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里翠翠与傩送初见时,傩送对翠翠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在小说中频频出现.是什么?

原文如下：

话虽轻轻的，那男的却听得出，且从声音上听得出翠翠年纪，便带笑说：“怎么，你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

频频出现的话是：大鱼咬你。

其作用：

①前后照应，使故事情节连贯紧凑；

②在看似简单的重复中促动故事情节发展，翠翠的情感倾向愈加明朗化；

③在天意和人为的错综中展示人物性格，体察人物的内心活动，充满含蓄美。

④“大鱼咬你”作为贯穿翠翠和二老间爱情的一根线，这根线愈清晰，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就愈加浓烈。

　　师生关系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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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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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汪曾祺曾说。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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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淖记事》赏析

那 非

也许是因为汪曾祺曾经长期从事民间文学、曲艺方面的工作，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开始的短篇小说写作，明显地带有受到民间文学、曲艺影响的痕迹。

与《受戒》类似，《大淖记事》采取的是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与民间文学常用的叙事方式如出一辙。这种叙事有以下一些特点：

1． 想象中的读者（隐含读者）是一个充满猎奇心理期待的信息接受者，他对本文的叙事并不信以为真，而是将其视为与己相距甚远的、理想中的或另一世界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的"故事"（history）。

2． 叙述语调的民间性。如本文所采取的平缓流畅的叙述语调，简短朴素的句式，"主干突出，旁枝逸出"的叙事格局（在插叙刘号长其人其事时即采用此种策略）。

3． 叙事结构的民间性。

借鉴普罗普对俄国民间故事叙事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大淖记事》"解构"如下：

男女两性相悦（以外貌或声音相互吸引、互相爱慕）--爱情受阻--佳人落难、英雄（男）相救--恶人窥视、寻机破坏--佳人落入魔掌、受到羞辱--英雄挺身而出、保护佳人--恶人行凶、打击英雄--英雄借助第三者的帮助，挫败恶人--恶人受到惩处、英雄佳人结为伉俪，具体地说，小锡匠十一子与挑夫巧云是"不同的人"，只是因为美貌、唱戏两人互相倾慕，相互依恋。但十一子家有快瞎眼的母亲，巧云家有半瘫的父亲，两人的爱情无法实现，只得将彼此的爱慕隐藏在心底。接着，巧云不慎落水，十一子舍身相救，义侠型的男英雄形象得以完成，佳人爱慕的正是这样的英雄。这就为下文二人最终的完满结合埋下伏笔。但是故事并不就此结束，英雄佳人的结合还要经受挫折与考验。于是，恶人角色出现了，这就是刘号长。他深夜拔开了巧云的门。巧云破了身，又屡遭恶人的羞辱，但她不想死，她舍不下十一子和半瘫的父亲。这时，"拯救者"十一子勇敢地接受了她的爱，以一种无声的行动对抗刘号长的暴力。刘号长不肯善罢甘休，纠集同伙打击十一子。锡匠们帮助十一子，巧云也站在十一子一边。锡匠们以沉默无言的游行抗议着恶人的暴行。县长不得不出面调解。最后，刘号长被驱逐出境，十一子的伤也终于要好起来，有情人终究结成眷属。

由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大淖记事》的叙事采用了传统文学、民间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模式--"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的格局。这是传统文学及民间文学中常用的一种"情爱模式"。本文叙事的民间性特征由此亦得到印证。

其次，《大淖记事》还明显地借鉴了民间曲艺的一些手法。本文一、二、三节对大淖环境及在这一空间里生存、活动的人物的叙事，恰好对应于曲艺舞台上的道具布景与序幕说明。那一片白亮的大水似乎是舞台的中心，扮演着一个无声的重要角色。大淖中央是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分布着几家鸡鸭炕房，养着松花**的小鸡小鸭，往东是一座浆坊，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鱼行的草行。大淖北去是乡下从事耕种的农村，东去可至一沟、二沟、三垛、樊川、界首，直达邻县兴化。大淖南岸，是一家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往南，是一条深巷，深巷过去便是北门外东大街了。轮船公司往西，住着各种小本生意人，往东住着世袭的挑夫。大淖这带地方便构成了一处"世界大舞台"。序幕拉开了：各式人等都在忙碌着自个的生计--卖天竺筷的、卖眼镜的、卖山里红的、打制锡器的、挑稻子的、抬桐油的……热闹非凡，生生不息。也有那些淘气的小孩，在码头上站成一排，齐齐地往水里撒尿；有那横溢的炊烟，在大淖的水面上飘散不去；有那挑鲜货的姑娘媳妇，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还有那个"老骚胡子"，跟小媳妇赌饺面，让她们脱光了衣服跳到淖里扑通扑通洗澡……

作者就像一位高明的编导，布置好一舞台奇异而古朴的道具，指挥着各种人物活动起来，使这舞台充满生气。之后，他让主要角色出场了。作者导演的这一场大"戏"，无疑是相当精彩的，也相当引人入胜。他通过类似曲艺的手法，营造了一个美的舞台。美的空间。

作者通过本文叙事所努力追求的正是一种美的意境，美的境界。在叙述者的视域里，大淖及其周遭生活、活动着的一切无不是美的对象，无不焕发着美的光辉。景色是优美的，人物是优美的，劳动也给人美感：挑夫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换肩时打头的一个，手往扁担上一搭，一二十幅担子就同时由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一二十个头戴花草装饰的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就连小孩子站在码头上一齐撒尿，人家墙上贴着的黑**的牛屎粑粑，也都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美的景观。

本文所呈现的"美"，是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的：自然美（包括景色美，色彩美，如那片沙洲、飘散在大淖之上的炊烟）、人情美（美好的人际关系、乡俗风情）、人性美。人性美是作者企图抵达的最高目标。大淖人古朴纯真的生活，自然无拘束的男女关系，要多野有多野的女人，开放的性爱观（原则是"情愿"、乐意），小锡匠与巧云那一段动人的爱情……所有这一切，经由作者以淡淡的语调娓娓地叙来，从而笼罩上了一种素朴清雅的优美。

本文第五节对巧云照料被打伤的十一子这一情节的叙述，更是极好地渲染了这种透明可触的人性美的光辉。当巧云喂着十一子尿碱汤的时候，她轻轻地呼唤，使他从死亡之缘苏醒喝下了尿碱汤。而"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却很好地揭示了美丽少女巧云的心灵世界，她对爱情的忠贞、执着与这种执著的美。待到十一子终于能说话时，巧云同他的那一段对话更是见情见性，充分展示了两人关系的清纯真挚：为了爱人而挨打，十一子自认为"我值"；为了养活两个卧床的男人，巧云没有经过太多考虑，便去挑担挣"活钱"了。应该说，作者表现自然的人性美的意图已经得到了完满的实现：人物在他的笔下不仅是鲜活明亮的，而且是美丽动人的。为了最好地表现这种透明可触的人性美，即使是带有悲壮色彩的锡匠大游行，作者也把它淡化得很优美：锡匠们以一种无声的反抗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支沉默的队伍像中世纪的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一样，十分动人。

在表现人性美方面，汪曾祺确实继承了沈从文的传统。汪曾祺作品的格调、风格同沈从文的亦有颇多相似之处。《大淖记事》的基本叙事结构则大致可以归入"《边城》模式"：

1． 人物：

① 自然造就的一位佳人（如《边城》中的翠翠，《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受戒》中的小英子）貌美心善，纯真未琢。

② 与佳人相互爱慕的一位美男子（如《边城》中的傩送二老，《大淖记事》里的小锡匠十一子，《受戒》中的小明子）

③ 第三者（佳人所不爱者，欲打破佳人美男的结合，如《大淖记事》中的刘号长）

④ 佳人的父亲（或祖父）、美男子的父亲或代行父职之人（如《边城》里翠翠的祖父、杨马兵，《大淖记事》中的老锡匠）

2． 行动空间： 天造地设的一处"世外桃源"，纯朴未琢、未受世俗污染的"理想国"式氛围。

3． 基本行动元/功能链： 佳人与美男相互爱慕--因故爱情被隐藏起来或暂时受挫--第三者伺机侵入，打破其关系，佳人之父默许或予以接受--外力帮助下，第三者被迫逃走或死亡--美男佳人终于真正结合。

"《边城》模式"还可以用于分析《受戒》等文本。这说明，这种叙事模式是一种颇具普遍性的模式。它的具体操作，则因作家个人风格及区域性民俗风情等内容的加入，80年代写作的《大淖记事》呈现出与《边城》殊异的瑰奇风采。这也正是《大淖记事》这一本文提供给中国文学的新东西。

与《边城》相似，《大淖记事》的作者对"故事"中的人物生存、生活方式采取一种认同的，甚至是欣赏的态度。作者在自己创造的人物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美的追求。但与《边城》相异，《大淖记事》暗示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在这些人眼里，大淖人"风气不好"，大淖人成为街里人心目中的"他者"。作者在这里隐含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即对念过"子曰"的城里人的道德伦理观不以为然，对于大淖人这种鲜活跳动的生存方式的赞赏。作者肯定的是这样一种伦理道德，它允许并接受每个人人性的充分舒展、表现与完成，它不包容"禁止"或规约、忌讳之类。在这种伦理道德氛围中活动的都是一些自然的人，本色的人。

同时，作者并未将大淖人简单化为同样面目的人。借用故事中人物老锡匠的话来说，住在西头的锡匠等生意人同东头的挑夫们"不是一样的人"。做生意的多为外地迁来的"入侵者"，住着错错落落低矮的瓦屋；东头住着草房的是世代相传的挑夫，依靠肩膀吃饭。这两类"自足人"还是有所差别：挑夫们更能代表"本土性"的生存方式，他们以自己的"亲和力"试图影响、同化着那些外来的生意人。二者在对抗暴力的共同行动中达成了一致，最终把破坏者驱逐出境。

《大淖记事》叙述的是民国时代发生在苏中的一些"故事"，在发生时间上与《边城》近似，但是《边城》叙述的是发生在湘西的一些"故事"。二者的区域性民俗风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本土性"的内容使得这两篇作品各具特色，并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明丽瑰奇的色彩。

有：《端午的鸭蛋》、《长河》、《五猖会》、《受戒》、《边城》等。

1、《端午的鸭蛋》

《端午的鸭蛋》是当代作家汪曾祺于1981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记叙了作者家乡端午节的一些风俗，着重介绍了家乡咸鸭蛋的特色，流露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表达出了对儿时生活以及童真童趣的怀想，对故乡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全文布局清晰，各情节环环相扣，一丝不乱，语言闲适自由，趣味盎然，充满生活情趣。

2、《长河》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沅水流域上游有一条支流叫辰河，辰河的中部小口岸是吕家坪，吕家坪上住着当地商会的会长，还驻扎着保安队。河下游约四里一个小土坡叫“枫树坳”，坳上有个滕姓祠堂。

祠堂前后有十几株老枫木树，祠堂前老枫树下，摆摊子坐坳的，是个弄船老水手。枫木坳对河萝卜溪有一大片桔子园，园主滕长顺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小女儿夭夭最漂亮，外号“黑中俏”。那一年，桔子又丰收了，桔子树上结满了硕大的果子。

老水手从摊子前来往的过客那里听说“新生活”就要来临，这种“新生活”在他看来似乎不是什么好事情，于是他有了一点“杞忧”。他过河告诉长顺，然而长顺非常坦然并不以为意。吕家坪上的会长也从辰溪县归来的伙计那里听说“新生活”就要来了。

其实，“新生活”并不会这么快就来临，但是，保安队长来了。他在会长那里收下了每年的保安费，同时还带走了会长预先开好的收据。为了答谢各方人情，会长在长顺处买下了一船桔子，长顺家包括夭夭在内开始摘桔子，老水手满满也过来帮忙。

保安队长同样看中了长顺的桔子，但是他采取了讹诈的手段，饱经世事的长顺没有中计，队长生气了，幸好会长从中调停，才算平息。这一卷的最后写的是社戏，桔子丰收了，为敬谢神灵长顺请来浦市戏班子来唱了几天戏，人神同乐好不热闹，一切似乎还是和原来一样。

3、《五猖会》

《五猖会》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此文匠心独运，开篇就为参加赛会蓄势，先写童年看赛会，然后写《陶庵梦忆》里的热闹赛会，接着写自己见过的比较隆盛的赛会，这些都在为写五猖会做铺垫。

然而，接着转写父亲要求“我”背书，“我”失望、郁闷之极，最后终于背书成功，得以去看五猖会，而作者并没写五猖会的盛况；表达了作者强烈谴责封建强权教育对孩子天性的扼杀。

4、《受戒》

文革结束后，中断小说创作多年的汪曾祺重新提笔写小说，这一阶段他的小说基本上以早年间在故乡高邮的生活为创作素材汪曾祺少年时为躲战火随父、祖在乡间小庙住过半年多，当时有一户赵姓人家住在庙的附近。

经过40多年的人生积累，年过六旬的他回忆起当时的那段生活经历，感到像小英子那样的农村女孩的感情是健康、美好、富有诗意的，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决定要把那种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样态写出来。

除了和尚庙、庵赵庄中诸人都有生活原型外，他还把祖母擅长剪花样的生活细节嫁接到了小说人物赵大娘身上。

《受戒》完成后，由于自知作品的题材、风格不合于当时的文学主流，所以汪曾祺一开始并不奢望发表，只给朋友和同事看过初稿。1980年7月，北京文化局系统召开党员干部座谈会，会上杨毓珉偶尔谈到了《受戒》，说小说写得很美但恐难以发表。

在场的《北京文艺》负责人李清泉听后很感兴趣，遂问汪曾祺要稿子。8月，汪曾祺把定稿转给李清泉并附了一份短柬，提到发表它是要有一些胆量的。

尽管刚刚拨乱反正，人们对“极左”思潮还心有余悸，但李清泉力排异议，于《北京文学》第10期（从该期起《北京文艺》更名为《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受戒》。

5、《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文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

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端午的鸭蛋

-长河

-五猖会

-受戒

-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