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诗歌流派?

婉约派 李清照

新月派 江河

中国现代诗歌流派简述

初期白话诗派 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诗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其后，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刘大白、朱自清等人竞相尝试，李大钊、鲁迅、陈独秀也写新诗，形成了体现文学革命最初实绩的“五四”新诗运动。他们因在否定旧诗、探索新诗、致力于诗的自由化、白话化方面显出共同的有意的努力，且在诗歌风格方面有一致之处，我们将其称为初期白话诗派。代表作有：《尝试集》（胡适）、《冬夜》（俞平伯）、《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卖布谣》《田主来》（刘大白）、《三弦》《月夜》（沈尹默）、《草儿在前》《别少年中国》《鸭绿江以东》（康白情）、《小河》（周作人）

初期浪漫主义诗派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诸诗人组成的新诗派别，他们用磅礴的气势、创造的精神、心灵的激情和罗曼谛克的宣泄开了一代诗风。代表：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后三者后来融进了现代主义诗潮）。作品以郭沫若的《女神》最为出名。

“为人生”诗派 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二十年代阵营最强影响极大的文学社团，其主要成员朱自清、叶绍钧、刘延陵、俞平伯等紧接着在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并于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 派。主要代表作：诗集《踪迹》（朱自清）、《歌者》《永在的真实》（徐玉诺）、诗集《春水》《繁星》（冰心）。

“湖畔”诗派 1922年3月，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等在杭州西子湖畔组成了湖畔诗社。其后，又有魏金枝、谢旦如（谵如）、楼建南（适夷）等人加入，形成了湖畔诗派。他们的作品以抒情短诗为主，表现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对自然的向往。代表作：《妹妹你是水》（应修人）、《伊的眼》（汪静之）、《落花》（冯雪峰）、《月夜》（潘漠华）。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其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积极提倡现代格律诗，团结了一大批新诗人，如刘梦苇、朱湘、饶孟侃、林徽音、于庚虞、蹇先艾等人，形成了新月诗派。其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新诗的格律化，主张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代表作：《死水》（闻一多）、《示娴》（刘梦苇）、《采莲曲》（朱湘）、《再别康桥》（徐志摩）。

象征主义诗派 象征主义诗潮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其主张：“诗不是为了说明，诗是值得表现的”，表现的题材领域是生、死、病、残、梦、幻、爱、欲，追求的风格是“幽深、晦涩和含蓄”，即“从意象的联结、企图完成诗的使命”。中国象征诗派的开创者是李金发。代表作《弃妇》。另外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

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是新月派与象征派的合流。其代表是：戴望舒、施蜇存、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曹葆华、番草、废名、侯汝华、金克木、李白凤、林庚、玲君、路易士、吴奔星、辛笛、徐迟、孙毓棠、南星等。代表作：《雨巷》《我用我残损的手掌》（戴望舒）、《预言》（何其芳）、《断章》（卞之琳）、《乡愁》（李广田）。其中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被称作“汉园三诗人”。

中国诗歌会诗派 此派因诗歌团体而得名。中国诗歌会是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革命诗歌团体，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穆木天、任均、杨骚、蒲风等。1933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捉住现实”是其宗旨。这一流派的诗人还有王亚平、温流、关露、石灵、田间、柳倩、林林、袁勃、雷石榆、窦隐夫等。代表作：《动荡的故乡》《六月流火》（蒲风）。

七月诗派 由《七月》杂志（1937年9月创刊于上海）得名，指活跃于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杂志以及《七月》丛书的诗人群，主要有鲁藜、绿原、冀汸、阿垅、曾卓、芦甸、孙钿、方然、牛汉、天蓝、彭燕郊、邹荻帆、庄涌、杜谷、贺敬之、胡征、化铁、艾青、田间等人。代表作：《为祖国而歌》（胡风）、《我爱这土地》（艾青）、《给战斗者》（田间）、《纤夫》（阿垅）等。

晋察冀诗派 因地区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山西、察哈尔、河北、热河、辽宁五省交界地区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末，“抗战文艺工作团”、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学员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先后从延安到这里。西战团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方冰等到人的战地社于1939年1月创办了诗刊《诗建设》，抗大学员丹辉等人成立了“铁流社”，1939年3月创办了诗刊《诗战线》。以战地社和铁流社为中心，形成了晋察冀诗派。41年7月3日，成立了晋察冀诗会，田间任主席，邵子南、魏巍、陈辉为执委。会员有沙可夫、杨朔、方冰、王炜等30于人。

九叶诗派 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这个流派主要成员有九位（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是、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杭约赫），他们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一个以现代主义为特色的诗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九位诗人的选集《九叶集》，此后，人们便称他们为“九叶诗派”。代表作《布谷》（辛笛）、《冬日黄昏桥上》（陈敬容）、《挖煤工人》（唐祈）、《噩梦》（杭约赫）、《春天》（郑敏）。

民歌叙事体诗潮 四十年代，解放区出现了一批民歌体长篇叙事诗。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漳河水》和《圈套》、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和《野女儿》、田间的《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等。这些诗篇的出现，表现了延安整风后形成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思潮。

一是按时期划分，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派别。 二是按人物划分，有古典诗人、浪漫主义诗人、现实主义诗人三大类。 初唐的代表人物是陈子昂，盛唐的代表人物是李白、杜甫，还有山水田园派诗人王维和边塞诗人岑参、王昌龄、高适。中唐：白居易 晚唐：李商隐、杜牧。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繁盛时期,诗歌的风格流派千姿百态,绚丽多彩如王维 的田园诗恬静幽美,李白的诗歌奔放飘逸,杜甫的诗沉郁顿挫,白居易的诗 通俗平易,李商隐的诗精工秀等是诗人的性格,气质,阅历,素养等方面的 写照 唐朝建立迎来了诗歌发展的第一阶段初唐诗歌的创作大多蕴涵南朝的浮 艳风格,题材狭窄,缺乏真情实感武则天时期,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 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圹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才调琮横,气象宏阔,声律及 风骨有的唐诗得以正式形成 盛唐时期的诗人,对国家和民族豆油一种自豪感,他们大多热心功名,胸怀 大志,志气高远,这使他们的诗歌不仅富有风骨,而且比建安诗人更带高昂 明朗的基调,蓬勃旺盛的情感,磅礴壮大的气势 盛唐诗人开创了众多流派,以高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浪漫主 义中的一个重要的派别,以孟浩然,王维等代表山水田园诗派,描写山川的 自然和田园闲适生活,使山水的内容更加丰富盛唐是诗歌发展的高峰,开 元盛世特殊的环境造就了李白的诗内容广泛,想象丰富,豪情奔放,神采飞 扬,充分表现了盛唐士人的自信与抱负,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 安史之乱后,诗歌的风格表现为沉郁顿挫,语言精练,叙事严谨,真实反映唐 朝由盛转衰晚唐的唐朝衰落期,在这末世中,出现了大量咏史诗人,他们身 上映照着黯淡的落日余辉,发出的是衰世的悲凉,诗歌中带有深沉的感伤

　　古诗常见流派

　　悲凉慷慨质朴自然的建安诗派

　　建安时期，由于曹操父子的喜好与倡导，在他们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如以王粲为最高成就的“建安七子”。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质朴自然的诗歌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他们的创作一般采用五言形式，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风的形成，一方面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世情世风有直接关系，他们诗中慷慨激越的情思，刚烈节气的风骨，可以说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真切体现；另一方面，他们诗歌中所表现出的自然天真的审美情趣，又与他们通脱自然、无拘无束的个性不无关联。

　　《世说新语·伤逝》中有一则轶事，讲文帝曹丕为大诗人王粲送葬，因王粲生前喜听驴鸣，文帝便叫部属都学一声驴鸣，为诗人送行。连贵为皇帝的曹丕也如此爽气随便，至于“建安之杰”的曹植及曹操父子周围的文人们任气使才的情形也就不难想像了。正是这种不羁的个性，“便产生了大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反映在诗歌创作之中，不管是喜怒哀乐，还是悲愤忧思激昂慷慨，诗人的感情均真挚细腻，自然率真。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白马篇》可为佐证。

　　尚险怪重心性的韩孟诗派

　　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在诗歌理论及创作方面，他同孟郊、李贺等一群仕途阻塞、时命舛蹇的寒士一道，大胆地摆脱传统诗教的束缚，一改盛唐以丰腴肥润为美的审美时尚，努力追求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以“不平则鸣”为创作理论，形成了重神尚骨，以奇险怪异为审美的一个诗歌流派。在创作中，这派成员除对杜甫、李白的自觉接受与推崇外，还主动从禅宗及佛教思想与艺术中吸收合理成分，把“心”当作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们的创作，表现的往往是自己心灵的历程，尤其是李贺，他的有些诗，干脆就写一个虚构的世界，以曲折地宣泄他内心的幽微。他常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自己虚构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其诗想像离奇怪诞，往往使人感到虚实不定，跳跃怪奇，不可确解。韩孟诗派的成员在语言方面也有大的变革，他们力求“陈言之务去”。

　　尚功利求通俗的元白诗派

　　元白诗派是中唐与韩孟诗派并举的一个诗歌流派，代表诗人除元稹、白居易外，还有我们熟知的《悯农》的作者李绅等人。这派诗人承沿了儒家传统的政教文学观念，创作偏重于追求诗歌的政教功能与通俗表现。

　　元白是自觉地将社会现实、政教功能与通俗表现三者融合在诗歌创作中的典范。他们主张以诗“干教化”，尤其是白居易，他鲜明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要求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在他们看来，诗乃是一种手段，而教化民心、治理国家才是目的。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写作中他们力求通俗，主张务浅求尽，“言人所共欲言”，不作含蓄之态，不留余韵之味。

　　以新乐府为主体的讽喻诗是元白尚功利求通俗创作思想的产物，这些作品“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如我们已学的《卖炭翁》，在白居易50首新乐府诗中，它可算得上艺术性强，颇有感染力的上乘之作，但读后诗人既定的揭露“宫市”弊政的主观意旨及“欲闻之者深戒”的讽喻目的仍极为明晰。元白这类作品思想性往往高于艺术性，他们艺术造就最高的是感伤诗，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等。

　　声势大内蕴小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形成于北宋后期，由黄庭坚、陈师道直接开启，经吕本中、曾几、陈与义努力发展，到宋末由方回作最后的总结。从总体上看，这派诗歌表现范围多侧重个人与书卷生活，内蕴狭小。

　　黄庭坚的诗是江西诗派的旗帜。他作诗论诗，主张多用典故、奇字，并且讲究“规矩”，对诗律的谐合与辞意的雅赡均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对诗歌创作的具体操作程序也作出了规范的模式，因而师效者众多。黄庭坚擅长援用习见之语另生新意，或撷取前人创造的意象，翻出新境，如其《登快阁》一诗中“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前句用杜甫诗中“落木”，后句用谢眺诗中“澄江”，但在他的笔下，既不像杜甫《登高》诗那样的衰飒悲凉，也不像谢眺《远登三山还望京邑》诗那样的绮丽平静，而是展现出一个寥廓高远的世界。

　　引人哲思的理学诗派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是一首理学派的小诗。诗人“胜日寻芳”，自然风光优美怡人，然整首诗的真谛却不在于展示春日景色的优美，而在于阐述作者由自然美景而引发的关于义理的思考，即“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诗中的“寻芳”，实为探究自然事理的契机，而“万紫千红”的“无边光景”也蕴含了引导诗人由思理而走向领悟的愉悦。这首从闲适生活中见出“道理”的小诗，既体现了作者深刻的哲学思考，又显示出奇特活泼的艺术情趣。

　　理学诗派从其创始人北宋的邵雍开始，大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诗中说“理”，尤其是说儒家的“理”，在他们看来，诗不能“明理”，就不是好作品；二是其诗不受诗法诗律的束缚，因而他们特别推崇古诗；三是诗风平实坦易，因为他们一贯主张创作要自然，反对雕琢。

　　现代诗歌有浪漫派，代表人物郭沫若，新月派，代表人物徐志摩，象征派，代表人物戴望舒。

　　补充：

　　现代诗歌‍是指“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诗歌。中国近现代诗歌的主体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接近群众的白话语言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科学民主的革命内容，以打破旧体诗 格律形式束缚为主要标志的新体诗。“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

具有同一创作风格的诗人组成的群体。比如“朦胧诗派”，“后现代诗派”等等。不仅诗人，其他作家有派。比如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等等。诗派的产生，是诗人创作风格成熟的表现。

比较典型的：

边塞诗：如王昌龄

山水田园：如王维、孟浩然

现实主义：如杜甫

浪漫主义：如李白

还有其他不好分的，李商隐、杜牧、张九龄等等。

苏轼,辛弃疾

豪放派:苏轼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等 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内容。

辛弃疾 《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破阵子》（罪里挑灯看剑）《永遇乐》等 多以国家民族为题材，表达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

张元干《贺新郎》等 情调苍凉，风格豪迈

张孝祥 《六州歌头》等 风格接近苏轼，悲壮凄凉，多表现不能收复失地的壮志难酬的感慨。

婉约派：柳永 《雨霖霖》语言明畅通俗，多用口语，感情凄婉，音律谐婉，但有些词比较庸俗。

秦观 《鹊桥仙》等风格轻柔，善于刻画鲜明的形象。

李清照 《声声慢》《一剪梅》《如梦令》《醉花阴》等 前期的词多表现闲适生活，妩媚风流，后期作品多抒发身世之感，感情凄苦低沉。

婉约派与豪放派词风比较

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耸立着争雄对峙、相映生辉的两座奇峰；这就是以柳永、李清照为旗帜的婉约派和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顾名思义，婉约派和豪放派显然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词风。那么，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不同之处？这里，我觉得应该注意历代评论家、作家概括豪放派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苏轼的词的创作特色时常用的一句话，即“以诗为词”（见《后山诗话》等）。评价苏轼的褒贬双方都众口一词，可见此说是有道理的。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很赞同中国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的说法：“词的诗化，并不是取消词作为独立文学样式的体制和格律，而是意味着词的题材的扩大，作家个性更鲜明的呈现和语言的革新。”我想基于此还加上音律的突破一条，从题材、形式（包括音律、语言）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试对婉约派和豪放派的不同词风作一粗浅的分析比较。至于两派词人各自身世经历、才学性情等对其词风形成的影响，限于篇幅，略去不谈。

一、题材：“樽前”“花间”与“塞外”“江天”

题材的广阔和狭窄是豪放派与婉约派最显著的区别。

纵观从婉约派的开山鼻祖温庭筠到后来的吴文英、王沂孙这三百余年间所谓“以婉约清丽为宗”的词人作品，数量浩繁而题材狭窄，绝大部分是写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虽其间柳永、李清照等有所开拓，但毕竟难脱桎梏。

而豪放派则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苏轼以一个革新者的勇气，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工具改造发展为独立的抒情艺术；把词从“樽前”“花间”推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载熙《艺概》），山川景物、记游咏物、农舍风光以及吊古感旧、说理抒怀等都大量写入词中。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不朽名作。到南宋辛弃疾，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此不赘言。

婉约派那么多词人，那么多词集，词作总数达数千首之巨，但即使是统统加起来，就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以及题材范围而言，恐怕还远不及苏轼一个人的三百多首词之广阔！

二、形式：削足适履与革新突破

在词的形式上，婉约派与豪放派也走着两条不同的路子。

婉约派词人一般都更注重词的形式。视音律上的规则（如“五音”、“六律”）为法度，视语言上的清规戒律（如“珠圆玉润”、“无一字无来处”等）为法宝。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作品内容就陈旧贫乏，题材狭窄单调，便更是醉心于谐音合律，刻意于雕章凿句，以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的内容。甚至宁愿削足适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约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来说吧，明明面对着国破家亡、穷愁潦倒的严酷现实，却抱定“词别是一家”的艺术偏见，生怕在词作中流露出一丝半点。尽是“凄凄惨惨戚戚”，虽催人泪下，但缺乏一种激人奋起的力量。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而她同期的诗作（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却由于豪放雄健而为人所称道。

就是这样，内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过来框住了内容，婉约派词人们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这一点上，以周邦彦、贺铸为代表的“格律词派”更是登峰造极。

而豪放派则不是为形式所羁，而是充分调动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最突出的是苏轼。为了反映广阔的生活面，苏轼打破了“词必协律”的陈套，使词从音乐的奴隶的地位解放出来。但苏轼并不是完全不顾或不懂音律，而是由于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见《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见《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苏轼充分发挥词这种独特语言文学样式的长处，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节奏的舒卷变化，用词造句也力求铿锵响亮；从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与情感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陆游是南宋杰出的诗人，精通音律，诗词俱佳，他曾“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见《历代诗余》引），足以证明苏轼的成功。

语言上，苏东坡也打破了婉约派的清规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口语，只要是能恰当的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词语他都敢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体现东坡个性的清新朴素、明快畅达的语言风格。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蝶恋花》）等等，都明白如话，自然清新，生动准确。

可以说，正是因了苏轼的大胆革新，才使词脱离了音乐的羽翼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三、表现手法：“回环吞吐”与“冲口而出”

谈到这一点，不妨引一段故事：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东坡）又问别作何词，秦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云：“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问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词，说楼上事。”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在座云：“三句说尽张建树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据《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引）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苏轼与秦观，亦可推及豪放婉约两派在创作上的不同特色。

婉约派写景则铺叙细腻，曲尽其形，且辞藻华美，抒情则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写景则大笔勾勒，朴实明快，不用辞藻，抒情则直写胸臆。此可比较李清照《声声慢》与苏轼《念奴娇》便知。

如果说在词的题材内容的广阔上豪放派大大超出了婉约派，那么在艺术上，应该说两派各有长短。具体说来，婉约派在形象的描绘刻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白描手法的运用，能够达到“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这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方法上，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处，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显得典雅工丽，然失之缠绵悱恻，无昂扬之气。

而豪放派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结构上跳跃动荡，纵横潇洒，造成一种开阔、健朗的艺术境界，格调显得清超豪迈，固然为婉约派所不及，但在具体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和刻画上似稍逊于婉约派。

最后，引用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记载：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于婉约派与豪放派不同词风的形象概括和生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