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什么时期创作《秦中吟》《新乐府》

1、概述：

白居易创作《秦中吟》是在贞元、元和之际，而《新乐府》则是在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

2、拓展：

秦中吟十首为大诗人白居易作。 为组诗，共十首。包括《议婚》，《重赋》，《伤宅》，《伤友》，《不致仕》，《立碑》，《轻肥》，《五弦》，《歌舞》和《买花》。

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姑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来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

经历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动乱、政治腐败，有识之士目击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希望能借由政治改良以风气推行等方式挽救日渐式微的国势，如此的想法反映在文坛上则出现了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诗人承接了杜甫社会写实的风格，试图在诗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然而此类型的创作不免会触动到权贵人士，因此在风气的推展上并不顺利，但是如此忧国忧民的精神无论是在文学史上或人道关怀上都是难能可贵的。

仙人衣裳弃刀尺

——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上节课我们讲到白居易想通过他的讽喻诗兼济天下，可是这个志向在生前没能实现，在他身后，却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济天下苍生。直到今天，他的《秦中吟》、《新乐府》仍然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留待这节课要讲的，是其艺术特色。说起来，白诗的艺术特色，艺术成就，同样在白居易生前，人们不甚了了。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与元九书》

到今天，因为白居易的讽喻之“意激”而褒其政治性强，“言质”而贬其艺术性差的，大有人在。我上节课说过，《秦中吟》，尤其是《新乐府》中的大量诗篇，以及其他一些讽喻诗，艺术性相当讲究。《长恨歌》、《琵琶行》等等，人们的分析已经很多了，而对讽喻诗，关于思想性的论述远远多于艺术性的探讨，所以这节课我们专谈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拿不同性质类别的诗来比较其艺术的高下，没意义，或者说无从比较。打个比方，唱歌，有美声有通俗，比赛的时候是分开进行的，各有各的标准，诗也一样，有人说《卖炭翁》不如《长恨歌》艺术性高，这就好象是把通俗歌手和美声歌手放到一个组里比赛了。有人说，这些讽喻诗过于直白，尽露，缺乏婉转含蓄，没有余韵，他这是拿爱情诗的标准来衡量了，如果有这几项缺点，绝不是好的爱情诗，但是要求讽喻诗写得婉转含蓄余韵无穷，可就荒唐了。谁能够把“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婉转含蓄一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样激愤的斥责，还需要什么余韵吗？如果有余，那就是没能痛快淋漓，正是讽得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按讽喻诗性质的要求，来分析其艺术形式，越能把讽喻内容表达得充分透彻，说明它的形式就越臻完美，艺术特色就愈加鲜明。

白居易的讽喻诗呈现出哪些艺术特色？我看至少有这样几项：

（一）、塑造典型；

（二）、构架情节；

（三）、突出对比；

（四）、结合议论。

我们以诗或诗句为例逐项分析。

第一，先看怎样塑造典型。

白居易说他的《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其实不止《秦中吟》，他所有的讽谕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这个我们先以《卖炭翁---苦宫市也》为例。当时的宫市什么样？《新唐书》这样记载：“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韩愈《顺宗实录》有一句：“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可见受害者很多，白居易所听到的，不会少，但他只写一个卖炭的老翁，原因一定是最悲最实，而在写的过程更集中于一个“悲”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两句话，抓住三个部位，描出三种以上的颜色：脸、鬓、手，脸色焦黄、鬓发苍苍（苍苍就不止一种颜色）、十指乌黑，结合上下文读者知道了他是自己砍柴自己烧炭自己推车来卖，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已经令人感到心酸了。而“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问一答，十四个字，勾勒出一种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仅仅活命而已，如果卖不到钱，就没有活路。这就已经够悲了，但诗人还在继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诗人为什么这样继续？是行文悲到极处的需要。悲到极处之后，“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就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断了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老人的活路！

我们再以《上阳白发人》为例，继续看诗人怎样选择题材塑造典型：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

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此诗前，白居易有一段注：

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

这段注，第一说明“其事核而实”，第二说明这样的宫人一关就是30---60年，第三说明这样的“别所”不止一处。但为什么只写“上阳”？“后宫佳丽三千人”为什么只写这一个？同样是为了极致其悲，为了塑造典型。不去罗列大量的后宫女子和她们的种种遭遇，而只选取一个终生被幽禁的宫女。不写她的青年的美貌，却是写她的老年的龙钟；不写她的希望，偏偏写她的绝望。一轮一轮的春夏秋冬，多少个难捱日落的白天，多少个展转不眠的长夜。宫中鸟儿宛转的呜叫，原来还心烦意乱，现在看到梁上双飞双栖的燕子，也不再羡慕它们。诗人是这样只通过这一位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就形象地概括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作典型。

唐代以宫怨为主题的诗歌多得很，但大量是用绝句形式描写宫女的某种哀怨情绪，我们不必举别人的例子，仍用白居易的，试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

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

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这两首绝句当然也很好，但不是用典型反映一般，是用取其一端写出某一侧面的手法。而《上阳白发人》，是以一个宫女一生的不幸为典型，加以细致、具体、生动的刻画，反映的却可以说是2000年中几十万宫女共同的悲惨命运。

第二，再看怎样构架情节。

构架情节，就是要叙述故事，有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有故事的背景和人物关系，还要有大量的细节来丰富充实，使人如见如闻身临其境。《上阳白发人》，一个宫女一生的故事；《卖炭翁》，一个老人和两个太监一上午的故事；我们再看诗人白居易和一位“村老”以及一帮“暴卒”一晚上的故事，这就是《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宿紫阁山北村》。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时年三十九岁，正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餐。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早晨，诗人白居易去游览紫阁峰，傍晚，投宿在山下的村中。村农见了非常高兴，摆酒欢迎。举起酒杯还没有来得及喝，突然冲进来一帮横暴的士兵；他们身穿紫衣，手拿刀斧，乌七八糟的有十多个人，不由分说，抢过杯子就喝酒，又把盘中的饭菜糟蹋干净。主人退到后面站立，束手束脚，倒好像是外人。院中有一棵珍贵的大树，已经生长了三十个年头，主人哪敢可惜它，只能任凭暴徒拿斧头砍断树根。这时我们才知道，上面抢夺酒食只是一个序幕，高潮在这呢，暴卒们要砍树，这才是他们闯来的目的。从下文暴卒的“口称”和诗人对“村农”的劝戒中，我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那些暴卒自称属于神策军，是采造府派来伐木料的。主人啊，你千万不要再说了，神策军的头领正承浩荡皇恩！这两句，是诗人的话。我们再想想，暴卒要砍树，白居易能不阻拦吗？可也没拦住。白居易何许人也？皇帝身边的左拾遗，翰林学士，很多宰相翰林学士出身啊，神策军都不放在眼里，他们还能把普通百姓放在眼里？所谓“神策军”，即当时的禁卫军。从贞元年间开始，特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元和初年，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这简直是让个太监担任全国军队的统帅了，所以白居易曾上书极力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指的就是吐突承璀。白居易真不愧为大家，层层深入地谋篇布局，颇具匠心：开始“暴卒”来历不明，后来他们自称 “神策军”，再揭出他们的后台“中尉”，最后“承恩”，只两个字，让全诗主旨豁然开朗：“神策军”为什么如此嚣张？正因为皇帝宠幸他们的头目---大太监吐突承璀。这首诗不在《秦中吟》、《新乐府》中，但也属于讽喻诗，讽喻什么是不是很清楚啊？难怪使得“握军要者切齿”。

第三，看如何突出对比。

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上节课讲过的《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我想仅就这两首看，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没有余韵”。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

第四，看怎样结合议论。

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有的用其他手段，就没有议论，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也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开元宰相宋开府”指贤相宋璟，这两句说的是开元初天武军牙将郝灵佺斩突厥默啜，自谓有不世之功，可是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请赏而滥用武力，并不封赏他。“天宝宰相杨国忠”两句所指的事情，我们在杜甫系列讲过，杨国忠两次挑起与南昭的战争，前后死了近二十万人。这是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

最后，我们借古人的评说，谈谈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点，这就不止限于讽喻，白诗语言的总体风格是通俗平易，只引古人之言即能说明，所以我们不再多分析。

《新乐府》的序中“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几句，除第三句“其事核而实”外，其他三句都是白居易对自己诗歌语言的要求：

“辞质而径”，质朴、易懂；

“言直而切”，直率、准确；

“体顺而肆”，流畅、上口。

要达到这几项要求，并非容易。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这样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的《瓯北诗话》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白居易的好朋友刘禹锡有一首诗，最形象最准确地道出了白诗的特色：

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

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

我们就用刘禹锡的这一句“仙人衣裳弃刀尺”作这一讲的题目，那就不只是论白居易的讽喻诗了，也不止是论语言特点了，这一句实际上是最形象地概括了白居易各类诗歌共有的艺术特色，那就是——天衣无缝。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按内容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

白居易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以上全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早发白帝城》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返回时所创作的一首七绝，是李白诗作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诗人流放夜郎，行至白帝遇赦，乘舟东还江陵时而作此诗。诗意在描摹自白帝至江陵一段长江，水急流速，舟行若飞的情况。首句写白帝城之高；二句写江陵路遥，舟行迅速；三句以山影猿声烘托行舟飞进；四句写行舟轻如无物，点明水势如泻。诗人是把遇赦后愉快的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融为一体来表达的。全诗无不夸张和奇想，写得流丽飘逸，惊世骇俗，但又不假雕琢，随心所欲，自然天成。明人杨慎赞曰：“惊风雨而泣鬼神矣！”

《蜀道难》是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代表作品。全诗二百九十四字，以山川之险言蜀道之难，给人以回肠荡气之感，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诗中诸多的画面此隐彼现，无论是山之高，水之急，河山之改观，林木之荒寂，连峰绝壁之险，皆有逼人之势，其气象之宏伟，其境界之阔大，确非他人可及。正如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所盛称：“笔势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本文目前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必修三）》第四课。

三吏三别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是杜甫的作品，深刻写出了民间疾苦及在乱世之中身世飘荡的孤独。表达了作者对倍受战祸摧残的老百姓的困苦和对老百姓的同情。

秦中吟十首为大诗人白居易作。 为组诗，共十首。包括《议婚》，《重赋》，《伤宅》，《伤友》，《不致仕》，《立碑》，《轻肥》，《五弦》，《歌舞》和《买花》。

“新乐府”在古代文学史上，即“新题乐府”，相对于古乐府而言。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另有朱哲琴的《新乐府》音乐专辑。

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非以讽谕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大都作于贬谪之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观刈麦》是元和元年诗人为盩厔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于真切自然的描写中见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躬自责也显得分外深刻。他如《村民苦寒》前半写“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的贫民，后半写 “褐裘复絁被，坐卧有馀温”的自己，两相对照，发为“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感慨，真情挚意出自肺腑之间；《宿紫阁山北村》通过自己的亲身见闻，真实地表现了神策军“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的蛮横强暴，最后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的讽刺之语结束，笔锋直指作为神策军统领的宦官。 上述作品只是白居易讽谕诗的一小部分，但却大体展示了此类诗作的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这种反映和揭露，是有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歌舞》写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的游乐，尾句出之以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的激愤之语；《买花》通过一位“田舍翁”偶来买花处的所见所感，发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痛切针砭；《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是两个宛如天壤之别的阶层：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则天灾人祸，竞至“人食人”！这鲜明的对比，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 《新乐府》五十首，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大体改定。这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到王化、治乱、礼乐、任贤、时风、边事、宫女诸多方面，但其中写得好而且有价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那些篇章。如果将这些诗作与元稹的“新题乐府”作一对比，则其成就显然高出许多。首先，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秦吉了》，“哀冤民也”；《卖炭翁》， “苦宫市也”……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其二，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调；在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如《秦吉了》开篇这样写道：“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浅显流利，读来琅琅上口。诗的后半以秦吉了喻谏官，以鸡燕喻百姓，以凤凰喻君主：“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意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用寓言形式进行讽刺批判，含蓄而切当。其三，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如《上阳白发人》中间一段写那位白头宫女因被妒而“潜配上阳宫”后的生活：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秋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这段描写与《长恨歌》中唐明皇思念杨妃的一段描述颇为相近。又如《井底引银瓶》中女主人公对少时生活情景的一段回忆： 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浅俗明快，又富情韵，字里行间，洋溢一股青春气息。由于这对青年男女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爱情悲剧。诗的最后发为议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但由于叙写时感情超越于“止*奔” 的题旨之外，透露出强烈的悲剧气氛，所以仍然引发读者的深切同情。 在《新乐府》五十首中，包容以上诸点而取得突出成就的，应首推那篇批判宫市和宦官、为贫苦百姓鸣不平的《卖炭翁》。这首诗借卖炭老翁由“伐薪烧炭” 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警，先用 “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诗中未发一句议论，全用形象说话，却发人沉思。此外，《新丰折臂翁》和《杜陵叟》也是以老翁为表现对象的诗作，前者写一位６０年前为逃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的老人的不幸遭遇，借此对不义战争进行了谴责；后者以沉重的笔触，描写了天灾人祸袭击下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惨状，并借诗中人之口痛切呼喊：“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上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声宏调激，带着强烈的批判。这两首诗就艺术成就来讲虽不及《卖炭翁》，但在人物描写和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当然，白居易的《新乐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有时则画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复。其二，有些诗篇所写事件，诗人本无深感，只是为了凑足五十篇之数而作，所以写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诗官》等，大都是议论和说教的堆积。同时，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体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蕴丰厚的乐府佳作来，《新乐府》中不少作品确有一间之隔。其三，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于直露无隐，有时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诗作不够精炼含蕴。 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以至“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在后世则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白居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的勇气，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这一点，是永远值得人们钦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