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剧论的发展分为那几个阶段？

清代的剧论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清初至清中叶为第一阶段，为古典剧论的高潮期；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剧论进入了近代的范畴之内。清代初中叶的剧论，突出的特点是立论的准确和系统化，带有集大成的特点。其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对戏曲艺术原理的系统的准确的认识。突出的代表就是李渔的著作，其《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和声容部(后人辑为《李笠翁曲话》)，从创作论、音律论到导演论、表演论，以及演员的服装化妆、教学培养等，都一一作了论述。其立论的特点是一改以前多从戏曲文学立论的局限，转而以戏曲的舞台艺术为立论中心，使戏曲文学创作与戏曲舞台艺术紧密结合，一切从舞台需要出发。在创作论中，他突出提出“结构第一”、写“一人一事”的主张，又从立主脑、戒讽刺、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等七个方面，论述戏曲创作的原理，把作家立言的本意与剧中设人设事结合起来。他特别强调戏曲的创新，认为求新不能“失之情理之外”，“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其他的论述亦多精见。李渔的剧论，自成一家体系，是古典剧论的最高成就。其他如丁耀亢(约1607～1678，字西生，号野鹤，山东诸城人)的《啸台偶著词例》，黄周星(1611～1680，字景虞，号九烟、圃庵等，湖南湘潭人)的《制曲枝语》，黄图秘的《看山阁集闲笔·文学部·词曲》等，虽论述简略，都能立言公允，观点准确。②现实主义的创作论。金圣叹(1608～1661，原姓张名采，后改姓金名喟，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江苏吴县即今苏州人)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评语中，孔尚任在《桃花扇》创作的序言、凡例、评语中，突出地阐述了戏曲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金圣叹强调戏曲创作的中心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对人物关系、人物的心理、动作，以及情节和细节的刻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孔尚任结合《桃花扇》的创作，论述了传奇的认识作用和教化作用，尤其在该剧的结构、人物性格、语言等问题上，突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③对地方戏的充分肯定。焦循(1763～1820，字理堂、里堂，江苏扬州人)在《花部农谭》中指出，地方戏“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对地方戏的艺术魅力、情感的强烈，以及虚实关系的处理，也作了高度评价。④对舞台艺术，尤其是表演艺术进行了深入研究。诸如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石砰居士等人的《消寒新咏》，无名氏的《审音鉴古录》，徐大椿(1699～1778，字灵胎，号回溪老人，江苏吴江即今苏州人)的《乐府传声》，黄旖绰的《梨园原》，王德晖等的《顾误录》，对戏曲的表演艺术，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精深的研究，反映了戏曲创作的重点由戏曲文学向表演艺术的转移，为后世地方戏舞台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此外，还有关于戏曲的考据以及众多的曲谱，对于订正戏曲的音律研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黄图珌。一、出处：

出自《看山阁闲笔》“山中日月”：

“洞里春秋，并无寒暑；人间岁月，定有炎凉。别开清净之天，莫嫌地僻；不作繁华之梦，所爱日长。正宜吟诗酌酒以陶情，犹可种竹栽花以供玩也。”

二、作者简介：

黄图珌是清代文学家、剧作家，善词曲，亦工诗文。他一生不求贵显，安于清闲的小官职位，寄情于山水诗文之间，追求精致闲雅的生活艺术。

三、《看山阁闲笔》简介：

全书共16卷，分8个部分，包括人品部、文学部（含书画）、仕宦部、技艺部、制作部、清玩部、芳香部（含赏花、闺阁）、游戏部，内容风赡，分类明晰而自成体系，具有极高的精神品味。

作者既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又潇洒风流，喜爱追求雅致的器物、高雅的格调，书中《制作部》甚至还有许多作者自行涉及的门帘几案图样，极为可爱。

文|鹿鹿妈妈

唐安是大山深处一株自然生长的茶树，有着天涵地蕴之灵气，自带风骨，经得起岁月的熬煮，也受得了时光的沉淀。

即便是落入红尘的深处，也保存着自己独特而醇厚的味道。携一缕清香，揽两袖清风，纵使沧桑阅遍，终不改初心。

人生路上，她从来不惧风雨，她是一个从小就会挣骄傲的人，一个从不向命运低头的写作者。

她将吃过的苦，看过的书，走过的路当做融炉，锻造着一个更有实力的自己，和足以昂首挺胸过一生的自己。

苏唐安是个九零后女孩，她另外的一个笔名是李子归。

2020年听了她分享的一节书稿课，才知道原来书还可以拆开来读，也因此对她的写作分享课念念不忘。

此去经年，2021年12月在齐老师的写作营，她作为嘉宾老师再次出现。

一节写作课，她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解的生动有趣，将一场纸上谈兵，布排的环环相扣。有讲解，有模板，正好是我最能理解和容易接受的方式。

最扣人心弦的是她的灵魂三问：自我定位？写作目的？长期目标？

法国作家哈伯特曾经说过：“对于一只盲目航行的船来说，所有的风向都是逆风。”

唐安的三问是给写作小白点亮的灯塔。

在写作路上迷茫的我，一节课听完，似乎对自己做了一次剖析，第－次开始对自己审视，认真的对自己的写作方式和心态都做了调整。

自次以后，我和所有人一样，喜欢听她的分享，以及她对文章的评析。

她评论文章那是真评。

一篇2000字左右的文章，她花40多分钟解析，分析文章的不足，指导此类文章该如何写，同时分享相关内容写的好的文章，相应平台的风格，不同平台的受众群体。

每次看她分析文章，感觉如享受了一次知识大餐，虽然次数很少，但也足够消化好几天。

她解评文章非常狠。

当时就有同学写文章说她的这个狠劲。

说她点评文章是： 惊心动魄，一针见血，拳拳到位。

惊叹于这位同学的形容到位，是因为当时我的想法是： 犀利 。

但是，我喜欢。因为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最难的便是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她批改文章有一个特点，首先请写作者现场回答自己这篇文章的主题、结构、要表达的内容，“100字说明这三点。”

每次看她问出这三个问题我都会出汗，虽然问的不是我，但我会马上跟着思考。继而看自己的文章，便汗颜了。

群里有不少人暗暗擦汗，却又非常期待她的下一次指点，希望自己的写作方法，可以得到她的指导。

我喜欢看唐安和大家聊天，看她聊天，便如看她做人，只言片语，直达主题，干净利落，没有半句废话，也不掺任何假。

这姑娘的知识面宽得让人吃惊，古今中外，方方面面，只要你提一点，她便会迅速给你罗列一堆。

她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熟悉古今文学体裁，字里行间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

她在群里推荐的书都非常好，《古文观止》《看山阁闲笔》《中国文学史》《边城》等。

她鼓励大家多看古诗词，认为古诗词是传统文化瑰宝，其中蕴含的文字力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我更喜欢和唐安聊天，她很博学，有着年龄所不及的通透。和她谈天非常愉快，似乎我们之间二十多个春秋的代沟根本就不存在，每次几个小时的闲聊，只是一晃而过。

她会将写作方法穿插在闲谈中，让我丝毫感觉不到知识匮乏的无力。言语锐利的女孩，对我格外的包容，使我有一份亦师亦友的喜悦，让我在不知不觉中进步。

她的观点非常新颖： 很多知识都可以用反推法，就是用已知的东西转换成未知的，各种知识便可以融会贯通。

她喜读书，善阅读，懂变通。対于她来说，万法归宗，只要掌握秩序链，则所有法则都会迎刃而解。

如她总结： 写作比如学武，别人学会剑招，而我领会剑意，看似无招，实则处处是招，则摘叶飞花即可伤人，做人亦如是。

写作没有技巧，只有熟能生巧，庖丁解牛能够游刃有余，是熟悉了牛的所有结构和脉络。

在她这里，我学写作，也学做人。

对唐安的了解全部来自她自传体的文字，简单朴素的语言，写着一个女孩成长的艰辛与喜悦。

唐安出生于普通人家，十岁以前和奶奶在乡下生活。奶奶首先教会她的便是最基础的求生原则： 不干活就没有饭吃。 强迫她养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习惯和自律能力。

这是人类生存最原始的狼性定律，也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学会了，可以无惧生活中的任何变故。让她可以很自信的说一句： 我在哪，那就是我的家。

奶奶教她的只是生存的真义，要学到更多的知识，只有书本。

唐安喜欢读书，她从五六岁开始，便保持着每天阅读的习惯，25年来从未间断。

看书对于她而言，就跟吃饭一样平常。不停的阅读使她的知识面更广，思想更深刻，这也给了她可以潇洒恣意生活的底气。

她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写作梦， 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挣钱养活自己，过上背着电脑到处去旅游的生活。

她一直在追梦路上努力着，大学期间，写了两百多篇文章，一部近26万字的小说。

毕业后虽然选择了职场，但她始终坚持着写作，关注新媒体写作，利用业余时间看公号文，给自己寻找方向。

直到2018年，成功实现写作变现，“用钱”证明了自己的写作水平后，她毅然放弃月薪两三万的工作，选择成为了一名全职撰稿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目前，她的写作领域涉及剧本、小说、新媒体文等。

正如她自己写的，

我始终庆幸，而立之年的我放弃过很多，

唯独没有放弃过梦想。

正是这份对梦想的偏执，让我从不将就，逐渐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唐安是非常善于阅读的人，她绝不会将时间浪费在无用的文字里，一小时10多万字的阅读量，试问有几人可以做到。

看她的阅读速度，根本就没办法质疑她的自信： 可以硬气地说一句，我的知识面比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人都要广。

作为女人，一定要用自己爱好的一技之长来养活自己。有勇气做自己想做的事，有胆识面对重大压力，才能活的洒脱自在，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折服于她可以碾压很多人的学识，和不在年龄范围之内的通透，以及那份无处不在的自律。

看到过一句话：自律，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它让人一天比一天优秀。

若我所求在逆流之源，雪山之巅，我便一生都做个逆行者！

以纸作舟，笔为长篙，溯游而上。

中流击水，横槊赋诗，笑傲山海，钓尽星月。

一个目标明确，努力不懈的女子，骄傲却不清冷，直爽又不泛热情，真诚又执着，锋利且自信。如一位段位很高的演员，有很多的面，且面面精彩，面面都让人心生欢喜。

唐安说：你遇到的我，是状态最好的我。

她在书海里完善自我，心有山海，身轻如燕，用文字的情怀书写日子里的清欢，煮字疗饥，写字谋生，每天用最好的自己面对生活。

我很庆幸，在恰好的时段遇到最好的唐安，让我怀揣着我的文字梦，温柔余生。

杜甫在艺术上取得具有开创性的巨大成就，为了更好地说明杜诗的艺术成就，我们把杜诗大致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两类来讲。

一、杜甫的叙事诗

杜甫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赞》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他用诗记叙了安史之乱中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反映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种种苦难，而且能以生动、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正如杨义所说：“杜诗的一大本事

，就是把敏锐深刻的诗性直觉，投入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境之中，把事件和情境点化为审美意象，从中体验着民族的生存境遇和天道运行的法则。”（《李杜诗学》下编）。

杜甫的诗描写了具体的情景，包括当时的氛围和人的感情，比单纯的提供历史事件的史料，更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如前面提到的《

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等。这些诗不但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而且比历史事件更为具体生动、感人。杜甫的诗，因为具有“诗史”的特质，所以在叙事诗创作中的成就最值得注意。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叙事诗多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

1．善于铺陈，高度概括。

元稹谈到杜甫诗的艺术时说杜甫善于“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甫诗中用赋法之处很多，但杜甫的“铺陈”，很注意对现实生活作艺术的概括，善于把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浓缩在一些场面中或个别人物形象上。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十个字，揭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洗兵马》中：“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羌村三首》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描写兵荒马乱中，家人相逢的场面，虽然写的只是杜甫一家的遭遇，却反映了广大百姓的悲惨命运。《兵车行》，写的是“道旁过者”和行人的对话，但众多行人的不幸也显示无余。《新婚别》中写的是一个征人妻的痛苦，却集中了安史之乱中无数青年夫妻生离死别的遭遇。

2、精心刻画细节，于细微处见真实。

《北征》是杜甫的名作，他在诗中回忆自己由凤翔到鄜州省家一路上所见所感，诗中写到家的情景：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

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这一段描写相当细腻，通过妻子的“衣百结”，儿女的“垢腻脚不袜”“补绽才过膝”以及补丁上颠倒错乱的图案这些细节，形象地反映了战乱中民不卿生、穷困潦倒之象。

《丹青引》写曹霸的才高运蹇，为了表现曹霸绘画的高超本领，杜甫选择了曹霸为功臣画像的细节：“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精到的细节描写，淡化的是故事性，加强的是真实性。

3、抒情色彩浓郁。

杜甫的许多叙事诗，他是当作抒情诗来写的。杜甫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无法不把自己的爱、恨、同情、怜悯倾注在所描写的事件，所刻划的人物形象上。如《丹青引》中：“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对曹霸的怀奇才而不为世所用，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羌村三首》中，写道自己回到家里后，父老们来慰问，说起世道的艰难，生活的艰辛，“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肺腑之语，句句动人，写尽了动乱年代中诗人对普通老农的体贴又无能为力的心情。

《无家别》是一首优秀的叙事诗，也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诗。诗中以一个当兵的农民的口吻自叙道：“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养，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当他回到思念已久的家中时，才知道老母早已病死，当他再一次被征召入伍时，竟然没有一个可以告别的人！因此他悲愤地说，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读到这样的诗句，谁能不为之动容！

二、杜甫的抒情诗

杜甫抒情诗的数量比叙事诗多，在形式上，有五七言古体，但更多的是近体。杜甫抒情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有：

1．情景交融。

被人推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杜甫流寓夔州后的作品。夔州在长江边，诗中写到的风急、猿啸、鸟飞、木落、江水流逝，都是眼前之景，但是在这些景物之中

，深深地溶进了作者的时局之叹、身世之感。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在“落木”前面冠以“无边”，在“长江”前面加上“不尽”，又用“萧萧”、“滚滚”两个象声词分别形容落叶声、流水声，这就使登高所见的秋景，十分寥廓、声色俱现，而在景物中，显然寄寓着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对自己一生事功的失望、对漂泊四方、寄食于人而又年迈体弱处境的无奈。所以，诗的颈联用十四个字，高度概括了他此时感受到的“八可悲”：“万里，地之远也

；悲秋，时之惨淡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鹤林玉露》）尾联“艰难苦恨”四字，无限沉痛。此诗人称“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他滞留夔州期间，还写下了著名的组诗《秋兴八首》，以下是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人看到的是江峡秋色，引起的是故园之思。他正因眼前开放的丛菊，想起不得不滞留夔州两载的辛酸，耳边传来暮砧之声，又给异乡游子带来更浓郁的乡思。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在景物的描写中，处处有诗人跳动的激情。

2、抒情、议论、叙事熔于一体。

杜甫叙事诗的抒情色彩很浓郁，这一点已见前述。而在他的抒情诗中，也往往情事结合，如《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

秦州杂诗》、《八哀诗》等，因为叙事和抒情的结合，突出了作品的时代色彩。在杜甫的抒情诗中，抒情还往往和议论相结合，特别是在近体诗中。沈德潜说：“读（杜甫）《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不废议论，不弃藻绘，笼盖宇宙，铿戛韶钧；而横纵出没中，复含酝藉微远之致；目为大成，非虚语也。”（《说诗晬语》上）杜甫的议论“带情韵而行”，如《诸将》中：“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讽刺了诸将的只能坐享太平，不能为国分忧；《登楼》中：“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上句对社稷稳固充满了信心，下句警告入侵的吐蕃军队，你们必败无疑。《

蜀相》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既高度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又寄万分感慨于笔端。

3、抒情曲折委婉，跌宕反复。

杜甫的抒情诗真切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喜悦种种复杂的感情。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是杜甫流落梓州时，突然听到叛将史朝义自缢，其部下归降唐军的消息时，惊喜欲狂，冲口而出的，情绪虽非常热烈，但起伏跌宕有致。先写自己初闻时涕泪挥洒，继而看到共患难的妻子也扫去了愁云，于是更加欣喜若狂，要高歌、要酣饮，接着马上作起了回家乡的打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个地名，用“即”、“便”、“从”、“穿”、“下”“向”几个副词、介词、动词连接起来，表达了作者似箭的归心。这首诗一气流注，惊喜溢于字外，人称老杜“生平第一快诗”（《读杜心解》），但是又转宕自如，以曲取势，曲折如意。

《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在诗的第一段，诗人自述平生的理想是“窃比稷与契”，感叹岁月蹉跎：“居然成濩落

，白首甘契阔”，但纵使命运对自己这样不公，还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并不是没想过要远离尘俗，过“萧洒送日月”的日子

，只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无法改变自己的初衷啊！仅仅这第一段，就回旋往复，百转千折，使人感受到杜甫那种仁者的情怀

。

三、杜甫的艺术造诣

杜甫诗在语言艺术上的造诣很高，在叙事诗中，他注意语言的个性化，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身份，运用不同的语言，刻划人物的形象。如著名的“三吏”“三别”，多通过人物的对话和独白来揭示诗歌的主旨、塑造人物的形象，其中《潼关吏》中的对话：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这一段对话，双方神情毕现。诗中的“我”，对潼关的安危极其关心，“修关还备胡”？透露了心情之急切。而关吏的答话表现出他对所筑工事充满了信心，他兴致勃勃地邀“我”四处查看，边看边指点关隘的险要，反映了守关将士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关吏的这八句话，浦起龙评为“神情声口俱活”（《读杜心解》）。而“我”的嘱咐，则表现了诗人思虑的精深。

杜甫诗中大量地引用俗语，造成亲切感、真实感，有助于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兵车行》中：“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前出塞》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新婚别》中“免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都很附合普通百姓的身份和口吻。元稹《酬李甫见赠》诗云：“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高度评价了杜甫诗运用口语、俗语、使诗歌更接近生活的表现手法。但杜甫又十分注意诗句的锤炼，他善于选择富有表现力的字、词用到恰当的地方。如《夏日李公见访》中：“墙头过浊醪”的“过”字，写出了杜甫和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写出了因贫困而陋屋低矮的情景。他不但善于用动词使诗句活泼起来，还善于用副词使诗富于转折变化，如“自”字的用法；“归来始自怜”、“

孤云无自心”、“暗飞萤自照”、“立国自有疆”等，增加了句子的表现力。杜甫重视炼字，他说：“新诗改罢自长吟”，“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正是这种自觉地追求，使他在诗歌语言艺术上达到巨大的成功。所以皮日休说杜诗“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因成一千言》）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正如唐人元稹所说：“上薄风雅

，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也如宋人王安石所言：“至于子美，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

，有淡泊简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杜诗镜铨》附录三）

杜甫转益多师、集众人之所长而成一家之独特风格，风格既统一

，又表现出丰富性。杜甫诗的总体风格，就是他自己在《进<雕赋表>

》中曾说过的一段话：“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企可及也。”杜甫的“沉郁顿挫”虽然指的是他的辞赋，但用来指他的诗歌艺术风格，也是非常准确的。杜甫忧生念乱，仁民爱物，既有济世之志，又遭贫病流离之苦。这里的“沉郁”“顿挫”指作者的诗篇中，有时写得“沉着痛快”；有时写得“沉挚深入”；有时“积健为雄”；有时沉厚纡曲，根底盘深；有时波翻浪卷、起落跌宕，音节上表现着抑扬缓急。

杜甫生活在万方多难，满目疮痍的时代，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一样不幸，作为一个仁厚深沉的诗人，他的诗中流露出深广的忧患意识，各种感情奔突、作用于他的心中，千回百转，欲扬又抑，正是在这种深沉低回、欲说还休中，体现出杜诗的美学特征。

杜甫在以沉郁顿挫为主要风格之外，还具有萧散自然的特色。这一类风格一般表现在写景、抒情诗中，是生活较为安定时期的作品，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三：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

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境界安宁幽静，表现了潇洒散淡、闲适愉悦的情趣。他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漫成二首》其二）等，都写出了自在闲适，无心疏懒的心境和神态。

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想主要是对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影响吧！

不知能不能为你帮些忙

再见！

傲骨嶙峋，卓然特立，十年奔走，天地无情，当赋归去，“自脍鲈鱼买浊醪”。

至正十六年后，朝廷命他为福建行省都事，他无意恋栈。时分省庆元之方国珍欲留其在幕下，高明力辞不从，以礼延教子弟，亦不就，归家也不成，旅居于庆元。元廷任其为国史院典籍官，未之任，“旅寓鄞之栎社沈氏，以词曲自娱”，撰写戏文《琵琶记》。

在宋代温州戏文中，原有《赵贞女蔡二郎》一戏，徐渭《南词叙录》谓“即旧（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高则诚于以改造，将负心蔡伯喈（即蔡邕），改塑为“违心人”：蔡伯喈奉父命违心去应举，被牛相强招为婿进相府，朝廷不准辞官归养双亲，终使他滞留京师，灾荒之年，二亲双双亡故。高则诚把自己仕途蹭蹬中之痛苦与感受，熔铸进主人公蔡伯喈形像中去，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应举为官，招致蔡家一门家破人亡，以此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和仕宦道路之罪恶，人谓整部戏作“纯是一部嘲骂谱”。较之《赵贞女蔡二郎》，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

高则诚尤倾注心于赵五娘形像之抒写。赵氏勇于承担苦难，荒年饥岁，只身一人，竭尽全力奉侍双亲，虽受委屈，始终不渝，成为中国中世纪劳动妇女典型。“高则诚填词，夜案烧双烛，填至（赵五娘）《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询异事也。”

高则诚在《琵琶记》起首云：“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为达动人境地，高则诚取草本反复吟唱，一再修改，决不苟且。“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涎沫，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积之岁月，然后出以示人。”《南词叙录》也有类似记载：“相传，则诚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

高则诚撰成《琵琶记》，极大地提高南戏艺术水平，“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被尊为“曲祖”，“《琵琶记》乃高则诚所作，虽出于纲领，不宜取便苟且，须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须要透彻唱理，方为国工。”广为传演，“浸*胜国，崔、蔡二传奇（指《西厢记》和《琵琶记》）迭出，才情既富，节奏弥工，演习梨园，几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闾阎，每奏一剧，穷夕彻旦，虽有众乐，无暇杂陈。” 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王朝，高明的一些好友和同门如刘基、宋濂、陈基、王袆、赵等，纷纷前往应天效力，朱元璋征召他，以疾辞。不久，患病去世，葬于家乡。《清颍一源集》载其墓地在柏树桥南岸，乾隆《瑞安县志》则谓“在十五者筑坟汇”，有待后人去发现。友人陆德旸以诗哭之：“乱离遭世变，出处叹才难。坠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名题前进士，爵署早郎官。一代儒林传，真堪入史刊”。从诗意看，高明当卒于明初，终年约70岁。 南戏《琵琶记》是高明得以名扬后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时民间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戏文之首”《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在宋代民间讲唱、戏文中，蔡伯喈是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高明却把他改写成孝义两全的正面形象。关于高明作《琵琶记》的起因及剧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多为捕风捉影之谈。姚华《菜猗室曲话》说：“柔克所讥，盖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琵琶记》被称为戏文中的“绝唱”（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它描写人情，真实细腻，婉转曲折，能深深打动读者。剧中双线交错发展，以富衬贫，以喜衬悲，二者成鲜明对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悲剧的气氛，文词以本色为主而又文采斐然。明代王世贞说：“（高）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回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传说高明写剧本时，“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高明墨迹《琵琶记》是把民间戏文与文人创作结合起来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比较成熟、能为雅俗共赏的新阶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获得不同阶层人们广泛的爱好。自它以后，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纷纷起而制作戏文，以致蔚然成风。

《琵琶记》成为南戏创作的范本，获得“曲祖”（魏良辅《曲律》）、“南曲之宗”（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的称誉，对后世的戏剧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还被译为法文、日文，传播国外。中国戏剧家协会曾于1956年在北京召开关于评价、整理《琵琶记》的讨论会。《琵琶记》的传本很多，《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有清陆贻典钞本《蔡伯喈琵琶记》，是保持古本原貌较好的本子。明嘉靖苏州坊刻巾箱本与此相近。1958年在广东揭阳出土的嘉靖写本，也属“元本”范畴，是今存最早的艺人演出本。其余均经后人删改，与原本差异较大。 《琵琶记》标志着南戏从民间俚俗艺术形式发展为全面成熟阶段，是南戏发展史的里程碑。《琵琶记》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高则诚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故被称为“南戏之祖”。

《琵琶记》的结构布置最为人称道。吕天成《曲品》说：“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赵五娘在家乡的苦难景象交错演出，形成强烈对比。《成婚》与《食糠》，《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的很成功的篇章。对比的写法突出了戏剧冲突，加强了悲剧的气氛。

《琵琶记》的词采成就最高，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体贴人情的戏剧语言，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高）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彷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总之，《琵琶记》不论在思想内容上，人物形象上，还是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值得欣赏玩味。因此，《琵琶记》是一部值得弘扬的优秀剧作。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观念，包含有好的和坏的两种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维护父母的绝对利益，要儿子作出无谓的牺牲，作奴隶式的服从，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类的愚孝，这是坏的。有热爱父母，善事父母，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贤孝，这是好的。《琵琶记》意在宣扬贤孝，宣扬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苏州派的主将李玉生活于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有感于时代的风云变幻与震荡冲击，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多部历史剧，它们或直陈亡明史实，或托意历史故事，借以指斥天启朝的腐败，悲悼朱明败亡，歌颂舍身国难的英雄，抒写亡国之痛。翻看李玉的历史剧，就会被这股强烈的悲剧意蕴所感染。郑振铎先生对他的历史剧评价很高，他尤为激赏《千忠戮》，说：“玄玉的《千忠会》，才是真实的以万斛之泪写的，非身丁亡国之痛而才如玄玉者谁能做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69页)笔者欲从性格悲剧、悲剧气氛两方面对《干忠戮》的悲剧意蕴作简要的分析。

一、坚守忠义的性格悲剧

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因此塑造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理想人格，讴歌人的伦理美，积淀成为了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干忠戮》描写了一批忠臣节士，“忠”是他们性格的闪光点，但同时又是把他们推向死亡的催化剂。

方孝孺忠介耿直，一生都以忠义为准则。朱棣答应了姚广孝不杀方孝孺的请求，因为“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列传第二十九》第4017页)，攻下南京后，他立即召见方孝孺，而孝孺却穿孝服、执杖上殿堂，且哭且骂，厉声指责朱棣的篡位夺权。他与朱棣针锋相对，字字如刺，针针见血。当朱棣令他起草禅位、登极诏书时，方孝孺坚决不从：

俺不是李家儿惯修降表，俺不是侍多君冯道羞包。俺不是射君钩管仲与齐伯，俺不是魏征易主佐唐朝。俺只是学龙逢黄泉含笑。纵有三台高爵，九锡荣褒，王封带砺，恩荫儿曹，也搏不得彤管一挥毫。凭着你千言万语，俺甘受着万剐千刀。(《李玉戏曲集》李玉著，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36页，以下引文均据此本)

这些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话表明了他的忠直耿介，可谓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而朱棣则不顾千古骂名将这个“读书种子”杀了，并灭其十族。方孝孺的悲剧是其忠介性情所致，他守住了内心的忠义，舍弃了宝贵的生命。

吴成学、牛景先对建文帝忠心耿耿，为保全建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双忠》一出中，二人削发为僧，扮成一僧一道模样，寻访建文帝。当张玉带兵追上的时候，他们为成就大义保全建文，便扮作建文帝和程济，痛斥“燕藩不道”，大骂张玉“助虐施强暴”，最后双双自刎。作者借程济之口说出了对双忠的感慨与评价：“看血流衰草、血流衰草，骸骨暴荒郊。忠肝义胆，铁铮铮骂贼笑口刀。”程济舍弃骨肉，不避艰险，伴随建文帝流亡数十年而无怨无悔。当建文帝被叛臣严震直捕入囚车时，他不愿苟且偷生，冒死相劝，使严幡然醒悟，羞愧难当自杀而死。

朱光潜先生曾说：“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时的无能为力。”(《悲剧心理学》，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干忠戮》的冲突也正在于此，若朱棣没有叛逆僭越，这场悲剧或许不会上演，文人也会按儒家正统做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一旦这种关系逆反，他们便会“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所以方孝孺、吴成学、牛景先他们“做到了忠君爱国、舍生取义。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义无反顾地采取种种激烈的行为同奸权邪佞直接交锋，殊死斗争，决不苟且偷安，绝不心慈手软，而总是自觉主动地‘烈烈轰轰做一场’。”(《明清文人传奇》，郭英德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他们对道义的坚守与奸人对道义的践踏形成尖锐对立、势难共存，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悲剧主人公超越了自己的生命，不再为生存而生存，而是为道义的延续而存在，达到人身毁灭道义相存结果，这是性格上的悲剧。方孝孺的被杀，吴成学、牛景先的惨死，史仲彬的被屠，都是性格悲剧的展示，悲剧冲突在这里外化为刚毅的性格与现实环境的激烈交锋，现实环境的强大使得英雄的陨落成为既定的事实，悲而怆的行动使读者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与提升。

二、凄惨壮烈的悲剧气氛

《干忠戮》通过营造一个又一个悲剧气氛来张扬它的悲剧精神。这些悲剧以设置凄、怨、悲、壮，通过强烈的矛盾和情感冲突产生动人的力量，使我们不禁陷入了对人生、命运的哲理思考，体会到永久的悲苦意味。

1　对命运骤变的无法把握

李玉是不仕清的明朝遗民，时事的风云变化使他满腔的悲愤只能利用戏剧的方式表达出来，因而这部《千忠戮》融合着作者的个人感情和对时事的思考，意在“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千忠戮》透露出对命运的质疑与无可奈何的认可，剧中的建文帝已不只是失位君主的形象，而是沦亡故国的象征，他的流离、痛苦与悲哀含蓄的表达出明朝遗民深沉强烈的亡国之痛。这与南明覆灭之后大批遗民的思想感情是十分合拍的。《惨睹》一出，建文帝那脍炙人口的“八阳”，不是建文帝在唱，而是李玉在长歌当哭，字字带血，声声含泪，感天地而泣鬼神：

[倾杯玉芙蓉][生唱]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风凄雨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几句唱词包含了建文帝多少的慨叹与悲苦!从一个锦衣玉食的皇帝到一个被逼逃亡的僧人，命运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即便一个皇帝也无法改变。抛开历史，一个皇帝在乱世中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同样是在乱世中忍饥挨饿、生命朝不保夕的平民便如一芥在汪洋中漂流的小船，其去向更无从所知，此刻建文帝的唱词又何尝不是众多人的悲歌呢

2　悲凉环境的营造

郭英德先生说：“戏曲文学意境实质上是舞台形象自身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自觉的追求情景交融，是文人传奇作家的普遍创作倾向。清黄图口说：“情生于景，景生于情；情景相生，自成声律。”(《看山阁集闲笔・文学部。词曲》)情与景是分不开的，情的生发往往有环境作为映衬，而不同环境的形成，又往往伴随着情感的变化。《千忠戮》中这样的描写很多，如第十二出《庙遇》：

萧然四壁窗棂澈，冷风凄楚，雪花飞叠。古寺人声灭，空谷猿啼咽。

凄风冷雪的千山雪景，重燃起建文帝心中的亡国之痛：汹涌澎湃的忧国之情，同时也流溢于这狂风凛冽、炊烟绝少的暮雪冰封惨景。从凄惨的雪景联想到身世的遭遇，继而想到前途的渺茫和家国的忧患。这些景色的描写伴随着建文帝的心理变化及感受，真所谓“景随情至，情为景生，吐人所不能吐之情，描人所不能描之景。”(《看山阁集闲笔・文学部・词曲》)

《千忠戮》的结局不免陷入大团圆的俗套，但丝毫不能掩盖它的悲剧气氛，从朱棣的起兵靖难到忠良的相继被害，再到建文帝的被迫流亡，它的悲剧气氛越来越浓厚，到《双忠》达到了最高潮，既反映了正直文人对忠义的道德信守，又反映了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千忠戮》通篇整体意境既悲且壮，既透彻地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反抗精神，又展现出无穷的悲剧力量。

责任编辑：蒋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