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恋的伦理思考事例说明

案例：“师生恋”果真有悖师德吗？

武汉某高校前日做出决定，解聘一名任课教师，理由是他与女学生谈恋爱，此举在武汉高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4月6日《中国青年报》，《武汉晚报》）解聘一名教师，不是因为教学态度，学术素养，教研成果，而是因为“师生恋”，这算什么事啊？原来，该校去年出台的《教职工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在师德方面明确规定，“不准与学生建立恋爱关系”。原来，在该校决策者看来，“师生恋”有悖 师德，因此给予解聘的严厉处罚措施。“师生恋”问题再次引起反响。

“师生恋”果真有悖师德吗？似乎是如此。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师可算得上是学生的父亲啊，父亲怎么能和子女恋爱呢？基于一种传统的伦理道德，“师生恋”乃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行为。可是伦理是变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种行为在过去可能是违背伦理的，可在现在或者将来就是符合伦理的。比如在古代讲究个三纲五常，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等等。可在现在看来，这却是不合情理的，现代社会中，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地位都是平等的。“师生恋”，我们同样应该以伦理变迁的眼光视之。在过去，师生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学生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上，老师对学生的情感占有变得轻而易举，“师生恋”乃是对学生存在潜在伤害的行为。可现在，师生之间的地位趋于平等，“师生恋”不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占有，而是在平等的交流之后所发生的感情碰撞，这和普通的恋情有什么本质区别？师生伦理变了，恋爱伦理也跟着变了，这时候的“师生恋”也就很难说是违背师德伦理了。　至于说“师生恋”容易让学生在价值形态上产生扭曲，也可以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记者对20名学生进行随机调查显示，有50％的学生对“师生恋”持无所谓的态度，明确反对的学生只占25％。现实生活中，还经常有人对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昭和等“师生恋”行为津津乐道，表示出一种美好的向往。　仇视“师生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仇视者的思维还停留在传统的恋爱伦理上，当我们以一种变迁的恋爱伦理观念审视之，就可以发现它不是那么丑陋，甚至还散发着一种浪漫的美丽。

在我看来，在如今这个崇尚恋爱自由的年代，我个人认为师生恋并不是有悖于常理的，两个人相处，本来就存在着日久生情的可能性，老师和学生也是正常人，为什么不能日久生情呢？尤其在菁菁校园中的少男少女，除了和同学朝夕相处外，接触最多的就是在学校学识渊博、谆谆教诲的老师，老师热心的教导、关怀学生，所以常带给学生许多幻想、崇拜甚至是喜爱。所以师生恋一直以来都层出不穷。然而，又因为老师自古以来被定位成一个负责传道、授业、解惑的长者，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上下有别的，所以造成师生恋是一个历久不衰、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打开电视机或是翻开报纸，也都可见师生恋的踪迹。师生恋，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甚至见过，从琼瑶的《窗外》到**《教室别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与许广平到新世纪杨振宁与翁帆，师生恋是恒久的一种恋爱方式。但是，大多数人往往可以接受作为爱情佳话或是文艺作品的师生恋，但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就多有争议。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像对待身边正常的恋爱一样去看待师生恋，才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做到的。

其实我倒很好奇，武汉某高校到底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了解了该老师与学生的恋爱关系呢？恋爱是个人私事，该老师当然不会向组织上汇报。那么该高校要了解师生恋关系，只能通过监视或偷窥手段。然而，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学校应该做的事么？其实这样才是真的破坏师德。只准学校监视偷窥老师的个人恋爱生活，却不准老师与学生自由恋爱。以“不准与学生建立恋爱关系”为由明令禁止“师生恋”，完全是一则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规定。同时也侵犯了当代社会给予每个人自由恋爱的基本人权。这样的规定理当废除。

我觉得，在当代这个自由的社会，师生恋完全没有必要去追究！自由，不应该老是挂在嘴上，而要落实在行动上。

小说《千纸鹤》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菊治深陷太田夫人(父亲的情人)的温柔乡中，而后将情感转移到太田夫人的女儿文子的身上，情感纠葛，纷纷扰扰，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菊治该做何抉择最后，文子选择了离开，而菊治与雪子共度余生。

所有的悲剧以死亡结束，所有的喜剧以结婚告终——拜伦

似乎川端康成笔下的主人公，都具有这样的特质，其身上笼罩着淡淡的忧伤，解不开的惆怅，而《千纸鹤》中菊治同样如此，他是一个优柔寡断、懦弱脆弱的人物，时常使自己陷入忧郁与罪恶，一种自身营造的虚无缥缈的境地中去。

父母一直以来都是平淡如水的情感，而太田夫人插足父母之间，成了第三者。小说中最开始菊治对太田夫人是持着厌恶的态度，然而，直到父亲去世后，太田夫人把对菊治父亲的爱，转移到菊治的身上，而菊治也莫名沉沦在这柔情中。文中写道:

诱惑总是那般致命，明知是不道德的行为，连自己都会唾弃自己，但是，情感又是不理智，不受控制的，就让自己苟且偷欢，沉醉其中吧！对于这种不伦之情，他似乎也分不清现实还是幻境，莫名将自己置于这境地，退路在何处，无从得知。文中写道: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他认为每个男子都有俄狄浦斯情结，只是道德的原因将其压抑在内心深处。然而，菊治遇上了太田夫人，他们越过道德的边界，跨进爱的禁区，一边享受爱的错觉，一边内心煎熬着，爱与伦理难以抉择，一切都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似乎当一切都成了死局时，总有人要站出来打破局面，而太田夫人以她的死划上了句点，拒绝一切的理解与原谅，但是菊治和文子却都被死纠缠住，无法背逆的伤感，渗透骨子的哀伤。

夫人的去世就像一场诅咒，久久缠绕在菊治的心头，时常错觉曾经的美好还在指尖，时常内心倍受煎熬。他常常思索太田夫人寻死的原因，终不得其解，直到文子的一番话语，“死了的人是不会强迫活着的人接受道德。”他渐渐释怀……

整部小说中，文子一直对母亲的行为深感愧疚且耻辱，尤其当母亲把对菊治父亲的爱转移到菊治的身上时，她拼命阻止母亲与菊治的交往，她深知这是错误的开始。文中写道:

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来回翻阅小说，我始终感受不到文子对菊治的爱，殊不知，那份情竟会那么地深。还好，她始终是理智的，深知他们之间有太对的纠葛与阻拦，摔了志野陶，摔了与菊治有关联的一切，狠狠切断这份情，那个不该爱上的人。文中写道:

你心虽善感，却从不改变。你灵魂柔顺，却从不妥协——拜伦

善良而理智的文子，在意识到自己坠入受到道德与良心责谴的爱情时，理智地选择离开。她知道，这份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爱的重量，母亲已经以她的死，换得文子的活，不离开，她将会成为下一个母亲。

文子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男子，她深知他们不能相爱，更没有未来。各种情感交织缠绕杂糅，文子竭力用最后的一丝理智，掐断了这份情，这一段错误的爱情根本就没有开始的必要。或许离开是最好的选择，救赎彼此。

她的离开，让菊治从罪恶中骤然清醒过来，她的离开，既救赎了菊治，也拯救了自己。

远方的她选择祈祷菊治幸福，然后一个人默默无闻地活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虽然我深爱着你，但是我也只能祝福你，放过彼此，各自幸福。

文中多次提到稻村雪子**衣物上的千纸鹤纹样，而雪子**正如千纸鹤那般，代表菊治的情感寄托，以及对于美的终极幻想。

似乎川端康成的小说中，总有一个神化、理想化的人物，那人是纯洁与美好的结合，是不忍亵渎玷污的存在，是主人公菊治的精神净土。文中描写雪子**的笔墨不多，但是总给人眼前一亮之感。文中写道:

菊治一生中遇到的这三个女人，太田夫人是他的欲望宣泄，文子是他得不到的美好，而雪子才是他心灵的归宿，深感安心踏实。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无数的人，然而真爱在哪？不断寻找不断迷失，或许爱为何物，我们皆不明了，只是心得以安放便足够了。

庆幸故事的最后，菊治终清醒明白，这份执着且带有罪恶感的爱只会折磨两人，终逃不出道德伦理的圈子，他选择放弃了杳无音讯文子，寻得如雪花般纯洁的雪子，从此，两人相濡以沫。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伦理观点主要是围绕着“爱”和“性”规划人生并为之指示路向和提供原则的。弗洛姆的“爱情伦理学”同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有着内在联系，从总体上看有泛爱主义的倾向；马尔库塞的“爱欲伦理学”从存在论的角度对人寻求新的存在，具有相当强的理论感召力和征服力；赖希的“性欲伦理学”是一种赤裸裸的性革命、性解放理论，在许多人还未充分享受到“寓于爱情中的自然的幸福”的情况下，这一理论激荡人们的心灵也不是偶然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门与他们的哲学观相一致的成体系的独特的伦理学，但他们广泛地涉足伦理领域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他们的许多伦理观点在20世纪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曾经影响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人们在梳理20世纪伦理学方面的成就时，是无论如何不能绕开他们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各种伦理观点中，最超群出众的是弗洛姆、马尔库塞、赖希涉及“爱”与“性”的伦理观点，即弗洛姆的“爱情伦理学”、马尔库塞的“爱欲伦理学”和赖希的“性欲伦理学”。这里，我们也就主要评述这些伦理观点。

　一、弗洛姆的“爱情伦理学”

nbsp; 弗洛姆研究爱，并创立了“爱情伦理学”。他把他的“爱情伦理学”当作一门人类必须要掌握的学问加以兜售。人们对他的“爱情伦理学”最感兴趣，从而也得以广泛传播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他对爱究竟是什么的论述。

他向人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爱是一门艺术吗？如果是，那么要获得爱就得具备一定的知识和做出一定的努力。或许，爱只是一种愉快的感受，体会这种感受不过是机缘问题，谁交上了好运就可“堕入”其间？他自己回答说，在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后一种说法，而他本人却立足于前一种观点。他坚决主张把爱视为一种艺术，他的至理名言就是：“爱是一门艺术。”[1](P1)

正因为他认为爱是一门艺术，所以他认为这是需要学习的。他抱怨人们祈求、渴望爱，然而几乎把所有别的东西都置于爱之上，成功、名誉、金钱、权势——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学会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而不去钻研爱的学问。他说：“我们无须学习如何施爱，导致这种臆说的谬误在于分不清‘堕入情网’和‘长久相爱’之间的区别”[1](P4)、“任何关于爱的理论必须从某种关于人及人类生存的理论开始”[1](P8)。

他认为，爱的重要特征是主动。当我们爱某人时，我们就是主动地不断地关心所爱的人，而不是仅仅与所爱的人呆在一块儿。他说：“爱意味着主动深入他人，由深入而达到的结合平息了我求知的渴望”、“爱是行动，是人的能力的体现”[1](PP24-25)、“爱是惟一的求知途径”[1](PP35-36)。我奉献爱，我捧出我自身，我融入他人，由此我找到自己、发现自己。在他看来，既然爱的重要特征是主动，所以爱是无法由他人代替的，爱必须由自己亲自去体验。他说：“爱，乃是纯个人的体验，无论何人，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亲身体验。”[1](PP122-123)

他指出，爱是热烈地肯定他人的本质、积极地建立与他人的关系，是双方各自保持独立与完整性基础上的相互结合。虽然爱打破了使人隔绝的围墙，使人与人和谐相融，但是爱又让人仍为他自己，依然伫立于其整体性之中。他说：“爱是在

保有自我的分离性与完整性的情况下，与自身以外的某人或某物的合一。”[2](PP166-167)

他认为，爱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他说：“爱的惟一重要性就在于本身”、“爱是人类的自我表达，是使人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的方式”[3](PP143-144)，他区别了童稚之爱和成熟之爱，认为只有成熟之爱才是真正的爱。他说：“童稚之爱的原则是：‘因为我被爱，所以我爱’；成熟之爱的原则是：‘因为我爱，所以我被爱’”、“童稚之爱的爱声称：‘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成熟之爱则认为：‘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1](PP45-46)从这里出发，他进一步得出结论，成熟之爱即真正的爱首先是给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命题：“爱本质上是给予而非获取。”[1](P25)

在他看来，爱某个人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本质的爱。他还指出，人只有通过爱才能理解他人和整个世界。他说：“人通过爱和理性，从心智上和情感上理解世界。”[2](P165)他具体解释说，人的理性力量使他能通过和客体发生能动的联系，透过事物的表面抓住它的本质，“人的爱的力量使他冲垮他与别人分离的围墙并去理解别人”[2](P165)。

其二，他对各种爱的分析。

对兄弟之爱的分析。弗洛姆是个泛爱主义者，他主张爱世界上的一切。他认为，倘若一个人只是爱某一特定的对象而对其他人持冷漠的态度，则他的爱是虚假的，它不过是由共生而萌发出的依恋之情，或者说，不过是一种扩大了的利己主义。他说：“真诚地爱一个人意味着爱所有的人，爱世界，爱生活。”[1](P53)他认为，兄弟之爱表达了这种爱的普遍性。他说：“一切类型的爱都发端于最本原的爱，即兄弟之爱。”[1](P53)兄弟之爱意味着：人意识到自己对所有的人均应担当责任。

对性爱的分析。他认为性爱往往是自私的，所以他反对把如此博大的爱仅仅归结为性爱。他认为，性爱只有与情爱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爱，他说：“愉快的性享受，根植于充裕和自由之中，它是性和情感方面的创发性的表现。”[4](P244)男女之爱只有超越性爱而成为一种情爱，才是有意义的。他还指出，人们常常看不到性爱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意志。爱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这是一个决定，一个判断，一个承诺，“如果爱仅仅是一种感情，永远相爱只能是一句空话”[1](P64)。 对母爱的分析。他把母爱奉为人类真爱的楷模。他强调，母爱是无条件的，并不要受爱者付出任何代价，只要是她的孩子就行。他认为，母爱的可贵之处在于并不渴求与被爱者融为一体，它能忍受与被爱者的分离，母爱即是慈爱，“慈爱愿意接受分离，且在分离后仍能继续倾注爱心”[1](P60)。正因为母爱的这种利他性、无我性，人们才公认它为最高类型的爱，最珍贵的感情纽带。但他又作说明说，不过，可以说母亲对婴儿的抚爱尚未体现出母爱。真正的母爱蕴含在母亲对成熟自立的孩子的关切中。他把母爱与性爱作比较，指出母爱的精华体现在母亲对孩子成长的关切上，而这意味着她期望他完全自立，这一点正是母爱与性爱的本质区别。他说：“在性爱中，相爱者合而为一，但在母爱中双方却一分为二”[1](P59)、“性爱始于分离，终于合一；母爱始于合一，而导向分离”[2](P282)。

对父爱的分析。他强调，父爱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父爱是有条件的”[1](P48)，父爱的原则是：“因为你满足了我的期望，因为你有责任感，因为你像我，所以我爱你。”[1](P48)母亲是大自然，是土地，是海洋，但父亲却没有这些特征。然而，虽然父亲不代表自然界，却代表着人类存在的另一极，那就是思想的世界，科学技术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风纪的世界，阅历和冒险的世界。在他看来，一个成熟的、真正具有爱心的人既要有母爱意识，又要有父爱意识，尽管这两种爱看来是相互冲突的，他说：“如果只有父性意识，人就会变得生硬和不人道；如果只有母性意识，人就会失去判断。”[1](P51)

对信仰之爱的分析。他认为，在成熟的信仰之爱中的神不再是外部的力量，人把爱和公正的原则注入自己心中，从而与神融为一体，以至于他只能用诗的语言和象征来表述神。他说：“信仰之爱与父母之爱是分不开的。”[1](PP91-92)如果沉溺于对母亲、家庭、民族的血亲之爱，如果始终依赖于施行奖惩的父亲或其他权威，人就不可能发展出成熟的信仰之爱。他说：“信仰之爱的性质，取决于宗教中父性成分和母性成分的比重。”[1](P76)宗教中的父性方面要人像爱父亲一样爱上帝：认定父亲是公正而严格的，会选择我作为他钟爱的儿子；宗教的母性方面，则要求我们像宽容一切的母亲那样爱上帝。

其三，他对如何爱的探讨。

弗洛姆把爱视为一门艺术，他认为爱作为一门艺术实践，必须具有一些与其它的艺术实践共同的要求。第一是要有一定的训练，仅凭一时高兴，是永远成不了爱的大师的；第二是要专一，不能像时尚生活方式那样见异思迁和朝三暮四，“彼此相爱的人尤其应当专一执着，他们应当学会互相亲近，但又不落俗套”[1](PP116-117)；第三是要有耐心，在爱的道路上要取得哪怕一点点成功，没有耐心是不行的；第四是要全力以赴，如果不把爱当作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休想把它学好，最多也不过维持在业余涉猎者的水平上。

除了上述这些要求之外，他还提出，还有若干要素也必须切记。首先是要关切，“爱是我们对所爱者生命与成长的主动关切，没有这种关切就没有爱”[1](PP30-31)；其次是责任，“本真意义上的责任乃是绝对自愿的行为，是我对他人要求所做出的积极‘响应’”[1](PP31-32)；再次是尊重，“尊重只能伫立在自由的基础上”[1](PP32-33)，尊重意味着无所剥夺，我祈望我所爱者为他本人，以他特有的方式而发展，而不是为了服务于我的利益；最后是知识，作为爱的构成要素的知识不是指滞留在表面现象的一般知识，它深入到核心，触及底蕴，“没有知识引导的关切与责任是盲目的，但不以关切为动机的知识则是空洞的”[1](P33)。他的结论是：“关切、责任、尊重、知识是一切类型的爱所共同具有的要素。”[1](PP30-31)

以上是弗洛姆的爱情伦理学的最引人注目之处。人们通常把弗洛姆的爱情伦理学同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联系在一起，认为他同费尔巴哈一样希望通过普降爱的圣水，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甚至把他称为“当代的费尔巴哈”，并引用恩格斯当年批评费尔巴哈的那段名言来批评弗洛姆：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