音乐教化意义的又一个原因。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理由在于：

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道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惰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尤大，显于声音也。

应该说，嵇康从社会对音乐的价值赋予的角度对音乐的无关哀乐和这种哀乐因而是外在于音乐自身的证明还是成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完成了他的“声”无关“哀乐”的强证明。不过却由此为他的理论宗旨找到了社会学的基础，，即音乐的哀乐的价值内容是社会历史的赋予。在特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历史主体总是体现为个人。所以，就对特定的音乐作品而言，就是独立的审音者。从而审音者赋予音于作品的他自身的独特的人生价值也便是合情合理的。这个隐含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里的深刻的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接触到了马克思在《1 8 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鉴赏音乐的耳朵和音乐作品的意义之展示的内在关联性。这一点，正是嵇康非得把音乐自身之特点与作为社会内容之体现的哀乐的传统的直接对应性关系割裂开来不可的目的所在。

“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自得之域”是人们从音乐中感受到的形式化的自我。人们也是借助这种形式来触摸自我的自由状况。难怪嵇康在临刑的一刹那，之所以奏《广陵散》，是触摸他最后之自由乎

主要参考资料

1、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晋书·嵇康传》。

3、《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4、《世说新语》中《任诞》、《德行》、《稚量》等有关嵇康的言论。

5、吉联抗译注：《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

6、修海林著：《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其中有关嵇康的专论。

7、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中有关嵇康的专论。

1 文言文的翻译

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人生在世，此身"系"与"不系"，往往只在一心。纵使人在江湖，其身能不能由己，也只在其心由不由己而已。

求心内佛却心外法

原文才就筏便思舍筏，方是无事道人；若骑驴又复觅驴，终为不了禅师。

译文刚一跳上竹筏就想着渡河之后把竹筏舍弃，才是懂得不受外物羁绊的道人；若是骑着毛驴又想着另找一匹毛驴，那么永远也做不成悟道的禅师。

评析古人云："过去事丢得一节是一节，现在事了得一节是一节，未来事省得一节是一节。"人要"求解脱"，就得学会"丢得"、"了得"、"省得"。比如过河后竹筏就没用了，不丢掉反而成了牵累。《传灯录》中说：如不了解心即是佛，那真是骑驴而觅驴。我心即我佛，何须再到别处苦求什么真佛。非要去外求，无异于是骑驴找驴。同样，最爱的人就在身边，最美好的幸福就在眼前，最佳的机会就握在手中。只是我们常常不醒悟，常常不珍惜。

凡事随缘渐渐入无

原文今人专求无念，而终不可无，只是前念不滞，后念不迎，但将现在的随缘打发得去，自然渐渐入无。

译文如今的人一心寻求心无杂念，却始终无法达到，只要先前的杂念不停滞在心，后来的杂念不去迎接，将现在的杂念随着机缘打发掉，自然杂念就会渐渐消除了。

评析不再为过去痛悔，不再为将来担忧，只求当下就开始觉悟。

俗观各异道观是常

原文天地中万物，人伦中万情，世界中万事，以俗眼观，纷纷各异，以道眼观，种种是常，何须分别？何须取舍？

译文天地中存在的万物，人世间的所有情感，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是千差万别的，如果以大彻大悟的眼光来看，是别无二致的，何必要去分别对待，又何必要去分别取舍呢？

评析俗眼看人是"人分三六九等"，道眼看人是"众生平等"。俗眼难舍"爱恨情仇"，道眼却叫人"但莫爱憎，洞然明白"。休说俗眼低俗，休说道眼看透。

了心悟性俗即是僧

原文缠脱只在自心，心了则屠肆糟糠，居然净土。不然，纵一琴一鹤，一花一卉，嗜好虽清，魔障终在。语云："能休尘境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信夫。

译文能否解脱世俗的纠缠，只需看自己的内心，若是内心能够了悟，那么屠户酒肆也会变成极乐世界。否则，纵使有琴鹤相伴，与花草为邻，嗜好虽然清雅，世间烦恼终究还在。佛家说："能够摆脱尘世方能进入真正的境界，没有了悟的僧人还是一个俗人。"这话让人信服。

评析心未了悟，清雅的乐园依旧是藕断丝连的烦恼场。解铃还须系铃人，了心还须自心了。

2 宋史·列传第七十五赵抃译文

赵抃字阅道，衢州西安人。

进士及第，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有人在赦免前伪造印信，赦免后使用，法吏判处他死刑。

赵抃说：“赦免前没有使用，赦免后没有伪造，不应当处死。”审案定罪而没有处死。

知崇安、海陵、江原三县，通判泗州。濠州郡守供给士卒粮食赐物不按照法令，声称要发生兵变，州守害怕，太阳没有下山，就闭门不出。

转运使下公文让赵拃暂代治理，赵抃到后，像平时一样镇定从容，州中因此太平无事。翰林学士曾公亮并不认识他，推荐他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举发不避权贵幸臣，声名严正，京城称他为“铁面御史”。

他的言论着重想使朝廷辨别君子小人，认为：“小人即使犯了小小的过失，也应当尽力遏制阻绝他；君子不幸受到牵累，也应当保全爱惜，以成就他的德行。”温成皇后的丧事，刘沆以参知政事监领，等到他任宰相后，仍然兼任原来的职事。

赵忭论述他应当免去，以保全国家体制。又上言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而且有很多过失；宣徽使王拱辰平时做事以及奉命出使不守法令；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不称职。

都免职离任。吴充、鞠真卿、刁约因处治礼院官吏，马遵、吕景初、吴中复因议论梁适，相继被贬逐。

赵抃陈述事情缘故，都把他们召还朝廷。吕溱、蔡襄、吴奎、韩绛出京任郡守后，欧阳修、贾黯又要求出任郡职。

赵抃上言：“近来正直之士纷纷退离，侍从中的贤才像欧阳修等人很难得，现在都要离去，是因为在朝中正直严肃，不能谄媚事奉权贵，中伤他们的人很多而已。”欧阳修、贾黯因此得以留朝，当时的名臣，赖此得以安定。

请求知睦州，移梓州路转运使，改为益州。蜀地路途远百姓弱，官吏肆意违法，州郡公开相互馈赠。

赵扑以身作则，蜀地风气因此改变。偏远的城乡，百姓有的生下来就没有见过使者，赵扑巡视无所不至，父老高兴地互相宽慰，奸诈官吏惊恐服从。

召任右司谏。内侍邓保信引进退伍兵士董吉在皇宫中炼丹，赵抃援引文成、五利、郑注作为例子，尽力加以论述。

陈升之为枢密副使，赵扑与唐介、吕诲、范师道上言升之奸诈邪僻，结交宦官，不通过正当途径得到进用。奏章二十几份递上，升之离位。

赵抃与言事者也都被罢免，出京知虔州。虔州一向难於治理，赵扑治理虔州严厉而不苛刻，召集告诫各个县令，让他们各自治理。

县令都很高兴，争着尽力办事，监狱因此常常没有犯人。在岭外任官的人死后，大多没有办法归葬，赵抃造船一百艘，下公文通告各郡说：“做官的人家，有不能归葬的，都从我这儿出去。”

於是人们相继而来，都给他们船只，同时供应他们路途费用。召为侍御史知杂事，改度支副使，进天章阁皆制、河北都转运使。

当时贾昌朝以前宰相镇守隗，赵抃将要巡察府库，昌朝派人来告诉说：‘在此之前，监司没有人来巡察我的库藏的，恐怕此事没有例制，怎麽办？”赵抃说：“放过这冠，那麽别的州郡不服。”最终还是去了。

昌朝不满。当初，有诏令招募民兵，过了限期不能办成，官吏因此获罪的有八百多人。

赵抃奉旨督察此事，上奏说：“河朔连年丰收，所以应徵招募的人少，请求宽免他们的罪，以待农闲。”听从他，获罪官吏被释免，而招募人数也随之满员。

昌朝开始羞愧佩服。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以宽松治政。

赵抃以前任蜀地转运使时，有聚众进行怪异祭祀的，依法严惩。到了此时，又有这样的案件，都认为不能逃脱了。

赵抃审察此事没有别的，说：“这只是酒食交往而已。”惩处带头的人而释放了其他人，蜀地百姓很高兴。

正值荣谨除转运使，英宗告诉荣谨说：“赵抃治理成都，是中正平和的政策。”神宗即位，召知谏院。

旧例，亲近大臣从成都还朝的，将要重用，一定改任省府官职，不担任谏官。大臣对此疑惑，皇帝说：“我依靠他的谏议而已，如果想任用他，也没有什麽关系。”

等到谢恩时，皇帝说：“听说你一个人去蜀，随身带一琴一鹤，为政简略便易，也很称职吗？”不久，提拔参知政事。赵抃感念知遇之恩，朝政中有不合适的，一定秘密加以上报，皇帝亲笔下诏褒奖答覆。

王安石当政用事，赵抃多次斥责他行事不利。韩琦上疏尽力论述青苗法，皇帝告诉执政，下令罢除它。

当时安石归居在家请求离职，赵抃说：“新法都是安石提出的，不如等他出任。”出任后，安石对此更加坚持。

赵抃很后悔不满，就上言：“制置条例司设使者四十人之多，扰乱天下。安石强词夺理刚愎自用，将天下公正的评论诋毁成流俗，违背众人欺瞒百姓，掩饰过失继续错下去。

近来台谏侍从，大多因谏议没有听从而离职；司马光除枢密，不愿受官。而且事情有轻重，国体有大小。

财利对於国事是轻，而民心得失是重；青苗法使者对於国体是小，而翰林耳目之臣的用退是大。现在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庙社稷之福。”

奏章呈入，恳切请求离位，拜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改青州，当时京东乾旱有蝗灾，只有青州多麦田，蝗虫来到境内，遇风倒退飞回，都落水而死。成都因担心守边兵卒，就以大学士又知成都。

皇帝召见，慰劳他说：“在此之前，没有从中前去的，能够为朕出行吗？”回答说：“陛下有话，就是法令，用得着问吗？”於是请求斟酌事宜自主行。

3 有哪些关于琴的古文句子

和如琴瑟对牛弹琴焚琴煮鹤剑胆琴心一琴一鹤琴剑飘零东汉·蔡邕《琴赋》尔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

观彼椅桐，层山之陂。丹华炜烨，绿叶参差。

甘露润其末，凉风扇其枝。鸾凤翔其巅，玄鹤巢其岐。

考之诗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协之锺律。

通理治性，恬淡清溢。尔乃间关九弦，出入律吕，屈伸低昂，十指如雨。

清声发兮五音举，韵宫商兮动徵羽，曲引兴兮繁弦抚。然后哀声既发，秘弄乃开。

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

于是繁弦既抑，雅韵复扬。仲尼思归，《鹿鸣》三章。

《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飞，别鹤东翔。

饮马长城，楚曲明光。楚姬遗叹，鸡鸣高桑。

走兽率舞，飞鸟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

唐·黄滔《戴安道碎琴赋》戴安道碎琴赋（以“徒候徽响，致聚深情”为韵）拔尘俗之能琴，共谁不钦？戴安道之擅名斯异，武陵王之慕义弥深。降使殷勤，将召来以聆雅越。

持诚慷慨，爰击碎以示胸襟。想夫名利莫羁，烟霞为赏。

涧松虽耸於梁栋，野鹤不侵乎罗网。吴山越水，韬物外之清光。

蜀轸虞丝，播人间之妙响。杳杳区区，何人戒途。

白屋忽惊於嘶马，朱门欲俟於啼乌。焉有平生，探乐府铮鏦之妙。

爰教一旦，厕侯门戛击之徒。於是贲出月窗，毁於蓬户。

掷数尺之鸾凤，飒一声之风雨。朱弦并断，类冰泉裂石以丁零。

玉柱交飘，误陇雁惊弓而飞聚。使者焉知，宣言大非。

且异锻珠之义，宁同碎斗之讥。陌上囬尘，走清风於玉殿。

堂间释手，章素节於金徽。於时野客相高，时人或陋。

梧雕桐断以甯顾，漆解胶离而莫救。至若池亭夜月之景，岩谷春风之候，遥当野岸，肯思流水之曾弹。

静对庭芜，待从幽兰之不奏。向若投绿绮以无意，缅维城而有情。

亡一时之高躅，矜六律於新声。则此日知音，但仰跃鱼之弄。

碧山烟雾，甯留藏豹之名。则知艺至者不可以簪笏拘，情高者不可以王侯致。

终挺特以惊俗，不斯须而辱志。於今人语其风，孰不揖当时之事。

《三琴记》北宋欧阳修吾家三琴，其一传为张越琴，其一传为楼则琴，其一传为雷氏琴。其制作皆精而有法然，不知是否，要在其声如何，不问其古今何人作也。

琴面皆有横纹如蛇腹，世之识琴者以此为古琴。盖其漆过百年始有断文，用以为验尔。

其一金晖，其一石晖，其一玉晖。金晖者张越琴也，石晖者楼则琴也，玉晖者雷氏琴也。

金晖其声畅而远，石晖其声清实而缓，玉晖其声和而有余。今人有其一已足为宝，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晖者老人之所宜也。

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晖，此数物者，夜置之烛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视晖难准。惟石无光，置之烛下，黑白分明，故为老者之所宜也。

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平生患难，南北奔驰，琴曲率皆废忘，独流水一曲，梦寐不忘。今老矣，犹时时能作之，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

琴曲不多学耳，要于自适。琴亦不必多藏，然业已有之，亦不患多而弃也。

唐·薛易简《琴诀》《琴史》曰：薛易简以琴待诏翰林，盖在天宝中也。尝着《琴诀》七篇，辞虽近俚，义有可采，今掇有大槩着焉，曰：“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麠麈俗，可以格免神，此琴之善者也。

鼓琴之士，志静气正，则听者易分，心乱神浊，则听者难辩矣。常人但见用指轻利，取声温润、音韵不绝、句度流美，但赏为能。

殊不知志土弹之，声韵皆有所主也。夫正直勇毅者听之则壮气益增，孝行节操者听之则情感伤，贫乏孤苦者听之则流涕纵横，便佞浮嚣者听之则敛容庄谨。

是以动人心，感神胆者，无以加于琴。闰其声正而不乱，足以禁邪止*也。

今人多以杂音悦乐为贵，而琴见轻矣。夫琴士不易得，而知音亦难也。”

又云：“弹琴之法，必须简静。非谓人静，乃手静也。

手指鼓动谓之喧，简要轻稳谓之静。又须两手相附，若双鸾对舞，两凤同翔，来往之势，附弦取声，不须声外摇指，正声和畅，方为善矣。

故古之君子，皆因事而制，或怡情以自适，或讽谏以写心，或幽愤以传志，故能专精注神，感动神鬼，或只能一两弄而极精妙者。今之学者，惟多为能。

故曰：多则不精，精则不多。知音君子，详而察焉。”

品闲斋闲话：“常人但见用指轻利，取声温润、音韵不绝、句度流美，但赏为能。殊不知志土弹之，声韵皆有所主也”；“今人多以杂音悦乐为贵，而琴见轻矣。

夫琴士不易得，而知音亦难也”；“弹琴之法，必须简静。……多则不精，精则不多。

知音君子，详而察焉”。所言甚是，需揣而摩之。

然今人弹琴，易失其所主，徒以悦耳为能。琴道渐失，琴技流媚俗之地矣。

无“多”则难精，惟有先多，然后求精。晋·嵇康《琴赋》馀少好音声，长而玩之。

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猷，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於声也。

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

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

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

丽则丽矣，然末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末达礼乐之情也。

4 有哪些关于琴的古文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