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的形象有什么意义？

一、以许三观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方面

《许三观卖血记》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许三观的“卖血”活动贯穿全篇。通过许三观不断面对危机，来展现他“卖血”前后所遭遇的人和事，直接秉承了《儒林外史》的嘲讽世情、讥刺时弊的传统。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

许三观不通事务、懦弱，但纯朴和憨厚。例如：

阿方解释道：“什么是交情？拿李血头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卖血时才想起我来，平日里也是要想着我。什么叫平日里想着他？”

阿方指指自己挑着的西瓜：“这就是平日里也要想着他。”

许三观看着他们喊叫，觉得他们喊叫时手拍着桌子很神气，他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手拍着桌子喊道：“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温一温。”

许三观对自己说：“他们说一乐长得不像我，可一乐和二乐、三乐长得一个样……儿子长得不像爹，儿子长得和兄弟像也一样……没有人说二乐、三乐不像我，没有人说二乐、三乐不是我的儿子……一乐不像我没关系，一乐像他的弟弟就行了。”

小说这里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同样有利于控制作者的情感，较少地投入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而且小说中是由人物的动作及对话组成故事的情节，很少有叙述者的议论，其中幽默的语言也主要来源于故事本身，而非叙述者的有意为之，这也就是小说具有的客观叙述幽默风格。幽默的语言，并非许三观有意讲出来的，一切都是自然流露出来，这就是作品呈现给读者的客观叙述幽默图景。

许玉兰冷若冰霜、孤芳自赏、唯利是图。例如：

当她的身体一抖一抖地打嗝时，许三观数着手指开始算一算这个下午花了多少钱。

“小笼包子两角四分，馄饨九分钱，话梅一角，糖果买了两次共计两角三分，西瓜半个有三斤四两花了一角七分，总共是八角三分钱……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啊呀，”许玉兰惊叫起来，“你凭什么要我嫁给你？”

许三观说：“你花掉了我八角三分钱。”

李血头处世老练、作假逼真、不怀好意。例如：

医院的李血头坐在供血室的桌子后面，两只脚架在一只拉出来的抽屉上，裤裆那地方敞开着，上面的纽扣都掉光了，里面的内裤看上去花花绿绿。

李血头瞪着眼睛说：“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人的膀胱有多大？他妈的，你们的膀胱撑开来比女人怀孩子的子宫还大，起码喝了十碗水。”

许一乐纯真无邪，博取了许三观的关爱。例如：

一乐伸手擦了擦挂出来的鼻涕，对何小勇说：

“我妈说了，我要是叫你一声爹，你不答应，我妈就叫我多叫几声。我叫了你四声爹了，你一声都不答应，还要我滚开，那我就回去了。”

一乐说：“我刚才说到我最恨的，我还有最爱的，我最爱的当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爱的……”

一乐看着许三观说：“就是你。”

许三观听到一乐这么说，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一乐，看了一会；他眼泪流出来了，他对许玉兰说：“谁说一乐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许三观说：“一乐，你就再喊两声吧。”

一乐就喊：“爹，你别走，你回来；爹，你别走，你回来。”

一乐对许三观说：“爹，你快上来接我。”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写出了“人在生存受到胁迫时，要么软弱地死去，要么以更加决绝的方式存活下来”，“苦难是不可以诘责，更不可以嗤笑的”。他在那些小人物的悲欢中写出了这个沉重的主题。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社会的不正之风、个人的无能、社会动荡不安等都不失时机地进行嘲弄讽刺，余华的描写只是要展现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和“血头”的丑陋，描写了人生磨难背后的辛酸生活。作品也表现了社会的动荡对人心的摧残，揭露了所谓卖血的种种黑幕，批判了民众意识的落后。荒诞和非理性更是比比皆是：大炼钢铁，丝厂建立小高炉，毫无用处的钢渣被作为“战果”加以炫耀；个人的炊具米粮均被没收，人头汹涌挤吃公共食堂，戏台被充作厨房，和尚改做大师傅；饥饿的一家人用嘴炒菜进行精神会餐，孩子们吃了甜的却想不起来这是糖的滋味……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余华提供了一个自由表现自己对世界“非理性”认知的巨大空间来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小说对于生命苦难的展示也少有大苦大悲的悲壮感和崇高感，都是普通人平常的悲欢，在这些小小悲欢中表达了沉重的主题，他的幽默讽刺也超越了当时那个时代。

二、讽刺意味透过情节发展自然流露出来

《许三观卖血记》通过人物可笑的嘴脸惟妙惟肖地暴露出他们卑下的灵魂，使作品收到良好的喜剧效果。比如书中对主人公许三观“卖血”归来后的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四叔，我想找个女人去结婚了，四叔，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卖血挣来的三十五块钱怎么花。我想给爷爷几块钱，可是爷爷太老了，爷爷都老得不会花钱了。我还想给你几块钱，我爹的几个兄弟里，你对我最好，四叔，可我又舍不得给你，这是我卖血挣来的钱，不是我卖力气挣来的钱，我舍不得给。四叔，我刚才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想到娶女人了。四叔，我卖血挣来的钱总算是花对地方了……”

他第一次卖血，成功地解决了他的婚姻。他找到了全城最漂亮的姑娘——许玉兰做自己的媳妇，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并不富裕，但很温馨很知足的家。这为他以后坚定自己的生存信仰起了决定作用，他认为卖自己的血，是自己在人生途中援以自助、自救的正当方式。所以后来，卖血解决了为闯祸的儿子赔款抵罪，以及为病重的儿子付足医疗费等。这看似平淡的事件，都是许三观拿命换来的，在他人生的航船驶入暗礁时，每一次卖血都适时地为他换来了在人生道路上重整旗鼓、再度出发的一个新契机。作家未作任何评论，但许三观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许三观不论是他要娶媳妇也好，还是在面对三年自然灾害、许一乐得病亟须救治等一系列困难，需要救急的时候也好，都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液来维持着家庭的运转，这使得他的“血液情结”越来越重，无法自拔，余华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许三观现实生活中虚伪的面子。从作品来看，余华并未对许三观有很多评价，而是透过故事情节发展冷嘲热讽，自然把问题指向了许三观这一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

余华还善于描写具有讽刺意味的细节。小说围绕着卖血的经历，展开许三观生活中的琐事，体现出一个男人所应当承担的某些责任，或许这也正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小说饱含辛酸的经历，但也不乏幽默之处，比如每次卖血前喝足八碗水，这样身上的血就会多起来了，诸如此类的奇怪想法非常多。正是这些特点使这本小说令人爱不释手，越往下看，我们就越可以感受到生活的艰难。没有什么比亲情更珍贵，人生总要找一个寄托，人要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细节的生动描绘，传神地描绘出许三观的父亲形象。许三观年轻时爱慕过的林芬芳腿摔断了，源于妻子婚前的出轨，他也做了同样的荒唐事，他再次卖血买肉骨头、绿豆、菊花，只是为了报答林芬芳这一次的献身。这次并不是很光彩，我想他这种做法应该是潜意识在报复妻子之前的出轨吧，但是将他作为一个没文化的农夫来想的话，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许玉兰也不是现在择偶标准中的最佳选择，文化程度不见得高，家教不甚好，也不温柔矜持，有着夸张的笑声和行为举止，只不过是一日将仅有的三套衣服轮换着穿，有着油条西施的民间美誉。为报复许三观的出轨，许玉兰让许三观做家务活。如：

“今天你淘米洗菜做饭，今天我要过节了，今天我什么活都不干了，我走了，我要上街上走一走。”

许三观说：“你上一个星期才过了节，怎么又要过节了？”

许玉兰说：“我不是来月经，你没有看见我穿上精纺线衣了？”

许玉兰不是情场中数得着的风流人物，只不过是在小城镇里，恰好与许三观相识，八角七分钱的零食，同姓氏的香火问题，最终可以定下终身。“啊呀，”许玉兰惊叫起来，“你凭什么要我嫁给你？”“啊呀”表明惊叹之深，说话速度之快且有力量，把许玉兰积蓄已久的复杂而强烈的情感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形神兼备。许玉兰和许三观的初次对话，并配上许三观的勇敢的求爱，使许玉兰惶遽起来，反而觉得都是自己的错，羞愧异常。作品尖锐的讽刺是相当刻薄的，这些细节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许三观卖血记》中讽刺的手法也灵活多样，比喻、比较、推理等手法中处处可见冷冷的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采用民间文化、文学的地方口语，如“卖血挣来的钱，我舍不得给。四叔，我刚才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想到娶女人了。四叔，我卖血挣来的钱总算是花对地方了”，“这就叫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等。

讽刺的内容与手法灵活多样，如许玉兰父亲同意婚事则基于两点原因：第一，许三观的钱比何小虎多；第二，双方都姓许，女方的香火也可以延续。这里不单是许玉兰父亲“非理性”的思考，更可以看到包办婚姻实际上是典型的“非理性”的产物，但在中国民间却是合法的，且存在了几千年。这是作品的生花妙笔。许三观回乡探亲，偶然得知乡人们“卖血”的习俗后随同前往医院，并以换取的三十五元钱在城里娶了“油条西施”许玉兰。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每有家庭变故，许三观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直到再也不能“卖血”而痛哭。以卖血来挽救危机，为自己辩护，逼真地写出了许三观自我解嘲自欺欺人的心理，增加了讽刺的力量和批判的力度。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比喻，标新立异，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使人在频频发笑的同时认识了深刻的道理。如：

“这人身上的血就跟井里的水一样，你不去打水，这井里的水也不会多，你天天去打水，它也还是那么多……”

“四叔，照你这么说来，这身上的血就是一棵摇钱树了？”

这种带有民间风俗味道的比喻使得许三观日后每有家庭变故，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

又如：“本来你们站着的地方是摆着桌子的，我站着的地方有两只箱子，现在都没有了，这个家里本来摆得满满的，现在空空荡荡，我睡在自己家里就像是睡在野地里一样。你们要记住，是谁把我们害成这样的……”这里讲许三观因一乐砸破方铁匠儿子的脑袋，无法偿还医药费而被抄家的感受。

再如：

说着李血头往手里倒了一些白糖，看着白糖说：

“这白糖就是细嫩，像是小姑娘的皮肤，是不是？”

说完，李血头伸出舌头将手上的白糖舔进了嘴里，眯着眼睛品尝了一会后，将白糖包好还给许三观。

这里李血头客观上是自己挖苦“自己”，当然是他把自己的行为游离于自我之外的结果，也算是一种讽刺吧。

许三观具有典型的中国式男人的特点：平时骂妻打子，但在危急时刻总是充当家庭的顶梁柱，而且不时表现出父亲、丈夫的温情。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还擅长用讽刺性的俗语让许三观进行自我嘲讽，例如：

“许三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了？”

许三观就说：“没办法，我女人抓住我把柄啦。这叫风流一时，吃苦一世。”

又如：

这天晚上，一家人躺在床上时，许三观对儿子们说：

“我知道你们心里最想的是什么，就是吃，你们想吃米饭，想吃用油炒出来的菜，想吃鱼啊肉啊的。今天我过生日，你们都跟着享福了，连糖都吃到了，可我知道你们心里还想吃，还想吃什么？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今天我就辛苦一下，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一道菜，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你们别用嘴，用嘴连个屁都吃不到，都把耳朵竖起来，我马上就要炒菜了。想吃什么，你们自己点。一个一个来，先从三乐开始。三乐，你想吃什么？”

三乐轻声说：“我不想再喝粥了，我想吃米饭。”

再如：

“还有，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两盒烟，买一瓶酒，去送给你们的生产队长，到时候就能让你们早些日子抽调回城。知道吗？这钱不要乱花，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风流一时，吃苦一世。”“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今天我就辛苦一下，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一道菜，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这些描写生动风趣，使人忍俊不禁，显示出作者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是“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一道菜”冷酷而深刻，含蓄又幽默的表达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给作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许三观卖血记》中还采用了重复手法，增强了讽刺的艺术性。德国有一位哲学家柏格森，在其著作《笑》中说：“喜剧就是模仿人的机械动作。”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往往熟视无睹，但经过作者反复地描写它的状态，就使它犹如笨重的机械一样，屡屡重复着一个动作，造成一种滑稽感。《许三观卖血记》中的重复手法别有特色，含有几分机智的俏皮劲。《许三观卖血记》追求平直的口语和朴素的大白话，甚至是把农民幼儿的稚语也原封不动地放进小说里。作品经常这样结构段落：

许三观说：……

许玉兰说：……

一乐说：……

二乐说：……

三乐说：……

这样看似枯燥的说话排列，表现出余华炉火纯青的驾驭对话的能力，已经达到回归自然的境地。实际上，在这些“某某说”里，未必都是人物的对话，很多时候是心理在言语上本能的吐露。不断地由人物自己出来说话，不厌其烦地由人物来说，看似人物十分唠叨，却能让读者跟着故事舒缓的节奏，心甘情愿地读下去。如：

许三观对许玉兰说：“你听到他们说了什么吗？”

……

许三观对许玉兰说：“你听到他们说了什么吗？”

……

许三观对许玉兰说：“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你听不到全部的，也会听到一些……方铁匠来过好几回了，要你们赶紧把钱筹足了送到医院去，你和何小勇筹了有多少钱了？你哭什么？你哭有什么用……”

这些句子在不同的段落中反复出现，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复沓的艺术效果，叙述者便置身于文本之外，仿佛是一个事件的旁观者，为读者营造一种冷静客观的阅读感受。许三观因一乐砸破方铁匠儿子的脑袋，无法偿还医药费而急切的心情，没有扭捏的造作。小说就反复以“你听到他们说了什么吗？”来提问，紧接着小说又借用许三观的无助和矛盾心理，将这一人物写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四、语言诙谐幽默、冷酷泼辣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智慧的火花，幽默可以说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贯穿始终，小说叙述都在真实的基础上不作空泛的指责，在讽刺可笑的人和事中让人悟出一些道理。如许三观为了能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地吃上猪肝喝上黄酒，产生了卖血的念头，他也想为自己卖一次血。于是他又去医院，却被血头给骂回来了，说他身上的死血比活血多，只适合卖给油漆匠做猪血用。许三观终于发现自己老了，结果是血没卖成，妻儿也纷纷赶来。妻子给他叫了三份炒猪肝，他吃完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就今天吃得最好。”许三观也终于结束了他的卖血生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许三观在活了一辈子之后，得出了一个荒诞不经而又有几分哲理的结论：“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令人莞尔之余，又让人感叹。许三观认为如果一件事跟他有了关系，那么他就要关心和牵挂这件事，而人活着是很痛苦的，在这个世界生活是无奈的，他认为死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所爱的人都不是好事情，看来许三观的确内心坦荡，看问题总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另外，他也怕哀痛欲绝的生活拖累他，妨碍他独自享受。这种独特的幽默随处可见，让人耳目一新，又带给人深深的思考。

活着就是最具体的挣扎。谁能体会许三观在朔风凛冽的北方冬天，趴在河边饮下八大碗河水的哆嗦呢？那个时候，一个人大抵已经没有了体温，连肚肠肺腑都在抽搐中昏死过去了。怎样的人，可以在大冬天喝下八大碗河水？许三观不懂得他正在挑战生命的极限，但他幸运地挑战成功！又如在一间旅社里，许三观因抽血过多，盖着十件棉被仍然哆嗦不止，同住的一个农民捉了两头小猪，因怕猪崽受冷，把它们放在被窝里，后来见到许三观实在冷得不行了，暂时送给他一头猪崽让许三观通过猪的体温来取暖。这里我们看到，余华的人道主义已经到了无法搁置的地步了。小说的语言尖锐泼辣，再没有比这样的讽刺更彻底的了。

许三观一家并未似读者在阅读时所感受的那般痛苦，他们生活在认命的贫穷的自足里，有着凡俗的人间的快乐，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有多命苦，这正是现实中芸芸众生的最真状态，这种状态毫不间断地持续在今日人们的普遍生存之中。书中戏言这是“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用喜剧性的语言发出悲剧性的感叹，讽刺贫穷落后导致人生的失意。在讽刺之外，我们更可看到作者的深思和忧虑。

小说讲述了小人物许三观靠着卖血度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骇浪，而当他老了，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精神却崩溃了。许三观的一生被一个个看似荒唐却又不可避免的卖血事件反反复复地纠缠着，初看滑稽幽默，而后辛酸，最终不免唏嘘感慨。

如当一乐负气出走，许三观把又饿又困的孩子找回来，背着他回家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乐看到了胜利饭店明亮的灯光，他小心翼翼地问许三观：

“爹，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吃面条？”

许三观不再骂一乐了，他突然温和地说道：

“是的。”

那个“突然温和”的声音，让我们感到了一种无比温暖的父爱、一种广阔无边的父爱，那是一个大丈夫所能包容一切的宽广的胸怀。

后来，当下了乡的一乐得了肝炎需要送到上海治疗时，因为没有钱，许三观“重操旧业”，一路卖血筹钱。这个年近五十的男人，为了多卖掉一些自己的血，一个人坐在石阶最下面的那一层上，一碗一碗喝着冬天寒冷的河水，然后一次一次地在那里冷得直哆嗦。许三观真正地成了我们心中的英雄，让人不禁泪湿衣衫。在极度残酷的生存境遇中，人类所独具的高尚品质、道德良知，便会以极端的方式，闪耀出灼人的光芒，展现人类自身的伟大与崇高。把看似不可能的事件写成现实，是神话；把看似平淡无奇的事件写得波澜起伏，是才干。余华不但没有安排许三观死于卖血，而且让患了重病的许三观的非亲生儿子一乐非正常地活了下来，这是余华的“慈心佛果”，也是余华悲天悯人的情感最后的去处。他使人们的想象落空，随即得到了些许心灵的慰藉。可以说《许三观卖血记》的语言处处闪烁着冷冷的幽默，时时闪耀着悯人的讽刺。

来源：浅谈《许三观卖血记》的讽刺特色——黄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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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许三观记》是余华创作的一部极具风格化的长篇小说。本文试图撇开小说的主题意义，专注于寻找促成小说叙事语言音乐性特征的缘由，并主要从对话语体、重复叙事、乐章结构三方面展开分析，并探索文本的音乐性特征之于余华的意义以及给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所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余华；《许三观记》；对话语体；重复叙事；乐章结构

　上世纪80年代，余华曾在《虚伪的作品》一文中对于“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明确的表示了怀疑，并表示“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寻找的结果就是“虚伪的形式”的获得。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余华的秩序和逻辑，却促使他“自由地接近了真实”[1]，这个宣言几乎指导和支配了80年代余华小说的创作，其叙事风格也如其所言暴露出一种“暴力化”叙事倾向。而《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记》的陆续发表，可以看出余华的创作已全面放弃了这种“暴力化”叙事的角色扮演，转而完成了向“民主化叙事者”[2]的转变。特别是当面对《许三观记》时，我们感受到字里行间流淌着节奏和旋律的音乐般的质感。很明显，对音乐有着特殊爱好的余华是“刻意让音乐进入作品”[3]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余华到底在文本中操作了哪些具体的叙事技术手段？这种乐感的流淌之于余华以及当代小说创作又是一种怎样的意义？

　一、对话语体的大胆运用

　翻开《许三观记》，这是一本几乎用对话体展开的小说，是一个用对话建构的故事。余华来了一次叙事语调的大换血，努力回避复杂奇怪的叙事技巧，采用了一种最简朴最自然的声音，但这种简单的民间语调却因此收获了一种“单纯的力量”。这种对话体的叙述方式，在作品中“承担了双重的责任”：“一方面是人物的发言，另一方面又是叙述前进时的旋律和节奏”，[4]余华看重的是后者。小说中的对话叙述着情节也结构着作品，交代着人物经历，也创造着人物的内心世界，甚至“时间”。而“音乐是用声音做原料的”，它是“时间性的表演艺术”[5]。余华很自然地在时间这个点上将此岸的对话与彼岸的音乐连接了起来，对话也便具有了推动的张力。从语言形式上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改变总体叙事频率

　余华巧妙地把第四章一乐、二乐、三乐出生的过程展现为许玉兰“骂”许三观的过程。许三观虽当时不在场，但许玉兰的“骂”显然是有着潜在的特定指向的。“骂”语相较于其他对话方式而言，更能贯注乡土气息和幽默诙谐的因子。仅从字面上看，这三个段落的字数是越来越少，而“骂”语频率也是从第一、二次的断断续续转变为第三次的不加停顿、迅速快捷。在这三次“骂”中三个孩子相继出世，五年时间也过去了。这三个段落句仿佛是三个让忍俊不禁的小唱段，形式别致新颖，很形象地将许玉兰生孩子由艰难到逐渐轻松的过程传达了出来，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了时光从手指轻轻滑落的声响。

　（二）组合句式

　这时，许玉兰说话了，他说：“我怎么去对何小勇说呢？“

　她父亲说 ：“你就去对他说，你要结婚了，新郎叫许三观，新郎不叫何小勇。”

　这里，“新郎”一词出现了两次，表面看似累赘，但若删去一个，其旋律上的乐感便荡然无存，变成一个普通的复句。从一般语法学角度看这个句式，简简单单，几乎可以说是幼稚而拙劣的；但从美学角度看，正是它的简单给作品带来了一种音乐的流动感和简朴的力量感。

　“对话”的发现和运用，不仅直接创造了自然简洁，原始质朴的叙述方式，也使语言获得了一种神奇的功效。对话携带着我们进入到一条流动的河流，追随着话语的流淌，我们进入到了永无休止的奔流之中。

　二、重复叙事的铺陈渲染

　余华曾自称《许三观记》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6]，这就意味着旋律是温和地跳跃，安详地回升，但如仅仅依靠对话，小说的节奏感可能没有如作者要求的“回忆”那般温馨。我们依靠文本的阅读经验，余华似乎在故意放慢“叙述”，相较于以前的创作，他似乎寻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写作：“我现在的叙述离事物最近，仿佛贴在上边。我寻找到一种最单纯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来源于我对巴赫音乐的喜欢。他的《马太受难曲》有三个多小时，却只有一种最伟大的叙述，就是用最单纯的手法写出最丰富的作品……”[7]余华尝试着把重复运用到叙述中，而对于“重复”的渲染和营造无疑使文本贴近了天籁之音的自然韵律和节奏。其中运用最多的要数作家在具体的描述中运用相同词语和句子的重复，尤其是人的对话中的词语和句子的重复以及描述性话语重复。

　（一）对话性话语重复

　在用重复叙事圆环来铺展情节的过程中，余华令人惊叹的套用了简单重复，不加变化的模式。这种情节的重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对话来完成的。

　一乐总是不愿意跟着许玉兰，不愿意和许玉兰在一起做些什么，许玉兰要上街去买菜了，她向一乐吼到：

　“一乐，帮我提上篮子。”

　一乐说：“我不愿意。”

　“一乐，你来帮我穿一下针线。”“我不愿意。”

　“一乐，把衣服收起来叠好。”“我不愿意。”“一乐……”

　“我不愿意。”

　许玉兰恼火了，她冲着一乐吼到：“什么你才愿意？”

　这是小说第七章一乐面对母亲许玉兰时的态度。在这里，作者把生活中发生的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事拼装在一起，十分经济，一乐在面对母亲的不同要求时自始至终只有一句“我不愿意”，毫无差别的拷贝，独立成段的相同的四句话却指向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这又形成了一种辐射性的收放感，间隔的相同音节的浮动又形成一种相互应答的关系。

　（二）描述性话语重复

　由于《许三观记》在文本中主要是借助对话来凸显声音，所以余华对人物的外部行动的描写就显得高度简约，但就是在这种简约的文本中余华也没有让它静止和停顿，而是使其和主体对话语体保持一致。诚如吴义勤先生在《告别“虚伪的形式”》一文中所言：“‘说’与‘走动’是《许三观记》提供给主人公们的两个基本的行为方式。”通过运用持续性强的动词，叙述语言便具有了与对话语言断裂的节奏感不同的美学效果，昭显的是一种流动的畅快。

　最后一次许三观失败而遭受周围人的讥笑的酸楚：“混浊的眼泪涌出眼眶，沿着两侧的脸颊刷刷的流，流到了脖子上，流到了胸口上。他抬起手去擦了擦，眼泪又流到了他的手上，在他的手掌上流，也在他的手背上流。他的脚在往前走，他的眼泪在往下流……”紧接着余华选用了一系列的比喻：“他的眼泪在他脸上纵横交错地流，就象雨水打在窗玻璃上，就象裂缝爬上快要破碎的碗，就象蓬勃生成出去的数枝，就象渠水流进了田地，就象街道布满了城镇……”与“流”的动感相一致，其比喻也同样充满了动感，“打”、“爬”“生成”、“布满”，这些文字似乎不再是符号，而变得鲜活起来，张扬着生命力而往前延伸。重复着行走的“走”，重复着流泪的“流”，这些重复的简单动词也因而具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体现出主人公行为程式化的同时，也使得语言因其简单而表现出富于童趣的活泼与单纯。

　其实，重复的形成过程不是指向意义的单薄与呆板，而是意义的增殖过程。这就是《许三观记》为什么简单而又丰富，它剔除了复杂的繁枝末节，依靠不断的重复而成就了叙述的单纯，但它却又是丰富的，重复形式中的内在的音乐性，使得每一个相关乐曲都在向音乐中心会聚融合，从而形成了浩瀚的海洋。

　三、乐章结构的内部套用

　一部成功的音乐作品不只是音符的堆砌，更重要的是内在旋律所形成的一气呵成的整体美。这是决定乐感是否流动的本质所在。如果重复手段的运用是注重从小说音乐性做文章的话，那么乐章结构的套用则是从整体上去结构作品。

　（一）主体上的乐章

　小说的主体结构从总体上看是一部音乐作品的主体结构。许三观的一生是用12次“”建构的苦难的一生：第一次是出于婚姻的需要；第二次是为非亲子一乐还债；第三次是回报给予他温暖的林芬芳；第四次是为了更好的战胜饥饿；第五、六次分别是为了生病的一乐和请二乐的队长去吃饭；第七至十一次则是为了给一乐治病；第十二次则是欲卖而不能。从许三观的时间来看，第二次距第一次有十年之久，以后的时间间隔则是逐渐呈一个递减趋势，特别是在为一乐治病的那次事件中，在短短的时间里许三观卖了五次血，且最短的两次间隔不超过三天，许三观几乎是在拿自己的命来换一乐的命。如果将“”视为这曲乐章的几个主要音符的话，由它们所主导的旋律就呈现出高音低音相互错综、曲折迂回的局面。其中低音有如第一、三次，轻松舒缓中还裹挟着幽默与风趣，而为一乐治肺病的那次奏响的则是许三观自我奉献伟大父爱的最高音，节奏快、密度大，如急管繁弦，到达了乐曲的高潮，故事和情感同时也被推向顶点。而紧接着乐调一下子来了急转，前面还是高山云端，马上就转为暗地沼泽，岁月无情地剥夺了许三观摆脱困难时所使用的唯一手段，其而不能的悲愤和酸楚外化为在街上的痛哭，这恰似落幕的那一重锤，声震屋瓦，久久不绝。这里对于最高潮与最低潮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余华对于音乐的想象：“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获得演奏……最高音和最低音就在一起，而且不会有过渡，就像山峰没有坡度就直接进入峡谷一样。”[8]余华就是这样将许三观四十年的经历展现为相同而有又不同的一次次，依附于乐章的结构，展示了生存的意义，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隐伏于深层的乐章结构之中，这也无疑改变着我们心灵颤抖的频率。

　（二）结构上的循环

　循环结构往往运用于乐曲之中，使得音乐有回环往复，跌宕起伏的内在韵致。余华在小说的叙事上也运用了这一手段，在全文的结构模式上至少两次套用了循环模式。首先小说的主体是许三观的经历，而同时也贯穿着多个者的经历。在第一章里许三观的四叔说：“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这暗示了祖辈父辈们在重复着多少为生的歌曲，但这首歌是否到了许三观身上就彻底终止了呢？与他同辈的根龙，后在去上海的途中遭遇的“两个人年龄加起来还不到他年龄的”的来喜兄弟，证实了还远未结束。这样者之间的相互呼应不仅形成了结构上的回环美，创造出一种悲怆的抒情氛围，而且使个体生命获得了某种永恒性的流动循环，只不过这种循环中透露出不可逆转的宿命与必然，完成了关于感伤的叙述。再有，小说虽名为“记”，但整部小说中，每次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苦难输血，为了完成婚姻，为了赔偿一乐闯祸而带来的损失，为了回报林芬芳，为了暂缓饥荒，为了二乐的返城，为了治疗一乐的肺病……需求输血————输血成功构成了一个个单独的循环结构，输血相伴相生。小说就是从这些需要输血的事件中获得了叙事的原动力，也既而推动了许三观的历程。

　余华将乐章结构运用到小说中可看出音乐对他的创作影响是深入骨髓的，这种深层次的“乐感”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而且为小说主题意义的生成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这部充溢着音乐节奏和旋律的作品，在写作技巧上余华完全摒弃了80年代创作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复和极端的写作方式，以对简单和朴素的传统形式的追求与运用，表明了作家对先锋形式的全面反省，正是基于音乐感，基于“活泼可爱的跳跃”出发，余华选择了远离以前的形式，小说的成功也证明了他超越自我的自信和才华，同时也为转型期的其他先锋作家提供了范例。

　参考文献：

　[1]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2] [4]叶力文、余华《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4期

　[3]王永午、余华《有一种标准在背后隐藏着》中国青年报1999转引自刘新英《余华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 2000年第4期

　[5][12]周大凤《音乐是什么》，《中国音乐教育》2003年第3期

　[6][9]余华《许三观记》中文版（1998年）序

　[7]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关于〈许三观记〉及其他》,《作家》1996年第2期

　[8]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2月，P204

作品叙写一个离开故乡的知识分子“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后寄寓在本家四叔（鲁四老爷）家里准备过“祝福”时，见证了四叔家先前的女仆祥林嫂瘁死的悲剧。该小说通过描述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也阐述了像文中的“我”一样的启蒙知识分子，对当时人们自私自利以及世态炎凉的这一社会现状的无动于衷和不知所措。

扩展资料

赏析

1、《祝福》描绘了一个所有的旧的伦理系统，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统统失效的世界。然而，小说中的"我"，一个"新党"，也并没有做好重建新的伦理的准备。小说中的"我"是在旧历的年底，祝福、祭祖的时节回到鲁镇的，但回来所为何事却一直没有交待，住在鲁四老爷家的三天里，所做的无非是看望几个本家和朋友，

显然，"我"并不预备参与到鲁镇的年终大典；但是，难道在年底回到故乡，仅仅是为了吃一回福兴楼的"一元一大盘"的"清炖鱼翅"？和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一样，《祝福》中的"我"，也是这么一个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形象。

2、"我"对祥林嫂的命运，当然有超出鲁镇一般人的同情。但这种"同情"仅限于她的遭遇，而不包括她的伦理关切。面对祥林嫂的问题，"我"并不打算把"我"对灵魂有无的毫不介意也"启蒙"给她，因为，一旦对祥林嫂进行"启蒙"，"我"就必然要承担这"启蒙"的全部后果，必然要和祥林嫂一起承担她的命运，这对一个在仍然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彷徨者"，显然是一个无法承担的重任。

参考资料 祝福（鲁迅创作短篇小说）

《祝福》是鲁迅先生一篇深刻揭示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小说，在教学中，笔者对祥林嫂这一悲剧形象做了深入浅出分析，但学生却发出阵阵窃笑，究其原因是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学生没能介入人物角色中，没能被祥林嫂的悲剧所打动，学过后感情上更是远离了祥林嫂，那么怎样让学生从感情上走近祥林嫂呢？

一、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看，病态的人们歧视她、蹂躏她。

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思考，揭示祥林嫂悲剧产生的必然性，马克思曾说过：“人，归根到底，……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祥林嫂为什么死，以及死后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显然与周围的人有密切的关系。如下图：

四叔四婶

冷酷

残忍

婆家人 强抢 祥林嫂 嘲讽奚落 鲁镇人

我 同情不愿介入 误导同情 柳妈

除了四婶、四叔、婆家人思想行动上对祥林嫂直接迫害外，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是她终遭遗弃，无人问津的原因。当祥林嫂以再嫁再丧的身份再次来到鲁镇时，鲁镇的人没有叫她“贺六嫂”，而是依旧叫她“祥林嫂”。其声调的阴阳怪气表明世人对她再嫁的身份的否定和非难，并用“祥林嫂”这一永久的称谓对她进行精神鞭笞。柳妈的同情、误导更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

二、 从艺术构思上看，祥林嫂是一个生命里没有春天的苦命人儿。

祥林嫂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春天般的温暖，她丧夫、再嫁、失子、死去几个关键情节都是在春天发生的。

1、丽春之日，丈夫夭折。“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最低，而一个寡妇的处境更艰难，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由于丈夫“比她小十岁”，没有留下后代，“夫死从子”之路与她无缘。再说婆婆也不会把她这个“克星”留在家里，无子守寡，此路不通，摆在祥林嫂面前的是一条受人唾弃的改嫁之路。但“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不能自作主张。只能由夫家人任意摆布，即象商品一样被卖掉。看来春天是不属于祥林嫂的，春天也不会带给她温馨与柔情，在封建礼教的摧残下，她的一生里将是没有春天的一生。

2、孟春之日，被迫再嫁。祥林嫂在生命和“名誉”之间，它依然选择了“名誉”，即永远的有祥林名誉权的“不嫁二夫”的寡妇，于是她逃到鲁家后，非常勤快，然而 “新年刚过”的一天，祥林嫂到河边去洗米时，突然被婆家人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像对待牲畜一样，生擒死拖，把她抢了回去，从卫婆子口里我们知道“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老六”，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不难看出她是在春天被迫再嫁的。尽管当时她一路的嚎哭、叫骂，“喉咙哭哑了”，“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拜不成天地”，可结果还是被他们“七手八脚得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在祥林死后的第一个春天，祥林嫂被迫改嫁。春天，对于她简直就是灾难，春天，带给她的是疯狂的人格侮辱，春天，使她心灵备受摧残。

3、暮春之日，痛失爱子。祥林嫂被迫改嫁后，幸运的做了母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祥林嫂有了儿子，便取得了做人的权利。可“天有不测风云”，贺老六不久 “断送在伤寒上”第二次丧夫又给她精神上一个沉重的打击。“幸亏有个儿子”这唯一的的亲骨肉，是她生命里仅存的一丝春光。但“祸不单行”、“春天快要完了”的一天，孩子竟“给狼衔去了”，命运之神不公平的从她怀里夺走了仅有的一丝春光。儿子死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这个悲惨的情节再次发生在春天，而且随着“春天快要完了”，她的生命也将结束。

4、迎春之日，凄惨死去。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贫穷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 从道具、服饰上看，“开裂的竹竿，破碎的心”，“白头绳，表孝心”。

鲁迅的作品，道具设置是非常独特的。祥林嫂一出场，一股浓浓的悲剧情调沉重的袭人心鼻。除了得力于作者细致的肖像描写之外，还要归功于作者精心制作的道具：竹篮、破碗、裂竿，“他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这个形象鲜明独特，极具个性化，人们的脑海里不由得会浮现出凄苦的乞丐形象，极其简单的道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碗“破而空”生活凄凉可想而知，竹竿下端“开了裂”可见沦为乞丐的岁月之长，读罢，怎能不让人心碎悲伤、怜悯。

祥林嫂在鲁镇一露面：“头上扎着白头绳”，第二次：“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借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她的寡妇身份，表明她是死去的祥林的妻子，这一定位十分重要。头上的白头绳，把她的悲剧命运揭示出来了，注定了祥林嫂一生将在这个名份下生活，丈夫死了，本不是祥林嫂的错，可她却要扎上白头绳向世人宣告自己是个灾星，被人认为不吉祥。她本来是遵照封建礼教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可是偏偏有个婆婆不让她守节，又偏偏有人嘲笑她，歧视她，说她“不干不净”。她苦苦蓄钱捐了门槛，可仍然消除不了白头绳带给她的灾难，带给她心灵的创伤，这样一位妇女，活着毫无自主权，死了还要受人唾弃，生得痛苦，死得恐怖——多么悲惨的命运啊。这一细节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有力控诉。

四、 从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上看，祥林嫂是一个时代悲剧。

祥林嫂生活在清末，祥林嫂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的悲剧。

当时封建礼教仍在吞噬着人们，二十六七岁的祥林嫂嫁给了十六七岁的祥林，这是一种落后而残酷的畸形婚俗，江浙一带称之为等郎媳，正象当时民谣所说的那样： “二十岁大姐十岁郎，夜夜困觉抱上床。说他夫来年太小，说他儿来不喊娘。”可以看出等郎媳是多么的尴尬和辛酸，祥林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得也不多”，只能用无尽劳动为自己透一口气。当时的人们冷漠、麻木、自私、愚昧。祥林嫂不被鲁镇所接纳，也是由于当时被封建礼教严重毒害的人们的存在，“夫为妻纲，好女不嫁二男”的夫权思想，可容忍贞洁的寡妇，但却不能容忍再嫁的女人。足以看出当时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们酿造了祥林嫂的悲剧。这就是祥林嫂所生活的环境，这种环境也是祥林嫂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

总之，在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要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教师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学生心灵的“情”弦，一旦学生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的语文课堂就迸射出生命的活力。无疑学生从感情上就会走进祥林嫂。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相信大家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吧，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观后感了。千万不能认为观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下面是我整理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观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年花开月正圆》观后感1

第13集到第21集这段故事把观众折腾的够戗，从花好月圆的浪漫之“美”，到暖男之死的“伤”，到吴家东院老爷蒙冤而死的“悲”，再到第21集周莹被浸猪笼的“惨”。

不由得想起了，古人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其实很多时候都觉得这句话是骗人的，多少人被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给折腾挂了的，多了去了。

花好月“圆”的浪漫之美，相信把很多的观众感动的不要不要的。许多清纯或不清纯的女生们看到那浪漫的一幕，都想象着自己也能来这么一次该多好。“美”是人们向往的。吴聘在这一集将自己推到了顶点，同时山巅之后是悬崖的崩塌之势，也打击到了许多人。

幸福美好如果能继续该多好，但是现实将教会我们该如何做人。收起那不切实际的心，冷静谨慎对待将要发生的事儿。不出我前一篇所料，“假账风波”被吴聘查实，并且对吴蔚文大当家做了汇报。

暖男之死的“伤”，就在大家眼瞅着将要见证作奸犯科者被绳之以法之际，不料蛇蝎小人毒计一出，剧情来了个大反转。我们的暖男吴聘从枣树上直挺挺的摔到了地面，一句遗言都没留下就撒手而去。

到这里，剧中共出现的小人：杜明理、吴蔚双的媳妇、孙掌柜、宝来。这一切的一切都为大家敲了个警钟，我们自己身边是否也藏着“小人”？小人隐藏于各种范围，诸如盲区之外的杜明理，一个本没有任何交际的人；身边最近的人宝来；打着亲人旗号的吴蔚双媳妇；得力干将的孙掌柜。

蒙冤而死的“悲”，想想当年岳飞被“莫须有”给杀害，吴家被政治斗争给和谐掉，还真算不得什么。如果不想参与政治争权，那就远离政治。由其是作为一个商人，虽然可以借政治之力富贾一方，但也会在政治斗争的时候被秒成渣。吴蔚文大家当的风采让人景仰，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气度让人倾佩。吴家老爷处事不惊，才说明了人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真正的雄才伟略。

儿子死，老爷子虽然伤心，但内务外事处理的井井有条，这份冷静、理智彰显了一个商人的特质。得知周莹有孕，那份从心底的开心，那是看到了希望从现，那是感谢上天留有一线。当军需案从审，他那份超乎常人的预判，面对抓捕的从容冷静及对后事安排的机智，吴蔚文大当家不愧是陕西地面响当当的富贾。

但是……但是有句话说的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为吴蔚文默哀3秒钟。吴老二、吴老三、吴老四，一群废物，鉴定完毕。

事情陡转急下，相信深深打击了许多的看客观众。但是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面对突发事件，正是需要这种冷静、理智、机智才能在危机来临时，尽可能的保全自身。这就是电视剧教给我们的东西，做为一名合格的商人，冷静、理智是必备要素。

浸猪笼的“惨”。相信很多人在看了第20集和第21集的预告之后，表示难以接受。网上有很多朋友发贴说，编剧这样折磨人，不如弃剧算了。

如果仅仅这样就觉得难以接受，仅仅做为看客就承受不了。那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能挺住看完第21集，相信看完的人，心理会有极大的提高和成长。也许，这正是电视剧这样编排的道理吧。

这是一部古装商业片。商场如战场，这里不仅仅有花好月圆浪漫之美的儿女情长，也有血淋淋的江湖险恶、人心叵测。

第21集，周莹可谓是跌落到了极点。她被捆绑罩上网子扔进了水里，王世昀为什么作假证？或许有人说如果他承认了，便不为难周莹，当周莹被宣布浸猪笼时，王世昀才感觉受到了欺骗的怒吼挣扎，蠢有的时候是没道理的；再来说说吴家东院老夫人，这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旁人三言两语就能把她哄的团团转。说到这位老夫人，其实更多的是无语。吴家这些人，除了吴蔚文、吴聘、吴泽和他妹妹之外，其他人不是被利益驱使，便是墙头草般的存在。

截止到这里，这部剧的儿女情长篇，估计结束了。后面应该就是强势崛起篇章了，崛起之路想必也是波澜壮阔的非常之道。

这一大段的故事，把儿女情长、险恶叵测描绘的淋漓尽致。生为凡夫俗子，世俗之事是免不了的。

于商业之上，要冷静、理智，提防各种小人。一贵一贱，极而复反；乐极生悲、物极必反发人深省。

再来说说剧情衔接，第21集看完之后，感觉整部剧结束了一样。个人认为衔接方面做的不太好，听评书还能听到扣子呢，第21集一直到结束，也没看到扣子，感觉主角直接被淹死了似的。虽然我们看了预告都知道，周莹让沈家二少爷给救了。如果能在第21集最后的几秒，给水塘一个远镜头，镜头中出现一个模模糊糊打捞某物的影像，好歹给看客心里也留下点痕迹可寻，再或者镜头切到水塘某个角落，地上留有那个网子也能给人浮想连篇的感觉也好啊。

从周莹被扔进水塘，后面的所有镜头，感觉都跟没她什么事儿了似的。一个普通人以自然状态潜水，在水下憋气的时间能超过90秒都悬。

总的来说，整部剧到现在也是非常精彩的。感动了大家，也深深的伤到了大家，酸甜苦辣都尝了一遍，挺好。

《那年花开月正圆》观后感2

近日，看完了74集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心中有点空空落落的，思绪还纠缠在那剧情中。

《那年花开月正圆》以陕西泾阳县吴氏家族的家史为背景，讲述了清末出身的陕西女首富周莹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这部戏的背景放在了1884年的清末，几千年农耕文明与近代商业文明的重要转型阶段，这个阶段更容易乱世出英雄。

这是一部古装商业片，商场如战场，这里不仅有花好月圆的浪漫之美，也有血淋淋的江湖险恶，人心叵测。透过陕西泾阳大户吴家东院以及他们的家族，展现了朝廷，商人，百姓等构成的时代横断面，以主人公周莹的女性视角，绘制了一幅气势磅礴的清末秦商图。

故事是以周莹之父卖女还债开始，周莹被卖到沈家。但她骨子里有一股叛逆与自强，在逃跑时意外地躲进了另一家大户吴家的轿子，又阴错阳差地成了吴家少奶奶。她无端地陷入了各种利益的博弈中，在错综复杂的情感纠缠与家庭矛盾中，最终经商之道贯通东西，富甲泾渭之地，铸就晚清“女商圣”传奇。

周莹事业上很成功，但感情上很缺失，虽然她在丧夫之后，还是得到了沈星移，图尔丹，赵白石的爱和守护，但从心底来说，她是孤独的。

少奶奶周莹醉游幻境这段戏，我很感动。月亮自古就代表着思念和寄托，周莹18岁就失去了丈夫吴聘，非常孤单。她醉酒后，丫鬟把她搀扶进院子，她叫丫鬟去睡，一个人踉踉跄跄提着一只灯笼，走在回廊里。她抬头看了一眼月亮，便目光定格，如果说，之前周莹把思念和脆弱都封闭在心中，那么这不经意的一望，却成了她情绪的释放点。她在长廊上恍恍惚惚，每隔几步就抬头看一眼月亮，周莹内心的孤独和思念流露得淋漓尽致。最后她朦朦胧胧地看到了吴聘，吴聘又用纸片将缺月补成满月，他们又回到了那个月正圆的时分，尽管是幻境，但很美。

如果说，吴聘是一道月光，那么沈星移就是一团星火。沈星移与周莹这两颗有趣的灵魂的碰撞，实在是生不逢时，阴差阳错，很可惜在那个年代，注定是一场悲剧，是一场千穿百孔的悲剧。沈星移看似一只蝼蚁，一生要以渺小之躯撼动腐朽的大树，最终力竭而亡。

花开和月圆，都是非常美丽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转瞬即逝，无法长久。

《那年花开月正圆》观后感3

清朝末年，国家命运风云巨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许多富商大贾也因此被搅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这其中就有秦商代表，陕西商界中最耀眼的女巾帼——陕西泾阳安吴堡吴家少奶奶周莹。

正在热播的新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就是根据周莹的真实历史而创作的，孙俪在剧中饰演周莹。从剧中可以看出，在清末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她传奇的命运轨迹。

今天我们就电视剧论电视剧，从孙俪所饰演的周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人最重要的三种品质。

真性情——女人最美的颜色

《红楼梦》中，贾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很多纯情少女，结了婚就慢慢变得世俗起来，有的更是沾染了虚伪、自私、势利、斤斤计较等各种坏毛病，就成了贾宝玉所谓的没有光彩宝色的“死珠子”。而到了昏聩老迈、行动迟缓的暮年，就更成了不招人待见的“鱼眼睛”了。

但也有这种女人，她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真性情，独一无二的美丽。在《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吴聘和沈星移是剧中的两大公子哥，他们同时被周莹俘获。从剧中看，周莹身上虽然有江湖气，但她始终是真诚的，始终都有自己的真性情。

女人，总是五颜六色的，穿着最炫目的服装，变换着着各式各样的装束，但只有真性情才是一个女人最美的颜色。

一个有真性情的女人，不媚不扬，她更懂得保持自我，更独立。不会刻意迎合别人，哪怕是自己最爱的人。正如古人诗云“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女人，无论你是清新的，淡雅的，或是漂亮的，平庸的，都要有“我若盛开，清风自来”的优雅与从容，要将平凡的自己，演绎成这世上不一样的烟火。

真性情女子，处世不拘小节，自在洒脱，但绝不是任意妄为放浪形骸。活得真实自我，诚恳真挚，却绝不是自私自利头脑简单。嘻嘻哈哈，哭哭啼啼，都是感情真实的表达，但也绝不是不分场合不能自制。敢爱敢恨，善恶分明，柔情与侠气交糅，亦狂亦侠亦温文……

善良宽容——女人最高贵的灵魂

相对于聪明、漂亮、才气，善良才是一个女人最高贵的灵魂。古语说：“妻贤夫安。”“好女人会旺三代，坏女人会害三代”，一个家庭是否幸福、平安，后代能否成才，跟这个家庭中的女主人的行为处事，怎样对待男人、孩子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一个家庭中，如果一个女人存心不良，迟早家破人亡。在《那年花开月正圆》中，老三吴蔚双的家庭悲剧，完全就是恶毒妇人柳婉儿造成的。

反观周莹，她心地善良，作为吴家东院的少奶奶，她亲自为灾民施粥，帮助乞丐。她在大饥荒的时候，施粥3年，全县无一人因为大饥荒而死。

善良的女人，自然而然就是宽容的。在电视剧中，吴家老四吴蔚全多次在公共场合称周莹为灾星，祸水，鼓动众人将周莹赶出家门。但周莹始终敬其为四叔；王世均在逼迫下陷害周莹，承认与其通奸，最终害得周莹被陈塘，但真相大白后，周莹因为其母亲被抓才被迫作伪证的事实原谅了他。

艰贞——女人最强大的力量

《周易》上说，艰贞无咎。

意思是在艰难困苦中应坚守纯正,才能在生活上有幸福。《论语》中记载孔子被困，已经没有了粮食，他告诉弟子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在《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吴家被抄家后，最终剩下了空壳子，没钱也没人，等待它的似乎只有分崩瓦解。这时候的周莹本可以一走了之，但她还是决定在最困难的时候留下来。

女人是柔弱的，女人的柔弱有两面性。柔弱有时候弱不禁风，有时候却是最强大的力量。在中国古代，道家创始人老子就崇尚“守柔贵雌”，雌就是雌性的，在人就是指女性。女性是柔弱的，但却又是坚韧的。

正是艰贞赋予柔弱以强大。没有坚持和操守的柔弱，就是真的孱弱不堪，弱不禁风；有了坚持和操守的柔弱，才是女人最强大、坚忍的力量。

艰贞的女人如水，似水的女人有着水一样的灵性和坚强，有水一样柔弱而坚韧的力量，能够水滴石穿。

《那年花开月正圆》观后感4

长篇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播完了，我从头看到尾，一集不落。其实我是很少追剧的，除了特别喜欢的！

这部剧制作的精良可称得上是业界良心。除了剧中所有的男主男配都喜欢女主一人这一设计略显俗套外，它还是传递一些吸引我的内容和精神。

第一，爱惜人才，不拘一格。女主周莹本是放诞不羁爱自由的江湖儿女，她所有的转变表面看是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和阴差阳错，实际上都是因为吴家父子对她的“另眼相看”，虽然吴蔚文对她各种看不惯，但都对她网开一面，就是因为他看到周莹是个做生意的好苗子，所以他才力排众议也要栽培她。这是对人才的爱惜显示了成大事者必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所以周莹最后执意留下来重振吴家除了因为吴聘，我想应该也是因为吴蔚文对她的知遇之恩。

第二个感受是这部剧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能屈能伸，活下来才有希望。官府因为要霸占陕西机器织布局陷害周莹使其入狱。

周莹本是宁死不屈，可赵白石告诉她，她死的毫无意义，只是又多了一个冤魂而已。她死与不死，官府都会想方设法没收陕西机器织布局的。劝她不要较真，暂时低头保住性命。

这是以往的电视剧里没有过的，以前的电视剧所有的正派人物都是为了正义真理宁愿明知是死还要玉石俱焚，看轻了自己的生命。以前我就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人，不懂妥协。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灰色地带，太较真反而活的很累。

这部剧给我感触颇深的就是这两点。我想一个真正的好剧是写实的生活，不同的观众在某一段剧情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反思自己的生活。能影响观众的生活价值观才会长久的留在观众心里。《那年花开月正圆》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它是触动了我。

《那年花开月正圆》观后感5

在36集到45集的故事里，周莹的吴家东院历经起伏，好不容易走上正轨的生意，由于花费20万两白银的巨资后，织布局被打砸使得东院再次陷入资金危机。

电视剧已经演了45集了，纵观大半的剧情，说实话“商业”方面的东西占比不大；“人情世故”以大的篇幅统领全剧。

相信有不少的人，难免会感觉有一点点的遗憾。我在观后感第二番里面就说到，不可能看一部电视剧就能打造出一个商业巨人。但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想看看古人是如何经商的，会对经商细节更加感兴趣。至于“人情世故”方面，你浓我浓、勾心斗角等等，观众都见得多了。

周莹从迪化回来之后，整个吴家已经步入了商业征程的快车道。有人或许会说“太简单”就实现了。其实电视剧做的不错。这趟迪化之行，并不简单，吴家重新在商业上获得一定的地位，这是周莹她们拿生命换回来了，可谓九死一生。

迪化之行，平土匪、抓出吴遇、结识图尔丹。神助攻图尔丹，简单直接纯朴，更主要的就是富有，呵呵。

回到吴家东院的周莹，因为入股陕西官办织布局而遭到吴老二、吴老四的弹劾。周莹请来了约瑟夫来给两人讲织布机，结果吴老二、吴老四直接罢免了周莹吴家大当家的身份。

织布局其实反映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对于手工生产的强大冲击。效率永远都是被提上日程的重中之重。现在的人工智能是工业革命的再次升级，相信未来很多工种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但这是大势所趋，大势所趋啊！

图尔丹的一场求婚运动，让吴家心惊胆战，他们怕失去周莹；又怕失去图尔丹这个商业合作伙伴。表现最甚的当属吴老二，心中摇摆不定，一整就拿“大局”来教育吴老四。我相信吴老二在某一时刻是同意周莹嫁给图尔丹的，他心中的盘算便是“联姻”，如果图尔丹看上的是吴老二的女儿吴漪，相信吴老二一定会毫不犹豫嫁女的。

周莹拒绝了图尔丹，反倒获得了吴老二支持其入股陕西织布局的利好。

陕西机器织布局筹建倒是很顺利。在开张的第一天就被人组织打砸。

以上，便是周莹截止到第45集所历经的商业事件。

下面来说说“人情世故”。爱慕周莹的人们：吴聘、沈星移、王世昀、赵白石、图尔丹。

吴聘和周莹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数的男男女女们；沈星移屡次在危机之时的出手相救，相信屏幕外的人们恨不得立马作主把周莹嫁给沈星移，所以沈星移演绎的是成功的；王世昀更多的人或许会说他懦弱等等；赵白石“作证”周莹发誓绝不改嫁时，把手都握出了血，可见他是多么的爱着周莹，他要是提前知道见证的是这件事，他打死都不会来的，相信这一刻赵白石把沈星移都连带着咒骂了一遍，沈星移步步紧逼，一下子把大家的机会都搞没了；图尔丹是一个单纯的男人，相信在看到那些黄金的时候，不少人都动容了吧，再看到那株天山雪莲，相信许多有夫之妇都想要嫁给图尔丹了。

这部剧在商业方面，现在看来有些水，不过倒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剧荒的人可以一解没剧看的苦闷。想想学徒房里面的商业古训，那些朗朗上口的商业经验，看了这部剧，我才知道《陶朱公生意经》，能得到这些知识，很不错了。

看了这部电视剧，不会让你立马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但是可以开悟，细细领悟那些商业智慧，相信大家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