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 风 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写眼前景,寓心中事;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属于即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作者自有这种情怀,遇事便触发了。《东坡志林》中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那么便怎样?“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逗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先说竹杖芒鞋与马。前者是步行所用,属于闲人的。作者在两年后离开黄州量移汝州,途经庐山,有《初入庐山》诗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用到竹杖芒鞋,即他所谓“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者。而马。则是官员或忙人的坐骑,即俗所谓“行人路上马蹄忙”者。两者都从“行”字引出,因而具有可比性。前者胜过后者在何处?其中道理,用一个“轻”点明,耐人咀嚼。竹杖芒鞋诚然是轻的,轻巧,轻便,然而在雨中行路用它,拖泥带水的,比起骑马的便捷来又差远了。那么,这“轻”字必然另有含义,分明是有“无官一身轻”的意思。
何以见得?封建士大夫总有这么一项信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因反对新法,于元丰二年被人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硬说成是“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于知湖州任上逮捕送御史台狱;羁押四月余,得免一死,谪任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丰三年到黄州后,答李之仪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人推搡漫骂,不识得他是个官,却以为这是可喜事;《初入庐山》诗的“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则是从另一方面表达同样的意思。这种心理是奇特的,也可见他对于做官表示厌烦与畏惧。“官”的对面是“隐”,由此引出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来,是这条思路的自然发展。
关于“一蓑烟雨任平生”,流行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从积极处体会词意,但似乎没有真正触及苏轼思想的实际。这里的“一蓑烟雨”,我以为不是写眼前景,而是说的心中事。试想此时“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了,哪还有蓑衣可披?“烟雨”也不是写的沙湖道中雨,乃是江湖上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景象。苏轼是想着退隐于江湖!他写这首《定风波》在三月,到九月作《临江仙》词,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之句,使得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后大吃一惊,以为这个罪官逃走了;结合答李之仪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而自觉可喜,他是这一种心事,在黄州的头两三年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出来,用语虽或不同,却可以彼此互证,“一蓑烟雨任平生”之为归隐的含义,也是可以了然的。
下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实。不过说“斜照相迎”,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词序说:“已而遂晴,故作此。”七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他对于这一路上的雨而复晴,引出了怎样的感触来呢?
这就是接下去的几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萧瑟,风雨声。”“夜雨何时听萧瑟”,是苏轼的名句。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圜,必定有雨过天青的遭际吗?既然如此,则如黄庭坚所说的,“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谪居黔南十首》),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那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来去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江湖上,即使是烟雨迷蒙,也比宦途的风雨好多
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爱情”两个字,人们常说:好辛苦!
这样的感情体验,到了纳兰性德笔下,获得了这样充满诗意的表述:”辛苦最怜天上月“!
不是吗?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等得好辛苦,盼得好辛苦!
人间夫妇,往往如此。
词人夫妇,更是如此。
“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菩萨蛮》)纳兰性德身为宫中一等侍卫,常要入值宫禁或随驾外出,所以尽管他与妻子卢氏结婚不久,伉俪情笃,但由于他的地位独特,身不由己,因此两人总是离别时多,团圆时少,夫妇二人都饱尝相思的煎熬。
而今,仅仅是婚后三年,卢氏年仅二十一岁芳龄,竟然离纳兰性德而去了,这更是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终生痛苦与遗憾!
特别是因为,卢氏不仅与纳兰性德是一般意义上的夫妻,他们更是胸襟、志趣都非常投合。纳兰性德的同年、平湖词人叶舒崇有文云:“抗情尘表,则视若浮云;抚操闺中,则志寸流水。于其殁也,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多。”由此足见纳兰性德与其亡妻深具的琴瑟音通的心谊。
在难以消释的痛苦中,纳兰性德心中的爱妻逐渐化作天上一轮皎洁的明月。词人在《沁园春》序言中写道:“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能复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
这是一个凄切的梦,也是一个美丽的梦。纳兰性德希望这个梦真的能够实现,希望妻子真的能向一轮明月,用温柔的、皎洁的月光时刻陪伴着自己。他还想:如果高处不胜寒,我一定不辞冰雪霜霰,用自己的身、自己的心,去温暖爱妻的身、爱妻的心。
人们不会忘记《世说新语》中那段凄恻动人的故事:“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荀奉倩就是荀彧之子,其妻曹氏,是曹洪的女儿。荀奉倩为伤悼爱妻而亡,死时年仅二十九岁。荀奉倩与纳兰性德的感情经历说明,夫妇之间的冷暖本来就是相通的。不论是同在人间,还是已有人天之隔。由此我们想到,纳兰性德将自己的词集名由〈侧帽〉改为〈饮水〉,虽是去〈五灯会元〉道明禅师答卢行者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语意,但其情感内涵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吧。
尽管有美丽的梦,但那终归是梦。尘世因缘毕竟已经断绝,令人徒唤奈何。
惟有堂前燕,依然软踏帘钩,呢喃絮语,仿佛在追忆这画堂深处昔日洋溢的那一段甜蜜与温馨……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李贺〈秋来〉)泉下之人悲情不已,后死之人愁恨未歇。来年春日,那烂漫花丛中形影相随、双栖双飞的彩蝶,一定是词人与爱妻的精灵所化……
蝶恋花·出塞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性德悼亡伤逝之词哀感顽艳,令人不忍卒读,边塞行吟之篇则清怨苍凉,另是一番风味;但一个“情”字却是共同的。谢章铤说:“长短调并工者,难矣哉。国朝其惟竹坨、迦陵、容若乎。竹坨以学胜,迦陵以才胜,容若以情胜。”(〈赌棋山庄词话〉)而读这首词,深知谢氏此言不虚。
这首出塞词,当为纳兰性德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奉命与副都统郎谈等出塞远赴梭龙途中所作,那时他二十九岁。
“今古河山无定据”,是一句断语,也是词人的感叹。它横空出世,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之慨。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的深沉,哲学家的睿智,以及文学家的深情。
情语之后,紧接以景语:“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词人挥舞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充满动感的边塞景物图。这既是眼前的实景,又使人联想起历史上的一幕幕活剧。这里有秦始皇“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有“汉家自失李将军,单于公然来牧马”;……等等,等等。画角声声,牧马频骤,这不正是“今古河山无定据”的形象写照吗?
岁月倏忽,往事已矣。今天,当词人风尘仆仆,奔走在边塞道路上的时候,只间满目荒凉,惟有如火如血的片片枫叶在萧瑟西风中飘摇,似乎在诉说着无穷的幽怨……
词人仿佛听见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呐喊,也仿佛听见了“出师为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仰天长叹……
词人仿佛看见了“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美人身影,也仿佛听见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哀伤旋律……
不论是肝肠如火的英雄,还是色笑如花的美人,不论是彪炳青史的古贤,还是俯仰古今的来者,都笼罩在这一往深情之中。不信,请看那深山夕照,深秋烟雨……
《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纳兰性德是清代词坛的一个“异数”。所谓异数,不光指他以濡染汉文化未久的满洲贵介公子之身昂然屹立于清词坛坫,成为词之中兴期屈指可数的几座高峰之一,更由于在如今学界和大众皆普遍漠视清词的大背景下,纳兰独能赢得广泛的青睐,获致超常的“礼遇”。据台湾黄文吉教授的统计,1912-1992八十年间计有清词研究成果1269项,其中纳兰独得171项,仅次于另外一个更大的“异数”王国维而屈居次席(详请参拙作《十年来的清词研究》,《古典文学知识》2005年1期)。其后的十几年来,关于纳兰的研究更是风起云涌,恐怕早超过了前八十年的总和。降而论之,在梁羽生名著《七剑下天山》中,纳兰曾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配角出现,金庸《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与乾隆皇帝首次对话引用的也都是纳兰词作。而据媒体报道,北京近年出现了规模很不小的“纳兰追星族”,甚至到了定期沙龙集会的程度。造成这种种令人惊讶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点恐怕必须考虑,那就是在纳兰的文学创作成就之外,这个惊才绝艳的词人身上那种“不是人间富贵花”的神秘而凄美的情怀像磁石一般散发出的强劲而持久的吸引力。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以太子胤礽小字成哥,避讳改今名,字容若,别号楞伽山人。先世为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族,明代末叶为建州女真所吞并。性德曾祖姑被努尔哈赤纳为妃子,生清太宗皇太极。纳兰家族属正黄旗,其父明珠,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傅,为康熙朝前期著名权相之一。性德十六岁(1670)以诸生贡入太学,次年举顺天乡试,再次年会试中式,以寒疾未应殿试。康熙十五年(1676),性德正式成进士,选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清初制度,侍卫不仅是侍从武官,出入扈从,且主传宣,与闻机密,是非常重要的职务。纳兰深得康熙帝眷爱,如果不是早逝的话,其政治前途将不可限量。
但就是这样富贵至极的家世,纳兰身上却非但毫无新贵的骄矜倨傲,反而情思抑郁,“惴惴有临履之忧”(严绳孙《成容若遗集序》),屡屡声称“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金缕曲》),甚而每当登临出塞,特多萧条凭吊之语如“马首望青山,零落繁华如此”(《好事近》)之类。如此特殊的心迹,使他能够在清初满汉之大防非常严峻的时段获得很多世所称“落落难合”的“一时俊异”,如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严绳孙、姜宸英等的友情。就中他与顾贞观尤其交称莫逆,并应贞观之请营救“科场案”名人吴兆骞,并生馆而死恤之,被普天下传为佳话。这些矛盾悖反的现象集于一身,使这位天才贵公子愈发显得迷离莫测,自然也引起了种种匪夷所思之猜度。有人说他因先世为爱新觉罗氏所灭,故怀隐恨于满清王朝,有孤臣孽子之心绪。有人则以为他奉有康熙帝“密旨”之类笼络监视汉族文人。凡此皆无根无凭,作为思路不妨事,引为实据则容易闹笑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夏五月,刚过而立之年的纳兰性德永远阖上了他英迈多情的双眼,令时人也令后人满掬同情惋惜之泪。其早逝的直接原因自然是纠葛缠绵了十余年的寒疾(参见李雷《纳兰性德与寒疾》,《文学遗产》2002年6期),可他因为官场倾轧、爱妻早丧所造成的双重凄苦心理也不应漠视。纳兰身后,其乡试座师徐乾学为刻《通志堂集》二十卷,内有赋一卷,诗、文、词、渌水亭杂识各四卷,杂文一卷,附录二卷,可以觇见其经史文辞多方面的造诣。其中词集先后以《侧帽》、《饮水》名之,今存三百五十首左右,得名最盛,当时即有“远轶秦柳”、“传写遍于村校邮壁”之说(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文》)。纳兰于词不喜南宋诸家,好研习五代北宋之作,而最爱李后主,其《渌水亭杂识》云:“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其自身情性气质、词风的幽艳真挚、令人不忍卒读的凄惋确也近乎李煜,而其实他并不自缚于南唐一家,某些篇章中特具的那种豪放苍茫绝非后主所能包举。此殆由时代升降之故,可也不必讳言天挺其才的罢。
就题材论,纳兰成就最高的无疑为爱情词,个中悼亡之作又为翘楚,足称“北宋以后,一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其余如塞外旅愁、友朋酬赠之作亦极有特色,在词发展史上作出了卓特的贡献,因而无愧于满洲第一大词人之地位论定,也无愧为整个清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但这也就是对他最高的评价了,有人出于偏好,对某些旧说不加审辨,竟直接谥之以“清代词坛第一人”,甚至“清初学人第一”,那就未免有点过分了。这样不切实际的夸张只能造成歪曲和混淆,并无助于认知纳兰的真实面目。
诗歌欣赏,无论中外都有一些共同规律。比如说,都要把握诗人的情感脉搏,追求诗的意境美;都要驰骋想像的翅膀,获取言外之旨的蕴藉美;都要反复吟诵,领略诗的形式美和音乐美等等。然而,欣赏外国诗与欣赏中国诗又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原因:首先,是外国诗同中国诗本身的差别(需要说明,外国诗这个概念极其宽泛,除了中国诗以外,世界各国的诗都可以包括在内。其中有些东方国家如朝鲜、日本等,它们的诗或受中国影响,或同中国诗比较接近,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外国诗中的西方部分,以欧美诗为主)。每一国的诗都植根于它民族的土壤,反映着不同的民族生活、时代风貌、社会习俗,在诗体、风格、形式上都自有特色。拿中国诗同西方诗相比,中诗重抒情,西诗重叙事;中诗以简隽短篇为优,西诗以长篇史诗见长;中诗讲含蓄,西诗多明朗……差别甚多,论诗的标准自然也有所不同。其次,是翻译的转折。诗是所有文体中最难翻译的,因为诗的音韵,诗的内涵是很难翻译而不受损伤的,无论是直译(按字义译),还是意译(按意思译),都将丧失许多原诗的精彩,甚至面目全非。正像茅盾先生所说:“诗经过翻译,即使译的极谨慎,和原文极吻合,亦只能算是某诗的Retold(译述),不能视为即是原诗。原诗所备的种种好处,翻译时只能保留一二种,决不能完全保留。”(《译诗的一些意见》)阅读译诗比起欣赏外国诗的原作,意趣锐减,不可同日而语。再者,是读者的口味。中国人吃面包香肠,总觉得不像正式饭食。中国历来以诗国著称,自己有世界上最丰富宝贵的诗歌遗产,唐诗宋词几乎家喻户晓,从而也养成了我们自己的欣赏习惯,审美趣味,中国人往往以欣赏中国诗的眼光、心理去鉴别外国诗的优劣,这就容易发生偏差。
以上三方面因素造成了我们在欣赏外国诗时的一种隔膜感和心理障碍。那么,欣赏外国诗究竟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怎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公允地去评价、鉴赏外国诗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不宜苛求外国诗的音韵美。
我国明代诗人谢榛说过,好诗应当是“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四溟诗话》)。这四条标准里,除了第四条外,前三条讲的都是诗的语言美和声韵美。黑格尔也曾说:“至于诗则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惟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谓富于意象的富丽词藻还更重要。”的确,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吟诵如歌、悠扬悦耳,是诗的魅力之一,这对于格律诗来说尤为重要。自由诗虽无严整的格律,但仍需用别种方式体现出它的语言美和声韵美。
然而,这种语言美和声韵美,一旦换了一种别国语言,它的美也就至少丧失大半了。因为各国的语言结构和特征差别很大,翻译主要是词语和意思的转达,却不可能转达语音。英国诗人雪莱在《诗辩》中曾说过,“诗人的语言牵涉着声音中某种一致与和谐的重现,倘若没有这种一致与和谐的重现,诗也就不成其为诗了。”所以他认为“译诗是白费力气。”这话虽然失之偏激,但有相当的道理。比如,我们读一下梁宗岱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十八首: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你不独比他可爱也比他温婉;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他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给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终于凋残或销毁。
但你的长夏将永远不会凋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在,并且赐给你生命。
译者严格遵照莎翁的十四行体的格律,以四、四、四、二的句式,译成ABAB(天婉践短)CDCD(烈蔽折毁)EFEF(落芳泊长)GG(睛命)的韵式,译得很显匠心,文词优美,诗意甚浓。但这种韵律适用于英语的特点,却不适合汉语。我们读惯了中国诗的押韵方式(或一韵到底,或偶句押韵等),对于莎氏的这种韵律仍难感受到它的音乐美。
再如,雪莱的《西风颂》有许多模仿西风劲烈的声音,尤其是它的开头:
OwildWestWind,thoubreathofAutumn’sbeing,(哦,犷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
用英语朗读起来大有西风扫荡一切的磅礴气势。魏尔伦的《泪洒落我的心》里,诗人大量采用了回旋韵(即每一节首尾两行重复同一词作韵)和谐音词(如ilplenre\|ilplent哭泣—下雨)造成一种和声共鸣的效果,来表达诗人心中难以排解的苦痛。尽管我们的译家尽了很大努力,体现出了原诗的部分风貌,但朗读英文和法文原诗的音韵效果用中文是绝难体现的。所以,我们欣赏外国诗,主要是读它的内容,对诗的音乐美不能苛求,外国诗的朗诵效果一般是不理想的。
当然,诗的音韵美并不全靠外在的语言的音乐性,还需依靠内在的情感的韵律,即诗人情绪和情感波动的节奏。这种情感的韵律美同语言的音韵美,原是互为表里、和谐统一的。译诗虽难传达语言的音韵美,却可以较多保留情感的韵律美,这对自由诗来说更为明显。所以在译诗中,自由诗比起格律诗来,在音韵上的损失要小得多。何况还有一些外国诗,语言的音韵美也可以不同程度地翻译过来。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主要靠阶梯式的鲜明的节奏,字句又简短劲健,朗诵起来铿锵有力,很有感染力。由此可见,外国诗的音韵美并非全都丧失,只是不要像欣赏中国古典诗那样期望过高而已。
二、不宜寻章摘句,一味追求文词美。
诗的语言是高度精炼的,汉语又大多是以单音字为基本单位,欣赏中国诗往往着眼于字词之美。我国古典诗歌一向讲究炼字、炼句,有“诗眼”“词眼”之说。这些“诗眼”“词眼”大多能起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融贯全篇的作用,所谓“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所谓“一字妥贴,则全篇生色”。因而,从齐梁时代的诗论、文论巨著《诗品》《文心雕龙》始,就有了寻章摘句评诗的先例。寻找名句、佳句,并细加玩味,成了我国读者的一种欣赏习惯。
外国诗里固然也不乏名句、警句。像雪莱《西风颂》中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像歌德的一些格言诗,像日本一些精彩的俳句,也很受人喜爱。因为外国诗也讲究语言的锤炼,讲究文词的华美。古典长诗不说,即便是现代派诗人的即兴之作也随处可见其用语之精妙,读读庞德的《地铁车站》、艾略特的《窗前晨景》就可见一斑。
然而,外国诗的语言美,主要不在于个别字、词的妥贴上,能称之为名句传世的,也远不像中国古诗那样多。外国诗语言的魅力大多是以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即使有些警辟的妙句,也往往离不开前前后后的整体结构,很难脱离全诗单独摘出,而不受损伤。比如莎翁的十四行诗,其结尾两句大多称得上是诗中警句,但它一般是全诗的总结,离开了前面十二句,只读最后两句是会深感逊色的。这同中国古诗里摘出某些名句可以独立欣赏是不一样的。倘同中国诗比较的话,它似乎更接近于那种“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
三、不可拘泥于欣赏中国诗的传统习惯。
正像白色在中国显示丧逝,在西方表证婚喜,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心理、习惯,在欣赏诗歌方面同样如此。诗,所以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很重要原因在于它能激发起读者的联想,得到言外之旨,弦外之音的乐趣。巴尔扎克曾在《幻灭》中说:“真正懂诗的人会把作者诗句中只透露一星半点的东西拿到自己心中去发展。”艾略特也说:“一首诗对于不同的读者可能显示出多种不同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可以看作是一块激发人想像的多棱宝石,人们从不同角度,借助于不同的光照,可以焕发出绚丽缤纷的不同光彩。一般说,能够激发起读者的联想愈多,这诗的诗味就愈浓,也就愈值得人欣赏。所以雪莱把诗解作“想像的表现”。
激发想像的多寡固然主要取决于诗本身的优劣,但也同读者的文化阅历、审美趣味相关,还同读者的心理素质、欣赏习惯以及想像力有关。就拿欣赏心理和想像力来说,我国的读者读中国诗,一见到“柳”字就会联想到春天,想到爱情,想到送别,想到缠绵;一见到“月”字马上会联想到思亲,思乡,团圆等。这是因为我国读者在中国古诗中见惯了这类诗句,诸如“客舍青青柳色新”,“杨柳岸,晓风残月”,“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类。柳色伤别,望月思乡,已积淀成了我国民族的传统心理(我国人民对中秋团圆的重视即是一例)。所以,狄德罗说:“鉴赏力是由于反复的经验而获得的敏捷性”。可是,外国人对柳、月之类就未必如此。外国诗人很少咏柳,专写月亮的也不多,而且一般不把它同爱情、思乡直接联系到一起。这里既有民族的心理差异,也有语言习惯的不同。英国语言学家瑞恰兹认为科学的语言是“指称性的”,而诗歌的语言却是“感情性的”。故而同一词语在不同人心里往往会引起不同感受。这在语言学上叫做“语感”。夏丏尊曾说:“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赤’不但解作‘红色’,‘夜’不但解作昼的反面吧?‘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寞等等说不尽的意味吧?”(引自《叶圣陶论创作》)很显然,这种语感的差别,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来说,无疑相距很大。中国把杜鹃当作哀怨的化身,有“杜鹃啼血”之说,李商隐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而在华兹华斯的名诗《致杜鹃》里,却把杜鹃称为“欢乐的鸟”,激发起诗人的是美好的童年回忆;中国很少有人写诗咏唱玫瑰,玫瑰在中国人心目中十分平凡。但在西方,玫瑰却是爱情的象征,是西方人最喜爱的花种,咏赞玫瑰之作多不胜数。彭斯的名诗《一朵红红的玫瑰》,中国人读来未见十分出色,在西方却几乎家喻户晓,传诵不绝。这就告诉我们在欣赏外国诗时,不能用我们固有的心理定势和传统习惯去衡量,而要依据所在国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去加以理解。对于中西诗风的差异也同样如此,中国人喜爱含蓄美,并不能因此轻视西诗的明朗美;中国人不喜爱读长诗,也不能因此贬低西方史诗的价值。
赏析:
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
原文: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宋代: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译文:三月七日,在沙湖道上赶上了下雨,拿着雨具的仆人先前离开了,同行的人都觉得很狼狈,只有我不这么觉得。过了一会儿天晴了,就做了这首词。
不用注意那穿林打叶的雨声,不妨一边吟咏长啸着,一边悠然地行走。竹杖和草鞋轻捷得胜过骑马,有什么可怕的?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照样过我的一生。
春风微凉,将我的酒意吹醒,寒意初上,山头初晴的斜阳却应时相迎。回头望一眼走过来遇到风雨的地方,回去吧,对我来说,既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天晴。
扩展资料:
沙湖:在今湖北黄冈东南三十里,又名螺丝店。狼狈:进退皆难的困顿窘迫之状。已而:过了一会儿。
穿林打叶声:指大雨点透过树林打在树叶上的声音。吟啸:放声吟咏。芒鞋:草鞋。一蓑烟雨任平生: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一蓑:蓑衣,用棕制成的雨披。
料峭:微寒的样子。斜照:偏西的阳光。向来:方才。萧瑟:风雨吹打树叶声。也无风雨也无晴:意谓既不怕雨,也不喜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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