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情都以暧昧模糊为美？

《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与最，宜室其家。”中国古代的诗歌，都是非常含蓄的。而不是直接的表达出你情我爱。同样，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也是婉转的。

含蓄是一种美好的品德，过于直白的表述反而会造成不好的效果。欲说还休的朦胧感，往往能够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而且中国人的含蓄是自古有之的，并不会直接将情爱全部表达出来。

（一）、朦胧之美，蕴含其中

诗歌和文章，往往是传承精神最好的方式。更何况，古代没有如此先进的交流媒介。而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就在文学作品中一步步的流传了下来。古人以含蓄为美，它不是不表达而是换做了另一种可以引人思考，引人入胜的方式去传递思想感情。如果说的太过直白，那么既没有营养，又不会令人铭记。

1 含蓄是一种浪漫

《诗经》是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表达方式大都为婉转的说明。它大都是先描写环境，而后寓情于景。将自身的感受，置身于天地之间，从而更容易引起共鸣。比如那首著名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通过景物的描写，能够使人更直观的感受到对于爱人的思念和爱恋之情。如果太过于直白，那么就显得太苍白无力。“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不论道路有多么艰险，都会去追随寻找自己的心上之人。

这就比直接描写爱人的外貌，要有说服力的多。还有《卫风》中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心爱之人假借卖布之名，跨越淇水，翻过顿丘只为了能够见上一面。这一句间接的表现出了男女谈情说爱的朦胧之感，有些暧昧又有些羞涩。

汉人所作的《离骚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写香草、以配忠贞，……灵修善于美人，以譬于君”。屈原是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楚辞》在文学史上犹如一盏明灯。

但是他本人也是非常含蓄的，并不会直接将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写出来。而是常常将君王比做成香草美人。甚至一度还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隐晦的表达罢了。如果太过直白，往往会给人留下话柄。

2 更好的表达效果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如果屈原，总是在诗文中写自己如何如何的爱这个国家，如何如何的想辅佐君王。那么满朝文武，必定会认为他是在为自己邀功请赏。而且，这种效果也达不到。反而是含蓄婉转的写出来，才会显得更加坦荡。

同样，在诗歌中表达男女情愫，也不宜太过直白。那样便会显得自己太过多情，再加上古代的思想并不开放。先秦时期的人们受制于礼乐制度，逐渐的后世之人在前世诗文的熏陶之下喜欢上了这种隐晦的表达。

所以，后来才出现了许多托物言志的诗文。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既不会给人造成反感，又可以营造浪漫。即便对方不接受自己，那么也有能够后退一步的余地。因此，模糊的情感往往才是真正的内心独白。

（二）、礼教制度，精神压迫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现在许多古装戏，比如清宫剧还有明朝戏，不论是前朝还是后宫规矩都非常大。在如今炙手可热的宋朝电视剧《清平乐》中，曹皇后也是因为规矩严谨而不受喜爱。古代的女子讲究三从四德，什么事情都喜欢循规蹈矩。

1 世俗眼光的枷锁

《世说新语》“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这本书中记载了很多竹林七贤的故事，而正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才能够被称为魏晋风流人物。“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这种不在乎世俗眼光的行为不可以传到后辈身上。所以，阮浑也想加入其中时，阮籍才不同意。魏晋时期，国家动荡，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但是礼教的约束，尚且如此严密，更何况在其他朝代。

春秋时期有礼乐制度、春秋大义，而到了汉朝则开始推行儒家教育。女子要遵守三从四德，婚恋也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是会遭受他人非议的。

2 言论不自由的禁锢

古代是不能随便乱说话的，更不能妄议朝政。而皇帝是九五之尊，怎么可能会允许自己的臣民随便议论。即使是说好话，他们也不配。所以，大家都习惯了隐晦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用来暗讽也是用的模糊表达。

社会环境不开放，人们的思想也不开放。还有商鞅主导实行的疲民政策，使得所有人的想法都不敢恣意的表达。对于朝政或者婚恋情感方面，古人逐步的开始学会了用模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古代的社会发展，就是君主集权不断强化的过程。他们用儒家思想，来规化所有人的生活习惯。而儒家就像是一根尺子，什么事情都需要严谨的对照刻度来做。不仅是爱情，亲情也是如此。孟子曾说“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

在儒家学说看来，非常反对墨家提出的兼爱。认为这是一种无父无君的思想，所以君王是国家的首脑，父亲则是家庭中的主导。所以父亲的形象往往是沉默寡言的，儿女之间与其交流也无法太过直白。

（三）、历史传承，铭刻骨髓

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西方人与中国人相遇后面对他们的贴面礼都略显尴尬。中国古代礼仪中，见面都是习惯于抱拳。当然，这种现象仅存在于同辈之间。古人习惯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中也可以看出古人的含蓄。这种现象，要归咎于礼法制度。

1 各省分散，习俗不同

诸葛亮在《隆中对》曾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先秦时期，各诸侯割据一方。再加上周天子无力对其形成控制，这才有了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在这期间，每个地方都衍生了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即便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也是无法改变的。

古代各国之间百姓的交流，必然会有些隔阂。许多事情，没有办法明说。比如直言不讳的拒绝，以及颐指气使的挑出错误。这些都是行不通的。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往往能够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所以，即便是出现了统一的朝代这种隔阂也不是一时之间就能消除的。人们在表达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不用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归根结底，人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去直白的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

皇权越强，百姓的声音就越弱。先秦的婚恋观相对而言还比较奔放，但是遇到大一统的时代君主们为了更好的束缚民众就大兴儒家教育。比如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就是为了让为自己所用之人全部充满忠君爱国的思想。

还有清朝的文字狱，甚至连隐晦表达都容易引火烧身。比如《虬峰文集》中的“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作者就被处以死刑。在当时几乎所有关于明和朱的字眼，都会被统治者认为是在暗讽。可想而知，草木皆兵到了这种程度，含蓄的表达都不行，更不用提直白的明言。

2 语言的特殊性

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它的一句话往往能够表达多重意境也就是双关。但相对而言，这又是它的局限性。如果将话语说的太过直白，那么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不如旁敲侧击，以引起对方的注意。

尤其是在古代，大臣向君王进谏时，更是要谨言慎行。不然就有可能“朝登天子堂，暮为田舍郎”。这种习惯自古以来，皆而有之。正是因为言论的不自由以及封建礼教制度太过繁复，大家不可能直言不讳的说明自己的意图。

如果有些话说的太过直白，往往会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就像网上流行的段子，如果直接和女孩说想一起睡觉那就是流氓，而说想和你一起起床那便是徐志摩。因为婉转、含蓄的表达，它所呈现的暧昧程度和浪漫指数是远远高过直接说出真实想法的。

汉语天生的魅力便在此处，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写作文章上，朦胧的写出来就会更加的耐人寻味。

结语：

在思想不开放的年代，少年之间的爱恋都是非常羞于表达的。如果太过恣意洒脱，会被人认为是放浪形骸。而且，君主制度的压迫造成了许多人敢怒不敢言。

所以，他们都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含蓄的说明自己的想法。这不是不表达，而是将他上升了一个层次。正如徐志摩所说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如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没有爱字，却满满的都是情意。

中国人为何在感情方面，表达方式不喜欢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就是因为中国受传统礼教影响和文化熏陶，奠定了中国人感情表达形式不同。

由于中国人在感情表达方式上和外国人有着截然不同，所以情感和外国男女的情爱心理真的差别很大。中国人在感情方面，比较含蓄，而外国人则是表达的很直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人是受到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情感压抑，而行成今日的窘境；而外国人是开放的民族，敢于追求人生遇见的机会，从容的去面对。 近几年由于对外开放的浪潮的影响，中国人在情感上发生很大的变化，追求幸福和快乐人生，是每个人心里的希望！即使中国在封闭，也挡不住世界向前滚滚的潮流。 现今的中国人也期于现实，努力过好生活，寻求自己得到的幸福。有的人把世界上的人，分成视觉和听觉两类动物。一类是：男人是视觉动物，在青春美貌女子面前抵挡不住诱惑，所以有的男人见了美女总是左顾右盼，一辈子也说不清自己到底爱的是谁；又一类是：女人是听觉动物，难以承受男人甜言蜜语的攻击和无休的纠缠，所以有的女人经不住诱惑,仅凭听见几句“我爱你！”这样的话心津摇曳，就淅沥糊涂把自己嫁了出去。但也有的人同另一个人过了一辈子，最终也不知道什么是一生所追求的东西！ 过去中国男人一辈子最羞于对女人说出的话，偏偏也是外国人经常说的三个字：——“我爱你！”。 即便是在热恋时候卿卿我我和结婚后耳鬓厮磨的浓情时刻，男人永远是大男子主义作风，永远凌驾女人之上，在女人面前显示是十足的中国男人，也往往给女人的感觉还是托生为男性为好，不愿意生为女人！ 这是为什么啊？就是中国的男人在社会地位和工作中都与女人比有很大的优越性。女人也想得到自己在社会拥有的地位和权利，从而摆脱女人低下的社会的尴尬处境！在中国的字典里，女人永远是“配偶”地位，而男人永远是为“一家之主”领导位子。男人为正，女人为副，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男人虽然是拥有很多优越的条件，但在追求女人方面可以不择手段来追求自己要的猎物，更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可以用鲜花送女人喜欢的钻戒、汽车和洋房作为垂钓爱情的诱饵，获得女人的欢心，但有的女人只是凭听觉而认识对方，不能理智的看待，当成为事实时候，在零距离里才知道不是自己要找的。即使后悔也是安于现状，不敢去改变。所以中国的很多婚姻都是无奈，即使有的人冲破世俗观念，也会是遍体鳞伤、、、、、、、 实际在我的观点认为，男人不管你说不说那些激情的话语，只要彼此能认同，那么面对所爱的女人，一个男人能首先担负起家庭的重任，能对所爱的人有一种强大的保护欲，一种深深的责任感，那么你所爱的女人也会感激你给的温馨，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也会给予家庭细心的呵护！ 男人一旦有了这种责任感，人会变得像山一样高大，心像海一样深邃，男人宽大的胸怀，是女人需要得到的情感。当一个人把对一个人的爱，深深埋在心中，不管遇见什么风雨都动摇不了意志，永远会为真爱守侯！ 语言表达固然必要，但要真诚！不要花言巧语，如不诚实相对，那么你会失去即使得到的幸福。我们得到了就要珍惜，不要等到失去在后悔！

情感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表达情感的方式。正如诗歌是古代诗人歌手们表达真挚情感的重要方式，同时，也表现了诗与情感，文学与情感的最直接、最朴素的联系。《缪称训》中说：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其中强调了感情对文学的作用

2016年11月15日晚，由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会主办的“直面名师”系列讲座之《凭诗问道---从古典文学看中国文化中的情感、美感与人》在学院5号楼A110举行，主讲人是深受美院人喜爱的汉语言文学专家、人文学院副教授董梅女士。

何为“凭诗问道”

董梅首先就“凭诗问道”的主命题做出了简短解释，借由《庖丁解牛》中庖丁将屠牛这件本是残忍之事却做到“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产生出舞蹈、音乐之节奏美感，问其缘由进而解释“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屠牛”变成庖丁“形而上”的“问道”之举。那么，“凭诗问道——诗、文学便是我‘问道’的路径、法门”那为何种道呢，董梅补充道“我希望由此来追寻更为本质的中国文化的内在含义”，而这个过程则是终其一生。“从古典文学看中国文化中的情感、美感与人”是具体的角度，她围绕“中国文化的理想是什么”、“在其范围能够生成的人格与艺术又是怎样的”“何谓五层高楼境界”等问题与听众分享了丰富的、精彩的文学素材。

“文学是借以文字来表达人类情感及思考的，这一思考区别于哲学的纯理性思考，而是属于生命的情感、思考、经验、感悟活动。”而中国文学就是以“汉语言”和“汉字”来表达的艺术形式，所属族群涵盖了地域概念、时间概念上的国人，在这些形式中，“诗”当属最高成就。

我们应该做一个善感而不多愁的人

董梅接着阐述了题中“感”与“情”二字的相关概念，这两个时常同被提及，实为相互独立的语词内涵丰富而细腻。感，可有感动、感慨、感想等词。她以《易经》中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解释了五感“眼、耳、鼻、舌、身”是作为通外界“色、身、香、味、触”的桥梁和渠道之用，外界入心，心有所触，进而“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情”不同于感，可有情绪、情操、情怀，它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种属性。《礼记》所言人而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这是为我们生命的禀赋。

她举以南朝钟嵘《诗品序》来解释这个概念：“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诗歌描述的外在物之变化对人的内在心起到了影响，因此“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万物之情便由此体现，有感而发。外界之物对我们内心的作用即经表达之后寄托于某种形式，若是寄托于色彩和线条则成绘画，寄托于音符和旋律则成音乐，寄托于文字则成诗歌。

董梅笑谈曾因是身份为女性所以研究古典文学被贴上“多愁善感”之标签的事情，她则表示，一个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如果能够保持健康连接，即在这种“见真色”、“闻真声”的明朗、强健的状态中构建起的强大内心是不易被打垮的，是有着“源源不息的心理源泉的人” ，“我们应该做一个善感而不多愁的人”。

随即列举了例如《世说新语》中评论早慧之人王戎的“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的“万物皆有情”、欧阳修《玉楼春》“樽前你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非关风与月”等，来解释“敏于感而富于情”这一概念。

中国文化理想能成就的人之“五层高楼”

那么，中国的文化理想所能够成就的人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和状态呢？董梅以带领听众登“五层高楼”的形式给出了答案。作为一个健康的生命，自我的“敏于感而富于情”，同时重视他人的感情、能够搭建起与外部事物广大的连接，而非“手足痿痹为不仁”、隔绝于他人、外部和万物是为第一二层楼。“敏于感而富于情”的合二为一是我们所应具备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不失为一个丰富饱满的生命，不失为有一颗富于生气的心灵，一个有生趣的生命个体。遂列举秦观《木兰花慢》描写秋色之句“红凋岸蓼，翠减汀萍”来理解诗人“凭高正千嶂黯，便无情到此也销魂。江月知人念远，上楼来照黄昏。”的情感表达。

第三层楼，“才情欲其高，是大才子莫做小文人，要做大才子大文人。”则是人突破、超越小我的寓于群体之中的“正于性”。“性”乃广于情的一个观念，具有普遍特征。董梅分享了她自身很喜欢的一首温暖小诗来为我们讲解了第三层的含义： “迟日江山丽，春城花草下，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绝句》），为日光笼罩的山色、抚摸在肌肤上的风、空中呢喃的燕子、沙岸柔软的河泥等等所的声色相触都被笼罩在一“暖”字之中，诗的背景作于安史之乱后入蜀居草堂的春天。杜甫的诗将自己已然水深火热的苦难排除在外，传递出远超越“小我”的情怀——何谓“诗圣”，就是生命价值观与其艺术风格之高度合一，梁启超评价这类诗人实为“情圣”——他们的生命本性就是追随太阳的“物性故难夺”，是广含苍生之念的。

“知古今，会于意”是第四层楼，它包含了故国“神游”、精神血统构建之含义，能否以自己的位置建立起由古而今的历史观坐标轴是这层探讨的问题。刘勰《文心雕龙》中“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描述的乃此道理。

“古往今来”、“贯通古今”这类词语都是古今通流、而非断流关系的体现，是所谓“阳光之下，并无新事”。生命与生命相连，以文字这个船与桨作为工具，使你在历史长河中与另外一个生命愈合，是为会于意。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快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元好问之诗描述的就是这种“在生命上下是有一个与你相通的灵魂，是何等之乐事，还有什么好垒平（痛楚）的呢。”董梅阐述道。

再建立了时空观、宇宙观之后，我们来到第五层的“生死观”。董梅重点列举了“内心圆满而平静之人”陶渊明的诗以作为解。“迈迈时运，穆穆良朝，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冬去而春来，一切是流转的，在这样的流转之中，没有一个时刻不是“良朝”（好的时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与人互见为悠然，物与人之间是有情的，人永远不会失去自然。

“我曾尝试过与自然对话，如果那个时候真正有所感的话，自己是随之而在的，语言成为杂质，更多的是在于一种无言的交流。孔子说“我欲无言”，我感受到无言之可贵。”董梅分享起自己与自然相处的状态。她借用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立，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来诠释 “从不变的角度来看，物与我皆无尽也，我们此刻便是永恒。彻底超越了生命存在的时空局限性，使生命获得无限”的道理。

那么，再弄清五层高楼后又该如何下楼呢？我们不能停在空中楼阁里，只与大道对话，正所谓“高处不胜寒”，“苏东坡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我们还要伺机而下，在切实的行动中体会”。

烦恼是种子，智慧是萌芽。“烦恼若尽，佛从心出”相反来说，你遭遇了多大的烦恼，就会催生多大的智慧，“腐朽若尽，香从树出；树外有香，既是他香”，董梅最后做出总结“儒家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忠恕等社会性问题；道家的自然观讲究个人心灵处之，人的内心宇宙与外部广大宇宙乃一体；而佛家进驻后填补了本土哲学重生而轻死的空白，做了一个补充。”她把这三家称为“三足鼎立”，也是缔造国“人”和艺术的精华，提倡我们鉴古至今也要知未来，就可以生成什么样的人格的研究，愿与同学继续以“致广大而尽精微”地方式来继续讨论。

过年的方式在变化，但春节作为中国人的文化仪式与情感根脉始终没有变。审视好传统文化的迭代进程，采撷有助于文化流传的形式、载体和资源，在节日的仪式感中品味生活的温暖，在“此处心安”的根脉感中体悟家的慰藉，我们定能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每一次全新的出发。

对中国人而言，一个家字承载着太多情感。有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的浓浓亲情，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绵远乡愁，更有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的家国情怀，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中所蕴含的人生逻辑、价值观念。

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对家的精神归属早已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正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春节，国人对家的感念和追逐便会愈加强烈，回家过年便成为华夏大地上最强劲的律动。落叶归根、思乡恋家，这是中国人幸福观的基本经纬，朴素而有力量。

感自然节律而成，蕴人文精神而丰

变动不居的时代，在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中，找寻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仪式、情感根脉，对我们来说意义深远。全速前行的中国，匆忙的脚步、远方的梦想成了许多个体生活的主线。但无论风筝飞得多高，总离不开一根线的牵引。

节日的喜乐、家庭的温馨之于游子，也正如这根线一般，丝丝缠绕着人们心头最柔软的部分。有人说，你越是走得远，那份缱绻乡情越是浓厚；你越是走得快，那份安静、祥和越让人怀念……的确，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根脉是源自历史的醇醪佳酿，也是走向未来的精神通道。

眼下，我们的生活窗口急剧扩大，虚拟世界也在空前膨胀，当此之时，那些缓缓流淌着的阖家团聚的亲情、慎终追远的家风和孝悌忠信的追求，显得尤为珍贵。透过这些承载文化的仪式感，我们捕捉到的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