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语言特色是什么？

张爱玲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张爱玲的小说在语言表达方面技巧圆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试从荒凉的音韵、凄艳的色彩、多样的修辞三方面展开分析。（转载）

　　在林治波先生的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之中，林先生猛烈抨击了余秋雨对张爱玲的无尚赞美，认为一个不爱国的人，其价值是值得怀疑和唾弃的。读过之后，我虽认为，余秋雨的称赞确实有些过分勉强，但似乎对张爱玲之人，定性亦然有些片面，为此，写此文以商榷之。　　先说余秋雨，余秋雨首先是一个畅销书作家，用我的个人观点看，是作品带有“媚俗倾向”的作家或学者。我也拜读过《文化苦旅》和他的一些作品，高中时候对他的崇拜，今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我觉得他的书和琼鳐的书有一点相同，就是只适合特定的人群阅读。他的文章里多的是“赞美”和“感叹”，以及飞扬的文采，而其他的很少见到。　　从林先生引用的余秋雨对张爱玲下的评语来看，他是没有读懂张爱铃的，而我认为林先生本人，对张爱玲也有诸多片面的认识。　　我们身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多人都在误读一些东西。常见人说喜欢三毛的书里多彩的撒哈拉旅行故事而喜欢三毛，而无法读出三毛散文里弥漫着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寂寞。同样，蜡笔小新首先被很多人理解为一部教坏小孩子的脏片，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优秀的适合成年人看的成人卡通才对。而很多肤浅的人如余秋雨之流，觉得张爱铃充满缤纷意境掺和着时代巨大变迁的小说里，读出的是风花雪月与缺乏人性的贫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肤浅的误读。　　余秋雨称赞张爱玲的美丽灵魂，其人是否美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她才华如昙花绽放。而漂泊不定的一生确实并不美丽。经历了类似鲁迅一样的少年家境衰落的她，在后母的虐待和辱骂中抑郁的度过了童年。她恨她的父亲与后母，然而直到她出走去找自己的生母前，她都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看她的文字会觉得她是一个有闲作家。但同时，也有人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正义感：“张爱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她作品中的这种温馨的宽容及其爱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在上海外滩看见警察打人便写了《打人》：”我向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不看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头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然。“　　而对于他的第一个丈夫汉奸胡兰成，后人有如此描述：“胡氏才情横溢，曾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称为汪家伪政权的”文胆“，历任汪伪政权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张爱玲不问政治甚至厌恶政治，由于爱才惜才致使走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张爱玲封建家庭的不幸（后母的虐待）和时局的动荡，她非常希望有一个可靠的依托，胡兰成的才情蒙住了她的眼睛，使她做了她生命中两大憾事之一——嫁给胡兰成，这段姻缘注定不会有好结局。仅两三年后，她因为胡的生活放荡而不得不离婚。　　她的作品里，有华丽的生命，繁华的上海，和战火中的香港也有各种各样的男人与女人，中产阶级和下层少女都有，但大体上这些人都是有着各样各样自己悲苦的不幸的小人物。她写的小说里，搀杂在时代大变换的背景里，人物常常是无力抗拒命运的被动的，无望的；在表面的华丽与情爱的壳底下，是一种时代大场面下的群生的辛苦相。不断地描述各种不幸的情爱是张爱玲写人性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她作品最完美的一部应该是《金锁记》，那是一部描述社会如何锻造出人性的丑恶的好小说。　　虽然她少女成名，文才天下，但在哪个动荡的社会里，她仍然是一个被动的，无助的弱女子。再加上她少时封建家庭的教育和物质给养充沛的生活，她是不能对革命有太多的认识的，她不问政治，讨厌政治。所以，后来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被授权写了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赤地之恋》，尽管她不喜欢写这样的命题作文，但为了生计也只好写下去。　　另外有一个已经长眠地下的很出名的台湾女作家，我不太忍心提起她的名字。她在自杀前所写的那部《滚滚红尘》，同样是写汉奸，而且美化女作家对汉奸的文学作品，作品受到了舆论界理所当然的抨击，认为“没有原则”。　　但是，今天对她的评论已经很宽容了。　　其实，在她的《小艾》中，彷徨的张爱玲曾经透漏出对建国后新生活的渴望。比如“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然而她的观点仍然那是这样的：“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　　后来她去了美国，死在了美国。　　综观张爱玲的一生，实在是一个封建没落家庭里的悲苦的天才女子的缩影，她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受着封建家庭的戕害和战争社会的双重戕害，从这种意义上讲，她实在是和那些为了物质利益而主动投向侵略者怀抱的汉奸有很多不同。她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是一个正直的儒生，弹劾贪官，评议朝政，若他九泉下有知，怕也会为自己后人有走错路至此而愤怒。而张爱玲建国后，一直未少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学似乎连汪精卫的书信都能发表，却始终容不下张爱玲的哪怕一点篇章，而张爱玲虽错，以汉奸称之，似乎也太有些过。对于张爱玲的错误，在那个一切价值观都被打破必须重新评价的年代来说，似乎可以用白玉有瑕来评判。我记得一个获过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也曾经支持过纳粹的民族优胜理论和德国的侵略战争。坦而言之，很多名人都犯过一些回忆起来非常懊悔的重大的错误。比如张抗抗、曹禹、陈独秀等等，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名人。　　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少年时期的鲁迅家境衰落的时候的遭遇，在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阴影，一生几乎都是在不断的对社会变革及身边人的怀疑与不信任中度过。同样，张爱玲特殊的经历也影响了她的性格和她的一生。到今天我们可以宽容的去看鲁迅，但是却无法宽容的去看张爱玲。很多那个时代的言俗小说今天早已经不能得到，而张的小说还仍然生存着，这说明她的小说里是有一些人性中永恒的东西。我对张爱玲悲凉的一生的态度，是同情的，宽容的。我希望大家也能用宽容的心，来看待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而不要把她推到对立面上去，使之永受历史不公正的裁决。

　　1．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2．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张爱玲小说中的"古典小说的根底"最为鲜明的表现又在于她作品中的"《红楼梦》风"，教材中以《金锁记》为例，说明作品中随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而她的《花凋》则被看作是"现代《葬花词》"，不仅作品的名字《花凋》直接来源于《红楼梦》中的《葬花词》，而且作品的主人公郑川嫦也被她直言不讳地称作"现代林黛玉"。我们还知道，她14岁时，就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在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就有许多人物和细节都有着明显的《红楼梦》的影响："她（睨儿）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惟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不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妩媚处。一见了薇龙，便抢步上前，接过皮箱，说道：'少奶成日惦念着呢，说您怎么还不来。今儿不巧有一大群客，'又附耳道……"

　　张爱玲小说中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在对张爱玲有影响的现代作家中，既有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张恨水，又有新文学作家中的实力派代表老舍，而这些作家的创作都是以"通俗化"为主要特征的。市俗化或通俗化既是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创作特点，也是作者自己的创作理想，在她的散文中，这种倾向和理想也许表现得更为鲜明。因此，也有人说："张爱玲的散文要和她的小说在一起读，方才有味。"反之亦然，她的小说也要和她的散文对照着读，才能有更多的趣味。张爱玲作品中的通俗化特点，也与她生活的环境和她自己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关系，她不仅像所有的上海小女人一样爱逛街爱吃零食，而且还酷爱看社会上流行的小报。对她一生影响最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香港，而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商业化最市民化的城市，当时的香港则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上海的翻版。在生活中，张爱玲始终没有成为她母亲所希望的淑女，但却按照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大都市里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张爱玲作品中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与她作品中"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既有重叠又不完全等同。她的传统的特点当然与"古典小说的根底"有关，与她从《红楼梦》等旧小说中那里得到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味有关，但又不仅仅如此。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包括那些受过洋教育的"新女性"）实际上或者说在本质上都是些"旧女性"，而最为典型的还在于她的"女人观"和她小说中创造的意象，都有许多传统的因素。她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走出了婚姻的城堡，而她创造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意象，则全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她的现代的特点，则主要在通俗的情调中加入了西方的文化因素。在教材中谈到了她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是从英文起步的情况，也谈到了她最初的写作生涯开始于为上海的西文报纸撰写剧评影评，后来自己也曾编写**剧本等情况，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她在现代都市与都市人的问题上与当时其他作家的不同看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化为背景的，当时的作家也大多是以传统的审美思想为艺术追求的，因此，现代都市的出现不但没有引起他们的欢呼，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抵御和批判，无论是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的京派作家，还是以"现代人"的身份看城市的海派作家，以及以"革命者"的角色看城市的左翼作家，现代都市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头"怪兽"，然而，在张爱玲眼里却截然不同。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是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的，她生城市长在城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而且又把当一个城市人作为自己的理想，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不仅写的是城市和城市人，而且到处都流露着她对城市文明的喜爱和赞美。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以悲剧收场，但这并不是城市的过错，相反，正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罪恶。

　　张爱玲小说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在教材中我们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主题、意象和象征都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所无法"拘限"的，因为她的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这对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但是，也可以说，张爱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她的"创新"与"袭旧"，而她自身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她的"创新"与"袭旧"。在创新方面，主要表现为"创新成果"的堆积，造成"文胜质"，在袭旧方面，则主要表现为被《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的光环和阴影所笼罩，使作品的真实性和结构平衡受到了影响。除此之外，限制张爱玲艺术上更大发展主要因素还有"题材的狭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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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慧蓉，笔名读红尘（沐馨），四川绵阳人。喜欢读书和随心涂鸦，用文字书写生活放飞心情。在文学的土地上踯躅而行吸取学习，相信心的荒原有文字的滋养总会驻守一片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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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爱玲与胡兰成爱情中不公平的角色

张爱玲的爱情与才情是并存的，一起异彩纷呈又一起沉寂凋零。

在她蜚声文坛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丘比特神箭射中了她，胡兰成走进了她的心里。尽管胡是人人口诛笔伐的汉奸，尽管胡比她大十多岁，但倾国倾城的貌和超凡脱俗的才情一样的具有杀伤力。才子才女相遇注定了一场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诞生，共同的文学爱好为他们架起了爱的鹊桥，字字珠玑的文字交流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张爱玲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她的初恋，也是此生她倾尽生命的一段情爱。

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这话一点不假，要不然张爱玲为啥“飞蛾扑火”般毅然的走向了胡兰成呢？面对胡兰成她这样说：“在你面前，我觉得自己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但我的心里是喜欢的，在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做什么都要专心的做得最好，为了爱情，她宁愿放下自己的高傲，去专心经营爱情。尽管她低到尘埃的爱情最后遭到胡兰成的亵渎，尽管上天也没有眷顾她对爱情的忠贞执着。

二、张爱玲作品中低到尘埃的爱情观

从张爱玲的小说里，也不难看出有她自己的影子。《第一炉香》里面的女主人公葛薇龙，身上就有对于爱情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决绝，那种“低到尘埃里”的爱情观与张爱玲似曾相识。

英国籍的纨绔子弟乔琪乔钟情于葛薇龙的青春与美丽，但他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他的乔家，曾经在香港富甲一方，如今却已是日落西山。乔琪很受葛薇龙姑母梁太太的青睐，但他既鄙视梁太太骄奢*逸的生活，又离不开这样的环境，他像一只寄生虫需要梁家花园污秽的土壤来滋养。

梁家花园鱼龙混杂，就像香港上流社会的一口大染缸，充斥着富足、舒适、奢靡、繁华。对于葛薇龙来说无疑是一个温柔的陷阱，葛薇龙掉进了姑母为她设计的陷阱之中，当薇龙觉醒的时候她已经无力自拔，她像中了鸦片烟瘾一般离不开梁家花园，尽管这里充斥的是腐朽不堪的味道。

薇龙不想如姑母那样堕落。于是决定经营一份自己的爱情乃至婚姻，她接受了乔琪乔对她的表白，他们恋爱了，但乔琪乔始终不提结婚的事情。用他的话说：“我没有婚姻自主权。我没有钱，又享惯了福，天生的是个招驸马的材料。”说白了他就是想做梁家花园的一只“寄居蟹”。

后来薇龙以极不平等的条件得到了乔琪乔的婚姻。薇龙要帮梁太太一起经营梁家花园，挣钱供乔琪乔挥霍；七八年后，薇龙人老珠黄不能挣钱养家了（薇龙从事的交际花职业），乔琪乔随时可以提出离婚。

用梁太太的话说：“到那时你要离婚还不容易，你们英国的法律离婚虽然难一些。但有一条是：只要抓住对方有犯奸就会无条件离婚。你真想离婚，要抓她的把柄有什么难的呢！”听起来都让人汗毛倒立，不禁要为葛薇龙在婚姻中的不平等叫屈了！

再来看葛薇龙与乔琪的一段对话，乔琪不忍地对薇龙说：“总有一天，你得承认我是一个多么可鄙的人。你会懊悔为我牺牲了许多！”薇龙笑道：“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

葛薇龙说给乔琪的话，与张爱玲说给胡兰成的话，何其相似。不难看出，张爱玲现实中低到尘埃里的爱情观在葛薇龙身上的重现。

张爱玲是一个兰心惠质，感觉敏锐，心理细腻的人。所以，她认识到的生命的美丽，故而她把生命比作了华美的袍，但同时又由于她敏锐的感觉，使得她是一个孤独的人，不长于交际，也使她认识到了世界的丑恶和生活的艰辛，而这些却又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事物。所以热爱生命就要正确的理解和经历那些艰辛和苦恼。

因此她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艺术

张洁

[摘要] 张爱玲作为一个从40年代就大红大紫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一直倍关注。她的作品被傅雷称为“我们文坛上最美的收获之一。”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在人性方面有深刻入微的挖掘，表现“压抑的悲哀”相当出色。更另笔者惊叹的是她的语言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她的奇巧的比喻，她的诡异的色彩运用，和她的文章里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与象征，构成了她精湛的语言技巧。使得她的小说魅力永存，历久长新。

[关键词] 张爱玲；语言；比喻；色彩；意象，象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用了四十多页的篇幅为张爱玲正名，到现在，港台旅美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成就摆在鲁迅、巴金、茅盾等现代名家“等高”的位置上，把她誉为“中国最优秀、最主要的作家之一”。[1] 傅雷先生在1933年所著的《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曾写到“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像张女士般有多方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绘画、音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章特别富丽动人）……”[2] 虽然在这里傅雷先生是在批评着新生的女作家张爱玲女士，但是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间接地肯定了张爱玲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才华。其小说的魅力，不只在于她以一支细致传神的笔精彩地描绘了殖民地香港和沦陷区上海独特的时代风情，也不只在于她那个时代，她执着于自己的世界，抒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而更多的在于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认知，以及她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悲剧美。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在人性方面有深刻入微的挖掘，表现“压抑的悲哀”相当出色，更令笔者惊叹的是她的语言特色，可称出神入化。自从张爱玲于1944年的小说集《传奇》问世之后，便震惊世人，其作品的艺术魅力，激荡人心，特别是她小说所独具的语言更是娴熟、精湛，富有创造力，让人难以忘怀。

一、对形象独特的比喻的偏好

张爱玲是一个有着与众不同个性的作家，她看似世俗，实则超凡脱俗，这一点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出来就是她对事物独树一帜的敏锐感受，最突出的便是她把这样体验独特的感受运用恰到好处，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比喻外化出来。在她的作品里，从不吝啬使用比喻，似乎万事万物皆可拿来做比喻，就连很多别人已经写过、写滥的事和物在她的笔下，也突然就与其他事物发生了联系，变成了绝妙的比喻，变成了她任意驱使表达爱憎的工具，就像她最经典的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让人禁不住一读三叹，拊掌称妙。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固体的手臂再白，却与液状的牛奶毫不相干，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只有一点“白”是相似的。写女人肌肤嫩白的比喻又何止千种万种，却从来没有人把这样的肌肤之白比作自己往外泼的牛奶。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张爱玲的话语止于此处，似乎只小小的比喻，略有点通感的意味，但是却于其中又蕴涵深幽绵远的暗示，这种暗示似无却有，把作者想说又不必说出、把读者能懂但又看不到的话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好像是张爱玲的不经意的一个眼神过来，就让读者随即体会了她在此细微的感觉，完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的交流。

张爱玲的话语不但是独特的，而且相较于其他作家而言，更近似于“恶毒”，许多通常人们以为美的事物、善的事物，在她的笔下都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有时让人读后瞠目结舌。似乎在她的世界里，白雪公主也有如狼外婆般丑陋的时候，但是正是这种“恶毒”的比喻，她的温和的话语更能一语中的，深刻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来。并且这样的比喻下，讽刺变得鲜明起来，幽默也将更加凸显。

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期间，她的表姊在上海去世了。听闻这个消息，张爱玲很是悲痛，后来便有了以这个表姊为原型的小说《花凋》。《花凋》里的主人公郑川嫦的父亲郑先生的原型也就是张爱玲的舅父。可是她终究没有给自己的亲人留一点情面：“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多么恐怖的字眼，就像上层人士不说粗话一样，风雅的文人也决计不会碰触这样的字眼——也许想都无法想到。可是张爱玲这样出人意料地一一写出来，似乎就再也没有比这更贴切的字眼了。郑先生的装腔作态，他的严重的不合适宜在张爱玲残酷的比喻下，一下子现出了原型。而正是这句话，为下文打好了伏笔。郑川嫦在有生之年没有长久幸福过，连死后还要被装点成为家庭的门面，全是因为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家庭。这就是张爱玲语言的魔力，仅用一个辛辣的讽刺比喻，就统一了整篇小说的背景，推动了所有情节的展开。

但是让比喻之间跳跃着幽默诙谐的音符，也是张爱玲语言的特点。在《花凋》里她也戏谑幽默：“郑太太对孩子说：‘新鞋上糊了这些泥？还不到门口的棕垫子上塌掉它！’那孩子只顾把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不肯走开，只吹了一声口哨，把家里养的大狗唤了来，将鞋在狗背上塌来塌去，刷去了泥污。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两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拦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敝旧的棕毛毯。”看小说看到此处的读者，虽然对于郑先生家的种种已经见惯不怪了，但是这里又突然冒出了一只可以擦鞋的狗，还是让他们不禁莞尔，书中阴沉的气氛也似乎有了亮点，郑家的一切我们也看得更加通透了。

在小说中把常见的意象和画面变得更加生动、活跃、更具风姿，生动地传递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共同神韵；把心中的丘壑附在形象的比喻中，用比喻更好地完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用比喻为情节造势，让读者在或惊异或放松的心态下慢慢地走进作者创造的故事中去。这，就是张爱玲的比喻，就是张爱玲的语言艺术。

二、对色彩语言的反义活用的热爱

张爱玲不仅仅是一个作家，正如傅雷先生所说，她具有多方面的才华，还可称得上是一个画家。她的作品就是由一幅幅的画组合而成，由一种种的色彩搭配而成，愉悦的场面她便给加上明快的颜色，压抑的场面她便给加上暗淡的色彩。张爱玲自己也在她的《天才梦》里写到：“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及其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秒’，‘splendour’,’melant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广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对于色彩，她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总不按常规出牌，不按常理用词，有着鲜明的“张爱玲”特质，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

《鸿鸾禧》里长着团白脸的已婚女人娄太太，不被家人尊重，孤独哀伤，借给未来媳妇做花鞋来解除忧虑。而新娘玉清出嫁前，竟然有一种“决绝的、悲凉的感觉”，结婚进行曲演奏时，‘半闭着眼睛的白色新娘像是复活的清晨还没有醒过来的尸首’。通常意义上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扮演的最美丽的角色，张爱玲却比之为令人作呕的毫无人色的尸首，从而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意义上的纯洁白色进行了创造性的恶意运用。在这白色尸首的映衬下，小说前面大量色彩铺垫便构成了一种无意义，一种反讽。除了“白”，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红”。《红玫瑰与白玫瑰》更多次写到红色。在振保与娇蕊一夜床第之欢后，张爱玲写到“昨天晚上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是虚写。另一次是实写，振保醒来后发现头发里有一弯剪下来的指甲，像小红月牙，那是娇蕊看到自己养的指甲划伤振保后剪下的。此处红色既是实写又是想象，既象征王娇蕊旺盛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情感，又有与振保偷情后的愉悦与不安。此后，张爱玲又将“红”与“白”做了一次无人能出其右的对比：“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色是蚊子血，给了人一种肮脏的感觉，是心口上的朱砂痣，却暗含了一种得不到的痛苦，由此，张爱玲又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红”的内涵。色彩本是一种没有生命的存在，而色彩语言经过作家心灵之光的辐射和审美观照后，就已凝聚了作家的独特个性与生命追求。

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生就是色彩，无数的人生就是由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色彩构成的，在她的心中，色彩就是人生，色彩里包容了一切她所看到、所知道、所倾诉的百态人生。对读者而言，色彩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而是她对语言出神入化的把握和摆布，是她对往事、对生活、对情感、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超越和诠释。她赋予色彩以生命，她用色彩表达了另一种情愫，也许这正是她的小说艺术产生了无穷美丽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她的小说百读不厌的原因所在。

三、对象征、意象美的执意追求

“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林，克赖！”——“电车”，这个名词曾经反复出现在张爱玲的文字里：“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似的，停在街心。”电车最初的意义只是一种穿行于城市的交通工具，一种载体。但在张爱玲的视野里，它逐渐升华为承载生命的容器。正是通过《封锁》的创作，张爱玲开始了对“电车”象征意义的发掘。“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电车突然不再在正常的轨道上像往常一样往前走了，那么溢出正常生活轨道之后人会出现一些怎样的问题呢？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开始鼓起勇气向身边的吴翠远说话了，只是聊聊，就开始了诉说，慢慢的，在电车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容器里，他开始掉进了自己织的网中，说着说着，忽然就觉得恋爱了，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 想到了他们的结合会牺牲了她的前程。可是终究，“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电车载着吕宗桢回到了家里，而电车上那个女人的脸已经开始模糊，残存的印象只有自己说过的一些话。” 《封锁》中讨论的是一个常态空间中人的非常态欲望。——张爱玲觉得人的欲望能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得到生长。以现实中的一次封锁给予人性真正自由的一个机会，电车象征了真正的人性世界。象征是张爱玲惯用的手法，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写小说不可太直白，否则就如凉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在她的小说里，象征之物随处可见，象征在作品里代替她又成了她与读者交流的工具。

在小说中，张爱玲还频繁灵活运用各种意象，让人和偶像在特定的条件下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产生出新的本质已发生改变的新形象，完成了她故事叙述过程中作者的生命感悟的诗意表述。成功地使用意象的例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俯拾皆是，可以说，现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出其他任何作家像她这样在小说中运用如此繁多的意象，意象在她的小说中功用很多，如增强故事的生动性与画面感，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传达人物特定的心里状态等等。这些意象都是人所习见的物象，符合日常的经验，符合规定情景，并没有奇情异趣和夸张变形，每一笔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写实，然而由于她能够在意象营造上别出心裁，融入人物的主观感受及她对生命的感悟，使原本无生命的景物仿佛有了生命，获得了超越本体的象征意义，令读者能在这些习见事物构成的意象中感悟到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些大量散布在故事进程中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丰富了小说的意蕴，同时又将小说的题旨传达得更为含蓄、隽永，从而也使小说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

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薇龙在真正进入了梁宅的生活之前，作者用意象表现了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对这个环境的感受和体验。第一次是在白天，太阳下的景物显得清晰悦目，“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围绕着矮矮的白石福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薇龙心中怀着的一点希望是她人生中的一个亮点；第二次是薇龙下山时回望梁宅，“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红边的窗棂，绿玻璃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玻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感到一切像梦幻般不够真实，“皇陵”一词也暗示了梁宅是以年轻女孩子的青春为殉葬品的富贵繁华地；她再次看到梁宅是在有雾的晚上，“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梁宅那白房子黏捻地融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的，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渐渐地冰块也化成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的灯光也消失了。”这栋隐在浓浓的雾气后面的宅第象征了薇龙飘渺不定的未来。在这几个极富画面感的意象中，不仅投射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里状态和主观感受，而且隐含着对人物不幸命运的预示。同时，作者的人生感悟也不失时机地在此逸出，一切繁华热闹都是过眼烟云，就像那只“乱山中凭空擎出的金漆托盘，”有着荒凉的背景。时代的毁灭感，生命的无常感，文明的脆弱性……这一切都使人生中可感的事物会像云雾一般消散，再美好的生命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迈进历史的坟墓。

类似这样的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真是多如繁星，不胜枚举。应该说，正是这样的象征和意象使张爱玲的小说魅力永存，历久长新。

“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2]但是傅雷先生的这句话也确实说出了张爱玲在其小说创作中，她的语言艺术所起到的作用。勿庸置疑，张爱玲精湛的语言技巧也是她的小说永远吸引着读者的原因。她的诡异的色彩运用和她的小说里反复出现的各种比喻象征和意象，给她的小说印上了“张爱玲”的防伪标记。张爱玲在中国文坛划破长空的出现，不但丰富了文学艺术语言的宝库，为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提供了一个范本，也给她以后的作家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9出版（12）

2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出版（87，94）