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现代诗歌流派

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有:

20世纪初至1920年代：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群、七月派、汉园三诗人

1940年代：中国新诗流派、九叶诗派

195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新现代主义（现代派诗群）、蓝星诗群（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群（创世纪诗社）

1970年代：朦胧派（今天派）、白洋淀诗群、中国新现实主义

1980年代：新边塞诗派、大学生诗派、第三代诗群（新生代诗群、新世代）、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圆明园诗派、撒娇派、英雄写作、他们诗群、丑石诗群、非非主义（红色写作）、神性写作、新乡土诗派、知识分子写作诗群

1990年代：网络诗歌（网络诗人）、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信息主义、70后诗人

21世纪初：第三极神性写作、女子智灵性诗歌、灵性诗歌、新江西诗派、80后诗人、90后诗人、春草派诗歌、边缘诗派、窗诗派、素颜派诗人、新婉约诗派。

现代诗也叫“白话诗”，最早可追源到清末，是诗歌的一种，与古典诗歌相比而言，虽都为感于物而作，但一般不拘格式和韵律。

现代诗形式自由，意涵丰富，意象经营重于修辞运用，完全突破了古诗“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特点，更加强调自由开放和直率陈述与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基本介绍 中文名 ：现代诗  外文名 ：Modernist poetry 创作年代 ：20世纪初至今 中国代表人物 ：徐志摩、北岛、顾城、海子等 外国代表人物 ：普希金、歌德、雪莱、泰戈尔 特点,分类,鉴赏入手,综述,语言,形象内容,情感,艺术特色,分行要求,鉴赏方法,抓诗眼,析意象,明虚实,推敲手法,知人论世,流派,新月派,九叶派,朦胧派,现代诗代表诗人,泰戈尔体诗歌,韵脚诗派,简文派, 特点 现代诗形式自由，意涵丰富，意象经营重于修辞运用，与古诗相比，虽都为感于物而作，都是心灵的映现，但其完全突破了古诗“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特点，更加强调自由开放和直率陈述与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现代诗的主流是自由体新诗。自由体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形式上采用白话，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束缚，内容上主要是反映新生活，表现新思想。 分类 按形式分：格律诗、自由诗 按体裁分：童话诗、寓言诗、散文诗、韵脚诗等。 按表达方式分：叙事诗、抒情诗 按长短分：微诗、小诗、短诗、长诗 按照表达方式划分 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叙事诗 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 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中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明哲的《美猴王》和《阿拉克涅》；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代表诗作： 抒情诗 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 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按照语言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划 分为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和韵脚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格律诗 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以及格律体新诗四言体，六言体，八言体。以后还可能又更多现代新诗也具有格律规则。 自由诗 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中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散文诗 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 ，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仅供参考的《忆锦兰珊》。 韵脚诗 韵脚诗属于文学体裁的一种，顾名思义，泛指诗的结尾须押韵，不论格律和音步 ，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同歌谣。这里的韵脚诗指现代韵脚诗，属于一种新型诗体，韵式体新诗，规律押韵但音步（节奏）不对称的新诗。以汪国真最为代表性。目前传承这种诗体的有丁翔（北方浪人） ，丘勒，申洪洲等等。在理论方面 晓曲 和孙逐明等人组建的格律体新诗研究会对现代格律诗和韵脚诗的理论做出了详细研究阐释。 中国现代诗也可以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 1、中国现代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诗歌称为“中国现代诗歌”。 2、中国当代诗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诗歌称为“中国当代诗歌”。 鉴赏入手 综述 诗歌的艺术概括力很强，鉴赏时要从诗歌凝练含蓄的语言入手，把握关键语句的深层含义，品味诗歌抒发的情感，分析诗歌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段，把握并深刻理解诗歌塑造的艺术形象，感受诗歌的优美意境。具体来说，鉴赏现代诗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语言 语言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诗歌尤其讲究语言的运用，因为艺术形象的塑造、意境的营造，以及情感的传达，都要借助语言。诗歌的语言要求用最简洁的词句传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这就使诗歌语言形成了凝练、含蓄、跳跃性强的特点。相对而言，现代诗用白话写成，且较少用典，字面上较旧体诗容易把握。但是，要正确评价一首诗，还是要反复朗诵，尽力揣摩，并抓住饱含作者深情的词语仔细品味其深层含义。 形象内容 诗歌是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生活和抒发感情的。鉴赏诗歌必须准确把握诗中的艺术形象：有些诗，通篇都通过描绘具体鲜明的形象抒发感情；有些诗，虽然没有描绘具体形象，但能唤起读者的想像；有些诗，既描绘具体形象，又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要把握诗歌的形象，就要抓住形象的特征。有些诗歌描绘的形象较多，鉴赏时应该对众多的单个形象进行组合想像，构建整体形象；有些诗歌描绘的形象不是实指，有比喻或象征的内涵，把握这类作品的形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而应结合时代背景、作者遭遇等，通过想像、联想挖掘形象的内涵。总之，理解诗歌的形象应立足于深层理解和整体把握，不能望文生义，浮于表面。 情感 诗歌一般都会抒情言志，鉴赏时必须深切体会诗歌的感情内涵。具体地讲，就是要从诗歌的形象、意境中体会作者的情感。 有些诗歌的思想情感是通过比喻、象征意义来体现的。理解这类诗歌的思想感情，首先要展开联想和想像，准确把握诗歌形象的内涵，以便加深对感情的理解。 诗歌总要反映一定的时代生活，理解诗歌的感情不能忽略时代特征。同一题材的作品，由于诗人的理想志趣、生活经历、所处时代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感情。 理解诗歌的感情还要顾及诗歌的类别、风格、流派等因素。例如，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在感情表达上就有区别，豪放派词和婉约派词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常不同。 艺术特色 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是指抒情手段、用典、构思和表现手法。鉴赏诗歌时要掌握诗歌常用的表达手段与艺术技巧，如拟人、比喻、借代、夸张、对比、象征，以及以动写静、小中见大、虚实结合、衬托、托物言志等。 分行要求 1、句意表达已完成。 2、可独立存在的意象。 3、足够展现某种语气势态。 4、特殊和特定时间、人物或事件的交待完毕与完结。 5、作者重点强调的一个特别辞汇。 分行同时承担著诗语的使命，无限制的强行撕开语法的分行和无端制造非必要性的诗行的作法不应是一个作家或诗人所采取的，否则，诗歌则成了真正无益也无意义的笑话。 （——本节内容来源于黄沙先生的文学理论《诗剖面》） 鉴赏方法 抓诗眼 诗眼是诗中最富表现力、最能开拓诗歌意境的关键字句，是能使诗歌生辉的聚光点。诗眼的锤炼和设定在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今诗评家无不从这点出发赏析诗歌。 析意象 意象是诗人的主观意念和外界客观物象撞击的产物，是诗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客观的物象经过选择、提炼，重新组合而产生的一种含有特定意义的语言艺术形象。诗歌中，诗人不仅要用意象进行思考和感受，还要用意象进行表达。 明虚实 社会生活无限广阔，诗人不可能把它们全部写到诗作中去。因此，诗人往往用“实”表现“虚”，或用“虚”表现“实”。虚实相生，相互映衬，是诗歌创作的一条艺术规律。诗中的“虚”就是思想感情，诗中的“实”就是景物形象。诗歌如果只写“虚”，会显得抽象空洞，没有诗味；如果只写“实”，则会显得死寂而缺乏生气。 推敲手法 诗人抒情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为直抒胸臆，即在作品中直接显现个人的心绪；另一种是诗人往往略去政治背景，以渲染景物和烘托气氛的方法，如借助比兴、化用典故等手段，委婉地表情达意。 知人论世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句话是说，欲解其诗，必知其人，必论作者所处的时代。 流派 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出现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有: 20世纪初至1920年代:尝试派、文学研究会（人生派）、创造社（早期浪漫主义）、湖畔诗派、新格律诗派（新月派）、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群、七月派、汉园三诗人 1940年代:中国新诗流派、九叶诗派 195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新现代主义（现代派诗群）、蓝星诗群（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群（创世纪诗社） 1970年代:朦胧派（今天派）、白洋淀诗群、中国新现实主义 1980年代:新边塞诗派、大学生诗派、第三代诗群（新生代诗群、新世代）、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海上诗派、圆明园诗派、撒娇派、他们诗群、丑石诗群、非非主义（红色写作）、神性写作、新乡土诗派、知识分子写作诗群 1990年代:网路诗歌（网路诗人）、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信息主义、70后诗人 21世纪初： 窗诗派、泰戈尔体诗歌、灵性诗歌、新江西诗派、80后诗人、边缘诗派、春草派诗歌、90后诗人、素颜派诗人、流萤诗派、新传统派、简文诗派 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 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感的画面。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 九叶派 九叶派特点之一：注重现实。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九叶派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 20世纪80年代出版有他们9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他们大都是校园诗人出身，从战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视诗人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体验；他们深受西 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陶冶，力求突破传统的主观抒情的方式，追求现 实性、象征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探索诗歌表达的“戏剧性”（主要指诗歌的情思展开以及语言表现都要有矛盾张力，而不是直抒胸臆），让诗歌更深入表现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内心生活的复杂性。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朦胧派 朦胧诗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多多、芒克、严力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冻”后逐渐进入 时期，其标志便是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推出了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严力等，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 这类诗歌在创作手法上大量使用象征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诗歌的文学意义充满多样性和不明确性，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朦胧诗。朦胧诗人们在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 1985年11月出版的《朦胧诗选》收集了这些诗人的作品，这也是朦胧诗派一词的来源之一，又因为相当一部分朦胧诗人都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朦胧派也往往被称为今天派。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朦胧派被陆续出现的新诗潮流派取代，从1984年开始，中国新诗潮诗歌运动进入“后朦胧派”发展阶段。 现代诗代表诗人 朦胧诗代表诗人：食指、北岛、顾城、杨炼、多多、舒婷、 芒克、江河、梁小斌、严力、王小妮 第三代代表诗人：韩东、于坚、杨黎、何小竹、于小韦、海子、李亚伟、默默 知识分子写作代表诗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臧棣、翟永明、柏桦 中间代代表诗人：伊沙、陈先发、余怒、赵丽华、杨键 70后代表诗人：竖、尹丽川、唐煜然、魔头贝贝、沈浩波、周公度、芦哲峰、乌青 80后代表诗人：春树、巫女琴丝、水晶珠链、鬼鬼 90后代表诗人：边琼、高璨、蓑依、林成武、肖子洛 泰戈尔体诗歌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现代诗体，被文学界称为“泰戈尔体诗歌”，其诞生的标志是中国诗人欧发伟创作的《红楼遗梦》（“Red Mansions”），最显著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是《飞鸟集》。“ 泰戈尔体诗歌”受到中国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新古典主义”和意象派的启发和影响，同时吸收了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诗歌风格，并将中国古典诗词的元素熔于一炉，使诗歌整体散发出一种古典和现代的气息。 韵脚诗派 韵脚诗隶属于驾驭在现代诗歌之上的新诗体，在尊重现代诗歌提倡的“一、形式是自由的，二、内涵是开放的，三、意象经营重于修辞”的前提下，又新添了一项步骤，那就是诗的结尾均须规律性押韵，使中国现代诗歌在追求自由和豪放的同时，又继承古体诗歌韵律流传千年的宝贵血脉，倡导诗人要表达经过加工的具有鲜明节奏的非自然语言，更加强调追求真情实感和韵脚的规范形式，为诗歌的创作和发挥制定一项行之有效的标准界面，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其倒向现代诗歌自由散漫和无章法可循的口语化写作，让诗歌创作有章可依，有律可循，从而使现代诗歌的创作更加规范地发展和成长，并以更加良性更加持久的姿态坚忍不拔地在文学道路上永久生存下去。 韵式体新诗，规律押韵但音步（节奏）不对称的新诗。以汪国真最为代表性。目前传承发扬这种诗体的有丘勒，于翔（北方浪人） ，申洪洲等等。在理论方面 晓曲和孙逐明等人组建的格律体新诗研究会对现代格律诗和韵脚诗的理论做出了详细研究阐释。，它不仅包容了人们对于古典诗歌的音乐韵律之美的追求，同时兼并现代诗歌的创作手法，使古典诗韵与现代诗歌完美融合而并驾齐驱，为诗歌的古今联系以及今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简文派 简文诗派最早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5年才逐渐成型，是一种新型的网路诗歌文体。 简文派承袭新月派的音乐美、绘画美思想，主要讲究行文简短精湛，诗歌注重口语化的表达，神韵自然，因此这一类诗词也叫“口语诗“。早期的代表性文学作品有《观水浒有感》、《引力波之歌》，其代表人物有飞莫鱼然、沈鹏等。与朦胧诗相同的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创作群体，简文诗和“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因此不被外界人士所知晓，至今也不曾引起国际社会任何的论争，好似潜移默化中默默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却不想被人们所知晓。 简文体的出现，对于现代诗坛的发展建设，起到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浪漫主义这个词起源于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意思是“传奇”或“小说”）一词，“罗曼蒂克”一词也由此转化而来。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文艺思潮，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并表现于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部门。 http://baikebaiducom/view/7785htmlwtp=tt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这个术语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种是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的观念，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瓦萨拉的《画家的生活》曾叙述了一些有趣的艺术史轶事：孔雀啄食贝那左尼画得太逼真的樱桃；乔托的老师用刷子驱赶乔托在一幅人物肖像上增添的苍蝇。这种现实主义概念雄霸人类艺术史近两千年，至今仍残留在日常生活中。另一种是狭义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历史地看，现实主义发端于与浪漫主义的论争，最终在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逐渐丧失了主流话语的位置。 http://baikebaiducom/view/6464htmlwtp=tt

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分别出现在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的象征诗派和现代诗派，都是“取法象征派”的诗歌流派。前者生硬、怪异，后者深得象征派精髓而又跟民族传统相融合，在艺术上取得了自主自觉的意识。通过对这两个诗派及其代表诗人李金发、戴望舒的论述，基本上揭示了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程。

关键词 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流变

20年代中出现的象征诗派，是继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诗派之后新崛起的又一支诗坛“异军”。这一诗派以其独特的诗艺为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开创了一股象征主义诗风。朱自清在谈到这个诗派时说：“他们不注重形式而注重词的色彩与声音。他们要充分发挥词的暗示的力量，一面创造新鲜的隐喻，一面参用文言的虚字，使读者不致滑过一个词去。他们是在向精细的地方发展”〔①〕。

象征诗派在20年代中期的崛起，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是新诗自身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四退潮后，受过新思潮激荡的敏感的文学青年，开始从狂热的高歌呐喊转向苦闷彷徨。这种带有感伤色彩的“时代病”曾一度泛滥于文坛。象征主义诗人那种逃避现实的以幻想为真实，以忧郁为美丽的“世纪末”思想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使他们在诗作中偏重于汲取来自异域的营养果汁，用来渲泄积淀在心底的感伤和郁闷。而从新诗本身的发展来看，早期新诗在完成了“诗体大解放”的任务后，开始依着新诗本体的艺术规律去追求自身的提高与完善，早期新诗，包括写实派的白话诗和浪漫派的自由诗，虽然较彻底地挣脱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抒发思想情感，为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在艺术上，大多数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②〕。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为代表的格律诗派，用丰富的想象和奇丽的譬喻发展和提高了新诗的抒情艺术，增富了诗的语言，这是新诗的又一进步。几乎同时，另一些饱吮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乳汁的诗人，又不满足于新格律诗所展现的那一幅幅平面的感情画面，而另辟蹊径，去追求一种立体的雕塑效果了。他们从国外（主要是法国）引进象征主义的诗艺，给新诗带来一种奇异而陌生的艺术光芒。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并没有成立过团体，没有发布过共同的宣言，更没有清一色的机关刊物，只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征比较接近，形成了相似的流派风格，所以在文学史上常被划归一派。这一派诗人除李金发外，还有诗集《圣母像前》（1926年）的作者王独清，《旅心》（1927年）的作者穆木天，《红纱灯》（1928年）的作者冯乃超。这三位均为后期创造社诗人，他们除了共同倾向于法国象征派外，在创作上又各有特色。王独清的诗虽以敏锐的感觉去捕捉朦胧的诗境，但仍保留较浓厚的拜伦或雨果式的浪漫气息，在表现艺术上也“豪胜于幽，显胜于晦”。穆木天把感情寄托于幽微渺远的意象中，讲究音节的整齐，却不致力于表现色彩，冯乃超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用丰富的色彩和铿锵的音节构成艺术氛围〔③〕。姚蓬子和胡也频也属于这一派。姚蓬子有诗集《银铃》（1929年）出版，他的诗以感觉的敏锐和情调的朦胧著称，用的是自由诗体制。左翼诗人胡也频，受李金发的诗风影响较深，他用象征艺术去喷射真情实感，所以于朦胧中还能让读者感受到一颗赤子之心在跳动。他也采用自由诗体，代表诗集是《也频诗选》（1929年）。

最突出地体现了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又明显地留下了对法国象征派诗人“移植”痕迹的，是被称为“诗怪”的诗人李金发。

李金发（1900～1976），原名遇安，又名淑良，广东梅县人。1919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国家美术院学习雕塑，次年开始从事新诗创作。此时正值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兴起，他爱不释手地捧读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以及魏尔伦、马拉美等人的诗作。这些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内容和迥异于别派诗的技艺，使他受到了极深的浸润，对他后来的诗作产生深刻的影响。1925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微雨》出版，引起了诗坛的震动，一方面是周作人等人的高度奖掖，称“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④〕，是“新奇怪丽的歌声”〔⑤〕；另方面，也有不少人批评这些诗“太神秘、太欧化”，叫人难以索解。接着，他又出版了诗集《为幸福而歌》（1926年）和《食客与凶年》（1927年）。朦胧与晦涩，是他诗作主要的艺术特征。就李金发的作品而言，他的诗不乏丰富奇特的想象和新鲜的比喻，在营造意象、揭示人的深层意识等方面也很有特色；特别是在诗中大量引进绘画和雕塑艺术，以及流贯在他许多诗作中的那种浓郁的异国情调，对当时多数读者来说，的确是“别开生面”的。但他对法国象征诗的引进大体上采用“移植”的方式，不是消化后的吸取，常常是生搬硬套。他的诗在意象的组接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有违常理，在语言运用上文白相杂，句法欧化，又任意嵌进外语词汇，使得诗境残破、晦涩，读起来很倒胃口。当然，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新诗艺术进化的历程，就应该看到，李金发把象征主义诗艺引入新诗创作，还是有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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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

在新诗史上，象征派的出现，是新诗表现艺术的进步。这种以灵敏的感觉、奇特的意象和新鲜的比喻，把思想感情组织在高度压缩的结构里的象征艺术，对丰富和提高新诗的艺术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其诗作有下列特征：

（一）注重开拓诗的象征、暗示功能。李金发认为，象征于诗的重要性，“犹人身之需要血液。”〔⑥〕这一观点和法国象征诗人视诗为“用象征体镌刻出来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象征派诗人把客观外物视为能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能与人的心灵相互感应契合。这种通过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情感，一般称之为象征，李金发的代表作《弃妇》，就使用了富有感染力的意象和新颖独特的比喻，来镌刻出弃妇这一凸出而鲜明的形象。在这首诗里，诗人通过弃妇披散在两眼之前的长发和“衰老的裙裾”，以及内心的隐忧与哀戚，展示出这位被人世所委弃的妇女的深哀巨痛。诗的前两节以弃妇自述的口吻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被逐出家门后，只能露宿荒野，在断墙颓垣间苟且栖身，已完全厌倦人世了。于是，以披遍两眼的长发为屏障，来隔断丑恶人间向“我”投来的羞恶嫉视和一切尔虞我诈的流血争斗与死亡。但每当黑夜，“我”的心就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生怕有灾祸袭来。即使是细小的蚊虫鸣声，于“我”，也像那使无数游牧战栗的荒野狂风怒吼。在孤苦无助的处境中，唯求上帝之灵来怜悯抚慰“我”了，否则，“我”只有随山泉和红叶撒手而去。后两节突然改变了人称，以旁观者的视角写弃妇的“隐忧”与“哀吟”。度日如年，尽管黑夜将至，一整天的“烦闷”也不能化为灰烬飘散，仍郁结在心底。这样还不如死去的好，让灵魂随游鸦之羽飞向天际，或者飘向海滨，逍遥地静听船夫的歌。最后一节写弃妇哀吟着“徜徉在丘墓之侧”，热泪早已干涸，只有心里的血泪“点滴在草地”，“装饰”这丑恶、冷酷的世界。

象征诗里的物象既是它们本身，又不仅是它们本身，具有内涵的多义性。“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⑦〕弃妇，作为一个具体的形象，其象征体自然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是诗化了的悲苦人生的一幅剪影，诗人通过她凄苦的命运向不公道的社会倾吐自己幽愤之情。这样的创作意图不能排斥。因为同一时期，李金发也创作过类似题材的雕塑作品，据知情人说，“他的雕刻都满足人类作呻吟或苦楚的状态，令人见之如入鬼魅之窟。”〔⑧〕但作为一首象征诗，则要求我们更多的要从它的象征义上去索解。比之那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描写，象征诗更有那“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这就“不仅使人从那里感触了它所包含的，同时可以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远的东西”〔⑨〕。联系李金发在国外留学时期遭歧视打击和所受的爱情创伤，以及象征派诗歌渲泄的悲观厌世、消极颓废思想的浸染，就应该领悟这首诗更深的内涵，在弃妇的形象上，诗人是寄寓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许许多多被不公道的社会所遗弃的人的悲哀、惶恐、孤独与厌世的情绪的。可以说这是一支人生命运的悲歌。弃妇这一形象之所以具有这种多义性的内涵，在于诗人注重开拓诗的象征的功能和暗示功能，使读者能“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去开展联想，理喻到某些“更深远的东西”。象征的多义性，暗示的弹性和张力，是象征诗特有的技巧。

（二）追求意象的凝定。李金发的诗作极力避免对事物作白描式的描写或采取直接抒情的方式，而力求化思想、情绪、感觉为可感触的具体形象，追求立体的雕塑感。如《爱憎》一诗，诗人这样来状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蜘蛛在风前战栗，无力组世界情爱之网了”。而写他孤独寂寞的心境，都用“我的灵魂，是荒野的钟声”（《我的》）。写人生之路的困苦、艰难跋涉：“我已破的心轮，永转动在泥污下”（《夜之歌》）。这些对世态、心境、人生的描述都是采取凝定意象的方式完成的。在风前战栗的蜘蛛是无力织网的，这一意象抒发出人们在人欲横流的险恶世途中无力回天的无奈感叹。“荒野的钟声”是如此的飘忽微茫，用它来渲泄灵魂的孤独。破碎的心轮，永远在泥污下艰难地转动，又暗喻了人生旅途的艰辛。所有这些思想情绪，在诗里都不是直接描写和抒情，而是化为意象，使抽象、流动的意念凝定成具象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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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

（三）奇特的想象和新鲜的隐喻。想象的丰富和奇特，是李金发诗作的长处，这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周围现象观察的细腻和感觉的敏锐有直接关系。《弃妇》开头一段写夜幕降临、寄身颓墙断垣的弃妇顿生惶恐之感，如惊弓之鸟屏息凝神地倾听四周的动静，轻细的蚊虫叫声在她听来也如“狂呼”那样惊心动魄，“如荒野狂风怒号：战栗了无数游牧”。蚊虫的鸣声用“狂呼”来形容已属夸张，而由此想到使无数游牧战栗的“荒野狂风怒号”，这联想就更奇特了，但却奇而不怪，正好反映出弃妇担惊受怕、预感到灾祸袭来的恐怖心理，浓重地渲染出笼罩在弃妇心头的孤苦无助的氛围。这样奇特的想象，它的触角已伸入人的隐秘的潜意识世界。至于比喻，更是象征诗的生命。李金发的诗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不将比喻放在明白的间架里，采用的是“远取譬”的方法。通常的比喻是以事物间相似的属性为基础的，而他诗中的比喻却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是产生于人的直觉，甚至幻觉、错觉的，这就大大地开拓了比喻的天地，使互相间十分疏远、几乎毫无联系的事物也能构成比喻关系。这种情况，在李金发诗作中随处可见，如：“我们的生命太枯萎，如牲口践踏之稻田”（《时之表现》），用“牲口践踏之稻田”来比喻生命残败、荒芜。“希望成为朝露，来往在我心头的小窗里”（《希望与怜悯》），以“朝露”来比喻希望的短暂和失落。“女人的心，已成野兽之蹄，没勾留之一刻”（《巴黎之呓语》），“野兽之蹄”给人以任意的伤害，和“女人的心”神似。“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以“死神唇边的笑”喻生命的荒谬，对生命本身抱一种嘲讽的意味。这些比喻，建立在对事物间新的关系的发现上，所以叫隐喻。

（四）形象和意境的高度跳跃。在形象与形象、意境与意境之间，抽掉它们联系的关系词语，使之相互间离，以加强各个形象与意境的突兀感和刺激性。评论家把这种手法称之为“观念联络的奇特”。那些省略掉的字句，就是诗的意义空白，需要读者用想象力去搜寻、填补。《题自写像》一诗，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李金发这种诗艺追求。试看这几句：“热如皎日，灰白如新月在云里，我有草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生羽么？太多事了啊！”意思大概是：我内心充满了如火的热情，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光亮，正像我穿着草鞋步行，仅能行走世界的一小角落。要是能长上一双翅膀远走高飞，那是多么好啊，可是，我那敢有这般非份的奢想！这是诗人自己壮志难酬的感叹。这种不寻常的章法，难以表现一个完整的意思，但却朦胧地泄露出诗人内心的感觉和情感。但省略的字句太多，所要表达的观念必然破碎、晦涩，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阻塞了读者通向理解的路。

（五）广泛运用通感修辞手法。打通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等感觉的界限，让它们彼此沟通和转换，往往能造成一种新奇的情境，能给读者带来意外的审美喜悦。李金发精于此道，把它广泛运用于诗作。像“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寒夜的幻觉》）；“粉红之记忆，如道旁朽兽，发出奇臭”（《夜之歌》）；“山茶，野菊和**，有意芬香我们之静寂”（《燕剪断春愁》）等，通过感觉的挪移、沟通与转换，大大地拓宽了读者的审美空间。

30年代初期出现在诗坛的现代诗派，既是初期象征诗派的一种继承，又是新月诗派演变发展的结果。

施蜇存曾这样概括现代诗派的“共同特征”：“《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⑩〕。这里提到的“现代人”和他们所“感受的现代情绪”有其特定涵义。所谓“现代人”，实际上是指一群远离现代斗争的漩涡、而又对生活怀有迷茫幻灭之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谓“现代情绪”，实际上是指这群人特有的精神状态。他们“从乌烟瘴气的现实社会中逃避出来”，把诗当作灵魂的逋逃王国，在一种超脱的幻象中寻求“苏息、净化”，“在诗作里泄漏隐秘的是灵魂”〔①①〕；他们“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①②〕。这就形成了这一诗派的基本内容特征。对此，早在30年代就有批评家进行过准确的概括。最早提出现代诗派这一名词的孙作云，在1935年发表的《论‘现代派’诗》一文中，指出现代诗派“在内容上，是横亘着一种悲观的虚无的思想，一种绝望的呻吟”。屈轶在《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的文章中，也指出这个诗派创作的已“成了浊世的哀音”〔①③〕。现代诗派的诗人，都有一颗青春的病态的心，他们无可奈何地吟咏着：“我是青春和衰老的结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戴望舒：（《我的素描》）“过了春又到了夏，我在暗暗地憔悴，迷漠地怀想着，不做声，也不流泪！”（何其芳：《季候病》）“我们只是被年海的波涛，挟着飘去的可怜的沉舟。”（戴望舒：《夜》）“生命是在湖的烟波里，在飘摇的小艇中。”（金克木：《生命》）“血的玫瑰，枯萎地在丧钟里颤抖着了。”（张君《肺结核患者》）……在这些诗人笔下，缺乏平民精神和社会投影，只是一些败叶秋蝉似的苍白情绪，基调是消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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