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作者的情感倾向

准确把握作者的情感倾向，对领会文章主旨、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能力，往往具有重要价值。因而有效指导学生在课外阅读中揣摩、判别作者的情感倾向，对真正读懂文章、正确解题，具有先决意义。常言道：言为心声。大多数文章，作者的立场态度、褒贬倾向鲜明无碍，但有些文章纯客观展示矛盾冲突，作者犹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淡定超然，情踪难觅。有的文章，作者虽介入事中，但口吻戏谑，褒贬不定，又难以捉摸。鉴于初中生有限的文学积淀和欠敏锐的情感触角，教师从相应角度，择取课内外特定篇目，切实指导学生强化揣摩意识，掌握判别方法，显得尤为必要。一、从字里行间辨析文本是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原始载体，即便隐晦不明，也能从相关的内容和特定的表达方式中找到蛛丝马迹。1、从特定情节上分析《羚羊木雕》一文，写少年“我”未征得父母同意，将珍贵的非洲木雕送给了挚友万芳，以致父母逼我索回，使“我”痛苦万端。小说充分展示了情与理的冲突、价值与友谊的较量、未成年人财物处置的尴尬。作者似乎只是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矛盾纠葛，并有意回避自己对事件本身是非曲直的判断，从而使作者的情感倾向显得扑朔迷离。在处理“体会课文思想情感”的问题时，我让大家揣摩作者的情感倾向，并提示学生注意“我”送羚羊木雕给万芳的背景情节——万芳仗义的表现；矛盾冲突双方给人的感觉——父母的生硬粗暴、不留余地，“我”的为难、无奈和痛苦；旁观者奶奶的态度——“算了吧，这样多不好。”如此处理后，学生顺利地感觉到作者对“我”与万芳友谊的珍视，对“我”处境的同情，并借助奶奶之口，曲折委婉地批评了父母简单、粗暴的做法。2、品味议论和抒情句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一文，写了有关阿长的许多事，且大多数事情都表现了阿长的粗俗、无知和随性，学生对人物负面感受较强，加之对她为“我”买来《山海经》的行为认识不足，很难体会作者的感激深情。针对这种情况，我让他们找出文章中的议论句和抒情句，说出你从“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确能够做成功”“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等句子中读到什么？从而形成对作者敬佩、感激、同情之心的感知。3、注意情感代言人在小说中，作者往往借助于矛盾冲突中立的一方表明态度，暗示倾向，如《羚羊木雕》中的奶奶，《我的叔叔于勒》中的“我”，《最后一课》中的小弗朗士等。尽管后两文的“我”与小弗朗士都是线索人物，但“我”代父母付牡蛎钱时对叔叔外貌的留意，同情之情溢于言表；内心的默念和付给小费，彰显了在金钱利益横流的社会里，骨肉亲情只与纯洁孩子同在的悲楚。小弗朗士行为态度的转变，意味着“最后一课”的无比庄严，爱国主义悲歌的极度感染力。作者的情怀通过次要人物的言行举止无声辐射，在貌似不偏不倚的沉静描述中，迸射出炽热的情感暗流。二、从写作手法上透视初中生往往会在丑陋与俊美、崇高与低俗、正直与邪恶混杂兼有的人物身上迷茫无措，弄不清作者对其是何种态度，从而影响对人物的准确把握。此种情况下，我让学生注意正负面是否有顺序。如果先写负面感觉，后写人物的不凡，一定是采用了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如《列夫托尔斯泰》、《阿长与山海经》，作者意在扬其正面，负面不过是一陪衬，为的是突出正面，使行文有起伏有波澜而已。倘若没有明显的顺序呈现，就是作者在塑造或描摹人物时，遵从生活或艺术的真实性，表现人物多层面、立体复杂的形象性格。此时作者的情感倾向显然也呈现出相应的复杂性。三、从人伦道义上判断如《蒲柳人家》中的何大学问，其性格就体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他仗义疏财，慷慨豁达，侠肝义胆，能言善道；另一方面他又死要脸面，爱戴高帽，为人处世粗枝大叶，行事从不量力而行。且正反两面往往相依相伴地裹在一起，呈现出正面难得、负面小节无害的特点，体现出作者对人物尊敬与戏谑参半的情感态度。又如《水浒》、《西游记》中，诸如鲁智深、猪八戒等人物形象，作者的肯否无不对应于人伦纲常、公序良俗和人本理念，作者不变态，他心即公心。四、从背景动因上思考有些文章，往往与作者经历和特定的背景相联系，惟有了解这些，才能透视作者内心的纠结在作品中的反映。如鲁迅先生对国人精神麻木、不觉悟耿耿于怀，其作品中屡显批判、痛惜之情：《藤野先生》中**里的看客，《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及惟嘲弄孔乙己为快事的短衣帮，《故乡》中的中年闰土等皆有此疾，其文无不存有唤醒民众的念想，表达怒其不争的感愤。综上所述，了解作者的情感倾向，是开启正确理解文章的窗口，而帮助学生学会自己打开窗口，不仅需要深入文本，还须逐步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增强社会认知。

作家在创作过程时总是要以自己熟悉的人事物做背景，而在描写时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传达对这些人事物的看法，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移情于文学作品，在字里行间传达出个人主观的情感、好恶。也因此自古至今才有了借景抒情、著述言志等文学行为。

春》是一篇描写自然风光的出色散文，将它与此前的同类题材《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比，使人感到它有两点突出的变异：一是感情格调有所不同；二是语言风格的变化。读《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使人感到其中流露出作者淡淡的哀愁，而《春》的感情基调则轻松愉快、充满活力。何以会如此？我猜想至少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本文系朱自清应约为中学撰写的语文教材，从培养青年进取向上出发，作者采用了相应的积极、乐观的感情基调。二是作品的青春活力，反映了作者写作时的心境。《春》大概写于1932年下半年或1933年初。1932年8月，朱自清漫游欧洲回国不久，便与陈竹隐女士结为美满夫妻，并于同年9月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33年4月，又喜得贵子。朱自清生活中的顺境与幸事，不能不对《春》的抒情格调产生影响。作者乐观感情的倾注，使得作品情景交融、诗情与画意结合。再从语言方面看，《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语言固然是漂亮的，但有雕琢痕迹，不够自然。而《春》的语言则简朴、活脱、口语化。如写草，“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写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这些语言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生动活泼，节奏明快，语短意丰，表现力强。作者为了更好地描写春天，还采用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方法，使春天形象化、人格化。前面引用的文章的结尾部分，便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朱自清不愧是语言大师，他用文笔把短暂的春天从自然界拉回到书面上，使其四季常驻，随时可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