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
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白话译文:
词是要以境界为最高标准。有境界的词,就自然而然会有很高的格调品位,自然而然出现著名的诗句。五代、北宋的词之所以那么独创绝世的原因就在这里。词中既有诗人想象造出的虚拟意境,又有描写现实的真实意境,这就是理想派和写实派这两个词派相互区分的地方。
但是这两个词派很难完全区分开,这是因为大诗人所想象出的虚拟意境一定符合自然规律,而描写的现实意境同样必然接近诗人的理想信念。有的诗词表达出诗人自我的情感,也有的诗词表现出诗人忘我的境界。
例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就是写出的景物带有诗人自己的情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就是没有写到自己的情感经历,纯粹写景物。
写有我境界的诗人,从主观去看事物,所以写出来的景物都带有作者情感的主观色彩。写忘我境界的诗人,客观地看待事物,所以诗词中分不出哪句抒写自我感情,哪句描写事物。
以前的诗人作词,写有我境界的主观诗比较多,却不一定有能力写出无我境界的客观诗,所以能写出无我境界的诗人在众多文人墨客之中能独树一帜。无我境界只有在诗人心境澄明、自由静穆、超越欲念之时才能获得。
有我境界,需要诗人在强烈感情冲突经自然迸发过后再静静回想和深切感受时,构思创作得到。所以将有我境界和无我境界分别形容为优美和宏壮。
境界有大小之分,但是不能据此来区分它的高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怎能认为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意境呢?“宝帘闲挂小银钩”怎能认为就不如“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境界呢?
出处:出自民国时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王国维生活在中国黑暗的时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没落崩溃,社会失控,价值体系紊乱,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苦痛。王国维的人生也经历着时代痛苦的洗礼。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回国,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而性格又是如此的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人生问题的困扰使他走向了哲学。在哲学之中他涉足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希望通过哲学能够揭示人生的真理,摆脱人生的痛苦与无奈。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07年,他又感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于王国维来说,“可信”与“不可爱”的哲学是以现象界为对象,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科学知识。
这种知识可信,不过这种知识只是陈述经验事实,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所以他觉得不可爱。他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的统一,这就便他陷入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证的内在紧张,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冲突、对峙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
王国维本以为研究哲学可以解决“人生之问题”,从中寻觅人生解脱之途。但事与愿违,倒使王国维陷入了“可爱”与“可信”两难境地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的研究,另寻解脱之路。
他的学术注意力由哲学移于文学,以期在文学中能够寻觅到人生痛苦的慰藉,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目标。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于是他撰写了《人间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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